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从细节看马英九

台湾大选终于尘埃落定，马英九以高票当选台湾新领导人。

我在台北采访了马英九竞选总部办公室主 任汪诞平先生。他跟随马英九多年，他谈起他眼中的马英九，许多生动的细节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汪诞平 先生拿起上衣口袋里插着的一支金笔对我说，这几天要搬家了，我从办公桌的抽屉里偶然见到这支金笔，赶紧收起来，做个纪念。过去，在李登辉、连战当主席的时候，核心圈里的人都用这种公家发的高级金笔。马英九当主席之后，他开会做记录都用圆珠笔，党的干部们见了，也都改用圆珠笔。金笔在国民党高层里也就“绝迹”了。

汪诞平 先生由此说起跟随马英九出差的经历。过去，在李登辉时代，出差总是住五星级饭店，而且总是一个人住一个房间。他如今跟随马英九出差，住的旅馆往往连一颗星都没有，而且总是两个人住一间房。

至于出差吃饭，基本上是吃便当（即快餐）。马英九很忙，有时候中午，跟客人一起“共进便当”，同时与客人研究工作问题。

马英九下乡，穿来穿去是那件牛仔裤。

在马英九家里，好些家具、电器可以进历史博物馆了。

马英九确实非常清廉，也很节俭，这是有目共睹的。有的时候，我看到他那么忙，吃得那么简单，都感到心疼。

我问，这次马英九竞选“总统”，经费够吗？汪诞平先生说，马英九的竞选费用，大约只相当于过去国民党竞选“总统”的费用的十分之一，是很节省的。

汪诞平 先生以为，马英九已经成为国民党新一代最优秀的领导人。由马英九出面竞选“总统”，给国民党带来很大的优势。在台湾，十年来马英九一直是人气最旺的政治人物，深受百姓爱戴。马英九在台湾人民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可以说，马英九是当今台湾政坛最好的人选。

我请汪诞平先生评价马英九。他说，马英九深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接受“温良恭俭让”的教育。马英九的优点是清廉、正直、不高调，有国际观。缺点是有时过于“温良恭俭让”。

我请汪诞平先生分析马英九、萧万长与谢长廷、苏贞昌的不同。

汪诞平 先生很中肯地进行了分析。他指出，马英九、萧万长是受国民党长期栽培的政治精英，在国民党政府行政系统工作多年 ，是经过严格考验、循序渐进的行政干部，对个人操受都很注意。谢长廷、苏贞昌则显然不同，他们跟陈水扁一样都是律师出身，是从当年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美丽岛事件”的律师辩护团里脱颖而出。他们的口才不错，善于操纵选举，但是行政经验、管理经验不如马英九、萧万长。其实，马英九、萧万长与谢长廷、苏贞昌的不同，也反映了国民党与民进党的不同。

汪诞平 先生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他说，陈水扁上任之初，在民进党里挑不出懂得管理经济的人才，只得请国民党籍的萧万长出任扁政府的经济部长。有一次，汪诞平随萧万长到高雄考察一个项目，汪诞平问萧万长，你如今与民进党人共事，有何感觉？萧万长回答说，民进党干部决定项目的时候是先说后算，先决定再评估，而国民党干部是先算后说，先评估后决定。

萧万长对汪诞平说，如果要建造一个大型人工湖，按照他的办事规律，先要派专家从地质、气候、环境等方面进行调查，做出初步方案，报部讨论，再送经济建设委员会等部门进行种种评估，最后才能决定方案，前前后后大约要两年。由于事先调查充分，因此一旦确定工程方案，建设起来就胜券在握。民进党的干部则不一样，他们可能只用一、两个月就确定方案，看上去效率很高，实际上工程一上马，各种问题成堆，可谓欲速则不达。也就是说，国民党干部行政出身，总是从下而上评估，最后才做决定；民进党干部则是从上而下，先提出响亮的口号，再慢慢“求证”。

汪诞平 先生话锋一转，说起了双方选举手法的不同：谢长廷、苏贞昌往往竞选口号很响亮，很诱人，但是实现率往往很低。反正不论支票能否兑现，开出去再说；马英九、萧万长则很务实，能够达到多少说多少，也许口号不及民进党响亮，但是说话算数，说一句是一句，都能够在当选之后兑现。比如，谢长廷说，如果他当选，要实现“零失业率”，这话很好听，能够做到只有天知道；马英九则说，如果他当选，要“把失业率降到3% ”，这话没有要实现“零失业率”那么动听，那么响亮，但是很务实，经过努力是可以达到。

汪诞平先生接着指出，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最大不同，在于基本理念。

民进党以台独作为基本理念，台独是写入民进党党纲的。

国民党则以坚持“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为基本理念。在这次竞选中，马英九又进一步明确提出，他的理念是“不独、不统、不武”，维持现状。以“和平、对等、双赢”作为确立与中国大陆关系的原则。马英九胜选，就着手与中国大陆中止敌对状态。

