在西双版纳有许多所谓的民俗风情村。比如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就有一个爱伲部落。游客进入村寨以后，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少女将游人热情地迎进二层竹楼，参观其民居。一名女子稍作介绍，一摆手，进来好几位女孩，不由分说把一个小葫芦样的幸运符戴到男士的脖子上，然后让你一起参加所谓的抢亲游戏。“婚礼”的一个重头戏，是“送入洞房”。不要以为洞房里真有那好事，可怜的、无辜的 “新郎”都在那乖乖交钱呢。进了洞房，女孩就伸手向你要做嫁妆的钱。
主婚人会说，爱伲姑娘给你戴幸运符的时候，如果你接受了，那就表示同意这门亲事了，如果反悔，就要把你在村口的大树上倒挂三天，还要给他们干三年苦力。游客稀里糊涂就被强拉入 “洞房” ，不把钱给够甭想出 “洞房” 。忍痛掏大洋把自己给赎回来吧，少则五六十，多则上百元。如果掏的是整的，这里的规矩是概不找零。如今民俗风情却往往成了民俗陷阱。从西双版纳回来的男女游客，大多有这样一个教训，那就是： “洞房不是随便进的”。
2、九寨沟：牛肉卖出天价钱
九寨沟的门票是明码标价地贵。正规的九寨沟门票为220元，另加车票90元，合计310元。黄龙门票200元，藏羌歌舞会180元。门票花了高价钱，可不要以为就不挨宰了。在尕尔纳山的一块平地上有个纪念碑，游客一下车，牵着马和牦牛的当地人就纷纷围了上来， “骑马照相只收5元”，可是你照完相后，马上涨到了30元。九寨沟卖的牦牛肉和烤全羊，更是宰你就像宰牛羊。导游很热衷 带你去免费尝牦牛肉。你免费品尝，会有人笑你没钱，贪便宜，还有人劝你买回去送朋友。
总之，你很不小心就慷慨掏钱了。但很快你就会后悔不已，同样的牛肉，在成都只要22元一斤，在九寨沟你却要花88元。树正寨的藏族特色商品，却大多产自外地：牦牛皮马甲是猪皮做的，产地浙江海宁。还有牦牛毛披肩围巾， 都是化纤的，产地浙江义乌。天珠项链什么的，只要带着天珠的，都是玻璃的。批发价格约两三元，都是从义乌进的货。像藏银手镯、藏银项链、藏银酒壶，只要带着藏银的，不是铁做的，就是铜的。只要佩戴上一个星期，保管藏银变 “藏金”，还原了铜铁面目。
3、峨眉山：烧香就是烧钱
还在去峨眉山的路上，游客就会被导游上一堂课：在座各位都是有缘人，正好赶上峨眉山开光大典，这可是很难得的，上次开光大典还是2000年呢，这次还有三天就结束了，各位有缘人可以去开平安光，不收钱，是随喜功德。这可真是有缘啊。可是用什么开光呢， 那就得请佛和观音坠子。导游又发话了：各位可以去四川佛教协会某某佛善堂请佛，那里的收入都是捐给佛教协会的。既可以保平安，又可以做善事。一进门，导购小姐特热情：只要500元就能请一尊佛。
你瞪大眼睛看，最便宜的也要80元一尊，还没小拇指盖大。全家都请，那得2000多元。到了寺里，想开光的先请炷香，平安香60元一炷，全家福香190元。有人端着相机要帮你照请香照，15元一张， 90元一套。开光了，进到前殿看到几个人，才开口说了句大师，就有人说一人50元。交了钱， “大师”说到里面跪着等，进去一看， 大堂里全跪成一排一排的。等到腿都麻了，有个和尚进来，端了个杯子嘴里念念有词，然后在每个人请的佛上洒了两滴水。ok，开光完毕。回家一算，这免费的开光，不知不觉开去了七八百元，原来 “佛”也不善啊。
4、布达拉宫：门票飙涨
涨价就像一场瘟疫。在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开通之前，拉萨的宾馆就纷纷开始了大幅涨价行动，在这个物价高出内地近一倍的西藏首府，不是用传说中的哈达和青稞酒，而是以先 “宰一刀”的方式来迎接远方的客人。不说酒店宾馆价格的成倍提升，就是车站外面乱七八糟挤堆的出租车，司机开价就是60元，而原来正常的价格是30块。想大赚一笔的不仅仅是拉萨的宾馆，在首批乘火车进藏游客还没完全卸下风尘的时候，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就将布达拉宫旺季的门票价格，从100元提高到了300元。
布达拉宫的游客绝大多数都来自西藏以外，作为汉藏两族人民友好的象征，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布达拉宫无疑是西藏旅游业中最璀璨的明珠。对于前往西藏的游客来说，没到布达拉宫就相当于没去过西藏。好不容易到了拉萨，谁会为了200元钱就放弃参观？布达拉宫的门票早就实行限额 ，每天只卖2300张票。
但将门票价格由100元增加到300元，每天2300人的参观人数并未减少，其“保护”从何谈起呢？还有，布达拉宫的殿堂内按规定是不准拍照的，但只要交一笔钱，就能拍了；交更多的钱，就能用闪光灯对着佛像拍个够。是不是交了钱，文物就不受损害啦？
5、崂山：道士的麻衣诓术
崂山在人们的印象中，是和蓬莱仙境连在一起的：山上的道士个个道行高明，蒲松龄笔下崂山穿墙术，留下的那堵穿洞断墙就是明证 。崂山道士的穿墙术终究难以考证，而忽悠人的功夫却实在了得。在崂山，解说兼导游会神秘地告诉你 “有个地方，你们还没去过。”说着，就会把你带进庙宇的一间屋子，七八个 “道士”像迎祖师爷一样，围着你，说这位红光满面有财运，如果你要了他几个字，就得退点财了。
道长会带你进入旁边一间 “办公室”，先掏出他的证件给你看，告诉你他是多少多少代传人、和施主你很有缘云云。然后开始看你的手相。事罢，当你满怀感激，准备告退时，道长却掏出了个本本，轻描淡写说：随意捐点香火钱。本来你早准备几十元钱来捐的，可是一翻开道长的本子，上面却赫然写着捐者的姓名和钱款：xxx，籍贯xxx，3900元；xxx，籍贯xxx，2000……捐款数目没有小于1000元的。不捐？道长不高兴，后果很严重。于是你瞬间 “悟道”：破财除灾，这才是万变不离的真理。
6、吐鲁番葡萄沟：葡萄变味了
“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尔勒的香梨人人夸”。吐鲁番葡萄沟内绿树成荫，葡萄架成片。终日流淌的天山雪水滋润，最诱人的当然是挂满枝头的葡萄，晶莹如珍珠，鲜艳似玛瑙，令人垂涎欲滴。在葡萄沟，卖葡萄的摊点上摆满了各种葡萄，金黄色、紫色的、褐色的 琳琅满目，大的如一节小手指，小的如大米粒，名字也是很古怪的，有叫女人红的，有叫男人红的，有的号称治高血压的，有的号称治风湿的，看得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葡萄沟的农家大都有葡萄可买，可这里最便宜的，也要50元一斤，贵的七八十元。到了乌鲁木齐 ，你会发现最贵的也就30多元一斤。去葡萄沟吃饭，你又进 “沟”了，老板娘把菜单递上来，菜贵得离谱，一碗素抓饭要15元，一份羊肉120元，炒青菜都在二三十元左右。你抱怨太贵了，老板娘还会振振有辞：我们是4A景区，价格相当于五星级酒店的消费。
7、西安：假古董乱真
到了西安，你可得当心。西安的一些地方，往往只能动眼，不能动手。西安遍地古董、玉器、兵马俑纪念品、西周刀币、北洋大头镲来到这里，游客总要带些 “古董”回去。但西安的古董伪造术以假弄真，专家都说绝了。西安有条著名的古玩一条街--化觉巷，小巷子 里布满卖古玩的小店铺、鼻烟壶、玉器、化妆盒、老锁、瓷器、头饰，应有尽有，但这些大都是伪造的赝品。
在西安路边摊点购物时，更要千万小心。一些不良小贩专门把货物摆成三角形，只要你一拿，东西就倒，而摆在下边的东西多是他提前安排好，已经坏了的。于是， 小贩会告诉你这是多么值钱的古董，不花上几百元是不行的。西安火车站广场对面的一条街，假货很普遍，而且一些商店，店主会暗设机关，放上一柄很漂亮的刀或者剑，只要你一伸手去拿，所谓的玉镯、紫砂壶之类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摔下来。这样，一个价值两元的玻璃“玉镯，就会向你敲诈一两百元。
8、大理： “老乡”
云南以产玉出名，又靠近玉石王国缅甸。来丽江的游客，多会购买玉石，但通常挨了宰还蒙在鼓里。在云南大理和丽江等地，普遍存 在着“认老乡”的销售方式，即与游客攀亲，冒称老乡，以拉近双方距离，最后骗取游客购买珠宝。这些珠宝往往以次充好，假货居多。 精品区标价好几万的珠宝首饰，经鉴定，通常是20~30元的地摊假货。在购货时，讲解员不经意间，会惊讶地说，我们老板和你们是同乡。随后，老板出场，关切地询问家乡的某某地，再介绍起自己几千万的生意规模。
“老板”还会坦诚地自报家丑，自报珠宝业经营内幕，说出自己经营的珠宝商品有着几十倍的利润，用苦肉计增加对方信任。最后，老板必定豪气大发，以成本价即标价几十分之一的价格限量，向老乡出售一两套珍贵首饰。认老乡这一招往往见效，许多道行很深的游客也会掉坑里。
9、阳朔：温情背后的狰狞
阳朔是驴子的天堂，但有不少驴子就栽在天堂的 “花架”下。阳朔的娱乐城不少，最是吸引寻求艳遇的游客。但娱乐城不少暗藏杀机 ，其手法通常是，联合一些社会上的黑导游和一些出租车司机，以廉价消费为诱饵，拉游客来娱乐场所消费，然后由陪侍小姐索要 “特饮”。结帐的时候，游客才发现，娱乐城使用的是两份标价不同的 “鸳鸯”价目表，结帐的价目表中所谓的 “特饮”价格高得惊人。
“特饮” 其实就是雪碧和可乐等饮料互相调在一起，几毛钱的一杯成本，卖给客人就是一二百元。还有特服费，少则600-800元，多则几千，交不了钱，是脱不了身的。
10、坝上：骑马容易下马难
蓝天白云，乌兰公河清澈如镜，一碧万顷的草原，漫山遍野的野花散发着阵阵芳香，这就是坝上迷人的风光。每个周末开车来这里游玩的人很多。半路上，通常会有许多当地人来拉客，以低价位吸引外地游客，但这些旅馆大都条件极差且没有营业执照，经常发生安全问题。在坝上开车要特别小心，许多地方被圈起来，开车沿土路进入某地区，可能会有人钻出来说这里不能进，得收钱，一不小心就遭敲诈 。
骑马是坝上最吸引游客的项目，收费当然不低。红山第三军马场附近的经营户特别会坑游客。刚到那，游客还没摸到马，就给你计算起时间，等你上得马，计时已经10分钟了。马的主人牵着马慢悠悠走,除非游客骑1小时马，付1.5小时的钱，他才会勉强让马跑几步 。说好40元/小时的费用，可这马一骑上就难下了，由不得你，当地人会拉着马胡乱绕上半天再回到起点，动辄耗上两三个小时。索要几百元的牵马费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11、泰山：山上山下“好汉” 多
泰山五岳独尊，自然景色威严、壮观，人文历史厚重，它承载了中华五千历史的精华，是中华文化的象征。当年，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现在，泰山人也是傲视天下。游客在泰山上，你得小心翼翼，不时要为你拍照付出代价：拿钱。
