棕色云团笼罩中国

《财经》记者 李虎军    [11-19 12:13]

中国东部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认为重点覆盖区域，可能造成极端天气事件增加，并对人类健康造成重大影响
 
　　【《财经网》专稿/记者 李虎军】由于人造棕色云团和温室气体的复合影响，从北京到新德里的一些城市能见度变差，喜马拉雅等地的冰川加速融化，极端天气事件也越来越多。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近日（11月13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做出了上述警告。
　　虽然全球对温室气体的关注由来已久，但棕色云团进入社会视野，不过是1999年的事情。当时，一个国际科学合作项目——印度洋试验(INDOEX)在印度洋上空发现了所谓的“亚洲棕色云团”(Asian Brown Clouds，简称ABC)，其厚度约3公里，面积相当于美国陆地面积大小。
　　棕色云团的成分包括含碳颗粒物、有机颗粒物、硫酸盐、硝酸盐和铵盐等，其主要来源是化石燃料和生物燃料的燃烧。棕色云团对亚洲乃至全球的气候和环境都有很大影响，广州等地经常出现的灰霾天气，就被认为与棕色云团有关。
　　“亚洲棕色云团”的名称曾经引发很大争议，有人甚至将其等同于“亚洲毒雾”。在中国、印度等国家的质疑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3年决定保持ABC的简称不变，但将其解释为Atmospheric Brown Clouds，即“大气棕色云团”。
　　实际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此次发布的报告也显示，除了亚洲，世界其他地区，如南部非洲、南美的亚马逊盆地等也被棕色云团所覆盖。此外，北美东海岸和欧洲也有一些地区被棕色云团覆盖，但影响程度有限。
　　已经确认被棕色云团覆盖的五个重点区域中，包括东亚。而这一区域受影响的主要是中国东部。
　　此外，包括北京、上海和深圳在内，世界上已有13座超大城市（megacity）被确认为棕色云团热点城市。其他10座城市分别是：曼谷、开罗、达卡、卡拉奇、加尔各答、拉各斯、孟买、新德里、汉城和德黑兰。
　　棕色云团的存在，会减少抵达地面的阳光。报告提到，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日光强度每10年下降3%-4%，这种趋势在70年代以后愈发明显。其中，广州自70年代以来日光强度更是下降了20%以上。
　　很多情况下，棕色云团还与温室气体交织在一起，对区域乃至全球系统产生极大影响。例如，报告称，棕色云团与温室气体可能加剧中国北方干旱和南方洪水的风险，而喜马拉雅等地的冰川也正在加速融化。
　　其中，喜马拉雅冰川黑碳含量的增加，非常令人担忧。黑碳是农作物秸秆和家用煤炉燃烧等产生的烟雾，以及机动车尾气中的活性成分。当黑碳从棕色云团中降落在喜马拉雅冰川，会使冰雪颜色变暗，增强其吸收热量的能力。
　　棕色云团对于人类健康也有巨大影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告称，空气中直径小于2.5微米的可吸入颗粒物（即PM2.5）浓度上升每立方米20毫克的话，中国和印度每年会有约34万人死亡。而经过粗略估计，棕色云团相关的PM2.5所致经济损失，分别占中国和印度GDP的3.6%和2.2%。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科学委员会主任、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教授Veerabhadran Ramanathan领衔编写了这份报告。
　　他告诉《财经》记者，棕色云团等带来的空气污染，对健康、农业和区域气候都有灾难性的影响，“中国在降低空气污染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棕色云团的影响也具有双重性。报告认为，通过反射阳光和吸收空气热量，棕色云团可以减缓全球气温上升的幅度。如果棕色云团一夜之间消失，全球气温可能迅速上升多达2度，而这正是很多科学家认为地球还能容忍的最大升温幅度。
　　不过，如果由此认为棕色云团对人类其实有很大好处，未免过于简单。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王标博士就告诉《财经》记者，棕色云团对于气温的影响，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毕竟，棕色云团的成分非常复杂，有的成分可以减温，有的成分却可能增温。而且，在不同的地区，棕色云团对气温的影响也不一样。
　　王标博士同时指出，中国科学界关于棕色云团的了解并不够，需要进一步研究。■

国务院十项措施强力拉抬内需

《财经》首席经济学家 沈明高 记者 王长勇    [11-10 08:18]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

宏观政策重新定调，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到2010年底，新措施约增加投资4万亿元，预计每年约拉动GDP增长两个百分点

