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钱永健靠钱学森获诺贝尔奖？

2008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得者之一钱永健教授，引起华人世界的广泛关注。钱永健引起华人关注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他是第七位获此殊荣的华裔化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中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堂侄。

钱永健的获奖，是“基因”的遗传，还是钱学森的帮助？

这样的现象，在科学界比比皆是： 居里夫人的女儿是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非欧几何的创始人之一、匈牙利数学家亚·鲍耶的父亲是著名的数学教授。著名德国化学家本生教授的父亲是格廷根大学教授。我国化学史专家张子高教授的儿子张滂是有机化学教授。著名女物理学家谢希德教授的父亲则是原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谢玉铭教授……

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世袭”。甚至还有人以为，只有出生在科学家的家庭，长大了才容易当上教授，哀叹自己投错了胎——不是出生在科学家之家。

科学能世袭吗?否，科学无世袭!

世袭，也就是世代传袭，子孙坐享其成。在封建社会，皇位是世袭的，爱新觉罗·溥仪由于是醇亲王载沣的儿子，尽管只有三岁，乳臭未干，居然也当上了大清皇帝。在资本主义社会，尽管不叫世袭，但是百万富翁的子女是遗产的当然继承人，这继承实质上也是世袭。

科学的本质是革命的。在科学面前，人人平等。科学只承认奋斗，不承认世袭。不论出身豪门还是出身清贫，科学从不追究你的“家庭出身”，不讲究资历、祖籍，而只是考虑你是否真正作出了贡献。科学是铁面无私的“包公”，是正直、公平的。事实上，那些登上科学宝座的科学巨匠们，出身卑贱者远远多于出身高贵者，这充分说明了科学无世袭。

当然，出生在科学家之家，从小便能接触科学、熟悉科学，耳濡目染，培养浓烈的科学兴趣，这确是有利的一面。然而，科学家的子女攀登科学高峰，依旧要靠他们自己的双脚，而无法坐父母的“直升飞机”不费吹灰之力踏上峰巅。

以居里夫人的长女伊伦·居里为例。虽然母女俩都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伊伦·居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头衔绝不是母亲那里“世袭”得来的。伊伦·居里的丈夫约里奥·居里是法国一位普通工人的儿子。伊伦爱上了约里奥，是由于约里奥是一位忠于科学、刻苦攻关的青年。他俩在1926年结婚之后，把实验室当成了“公园”，把崎岖的攀登之路当成了“林荫道”，把夜晚当作白昼，把假日当作工作日。他们“使生活变成幻想，再把幻想化为现实”。他们的家常便饭是实验失败，他们的口头禅是“再来一次”。他们经过了千次失败，终于在1934年发现人工放射性，在科学上作出重大贡献。正因为这样，小居里夫妇于1935年双双荣获诺贝尔奖。如果说，小居里夫妇从居里夫妇那里继承了什么遗产的话，那就是继承了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遗产!

另一个感人至深的事例是亚·鲍耶。他的父亲法·鲍耶是数学教授，从小就精心教育儿子学习数学。亚·鲍耶异常勤奋，果然不负父望，在数学上造诣颇深。然而，他在数学上的见解，却与父亲南辕北辙，背道而驰。亚·鲍耶21岁时，写出了著名数学论文《空间的绝对几何学》，指出了统治数学界达两千年之久的古希腊数学权威欧几里德的局限之外，创立了“非欧几何”。法·鲍耶深为恼怒，认为儿子触犯“权威”，不愿发表儿子的论文。后来，父子俩由于学术上的分歧，导致感情上的破裂。亚·鲍耶被迫背井离乡，搬到僻远的农村去住。他贫病交加，连妻子也因此离婚，结果孑然一身，离开人世。直到他死后八年，他的学说才得到世界公认。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亚·鲍耶在科学上创建奇勋，是由于他自己艰苦奋战，独树一帜，他父亲却成了他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尽管他们父子俩都是数学家，他们之间却一点也没有“世袭”的味儿。

钱永健于1952年出生于纽约。在他出生前两年——1950年，钱学森就准备从美国回到中国。钱学森因此在美国遭到软禁。直到1955年，由于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指示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据理力争，设法营救钱学森回国，终于使钱学森回到中国。这时，在美国生长的钱永健不过三岁。钱永健靠着自己不懈的努力，成为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化学及药理学两系的教授，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医学院院士，成为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