稍有辩解或不满，便是对泰山的不敬 ，轻则招来责骂威胁，重则招来泰山人群体的 “拳脚礼遇”，游客被打伤的事件不断发生。本人的感受是泰山下供游客住宿的黑店很多， 稍有不慎，就会被宰，如果争执起来，泰山人会很生气，后果会很严重。
12、三亚：无赖的天堂
三亚的无赖因互联网而 “臭名远扬”。小商小贩强买强卖，群殴游客的事件被互联网曝光，闹得沸沸扬扬，整个事件让我们看到，如果没有景区内部人的纵容，小贩们决不会如此霸道，简直就是黑社会做派。山西政协副主席吕日周游三亚被宰不说，还差点被打，忿而给海南省领导投书。这些事件让三亚市的领导很没有面子，于是开始了强力整治，抓了打人的小贩，撤了景区领导的职务。
但深层问题不是管理问题，而是理念问题，干部素质问题。理念不转变，干部素质不提高，管理不会有质的改观。总之，何时不再被当成 “可以任意割的肉”，是广大游客现实的期盼；而何时能成为 “来送钱的财神”，则是广大游客共同的理想，这也是中国旅游经济和景区管理上档次的唯一标志！
13、少林寺：烧香等同打劫
少林寺大雄宝殿前面的香龛里，最细的一柱香比胳膊粗，最粗的一柱香比碗口粗，长都在一米二左右，一看就不是烧香，是烧钱，佛门烧香，只是一个礼节和规矩，以清香味的醇或淡、好或坏有一些要求，但不是粗越好、越长越好，过去的佛门没有碗口粗的香可以烧， 想烧也造不出来啊。明明知道这里的佛界已经蒙上了一层铜臭味，我还是忍不住凑了过去，以为百来十块也能请到一柱佛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少林寺大雄宝殿前面的香龛旁边，端坐三个穿袈裟的和尚，请香的客人过来，他们先不告诉你价格和规矩，而是请你在签名簿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游客并不知道签名簿是一个陷阱，可能有人还误以为那是少林寺对香客们的尊重，糊里糊涂的就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去，这一签，你就中了圈套。
签完名，和尚告诉你，凡签了名的香客，释永信法师都会亲自诵经念佛，为你消灾，等等。然后指着粗细不一、华丽不一，但都金光灿灿的香问你：施主，你请哪一柱香？因为前面说了释永信法师替你念经消灾的话，好面子的游客一般都会选择粗的、华丽的高香，等到他们把香递到你手上，才告诉你说，这柱香是六千块钱。
那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了，名字已经签上去不说，香都拿到手里，周边又围着看客，面前又供着大佛，人在这个时候一般都会咽着苦水把钱掏出来。好在我前面有一个请香的人，让我看明白了这个过程，才没有上这一当。
香龛里面的高香，最便宜的六百，最贵的六千，那个游客选择的是最粗的一柱香，他听到六千块钱的时候，脸刷的一下就白了，僵在那里。他老婆跟在后面，脸吊的更长，拉着男人的袖口要走，和尚说，施主，你已经签过名了。男人哭丧着脸，央求老婆，说，算了，六千就六千吧，心诚则灵，破财消灾嘛。
看完这一幕，我转身走开，六千块钱一柱香，别说我烧不起，烧得起也不会烧，哪里是烧香啊，明明白白的在佛祖面前骗人敛财嘛。我想，这个社会什么样的人都有，可能有人专门就是奔着六千块钱的香火来的，有不在意烧钱的人。如果少林寺不搞欺诈，你完全可以在香龛前面摆一块牌子，明码标价，愿者上钩。
但他们没有，三个和尚坐在那里，干得勾当无异于骗人。但仍然没有逃过这一劫。转到最后面一个殿的时候，我看见殿门是开着的，有人在那里磕头烧香。我以为这里烧香可能不要香火钱， 往供养箱里塞点钱就行了吧。
于是钱点了一柱香，爬下磕了三个头，还没有爬起来，一位穿灰布袈沙的和尚走过来，双掌合什，念了一声阿弥陀佛。他说，这里是磕头许愿的地方，让我过去签个香袋。这时候才意识到，上当了，但头已经磕完，总不能跑吧？
于是跟着和尚到他的木鱼前面，他拿出一个香袋，有六句诗，每一句诗的起头都是一个数字，说让我选择一个数字，每个数字代表一百天，他们会在佛里为签了名的人诵经，请菩萨保佑香客完成心愿。我还算是个聪明人，知道那些数字背后肯定有圈套，就选了最小的一个数字 “六” ，果然，我画完勾，和尚又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说诵经一天要掏一块钱，我选择的是六百天，要交六百块钱。我什么话都没说，明明白白的上了一当，说什么呢？拿出六百块钱放到桌子上，转身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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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做对了什么？
——在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的发言
周其仁
经济观察报 2008年7月28日
星期一
本来我为会议准备的是另一篇论文。可是，6月3日科斯（R. Coase）教授的助手来信转述了以下意见：“他认为如果没有一篇关于邓小平的论文，这次研讨会将是不完美的”。来信还说，“你可能是提供这样一篇论文最合适的人选”。这当然不是我可以承受的荣耀。不过，我倒愿意说明，为什么自己愿意冒着不自量力的风险，也要尝试着完成已经97岁高龄的科斯——这次研讨会的发起人和主持者——指定要求完成的任务。
第一次看到科斯的名字，是在一本小书上。那是1985年夏天，北京四通公司的一位朋友悄悄给了我两本小书。翻开一看，是张五常著的《中国的前途》和《再论中国的前途》，由香港信报出版。但落在我手上的这两本，却显然是盗印的：开面很小，纸质奇差，有照相翻拍的明显痕迹；封皮上没有字，里面印有“内部读物”的字样。
不知道谁是张五常。可是翻开他的书，就不能放下。在《中国的前途》的第148页，五常这样介绍：“高斯对经济制度运作理解的深入，前无古人，且对中国的经济前途深表关怀”。书中提到了科斯的两篇大文，用产权（property rights）与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的概念阐释了制度和制度变迁的理论。那时我自己对市场交易没有多少感受，因此对“交易费用”不甚了了，特别是对把交易费用似乎假设为零的“科斯定理”，感到有理解方面的困难。但是，对于“产权界定（delineation of rights）”，却立刻觉得它有非凡的解释力。
为什么独对产权界定别有感悟？容我交代一点背景。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到北京读大学的。此前，我没有机会上过高中，不过是1966年的一个初中生毕业生，经历了三年停课文革后于1968年上山下乡。等我拿到入大学通知书的时候，已在邻近俄罗斯的边陲之地上山下乡十年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邓小平时代的第一页，就是他于1977年8月做出的恢复高考的决定。这一页改变了我们一代人的命运。
1978年十月后的北京，是中国伟大变革的漩涡中心。我们为重新获得读书机会而奋发学习。不过在那时的北京城，似乎也摆不下一张完全平静的书桌。我们到西单看过大字报，传阅过当时一切可得的有关日本、美国、欧洲、香港、韩国、新加坡现代化情况的报道，也聚在一起收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闻公报，以及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著名谈话。站在那个中国开放时代的端口，为了消化大量扑面而来的新鲜信息，我们在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里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
不过，最打动我们的，还是在一个聚会上听到的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消息。那是亲到现场调查的人带回的第一手报告：大旱天气增加的饥荒威胁，逼得农民悄悄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结果，粮食大幅增产，但“包产到户”却不合法，农民只在底下秘密推进。这个故事让我们兴奋。在贫困好像与生俱来、无可更改的中国农村，原来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径！我们的困惑是：为什么被实践证明可以促进生产、解决农民温饱的生产方式，却得不到“上层建筑”的合法承认呢？
1980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自发成立一个农村研究小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由于全部有过上山下乡的亲身经历、其中还有几位本人就是农民出身，大家志同道合，心甘情愿地重新走进农村和农民的生活，观察、询问、调查、分析、研究和辩论，提升了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水平。机缘巧合，这群“北京小子”的工作，得到了杜润生先生等前辈中国农民问题顶级专家的欣赏、指点和支持，把我们带入改革政策的制定过程。其中个人最离奇的经历，就是身为一个非党人士，也参加了8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改革几个政策文件的准备、起草、修订、成文的全过程——按规矩，这些党内文件一旦下发，是不可以让我这样的党外人士阅读的！仿佛在不经意之间，我们见证了历史：对于8亿中国农民来说，包产到户才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伟大活剧的第一幕。
一、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
包产到户并不是“新生事物”。调查表明，早在1956年下半年，浙江永嘉县就出现了包产到户——刚被卷入高级社的农民发现“大锅饭”带来出工不出力的消极倾向，就把集体土地划分到农户，以此约束集体成员努力劳动。后来我结识当年主政那个地方的县委书记李云河，他因赞成包产到户而被革职、遣返老家务农长达21年之久！1959－1961年间，包产到户出现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所有省份，其中仅安徽一地就蔓延到全省40％的生产队，农民把能够有效抵抗饥荒的责任田称为“救命田”。问题来了：既然包产到户不是邓小平主政中国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更不是邓小平自上而下“发明”或推行的一种土地制度，为什么要把农村包产到户改革看成邓小平伟大戏剧的第一慕？