　　【《财经网》专稿/首席经济学家 沈明高 记者 王长勇】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日益演化为全球经济衰退，中国政府强力启动了刺激内需计划。一年前开始的宏观紧缩政策出现了大逆转，货币政策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
　　国务院出台的新措施将在未来两年内新增加约4万亿元的投资，相当于200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9.2%，约相当于每年拉动真实GDP增长2个百分点。
　　11月5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主要包括，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
　　从以上国务院十项措施看，扩大投资仍是其主要手段，同时兼顾刺激国内消费。会议认为，初步匡算，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需投资约4万亿元。
　　为加快建设进度，会议决定，今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明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
　　对于投资资金的来源，国务院会议并无详细说明。但从今年四季度的投资安排来看，中央投资与地方和社会投资资金的比例是1比3，此比例和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央投资与地方和社会投资的比例大体一致。
　　和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类似，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国政府依然首选了强力启动投资的政策措施。“但本次投资涉及的范围更广。”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马力强对《财经》记者说，这次扩大投资的范围，重点涉及农村和民生领域，而1998年那一轮投资扩张涉及这两个方面较少。这是这次扩张投资拉动内需的最主要的特点。
　　具体表现，国务院十项措施的第一项，即为“加大对廉租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第二项为“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完善农村电网，加快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强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加大扶贫开发力度”。
　　另一个和改善民生有关的重要投资领域是医疗和教育，会议提出要“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快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推进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
　　11月2日至4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山东考察时指出，要把保障性住房、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设施等建设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领域，以投资带消费，以消费促增长，实现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双赢。
　　但此次国务院会议十项措施，直接针对促进消费的政策并不多，和10月17日国务院会议一样，本次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主要是针对农民和城乡低收入群体。一是增加农民收入。政策手段是提高明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补贴等标准；二是提高对城乡低收入群体的财政支持，政策手段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
　　另一项增加居民收入、能够直接促进城镇居民消费的减税措施¬——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并没有列入政策调整的内容。可见，在拉动内需的政策选择上，政府依然偏向选择可“立竿见影”的扩大投资的方式。但今年前三季度就业者人均负担的月消费支出，已接近个人所得税“起征点”2000元。而就业者人均负担的月消费支出，是财政部自行确定的调整“起征点”的依据。
　　最近一次提高个税“起征点”是在今年3月。因此，在明年召开“两会”时，政府再次提高个人所税“起征点”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窗口。今年12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召开年内最后一次常委会会议，预期届时财政部将受国务院委托，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议案，幅度预期至少从2000元/每月提高到3000元/每月。如果接近年底，全球及中国经济形势恶化加剧，“起征点”大幅提高至5000元/每月也是一项很好的选择。
　　作为惟一的减税措施，国务院会议决定，将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自2004年7月开始，实施已四年多的增值税转型试点，终于宣告终结。这也是今年企业所得税法“两法合并”改革后，又一项重大的税制改革和带来减税效应的政策。
　　国务院会议并没有说明增值税转型全国推开的具体时间，考虑到税收征管的便利和必要的改革准备，从明年开始实施较为从容。但考虑到经济形势危急，从四季度即开始实施增值税转型，对社会资本立即扩大投资是无可替代的激励，若从明年开始，社会资本投资会选择等待。在目前金融危机蔓延和全球经济衰退下行情况下，企业扩大投资非常谨慎，政府投资势必要先行，增值税全国转型在四季度即刻实施，也可大幅降低政府投资负担，增强政府资金的杠杆效应。
　　国务院会议强调，“扩大投资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由此可见，政府启动投资的愿望非常强烈。对扩大投资的步骤，会议提出，“要优先考虑已有规划的项目，加大支持力度，加快工程进度，同时抓紧启动一批新的建设项目，办成一些群众期盼、对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关系重大的大事。”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马力强对《财经》记者说，此前，发改委系统已加快了投资项目的审批或核准的进度，调整了此前为控制投资收紧的条件，比如适当降低了对一些项目投资资金规模的要求。“首先是加快放行有规划的项目，但投资需要的程序没有改变，比如，投资项目仍须通过环评。”因此，决定扩大投资后，不一定立刻对经济增长带来贡献，会有滞后。
　　在国务院所列的重点投资领域中，交通是一个突出重点，会议提出要“重点建设一批客运专线、煤运通道项目和西部干线铁路，完善高速公路网，安排中西部干线机场和支线机场建设，加快城市电网改造。”
　　马力强介绍说，另一个特点，是本轮扩张投资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扩张投资必须有利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不是“遍地开花”上项目，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仍会受到严格限制。“虽然亟需拉动内需，但决不会放松节能减排的要求。”马力强说，“十一五”确定的节能减排目标，是约束性指标，不会因目前面临的压力而有所放松。
　　国务院十项措施中，“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位列第五项。具体内容有，“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加强重点防护林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这些政策措施表明，环境保护工作随着经济放慢将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一方面，一些高污染企业减产有利于污染物排放的减少，另一方面，治污投入的增加可以缩小长期以来环境保护投入的欠账，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或出现拐点。
　　与1998年开始的投资扩张另一个重要区别，是本次投资扩张，包括地震灾区重建。国务院会议提出，要“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
　　今年5月21日，为支持地震灾区恢复重建，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2008年中央财政先安排灾区恢复重建基金700亿元。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同意国务院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中调用了600亿元。
　　因此，目前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还有432亿元可用余额。据财政部数据，截至2008年11月3日12时，中央财政共投入抗震救灾资金775.68亿元，其中，用于应急抢险救灾资金372.43亿元，灾后恢复重建资金403.25亿元。
　　今年9月，国务院印发《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经测算，恢复重建资金总需求约为1万亿元，中央财政按照恢复重建资金总需求30%左右的比例，建立中央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基金。用三年左右时间完成恢复重建的主要任务。
　　11月5日，发改委公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专项规划》，估算总投资1200亿元，重点用于教育、卫生等与民生紧密相关的公共服务领域基础设施，统筹并有序地恢复完善社会福利、就业和社会保障、广播影视、基层政权等公共服务设施。其中教育、卫生领域的公共服务设施重建估算投资达677亿元，超过总投资的56%。
　　按政府的恢复重建规划，中央财政每年需支出1000亿元用于重建。因今年完成预算收入应无大碍，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432亿元的余额，调入地震灾区恢复重建基金应在预期之中。
　　因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投资，基本需要政府投资，在地震灾区财力有限的情况，要加快恢复重建，中央政府必须加大支持力度。
　　本次国务院会议决定，今年四季度中央投资扩大1000亿元，明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按照灾区重建投资进度推算，四季度增加的中央投资，预计有500亿元左右用于恢复重建。
　　据2008年中央预算，今年预算内中央建设投资安排了1521亿元。根据国务院的决定，财政部8月又追加国家发改委2008年中央预算内基建投资预算指标28亿元，专项用于扶持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和生猪良种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加上本次增加的1000亿元投资，今年中央政府投资总计将达2549亿元。
　　按中央投资与地方和社会投资1比3的比例，未来两年总共4万亿元中，中央财政出资约为1万亿元。这一刺激投资的规模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的规模基本相当，在1998年-2004年间，中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如果这1万亿的中央财政开支也是通过发债的方式募集，财政赤字有可能从去年略有盈余，到2010年攀升到GDP的约2.5%左右。
　　新出台的10项措施对稳定明后两年的经济增长将发挥重要的作用。4万亿元的新增投资相当于2007年13.7万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29.2%。假设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新增投资约为今年固定资产投资的23%左右。由于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约为45%，再考虑到4万亿元投资分两年完成，可每年加快投资至少10%以上，即使未来两年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保持在5%左右，投资的额外增长可拉动GDP增长约2个百分点左右。如果这些政策措施能够落实，明年经济仍有望保持8.5%左右的增长。■