科学无世袭，说明科学最讲民主，摈弃一切因循守旧的框框。坐享其成，在科学上是行不通的。科学的勋章可以奖赏给任何一个人，不论你是初生之犊还是年已花甲，不论你是清贫子弟还是富家儿女，不论你是七尺男儿还是纤纤女子，不论你是自学自通还是学历高深，条件只有一个——用你的才智创立新学说，发明新技术。

科学无世袭，科学的皇位人人可坐。努力呵，谁努力谁就可以摘取科学皇冠上的明珠!

叶永烈：在没有稿费的年月

10月6日是粉碎四人帮的日子，使我记起难忘的文革岁月。 

在文革中，出书是没有稿费的。即便在那样的年月，我仍坚持写出，出版了十本著作。另外，还有一批著作当时已经交到了出版社，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出版。

很多人问我，在没有稿费的年月，你为什么仍然写作？我的回答是：“写作着是美丽的。”

限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我只能写些远离“无产阶级政治”的童话和科普书籍。不过，也正因为远离“无产阶级政治”，所以这些作品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仍然不断再版，有的甚至在去年还重印。

在文革中，我作为“文艺黑线干将”遭到批判、抄家之后，被“下放”到杭州湾畔的“上海电影系统五·七干校”进行“改造”，种了三年水稻。

1970年，由于妻子生了第二个孩子，我承蒙“照顾”调回上海，在电影厂里挖防空洞。

一天，工宣队忽然通知我，安徽有人前来“外调”。我穿着高统套鞋，戴着安全帽，跑进工宣队办公室，才知来者是安徽人民出版社编辑石曾勉。我做梦也想不到，他向我约稿!

原来，1965年，我写了《塑料的世界》和《化学纤维的一家》两书，寄给安徽人民出版社。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两书都搁浅了。在该社发生武斗的时候，编辑任宏毅生怕书稿放在办公室里遭砸，悄然带回家中保存。1969年，该社恢复出版工作，他们便想到这本书。于是， 石曾勉先生不顾足疾，前来上海，找我修改书稿。当我从他手中拿到一大包书稿，心中充满对这几位热心的编辑的敬意。

我，又拿起笔来，开始写书。白天，我在泥里、水里挖防空洞；夜晚，面对青灯，我埋头于修改书稿。就像做地下工作似的，我“秘密”地写书，生怕别人知道了说:“文艺黑线回潮”。

妻帮我去买稿纸，买资料。虽然家庭拮据，她总说：“你不抽烟，不喝酒。这些花费比烟、酒值得！”

《塑料的世界》改完了，找不到人画插图，我自己动手画起来。

1973年12月，我收到了安徽人民出版社寄来的五十册样书，就像当年第一次发表作品一样激动。虽然没有一分钱的稿费，但是我仍万分高兴──因为我又重新开始创作了。当时，我的书一印就是四十万册、五十万册。

就这样，在那严寒的日子里，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五本书作品，科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另五本书。

我还写了几十万字书稿，虽然躺在出版社的抽斗里未能发排，但毕竟写出来了。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那几十万字的书稿，接二连三地印了出来。

叶永烈：溢光流彩夜上海

从电视上看到，“蔷薇”台风袭击台湾，台北的风力达到十二级。天气预报说，受“蔷薇”台风影响，从 9月29日傍晚起，上海将是一个风雨交加之夜。

吃过晚饭之后，看看窗外，竟然无雨，风也不大。于是决定与妻前往外滩观灯，因为有台风预报，我估计今晚外滩的游人不多。

每逢节日，上海外滩彩灯开放，是摄影的好机会。根据我的经验，拍摄外滩夜景，最好是在华灯初上的6：30。这时，天色将暗未暗，拍出来的天空是墨蓝色的，比纯黑色漂亮，而且景物有层次。在2006年5月1日，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上海外滩拍摄的。

这一回，是临时决定出去拍摄，出发的时间比上一次晚。我带着两架照相机，先是到达浦东陆家嘴。这时，天空一片漆黑。在夜幕下，彩灯耀眼的东方明珠塔显得格外突出。我在离东方明珠塔二、三百米处，拍摄东方明珠塔全景——从彩旗招展的塔座直至高高的塔尖。