答案要从包产到户本身寻找。“包产到户”的学名是“家庭承包责任制”（household contracted responsibility system）。在这套制度下，集体的土地分给农户，以农户承担一定的责任为前提。在开始的时候，农户的责任通常联系着“产量”——以相应土地面积的常年平均产量为基线，农户承诺将交多少给国家、多少给集体，以此交换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很明白，这是一个“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对生产积极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承包到户的土地，并没有改变“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它们还是公有的，只不过按照约定的条件交给农户使用而已。
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发明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也证明了这套办法能够有效地增加产量、抵御饥荒。但是，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并不能决定包产到户能不能得到合法的承认。这是苏式中央集权体制的一个派生物：任何经济组织、生产方式的变动，都被看成事关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的大事、因而都必须由最高权力当局决定。在中国，从“三条驴腿的合作社”到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组成的超级人民公社，从要不要办集体食堂到可不可以由社员私养集体的母猪，一切皆由中央和中央主席定夺。可是，毛主席对集体土地承包给农户经营的办法抱有很深的成见。有记录说，虽然严重的饥荒也曾逼迫主席默许包产到户，但只要“权宜之计”产生了效果，经济情况有所改善，他老人家就一定高举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旗予以无情打击。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包产到户屡起屡背。
自发的合约得不到法律承认和保护，对当事人的预期和行为就有不利的影响。我们看到，自发的包产到户固然可以让农民尝到增产和温饱的甜头，但此种好处究竟能不能持续？未来继续承包的条件有什么改变？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承包模式又可能被批判？——所有这些疑虑都影响着农户的生产和投资（农地保护和改良）决策。这是来自合约本身性质的一个实质性的困难：作为有待兑现的一组承诺，不稳定的预期无可避免地要增加合约的履行成本。
邓小平的贡献，是把国家政策的方向，转向了对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合约提供合法承认与保护。这并不是这位伟大政治家一时心血来潮的杰作。据杜润生回忆，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见杜润生回忆录，第332页）。这说明，邓小平早就明白“合法承认”对特定生产关系（产权与合约）的意义。当历史把他推上了执政地位之后，邓小平就用“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农民和基层创造的家庭承包责任制。
在邓小平路线下，农民家庭承包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家庭承包制由落后边远地区扩展到发达地区农村、进而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农村生产队；土地承包的期限由一年、三年、十五年、三十年扩展为“长期不变”；合约的责任从联系产量开始，逐步演变为联系土地资产。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不断得到更高规格的合法承认：从基层的秘密存在，到地方政府的承认，到中共中央政策文件的肯定。最后，2002年，中国的人大通过了《农地承包法》，确立了农户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按照这部法律，全部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都长期承包给了农户；“集体”仍是农地在法律上的所有者，但其全部经济职能就是到期把所有农地发包给农民。随着承包户拥有续订合约的优先权，“长期不变就是永远不变”。
中国人创造的这个经验，让我们想起了科斯在1959年提出的一个命题：“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中译见《生产的制度结构》，第73页）。我们可以说，产权界定也是合约的前提——要不是双方或多方各自拥有清楚的资源产权，他们之间怎么可能达成任何一个合约？可是，中国的实践却提醒人们：恰恰是承包合约才界定出清楚的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因为在订立承包合约之前，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户究竟对集体土地拥有何种权利，通常是模糊不清的。这是不是说，农户的产权反而是经由合约才得到界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可以得出一个新的结论：合约缔结与产权界定根本就是不能分开的同一回事。
合约可以经由再合约（re-contracted）得到调整，而经由合约不断界定的产权也就可以不断进一步明确其经济含义、并逐步提升产权的“强度”。我们在中国看得清楚，后来被列入宪法保护范围的私人财产权利，最初就是从城乡公有经济的承包合约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私人承包获得的公有资源在约定条件下排他的专用权，不是私产又是什么？按照承包合约，超出约定产量的部分一般归承包人所有，这难道不正在创造更完备的私产吗？随着承包私产和超越承包形成的私产不断由少增多、由弱变强，公有制成员不断扩大对外缔结合约的范围，循序渐进地积累起更多的私产，也进入更丰富多样的市场合约网络。这套经由合约界定出清晰产权的办法，从农业扩展到非农业、进而扩展到城市，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
来芝加哥参加这次会议的时候，正是中国春小麦的收割季节。此刻在华北农村的田野上，有一副壮观的画面：成千上万台拖拉机和收割机，顺着庄稼成熟的路线跨村庄、跨市县、跨省份移动。这些拖拉机和收割设备，有私人的，有多个私人拥有并集合到一个合作社或一个股份公司的，也有“公司”承包给私人经营的。他们作业的范围，早就超越了一个个“集体”的狭小范围，惟有一个复杂的市场合约网，才把他们与数目更加巨大的农户、合作社、公司制农场的收割服务需求连到了一起。甚至政府也参加了进来，一道道紧急颁布的命令，不但要求沿途高速公路对这些农机分文不取，而且要求提供良好的服务。这是经历了30年改革的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产权与合约构成了所有活跃的生产活动的制度基础。
邓小平本人不一定看到过“产权界定”的理论表达。可是，邓的改革之道就是坚持产权界定并寸步不移。这套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一直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批评。一种批评说，邓的改革逾越了“一大二公”经济的最后边界，因而背离了经典社会主义。这个批评忽略了继续维系一个不断支付昂贵的组织成本的体制的巨大代价，这一点，人们通过比较改革的中国与拒不改革的那些国家经济表现上的显著差别，就可以获得深刻印象。另一种批评认为，基于承包合约的产权改革远不如“全盘私有化”来得彻底和过瘾。这种批评则看轻了制度变迁所要付出的代价：只要过时的观念和既得利益缠住了相当多的人群，任何“激进和彻底的改革”在实际上寸步难行。甚至，制度选择的“最终目标”也受制于交易费用的状况。例如，这次我们大家到芝大开会，都要借助属于芝加哥市政的“公共通道”。为什么不把天下所有的“公路”都彻底化为“私路”呢？答案是费用。每人一条专用的道路显然太过昂贵，于是社会退而求其次，在保留“公路”的同时约束人们的行路规范。
邓小平不为任何批评所动。他始终坚持一点，无论如何也要容许中国人在实际的约束条件下从事制度和组织选择的探索和试验。任何产权、组织或合约形式，只要被证明可以促进生产的增加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邓小平就乐意运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动员国家机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标题下为之提供合法承认。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套非常实用主义的策略。但是，有了科斯以来经济学的进展，我发现在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里，包含着具有很高普适性的道理，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
二、把企业家请回中国
