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民心理需要获得康复，这是全世界都承认的严峻问题。这次外国救援队中就有专门针对心理康复的专家，根据他们的建议，有些灾民还要送到国外去康复。

　　我们现在担忧的是，有些灾民一旦上网，不少信息会成为他们心理康复的严重障碍，使他们原来开始平复的心态重趋病态。

　　这个问题，已经是一个医疗守则问题，远远高于某些人的所谓言论自由，希望有关部门研究一下，进行适当管理。

　　这次看到余秋雨教授温和劝导请愿灾民的文章，觉得是有助于心理康复的积极文本，我们从医务工作者的角度深深感谢余秋雨教授。余教授针对的问题，例如灾民请愿，其中心理康复问题大于法律问题。那么，是谁影响了他们的心理重建？我觉得也是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挑起了他们心里的病灶。

　　因为，我希望广大网友密切注意下列言论，并考虑到这些言论很可能会被很多家破人亡的灾民看到。

　　例如——

　　一，谁传某地有多少蟾蜍“预报”了地震，或某人向某机关作了相关“预报”，使这些灾民误认为自己的亲人居然死于一种小小的官僚作风，懊丧万分；

　　二，无限夸大某位校长加固了校舍的哪个部位避免了灾害，使这些灾民只后悔没遇到这位校长；

　　三，猜测性地估计救灾物资有可能被挪用；

　　四，在救助生命的大行动还处在紧急关头的时候，夸大灾民的怨气，或不道德地鼓动灾民怨气……

从社会管理上，有些问题确要注意；但我再重复一遍，那些急待心理治疗的灾民也能看到这些言论，问题就非常严重了。

　　余秋雨先生的那篇博客《含泪劝告请愿灾民》，凡是看到过的人，只要是神经正常的，没有人会反对。听说那些灾民听了转达也都接受了。余秋雨先生赞扬中国政府、军队、武警、医生、国内外救援队的努力，竟然被批判成“御用文人”，我相信目前全世界赞成这种批判的不会超过四、五个人。

　　由于人少，因此不难找。

　　他们记恨余秋雨先生，完全是因为余先生在前几天愤怒驳斥了“地震天谴论”，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余秋雨先生驳斥“地震天谴论”的时候，那个莎朗·斯通不得不道歉。这说明，余先生驳斥的，不是莎朗·斯通，而是中国人。他们身为中国人而反中国，居然扬言地震是上天惩罚中国，余先生认为他们是“失去了人的良知的恶孽”。现在看到全国人民反对，他们一时也不便再坚持“地震天谴论”，只能骂余先生是“御用文人”了。

　　他们也知道，这些天骂余先生是“御用文人”引不起大家反感，因此又扯了一个远年谣言，说余先生是“文革中的御用文人”。

　　这一来他们的范围又缩小了。因为这个谣言早已截破，我作为一个在大学里讲解当代文学的教师曾参加过相关调查，才查清，说余先生是“文革中的御用文人”，原来是余先生曾经参加过周恩来总理亲自布置的复课教材编写组。他们所说的“御”，竟然是周恩来总理？

　　但是，这个远年谣言，年轻一代也早已不知道。再老一点的，也知道早已辟谣。因此这次还拿出来的，只能是那几个当初的造谣者。什么名字，就不用我说出来了吧？

　　余秋雨先生在博客上说了一句“这些天来，无论是中国的各级政府、军队、武警、医生，还是国内外的救援队、志愿者都尽心尽力、令人感动”，竟然被骂成是“御用文人”。那么，我要大声对那几个骂人的人说：这个月，我们全是“御用文人”！

　　他们所说的“御用文人”，是指为政府说话。从自5.12地震发生以来，中国政府表现非常出色，他们的号令又很紧迫，全国人民都服从他们的指挥在抗震救灾，这样的“御用”有什么不好？

　　按照这几个人的说法，这个月，不仅军队、武警是“御用”了，而且医生、记者也“御用”了。我相信，大家都敢拍着胸脯站出来说，我在这儿，在北川映秀，我就是“御用医生”！我就是“御用记者”！

我要问那几个人：这么大的自然灾害突然降临，受灾面积和人数顶别的好几个国家，我们不靠政府行吗？不靠军队行吗？不靠武警和消防队行吗？不靠政府，靠谁？靠你们？你们是谁？