  叶永烈：走访谢长廷竞选总部
　　离台湾大选只有五天了。
　　2008年3月12日傍晚，在台湾大选前夕最敏感、最紧张的时刻，发生了“3·12踢馆事件”。有人以为就事态的严重性而言，几乎可与2004年台湾“总统”大选前发生的“3·19枪击事件”相提并论。这“馆”，就是谢长廷、苏贞昌竞选总部。
　　所谓“3·12踢馆事件”，是由蓝军“立法委员”费鸿泰、陈杰、罗淑蕾、罗明才等四人闯入谢长廷、苏贞昌竞选总部引发的冲突。费鸿泰在事前获悉，谢长廷、苏贞昌竞选总部向第一银行租借的是一至三楼，却连十三楼也在使用。谢长廷、苏贞昌竞选总部执行总干事李应元没有正面回应，只说一切照租约办、已经付过租金。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同时也是国民党团书记长的费鸿泰，与同党籍“立委”等四人以及“财政部长”何志钦、屋主第一金控总经理黄献全、第一银行总经理吴清云、“国库”署长，到谢长廷、苏贞昌竞选总部就第一银行是否有图利长昌总部之情事，进行了解。
　　谢营事先得知讯息。原本进出谢长廷、苏贞昌竞选总部，门卫要进行查问，可是这一回他们不但没有阻挡，反而摆出“空城计”，让蓝营“立法委员”长驱直入十三楼。然而，那里已经成了谢长廷的指控中心。蓝营“立法委员”们未出电梯，便被十三楼的警卫拦住，不许进入。蓝营“立法委员”们没有出电梯，在十三楼只逗留了三分钟，绿营操纵电梯降到三楼，众多的绿营人士已经等候在电梯口，电梯的门一开，绿营人士便痛批蓝营“立法委员”们，指责他们是“私闯民宅”，是“小偷”，是“行径嚣张、目无法纪”，甚至称他们“踹门、破窗”（实际上他们一直被困在电梯之中，未曾走出电梯，根本谈不上“踹门、破窗”）。就这样，电梯在三楼停留了半小时。警察闻讯赶到，蓝营“立法委员”灰头土脸来到底楼。在绿营的包围之中，蓝营“立法委员好不容易走出谢长廷、苏贞昌竞选总部，坐进警车。
　　这时，夜色苍茫，在谢长廷、苏贞昌竞选总部附近的林森北路、长安东路挤满人潮，绿营支持者愈来愈多。谢长廷、苏贞昌竞选总部总干事李应元站在宣传车上，用扩音器大声批判蓝营“立法委员”。绿营支持者包围警车，砸裂警车玻璃。在警方极力劝阻之下，费鸿泰等蓝营“立委”才得以脱身。前后达三小时。
　　“3·12踢馆事件”发生之后，费鸿泰委员向社会道歉，同时辞去了党团书记长职务，并退出国民党。马英九以及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也再三表示道歉。马英九说，费鸿泰等四人混淆了立法与执法的界线，“立法委员”只有立法权，没有执法权，他们没有向党中央请示，就擅自闯进谢长廷、苏贞昌竞选总部，是不应该发生的严重错误。马英九也指出，本次事件是“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决议事项，属于公务考察，现场并由“财政部长”、屋主第一金控总经理及第一银行总经理、“国库”署长等人都陪同前往，绝非如民进党所指的踢馆与私闯总部行为。
　　谢长廷则借机大肆抨击国民党，认为这是国民党“一党独大”的典型表现。谢长廷企望借“3·12踢馆事件”扭转在大选中的不利形势，“逆中求胜”。
　　一时间，谢长廷、苏贞昌竞选总部一下子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在台湾，我保持“非蓝非绿”的中立立场。我在采访了马英九、萧万长竞选总部之后，来到台北林森北路、长安东路交叉口的谢长廷、苏贞昌竞选总部采访。一进门便是一幅印着谢长廷、苏贞昌巨大肖像的竞选海报。谢长廷和苏贞昌一左一右微笑着，海报上的八个大字“台湾维新，幸福经济”集中体现谢长廷、苏贞昌的竞选纲领。
　　这里是“谢长廷、苏贞昌竞选总部”，占了好几层楼面。大大小小的办公室，贴满绿色的标语，一排排桌子上的一台台电脑正亮着屏幕，但是却不见工作人员。只见正中的大会议厅敞着门，上百位工作人员正在那里开会。
　　原本约好“谢长廷、苏贞昌竞选总部”执行总干事李应元先生接待我们。此刻他的秘书张健臻先生告知，李应元总干事正在主持竞选总部的大会，让我先到小会议室看录像片。于是，我来到一间小会议室。据张先生说，这部谢长廷、苏贞昌竞选宣传片在昨天夜里刚刚编辑完成。于是，我成了第一批观众之一。
　　宣传片在“台湾，台湾”的音乐声中开始。录像片所展现的是台湾的本土意念、本土价值。“幸福，台湾”是主轴，而“台湾维新”则是核心理念。
　　看毕，张先生送给我一本谢长廷的著作《谢长廷新文化教室》。这是谢长廷在1995年写的理论性著作，讲述了他的文化观点，并从文化的角度展示了台湾未来的图景。
　　我从“谢长廷、苏贞昌竞选总部”的宣传资料上，见到谢长廷的大致简历。我特别注意到这么一句：“1986年起草民主进步党党纲，并成为民主进步党党名命名者。”这句话表明了谢长廷在创建民进党时的历史地位。
　　另外，关于谢长廷生平中这么一段故事也引起我的兴趣：“谢长廷出生于台北著名的打铁街，出生时家境小康，但后来因父亲经商失败，家道中落。这也让原来成绩不错的谢长廷，开始放弃学业，沉迷于体操，甚至拿过吊环项目冠军。当大家以为谢长廷会朝体操路上发展时，他却重拾书本，考上台大法律系。”
　　有人称谢长廷为民进党里“最聪明的人”，这话有几分道理。
　　谢长廷的“聪明”的表现之一，是善于在遭遇不利时反败为胜：
　　一是1994年竞选台北市长时，在民进党内初选出现“长扁之争”，谢长廷因得罪多人而退出初选，他在不利的情况下审时度势，转而支持陈水扁，担任陈水扁的竞选总干事，使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他也因此在民进党内赢得掌声。
　　二是1998年谢长廷移师高雄，参加高雄市长竞选，当时没有人看好谢长廷，他却稳扎稳打击败了试图连任的国民党籍原高雄市市长吴敦义，成为高雄市长，四年后又获连任，成为民进党的“南霸天”。
　　三是2007年竞选台北市市长时，国民党参选人郝龙斌呼声甚高，何况台北是蓝营大本营，民进党无人敢参选。这时，因担任“行政院长”时与陈水扁政见不合、导致任职未满一年就被迫离职的谢长廷，正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他居然在2006年6月宣布参选台北市长。虽说他最终败给郝龙斌，但是他获得的票数远远超出人们的估计，虽败犹荣。正是谢长廷在台北市长竞选中表现不俗，他在民进党的“四大天王”中脱颖而出，成为2008年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
　　谢长廷的“聪明”的表现之二，是做事不绝，留有余地，保持弹性。
　　谢长廷作为民进党党纲起草者，是他把台独主张写入民进党党纲。然而，他在处理一些问题时，又不像陈水扁那样咄咄逼人。比如，谢长廷提出过“宪法一中”，即在宪法上，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他也提出过“一国两市”，即大陆的厦门和台湾的高雄是一个国家的两个城市。谢长廷担任高雄市长时，曾主张直航，也曾打算访问厦门。正因为谢长廷常常以温和的一面出现在公众面前，他在中间民众之中有相当的支持度。
　　在“谢长廷、苏贞昌竞选总部”，我指着巨幅海报上的“台湾维新，幸福经济”八个大字，问张先生：“‘幸福经济’容易理解，‘台湾维新’如何理解？”
　　张先生回答说，谢长廷提出“台湾维新”，这与他在日本留学的经历有关。谢长廷在日本见到经济繁荣，起源于日治维新。因此，他主张台湾应该汲取日本的成功经验，走“台湾维新”之路。“台湾维新”是谢长廷政治理念的核心，谢长廷希望台湾通过维新追求人民富足，也就是“幸福经济”。他希望台湾人民的生活品质在所有华人之中居于首位。
　　张先生还说，谢长廷的另一个重要理念，就是“和解共生”。这一理念与“台湾维新”相辅相成。台湾要维新，台湾各政党、各种族必须和解，共生于台湾，这样台湾才会形成团结的社会，和谐的社会。
　　我问，“和解共生”也就是“和谐共生”？
　　张先生笑了，未作正面回答。
　　正说着，大会议厅里的会议结束了，李应元先生来了。
　　李应元先生一边跟我握手，一边给我名片。他说：“很抱歉，让你久等了。”
　　已近晚上七时，李应元先生提议到附近的餐馆，一边吃法国餐，一边聊。
　　李应元先生是一位思想非常活跃的人，谈笑风生，很快就跟我拉近了距离。自从谢长廷成为民进党的2008年“总统”竞选候选人，李应元出任谢长廷竞选总部执行总干事。
　　需要补充一句的是，2008年1月14日，由于陈水扁辞去民进党主席，接任民进党主席的谢长廷宣布，谢长廷竞选总部执行总干事李应元接任民进党秘书长。
　　李应元先生是一个一见就熟的人。在西餐馆，他一边向我介绍法国菜，一边聊着“院长”。谢长廷担任过“行政院院长”，李应元总是称他为“院长”。
　　李应元先生说，“院长”的可贵，是二十多年来，始终言行一致。这次，我们重印“院长”在1995年写的《谢长廷新文化教室》一书，你可以看到，他的很多重要的政治理念，在那本书里就已经提出来了。
　　李应元先生说，“院长”以为“强者以妥协为仁”。正因为这样，“院长”很注重方方面面的沟通，该妥协的就妥协，以求达到“和解共生”的社会局面。如果他当选“总统”，他提出希望成立“联合政府”，希望能够与国民党、与其他党派共同合作。过去，“立法院”常常上演“武打”，“立法委员”们拉拉扯扯。李应元说，他也当过“立法委员”，见过“立法院”里这种“武打”场面，那时候民进党在“立法院”里是少数派，发动“武打”是为了吸引媒体的注意。你一打架，媒体就曝光，民众就注意了。“院长”希望在“立法院”里党派之间能够“和解共生”，再也不要发生“武打”了。
　　李应元先生说，“院长”很务实，可以说是民进党里的“务实派”。在他担任“行政院”的“院长”的时候，就落实了春节包机。他对于大陆同胞前来台湾观光，也持支持、欢迎的态度。
　　李应元还说，“院长”的另一特点是愿意倾听，善于倾听不同的意见。“院长”常常不轻易表态。“院长”不习惯于一直在说自己的思想。他在细细的倾听之中，把有益的观点融入自己的思想。
　　李应元先生是民进党活跃的新一代。我客观地记录、反映他的见解，希望能够如实地把我对他的直接印象，介绍给大陆读者。见仁见智，读者诸君自有明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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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访红衫军总指挥施明德

