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 务 处
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４日

回上海的火车上，随手翻看《万象》今年第2 期。先读的是最后一篇李欧梵的文章《〈色，戒〉与老电影》，谈《色，戒》中大学生杀人片段。李欧梵认为，观众要么抨击它血腥暴力，要么嘲笑其虚假笨拙，却没有想想其中的文学指涉意义。这里的“原典”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莎士比亚的《裘力斯·恺撒》，而“近典”则是贝鲁托奇的名片《共谋者》（The Conformist ）。我没有看过《共谋者》，无法猜想李欧梵是怎样将贝鲁托奇与李安联系起来的。好在中学时代读过的《裘力斯·恺撒》至今还记得，回忆起来，不禁要佩服李欧梵的细致敏锐。

恺撒遇刺当然是《裘力斯·恺撒》的中心事件之一。它发生在该剧第三幕第一场，即预言家反复提醒恺撒小心的“三月十五日”。此前，在叛党凯歇斯、凯斯卡等人的煽惑下，剧中颇有争议的人物勃鲁托斯，依据民众的鼓噪和伪造的匿名信，就轻率地（也可以说是别有用心地）作出了刺死恺撒的决定。当天，元老院上层聚会的气氛惊心动魄，恐怖事件在长久的压抑后一触即发。当胁迫恺撒赦免坡勃律斯·辛伯未果时，叛党们“用手代替了说话”。凯斯卡率众刺恺撒，后者毫无防备，身负重伤，倒在神殿前的庞贝像座之下，遗言是：“勃鲁托斯，你也在内吗？那么倒下吧，恺撒！”

这一突发的血光之灾极为惨烈。《色，戒》中大学生因身份败露而杀人灭口的情景，格局稍小，而情节近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裘力斯·恺撒》中，从恺撒遇刺事件到后面的安东尼复仇，都只是莎士比亚盛放悲剧的一尊容器。莎翁着力渲染的，其实是无理性民众特殊的悲剧功能和意义。在整个戏剧中，罗马民众虽然基本了解一己之力的分量，却由于缺乏理性，只能沦为盲目的乌合之众。这为莫斯科维奇所说的话作了注脚：“不管他们在个体来源和其他方面有何不同，群氓都具有某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包括非常的偏执、可怕的敏感、荒唐的自大和极度的不负责任，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过分自负、过分狂热。”而刺杀恺撒的阴谋家，则躲在市民甲乙丙丁的阴影背后操控民意。最终，恺撒之死、安东尼的苟活、复仇的成功，无一例外地取决于当事人对民意的争夺与刺激。显然，莎士比亚力图通过恺撒这扇窗户，眺望更加宏大的集体命运的悲剧天空。

而在李安的《色，戒》那里，这一指涉的意义之光，从个人命运与爱国逻辑的角度射入，留下了极为相似的投影。伴随着青春的旋律，大学生知觉 初醒，人和事渐渐浮出水面，轮廓绰约，气息悠然弥散，无处不至，如同雨夜中那辆丁丁当当驶过街头的电车。而在爱国的主题主旋律下， 文艺青年的热情冲动与不谙世事也逐渐暴露无遗，李欧梵谈到的杀人事件正是一例。 他们愿意服从，主动走向命运，也因此成为自身冲动的牺牲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自己的无意识的牺牲品。勒庞所谓的“民众的领袖们”，娴熟地动员他们进行交易，并确保自己的主张被他们诚心诚意地接受。从这个意义上看，王佳芝是《色，戒》的主角，也充当了全剧微妙的平衡器。在爱国主义这个巨大的磁场里，微弱如王佳芝和她那群手足无措的同学，似乎都难以逃脱被国家逻辑所磁化的命运。而更大的悲剧在于，王佳芝却又能够脱颖而出，在一片平庸的人群中，扮演一个孤独英雄的角色，接受组织光荣而神圣的任务。可惜，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由于难以捉摸的原因（李安解释清楚了吗），她和对手产生了复杂的感情（是怎样一种感情，有待考证）。这直接导致刺杀任务的急转直下，最终将自己和战友送上了不归路。王的特工生涯犹如一道闪电，耀眼但是短暂。计划的失败固然颠覆了影片理想的情节，可是，即使没有那声“快走”，即使易的生命被成功终结，王佳芝和大学生棋子一般的命运又将如何延续？在这种悲剧的 崇高感（如果有的话）背后，除开深刻的恐惧和怜悯之外，还隐藏着些什么呢？
　　回到“原典”《裘力斯·恺撒》，王佳芝的前辈、作家鲁迅有两段评价，颇有意思。 1907 年，他在《文化偏至论》中说：“ 是故布鲁多既杀该撒，昭告市人，其词秩然有条，名分大义，炳如观火；而众之受感，乃不如安多尼指血衣之数言。于是方群推为爱国之伟人，忽见逐于域外。夫誉之者众数也，逐之者又众数也，一瞬息中，变易反复，其无特操不俟言；即观现象，已足知不祥之消息矣。”然而，到了 1934 年，鲁迅写的《又是“莎士比亚”》和《“以眼还眼”》，对杜衡援引莎剧《裘力斯·恺撒》所描写的这同一历史事件，却作了完全相反的评价：“我就疑心罗马恐怕也曾有过有理性，有明确的利害观念，感情并不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所操纵的群众，但是被驱散，被压制，被杀戮了。莎士比亚似乎没有调查，或者没有想到，但也许是故意抹杀的……” 《色，戒》似乎是为鲁迅后面那个判断所做的悲哀而尖锐的注释。或许，如同李欧梵所言，每一部电影总会在不知不觉中透露自己的“原典”，那么，应该承认，《色，戒》确实是在向《裘力斯·恺撒》的指涉意义遥致敬意。问题是，面对那个尊严在侵略者的炮火中崩溃，爱情不再温馨，价值观业已失落，一切在顷刻间分崩离析的时代，我们还能有其他的期待么？又或许， 那么多深远的意义都是我们附会的，真相也许更接近平庸？在暗夜中晃动着的车厢里翻着书，胡乱想起这些点点滴滴，真不知该感慨历史的反复无常，还是该承认人性的幽暗与脆弱。