　　我为日本救援队担任了好几天的翻译。他们对于中国一些评论者把地震死难的责任唯一性地推到建筑坚固与否的问题，有一些不同意见。他们说，中国当地的建筑质量标准确实偏低，但应该多方位考虑，日本地震很多，大家经过多年研究，渐渐明白防止地震伤害的建筑，首先是要用轻型材料，其次要保持一定的弹性力度，当然坚固也很重要。就在这次四川救灾过程中，他们感到最吃力的麻烦之处是，发现了生命迹象，但压在上面的建筑材料太重、太实、太难于分割。这就失去了大量的救援机会。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这一带缺少地震预防敏感，这与这一带原先不是地震频发地带有关，因此没有采用大量较轻、有弹性的建筑材料。他们希望在今后重建时注意。此外，他们作为地震多发国的救援队也一再说明，这是彻彻底底的自然灾害，而且严重程度百年未遇，是全人类的一个大难题。全世界的建筑学家和科学家要从这次灾难中重新研究地震预报和抗强震房的设计。他们希望中国在这方面作出重大贡献。

余秋雨

　　昨天从海外一些媒体看到，灾区一些家长捧着遇难子女的照片请愿，要求通过法律诉讼来惩处一些造成房屋倒塌的学校领导和承包商。从画面上看得出，警察们正用温和的方式劝解，但家长们情绪激烈。由此，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诬陷性的说法有四点：

　　1、 是天灾，更是人祸；

　　2、 官方宣布，这事法院不受理；

　　3、 五个境外记者拍摄这种场面时被公安“短时间拘留”，询问他们的身份；

　　4、 难道地震真使中国民主了吗？

　　为此，我要含泪向这些请愿灾民作如下劝告——

　　你们所遭遇的丧子之痛，全国人民都感同身受。十三亿人在同一时间全部肃立，默哀三分钟，这肯定是人类历史上最浩大、最隆重的悼念仪式。悼念对象，就有你们的孩子。在全国哀悼日，一位佛学大师对我说，有十几亿人护持，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萨，会一直佑护中国。我想，你们的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

　　校舍建造的质量，当然必须追究，那些偷工减料的建筑承包商和其他责任者，必须受到法律严惩。我现在想不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还会有什么机构胆敢包庇这些人。你们请愿所说的话，其实早已是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的决心。但是，这需要有一个过程。

　　因为，无论怎么说，这次大灾难主要还是天灾。当然也有未倒的房屋、幸存的学校，但这有多方面的因素，不能仅仅从一个角度来论定。已经有好几位国际地震专家说，地震到了七点八级，理论上一切房屋都会倒塌，除非有特殊原因，而这次四川，是八级！

　　有了这个主因，再要论定房屋倒塌的其他原因，就麻烦得多了，需要有较长时间的科学检测和辩论，而且要经得起国际同等级的灾测比照。我希望有关方面能在搜救生命、挖掘遗体之后尽力保护校舍倒塌的实物证据，以便今后进行司法技术调查。但在目前，不能急躁，因为还有更危急的事。

　　堰塞湖的问题是悬在几十万人头上的凶剑，卫生防疫问题也急不可待，灾区上上下下所有的力量还在气喘吁吁地忙于救灾，人口大幅度流动，一切都处于临时状态，因此，确实很难快速腾出手来处理已经倒塌的校舍建筑质量的法律问题。我想，你们一定是识大体、明大理的人，先让大家把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解决了，怎么样？

　　你们受灾以来的杰出表现，已经为整个中华民族赢来了最高尊严。你们一定不会否认，这些天来，无论是中国的各级政府、军队、武警、医生，还是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救援者、志愿者都尽心尽力、令人感动。只有当这些里里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扰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后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步步完成。因此，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

余秋雨

　　四川地震发生后不久我立即打电话给作家出版社的责任编辑王淑丽女士，要求延后出版我的书稿，因为此时此刻任何与抗震救灾无关的话题都不应该分取媒体版面，分散人们的注意。

　　王淑丽说，书在地震前就印好了，已向各地书店发送，但一切都只是悄悄进行，绝不作任何推广、宣传。

　　我在追着叮嘱了一句：面对人间大道，任何书翰文墨都不值一提。

　　但是，实在难免，一些读者把我新书的序言刊登在网络上了，因此引起一些报刊读书栏目的注意，来电询问。

　　那我就作一个简单的回答吧。

　　我这次出的这套书，叫“文化苦旅全书”，先出了两本，第一本叫《寻觅中华》，第二本叫《摩挲大地》。这第一本书里的文章，除一篇之外，其他十九篇都没有在以前的书里出现过。这是一部我自己在心中默默探索的“中国文化史”，前后算起来写了二十几年了。这本书是以时间为线索的，第二本则是以空间为线索的，作为与第一本的呼应。第二本书里的文章，不少是从以前出版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中严格精选的，多数都作了重大修改，甚至重写。又有一部分是第一次发表。