走进台北市中心一条窄窄的弄堂，两边高楼夹持，使弄堂更显得细小。就在这条普普通通的弄堂尽头，住着威震台湾的百万红衫军总指挥 施明德先生。我对施先生心仪已久，无缘得见，何况他又正在病中。那天上午，在台北采访台湾前民意代表简锡堦先生，谈毕，试探着能够联络施先生。因为我知道他是红衫军副总指挥，与施明德先生过从甚密。简先生当即拨通施主席的手机。施明德是民进党前主席，他的朋友们都习惯于称他施主席。没想到，施先生非常爽快，一口答应，当即约定下午到他家拜访。

摁响了门铃，一位身穿黑色T 恤、胸前印着白色倒扁图案的女子前来开门。进屋之后，施明德先生便迎了上来。六十六岁的他看上去气色不错，外穿一件紫红色的西装，内穿一件白衬衫，敞着领口。进门处，放着几台电脑和电话，两位小姐在忙于工作。他家有两个客厅，一内一外。外面的客厅里放着一张乒乓球桌大小的长方桌，四周放了一圈椅子，看上去像个会议室。里面的客厅则是日本式，铺着塌塌米，几个镶着红边的草席垫以及像坑桌那么矮的圆茶几。施先生说，平常他喜欢在里面的客厅接待客人，不过那小茶几无法作记录，我还是选择了外面的大客厅。