重庆8000辆出租车罢运风波

《财经》记者 李微敖 邓海    [11-08 15:08]

11月3日凌晨至4日中午，重庆市主城区8000余辆出租车出现罕见的集体停工罢运，重庆市“双管齐下”紧急应对；11月6日，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参加全程直播的与出租车司机座谈会，并主动提出成立“出租车司机协会”

　　【《财经网》专稿/记者 李微敖 邓海】打不到出租车了？哪里都打不到出租车了！
　　11月3日，星期一。一早起来上班的重庆市民们发现，原来满大街跑着的出租车几乎全都“不见了”；偶见几辆呼啸而过，也关闭了显示“空车”的指示灯，空驶拒载。
　　重庆主城区8000多辆出租车，以一种“无言”的方式宣布集体罢运。
　　也有个别“冒险载客”的出租车。但一冒头，就会有几个同行迅速围上去，要么拦阻，要么直接敲打车身。沙坪坝区的王小姐还亲眼见到，一辆出租车因此被掀得“四脚朝天”。
　　急于上班或赶飞机火车的人们有些慌乱，很多人因此迟到耽搁了行程，“怨声四起”。
　　11月4日上午，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还在继续。公交车拥挤不堪，要么逢站不停，要么一停下，就有心焦的人从车窗直接“爬进”。
　　“我们为这个城市捏了一把汗，”重庆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重庆进出口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筹备组副组长修军对《财经》记者说。

官方、民间谈罢运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规模出租车“罢运事件”？
　　事后，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崔坚代表官方做出四条分析：
　　一是今年重庆全市32家出租汽车公司擅自决定，对部分出租汽车驾驶员每天增收管理费（即通常说的“承包费”或者“份儿钱”，重庆司机们多称为“板板钱”）。增收管理费后，每辆车每天约需对公司多上交50-70元，也即驾驶员的年收入将大幅减少约2万元。如果一辆车配有两个驾驶员，则平均每人年收入将减少1万元左右。
　　二是一部分出租汽车驾驶员认为出租汽车起步价比较低。
　　三是因为出租汽车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加气难、加气等候时间过长等因素。
　　四是市面上有无正常经营牌照的“黑车”营运，扰乱了出租汽车业的营运秩序，客观上也影响了出租汽车驾驶员的收入。
　　11月6日，《财经》记者与重庆出租车司机张云林（化名）聊起这个事情。他认为，“你要说涨‘板板钱’，最多也就1000来辆出租车涨了；为什么没有涨我的我也要停工？为什么全市有8000多辆出租车都停工？我觉得主要是现在物价上涨，我们收入没有相应提高，反而降低了。现在我们每个月累死累活都挣不上2000块钱了。”
　　这位司机以重庆人最喜欢的火锅打个比方：“前两年两个人六七十块钱就能吃个火锅，现在没有一百多根本下不来。一份毛肚都要十多块了。”
　　收入水平实际降低的现象，在很多老出租车司机身上都存在。高博出租车公司的王少龙也说：“十年以前我们的月工资平均下来有3000多块钱，现在只有2000块钱。收入比过去少了，劳动的强度却更大了。”
　　曾于2001年在重庆市首创“‘的哥’告交警”案例的杨孝明，在认同上述官方和民间说法的同时，认为要分析、理顺其中的主因。在他看来，主因就是重庆市主城区出租车行业内部利益分配长期严重失衡，各类矛盾积怨太深；以及出租车司机作为劳动者的合法利益，如社保、劳动关系、劳动定额等长期得不到保障等综合因素，造成此番大面积罢运。

重庆市“双管齐下”
　　罢工停运事件立即引起了重庆市官方的重视和警觉。
　　11月3日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分析了事件发生的原因，提出了处理的基本原则和具体的处理意见。重庆市其他领导和相关部门也在各个层面召开紧急会议。重庆市政府启动了应急预案。
　　重庆市的举措包括：加大机场、火车站等重点交通运输点的公交密度，加强高峰时段的发车力度；发动主城区各出租汽车公司做好对司机的引导、鼓励工作；与国家天然气有关部门进行协调，从11月4日起，重庆每天新增10万立方米CNG天然气的供气量，以缓解加气难的问题；加大打击“黑车”的力度，加强监管；等等。
　　对于出租车的主管部门重庆市交通委员会，重庆市委市政府的结论是，“交委长期疏于这方面的管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重庆市委、市政府责成市交委作出深刻检查，并表示将立即启动问责制，对事件当中相关人员进行严肃处理。
　　11月5日，重庆市交委主任丁纯提交报告，要求市委给予处分。
　　重庆市公安机关则表示，正在全力调查操纵出租车罢工的人员。11月7日，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重庆市政府新闻办主任、新闻发言人周波认为，部分参与打砸事件的人员已经涉嫌违法，当然要受到处罚，“但也要与出租车司机们正常的诉求区分开，对后者没有必要上纲上线。”
　　据《财经》记者所了解，罢运最初的发起形式，是一些出租车司机在平常司机喜欢聚集的地方发放传单，相约共同“举事”。
　　11月3日下午，重庆市交委召开新闻发布会；稍后，重庆市又两次以“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的形式发出新闻通稿；11月5日下午，重庆市以市政府名义再次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最新情况并答记者问——有人形容为“连开了四场新闻发布会”。
　　周波表示，重庆市面对此次突发事件时，应急管理机制实际上是“两条线”一起走，“双管齐下”：一方面对事件本身做紧急处置，另一方面向媒体、舆论做危机公关。“互联网时代，遮遮掩掩已经不起作用，甚至是只能起反作用。”
　　这位发言人先后经历过1999年重庆綦江的“虹桥事件”（当年1月4日，綦江县虹桥整体垮塌，致使40人死亡，14人受伤）、开县天然气“井喷事件”、九龙坡区“最牛钉子户”事件等一系列公共事件的处置。“我切身感觉到政府在面对这样的事件时，反应和举措是‘越来越成熟了’”。他说。