                            个人、社群与国家

2008年中国现代思想史经典选读博士生班课程

导论

一，            个人的兴起与人生观

指定阅读：

张宝明、王中江编：《回眸新青年：哲学思潮卷》中西哲学部分，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二，            个人与社会

指定阅读：

《傅斯年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三，            心灵秩序的危机

指定阅读：

《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四，五四时期的国家观

指定阅读：

张宝明、王中江编：《回眸新青年：哲学思潮卷》政治哲学部分，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五，宪政与国家

指定阅读：

《为政尚异论：章士钊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六，政治的正当性

指定阅读：

李大钊：《向着新的理想社会：李大钊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七，            社群的重建

指定阅读：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载《梁漱溟全集》第2、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八，            在民族与自由之间

指定阅读：

张君劢：《精神自由与民族文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  

香港电台拍的电视片确实精致、考究，即便是这部关于余英时先生的20分钟纪录片也不例外（http://www.rthk.org.hk/rthk/tv/successtories2007/20080106.html）。据余英时的学生云中君介绍，此片的拍摄耗费了节目组大约一年的时间，而且成品只取了拍摄素材中的小部分。不过，即便是这一小部分,余先生的音容笑貌和风神气度，也已经有了巨细靡遗的展现，殊为不易。前一向，和远在加拿大的小兵通电话，他也热情地向我推荐了这部片子。可见，好的东西总是能够引人注目，回味久之。

不过，这部纪录片的对象大概是一般民众，因此，稍感美中不足的是，对余英时学术一面的展现稍显薄弱。另外，摄制者似乎还是在一种特定的视角下，来看待余英时和他的影响力。因此，镜头中截取的一些言辞和片段，试图集中表明余英时是一个远离了所谓专制政权禁锢、敢于说真话的公共知识分子。然而,余英时之所以成为今日之余英时,其原因皆在于此吗？愿与同好探讨。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辞旧迎新之际，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部半新不旧的短片。在此也借片中曼妙的音乐和普林斯顿的旖旎春色，当然还有余英时的小书斋案头那盏明灯，祝大家新春愉快，事事吉祥。

 从上海返湘已有一周，窗外仍然冰天雪地，白茫茫一大片。四处传来的也多是交通受阻、断水停电、物价飞涨的消息。大雪封城，寸步难行，只好整天待在房里，胡乱翻书打发时间。

今年第1 期《读书》上，汪民安与丹尼尔·德菲尔的《友爱、哲学与政治——关于福柯的访谈》有些意思。德菲尔是与福柯同居二十余年、“有着共同道德选择”的男友。根据樱井哲夫为福柯撰写的评传，1990 年，福柯的最后恋人吉贝尔·埃尔基，发表了描写感染爱滋病的小说《未能拯救我生命的朋友》。小说中缪吉尔的原型，无疑就是大名鼎鼎的福柯；而从其同居者斯特凡那的身上，则不难发现德菲尔的影子。1960 年，还是学生的德菲尔与时任克莱蒙·费朗大学副教授的福柯一见如故。从20 岁开始就有同性恋倾向的德菲尔，在交往中逐渐与福柯产生了暧昧关系。两人开始在德克特鲁·方雷街的公寓里共同生活，并且“决意共度余生”。这栋功能完备的豪华公寓，是福柯用父亲的遗产买下的，家具与装饰十足瑞典风格。推开寓所的窗子，就可以眺望远处波光粼粼的索姆河——用德菲尔的话说，“这所公寓完全像是一位科学家或者是从瑞典归来的新教徒的牧师公寓”。

