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重装，留下课表。



2007年中国知识分子研究硕士班课程

导论

一，知识分子与地方社会

1，钱  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
讨论题：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在历史上是如何演变的？其演变的社会政治背景是什么？ 
◎为什么说在古代中国，士大夫是社会和政治的重心？ 

2，费孝通：《中国绅士》，中国社科出版社，2006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第十章，法律出版社，2003
讨论题：
◎在乡土中国，为什么读书人享有权威？ 
◎士绅阶级是如何作为地方精英，拥有非正式权力的？ 

3，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
讨论题：
◎本书是如何通过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方法，展现地方士绅的身份和权力的？ 
◎社会流动如何造就了地方精英？ 

二，知识分子与公共空间

4，许纪霖主编：《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讨论题：
◎什么是公共领域？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中有什么样的作用？ 
◎晚清民国年间，中国的知识精英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型？ 

5，卜正明：《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讨论题：
◎什么是士绅社会，它与公共领域有区别吗？ 
◎晚明的士绅是如何通过捐赠寺院而获取地方的文化霸权？ 

三，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
 
6，许纪霖：《大时代中的知识人》，中华书局，2007
讨论题：
◎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历了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本书是如何通过个案的讨论，体现心态史的研究方法？ 

7，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讨论题：
◎谈谈魏晋士人心态的变化与政治环境的关系 
◎本书是如何透过各种文本，探讨魏晋时期的士人心态的？ 

8，李孝悌：《恋恋红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讨论题：
◎清季的江南士大夫为什么沉溺于宗教、逸乐、山水与书画？ 
◎本书如何通过文化生活史的研究，展现清季士大夫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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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未写博，这里几乎田园荒芜。近日看到1921年6月5日，隐居山中的周作人在写给孙伏园的信中说：“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同生活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实行的大路。”五四之后，读书人精神世界的新旧杂糅与中西交织，让周作人在信中也不免感叹：“我只将这各种思想，凌乱地堆在头里，真是乡间的杂货一料店了。——或者世间本来没有思想上的国道，也未可知。”知堂书信集以前翻阅过几次，这段话也并不陌生，可惜一直未曾措意。如今读到，觉得甚合我心。那么，就把它抄在这里，算是为这几个月无事忙的生活作一个注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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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外边匆匆回来，天已经黑了，还下起小雨。包里放着一册刚买的杨周翰先生译《埃涅阿斯纪》精装本。上周六恰好过30岁生日，经过学校图书馆旋梯时，老远就望见书展的横幅。于是折进去游荡一番。末了以极便宜的价格，买下这部四百页的维吉尔名作，算作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杨周翰的译著一直为我所偏爱。以前读他的《十七世纪英国文学》、《诗艺》、《蓝登传》，炼字行文，境界风格，真是远胜同侪。这次在灯前重新翻看的《埃涅阿斯纪》序言，除开再次领略译者于拉丁文学寝馈之深以外，对于字里行间那种隐微而遥深的历史寄意，似乎也有了新的体悟。关于维吉尔的生平行止，目前所能了解到的，大都来自多那图斯（Aelius Donatus）《维吉尔传》的描述。维吉尔早年曾在罗马和米兰研习修辞学，后来又随亚历山大派哀歌诗人帕尔通纽斯（Parthonius）学希腊文、从希罗（Siro）学伊壁鸠鲁哲学，还曾一度醉心于卢克莱修（Lucretius）的《物性论》，以后转而信奉斯多葛学派哲学和宗教。因热病不治，维吉尔英年早逝，墓碑上铭文写道：“曼图阿生我，卡拉布利亚夺去我生命，如今帕尔特诺佩保有我；我歌唱过放牧、农田和领袖。”铭文中提到的三处地方，分别是他的出生地、逝世处与埋 (浏览全文  引用此文)

