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胡乱翻书，了解到胡乔木的两重（或者还有多重？）形象。其实，说到复杂，历史学家吴晗给人的印象也相当歧异。

       对于一般人而言，知道“吴晗”这个名字，大约就是因为他上世纪60年代写下历史剧《海瑞罢官》，导致主席生气了，后果很严重。他由此落难，“文革”中在北京市副市长任上遭迫害含冤而亡。按理说，这样的形象，似乎应当得到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同情和尊重。然而，在一些学人的回忆当中，吴晗呈现出的却是另外的形象。

       2006年热销的何兆武的《上学记》中，回忆西南联大师友事迹甚详，其中似乎惟独对于吴晗不满意。书中记录了吴晗的三件往事：一是为了当“二房东”赚大钱，吴晗把租住自家房子的何兆武的姐姐赶了出去；二是“跑警报”的时候，校长梅贻琦不慌不忙，拿着手杖，踱着方步，朝防空洞走去，而吴晗一听到警报，总是慌慌张张、跌跌撞撞，脸色都白了，学者风度尽失；三是开学第一次考试，吴晗就弄得何兆武他们全班同学都不及格，似乎是要给大家一个“下马威”。而且，吴晗“精英意识”十足，时常当众埋怨说，自己身为教授，回家居然要亲自打水。

       老实说，读到何的这些回忆，忍俊不禁之余，也不免为吴晗抱屈：这一和三，不妨视作生计和性格使然，算不上什么大的过错。至于警报声起、敌机盘旋，躲避者神色慌乱，也是人之常情。梅校长的风度和心理素质当然让人佩服，但说吴晗“学者风度尽失”，我觉得是言重了。不过，由此也很不厚道地揣测（当然是benign skepticism，而且没有直接的proof）：在《上学记》中，即使对于政治上颇为“投机”的冯友兰，何兆武也是褒贬互见，可是为什么惟独没有给吴晗留余地？

       其实，对吴晗有怨气的不止何兆武一人。建国后谨守“默而存之”的钱锺书，说起吴晗来也是暗恨丛生。据余英时回忆，1979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美国。抵达当晚吃自助餐，余英时与钱锺书及费孝通同席。客人们的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他们几十年来亲自经历的沧桑，特别是知识分子之间的倾轧和陷害。

       余英时写道：“默存先生也说了不少动人的故事，而且都是名闻海内外的头面人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吴晗的事。大概是我问起历史学家吴晗一家的悲惨遭遇，有人说了一些前因后果，但默存先生突然看着费孝通先生说：‘你记得吗？吴晗在1957年“反右”时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大意如此）回话的神情和口气明明表示出费先生正是当年受害者之一。费先生则以一丝苦笑默认了他的话。刹那间，大家都不开口了，没有人再继续追问下去。”（余英时：《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

       由此看来，问题的焦点可能集中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从目前的史料可以看到，当时吴晗的两个亲属被划成右派，但吴晗在反右派斗争中，却出乎意料的“左”。50年代钱锺书与何兆武均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那里是反右的重灾区。因此不难理解何与钱对于吴晗的评价（因此希望早日读到何的《上班记》）。这些不愉快甚至是痛苦的经历，大概也形成了某种“后见之明”，让何的回忆之笔在半个世纪后，发生了有意无意的波动。

       对于吴晗在那一时期的表现，苏双碧和王宏志的《吴晗传》（我没有读到，根据相关资料概括）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其一，吴晗自从1943年加入民盟以来，对共产党、毛泽东十分崇拜，从无二心。“反右派”斗争是党和毛泽东发动的，他只有拥护。其二，1957年，吴晗刚刚入党，必须经受这场重大政治斗争的考验。

      《吴晗传》写道：“这是属于内心深处的感情问题，很难揭示。吴晗的亲兄弟吴春曦、袁震的妹妹袁熙之都被打成右派。吴晗是个有感情色彩的人，对此，他诚然是十分痛心的。但他绝不会怀疑到反右派扩大化的问题上去，他只能愧疚他平时对他的亲人帮助不够。造成这种心理，仍然是出于他对党和毛泽东的信任。”所以，《吴晗传》用了“真诚的人犯了真诚的错误”这个题目予以阐述。