    由于福柯与德菲尔没有刻意隐瞒两人的关系，所以，两人同居的事情，在周围的人们看来已经不是秘密。从这篇访谈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同性恋人群中，年龄关系、社会关系和财富关系非常重要，却又被一种极不平等的差异结构深深铭刻。那就是，年龄大的找年龄小的，有权势的找没权势的，有钱人找穷人。而且，这种差异性从某种层面上看，甚至是积极的、肯定的、合理的。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德菲尔的回忆，修正（或者说强化）了樱井哲夫的一个判断，即认为在当时，无论是法国社会还是学界，同性恋都是被否定的，也备受世人乃至同道的攻讦。这足以让人理解，为什么在访谈中，德菲尔一再声言“不太喜欢谈论太多我个人的逸闻趣事”，甚至“拒绝和写福柯传记的人见面”，却愿意对自己与福柯的关系，在一篇之中再三致意。其中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平等的友爱。那意味着年龄和财富的无差异与对称，以及彼此之间没有权力横亘的情爱关系。这篇访谈也勾起了我去阅读萨特的论著，以及让·热内的小说《鲜花圣母》和《盛大的葬礼》的兴趣。

如访谈标题所述，除开友爱，德菲尔在访谈中，还特别说到了福柯左派的政治主张，以及他在现象学之外的哲学思考。毫无疑问，现象学是关于主体的哲学，而福柯的关注重心显然已经延伸到了“可变动的主体化”（alter-subjectivation ）。这要上溯到福柯的主要哲学思想来源尼采那里。此点论者甚多，无须辞费。可惜的是，从思想嬗替的轨迹来看，后来的巴塔耶和布朗肖对福柯的影响，却未能引起读者足够重视。所以，当德菲尔在访谈中说，“对福柯来讲，作家就是莫里斯·布朗肖”，我觉得真是不易之论。众所周知，福柯在克莱蒙·费朗大学任教期间，一边教授心理学，一边撰写《临床医学的诞生》。在相关的文学评论中，他写到了雷蒙·鲁塞、巴塔耶，其中当然少不了布朗肖，甚至一直承认得益于后者。而布朗肖的《我想象中的米歇尔·福柯》，无疑是理解福柯其人其书的经典文本——虽然两人没有私交，也从未谋面。布朗肖的《文学空间》已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多年，似乎一直未能激起读书人的兴致，殊不可解。此刻手头无书，只能凭印象点到为止，今后或许可以写一则小文略作评骘。

德菲尔的这篇访谈中，也有一些表面上交织冲突、实则深中肯綮的判断。可惜限于体例，未能尽述，但也足以惹人遐思。兹举两例。德菲尔说：“你若喜欢福柯，我想你会喜欢巴塔耶的。”不过，他接着说：“福柯和巴塔耶之间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 更有趣的是，对于两人之间是否存在相近的趣味，德菲尔也是疑云重重——这几乎要颠覆研究者们的一些基本判断了。无疑，对于研究福柯乃至尼采，巴塔耶都是相当重要的人物。坦率地说，就我的体会而言，理解巴塔耶并不是一件轻快的事情。或者说，谁都知道巴塔耶的重要性，但要澄清福柯和巴塔耶之间的思想脉络，需要的是更加细致和切近的文本阅读与比照。
    另一个例子则涉及德勒兹。“德勒兹和福柯对尼采的研究也非常不同，但我觉得他们俩还是更接近一些，我能够理解。”德菲尔还不忘捎上巴塔耶，“巴塔耶笔下的尼采我理解不了，这可能和我们不是同代人有关。”德菲尔的这一判断通达冷静，在此却不妨再作一些或许多余的阐发。从巴塔耶、布朗肖到福柯、德勒兹乃至利奥塔，无疑都是在尼采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但对于福柯的理解，较之其余诸公，德勒兹的阐释其实要精准得多，文字也更加沉郁隽永。在《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中，他说，福柯是当代哲学家中最实在者，是最彻底地与19 世纪决裂的人，因此他适宜思考19 世纪。福柯与尼采有三个交汇点，一是关于力量的观念，二是力量与形式的关系，三是主观化的进程。德勒兹认为，一个主观化的进程，不是一个主体的构成，而是一个生存方式的产生，如同尼采所说的“新的生命的可能性的根源”。或者说，“主体”的最终主题，“主体”最重要的就在于创造生命的新可能性，即如尼采所说，构成生命的真正风格：一种在审美背景上的生命主义。因此，德勒兹的解读，至少暗示我长久以来基于误解而产生的一个错觉，即福柯在他的著作中向希腊人致敬，其深意并非如通常所理解的那样试图回归希腊人。其实，福柯希望回归的，是“今天的我们”。正像德勒兹所诘问的那样：我们的生存方式、我们的生命可能性或我们的主观化进程是什么样的？我们是否有构成“自我”的办法，并像尼采所说，有充分的“艺术家”的、跨出知识和权力的方法？既然在某种方式上是生命和消亡参与其中，我们是否能够构成“自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