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云水间

　　中新网6月28日报道：“在社会公众的关注下，27日，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中国贸易报》聘用人员兰成长在大同市浑源县被打致死一案做出一审判决。被告人侯振润被判无期徒刑，郑文平、武强、马利、李志宏、高波分别被判处5-15年有期徒刑不等，郑贵犯窝藏罪处有期徒刑一年。法庭同时判令侯等6人赔偿兰成长的亲属共计38万元。”

　　我没有资格对法官的判决评价是否对错。我只想问一下：在咱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个到处提倡和谐的国度，为什么连最普通的人权都没有保障？中国的法律不严，往往是有法不依，违法不究。当年孙志刚以年轻的生命为代价，换得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难道我们的每一个制度的完善都要以人的生命为代价吗？如果这样，法制的成本可太昂贵了！更可耻的是官员和有所谓有背景的人享有法律以外的权力……。

　　故意伤害至人死亡的也应是死罪。前提是故意，这个事件的后果一个是死亡、一个轻伤，已经构成故意伤害罪的最高刑罚了。无法不成天下，没有规矩不成方园。神圣的法律，怎么到了一些人的那里就什么都不是了呢？中国的法律在金钱面前是如此脆弱，不要说38万，还是6个人分摊了。这里面有太多的奥妙了。正因为侯振润是老板，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判罚结果？

　　法律还规定，对情节严重、特别恶劣的，应判死刑；我们再来看情节是否恶劣？他们的理由是兰成长假记者，所以就可以打死，那么，对真记者是否就可以收买了？从侯老板的行为可以看出，他很“穷”。在他的眼中只有官而没有民，什么叫人权他根本就不知道，他穷得只剩下钱了。对这种人就应该杀而且要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律的宽松，将引起社会的不满，对他应判处死刑，才能平息众怒。

　　侯振润又很富，富得可以用钱使不可能的办成的事得到变通而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能开黑煤矿，一年赚的钱是38万的多少倍？因此，打死个把人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打人至死，赔偿３８万和无期（无期最后还是变有期，抑或几年就出来了）徒刑相比，谁的命更值钱？我不明白情、理、法到底哪个是根本？所以有些人天天在喊法制，可是就是这些人在藐视法律。社会上流传这样一句话：“吃完被告吃原告、吃完白道吃黑道”究竟指的是谁？不说所指，众人也心知肚明。

　　报道还说：“被告侯振润在大同市浑源县大仁庄乡西王铺村私开煤矿，今年1月10日下午4时许，侯振润等人见到了《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聘用的工作人员常汉文、兰成长，侯见常的证件上没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印章，认为二人是假记者，便伙同他人对二人进行殴打。兰成长于次日死亡。”

　　针对本案件，我想说，即使是假记者就能够置人的性命于不顾吗？如果这件事情不能够圆满的处理，如果不能借此为记者做点什么（最起码保证其人生安全），那么，以后的记者又有几个敢冒险来揭露存在的黑暗？

　　对兰成长是否假记者的问题，我也曾在媒体工作过，只想谈点个人看法。我知道，只有从事新闻记者工作满2年以上，参加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国家考试合格者才能有正式的记者证。而许多刚参加的工作的新闻从业人员手持的基本上是当地媒体颁发的实习记者证或者采访证。不能说没有新闻总署的公章的就是假记者。对此，不能一概而论。退一万步说，即使兰成长是假记者，他们也没权力和资格打人，更不要说置人于死地了。

　　再说，报道中所说“中国贸易报聘用人员兰成长”，这话让人看了费解。聘用人员就不是记者吗？如果媒体是按照记者岗位招聘的，而且，他又是在从事记者工作，怎么不直接称其为记者呢？这种提法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如果不是记者，怎么派其出去采访呢？现在除了国家公务员外，哪个用人单位招聘的不是聘用人员呢？既然被单位聘用，从事什么工作是什么就应该叫什么。我不知道，这家报纸这么说，里面难道还有什么难言之隐？有没有想推卸责任的嫌疑？如果兰成长在天国里看到他为之献身的报社连记者的称谓都不给他，会很伤心的。

　　不能否认现在有假记者，但也有真记者却干着连假记者都不如的事，他们到处寻找经济效益比较好的企业作为猎物下手，搞出正反两方面素材，然后对企业亮证摊牌，让企业自己选择：要么以新闻的形式表彰你的企业，提高你的企业知名度，但需要企业给报社赞助费。要么暴光企业的违法行为。可这样做的毕竟是少数，这些人代表不了整个记者群体。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这样的事情屡屡发生而得不到纠正，那么，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还应该是国家新闻总署，是他们的利益指标造成一些新闻单位人人有创收任务。

　　对煤窑的监管理应是专门机构的管辖范畴，然而我们的记者特别是中央媒体的新闻记者倒成了执法的先锋，监督的楷模，这本来就不是法治社会的正常现象。对此，咱们的职能部门，又该承担什么责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