薄熙来与罢运“的哥”座谈
　　截至11月4日下午6点，重庆主城区80%的出租汽车恢复了营运；截至子夜12点，主城区恢复出租汽车的正常营运。到5日早上8点，重庆出租汽车营运全面恢复了正常。“罢运事件”在逐渐平息，但市政府的工作没有到此结束。
　　11月6日，重庆市交委四楼会议室里坐得满满当当。薄熙来与重庆市政府常务副市长黄奇帆等其他几位市委市政府领导，邀请40名出租车司机、20位市民代表、五名出租车企业代表和两名加气站代表，就出租车问题举行座谈会。
　　相当开放的是，这一座谈会由重庆电视台新闻频道、广播新闻频率全程直播，华龙网（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所办网站）、新华网重庆频道、人民网“重庆视窗”等也进行了网络在线直播。
　　通过网络视频可以看到，座谈会的会议桌上没有放置印有市领导姓名的座位牌；薄熙来、黄奇帆等与会重庆市领导插坐在司机代表们中间；薄熙来的右侧，是一名中年“的姐”。
　　座谈会上，薄熙来手里攥着一叠文件纸。据与会的一位重庆市官员说，“文件纸里包括从网上收集的关于这次停运事件的各种‘原汁原味’的评论”。
　　第一个发言的司机代表——高博公司的王少龙，是位开了十多年出租车的老司机。王少龙一口重庆话，薄熙来表示他听懂了90%，并“慢慢在习惯大家的口音”。第二个发言的是王少龙旁边的一位司机，他努力地用普通话表达，但明显很吃力。
　　“我们没有安排或指定谁发言，否则一直播，大家都看得出来，那样反而弄巧成拙。”周波也向《财经》记者表示。
　　持续了三个小时的座谈会，整体氛围平和，基本做到了畅所欲言。不过，一家出席了座谈会的司机向《财经》记者透露：“我们（公司）领导事先跟我们说了，医疗、养老保险这些话题不能在会上说。”但是，关于保险的话题，仍有出租车司机代表在座谈会上提了出来。
　　薄熙来、黄奇帆在座谈会结束时做了总结性讲话，对解决“加气难”“整治黑车”“减小罚款额度，增加管理科学性”等问题，做出了一定承诺，并表示政府将继续与出租车公司、司机就“调低‘板板钱’，增加司机收入”的问题做出协商。
　　《财经》记者了解到，重庆民间舆论和网络评论对此次座谈会评价甚高。很多人认为，重庆市政府此举为这座刚刚经历了一场严重公共事件危机的城市“加分了”。

“出租车司机协会”期待
　　“罢运事件”背后，还有一个未得以充分彰显的问题。这场几乎涉及当地全行业的出租车司机大罢工，是在没有出租车司机协会等统一的行业组织情况下进行的。这多少让旁观者觉得讶异。
　　据《财经》记者了解，早在2005年，重庆一些出租车司机就提出过要成立“出租车司机联合工会”的要求，但重庆市总工会认为其没有企业工会为基础，无法组建。
　　杨孝明回忆，此后，出租司机们还几次提出成立行业工会的要求，但一直未能如愿，“觉得这事没什么可能了吧，所以也渐渐没人提了。”在今年11月6日的座谈会上，重庆的出租车司机代表们，也没人提出这样的要求或建议。
　　孰料，薄熙来在座谈会最后总结时主动提出：“现在有出租车公司的协会，但是没有出租车司机的协会。我觉得今后出租车司机大群体也应该有个协会之类的组织，经常有效地反映大家的诉求，打通这个渠道。”
　　薄熙来认为，成立这样的出租车司机协会，是一条“机制上的保证”。
　　“出租车司机协会的负责人选是关键，绝不能代表某些利益集团而忽视司机的利益。”杨孝明表示，如果真有协会成立的那一天，他“必然去竞选”。
　　一个有组织、有能力的司机协会，会否成为与政府博弈的更强有力的对手，从而增加处置类似事件的难度？
　　面对《财经》记者的这个疑问，周波回答：“这是薄书记给我们出的一道题目。无论如何，我们不会把将来的出租车司机协会看做政府的对手，而是可以直接与司机们沟通的渠道，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意愿和诉求。我们有这个自信，也有这个能力。”■

重庆8000辆出租车罢运风波

《财经》记者 李微敖 邓海    [11-08 15:08]

11月3日凌晨至4日中午，重庆市主城区8000余辆出租车出现罕见的集体停工罢运，重庆市“双管齐下”紧急应对；11月6日，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参加全程直播的与出租车司机座谈会，并主动提出成立“出租车司机协会”

　　【《财经网》专稿/记者 李微敖 邓海】打不到出租车了？哪里都打不到出租车了！
　　11月3日，星期一。一早起来上班的重庆市民们发现，原来满大街跑着的出租车几乎全都“不见了”；偶见几辆呼啸而过，也关闭了显示“空车”的指示灯，空驶拒载。
　　重庆主城区8000多辆出租车，以一种“无言”的方式宣布集体罢运。
　　也有个别“冒险载客”的出租车。但一冒头，就会有几个同行迅速围上去，要么拦阻，要么直接敲打车身。沙坪坝区的王小姐还亲眼见到，一辆出租车因此被掀得“四脚朝天”。
　　急于上班或赶飞机火车的人们有些慌乱，很多人因此迟到耽搁了行程，“怨声四起”。
　　11月4日上午，出租车司机“罢运事件”还在继续。公交车拥挤不堪，要么逢站不停，要么一停下，就有心焦的人从车窗直接“爬进”。
　　“我们为这个城市捏了一把汗，”重庆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重庆进出口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筹备组副组长修军对《财经》记者说。