    上月在思想所，听冯象谈《圣经》与译经，度过了一个愉快而充实的下午。记得前几年，他的随笔在《万象》杂志上刊登时，曾经逐月一一读过。摩西、约伯和亚伯拉罕们时而在书房里喃喃自语，时而在荒郊中奔走呼告的场景，总让我眼前浮现李长吉诗中同样瑰丽玄幻的画面。后来，在书店里又陆续翻阅了他的《玻璃岛：亚瑟与我三千年》和《创世纪：传说与译注》，深觉中文世界里谈《圣经》和基督教传统，冯象的文字真是另有一种风姿，读书人有福了。最近半月，睡前总要读上几页他的新作《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几年过去，虽然文体由随笔摇身一变而为尺牍，但见解和风格却依然清明畅达、饱满含蓄。我很喜欢。
    言归正传。那天讲座上，冯象谈到基督教历史进程和《圣经》文本及译本演变时，几次说及一度聚讼不休的《死海古卷》对于理解《圣经》的意义。也许是巧合，《宽宽信箱与出埃及记》的开篇，就是一段关于古卷的诡谲描写：某个午后，“我”倚在沙发上翻阅《古今符咒录》，当读到瑞士名医兼炼金术士巴拉色苏《论秘传智术》时，倦意袭人，昏昏睡去。一觉醒来，书却不翼而飞，直到半夜才发现，它好端端地躺在被单下。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正是鬼火森森的万圣节，这册《符咒录》“回到他它的作者和信众身边 (浏览全文  引用此文)

    《孟子》第一章《梁惠王章句上》写道：“……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这段文字谈的是孟子以上上下下交相牟利为例，与梁惠王谈“义利”，读书很熟悉，并不算难懂。
    今天在图书馆书架前翻书时，注意到梁实秋先生在一篇读书札记中，对“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这一句的理解，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梁援引了李辰冬先生的意见，根据《孟子引得》的归纳，认为此处的“取”当作“夺”讲。因此，“万取千”和“千取百”指的是“上”向“下”征利。这样，与前述两个由“下”向“上”征利的例子相结合，才能完整解释“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孟子的文章向来以词锋锐利、气势逼人著称，有时确实也不免失之粗疏。但在这句话上面，孟子的论述并不存在梁和李所说的问题——虽然讲的是“上下交征利”，但侧重点在“下”对“上”，属于复词偏义。这正好比《红楼梦》中说的“当心落了人家的褒贬”中“褒贬”二字，与“褒”无关，只是指“贬”。
    其实，宋朝赵岐的注解很清楚，他引周制说明，“君食万钟，臣食千钟亦多，故不为不多矣”，近人杨伯峻也采 (浏览全文  引用此文)

    上月中旬到复旦大学听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王汎森先生的演讲《史家与时代》，谈余英时先生为人为学轶事甚详，不少细节鲜为人知，亦足资景仰。演讲前，王诚恳叮嘱，因所谈之事均为个人记忆所及，未经余的核实，恐有出入和考虑不周之处，请同学们勿以文字形式传播，其低调谨慎如此。
    王的《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是治近代思想史的必读书，大陆所出版本删去文章数篇。日前从小兵处借得此书的联经版，将缺漏逐一复印补齐供参考。
    所贴图片为某君当日现场人丛中所摄，或可一睹普林斯顿大学余门弟子风采。余门另一弟子“云中君”陆扬君博客上，尚有王手书《慈仁寺》一幅，观者称颇得黄山谷之风，“无烟火气”云。惜我对书法一无所知，有兴趣者不妨移步至此一饱眼福：www.wretch.cc/blog/yunzhongjun&article_id=5879583 (浏览全文  引用此文)

    前两天看余英时《儒家“君子”的理想》，文章考辨“君子”一词源流，引东汉《白虎通义》云：“君子为言，群也；子者，丈夫之通称也。……《论语》曰：‘君子哉若人。’……”《白虎通义》要解释的是，为何“帝王”、“天子”也称“君子”的问题，但考察的结果是“君子”在当时已经成为男子的“通称”。
    法国戏剧家莫里哀的喜剧《小丑吃醋记》中，有一个好掉书袋却又屡屡把事情办砸的博士，他的自称恰巧也叫“君子人”。印象中，此剧在莫里哀的作品里算不上精彩，但第二场中这段笑谈“君子人”的对话倒有意思，所以记住了。话说因为妻子与他人有染，小丑心绪不宁，找博士出点子：“我很清楚，你是君子人。”博士问小丑，“你知道君子人是怎么来的吗”，然后解释道：“‘君子人’这个词来自君子，君就是君，子就是子，合起来就是君子，再添上一个‘人’字，就成了‘君子人’。”
    剧作家要表现的是博士炫才又一无所能，就像孔乙己说“茴”字有四种写法一样。这里对君子的微讽，让人想起李汝珍的《镜花缘》里，林之洋与多九公在“好让不争”的君子国，硬着头皮，听吴家兄弟把我盛产“君子”的“贵邦天朝”，从裹脚到奢华等种种恶俗挖苦讥刺一番。最末，多、林二人还只能配着笑脸“敬服良箴” (浏览全文  引用此文)