2006年，我访问了浙江东部台州市松门镇的一家民营公司。创办人叫江桂兰，是位农家女，中学毕业后打工10年，1991年靠私人借贷来的20万元，办起了这家塑料制品厂。四年后，江桂兰在广交会上向别人转租来的六分之一展台上，与外商签订了第一个出口合同。又过了十年，江的公司已成为肯德基全球用餐具的主要供货商。等我到访的时候，江的公司有1000多名工人，每年出口600个集装箱制成品。
江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非常平常。比起华为的任正非、阿里巴巴的马云、吉利汽车的李书福、蒙牛的牛根生以及其他大牌明星般的民营公司老总，江桂兰过于普通了。不过，要是在改革前，江的公司就是比现在小一百倍也容易“举世知名”——在那个时代，任何“自由雇佣”工人的企业，绝对都有机会作为“资本主义的典型”而登上政治新闻的榜首！同样是私人办公司，从被看作“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到被戴上“民营企业家创业”的挂冠，满打满算也只不过30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当然要提到来自实际经济生活的压力。一方面，在“短缺经济”下商品和服务的长期匮乏，满足不了城乡居民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单一公有制经济又容纳不了日益增长的就业要求，特别是不能吸纳包产到户改革后释放出来的巨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两方面压力的汇集，逼迫中国以更灵活的方式组织经济。
于是，在单一的公有制制经济的身边，出现了野草般顽强成长的“个体户”。当年北京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回城的下乡知青在路旁摆摊出售“大碗茶”。他们自我雇佣或利用家人劳力，靠私下筹集的小资本捕捉种种市场机会。一些个体户取得了成功，而日益扩展的市场要求他们进一步扩大生意的规模。结果，“个体户”开始越出了“家庭劳力加二、三个帮手”的规模，向着雇佣更多工人的“私人企业”方向演变。挑战来了：社会主义中国怎么可以容许“资本主义剥削”的复辟？
对传统思维而言，私人拥有生产资料，自由雇佣、特别是雇佣工人超过7人以上的企业，当然就是“资本主义剥削”，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这条马克思和前苏联模式划下的这条铁的界线，中国自1956年完成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也再也没有逾越过。现在，改革突破了传统戒条，是不是“走资”的疑虑笼罩中国。
同时高举改革开放与坚持社会主义两面旗帜的邓小平，抓住了一颗瓜子破解难题。80年代初，安徽芜湖个体户年广久炒卖的“傻子瓜子”受到市场追捧，生意迅速扩张。1981年9月，年氏父子三人从雇4个帮手开始，两年内发展成一个年营业额720万元、雇工140人的私人企业。“傻子”当上了老板，争议也从芜湖一路到了北京。如何定夺小小一颗瓜子里面的大是大非？
我当时供职的农村政策研究机构是杜润生领导的，他组织了关于“傻子瓜子”来龙去脉的调查，并把有关材料报到了邓小平的案头。记得当时传回来的小平指示，斩钉截铁就是“不要动他”四个大字！其中，最了得的还是那个“动”字，因为这一个字就包含了“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制手段给予取缔和打击”的全部意思。既然历史经验显示过去那套做法效果不佳，小平的意思就是多看看、多试试，再也不准用专政手段对待像年广久这样的民营企业家。
邓小平的办法就是允许实践、并从实际出发来观察和分析。冷眼看“傻子瓜子”，并不难厘清其中的是非曲直：年广久雇佣的140名工人，原本都得不到国有公司的工作机会；年广久付给工人的薪水，不低于当地国有工厂的给付水平；这些工人原本或失业，或从事其他工作但收益还不如给年广久打工。更重要的是，“傻子瓜子”的市场成功，刺激了更多的瓜子供给——老板与老板的市场竞争加剧了，不但是顾客的福音，更是工人的福音！可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公案又作何处理？
没有人指出，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是交易费用为零。马克思在理论上坚持，当资本在“流通领域”雇佣劳力时，双方交易遵循的是等价原则。在这里，一切商品包括劳力商品的价格等于价值，因此就排除了资本对劳力的剥削。奥秘发生在其后：当资本家带着雇来的工人进入工厂的大门以后，通过组织、指挥、命令工人生产出高于其劳力价值的产品；最后，企业主带着这些产品回到商品流通领域，再次通过等价交换而完成剩余价值的实现。
很明白，在上述各个环节，都没有交易费用这回事。不是吗？资本家似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顾客及其需求的各种细节，从而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资本家也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待雇的劳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从而决定以什么价格、什么合约形式雇多少要素；资本家甚至无需付出监督和管理的努力，就可以使团队产品自动大于团队成员个人产品的算术之和。在这个前提下——也仅仅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当然同意马克思的意见：“剩余价值”不但是“多余”的，而且还带有道义上不公正的剥削性质。
问题是，真实世界里的交易费用绝不为零。一般如商品和服务的买家与卖家，特殊如资本家与工人，他们之间在市场上的互相发现、订约和履约，都要付出昂贵的费用。交易费用不为零，就既不存在自动的“等价交换”，也不存在不需要经营、监督和管理的经济组织。从这点看，发现市场、协调供求、组织生产等项职能，绝不是“多余的”。资本家们获取的报酬，部分是投资于企业的财务资本的利息，部分是作为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服务回报。至于这些收入的水平高低，是由市场竞争——企业家与企业家的竞争、工人与工人的竞争、商品买家与买家的竞争、以及商品卖家的竞争——决定的。
资本家当然要利用自己的相对稀缺性谋求更高的收益。像任何市场中人一样，资本家也可能在履行合约的过程中，侵犯、损害各相关利益方——其他股东、各种债权人、工人、上下游供应商、产品经销商、甚至顾客——的利益。人们可以用“剥削”之名囊括所有这些侵权行为，但是无论如何，“剥削”并不是资本家的唯一职能，正如可能的假冒伪劣行径并不是商贩的全部职能一样。在真实世界里，人们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与增加交易费用的行为——两者皆可图利——经常混杂在一起。究竟哪一种行为主导了经济，取决于现实的约束条件——习俗、道德、法律及法律的实际执行。
那么，究竟怎样对待真实过程里的资本家呢？前苏联模式得出的了一个革命的结论——“消灭资本家，消灭一切剥削”。但是，这样一来，把资本家节约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的职能也一并消灭掉了。问题是，交易费用并没有随着资本家的被消灭而消失。社会主义经济仍然面临节约建设成本、生产成本、制度成本和组织成本的严重问题。结果，把资本家打翻在地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好由自己来扮演“总资本家”的角色，即用“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法权”（列宁）来管理国民经济。几十年的实践结果表明，中央计划体制不但运行成本奇高，也并没有完全消灭“剥削”——作为等级制替代产权与市场合约制度的产物，官僚特权替代了资本家的剥削；在“大锅饭”的体制下，多劳不能多得的，天天受到“不多劳却多得”行为的剥削。这个结果应该出乎革命家当初的预料，它当然要被反思。邓小平不允许把重新冒头的民营企业一棍子打下去，坚持多试试、多看看，意在探索把复杂问题分开来处理的路径。前苏联和中国自己的历史教训时刻提醒着中国改革的决策者，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非要把资本家连同创业精神、市场判断力、组织和协调生产的能力一起抛弃呢？
邓小平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他执掌中国后不久，就高度肯定了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容毅仁，并大胆决策划出一笔国有资本交付荣先生全权打理——这开启了“国有资本＋企业家”的新经济模式。邓小平还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威，多次对“傻子瓜子”这个事件表态，不准再动用国家机器鲁莽地扼杀民营企业家。这位革命老人一次又一次耐心地问：允许这些企业家的存在，难道真的就危害了社会主义吗？
越来越多的人得出了正确答案。随着企业家的存在被广泛认为是“对的”（right），创业当企业家就再次成为中国人的一项权利（the rights）。改革以来，中国发布了多个政策文件、通过了多部法律，并数度修订宪法，逐渐承认并保护了普通人自由缔约、创办各类企业、按投资要素分配收入的合法权利。据一项权威发布，到2007年底，中国的民营经济约占国民生产总值50％，非农就业的70％，税收的30－40％。这是改革前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的。
三 、重新认识看不见的手
从1985年5月开始，邓小平连续几年推动“价格闯关”。这意味着，原来由国家规定和控制的物价，要放开由市场决定。此前，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价格双轨制”，即按计划指令生产的产品由国家定价，超计划增产的产品则按市场供求决定价格。这个过渡性的体制，在显著刺激增产的同时，也造成分配方面的混乱：同一个产品的“市场价”高于其“计划价”数倍甚至十数倍，以至于任何有“门路”的人，都有机会把计划轨道上的产品倒卖到市场上而大发横财。一时间，“寻租”盛行，公众反感。邓和他的同事们决心推进价格改革，解决问题。