　　这两本书，反映了我二十几年来为了在国际坐标中捍卫中华文化尊严和光荣所作的努力。这种努力非常艰苦，不仅要走遍中国，而且要冒险走遍世界，还会受到一轮又一轮的围攻和诬陷。这一切，都是大家看到了的。真是庆幸，我遇到了一个不错的时代，受到广大沉默读者的鼓励，我坚持下来了。

　　我的坚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管中国曾经多么落后和腐朽，我坚持认为辉煌的中华文化一直溶化在中国人的集体人格中。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些学者说的“劣等民族”。即使在灾难中，也总有中国人在抢救中国文化。这也是中华文化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的主要原因。我曾经以这个立场，在联合国的世界文明大会上与外国学者辩论，而不少外国学者总是以政治取代文化。华人学者中也有这种情况。

　　第二，不管中国需要经受多么严厉的理性批判，我坚持认为，中华大地永远有一股巨大的力量让我们热泪盈眶、不忍离去。我的这种坚持，体现在我的文笔中，一直被大陆文化界朋友们嘲笑为“爱国滥情”，他们又一次次调侃我“为什么又流泪”。

　　第三，不管中国文化中有多么艰深的典故，多么复杂的谋略，多么动听的故事，多么精致的细节，我坚持认为，文化的核心是精神价值，而最高的精神价值就是善良和爱。长期以来，文化界强调“术”而轻视“道”，即使讲“道”，也不是以善为旗帜的人间大道。对此我一直在大声呼吁，却逃不脱“甜腻的道德至上论”的帽子。

　　第四，不管中国民众多么缺少文化，多么远离学术，我坚持认为，他们是文化的目标所在，也是任何文化话语的主要接受者和互动者。我反对在“文化界”里“互为观众、互为讲台”的小圈子自耗行为。作为最早通过电视直接面对广大民众的学者，我长期被指责为“向世俗投降”。

　　正是以上这四项坚持，使我在这次四川大地震中百感交集。大家终于看到了吧，中国人有那么差吗？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吗？中国文化的核心难道不正是善和爱吗？中国广大民众即使没有文化，难道不也是在灾难中一步攀上了人类精神文明的制高点吗？

　　前年，我先是在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讲述“中华文明的道路”，后来又应邀在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驳斥“中国威胁论”。今年一月，我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礼堂讲述“中华文化的光荣和艰辛”。由于观点鲜明，反响强烈。但是，总有一些人、一些观点、一些误会、一些歪曲，难于被我说服。太多太多的阴云笼罩着中国文化，因此也损及中国人的集体形象，我焦急，我气忿，我无奈。

　　这种情景，一直延续到四川大地震的发生。

　　大地震使我万分悲痛，但是，天天让我热泪不止的，是中华文明在“集体人格”上的动人展现。

　　这种展现不可能装扮，一切都会在全世界的直视之下。世界吃惊了：中国人，生死血泪中的中国人，无遮无盖的中国人，竟然是那么崇高，那么人道、那么善良、那么迅捷、那么有效！

　　这是自有人类以来，最尊重生命的现场。这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具有人道主义的地方。其他地方也有过，但没有那么集中，那么浓烈，那么透彻。

　　
　　昨天晚上，一位从美国来的女士询问我和马兰：“美国911之后也出现过空前的团结、空前的崇高，现在中国也是这样吗？”

　　我回答道：“现在的中国，高过911之后的美国。因为，当时的美国有恨，成为后来发动两场战争的动因。而这次中国，无恨。中国人承受了一场无与伦比的灾难，却不想寻找泄恨的对象。中国只想用爱解决一切，当然，也包括接受国际的爱。”