我注意到大客厅的墙脚，堆满许许多多文件夹。施先生说，那是工作人员整理的关于红衫军运动的种种报道，如今已经成为历史的记录。我还注意到大客厅的墙上挂着一个镜框，里面只有一个字——在“囗 ”之中写着“施”。施先生说，这是一个自创的汉字，即施明德自囚之意——“施”被囚于“囗 ”中。那是2006 年8 月10 日起 ，施明德在台湾发起百万人民倒扁运动，要求台湾领导人陈水扁应为其亲信及家人相关的诸多弊案负责，并主动下台。12 月7 日 ，“国务机要费”案进入司法程序，运动总部希望民众暂时回归正常生活，施明德基于对人民的承诺“陈水扁不下台，绝不停止抗争”，宣布自囚。2007 年4 月1 日 ，施明德结束自囚，为二次倒扁做准备。

我拿出录音机、笔记本，摆好了采访的“阵势”。采访的话题，就从“囚”字开始。他说，他曾两度被捕，坐过长达二十五年的监牢，直至1990 年5 月20 日 才结束漫长的囚徒生活。他说，那四分之一世纪时间的囚禁，是被囚的，而这次则是自囚。说罢，他开朗地大笑起来。我问起他的健康情况，他说，那是在2006 年7 月，在身体检查中发现肝癌，当即做了电烧手术。他以带病之身，冒着风雨、顶着烈日，带领百万红衫军走上街头。他是闯过大风大浪的人，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告诉我，当年在监狱中，曾经四年半没有见过阳光，没有见过星星月亮，双脚没有沾过泥土，他的皮肤变得雪白。他笑道，“那时候我是被放在冰箱里‘保鲜’”！为了表示抗议，他曾经在狱中绝食，长达四年七个月。每天，狱方用橡皮管插进他的鼻管，用注射器把流质食品打进他的胃里。狱方在他的囚室里，特地挂满菜肴的图片，引诱他。他说，那时候他已经没有饥饿的感觉，怎么引诱都无济于事。他出狱之后，有一次作体检，护士把胃镜插进他的鼻管时，惊讶于他竟然毫无异样反应。他说，护士不知道，他在监狱里被插过三千多次，早就非常“习惯”了！

我问起一个有趣的问题，把大姆指朝下，这个已经成为台湾家喻户晓的倒扁“招牌动作”，其“发明人”究竟是谁？施明德立即很干脆地答复：“我！”说罢，发出一阵哈哈大笑。这个“招牌动作”，不仅动作鲜明，而且画成图案，正好是一个朝下的“扁”字——这个图案也就成了红衫军的标志。

施明德非常豁达，又非常健谈。他就他的经历、台湾的政治以及红衫军运动，一口气谈了两个多小时，我根据他的谈话录音整理出一万多字的文稿（已在报刊上发表）。

他赠我回忆录《囚室之春》一书，并在扉页上写了赠言：“信心是最永恒的魅力。”他还赠我记录风起云涌的红衫军运动的DVD 光盘以及《阅读施明德》一书。

在他家中，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他的厨房的门上贴着一幅宣传画，上方是倒扁的“招牌手势”，下方是“阿扁下台”四个黑色大字。这幅宣传画，正是施明德政治理念的最形象又最集中的体现。