价格改革之所以被称为“闯关”，是因为此前的波兰，因放开食品价格，影响工人生活，导致大罢工和波兰共产党的下台。中国“价格改革”的代价究竟有多大，能不能平稳推进，没有谁可以打包票。邓小平决心用自己的权威推进价格闯关。他甚至说，乘我们老同志还在，勇敢闯过这一关。
1988年7月，国务院宣布开放名烟名酒价格。这其实是一次试探性的前哨战。8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方案》。不料，会议公报发表的当天，全国各地就出现居民抢购食品和生活用品、又拥到银行挤提存款的风潮。十天以后，国务院宣布加强物价管理、不再出台物价调整项目、提升银行存款利息、全面整顿市场秩序。9月，中共政治局决定开展全国范围的“治理整顿”。第一波“价格闯关”搁浅。
事后我的理解，在累计发放货币过多的条件下“放开价格”，势必把原先“隐形通胀”转成为群众不可能接受的显形高通胀。这证明，即使得到了政治方面的强力支持，在高通胀环境下也难以顺利推进价格改革。中国进入了为期三年（1989－1991）的“治理整顿”期，政府用行政手段抽银根、压投资、管物价；经济增长减速，经济改革停滞。让中国和世界大吃一惊的是，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再次奋力推进中国改革。他以一个88岁退休老人的身份，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特别提出了长期困扰中国改革的问题：坚持计划体制是不是就等于“姓社”（会主义）？走市场之路是不是就等于“姓资”（本主义）？他的答案石破天惊：计划和市场都不过是配置资源的方式，社会主义同样可以走市场之路。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于1992年再度勇闯价格关。是年，新放开的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达648种，农产品价格50种，其中包括在全国844个县（市）的范围内，放开了长达几十年由国家统购的粮食价格，并放开了除盐和药品以外全部轻工业产品的价格。到1993年春，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95％、农副产品收购总额的90％、以及生产资料销售总额的85％，全部放开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闯关”最终成行，“用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从此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的一个基础。
经济学家通常会不遗余力地推崇市场价格机制。这不足为奇，因为有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传统的鼎力支持。可是，为什么邓小平也对“看不见的手”情有独钟？这位曾经指挥过百万野战大军、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大政治家，分明拥有一双“看得见的手”！他难道不知道，扩大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范围，总要在某种程度上收缩“看得见的手”发号施令的范围？大权在手，又坚决推进价格闯关，这究竟是为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涉及三个层面。第一，苏联式计划体制的实质，是把整个国民经济办成一个超级国家公司。这个超级国家公司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组织运行成本：收集需求和生产全部信息的成本，决策和指挥的成本，以及发现错误并加以纠正的成本，等等。作为改革前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一员，邓小平多年负责处理国家一线事务，几乎就是这个超级国家公司的执行长。正因为对原有体制不堪重负的成本压力有切身感受，也对原体制的运行效率极不满意，才迫使邓小平比局外批评家更明白，权力过于集中的主要结果，恰恰是无法有效行使国家权力。历史把这位执行长推上了决策人的位置，邓小平决意改革，顺理成章。
第二，邓小平倡导的开放，启迪了一代中国人，也启迪了他本人。作为1978－1982年一位北京的在校大学生，我感受到那几年涌动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想法、新冲动，无一例外都来自多年封闭后对外部世界的观察、比较和思考。无论欧美日本，亚洲四小龙，还是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所有当时在经济成就方面令中国羡慕的经济体，没有一个套用苏联计划模式的。这些经济体都允许“看不见之手”发挥基础的资源配置作用。他们的经验说明，价格机制并不是洪水猛兽，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胆试一试？
最后一个层面最为隐蔽。邓小平的哲学，是相信每个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动力。国家要富强，要推进现代化，就必须充分发挥每一个社会成员和所有基层组织的积极性。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才产生了上文提到的中国式权利界定和把企业家请回中国的改革政策。新的问题是，当改革开放释放了个人、家庭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之后，如何协调（coordinate）十数亿人口爆发出来的竞争致富冲动，就成为新的经济体制必须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倾心于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是因为他认识到仅靠国家计划之手，根本不足以应对改革开放后如何协调整个中国经济的新课题。
叙述至此，我们也许要为一件事情而感到遗憾，那就是科斯教授从未访华，因此也没有与邓小平先生谋面的机会。不过，我猜想他们俩可能会互相欣赏。科斯在1937年创立的公司理论，出发点是覆盖整个经济的“完备的市场”，由价格机制配置一切资源——这也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理论出发点。但是，年轻的科斯早在1937年就发现，价格机制并不免费，因为完成市场交易的成本常常极其昂贵。为了节约由科斯在科学上首先定义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内部似乎不用价格机制、靠企业家的权威和计划来协调的“公司（firm）”就应运而生了。
邓小平的出发点是另外一极，即囊括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在这里，国家用“看得见之手”的权威和计划协调整个国民经济，固然因为消灭了一切市场交易而不再受到狭义“交易费用”的局限。但是，科斯定义的另一种成本即“组织成本(organization cost)”，却每日每时困扰着这个超级国家公司。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出发点就是降低超级国家公司的巨额组织成本。为此，他提倡分权改革战略，通过对重新界定权利的合法认定，激发了个人、家庭、基层组织和地方的积极性，还同时把企业家协调和价格机制协调一并请回到中国经济的舞台。
我们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慕: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离开了“看不见之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机制协调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不是别处，恰恰就是改革的中国！当然，在“看得见之手”与“看不见之手”之间，边界尚没有完全厘定，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但是，“两手”之间充满意识形态敌意、非白即黑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成为了历史。新的认知是，计划组织与价格机制可以在一个经济体里共存并用，并以实际的运行成本为依凭来划清彼此之间的界线。
四、腐败的挑战
邓小平关于中国的许多预言都已经实现了。不过，有一点至今还是例外。1985年春天，我在随杜润生先生前往温州调查的路上，听到传来的邓小平指示，大意是中国不能出现百万富翁，不能走两级分化的道路。到达温州的时候，当地人也正在热烈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温州一些民营企业家的身家财产早就超过了百万，分明已是百万富翁，怎么办？讨论得出的结论是，企业家的私人财产只有很小的一部分用于自己和家人的消费享受，大部分还是用于生产——如果把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恰当地分开来，温州和中国就“还不能算已经有了百万富翁”。既然如此，邓小平的指示就不算被违背了吧？
仅仅过了十年，个人的消费性财产超过百万的例子在中国就不胜枚举。数千万的世界级名贵跑车在中国热卖——那可不是“生产资料”。2000年的前后，全球顶极奢侈品的专卖店纷纷在北京上海深圳开张，市场说这里是成长最快的奢侈品市场。由于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力量，很多专业人士包括工薪家庭，也进入了百万富翁的行列。所有这些，可以不无理由地被看成经济成就的象征。但与此同时，官方统计和报道、国内外学界的调查、以及对社会生活的直接观察，都表明今天的中国还有不少生计艰难、平均每天收入不过1美元的贫困人口。