官方、民间谈罢运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规模出租车“罢运事件”？
　　事后，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崔坚代表官方做出四条分析：
　　一是今年重庆全市32家出租汽车公司擅自决定，对部分出租汽车驾驶员每天增收管理费（即通常说的“承包费”或者“份儿钱”，重庆司机们多称为“板板钱”）。增收管理费后，每辆车每天约需对公司多上交50-70元，也即驾驶员的年收入将大幅减少约2万元。如果一辆车配有两个驾驶员，则平均每人年收入将减少1万元左右。
　　二是一部分出租汽车驾驶员认为出租汽车起步价比较低。
　　三是因为出租汽车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加气难、加气等候时间过长等因素。
　　四是市面上有无正常经营牌照的“黑车”营运，扰乱了出租汽车业的营运秩序，客观上也影响了出租汽车驾驶员的收入。
　　11月6日，《财经》记者与重庆出租车司机张云林（化名）聊起这个事情。他认为，“你要说涨‘板板钱’，最多也就1000来辆出租车涨了；为什么没有涨我的我也要停工？为什么全市有8000多辆出租车都停工？我觉得主要是现在物价上涨，我们收入没有相应提高，反而降低了。现在我们每个月累死累活都挣不上2000块钱了。”
　　这位司机以重庆人最喜欢的火锅打个比方：“前两年两个人六七十块钱就能吃个火锅，现在没有一百多根本下不来。一份毛肚都要十多块了。”
　　收入水平实际降低的现象，在很多老出租车司机身上都存在。高博出租车公司的王少龙也说：“十年以前我们的月工资平均下来有3000多块钱，现在只有2000块钱。收入比过去少了，劳动的强度却更大了。”
　　曾于2001年在重庆市首创“‘的哥’告交警”案例的杨孝明，在认同上述官方和民间说法的同时，认为要分析、理顺其中的主因。在他看来，主因就是重庆市主城区出租车行业内部利益分配长期严重失衡，各类矛盾积怨太深；以及出租车司机作为劳动者的合法利益，如社保、劳动关系、劳动定额等长期得不到保障等综合因素，造成此番大面积罢运。

重庆市“双管齐下”
　　罢工停运事件立即引起了重庆市官方的重视和警觉。
　　11月3日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分析了事件发生的原因，提出了处理的基本原则和具体的处理意见。重庆市其他领导和相关部门也在各个层面召开紧急会议。重庆市政府启动了应急预案。
　　重庆市的举措包括：加大机场、火车站等重点交通运输点的公交密度，加强高峰时段的发车力度；发动主城区各出租汽车公司做好对司机的引导、鼓励工作；与国家天然气有关部门进行协调，从11月4日起，重庆每天新增10万立方米CNG天然气的供气量，以缓解加气难的问题；加大打击“黑车”的力度，加强监管；等等。
　　对于出租车的主管部门重庆市交通委员会，重庆市委市政府的结论是，“交委长期疏于这方面的管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重庆市委、市政府责成市交委作出深刻检查，并表示将立即启动问责制，对事件当中相关人员进行严肃处理。
　　11月5日，重庆市交委主任丁纯提交报告，要求市委给予处分。
　　重庆市公安机关则表示，正在全力调查操纵出租车罢工的人员。11月7日，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重庆市政府新闻办主任、新闻发言人周波认为，部分参与打砸事件的人员已经涉嫌违法，当然要受到处罚，“但也要与出租车司机们正常的诉求区分开，对后者没有必要上纲上线。”
　　据《财经》记者所了解，罢运最初的发起形式，是一些出租车司机在平常司机喜欢聚集的地方发放传单，相约共同“举事”。
　　11月3日下午，重庆市交委召开新闻发布会；稍后，重庆市又两次以“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的形式发出新闻通稿；11月5日下午，重庆市以市政府名义再次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最新情况并答记者问——有人形容为“连开了四场新闻发布会”。
　　周波表示，重庆市面对此次突发事件时，应急管理机制实际上是“两条线”一起走，“双管齐下”：一方面对事件本身做紧急处置，另一方面向媒体、舆论做危机公关。“互联网时代，遮遮掩掩已经不起作用，甚至是只能起反作用。”
　　这位发言人先后经历过1999年重庆綦江的“虹桥事件”（当年1月4日，綦江县虹桥整体垮塌，致使40人死亡，14人受伤）、开县天然气“井喷事件”、九龙坡区“最牛钉子户”事件等一系列公共事件的处置。“我切身感觉到政府在面对这样的事件时，反应和举措是‘越来越成熟了’”。他说。

薄熙来与罢运“的哥”座谈
　　截至11月4日下午6点，重庆主城区80%的出租汽车恢复了营运；截至子夜12点，主城区恢复出租汽车的正常营运。到5日早上8点，重庆出租汽车营运全面恢复了正常。“罢运事件”在逐渐平息，但市政府的工作没有到此结束。
　　11月6日，重庆市交委四楼会议室里坐得满满当当。薄熙来与重庆市政府常务副市长黄奇帆等其他几位市委市政府领导，邀请40名出租车司机、20位市民代表、五名出租车企业代表和两名加气站代表，就出租车问题举行座谈会。
　　相当开放的是，这一座谈会由重庆电视台新闻频道、广播新闻频率全程直播，华龙网（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所办网站）、新华网重庆频道、人民网“重庆视窗”等也进行了网络在线直播。
　　通过网络视频可以看到，座谈会的会议桌上没有放置印有市领导姓名的座位牌；薄熙来、黄奇帆等与会重庆市领导插坐在司机代表们中间；薄熙来的右侧，是一名中年“的姐”。
　　座谈会上，薄熙来手里攥着一叠文件纸。据与会的一位重庆市官员说，“文件纸里包括从网上收集的关于这次停运事件的各种‘原汁原味’的评论”。
　　第一个发言的司机代表——高博公司的王少龙，是位开了十多年出租车的老司机。王少龙一口重庆话，薄熙来表示他听懂了90%，并“慢慢在习惯大家的口音”。第二个发言的是王少龙旁边的一位司机，他努力地用普通话表达，但明显很吃力。
　　“我们没有安排或指定谁发言，否则一直播，大家都看得出来，那样反而弄巧成拙。”周波也向《财经》记者表示。
　　持续了三个小时的座谈会，整体氛围平和，基本做到了畅所欲言。不过，一家出席了座谈会的司机向《财经》记者透露：“我们（公司）领导事先跟我们说了，医疗、养老保险这些话题不能在会上说。”但是，关于保险的话题，仍有出租车司机代表在座谈会上提了出来。
　　薄熙来、黄奇帆在座谈会结束时做了总结性讲话，对解决“加气难”“整治黑车”“减小罚款额度，增加管理科学性”等问题，做出了一定承诺，并表示政府将继续与出租车公司、司机就“调低‘板板钱’，增加司机收入”的问题做出协商。
　　《财经》记者了解到，重庆民间舆论和网络评论对此次座谈会评价甚高。很多人认为，重庆市政府此举为这座刚刚经历了一场严重公共事件危机的城市“加分了”。