浦东的新景观是刚刚落成的世界最高楼——环球金融中心，总高度达到492米。环球金融中心地上101层，地下3层。

在环球金融中心之侧，是总高度为420.5米的金茂大厦。金茂大厦地上88层，地下3层。

环球金融中心和金茂大厦成了上海“新双塔”。从东方明珠塔那里拍摄“新双塔”，这“新双塔”有点重叠。

所幸从浦东陆家嘴驱车前往外滩时，中途见到“新双塔”一左一右矗立的雄姿，当即在路边停车，拍摄“新双塔”。宝塔形的金茂大厦呈灰黑色，楼顶一片雪亮，直指苍穹。锉刀形的环球金融中心则是一片深蓝色。“新双塔”象征着上海的崛起。

从陆家嘴穿过黄浦江的江底隧道，便来到黄浦江对岸的外滩。果真不出所料，今夜外滩的游人虽说不少，但是没有通常的节日之夜那么拥挤。我在江堤之上，很容易就找到了最佳拍摄位置——往常游客里三层外三层的，很难使你能够安心拍摄。从外滩可以拍摄江对岸浦东高楼大厦的群像。五颜六色的灯光，倒映在滔滔江水之上。灯火通明的游船，在江面上穿梭，更增添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回到家中，我当即把数码照片输入电脑。这批上海夜景照片，记录了今日上海的风采。往日，五光十色的夜上海，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象征；今朝，流光溢彩的夜上海，却是蒸蒸日上、朝气蓬勃的写照。

                                                        2008年9月30日于上海

叶永烈：如果我飞上太空

（原载 2008年9月26日上海《解放日报》）　

神七成功发射，航天员很快将实现中国第一次太空行走，著名作家叶永烈畅想无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40年后可以在太空游泳。

　　  想像太空行，给地球拍照

对于中国航天史上的首次出舱活动，叶永烈最关心航天员出舱后会做什么动作。印度人在太空中练过瑜伽，俄罗斯人在空间站把高尔夫球击入地球轨道，“如果我上去，出舱时手里一定拿一个照相机，镜头对准我们的地球。”叶永烈上个世纪8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叫《太空医生》，讲空间站里有块电池坏了，于是航天员进行太空行走，在空间站外面把电池修好了。“中国古代有嫦娥奔月的传说，嫦娥在天上不就得行走？所以太空行走，是中国人很早的一个梦。”叶永烈感慨，这次神七航天员在太空中迈出的一小步，意味着我们中国在征服宇宙当中迈出了一大步。

　　期待出舱游，回来写本书

现在国外已经有太空游了，几百万美元上一次太空，但还没有出舱的活动。对此，叶永烈认为，相比太空游，出舱活动费用更贵，光舱外航天服造价就高达几千万元人民币。另外，亿万富翁买了一张太空机票，可以坐在飞船里面，但出舱的话，要经过很严格训练。“如果说飞船是一个房子的话，航天员首先是在卧室里呆着，然后到客厅，要把客厅和卧室的门关上，再出去，这个过程中，离太空越近，对人的心理和身体素质要求就越高。”

尽管太空游很贵，但叶永烈仍然希望有机会去太空———这个神秘美丽的地方看看，然后写成一本书叫《行走太空》。

未来航宇梦，飞向冥王星

2007年，叶永烈写了《小灵通三游未来》，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太空飞船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游泳池，那个水是一团透明的，人浮在水里，用脚一蹬就串进大的水滴。如果游得快，水滴就碎了，过一会儿水又会自己并拢，就像汤上面的油花一样。“我想再过40年，一定会实现在太空中游泳的梦想。”叶永烈告诉记者，太空行走后，中国将建立自己的太空站，再下一个目标就是飞向月球。之后做什么？“钱学森曾跟我说过，航天之后就是"航宇"。”叶永烈说，他的科幻小说《飞向冥王星》中，人一进入飞船就要冷冻起来，飞到冥王星后再解冻，考察完之后，再冷冻回到地球。“我相信，人类会把这些都变成现实”。

【来源：解放日报记者 尤莼洁】

叶永烈：应当叫航天员还是宇航员？

2008年9月，当“神舟7号”飞往太空的时候，首次出舱进行太空行走的中国航天员，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这几天官方媒体称“航天员”，而老百姓则叫惯“宇航员”。