学者们用“吉尼系数”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状况，发现改革后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拉大的趋向。这类测度可能忽略了一点，即“收入的获取是否合乎公义”并不是定量技术可以描述的。姚明的高收入是一回事，贪官们卖官鬻爵的收入是另一回事——公众舆论真正痛恨的是后者，因为其收入不合公义。可是，关于收入差距的测算并不能划分这个及其重要的区别。其实，真正威胁改革存亡的严重问题是，即使根据反贪部门公开发布的腐败案例，人们也看到利用公权力腐败——显然不合正义的收入——的趋势在中国有增无减。
除了当事人的道德水准外，贪污腐败的趋势到底与什么有关？对此，张五常曾提出过一个理论。在本文开首提及的《中国的前途》里，五常指出，就竞争稀缺资源而言，人类社会形成了两种基本的经济制度。一种以等级制特权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防止稀缺资源被彻底滥用。另一种就是产权制度，即以财产权利的界分来划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空间，以刺激生产、交换、分工与合作。张五常更推测，当第一种经济制度转向第二种制度即市场经济的时候，腐败将大量发生，因为原来的等级特权无可避免地要争取最高的“权力租金”。这个过程甚至可能形成一种独特的“秩序”，即“制度化腐败”（institutionalized corruption）。后来的中国经验的确表明，腐败不仅仅是改革启动的一种伴随物，也是瓦解公众支持改革的腐蚀剂、甚至是终极改革的致命杀手。转型经济怎样应对制度化腐败，是一项严重的挑战。
邓小平的答案是多手并举：道德教育、党的纪律和法治。我不认为还可以想出更多的办法来遏制腐败。问题是，在上述分权改革、重新界定权利、承认并鼓励民营企业家、大规模利用价格机制的每一个过程中，腐败不但形影相随，且有更快蔓延之势——腐败跑得似乎比改革还要快！1986年9月，邓小平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改革体制继续前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180页）。为此，他开始部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远为复杂和困难。最主要症结是，经济改革触犯的经济既得利益，还可以用经济手段补偿，但政治改革触犯的既得利益，拿什么来做补偿？举一个例子，原来“享受低价好处”的居民家庭，一旦价格放开后受到损害，政府可发财政补贴给予补偿。但是，原来主管物价的政府部门，价格放开后就面临权力缩减、部门撤并、甚至官员下岗的现实威胁。对于一辈子管物价的官员来说，他身上的专用人力资本一夜之间全报废，他能接受吗？用经济办法来补偿“丧失权力的损失”吗？出价低，不可能被接受；出价高，国家财政不堪负担——等级制其实是非常昂贵的。听任掌权者自己补偿（贪污腐败是也）？公众不可能接受，而那样“补偿”的结果，一定是更舍不得放弃权力。那么，可以不予补偿就取消权力吗？可以，但改革因此就等于革命。
邓小平多次讲过“改革也是革命”。不过他面临另一项约束。作为“权力过于集中”的派生物，中国的党政骨干系统发达，但其他社会软组织发育不足，行政系统实际上负担着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转。这本身就增加了消化政治体制改革副产品——重新安排官员——的难度。另一个连带的后果，就是国家权力体系一旦失稳，整个社会就容易动荡。所以，推进“也是革命”的政治体制改革，又不得不以“稳定”为边界。于是人们看到，1986年重新提上日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实质推进。一年以后的中共十三大，通过了酝酿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纲领，但没等到切实实施，“价格闯关”的失败以及随后发生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就再也没有给中国推进政改的机会。即使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也限于推动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而并不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未竞的事业。
五、小结
中国经济增长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为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无可更改的背书。如果用最多数人口的日常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作为评价标准，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一定会被写入历史。当然，伟大成就的成因是复合的，人们对此也常有不同的看法。我的观点是，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
有观察家以为，“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竞争力的根本。对此我的问题是，改革前中国劳力和其他要素的价格更为低廉，为什么那时候并没有影响全球市场的“中国制造”？更深入的分析表明，知识扩展才是中国经济成就的基础。不过若问，为什么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中国人对知识的态度有了根本的转变？答案是，改革激发了中国人掌握知识的诱因，而开放则降低了中国人的学习成本。综合起来，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其中，制度成本的大幅度降低，是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
邓小平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之路，也开启了中国经济增长之路。不过，他并没有完成中国的改革开放。无论在产权的重新界定，企业家职能的发挥，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还是国家权力的约束与规范方面，中国都有面临大量未完成的议题。作为渐进改革策略的一个结果，很多困难而艰巨的改革任务留在了后面，并面临改变着的社会思想条件。就在科斯先生主办的本次研讨会举行期间，全球金融动荡和油价高企，正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前所为没有的新考验。受汇率、利率、资源价格和行政垄断部门等重大改革滞后的拖累，中国经济能不能顺利应对这场新的挑战，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未定之数。
前年在深圳，我有幸听到张五常的如下见解：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以来创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我自己得到的观察，不容许我像他那样的乐观和肯定。不过，30年来中国的经验的确证明，未来绝不是宿命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被实践证明做对了的事情，继续推进尚未完成的改革事项，未来的历史将有机会再次证明人们关于中国的乐观断言。
作者附记：
科斯教授指定的题目，是The Unfolding of Deng’s Drama，直译回来，就是“邓小平戏剧的展开”——在中文语境里是另外一回事了。于是改用便于理解的本文标题。考虑到报纸的发表习惯，原文注释全部删去，留在以后关于中国改革的学术论文里再仔细交代。本文草稿得到宋国青、汪丁丁、卢锋、薛兆丰、朱锡庆、梁红等人的阅读意见，对作者多次修订文稿帮助很大。英文稿在讨论会前夜才传到芝加哥大学，蒙97岁高龄的科斯教授亲自审阅，并通过他的助手多次传递老人家的评论意见。在7月14日开始的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研讨会”上，科斯的致辞，张五常的主题报告以及R.Fogel、H.Demsetz、R.Mundell和D.North的评论，以及王宁、Roy Bin Wong，史正富、许成钢、张维迎、李俊慧、黄亚生、周燕、何东、朱锡庆等提交的论文、发言和讨论，不但增加了作者理解中国改革的视野和深度，更直接推动作者对本文的修订和补充。关于这次芝加哥学术盛会，作者和其他参与者应该还有文字报道与读者分享。这里谨对科斯及各位会议贡献者致以谢意，当然文中尚存的错失之处仍由作者本人负责。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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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浪科技报道，番茄花园美化修改版Windows XP的作者、软件下载网站番茄花园（tomatolei.com）站长洪磊的父亲19日晚22：50独家向新浪科技证实，洪磊已经于15日（上周五）被警方拘留审查，网站被关闭，服务器及洪磊的笔记本被警方带走，为洪磊提供的技术开发支持的成都红果科技有限公司也被查封。
此前，有网友在论坛中报料称，“番茄花园站长已经被苏州市虎丘区派出所，以利用互联网侵犯知识产权牟利罪刑事拘留，主犯从犯都已经落网。”
这条传言还称，“番茄花园的老大被抓后，警方查处其帐户有200多万元存款。”这一消息未获证实。通过搜索发现，“番茄花园 被抓”这一关键词，已有近3000个网页，几天之内，这一消息已经传遍整个互联网圈。
洪磊制作的操作系统不仅对Windows XP进行主题、桌面、按钮等外观美化，也取消了微软的正版验证程序，同时对微软原版操作系统中一些不常用功能进行了关闭或卸载，而且打开了原版系统中的一些功能模块限制，加快了平台运行速度，并在安装完成系统平台后集成一些实用的小工具。