“出租车司机协会”期待
　　“罢运事件”背后，还有一个未得以充分彰显的问题。这场几乎涉及当地全行业的出租车司机大罢工，是在没有出租车司机协会等统一的行业组织情况下进行的。这多少让旁观者觉得讶异。
　　据《财经》记者了解，早在2005年，重庆一些出租车司机就提出过要成立“出租车司机联合工会”的要求，但重庆市总工会认为其没有企业工会为基础，无法组建。
　　杨孝明回忆，此后，出租司机们还几次提出成立行业工会的要求，但一直未能如愿，“觉得这事没什么可能了吧，所以也渐渐没人提了。”在今年11月6日的座谈会上，重庆的出租车司机代表们，也没人提出这样的要求或建议。
　　孰料，薄熙来在座谈会最后总结时主动提出：“现在有出租车公司的协会，但是没有出租车司机的协会。我觉得今后出租车司机大群体也应该有个协会之类的组织，经常有效地反映大家的诉求，打通这个渠道。”
　　薄熙来认为，成立这样的出租车司机协会，是一条“机制上的保证”。
　　“出租车司机协会的负责人选是关键，绝不能代表某些利益集团而忽视司机的利益。”杨孝明表示，如果真有协会成立的那一天，他“必然去竞选”。
　　一个有组织、有能力的司机协会，会否成为与政府博弈的更强有力的对手，从而增加处置类似事件的难度？
　　面对《财经》记者的这个疑问，周波回答：“这是薄书记给我们出的一道题目。无论如何，我们不会把将来的出租车司机协会看做政府的对手，而是可以直接与司机们沟通的渠道，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意愿和诉求。我们有这个自信，也有这个能力。”■

本刊11月荐书

新经典
《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
（美）保罗·克鲁格曼著，刘波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
　　不知是否是出版社已有准备，克鲁格曼被宣布获得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与这本书在国内上市几近同时。迄今为止，克鲁格曼的人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是学术研究者，而后成了受欢迎和颇具影响力的评论家。正是由于他的双重身份，有评论说，这期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一位“死人”，因为那个研究经济学的克鲁格曼已经死了。
　　本书并非他得以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成就之作，倒可以说是他针砭时弊的檄文。作者对“二战”后美国经济与社会起伏的梳理，独具洞见。作为自由主义者，他对政治影响力的认识，和对美国政府的批判，都可以成为我们打开此大师之作的理由。
　　
《怪诞行为学》
（美）丹·艾瑞里著，赵德亮、夏蓓洁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
　　这是一本行为经济学的通俗读本。英文标题其实更传神，直译过来就是“可预期的非理性——塑造我们决策的隐秘力量”。
　　如果你急于了解在国内各大学迅速兴起的行为经济学却苦于读不懂，这本通俗读物简直是为你写的。你会突然领悟，卡尼曼在那些过于技术化的论文里试图表述的“框架效应”，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我们的选择行为之所以会受“框架效应”的影响，是因为我们不具有“完备理性”的能力，在给定的可选方案集合内，可能会有一些我们不知道优劣的方案。
　　这部作品收集了很多有趣的故事，读过之后绝不会后悔。看看为这部作品写推荐语的诺贝尔经济学家们吧，他们是麦克法顿（2000年因微观行为计量研究得奖）、阿克劳夫（2001年因信息与行为经济学研究得奖）、卡尼曼（2002年因行为心理学研究得奖）、阿罗（1972年因一般均衡和福利经济学研究得奖）。 

知识与情趣
《演化与博弈论》
（英）约翰·梅纳德·史密斯著，潘春阳译，王小卫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
　　如果作者和他的追随者们懂得自我宣传，作者一定已经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未来诺贝尔委员们打算授予“演化社会理论”诺贝尔奖，他们开列的候选人名单中，必定会有这位作者的名字。
　　此书英文版1982年出版，时至今日，当我们阅读演化社会理论时，会发现许多主题的展开，都要依赖作者的“演化稳定均衡”概念。书中“合作的演化”与“后记”两章，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所谓“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的来龙去脉。而数学系的同学们或许更熟悉其中的“生物演化基本方程”及其数学理论，也许还会因此书走进这一领域，而改变专业兴趣。
　　
《阿伦特为什么重要》
（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著，刘北成、刘小鸥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
　　阿伦特一直备受争议，因为她与海德格尔的暧昧关系，还因为她将“平庸”与“邪恶”联系起来。很少有人阅读或读懂她晚年的作品《精神生活》，但她始终是受人爱戴的女性政治哲学家。
　　此书作者是阿伦特在纽约新社会研究大学指导的博士生，1974年获得博士学位，次年，她的导师去世。遵循着导师的思想，她撰写了《汉娜阿伦特：爱这个世界》和这本书。为什么阿伦特对活着的人仍然重要？因为，我们今天面对着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多的恶和更少的宽恕。
　　
《他乡之税：一个乡镇的三十年，一个国家的“隐秘”财政史》
田毅、赵旭著，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普通的北方小镇。作者在这里采访和生活了八年，才有了这部史诗般的乡镇财政叙事。自周以降，皇权实际可达的范围和绅权能够控制的范围之间的均衡，与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相关。两千多年来，这一均衡似乎总在“县”与“镇”之间徘徊，皇权弱时，绅权自治可扩展至“县”，皇权强时，绅权自治则退缩至“镇”或“镇”以下。
　　后来，宗法社会被“铲除”了，这一均衡格局却难以改变。30年间，市场的不确定性、财政关系的不确定性和行政体制的不确定性，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中国乡村。“昨天虽逝，但未必尘埃落定，在流动的历史迷雾中，我们仍需夹衣穿行。”