叶永烈：走访马英九竞选总部
　　
　　            
　　台湾“总统”大选进入倒计时，选情如火如荼。作者在台北对马英九竞选总部进行了采访……

   来到马英九竞选总部

　　当我来到台北信义路四段55号，乘电梯上了四楼，那里的“马英九萧万长竞选总部”正处于搬家的过程之中，所以显得有点乱。很多文件都已经用绳子扎成一捆捆的。也正因为这样，在那里见不到竞选总部通常都有的巨幅宣传广告，这些广告“先走一步”，已经搬到新址了。
　　不过，仍可以看出，“马英九萧万长竞选总部”的规模远远超过一般的“立法委员”竞选总部。“马英九萧万长竞选总部”拥有那么多间办公室，上百位工作人员，很多人仍在电脑前忙碌着。
　　据报道，“马英九萧万长竞选总部”这次搬家，刻意选择台北爱国东路与中华路交叉口的全新大楼“御景大厦”，不但意味又“中华”又“爱国”，就连门牌也恰巧是19号，谐音就是“英九”。新总部就连电话总机号码尾数也挑了个8819，谐音“帮帮英九”，再加上同音的车牌号码，“19”这个数字在马英九总部无所不在。新总部承租御景大厦的第三层到第十五层，总共1200坪，马、萧两人的个人办公室分别选在大楼的第十二层和第十一层。据说，“马英九萧万长竞选总部”希望这一搬能“顺利搬进2008”。
　　一位中年男子出面接待我。他连声说：“很抱歉，马主席外出赴会，未能亲自接待，敬请谅解。”尽管马英九已经辞去国民党主席一职，但是很多人仍习惯地称他为马主席。
　　他递给我的名片上，印着“马英九萧万长竞选总部办公室主任汪诞平”。我注意到，名片的特殊之处在于还印着“第12任总统、副总统拟参选人马英九、萧万长政治献金专户”的帐号，便于各界给予赞助，亦即“政治献金”。
　　汪诞平主任是一位很随和的人，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引发一阵笑声——他自我介绍说，他是“职业抬轿”。因为他是资深的国民党高层干部，长期担任马英九高级幕僚，为马英九“抬轿”。这次他担任“马英九萧万长竞选总部办公室主任”，是一项临时性的工作，随着竞选的结束而结束。他的现职是中国国民党秘书长室办公室主任。此前，马英九担任台北市市长的时候，他则在台北市政府担任马英九幕僚。长期追随马英九鞍前马后的他，自称“职业抬轿”倒是十分形象而贴切。
　　汪诞平主任带我们来到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会议室，中间是一张棕色长方桌，四周一圈椅子。谈话时，“习惯”地关紧了门。这一“习惯”是竞选期间所特有的，因为前不久就传出消息，马英九总部刚刚开完会，民进党总部就知道了会议的内容。不言而喻，马英九总部有绿营的人“卧底”。马英九总部上百工作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民进党要“混”进一、两个人做暗探并不难。国与国之间都谍影重重，何况党与党之间、竞选总部与竞选总部之间互相刺探情报。
　　汪诞平指着这间小会议室说，为了应对竞选的错综复杂的局面，马萧竞选总部成立了“战情中心”。这是一个核心小组，每天早上就在这间小会议室里关上门开会。他兼任这个“战情中心”的执行秘书。这个“战情中心”分为“应变小组”、“策略小组”等等。
　　汪诞平说，马萧竞选总部的核心干部，大都“高缺低用”。所谓“高缺低用”，是指来到这里工作的，很多是国民党的老干部，级别都很高，有的过去担任过部长，有的担任过大使，都是沙场老将，到了这里工作，不求官，不求位，一心一意为了把马萧推上“大位”，让国民党从民进党手中夺回执政权。
　　汪诞平说，台湾原本是国民党执政，蒋介石在台湾实行的是“威权统治”。在蒋经国继任之后，宣布解除戒严，开始了民主政治，政党轮替。在2000年，民进党在大选中战胜了国民党，取得了执政权。从此，国民党成了在野党，如今国民党已经当了八年的在野党，深感失去执政权的痛苦。这八年对于国民党的教育和反省是极其深刻的。这八年，使国民党变得清醒，有了长足的进步。正因为这样，我们正全力以赴，投入竞选，一定要使政权失而复得。
　　国民党是“百年老店”。汪诞平说，国民党在台湾，到了李登辉执政后期，问题越来越严重，尤其是“黑金”的包袱越背越重。所以在2000年，不是民进党有多少能耐，是国民党被人民赶下了台，民进党取而代之。也就是说，国民党是自己打败了自己。
　　今天，民进党越来越像当年的国民党。民进党执政以后，与财团紧密结合，迅速走向腐败。陈水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没有限制的权力最容易走向腐败”，这句话是真理。
　　今天，国民党从八年的反思之中汲取了教训，面目一新。以马英九、萧万长为代表的新一代国民党人，这一次必定能够胜选。
　　
　　
   　　
   “奥步”及“党产”
　　
　　我请汪诞平先生预估2008年台湾“总统”选举结果。
　　汪诞平先生以非常肯定的口气说，当然是马英九、萧万长胜出！说罢，他又“不过”了一下。
　　我请他详细说明这“不过”。
　　汪诞平先生回答说，本来就正常的选举而论，进行评估无非是依照“候选人、政见、政党”这三要素。按这三要素评估，马英九、萧万长理所当然远远胜过谢长廷、苏贞昌。“不过”，台湾的选举环境不正常，在逼近投票的关键时刻会出现“奥步”，会严重影响正常的选举结果。
　　“奥步”是台湾话。我请汪主任作了解释：“奥”，在闽南语中是“不好的”、“差的”意思，“步”则是“想法”、“招数”、“步”的意思。所谓“奥步”，也就是“损招”、“烂招”的意思。
　　汪诞平主任说，民进党最善于用“奥步”来影响选举。最典型的是2004年3月19日——投票的前一天，发生了“奥步”，即“两颗子弹事件”，一下子民进党就赢得了许多同情票，使大选逆转。又如，2007年高雄市长选举时，民进党又使出“奥步”，制造了“道路工事件”，一下子使民进党候选人陈菊赢得了选举。
　　汪先生气愤地说，“奥步”是民主的倒退！正因为这样国民党几次在选举中吃了民进党的“奥步”的亏，所以在这一次大选中，特别注意防范民进党再出“奥步”。
　　我笑问，你们成立了应变小姐，每天早上在这间办公室里开会研究，是不是在研究民进党的“奥步”？
　　汪先生也笑了，我们确实成立了专门对付突变、反制“奥步”的专业小姐。问题在于你不知道民进党这一回用的是什么“奥步”？！民进党的“奥步”，总是不断“创新”，出人意料，这才会起着雷动社会、扭转选举的作用。比如，民进党用过“两颗子弹”，今年就不大会出“三颗子弹”。“奥步”是上不了台面的贱招，关键就在于“贱”。国民党是一群君子，难防小人。高雄市长的国民党方面候选人黄俊英就是太老实了，面对突然发生的所谓“道路工事件”一下子反应不过来……
　　汪先生叹道，“奥步”真是防不胜防，而且都是发生在临选的前夜，所以越是临近大选，我们的神经越是高度紧张。选举，本来应当是在公开、公平、公正的环境中进行，可是“奥步”完全扭曲了选举的正常环境。
　　我戏问道：国民党为什么不来“奥步”？你们应该以“奥步”来反“奥步”！
　　汪先生连连摇头说，国民党是君子，绝不使用低下的小人“贱招”。尤其是马英九，法政系毕业，绝不可能为了选举去搞“奥步”。我们要赢得光明正大！马英九在总结“奥步”的教训时曾经指出，我们对付“奥步”的最有效的办法，那就是争取以大差距赢得选举。他以高雄市长选举为例，当时双方选票差距只一、两千张，“奥步”就起作用了。如果黄俊英领先陈菊几万张选票，那“奥步”就失去作用，所以我们要战胜民进党的“奥步”，关键是在选票上大胜民进党，以绝对优势压倒民进党，那时候，什么“奥步”也救不了民进党的命。
　　在竞选中，除了“奥步”之外，另一个使国民党遭到麻烦的问题便是“党产”。我提到了民进党对国民党的“党产”问题种种攻击，请汪诞平先生就此作出解答。