       但也就是这样一个似乎是“丧失了独立性”的“左”的吴晗，在50年代批判胡适思想的时候，却又展现出了人性的另一面。众所周知，对于吴晗的学术生涯而言，影响最深的是胡适。他的《胡应麟年谱》得到胡适的赏识，被胡推荐到清华大学读书。周一良在《毕竟是书生》中回忆，1932年暑假，胡适在《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专栏撰文，特别称赞了北大和清华两所大学的两名毕业生的辛勤努力和突出成就，一是北大国文系的丁声树，一是清华历史系的吴晗。胡文在青年学生中“纷纷谈论，引起了注意”。以胡适当时的声望，给吴晗这样的评价，殊为不易。解放后，吴晗在一份自传中也说自己“受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的思想影响都很大……治学的方法，以至立场基本上是胡适的弟子。”

       在50年代批判胡适的暴风骤雨中，不少胡适留在大陆的朋友、学生都写了文章，有的人还不止写了一篇。我在翻看三联书店多卷本《胡适思想批判》时，发现目录中竟然没有吴晗的名字。按照经历、性格与当时的位置，吴晗似乎是最有“资格”写批判文章，为当局提供火药的。然而，他没有这样做。毫无疑问，一言未发的吴晗当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可惜我对于建国后的历史了解甚少，无从得知他是如何“过关”的。不过，谢泳说的大致不错：作为正直的知识分子，吴晗有过失误，有过政治迷失，但良心还在。

(浏览全文  引用此文)

      一直觉得，要深入理解一个历史人物实在是件难事，特别是当他和党派政治绾结在一起的时候。以胡乔木为例吧，新时期以来，作为分管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中央要员，他对于《苦恋》及《太阳与人》的批判，他关于“社会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严厉表态，以及80年代发动所谓“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似乎一度让他的形象颇为“委琐”。

       在李锐、胡绩伟、王元化等人的回忆文章、访谈和日记中，胡乔木不但“左”得要命，唯“毛”是从，而且观念保守、压制不同思想。2003年的《21世纪环球报道》（现停刊）刊载李锐专访称，邓小平在1980年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由于胡乔木“拿波兰团结工会的事情大做文章，没能贯彻下去”。在《九十年代日记》里，王元化对于胡的态度也相当冷淡。当这位“左王”（王的日记原话）去世的消息传来时，王、李等人正在略带庆幸地通着电话。

       但有趣的是，在同时期的一些报刊编辑和传媒人士眼里，胡乔木却是一位恂恂儒雅、博学多才、平易近人的忠厚长者。近日睡前洗脚时翻看《人民日报》副刊编辑袁鹰的《风云侧记》（到底遭禁没有？），了解到一些当时主管《人民日报》的胡乔木与报纸副刊的琐事，颇有感触。
      
        书中写到，对于副刊，胡乔木特别看重杂文。“杂文排出小样送请他审阅，他并不只是划个圈，批个‘可发’或‘不发’完事。不能用的，他都批上几句，用商量的口吻，说明不发的理由，末了必加上一句‘请你们斟酌’。有些他认为可以发而又写得还不甚理想的，就会亲自动手，详细修改，从内容、文字、题目直到标点符号，细琢细磨，花了许多工夫。”

        而且，“胡乔木寄自己的诗文来，也必定清楚地表明仅是作者与编者的关系，同寄还送审稿件截然不同。附信上总是谦虚地称它们是习作，用与不用由编辑部决定。”这些细节，都可以与《读书》前主编沈昌文在《出于无能》中对胡乔木的描述相互印证。

       不仅如此，袁鹰回忆，在《人民日报》副刊创办初期，胡乔木还帮助编辑细心物色了一批作者名单，要求编辑“一一登门拜访，至少专函约请，绝不能只靠一张打印的简单约稿信”。而且，他还将副刊的作者面推向文艺界以外，包括一些当时受到冷落与忽视的人，其中就有李锐、刘祖春、张铁夫、曾彦修（严秀）等。