　　因此，我有充分理由说：四川地震证明，中华民族极其优秀！

　　四川地震让我证明了这个道理。但是，在我还无法充分证明的那些年月，只能埋头走路，埋头执笔，埋头听骂。那两本书，就是这番话经历的记录。

　　——这么一想，这两本书在地震之后出版，也还有一点参考价值，不能说完全不合时宜。

　　记者问：你在重写《道士塔》、《莫高窟》等篇目时，是否考虑到以前有争议的一些内容？

　　余秋雨答：当时唯一的“争议”的是，有几个批评者认为，敦煌文献应该被外国探险家拿走，因为中国没有研究能力和保存能力。我在这次修改中，针对这种意见，强化了当时的洋奴和爱国者之间的对照，加出了两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同时，我在第一本《寻觅中华》中特地写了一篇《问卜殷墟》，详细描述并证明了当时的中国学者完全有能力破读古代文献，而且也有能力保护。因为当时同时发现的殷墟甲骨文比敦煌经文早了两千多年，却以中国学者为主体完成了破读和研究。

　　记者问：几年前好像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咬文嚼字，说你在哪些文章中有一些细节差错，你修改了吗？
余秋雨答：这个人的文章我至今没有读过，以后也不会读。真为难复旦大学八十高龄的大学者章培恒教授居然读了，还写了好几篇很长的批驳文章，判定是“无端的攻击乃至诬陷”。其他几位资深教授也作了类似的结论，我当然就不必理睬了。写散文，是写自己内心的感受，怎么能听别人的说三道四？

　　记者问：出了《寻觅中华》和《摩挲大地》之后，接下来“文化苦旅全书”还会出哪几本？

　　余秋雨答：“文化苦旅全书”分为三大“故事”。一是中国的故事，那就是现在出的这两本；二是世界的故事，那就是考察世界上其他文明故地的经历，也是两本；三是自己的故事，其中包括在《借我一生》基础上改写的《重读一生》和另一本人生记述。三个“故事”的共同目标，都是从不同方向阐释和守护中华文明。

　　记者问：今年能出齐吗？

　　余秋雨答：能。

余秋雨

　　在周恩来总理指示文科大学复课、编教材之后，文化气氛开始慢慢松动。一些大的书店，常常会开辟一间小房间，把一些看上去没有什么“政治问题”的古典作品悄悄地“内部销售”。所谓“内部”，指的是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只要拿出教师工作证和学生证就能进入这样的小房间。我估计，书店的思路是，既然大学都复课了，他们就有权利把一些在仓库里发霉的书籍拿出来作为复课的参考读物。

　　但是，在左倾思潮仍然很猖獗的当时，书店工作人员对此事非常慎重。他们总是翻来覆去地看我们的学生证和工作证，然后在我们购买时又一再嘱咐：“这是工作用书，有问题需要批判，千万不要外传！”

　　地点：南开大学

　　网友Fanji ：余秋雨老师，我要向您打听一个人。据说，是这个人提出了“四川地震是天谴”的谬论，但这两天又不敢说了。我估计您会知道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在九年前发起了对您的诬陷（他撰文说连妓女的手提包里也装有您的书），但这两年您似乎原谅了他，允许他在您担任总顾问的陕西卫视“开坛”栏目里谈文化。因此，您也许会知道他，是不是他提出了“天谴论”？

　　余秋雨：我不认识这个人。你说的问题很严重，我没有证据证明是哪个人提出的，因此希望不要具体针对某某人。不管是谁，提出这种谬论都是大恶。因为这种谬论把十三亿中国人当作了“天谴”的对象，把已经死亡的五万多同胞当作了“天谴”的对象，实在太让我们愤怒了！十三亿中国人做错了什么？五万多同胞做错了什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天”在惩罚他们？如果真是这样，我要套用关汉卿的语言对“天”高喊一句：“天啊，你残害苍生枉为天！”

　　网友三镇鹰：说得好！中外地质学家已经明确论证，这次地震是两大地球板块冲撞、断裂所释放出的能量。此间不存在什么“天意”，千万不要听这些邪恶的江湖术士的胡言论语。

　　网友寒夏：不是江湖术士。多半是一些自封为“异议分子”、“持不同政见者”的人。他们说“中国受到了天的谴责”，是出于他们的政治立场说的。但他们的致命矛盾是：既然“天”要谴责中国政治，为什么不惩罚政治人物，而是惩罚普通百姓？因此，一听就知道是谎言，而且是丑恶的政治谎言。

　　余秋雨：任何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和社会理念，对此我予以尊重。我不可容忍的是，这些似乎有文化、有见解的人，居然对数万名骨肉同胞的伤亡无动于衷，而且还在伪造理由，把自然暴力美化成了正义的化身。对他们，我实在不想说什么话。我只想告诉网友：记住，凡是对万众苦难无动于衷的人，不可能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政治观点。今后我们必须把各种眼花缭乱的政见、观点、学派、团体……推到最终的人文底线上：是否救助生命，是否守护民众，是否扬善去恶，是否具有爱心。如果连这条底线也通不过，其他千言万语，我都不想听！