生命如花（摄于2007年3月8日张刚追思会） 

    早春的气候真是反复无常。前两天还是雨脚如麻，未尝断绝，今天却又艳阳高照，让人倦意顿生。明天是晴是雨，实在也未可知。昨天在电脑上翻查资料，打开3月8日晚追思会上我拍的照片，这才记起距离张刚辞世恰好一个月了。

       从认识张刚到他离开，我和他相识不过一年。翻了一下旧日记本，关于他去世前的记录，也只有寥寥三次而已。一次去年三月我赴沪考试，师友三四人到枣阳路和金沙江路交汇处的一家江苏人开的店子吃虾，大家晤谈甚欢。那时我还不知道他几年前就是身患重症的病人，只觉得他目光颇有神采，然而声音低沉，整个人似乎也没有多少力气。

       第二次见面，是去年9月我来学校报到，同门在“西厢记”吃饭的时候。当时张刚恰好坐在我旁边。他上月刚完成化疗，头发都脱落了，戴一顶帽子，斜背着书包，话仍然不多，见了我也只微微点头。席间，我以茶代酒，祝贺他化疗成功。他却丝毫没有高兴的神情，淡淡地说：“只是算我运气好吧。”又问 (浏览全文  引用此文)

   

生命如花（摄于2007年3月8日张刚追思会）


       早春的气候真是反复无常。前两天还是雨脚如麻，今天却又艳阳高照，明天是晴是雨，也未可知。今天在电脑上翻查资料，打开3月8日晚追思会上我拍的照片浏览，这才记起今天距离张刚辞世恰好一月了。

       我与张刚相识不过一年，查了一下旧日记本，他去世前的记录，见面也只有寥寥三次而已。一次去年三月我赴沪考试，师友三四人到枣阳路和金沙江路交汇处的一家江苏人开的店子吃虾。那时我还不知道他几年前就是身患重症的病人，只觉得他目光颇有神采，然而声音低沉，似乎没有多少力气的样子。

       第二次见面，是去年9月我来学校报到，同门在“西厢记”吃饭的时候。当时张刚恰好坐在我旁边。他刚完成化疗，头发都脱落了，戴一顶帽子，话仍然不多，见面只是微微点头。我以茶代酒，祝贺他化疗成功。他却丝毫没有高兴的神情，只是淡淡地说：“还算运气好吧。”又问他最近在读什么书，答以“何兆武的《上学记》”，此外别无多话。那天中午，似乎与他只有这两次交谈而已。

       第三次见面已经是今年1月7日，其时他从医院回来，因为病情已经不容乐观。当天我的日记写道：“上午与邓军、李广臣、郑素燕、张洪彬一起去看望张刚。张及其父母与妹妹租住在大渡河路的一间房内（昨夜我与其联系时，张云已经出院）。从气色看似尚可，但实际情况却比较令人担心。张目前只能在房内看书、上网。最近一期《解放日报》还对他作了报道。我们聊天一阵辄返。……”日记中“作了报道”一事，是指年初的《解放日报》将其评为上海“读书明星”之一。但张刚后来对此举颇为不满，认为“实在没有什么意义”。