经过几年的发展和版本升级，在电脑爱好者的软件包里、在电脑城的装机商桌子上、在盗版光盘的小贩手上，都可以看到番茄花园版Windows XP的身影，它也成了继微软原版操作系统之外普及度最高的XP版本。其他的修改版本比起番茄花园的装机量都要少的多。有业内人士估测，番茄花园版Windows XP的装机量可能超过千万。
据了解，番茄花园中捆绑了广告插件，可能是洪磊获利的主要途径。一些从番茄花园网站下载美化版XP发现里面有两款软件，一款为易趣网的插件，一款为雅虎助手。番茄花园论坛的一位管理员曾表示，这两款软件不是流氓软件，有安装提示，且可以卸载，不具备流氓软件的特征。
既便如此，番茄花园在后来的版本中捆绑了插件已是不争的事实。按照当时盛行的行业规则，批量的预装插件可以按照装机量获得广告收入。
由于番茄花园涉及的是版权问题，其可能存在的侵权行为正是涉及微软公司，因此有人猜测，此次洪磊被拘留微软“功不可没”。微软中国公司尚未对此发表评论。
在我看来，此次番茄花园作者被捕和去年的珊瑚虫QQ一案非常类似，都是个人通过修改大公司的流行软件，在里面添加流氓软件牟利，最终因为侵犯知识产权和非法牟利而被捕，如果说珊瑚虫侵犯知识产权还有一点点争议的话，那么番茄花园的侵权基本上没有任何争议，是显而易见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想必未来的下场也是相同的，入狱判刑并罚款。
因此，面对微软和腾讯这样的强势软件公司，洪磊和陈寿福修改商业软件并加入流氓插件以牟利的行为是不对的，软件公司对于这种非法的渠道营销不可能任其发展，最终会选择最大的几个典型进行打击，枪打出头鸟。随着现在国内形势的发展，做类似的盗版插件行业将越来越难以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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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场决赛8块金牌，菲尔普斯仅凭一人之力，就在奥运金牌榜上排进了前10位。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会以“菲尔普斯的奥运会”为名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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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最大的长处就是专心。”菲尔普斯的教练鲍勃·鲍曼（Bob
Bowman）在评价爱徒时说，“他非常善于化解外界加在他身上的压力，奥运赛场的紧张气氛对他也没什么影响。他的这种专心致志的本领是他夺取8金的最可靠的法宝。”
鲍曼教练显然是故意这么说的，因为记者们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菲尔普斯小时候得的一种病——注意力缺陷多动症。
不知疲倦的淘气包
“你的儿子太淘气了，从来不能专注于任何事情。”菲尔普斯的小学老师向他妈妈黛比抱怨。
“也许是你们教的课程太差，不能吸引他吧。”黛比反驳道。
黛比太爱自己的儿子了，她不允许任何人说迈克尔的坏话。不过，她心里也隐约觉得，迈克尔有些地方不太正常。这孩子一刻也闲不下来，不是在院子里到处跑，就是在家里到处窜，即使坐下来手里也总要玩点东西。家里凡是能打碎的东西都被他摔了个遍，无论黛比怎么训斥都没用。
事实上，迈克尔一出生就给妈妈惹了不少麻烦。他生于1985年6月30日，刚生下来时体重8斤半，身长58厘米，绝对算得上是个超级大宝宝。
菲尔普斯一家属于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父亲弗雷德是马里兰州首府巴尔的摩市的警察，母亲黛比是该市的一名中学教师。夫妻俩一共生了3个孩子，迈克尔的两个姐姐惠特尼和希拉里继承了父亲弗雷德的运动基因，从小就加入了“北巴尔的摩水上俱乐部”练习游泳。
但是，就像美国的大部分男孩子一样，迈克尔最先喜欢上的运动是棒球，曾经获得过当地举办的小学生本垒打比赛的冠军。后来他又喜欢上了橄榄球和长曲棍球（Lacrosse），而且都玩得不错。
“那时我的汽车后备箱里总是装着3套比赛服和器材。”黛比回忆说，“每个周末上午开车送他去打棒球，下午去打橄榄球，接着又是长曲棍球。迈克尔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晚上回家后还要和邻居的小孩在院子里打一会篮球才肯休息。”
因为太贪玩，迈克尔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好，大部分是B和C，甚至还有几门功课得了D。
因为姐姐的缘故，迈克尔7岁时第一次去俱乐部学游泳。“刚开始我恨死游泳了，经常又哭又闹，不愿下水。”菲尔普斯后来在一本自传中回忆说，“教练见我如此怕水，就答应先让我练仰泳，不让我看见池底，这样就不会恐惧。于是我先学会了仰泳，并渐渐开始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从此，黛比的汽车后备箱里就又多了一套装备。
快乐的童年生活在迈克尔9岁时戛然而止。那一年，黛比和弗雷德离婚，3个孩子归黛比抚养。不久后，医生又告诉了她一个不幸的消息:迈克尔确实有问题，他患上了“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DHD）。这是一种遗传病，常见于儿童和青少年，发病率大概在5%左右，患上这种病的孩子注意力不集中、自控能力差、好动，但做事往往虎头蛇尾。
黛比接受了医生的建议，让迈克尔服用一种名为利他林（Ritalin）的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试图控制病情。其实，身为儿童心理学研究生的黛比并不喜欢让孩子吃神经性药物，她觉得耐心的指导和鼓励才是治疗ADHD的最佳办法。但那时她一个人要照顾3个孩子，实在忙不过来。
幸运的是，一年后，也就是1995年，一个父亲般的男人走进了菲尔普斯的生活。
鲍勃·鲍曼毕业于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儿童心理学系，是该校游泳队的队长。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做了教练，在辗转了几个地方后被北巴尔的摩水上俱乐部聘为教练。鲍曼是个老派的人，喜欢古典音乐，做事一丝不苟，讲究纪律;菲尔普斯则正相反，喜欢嘻哈乐和电子游戏机，爱淘气，常常惹是生非。两人的第一次接触并不友善，那是一次游泳比赛结束后，菲尔普斯的队友相互打闹，把更衣室弄得一团糟。鲍曼误以为是菲尔普斯干的，就把他叫到一旁:
“迈克尔·菲尔普斯，你都干了些什么？”
“我啥也没干，”菲尔普斯回嘴，“是他们干的。”
“那他们为什么都在喊你的名字？”
“不知道，你去问他们吧。”
“不，迈克尔，我只想问你，你到底干了什么？”
菲尔普斯不记得那件事最后是如何收场的，但他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暗暗发下毒誓，一定不能让这个讨厌的鲍曼做自己的教练。
几个月后，鲍曼被正式任命为俱乐部少年男子组的教练。
上任后鲍曼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孩子们做了一次体能测试。他的测试方法比以前要困难得多:先游400米自由泳，再连续做4个100米蛙泳冲刺，接着游1个400米混合泳，最后再连续做4个100米自由泳冲刺。每个孩子都必须连续做3组这样的测试，鲍曼惊讶地发现，菲尔普斯做最后一组时的冲刺速度居然比第一组还要快。
测试结束后，鲍曼把菲尔普斯叫到一旁。
“你难道不累吗？”鲍曼假装漫不经心地问。
“我从来不会累。”菲尔普斯真的漫不经心地回答。
几天后，鲍曼亲自找到菲尔普斯夫妇，很严肃地对他们说:“迈克尔很适合练游泳，以后别再让他玩棒球和长曲棍球了，跟着我专攻游泳吧。我计划让他在2000年参加奥林匹克选拔赛，2004年入选美国国家队参加奥运会，2008年打破世界纪录……”
鲍曼的执著打动了黛比。在妈妈的说服下，菲尔普斯终于决定忍痛放弃了其他体育爱好，专攻游泳。
鲍曼是个严厉的教练，他坚信只有未成年的孩子才能通过大运动量训练提高心肺功能，运动员成年后就很难进一步提高了。因此他要求11岁的菲尔普斯立即开始大运动量训练，每周练7天，每天至少游5个小时。几年下来，菲尔普斯的心肺功能有了明显改善。他现在的肺活量达到了惊人的15000毫升，这让他在比赛时可以减少换气的次数，增加在水中游动的距离。
鲍曼还修改了菲尔普斯的自由泳动作，把原来的每划一次水打腿2次提高为6次。这其实是成年游泳选手的标准动作，但对于11岁的菲尔普斯来说有点早，所以菲尔普斯一开始非常抵触，不愿改动作。鲍曼的态度简单而又粗暴:不改就别练，回家呆着去！在鲍曼的逼迫下，菲尔普斯不得不屈服。
练了一阵，鲍曼又根据情况做了微调。他对菲尔普斯承认:“你年纪太小，还不足以做到全程都打6次腿。”没想到，这句话反而成了激将法，菲尔普斯咬牙坚持，竟很快就做到了这一点。
技术细节的改变让菲尔普斯的游泳成绩迅速提高，并成为他这个年龄组的全国冠军。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次事件，鲍曼发现菲尔普斯骨子里是个争强好胜的人，他讨厌失败，为了胜利可以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对于职业运动员来说，这可是一项极为难得的品质。
菲尔普斯对于胜利的渴望竟然治好了他的“注意力缺陷多动症”。每当参加游泳比赛，菲尔普斯都会脱胎换骨，变成一个特别专注的人。事实上，菲尔普斯吃了两年的利他林就停药了，因为自从他开始正式练习游泳后，他的病就全好了。更妙的是，这个病带给他的旺盛的精力恰好在泳池里派上了用场，比如，菲尔普斯体内的乳酸代谢跟常人有明显不同。美国国家游泳队生理部主任吉纳迪斯·索克洛瓦斯（Genadijus
Sokolovas）博士曾经花了20年的时间测量了5000名游泳运动员的乳酸含量，发现大部分人在比赛结束时的数值都在每升血液10到15毫摩尔之间，而菲尔普斯2003年打破100米蝶泳世界纪录之后不久测出的数值是5.6毫摩尔！