　　汪诞平先生并不否认“党产”问题已经成为国民党遭到攻击的最大诟病。他以为，国民党的“党产”问题，是特殊的历史所造成的，要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
　　汪诞平先生以为，国民党的“党产”，主要来源有三部分：
　　一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接收的日本资产；
　　二是无偿调拨给国民党政府的资产。当时日本人从台湾撤走了，兵荒马乱，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无偿圈地，无偿调拨土地；
　　三是国民党政府低价收购的资产。因为当时蒋介石握有政权，许多地方把资产半卖半送给国民党政府。
　　汪诞平先生强调说，当时处于“党国一体”“党国不分”的历史背景之下，“党即国”、“国即党”，所以造成了“国产”“党产”不分，不少“国产”变成了“党产”。
　　汪诞平先生说，从连战先生担任国民党主席开始，就着手解决“党产”这一历史遗留问题，能还就还。有争议的，就由法院判决，依法执行。马英九也完全赞同、支持、继续连战的做法。
　　汪诞平先生指出，国民党的“党产”问题，实际上已经逐步解决。在1993年的时候，国民党的“党产”大约有一百多亿新台币存款、一千多亿财产。2000年连战任国民党主席时，国民党“党产”在帐面上大约为七百多亿新台币，实际上只400多亿新台币。到了马英九接任国民党主席时，国民党“党产”在帐面上大约为二百多亿新台币，而且大部分为不动产，即办公楼和土地。
　　民进党一到选举的时候，就拿国民党的“党产”做文章，而且故意夸大国民党“党产”的数字，号召选民要向国民党讨还“党产”，要国民党还“党产”于民。
　　汪诞平先生说，就国民党而言，一方面并不讳言“党产”是错误的，另一方面认为是特殊历史所造成，已经并正在逐步解决。
　　我问及，在台北“总统”府对面，是一座非常高大宏伟的楼房，过去见到那里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在地，应当算是国民党的“党产”，这一回我到那里，大楼上不见国民党中央党部字样，而是挂着“财团法人张荣发基金会”几个大字。
　　汪诞平先生回答说，那就是国民党处理“党产”的举措之一。这座大楼以二十多亿新台币的价格出售给长荣集团的董事长张荣发。张荣发是陈水扁的“金主”，跟民进党有密切的关系，只有他才敢于要这幢大楼。倘若是别人，不敢买这幢大楼，害怕会遭到民进党的强大压力和攻击。
　　汪诞平先生透露，国民党如今资金也相当紧缺。国民党正因为是“百年老店”，光是党的退休干部就达五千多人，要发给退休人员“八成薪”（退休前薪金的百分之八十），是一笔可观的支出，同时也是沉重的历史包袱，再加上那么多现职工作人员，每月要发的薪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虽说现在的国民党工作人员已经精简到只有原先的三分之一。他作为中国国民党秘书长室办公室主任的薪水，已经几个月没有领到了，现在是“留职停薪”来到马英九竞选总部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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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台北幸会“太子”蒋孝严
　　在路过台北圆山大饭店附近的大直地区时，我常常见到公共汽车车站的牌子上，印着蒋孝严的大照片，除了一行“恳请支持蒋孝严”的红字之外，上方印着蒋经国的照片，醒目地写着两行黑字：“蒋家何辜？岂有天理乎？！”
　　这是蒋孝严参加台湾第七届“立法委员”竞选时的广告。不言而喻，针对民进党当局的“去蒋化”，蒋孝严挺身而出，以蒋家后人的身份质问“蒋家何辜？岂有天理乎？！”民进党当局没有想到，“去蒋化”反而大大提高了蒋孝严的民众支持率。据民调显示，在台湾所有的“立法委员”候选人之中，蒋孝严的民众支持率排名第一。果真，在2008年1月，蒋孝严以高票在台北第三选区（中山、北松山）胜出，连任“立法委员”。
　　我来到台北松江路181号的蒋孝严竞选总部，那里悬挂着四、五张乒乓桌面那么大的蒋孝严的巨幅照片，飘扬着红底白字的“蒋孝严”旗帜。步入总部，迎面就是一大排镜框，分别嵌着国民党高层的祝辞——“连战：众望所归”；“马英九、萧万长：马到成功”；“吴伯雄：旗开得胜”；“吴敦义：胜利成功”……
　　我发现，蒋孝严既重视大广告，也很注意小宣传品。比如，免费赠送给来访者的一包包小纸巾上，正面印着：“要选，选最好的！”，还印着蒋孝严的照片和简历：“曾任‘外交部’部长，国民党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总统’府秘书长，外交官乙等特考、甲等特考最优等及格”。背面则印着：“为台湾人民拚出路，替经国先生争公道。”看得出，即便是小小一包纸巾，宣传词句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蒋孝严先生不在竞选总部，由蒋孝严竞选总部执行副总干事林政文先生出面接待。
　　我问道，第三选区的选举形势如何？
　　林政文先生告诉我，这次台北第三选区总共有五名候选人竞选一名“立法委员”，也就是说，是五选一。除了蒋孝严先生之外，有一位是民进党候选人郭正亮，一位是台湾团结联盟的谢馥米，还有两位是制宪联盟的，即李林耀和简瑞宽。
　　林政文先生分析说，台湾团结联盟和制宪联盟是小党，影响力很有限，其中制宪联盟的两位候选人的名字我还必须查了竞选资料才能告诉你，我连他们的名字都记不住，所以那三位候选人不会构成对蒋孝严先生的威胁。民进党的候选人郭正亮，是蒋孝严先生的主要竞争对手。郭正亮是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民进党第六届“立法委员”，担任过《中国时报》主笔，还担任过《台湾日报》、《数位时代》、《新新闻》、《财讯》、《中国通》主笔，台北之音“台湾亮起来”主持人。参与过起草陈水扁2000年5月20日就职演说稿《台湾站起来—迎接向上提升的新时代》。郭正亮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无法跟蒋孝严先生匹敌。
　　经过这样的分析，林政文先生说，蒋孝严先生的胜出，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再说，中山区有许多“眷村”，那里住着当代从大陆退居台湾的国民党党政军干部及其家属，是蓝营的“票仓”，是蒋孝严先生的“铁杆”支持者。所以，蒋孝严先生不仅稳操胜券，而且必定是高票当选。
　　我笑道，蒋孝严先生是台湾的“太子党”，他出马竞选，必定旗开得胜。
　　林政文先生也笑了，说道，蒋孝严先生岂只是“太子党”？！他是名副其实的“太子”——经国先生的嫡子不是“太子”，是什么？
　　当然，蒋孝严这位“太子”经历了崎岖的人生道路。我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就是蒋孝严先生的竞选资料上把籍贯写成“江西南昌”。我问林政文先生，这是什么原因？他回答说，虽然他从章姓认祖归宗为蒋，但是籍贯从母亲章亚若。
　　蒋孝严所著新书《蒋家门外的孩子》披露了他许多鲜为人知的身世秘辛和从政经历，他的祖父是蒋介石，他的父亲是蒋经国，皆为大时代的权力中心，但母亲章亚若却死于非命，有苦难伸。从章孝严到蒋孝严，在《蒋家门外的孩子》一书发行时，相关报道指出：