        另外一些1949年后变得“敏感”的现代作家，也在胡的关注与支持下重新拿起了笔。据《风云侧记》记载，沈从文当时在北京默默无闻，但胡乔木一再说，一定要请他为副刊写散文。当沈的名字和他的《天安门前》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时，立刻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胡乔木说起过“鸳鸯蝴蝶派”的张恨水，“问我们是否知道他的情况”。胡乔木还提到一些旧北京副刊上能写文章的人，比如徐凌霄和徐一士。“我们按照乔木的意思，辗转探寻这两位老人的下落，终无结果，乔木对此总有些憾然”。对于周作人，胡乔木认为这位“五四”时期的文化健将，虽然晚节不终，但文章却是写得好的，“可以请他为副刊写稿而不必署真名”。于是，“我们奉命到八道湾造访，知堂老人应约写了一篇《谈毒草》”。

      至于上世纪80年代，胡乔木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越过文化部党组，亲自到老作家吴祖光家中劝其退-党而传遍文艺界一事，在袁鹰看来，则是“绝无仅有而又极不正常的一次”。这大概可以视作胡乔木难得的性情中人的一面。

       回忆录当然不尽可靠，不过通过胡乔木在不同回忆中的不同形象不难看到，进入历史书写的那些人物，大概和画家临摹的人像差不多，真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说到画像，英国的克伦威尔曾经面斥着意为他美化的画师：“Paint me as I am！”（照我画我），而宋朝的王安石则为冤屈的画工鸣不平：“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用现在的说法，克伦威尔是现代史学、实证史学，王荆公则是后现代史学、阐释史学。）其实，护国主和改革家的说辞，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罢了。那就是，每个人都不是一个匀质的整体。面对丰富与复杂的人性，我们无法用一个判断、一张标签将其轻松打发了事。只有尽量地理解人性的深邃，才可能洞悉历史的幽微。噫，月旦人物，可不慎哉！ (浏览全文  引用此文)

    回家过完1个年，胡乱拣回2本旧书，走马观花地跑了3处景点，灯下涂抹完4页纸的文稿，躺在沙发上将5张碟片看罢，会了6位新老朋友，外出吃过7回流水席，座中谈的多是8卦，似乎也说到马英9。假期逾月，虽然不免闷闷，但总归是10分闲散。明日返校，收心读书。 (浏览全文  引用此文)

             中国现代思想史专题研究博士课程

“现代性中的认同研究”

2007年2月－6月

  

 

导论：思想史的新论域：现代性中的认同研究

 

一，自我与个人认同

古代中国的自我

中心问题：

古代中国的自我（己）与家、国、天下是什么样的关系？儒家自我的道德内涵是什么？

参考书目：

杜维明：《儒家思想新论：创造性转换的自我》第3、4、8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金耀基：《金耀基自选集》第2部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余英时：《儒家“君子”的理想》，载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4、5篇，三联书店，1985

 

公与私的观念

中心问题：

公私观念在历史上有过什么样的多种内涵和历史演变？晚清以来的公私观念是如何形成了现代的个人和国家？

参考书目：

沟口雄三：《中国的思想》第6、7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许纪霖编：《公共性与公民观》，第1、2篇，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载《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

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序章：围绕中国式近近代的渊源的讨论，中华书局，1997

 

近代的自我与个人

中心问题：

晚清的思想家如何形成了多种不同的自我（个人）观？ 这些自我（个人）观又是如何会通传统和现代价值的？

参考书目：

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第1－3章，新星出版社，2006

《汪晖自选集》章太炎部分，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

余英时：《中国近代个人观的改变》、《群己之间》，载《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

陈赟：《困境中的中国现代性意识》第5章，华东师大出版社，2005

原著选读：

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

谭嗣同：《仁学》

 

五四的个人解放

中心问题：

    五四的个人解放具有什么样的多元内涵？与晚清的多种自我（个人）观有什么样的脉络联系？

参考书目：

余英时：《中国现代价值观念的变迁》、《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载《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

《汪晖自选集》鲁迅部分，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

刘禾：《语际书写》第2章，上海三联书店，1999

陈赟：《困境中的中国现代性意识》第6章，华东师大出版社，2005

原著选读：

张宝明、王中江编：《回眸新青年：哲学思潮卷》中有关文献，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

 

二，民族国家认同

晚清的民族主义

中心问题：

    晚清的民族主义是如何产生的？如何理解梁启超的“群”、“公德”与“新民”的观念？

参考书目：

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1、2章，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9章，三联书店，2004