        得知张刚去世的消息，已经是2月28日。接到小兵的短信时，我还在家中，因买不到车票不克返校，未能前往龙华殡仪馆向张刚作最后的告别。其实，此前我似乎有了不祥之感。原因是过年期间我多次给张刚的房间打电话，均无人接听。后来才知道，他在新年前因病情恶化，又一次入院，直至遽尔辞世，再也没有出来……据说，弥留之际，他曾要求“停止抢救”，又说要“回山东老家”，但最末仍以手指天，喃喃地说“死在上海”。后来，以每公里10元的价格，张刚的遗体由殡仪馆的汽车运回老家，按照当地风俗安葬。庄子说：“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张刚从农家的青山绿水走出，最终又返回了那片土地——虽然他死的时候还不老，只有30岁；虽然在朋友们眼里，他只是去了远方。

       我与张刚见面不过上面讲的三次，彼此交谈也极少，对他的经历、性情的了解更是零碎肤浅。在他的眼里，我大概也只算得上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吧。因此，月初的追思会上，我实在不能置一词，在老师、同学、网友缓缓的回忆中，我想象着属于张刚的往日时光和流水年华：张刚在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读书时，曾骑车从合肥到西安，其时他已患骨癌。后来，他考入华东师大社会学系读硕士（从陈映芳教授），癌症已经转移到胰腺。张刚喜欢上网发帖，“米老排”的网名在虚拟世界还颇有些名气，他的文风也因神似王小波而受到追捧。读研究生期间，张刚还做过义工，曾支援安徽某地一贫困学生长达数年，又因为觉得“读书好玩”，硕士毕业后，入历史学系攻读博士（从许纪霖教授）。他爱读的书有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还有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而且张刚的女生缘也极好。他去世后，遵遗嘱，藏书悉数捐给社会学系……在这些忧郁的碎屑里，我惊奇地发现，回忆中的那一个张刚，那洒满阳光的丰富心灵，是我此前丝毫不曾了解的，真让人扼腕叹惜。现在，我只能从他遗留的文字里，去和他作永远的“如面谈”了。

       那天追思会结束已经夜深。告别时，大家噙着眼泪深深鞠躬，将手中白色的花枝，呈献在张刚的大幅照片前面。面对 着移动的人群和摇曳的烛光，我油然记起了Samuel Butler的那一首小诗Life after Death。诗是这样写的：
“Yet meet we shall，and part，and meet again，
where dead men meet，on lips of living men.”
      
       此诗吟咏生命之聚合无常，苏东坡“雪泥鸿爪”一语庶几近之。逝者已矣而生者挂齿，虽然阴阳两隔，但那些旧人旧事，将在追思者的话语中重逢，唇齿间相遇……在张刚辞世一月之际，把这首小诗抄下来献给他，就算是我迟到而微末的怀念吧。 (浏览全文  引用此文)

      上次胡乱翻书，了解到胡乔木的两重（或者还有多重？）形象。其实，说到复杂，历史学家吴晗给人的印象也相当歧异。

       对于一般人而言，知道“吴晗”这个名字，大约就是因为他上世纪60年代写下历史剧《海瑞罢官》，导致主席生气了，后果很严重。他由此落难，“文革”中在北京市副市长任上遭迫害含冤而亡。按理说，这样的形象，似乎应当得到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同情和尊重。然而，在一些学人的回忆当中，吴晗呈现出的却是另外的形象。

       2006年热销的何兆武的《上学记》中，回忆西南联大师友事迹甚详，其中似乎惟独对于吴晗不满意。书中记录了吴晗的三件往事：一是为了当“二房东”赚大钱，吴晗把租住自家房子的何兆武的姐姐赶了出去；二是“跑警报”的时候，校长梅贻琦不慌不忙，拿着手杖，踱着方步，朝防空洞走去，而吴晗一听到警报，总是慌慌张张、跌跌撞撞，脸色都白了，学者风度尽失；三是开学第一次考试，吴晗就弄得何兆武他们全班同学都不及格，似乎是要给大家一个“下马威”。而且，吴晗“精英意识”十足，时常当众埋怨说，自己身为教授，回家居然要亲自打水。