　　本刊研究部

财经荐书2008年11月

汪丁丁

新经典阅读：

1.       丹.艾瑞里《怪诞行为学》，赵德亮、夏蓓洁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评语：我们讲授行为经济学几年来，第一次找到这门学科的通俗读本。这部作品的作者，文笔很好，在麻省理工学院讲授行为经济学。作品的英文标题其实更传神——“可预期地非理性”，然后是它的副标题——“塑造我们决策的隐秘力量”。关键是，假如你急于了解在国内各大学迅速兴起的行为经济学但苦于读不懂例如在这门学科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卡尼曼的那些实验报告，那么，这本通俗读物简直就是为你写的。例如，在第一章，作者分析了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征订广告，你会突然领悟卡尼曼在那些过于技术化的论文里试图表述的“框架效应”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假如你思考的时间更长一些，你会洞察到，例如，我们的选择行为之所以会受“框架效应”的影响，其实是因为我们不具有“完备理性”能力，所以，在给定的可选方案集合内可能会有这样一些方案，我们不晓得怎样比较它们的优劣，正是在这里，我们的选择可能受框架效应的影响。这部作品收集了许多诸如此类的有趣故事，以致你几乎不可能读了它而感觉后悔。不信？为这部作品写了推荐语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包括：麦克法顿（2000年因微观行为计量研究而得奖）、阿克劳夫（2001年因信息与行为经济学研究而得奖）、卡尼曼（2002年因行为心理学研究而得奖）、阿罗（1972年因一般均衡和福利经济学研究而得奖）。

2.       丹尼尔.卡尼曼、保罗.斯洛维奇、阿莫斯.特沃斯基《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启发式和偏差》，方文、吴新利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评语：如上述，国内经济院系和管理院系正流行“行为经济学”，这部经典恰逢其时——虽然，由于国内经济学家对这门学科的长期忽视，我们注意到，这部作品的中译者们来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2年宣布这项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这部作品的第三作者已经去世，奖项由第一作者卡尼曼与实验经济学家史密斯分享。行为经济学家研究得最多的主题是“有限理性”现象。最常见的有限理性现象是风险或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行为。或许还需要数十万年或数百万年，我推测，我们人类的头脑才可能演化至更理性的状态。那时，我们或许对概率事件具有直觉，如同我们的几何直觉那样。这部作品的第34章“论统计直觉的研究”，我认为最重要。因为，它其实引导读者深入思考这部作品其余各章的主题。我们对概率事件缺乏直觉，所以我们在不确定情形内的决策很容易受到，例如，“框架效应”的影响。假如你恰好在经济系或管理学院任教或学习，那么，当你读这部作品时，你或许还应读这家出版社的另一经典作品的中译本《行为博弈论》。

3.       约翰.梅纳德.史密斯《演化与博弈论》，潘春阳译，王小卫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评语：假如这位作者和他的追随者们像我们经济学家这样懂得自我宣传，我推测他一定已经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我的另一推测是，假如将来诺贝尔委员们关注并打算授予“演化社会理论”诺贝尔奖，那么他们开列的候选人名单必定会有这位作者的名字。例如，时至今日，当我们阅读演化社会理论时，会发现许多主题的展开都要依赖于这位作者阐述的“演化稳定均衡”这一概念。读者应注意这部作品的第13章“合作的演化”和第14章“后记”，因为在这里你可以了解今天我们称之为“社会科学基本问题”的那一套问题的来龙去脉。特别地，我们要向数学系的同学们推荐这部作品，因为他们或许更熟悉这一论题所涉及的“生物演化基本方程”及其数学理论，并因走进这样一个领域而改变自己的专业兴趣。

知识与情趣：

1.       三联书店《大事记：稿本上册 1932-1951》，三联书店2008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评语：貌似平常，这部作品让我们不能掩卷。这里呈现的，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为民族兴亡奔走呼号流血牺牲的历史记录，始自1922年6月，邹韬奋进入中华职业教育社——《生活》周刊是黄炎培先生于1917年联合当时教育界和企业界有识之士在上海创设的这家机构的机关刊物。1931年9月22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生活》周刊发表声明，“与国人共赴国难”，同年10月10日，胡愈之为《生活》撰文，预言“九.一八”事变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此时，《生活》周刊的日常发行量超过15万份，与全国最大的日报——《申报》和《新闻报》的发行量并驾齐驱，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刊物。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生活书店”成立，采取了“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盈利归全体”的产权形式，全部资产约4万元，按照每一在职工作人员以往所得工资总额在全体职工以往工资总额内所占比例折为股份分红，以后新进的职工，扣除月薪的10%入股分红。

2.       伊丽莎白.扬-布鲁尔《阿伦特为什么重要》，刘北成、刘小鸥译，江苏凤凰出版集团、译林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评语：她一开始就备受争议，因为她与海德格尔的暧昧关系，还因为她将“平庸”与“邪恶”联系起来。此外，他们很少阅读或读懂过她晚年的作品《精神生活》。不过，她始终是我们最喜爱的女性政治哲学家。不仅如此，她辞世后，以她命名的讲座教授的继任者海勒教授，仍是我们最喜爱的女性政治哲学家。这本书的作者，是阿伦特在纽约新社会研究大学指导的博士生，1974年获得博士学位，次年，她的导师去世。遵循着导师的思想，她撰写了《汉娜.阿伦特：爱这个世界》，和这本书。为什么阿伦特对我们活着的人仍然重要？因为，今天我们面对着甚至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多的恶，和更少的宽恕。从几十亿英里之外拍摄的地球，只是茫茫宇宙里的一颗尘埃，它承载着的人类文明却至今不能在浩瀚的宇宙里寻得另一类似的文明，它如此渺小和脆弱，又如此不寻常，它维系自己的命运于一个自称为“人类”的物种，尤其依赖于这一物种是否有能力克服它内在的恶的倾向。