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新星出版社，2006

原著选读：

梁启超：《新民说》，第1－5、13节

 

 

2，进化论与国家富强

中心问题：

    西方的进化论如何促进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如何理解近代中国思想内部国家富强与自由价值之间的紧张？

参考书目：

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1、3、4章，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

李强：《严复与近代中国思想的转型》，载《史华慈论中国》，新星出版社，2006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9章第3节，三联书店，2004

原著选读：

严复：《天演论》

 

3，民权与国权、个人与群体的互动

中心问题：

    如何理解晚清的民族主义是国家与国民一体化的民族主义？如何理解晚清思想家的群己互动关系？

参考书目：

松本三之介：《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第1－3章，东方出版社，2005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第6、8－9章，新星出版社，2006

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第6章，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

原著选读：

梁启超：《新民说》，第6、8、9、18、20节

严复：《群己权界论》

 

4，两种民族国家认同

中心问题：

    民族国家的认同，仅仅只要共和主义的政治认同，还是也需要社群主义的文化认同？

参考书目：

以赛亚·柏林：《民族主义》，载柏林：《反潮流》，译林出版社，2002

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第1、2章，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许纪霖：《共和爱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 《华东师大学报》，2006年第4期

原著选读：

张君劢：《精神自由与民族文化》中《立国之道》与《明日之中国文化》有关部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张佛泉：《邦国主义的检讨》，《国闻周报》，第11卷，第40－41期，1934年10月；《“民族主义”需要重新解释》，《国闻周报》，第13卷，第1期，1936年1月1日

 

三，课外基础读物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2，李强：《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浏览全文  引用此文)

满怀信心、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地进入2007


以下是一位小朋友发来的邮件，要求我认真填写。一边做边叹，哎，一年又过去了……

2006最开心的事是什么？
很多。
 
2006最难过的事是什么？
做这份卷子，哼哼。
 
2006年冬天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冷可以，但不要太过分。
 
如果现在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旅行，你想去哪？
台北，但事实上我连校门都很少出去。
 
你最满意自己身体哪个部位？
脚，同行的都说赶我不上。
 
与别人初次见面你会先注意他（她）哪个部位？
这个问题奇怪啊，当然是脸。
 
失眠过吗？用什么方式对抗失眠？
从未失眠，所以无须对抗。
 
会不会做饭？
狂汗中~~~可不可以跳过这道题？
 
你希望你的伴侣（OR未来的伴侣）会做饭吗？
希望而已。
 
你最想做哪个动画片角色？为什么？
一休哥，因为我自己很笨。
 
如果可以重来，你最想改变的是什么？
不想重来，也不想改变。
 
寂 (浏览全文  引用此文)

    午饭后无事，去旧书店闲逛。翻到上海书店出版的“民国史料笔记丛刊”之一种：《上海鳞爪》（作者郁慕侠），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沪上掌故甚夥。其中一则涉及“角先生”：

   “‘角先生’为闺中秘物，除中国自制外，而日本每年输入之品也很多。从前开设春药的小药房都有出售，并美其名曰‘女用愉快机’，其实就是此物。惟这种东西，在法律方面看来那是违禁品，故禁令森严，不敢公然出卖。又闻某某几家寿衣店铺也有出售，前去买时须叫出隐名曰‘乐举高升’，才可以买到。不过寿衣店里出卖‘角先生’，也算是想入非非、生面别开了。”

    去年写《角先生》时，曾转引钟叔河的文章，据道光年间《林兰香小说》记述，当时“角先生”在京城出售，“老媪或幼尼”购买时付款毕即匆匆而去，“不必更交一言”云云。现在看到郁慕侠的记叙，才知道“角先生”的零售方式也在“与时俱进”。 抄下的这段描述，就当作那篇《角先生》的补记吧。

    文末作者的感喟也颇有意思。记得当年《湘报》（？）记载，科举废除之后，国家倡行西学，但有趣的是，读书人想买的声光电化之书，在湖南长沙的书店里居然找不到，要去酱园里才购得着。难怪罗志田在文章中谈及此事时，连称“殊有韵致”。 (浏览全文  引用此文)

     Yea, though I walk through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 I will fear no evil: for thou art with me.(Psalms 23:4)   

(浏览全文  引用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