   蒋孝严说，花了三年多时间，我慎重地把这本书写好。它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出自我自己的手。对于几乎不可思议的身世转折，除了需要不露声色去面对周遭，在人生道途上，更要隐忍不能说出自己是蒋家人。
    蒋孝严的母亲章亚若，是蒋经国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在江西赣州担任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主办江西青干班时的学员。两人发生爱情，还私下取了亲昵的小名，蒋经国自称“慧风”，章亚若自称“慧云”，取“风云际会”、“风云不离”的意涵。一九四二年，章亚若赴桂林生下孝严、孝慈双胞胎，两个孩子的名字还是蒋介石亲取，但是嗷嗷待哺的双生小儿周岁未满，章亚若却于桂林医院离奇死亡。
    针对母亲的遇害，蒋孝严语带哽咽郑重地说：“这和父亲经国先生无涉，也与祖父无关，并非军统局下的手，主谋就在赣州‘专员公署’，是父亲蒋经国身边的人，且深受经国先生器重与信任，自认站在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上，必须趁早除去经国先生政治发展的遗患——章亚若。”他确信母亲是为了守住一份属于她生命全部的爱情而丧生。但事隔六十寒暑，他复仇的怒火已经熄灭。
    蒋孝严兄弟俩在外祖母的抚养下艰辛成长，体验过饥寒交迫的坎坷人生，但最让他受折磨的是无法认祖归宗。他说，最初知道自己是被迫从母姓时，确有强烈的被羞辱感，要争回父姓又似乎只能在梦里追求。一个人要走过“认祖、归宗”的道路才能确立自己的身份，已属极度不幸，在路途当中，还要饱受歧视和打压，内心更备受煎熬。