不过，在中国，“宇航员”的正式名称应是“航天员”。我在参加电视台的相关节目时，曾经接到通知，要称“航天员”，不要说“宇航员”。然而，我平常说惯了“宇航员”，说着说着就说“宇航员”了。不光是我，就连节目主持人也说“宇航员”，就连参加节目的航天专家也说“宇航员”。

我采访过中国的“航天之父” 钱学森先生，据他告诉我，“航天”一词是他首创。他把人类在地球大气层之外的飞行活动称为“航天”，是从航海、航空“推理”而成的。他说，最初是从毛泽东主席的诗句“巡天遥看一千河”中得到启示。他还提出了“航宇”一词，亦即“星际航行”，他在《星际航行概论》一书中详尽地论述了行星之间以至恒星之间的飞行。如今，如果说“航宇”一词对于普通百姓还有点陌生的话，“航天”一词已经被中国官方作为正式名词，例如中国政府的相关部门叫航天部、航天局，而不叫“宇航部”、“宇航局”。中国媒体也大都采用“航天员”这一名词，而老百姓则叫惯“宇航员”。

这使我不由得记起，西北工业大学老教授姜长英是航空史专家，他极力主张“直升飞机”应当称为“直升机”。

他寄赠了一册油印资料《直升机和“直升飞机”的问题》给我，内中收入他的好几篇文章，指出“直升飞机”一词的错误所在：“飞机在下行时，必须依靠固定于机身上的机翼所产生的升力。所以飞机必须是有固定机翼的。直升机有旋翼而没有固定机翼，因此不是飞机。如叫‘直升飞机’，那是错误的。”

姜教授对“直升飞机”一词详加查考，查清了它是怎样“压倒了正确的名词——直升机，从而统治了全中国”。姜教授下决心要纠正这一错误。他在给我的信中说：“但是支持‘直升飞机’这个错误名词的人很多。要打倒错误的东两，还要费很大的力气。我想在大报上登广告，直接向错误挑战。但大报不肯登，也没什么理由。所以我只得从说服每一个字典、词典的作者，编者下手。这当然是非常吃力的。”

姜教授的意见是正确的。“直升飞机”确实应当称为“直升机”。但是，“直升飞机”已经叫惯了。纠正起来，谈何容易？

我不由得想及了“大熊猫”。“大熊猫”简称“熊猫”，其实也是一个错误的名词。在生物学上，它属“猫熊科”，正确的名词应为“大猫熊”、“猫熊”。因为它的生物特性似熊，只不过黑白相间的外貌有点像猫，所以叫“猫熊”，意即“像猫的熊”。它绝不是“像熊的猫”！

“猫熊”，怎么会叫成“熊猫”的呢？1984年8月，我到四川汶川采访保护大熊猫的情况，听“熊猫专家”胡锦矗教授说起其中的缘由：在解放前，重庆北碚博物馆展出熊猫标本时，说明牌上的字是横写的，写着“猫熊”。当时，习惯于直书，而直书是自右向左认读，人们误把“猫熊”读成“熊猫”。渐渐地，这一错误的名词越传越广，以至如今人们听惯了“大熊猫”、“熊猫”，一听到“大猫熊”、“猫熊”反而觉得别扭，唯有生物分类学著作上还是用“猫熊科”这样的名词。

很多年前，便有人呼吁，应当为“大熊猫”正名，摒弃错误的名词。无奈，改变不了已经叫惯了的“大熊猫”。胡锦矗教授对此的态度是：“因为它影响之深家喻户晓，若正名改为原称，反而感到不顺口，不如听其自然不改为便。”也正因为这样，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一直采用“大熊猫”这一名词。不过，在中国台湾地区，则称“熊猫”为“猫熊”。

“直升飞机”、“大熊猫”，在科学上均属错误的名词，而且都已成为“全国性的错误”。

姜长英教授认为非改不可，胡锦矗教授以为“听其自然不改为便”，亲爱的读者，你以为如何呢？

叶永烈：中国太空探索从“动物天使”开始

　　首个火箭发射场选址广德

　　 叶先生告诉记者，载人航天事业总是从动物试验开始的，以便为人类上天积累丰富的科学依据。苏联在发射第二颗人造地球卫星“宇宙二号”时，就曾将一只名叫“莱依卡”的小狗送上了天。此后不久，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便在太空上留下了人类最早的探索印记。美国也曾经运载过狗、猴子之类的动物上过天。