　　网友Fanji：我早就发现一个规律：在中国文化界历来有不少成天骂骂咧咧的所谓“批评家”，但是一旦遇到洪水、非典、冰灾、地震，他们全都消失了，没有一个会去救灾，没有一个会去做义工，而且，几乎都不会捐助。等到灾难终于过去，他们又渐渐活跃了，一会儿整这个，一会儿毁那个，满口社会正义，直到下一次灾难来临。他们是灾难中的“冬眠者”。幸好他们“冬眠”，因此我们看到了，这些天中国的传媒多么纯净而感人。

　　网友王光列：我们中国人善良而健忘，等到灾难过去，也就忘了这些人在灾难中的自私嘴脸，又容许他们在媒体上高谈阔论了。因此，我历来主张，一切评论者首先应该被评论。当他们作为公众人物对别人颐指气使、吆五喝六的时候，任何人都有理由问他们一句：“在华东水灾的时候，在非典、冰灾的时候，在汶川地震的时候，你自己在干什么？”

　　网友Fanji：余老师，我还是放不下那个人。如果事实证明，“天谴论”正是他提出的，您会不会取消他在陕西卫视“开坛”上的发言权？

　　余秋雨：不管他是谁，只要有人提出“这次地震是上天对中国人的惩罚”，我都会把他视为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最后良知的恶孽。我从来不对自己担任总顾问的电视、报纸、杂志提出具体要求，但是如果有谁践踏了天良底线，我不会沉默。我认为，这次抗震救灾的全国性大动员、大投入、大动情，重新找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支点，也找到了中国文化与国际接轨的话语基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将会就此写一篇论文，题目是《汶川——中华文化的新起点》。我预计，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系统将在这次灾难中重新建立，那个让我们恶心了很久的“文化蚊蝇狂欢时代”，必将结束。经历了这次十几亿人眼泪、肃立、哽咽，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将会在关爱生命、焕发人性的基础上重组和优化，并让世界瞩目。而这种集体人格，就是我们所追寻的文化。

　　记者：余秋雨教授，从报纸和网络上看到，您给四川灾区捐款一次就高达二十万元。据我们所知，这是全国学者、作家中捐款的最高记录。很多大企业家，包括拥有几十亿资产的房地产商人的个人捐款都没有您多。但是，您对这件事情又十分低调，还是九久读书网站顺便透露了消息。我们很想知道您对这件事的想法。您以前也做过不少这样的捐助吗？

　　余秋雨：也做过一点。华东大水灾那年，我把《山居笔记》的全部稿费捐了。但是杯水车薪，只是稍稍表达自己对他人灾难的态度而已。平日，我和马兰陆续资助了山东、云南、湖南等省份的几批贫困学生，他们每年都寄来一叠叠成绩单，这让我们很高兴，但总是觉得力量有限，做得太少。

　　记者：与别人相比，算是不少了。

　　余秋雨：也还是太少。马兰这几天一直说，要去义演几场，来增加捐助。她已经向红十字会报名，过些日子还要在四川灾区做义工。我对她说，可以先去做义工，不急于义演，因为能义演的内容不适合现在的全国气氛。捐助的事要细水长流，今年我还有全新版的《文化苦旅全书》和《秋雨文籍》出版，应该会有不少稿费，到时候再捐。

　　记者：作为一个在海内外拥有广泛影响的著名学者和著名作家，您的这种做法，是否想起到示范作用？

　　余秋雨：不，不。做这些事纯属个人行为，是自己心灵的需要，完全没有号召他人的意思。每个人的经济情况不一样，有不少文化人心底善良，但经济拮据，不能强求。我稿费多一点，是读者对我的鼓励。但是，读者的鼓励也是一种“人文对话”，我必须把这种“人文对话”延续下去，而不能停业在个人的经济收入上。另外，帮助别人，救助苦难，是我和马兰从一开始就建立的情感默契。做这样的事，成了家庭的一种精神习惯，每次都会增进心灵沟通。这种心灵沟通当然又与受灾的民众紧紧相连，这十天来，我们日日夜夜坐在电视机前眼泪不断。与巨大的灾难相比，与军人、武警、医务人员所做的一切相比，我们所做的实在微不足道，越来越感到惭愧，因此马兰下决心去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