　　《蒋家门外的孩子》一书证实蒋孝严确实是蒋家“太子”。
　　我不由得记起，2003年1月，我曾经来到台北县头寮宾馆——蒋经国的安厝之所。这是一个小四合院，比我刚刚参观过的蒋介石安厝处——蒋介石生前在慈湖的行馆要小得多，其实这也是生活朴素的蒋经国与蒋介石的反差所在。四合院四周种着龙柏、梅树、山茶。
　　我走进这个小四合院，这里的官员已经接到慈湖的电话，给予我热情的接待。他们陪同我参观，并进行详尽解说。
　　蒋经国的灵柩，安厝在这个小四合院的正厅。与蒋介石一样，蒋经国的棺木安放在黑色大理石的陵寝之中，并未安葬。在灵柩前，安放着白花组成的十字架，表明他与蒋介石一样，都是基督徒。
　　我见到正厅门口，摆放着两个黄色的花圈。其中的一个是当时的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送的。这里的接待官员，是蒋经国生前侍卫。他告诉我，这是在蒋经国先生逝世十五周年纪念日，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前来谒陵时所送的花圈。
　　另一个花圈引起我的注意，上面写着：
　　“父亲大人灵右，儿孝严率家人泣首。”
　　这是章孝严第一次以儿子的身份，向蒋经国献上花圈。章孝严力主一个中国，并致力于两岸“三通”，是台湾著名的“统派”人士。他在2003年1月13日上午九时半前来谒陵，送了这个花圈。他在谒陵时说，希望蒋经国能保佑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在困境中站起来。
　　章孝严认祖归宗，在台湾引起广泛注意。
　　蒋经国曾经有过三次婚姻：
　　蒋经国的第一位妻子叫冯弗能（俄文名字为索比诺娃）。这一秘密是在苏联解体之后才从克格勃的档案中透露出来的。冯弗能乃冯玉祥将军之女。1926年蒋经国在留学苏俄时与冯弗能结婚。翌年彼此因政见不同而离异。
　　蒋经国的第二位妻子是苏联姑娘芬娜，后来改名蒋方良。据说，在1934年，正在苏联一家工厂工作的蒋经国下了夜班回去时，路遇一大汉拦劫一姑娘，便将大汉打翻，救出姑娘，这姑娘就是芬娜。翌年，蒋经国与芬娜结为夫妇，后来生三子一女。三子为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女儿为蒋孝章。
　　蒋经国在苏联时叫芬娜为“芳”。回国之后，蒋介石赐名“蒋方娘”。当蒋经国带着她回到故乡溪口拜见母亲毛福梅时，毛氏说：“‘蒋方娘’这一名字不好，岂不成了我们做长辈的都要喊她娘了！还是把‘娘’字去掉女旁，叫方良吧。”
　　从此，芬娜的中国名字叫做“蒋方良”。　　
　　蒋方良与蒋经国共同生活了五十三年，直到1988年蒋经国病逝。
　　蒋经国还有一位非婚之妻章亚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蒋经国主政赣南，章亚若成为蒋经国的秘书。1942年章亚若为蒋经国生下一对双胞儿子。半年之后，章正要带孩子去见公公蒋介石，却暴病而死于广西。蒋经国这两个非婚而生的儿子，改为母姓，即章孝慈、章孝严。
　　章孝严在1949年被携往台湾，定居于新竹。他从东吴大学外文系毕业，曾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馆”秘书、“外交部”常务次长。蒋经国去世之后，任“外交部”部长、国民党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他花费一年四个月的时间办理认祖归宗手续，在2002年12月才终于将身分证父母栏更改为“蒋经国、章亚若”。
　　在蒋经国去世十五周年纪念之际，章孝严第一次以“蒋家人”、“蒋经国之子”的身份，前去拜谒蒋经国陵寝，并献上这个花圈，引起台湾的广泛关注。
　　当我这次访问台湾的时候，两蒋的墓园已经被陈水扁政府下令关闭，撤走警卫，不再接待访客。不过，在“去蒋化”浪潮中，蒋孝严据理反驳，他已经是台湾公认的蒋家“门里的孩子”，甚至是蒋家的发言人。
　　令我感动的是，就是这位“太子”，就是这位民调支持率最高的候选人，就是这位百分之百可以当选而且可以高票当选的蒋孝严先生，丝毫没有懈怠，丝毫没有傲气。当我问起蒋孝严先生现在哪里，能否见上一面？林政文先生说，蒋孝严先生每天这个时候——下午四时至六时，必定去“扫街”。
　　对于“扫街”，初到台湾的时候我也不明白，后来经过友人解释，得知这是台湾专有的选举名词，又名“拜票”，即候选人沿街挨门挨户拜访居民，恳求他们的支持。蒋孝严先生每天坚持在第三选区一条街一条街地“扫街”，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寻常百姓家。他完全放下了“太子”的架子，放下“外交官”的架子，他深知，只有得到普通百姓的支持，才是最为珍贵的。
　　林政文先生介绍说，蒋孝严先生已经六十六岁了。到了这个年纪，功成名就，他完全可以在家里过舒舒服服的日子。然而，蒋孝严先生一直为台湾的命运在焦虑。他看到民进党执政八年，把台湾的经济搞得一塌糊涂，民不聊生，从四小龙之首变成了四小龙之尾。正因为这样，他一定要出来竞选，一定要通过竞选把民进党打下去。尤其他作为蒋家后代，一定要为重振国民党的雄风而出力。
　　为了表示对蒋孝严先生的支持，我穿上印有青天白日图案、蒋孝严照片以及“蒋孝严”三个大字的竞选马甲，在他的竞选总部拍了好几张照片，以作纪念。
　　我问，蒋孝严先生今天在哪里“扫街”？
　　林政文先生说，在中山区龙江路。
　　于是，林政文先生派人上了我们的汽车，带领我们朝东北方向驶去，来到了龙江路。这时候，天色已经暗淡下来，而南北走向的龙江路又是相当长的一条马路。蒋孝严先生在哪里呢？
　　终于，司机发现远处马路右侧，停着一辆中巴，车身上漆着蒋孝严的照片以及“蒋孝严”三个红色大字——那是蒋孝严竞选总部的宣传车。不言而喻，蒋孝严先生就在附近。
　　我赶紧下了车。我看见前方影影绰绰有三个人，其中一个人手中拿着一面旗帜，便赶了过去。走近一看，那面红地白字的旗帜上写着“蒋孝严”三个大字，由一个小伙子举着，另一个小伙子背着一个背包，手中拿着好多宣传品，还有一位中等个子的男子，穿一件白衬衫，敞着领口，外面套着一件红色毛线背心，正在走街串户，他便是大名鼎鼎的蒋孝严先生。
　　我先是看他怎样“扫街”？我见到他走进一家杂货店，恭恭敬敬向店主问候，并递上一个“红包”——恳求支持的宣传品。接着，他又走进一家小餐馆，把“红包”递给一位女顾客，并恳求投他一票。
　　这时，我走向蒋孝严先生，向他递上名片。他一看，很高兴地说：“叶先生，上海作家，欢迎！我去上海好多次，很喜欢这座充满朝气的城市。”我说：“蒋先生，你这样一家一户地‘拜票’，很使我感动。”蒋孝严笑道，老百姓是真正的主人，我们是为老百姓服务。
　　蒋孝严先生很随和，在街头跟我合影，拍摄了好几幅照片。
　　他很忙，今天还要向好多人家“拜票”。我随着他走了一段。我发现，他的身边只有两个小伙子充当他的助理，另外，那辆宣传车上还有一位司机。他穿着简朴的衣服，走进千家万户，跟老百姓聊家常，就像他们的老朋友一样亲切。
　　为了不影响他的工作，我告辞了。我庆幸，在台北的街头，能够晤会这位正在“扫街”的蒋介石的嫡孙、蒋经国的嫡子。
　　望着消失在灯光树影下的匆匆行脚的他，我投以敬佩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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