3.       田毅、赵旭《他乡之税：一个乡镇的三十年，一个国家的“隐秘”财政史》，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评语：平城，是这一系列故事发生的场景。作者在这里采访和生活，历时8年，于是有了这部史诗性的乡镇财政叙事。自周以降，中国社会的许多事情，与皇权实际可达的范围和绅权能够控制的范围之间的均衡有关。两千多年来，这一均衡似乎总在“县”与“镇”之间，有时皇权弱，绅权自治可扩展至县，有时皇权强，绅权自治退缩至镇或镇以下。后来，宗法社会被“铲除”了，这一均衡格局却难以改变。毛泽东御批的，人民公社（乡镇）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论何处，只要乡镇财政濒临破产，当地农村的教育和医疗就会陷入危机。而乡镇的财政收入，那是读者在这部作品开篇即可见到的故事，“买税”、“跑税”、“高利贷”，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如作者“导言”所说，30年间，市场的不确定性、财政关系的不确定性和行政体制的不确定性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乡村。“昨天虽逝，但未必尘埃落定，在流动的历史迷雾中，我们仍需夹衣穿行。”

演化博弈论的社会视角

□方钦／文　　总第224期　出版日期：2008-11-07

演化博弈论强调趋势——一种不可抵挡的发展力量

　　“世事如棋，乾坤莫测”。睿智的中国人把世间万事比作一盘棋，莫测的未来正是这盘棋的精妙所在。可是，深受启蒙思想理性熏陶的西方人，似乎不愿意承受这种不确定性之重，因而执着于去测度世事这盘棋究竟如何下、结局会怎样，以及怎么做才能赢。由此，我们有了关于理解个人行动的诸般理论，其中最著名的自然是博弈论。
　　博弈论正式创立于上世纪20年代，40年代引入经济学，随后风靡整个经济理论界，并随着“经济学帝国主义”，进入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如今，博弈论不仅是当代社会科学的分析工具，更成为流行用语。
　　博弈论的流行，并不意味着博弈论毫无瑕疵。博弈分析许诺其能够明晰理性人的最优行为。因此，我们看到了拥有堪称完美理论形态的“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及其衍生物。倘若拥有“完美”的信息和“完美”理性，纳什均衡就是完美的。然而，日常生活中的博弈，通常不那么“完美”，不可能知道全部的信息；更重要的是，不可能那么“理性”。于是，就有了著名的“囚徒困境”，个人的最优策略产生了对所有参与者而言最糟糕的结果。
　　经典博弈论的视角，是以不偏不倚的旁观者姿态看待博弈双方的。这种超然的中立者态度，会使曾经旨在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博弈论陷入纯理论的自娱自乐中。
　　当博弈论专家的理论模型越来越超出常人的智力范围时，另一个自然科学领域开始注意到博弈论的潜在价值，这就是生物学。《演化与博弈论》这本现在看来完全能够称得上理论坐标的著作所讨论的内容，正是关于应用博弈论构建生物演化分析一般方法的总述。
　　本书对于社会科学专业人士——且不说那些非专业人士——来说，翻开的第一感觉可能会是一种莫名的疏离。鸟类翅膀形态的演化、雌性掘土蜂的竞争、哺乳动物的性选择，这些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
　　本书的初衷仅针对生物学家，而非社会科学学者。也许，当年梅纳德史密斯领导他的团队运用博弈论分析生物演化难题时，也未曾想到他竟然催化了博弈理论的又一次飞跃——演化博弈论。因此，只在本书的最后，作者才略微触及了一些演化博弈论和文化演化之间相关性的问题。四年之后，萨格登（Robert Sugden）首次全面使用生物学演化博弈方法，分析社会制度的演化，出色地解释了自发秩序的生成机制。而后，在宾默尔（Ken Binmore）、鲍尔斯（Samuel Bowles）、史克姆斯（Brian Skyrms）以及扬（Peyton Young）等人的推动下，演化博弈论迅速成为一股强劲的思潮，“演化”二字成为当前社会理论分析的流行趋势。
　　作为一个生物学家，梅纳德史密斯被众多社会科学大师称为“演化博弈论之父”，这就如生物遗传基因突变一样奇妙。但是，如果细究其理论，便会发现生物演化的思想，事实上抓住了人类社会某些内在的本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生物学家放弃了经典博弈理论苛刻的理性要求。放弃了完全理性假设的演化博弈论，允许我们从自身视角出发去看待社会。这种“设身处地”的思考视角，使演化博弈论具有了经典博弈理论没有的亲和力。当生物学家将经典博弈理论的思想精髓应用于生物学研究20年后，经济学家又重新将结合了生物演化思想的博弈理论拿回来，用于分析社会制度的演化。
　　演化博弈不强调理性要求，不强调最优结果，也不总是追问均衡是什么。新古典经济学模型中完美的均衡观念无法在演化中找到。
　　“演化稳定均衡”不是一个终极状态，只代表博弈过程中的某个阶段。演化关注的是博弈的过程，而不是博弈的结果，而演化的过程不能许诺一个完美的结局。通常“演化稳定均衡”会告诉我们多个结果，其中有我们欲求的，也有我们厌恶的。但是，除了我们自己非刻意的个人行为，没有人能为我们决定会得到什么样的结局。这样，演化博弈论好像又回到了原点——它并不试图测度未来。这难道不正是在描述我们整个社会制度演变的历史吗？
　　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变，每一次转变都是无数个体行为非意欲的结果；每一次制度变迁并不总意味着我们在前进，更不可能达到完美的终极，至少对我们这些并非全能的人类而言是这样。
　　演化博弈论强调一个词——趋势，趋势是一种自然而然、不可抵挡的发展力量。“演化”概念本身正是趋势所向。《演化与博弈论》一书，作为社会分析理论新趋势的开创性著作，其价值亦在于此。■
　　
《演化与博弈论》，（英）约翰梅纳德史密斯著，潘春阳译，王小卫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参见本刊2008年第22期“本刊11月荐书”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