“2007年墨尔本世锦赛的时候，我们全程测量了迈克尔在比赛后的乳酸含量，从来没有超过6毫摩尔。”菲尔普斯的助理教练强·乌班切克（Jon
Urbanchek）在接受专访中告诉本刊记者，“北京奥运会我们同样做了全程跟踪测试，结果比墨尔本平均高出了1～2毫摩尔，最高值甚至接近9。”
菲尔普斯在墨尔本拿到了7块金牌，只是因为队友犯规丢掉了一块接力金牌。“今年的奥运会竞争太激烈了，迈克尔在‘水立方’游得更吃力些。”乌班切克补充说，“但是他的乳酸数值说明他还有潜力，事实上在好几项比赛中他都是后来居上，他更像是一个长距离选手。我认为他是最有可能打破索普保持的4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的人，可惜今年这项比赛和400米混合泳时间冲突了。”
根据ESPN提供的数据，由于某种至今仍未搞清的原因，菲尔普斯的肌肉在同等收缩强度下比正常人少产生50%的乳酸。而根据乌班切克的介绍，菲尔普斯的肌肉天生具有很强的中和乳酸的能力，他的肌肉对乳酸的耐受力也比常人要高，乌班切克甚至怀疑菲尔普斯具有某种特殊的酶，能够重新利用乳酸，把它变成能量。
“有些事情真的很难解释。”乌班切克对本刊记者说，“我们都知道高强度的训练能提高运动员耐受乳酸的能力，这也是进行高强度训练的主要原因。可是，我手下有好几名世界级泳将，他们平时和菲尔普斯一起吃住、一起训练，可就是比他先累。”
资料显示，国际运动生理学界对乳酸是否直接影响运动能力一直存在争议，但乳酸确实是肌肉运动后排出的代谢废物，高水平的乳酸和肌肉的疲劳程度之间有无可争议的相关性。菲尔普斯在本届奥运会上的壮举很大原因要归功于他的肌肉恢复能力，他在8天时间里一共参加了17次比赛，虽然一半是预赛，但他也不可能完全掉以轻心。
根据索克洛瓦斯博士的推测，菲尔普斯在本届奥运会上的运动强度相当于一名田径运动员在两周的时间里连续跑8～9个马拉松。
当年那个不知疲倦的淘气包，终于为自己与生俱来的旺盛精力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发泄口。
马凡氏综合症
2000年，15岁的菲尔普斯首次参加了美国奥林匹克选拔赛，竟然被选中，成为美国国家男子游泳队60多年以来年纪最轻的队员。
刚进队的时候，老队员们都喜欢拿他的大耳朵开玩笑，可是他们很快就笑不出来了，因为他们惊讶地发现，菲尔普斯身上只有这对耳朵可以算是不适合游泳，其余部位简直就是上帝专门为游泳而设计的。
他身高1.93米，但臂长却是惊人的2.01米。如果达·芬奇用他的身体做模特，恐怕就画不出那幅著名的人体解剖图了。
更为奇怪的是，他的躯干非常长，相当于身高2.05米的人，而他的双腿却特别短，和身高1.80米的人相当。正因为如此，正常人的身体重心刚好在肚脐之上，而菲尔普斯的重心高于肚脐10厘米。
他的双手也很大，手指修长。看过奥运会100米蝶泳决赛的人肯定对他的长手指印象深刻。
他穿48码的鞋，这也是身高超过2米的人才会穿的号码。
众所周知，人在游泳的时候胳膊相当于桨，胳膊越长，手掌越大，划水的效率也就越高。而腿却是阻力的主要来源，腿越长的人水中的阻力越大。菲尔普斯的一双短而有力的腿正好弥补了上述不足。
躯干的摆动是游泳运动员前进的主要动力。菲尔普斯的躯干长，重心前移，正好可以让他轻松地和水平面保持平行，进一步降低阻力。另外，现在的菲尔普斯体重只有83公斤，脂肪比例为4%。这两个数据对于运动员来说简直是完美的。
当菲尔普斯换上泳装开始活动身体时，老队员们更是惊讶地合不上嘴。菲尔普斯的关节异常灵活，肩膀和肘部可以向各个方向弯曲，这使得他可以在水中很自然地做出任何动作，进一步增加了划水的效率。他的脚踝也是如此，向后弯曲的角度比其他运动员多15度。这多出来的15度让他的那双大脚看上去更像是上帝特制的一对脚蹼，打水的速度和效率都比常人高出很多。
这样的身材和灵活性，再加上超强的心肺功能和对乳酸的抵抗力，不得不让人慨叹，上帝是不公平的，菲尔普斯天生就是一块游泳的料。
可是，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
一次日常训练时，菲尔普斯刚跳下水就感到有点不对，心跳速度异乎寻常地快，几乎要跳出胸腔。菲尔普斯向鲍曼汇报了自己的感觉，鲍曼立刻安排医生为他做了一次心电图，此后又做了很多次。菲尔普斯对此有些不解，鲍曼对他说，这是职业运动员都要接受的例行检查。
不过鲍曼心里明白，菲尔普斯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检测结果。我们说的不是运动生涯，而是生命。
鲍曼第一次见到菲尔普斯的时候就怀疑这孩子患上了一种罕见的遗传病——马凡氏综合症（Marfan
Syndrome）。这种病大约每5000个人中才有1个，病人的FBN1基因发生变异，该基因编码蛋白质Fibrillin-1因此而出现异常。这是一种结缔组织蛋白质，病人身体内所有的结缔组织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马凡氏综合症病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四肢修长、手指细长。
菲尔普斯后来在自传中写道:
如果你伸直双臂，比划成字母T的样子，而你的臂展比你的身高长，那么你就有可能得了这种病。我的数据一直非常接近临界点。
按照医学界的说法，臂展/身高如果超过1.05，就很有可能患病。菲尔普斯的这个比例是1.04，确实十分接近。
菲尔普斯接着写道:
幸运的是，体检结果证明我直到现在都还没事。我每年都要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让皮特·罗伊（Peter
Roe）医生检查身体，结果显示我的结缔组织依然强壮，我的主动脉依然通畅，我的心脏也依然很好——只要我心爱的巴尔的摩乌鸦队继续赢球。
巴尔的摩乌鸦队是菲尔普斯最喜欢的橄榄球队，可菲尔普斯的幽默感并不能掩盖这种病的危险性。马凡氏综合症最可怕的地方就是对心脏和主动脉的影响，如果病情严重的话，有可能造成主动脉破裂或者心脏瓣膜破损，后果将是致命的。
马凡氏综合症目前无药可治，病人必须经常进行体检，如果出现异常就必须立即动手术。但是，这种病如果不严重的话，却能让病人在某些方面获得异于常人的优势。比如，美国传奇布鲁斯吉他手罗伯特·约翰逊就是马凡氏综合症患者，他的手指特别长，能弹出正常人无法弹出的音色，被后人誉为“魔鬼吉他手”。
体育界患有这种病的人更是屡见不鲜。本届奥运会美国男篮“梦八”队的防守专家“王子”普林斯（Tayshaun
Prince）就是其一，中国排球元老郎平当年也是因为怀疑得了这种病而被迫在25岁的时候提前退休，而郎平的对手、美国女排主攻手海曼则一直坚持打球，最后因主动脉破裂死在了球场上，死时才32岁。
那么，菲尔普斯到底得没得马凡氏综合症呢？从表面上看嫌疑非常大。除了臂展长于身高、全身骨管细长、关节异常灵活之外，马凡氏综合症患者常常会因为上下颚骨骼发育不全而影响语言能力。反观菲尔普斯，众所周知他不喜欢陆地，他的骨骼和关节相对脆弱，走路和跑步都不太灵活，2007年还曾因为走路跌了一跤导致腕骨骨折。另外，凡是听过他说话的人都知道，他最不擅长的工作恐怕就是播音员了。
马凡氏综合症是显性遗传病，也就是说，患者只要有一个坏基因就足以患病。正常情况下，坏基因来自父母，菲尔普斯家族并没有其他人患病，看似安全。但是，最新的统计结果显示，全世界至少有25%的马凡氏综合症病人源于后天的基因突变，因此，没有家族遗传病史并不能说明问题。
菲尔普斯的结缔组织并没有在例行体检中查出问题，但最新的研究证明，这种病可以“部分显性”，也就是说，病人的病情可以有不同程度的变化。菲尔普斯很可能只是部分地表现出这种病的某些特征，尚不足以对他的生命安全造成影响。
“要想确诊马凡氏综合症，必须满足5项指标。迈克尔的臂展和柔韧性确实有马凡氏综合症的特点，而他的胸腔结构也有嫌疑。”乌班切克对本刊记者说，“迈克尔的左胸比右胸大，他的心脏也比常人要大很多，但这一点恰恰是游泳运动员最需要的。”
乌班切克承认，美国游泳队曾经出过好几个有马凡氏综合症嫌疑的运动员。1996年和2000年奥运会男子400米混合泳冠军汤姆·多兰（Tom
Dolan）甚至比菲尔普斯更像是马凡氏综合症患者；前世界纪录保持者、2000年奥运会男子200米蝶泳冠军汤姆·马尔乔（Tom
Malchow）也曾经被怀疑过。他俩都像菲尔普斯一样，有着超长的臂展和超强的柔韧性。
“我相信轻度的马凡氏综合症对游泳运动员有好处，这种病让他们具有超强的柔韧性，这是游泳运动员必须具备的先天条件。”乌班切克说。
虽然菲尔普斯还没有被确诊为马凡氏综合症患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菲尔普斯天生就和别人不同，甚至可以说天生具有某种残疾。可是，某些残疾反而会在另一些方面显示出独特的优越性。菲尔普斯的天赋异禀让他在游泳池里如鱼得水，美国游泳队因此多了一条“菲鱼”。
谁能战胜菲尔普斯？
“迈克尔会在2012年尝试9块金牌。”乌班切克对本刊记者说，“但他肯定会改变项目。我们计划让他改游100米和200自由泳、100米和200米蝶泳，以及100米和200米仰泳。再加上3项接力，一共9项。”
“他居然要放弃混合泳吗？那可是他的绝对强项。”记者问。
“正是因为如此，迈克尔觉得老赢没意思。”乌班切克回答，“他是个特别好胜的人，如果总是重复以前的项目，他会厌倦的。”
2004年时的索普就是这样。索普当时是自由泳项目的天下第一高手，可在2004年奥运会上他尝试了个人混合泳，结果失败了。
“索普只能游自由泳，而迈克尔除了蛙泳外都非常优秀，这正是他比索普强的地方。”乌班切克说，“蛙泳需要特殊的身体结构，和另外3种泳姿正好相反。”
游泳确实是一项对先天条件要求很高的项目，那么，既然菲尔普斯天生就比别人有优势，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战胜他呢？
“我觉得将来能超过迈克尔的一定是他的孩子。”乌班切克笑着说，“迈克尔的基因太优秀了，大概只有继承了他的基因的人才能战胜他。”
“不过话又说回来，现在的基因技术发展太迅速了，我觉得再过二三十年我们就能看到第一个‘人造世界冠军’。”乌班切克严肃地说，“比如用某种基因技术造出一个有双大手的人，或者心肺功能超强的人。”
问题是，如果体育运动真的发展到这种程度，我们还会去看吗？
“外星人”菲尔普斯的出现，让我们扪心自问:奥林匹克究竟在比什么？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31期“奥运专刊之三”，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