　　我国的航天事业起步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1960年2月19日，中国第一枚试验探空火箭（T-7M）在上海南汇成功发射，高度8000米。但由于上海人口密集，不利于保密及安全，国家有关方面与上海市委商定，在国内其他地方选址兴建中国第一个初具规模的探空火箭发射常

　　这个发射场为何选址安徽广德？叶永烈先生告诉记者，广德地处安徽省东南部，是安徽、江苏、浙江三省交界，四面环山，竹林茂盛，对于需要特别保密的火箭试验工作来说，最为合适不过，“可能还有一个考虑就是，那里地广人稀，当生物火箭的回收舱从天而降的时候，不大会伤及百姓”。另外，广德离上海不远，便于从上海运去火箭。

　　两只小狗经过“专业训练”

　　经过不到半年的时间，中国首个初具规模的探空火箭发射场在广德县誓节渡山区建成，包括发射控制室、发动机测试室、助推器装药室、推进剂加注房、发射场坪和发射架、箭头总装总调间、遥测接收站、雷达阵地工程、气象观测室和生活区等。

　　叶永烈先生说，我国空间科学探测的第一步，是一群大白鼠在安徽省广德县的上空“迈出”的。1964年7月19日，中国第一枚生物火箭“T-7AS1”成功发射。这一成功让中国的航天先驱们对于太空探索有了更足的信心。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中国着手小狗上天试飞实验。叶永烈先生在担任《向宇宙进军》编导时，曾观看过《小狗飞上天》等内部参考影片，他告诉记者，最后上天的两只小狗，是从30多只小狗中遴选出来的，除了身体健康、反应灵敏、性格温和、善解人意外，体重在6000克左右，不胖不瘦。两只小狗一公一母，公的叫“小豹”，母的叫“珊珊”。

　　非常有意思的是，像后来飞天的航天员一样，这两只小狗在上天之前同样要经过严格的训练。据叶永烈先生说，这些训练一点不比人的训练轻松。工作人员首先要将小狗捆绑在木板上，然后用手不断地翻转，以保证小家伙适应火箭发射后一边前进一边旋转的状况。而后，还要将它们捆在震动器上接受强烈震动的考验、放在冰箱里接受严峻的低温考验、放在刺耳的大喇叭下接受噪音的骚扰。当然，最为“残酷”的训练是将小狗装进小铁箱里，用离心机高速旋转！

　　在严格的训练下，“小豹”和“珊珊”表现得十分顽强，最后被国内航天专家一致认为“适合上天试飞”。

　　“动物天使”最终平安归来

　　第一个担任上天试飞任务的是小公狗“小豹”。它所乘坐的是比较简单的生物火箭“T-7AS2”，载重量小，发射高度距离地面七八十公里左右。

　　据叶永烈先生介绍，这枚生物火箭的箭头部分由箭头、生物舱和回收舱组成，里面装有记录“小豹”心率、血压、呼吸和体温等四大生理指标的磁记录器；装有记录“小豹”在飞行中各种姿态的自动摄影系统；生物保障系统中有自动供氧和自动调节二氧化碳浓度的装置。安放小狗的托盘前部还设有条件反射装置，为使小狗“方便”，狗尾部还安有屎、尿等收容器。

　　1966年7月15日清晨，在安徽广德的火箭发射基地上，运载着“小豹”的生物火箭在震彻山谷的轰鸣声中直冲云际，“飞”出地面大约80公里。地面上的各种跟踪设备不断接收到火箭上传回的各种信息，数据表明，火箭飞行正常。

　　这时候，两架早已接到命令的空军直升飞机在回收区上空盘旋搜索，随时准备迎候“小豹”的凯旋。一个多小时后，降落伞吊着生物舱，徐徐下降，落在一个山坡上。科技人员当即跑上前去，用竹竿将生物舱抬了下来。

　　当人们小心翼翼地打开生物舱的舱盖时，“小豹”正安然无恙地趴在托盘上，目光炯炯有神地前来“迎接”它的每一个人，尾巴还在欢快地摇来摇去，仿佛在自豪地讲述着自己神奇的太空经历。