       老实说，读到何的这些回忆，忍俊不禁之余，也不免为吴晗抱屈：这一和三，不妨视作生计和性格使然，算不上什么大的过错。至于警报声起、敌机盘旋，躲避者神色慌乱，也是人之常情。梅校长的风度和心理素质当然让人佩服，但说吴晗“学者风度尽失”，我觉得是言重了。不过，由此也很不厚道地揣测（当然是benign skepticism，而且没有直接的proof）：在《上学记》中，即使对于政治上颇为“投机”的冯友兰，何兆武也是褒贬互见，可是为什么惟独没有给吴晗留余地？

       其实，对吴晗有怨气的不止何兆武一人。建国后谨守“默而存之”的钱锺书，说起吴晗来也是暗恨丛生。据余英时回忆，1979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美国。抵达当晚吃自助餐，余英时与钱锺书及费孝通同席。客人们的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他们几十年来亲自经历的沧桑，特别是知识分子之间的倾轧和陷害。

       余英时写道：“默存先生也说了不少动人的故事，而且都是名闻海内外的头面人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吴晗的事。大概是我问起历史学家吴晗一家的悲惨遭遇，有人说了一些前因后果，但默存先生突然看着费孝通先生说：‘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反右”时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大意如此）回话的神情和口气明明表示出费先生正是当年受害者之一。费先生则以一丝苦笑默认了他的话。刹那间，大家都不开口了，没有人再继续追问下去。”（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

       由此看来，问题的焦点可能集中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从目前的史料可以看到，当时吴晗的两个亲属被划成右派，但吴晗在反右派斗争中，却出乎意料的“左”。50年代钱锺书与何兆武均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那里是反右的重灾区。因此不难理解何与钱对于吴晗的评价（因此希望早日读到何的《上班记》）。这些不愉快甚至是痛苦的经历，大概也形成了某种“后见之明”，让何的回忆之笔在半个世纪后，发生了有意无意的波动。

       对于吴晗在那一时期的表现，苏双碧和王宏志的《吴晗传》（我没有读到，根据相关资料概括）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其一，吴晗自从1943年加入民盟以来，对共产党、毛泽东十分崇拜，从无二心。“反右派”斗争是党和毛泽东发动的，他只有拥护。其二，1957年，吴晗刚刚入党，必须经受这场重大政治斗争的考验。

      《吴晗传》写道：“这是属于内心深处的感情问题，很难揭示。吴晗的亲兄弟吴春曦、袁震的妹妹袁熙之都被打成右派。吴晗是个有感情色彩的人，对此，他诚然是十分痛心的。但他绝不会怀疑到反右派扩大化的问题上去，他只能愧疚他平时对他的亲人帮助不够。造成这种心理，仍然是出于他对党和毛泽东的信任。”所以，《吴晗传》用了“真诚的人犯了真诚的错误”这个题目予以阐述。

       但也就是这样一个似乎是“丧失了独立性”的“左”的吴晗，在50年代批判胡适思想的时候，却又展现出了人性的另一面。众所周知，对于吴晗的学术生涯而言，影响最深的是胡适。他的《胡应麟年谱》得到胡适的赏识，被胡推荐到清华大学读书。周一良在《毕竟是书生》中回忆，1932年暑假，胡适在《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专栏撰文，特别称赞了北大和清华两所大学的两名毕业生的辛勤努力和突出成就，一是北大国文系的丁声树，一是清华历史系的吴晗。胡文在青年学生中“纷纷谈论，引起了注意”。以胡适当时的声望，给吴晗这样的评价，殊为不易。解放后，吴晗在一份自传中也说自己“受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的思想影响都很大……治学的方法，以至立场基本上是胡适的弟子。”

       在50年代批判胡适的暴风骤雨中，不少胡适留在大陆的朋友、学生都写了文章，有的人还不止写了一篇。我在翻看三联书店多卷本《胡适思想批判》时，发现目录中竟然没有吴晗的名字。按照经历、性格与当时的位置，吴晗似乎是最有“资格”写批判文章，为当局提供火药的。然而，他没有这样做。毫无疑问，一言未发的吴晗当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可惜我对于建国后的历史了解甚少，无从得知他是如何“过关”的。不过，谢泳说的大致不错：作为正直的知识分子，吴晗有过失误，有过政治迷失，但良心还在。 (浏览全文  引用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