　　在“小豹”胜利归来之后不久，1966年7月28日，小狗“珊珊”再次被装进“T-7AS2”生物火箭，送上高空，同样平安而归。

　　曾经的遗憾在今天改写

　　叶永烈先生说，严格地讲，用生物火箭把动物送到离地面七八十公里的地方，就高度而言，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就技术而言，直上直下，也比较简单。但这些可爱的小动物却为中国高空生物学研究和生物保障工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中国人飞往太空作了可贵的探索和基础准备工作。

　　事实上，在两只小狗顺利归来之后，中国也曾经训练过与人的生理特征具有一定相似性的猴子，准备送其上天，积累更为丰富的太空探索资料。当时，“猴子天使”都训练好了，但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许多科研人员被要求尽快回到北京参加运动，这一本来更为珍贵的试验就此中断了。

　　在此之后，中国的火箭发射基地逐渐转移到酒泉、西昌等地方。安徽广德的这个基地逐渐弃用，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时，逐渐搬离，目前只剩下一个发射架和部分房屋，1200多亩的地方被当地政府改造成了“项目林”。

　　不过，令叶先生感到欣慰的是，中国人中断多年的“飞天梦”如今终于已经如愿以偿，都让叶先生激动不已。他特意将自己多年收集的图片、写作的文字整理成书，书名就叫《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

　　在《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中，叶永烈先生没有忘记给小狗“小豹”和“珊珊”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没有忘记将安徽广德在中国太空探索史的特殊地位详细解密一番，“这是一段光辉的历史，我们不应忘记”。（《新安晚报》记者 章玉政，摄影鞠浪）

叶永烈：“鸟巢”空了之后

“鸟巢”在经历了奥运会、残运会的辉煌之后，空了。

曾经万众拥挤的“鸟巢”，变得空荡荡的。

空了的“鸟巢”该怎么办？

我在澳大利亚悉尼，走访了空荡荡的的奥运会场馆，深感如何管理好奥运会之后的体育场馆，是一个值得世界各国共同探讨的问题。

1993年，北京仅以两票之差，被悉尼夺去了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大约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所以我到了悉尼之后，无论如何要去看一下悉尼举办2000年奥运会的场地。虽说当地的朋友对我说，那个地方现在又没有体育比赛，空无一人，有什么好看？我还是去了。

我和妻是在吃过早餐之后，从阿什菲尔德出发，乘火车前往2000年举办奥运会的场地——如今那里叫“悉尼奥林匹克公园”（Sydney Olympic Park），坐落在霍姆布什湾（Homebush Bay）。

我在买火车票时，说是前往悉尼奥林匹克公园，售票员就给了我车票。上了车一打听，才知道乘火车要先到林肯区站(Lidcombe)，从那里过天桥，再换乘另一路火车，坐一站，才到达悉尼奥林匹克公园。据说，在2000年悉尼举办奥运会时，许多外国观众乘错了火车，找不到奥运会场地，大约就是不知道要在林肯区站换车。后来，我和妻从奥林匹克公园返回时，也差一点乘错车——忘了要在林肯区站换车。

奥林匹克公园离悉尼市中心颇远，火车在那一带都在地面行车，可是进入奥林匹克公园站的时候，却“钻”入地下。这里的地下车站规模颇大，显然是为2000年举办奥运会时成千上万的人进出车站而专门设计的。不过，在我和妻下车的时候，同时下车的人只有十来个人。

我们乘卷扬电梯从地下来到地面，这地面车站也宏伟而漂亮。不过，走出车站之后，我和妻同那十来个人分道扬镳，他们大约都是前往这里的公司上班的，往右走，而我和妻是前往奥林匹克公园游览的，朝左行。

从火车站到奥林匹克公园，不过五、六百公尺。我来到奥林匹克公园，深深佩服当年的设计者：从长长的笔直的主干道望过去，两边错落有致地分布着2000年悉尼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要场馆。这些场馆的设计线条简洁，色彩主要是灰、白两色，显得整齐而大气。

悉尼奥林匹克公园是前身，从1894年到1993年整整一百年间，这霍姆布什湾原本是个臭气冲天的垃圾场和屠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