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之前的世纪中国和乌有之乡，从国内媒体到外电，我们每周都看很多的文章，读很多的评论。大多数时候，这些文章的伦理体系并没有高低之分，只纠缠于社会管理中的策略选择。
它们的作者，能力水平固有高低，但无论其体型发型以及戴何种色彩的眼镜，都面临一个窘境：这个世界上的道理都被古人说完了，不是中国的古人，就是外国的古人。所以，谁也不比谁高多少，要想靠说道理来摆平谁，几乎没有可能。惟一的胜负手是，谁占有的资料多，谁的实践多。
但是由于缺乏资料占有的一致性，大家只能依据自己有限的资料有限的经验，在一个有限的时空里进行辩论。
这种辩论看起来就像是...
从之前的世纪中国和乌有之乡，从国内媒体到外电，我们每周都看很多的文章，读很多的评论。大多数时候，这些文章的伦理体系并没有高低之分，只纠缠于社会管理中的策略选择。
它们的作者，能力水平固有高低，但无论其体型发型以及戴何种色彩的眼镜，都面临一个窘境：这个世界上的道理都被古人说完了，不是中国的古人，就是外国的古人。所以，谁也不比谁高多少，要想靠说道理来摆平谁，几乎没有可能。惟一的胜负手是，谁占有的资料多，谁的实践多。
但是由于缺乏资料占有的一致性，大家只能依据自己有限的资料有限的经验，在一个有限的时空里进行辩论。
这种辩论看起来就像是周伯通的左右互搏，双方各有骨架肌肉，各有躯体组织，动起来好象都能自成体系自圆其说，但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总需要有一个标准来判断周伯通这个人是否取得了进步，而不是看他的左手和右手，谁舞得更有章法。
遗憾的是，多数情况下，对策略、对技术手段的争议总是被上升到主义、路线和伦理的高度。这种“上升”，影响到改革共识的达成。近年来，在国企改革、社会公共产品提供、民主法制发展、“三农问题”等诸多领域，这种现象广泛存在。
十七届三中全会的闭幕，没有使一场关于农村改革去向的争论获得平息，反而成为这场争论的另一个起点，因为各方都认为，自己真正领会了全会的精神，自己真正掌握了化解“三农问题”的天人化生之道。
由于大家都缺乏实践的支撑，争论中，人们对“三农”的关心，对土地的关心，凡是涉及到30年来农民的地位、安全、利益和未来的口水，在深化改革许多关键问题上，基本上形不成共识。
农村最要紧的是什么，农民最关心的是什么，农业发展最缺什么？显然，不是靠搞个村村通、突破个户口政策，或者是抓紧恶补弄个新型医保可以解决得了的。
三农问题的形成，有长期以来工农业不等价交换政策的原因，有长期实行的工业倾斜政策的原因……凡此种种，如果我们承认“三农问题”不仅仅是农字头的问题，而是牵涉到城乡关系、城乡融合、城乡科学发展的系统问题，那么，要真正突破和解决，就得靠两点：系统化和持续化。
作者住在成都，谨以成都2003年以来搞城乡一体化的几个做法为例，供诸位分析，并请教。
第一章、城乡规划进化的铁轨效应
李清照说，“居山林者谋入城市，居城市者谋入山林”，这句话现在被相当普遍地用来描述市民和村民不同的心态。不过，李的本意是描述战乱对人群的伤害，与城乡差别没有关系。
事实上，不仅南宋，即使清末，城市和农村的差别并不显著。在美国，城市居民取笑农村居民“乡巴佬”，包括鳄鱼邓迪在纽约市的种种遭遇也都是工业革命之后才慢慢开始起冲突，并以城市现代性叙事的视角来展开的。
我国也不例外。当然，人口的急剧增多，造成资源紧张情况加剧也是一个原因。无论东西方哪个社会，资源紧张的时候，必然向少数地方的少数人群集中，具体的历史原因各不相同，但是马太效应的结局是一样的。
总之，9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不断强调城乡之间的鸿沟。说明这个鸿沟已经真切地对农村、农民、农业产生了伤害。
为了填补这个鸿沟，按照中国人的做事方式，自然做了很多远景计划。
这些计划，往往把注意力放到农村发展的某个具体数据上，比如固定电话普及率、道路公里数、入学率、农民纯收入提高多少百分点等等，这些固然没错，但是设计者忽视了一个问题，只练指力或者只练轻功，打不通任督二脉。
脱离了城市来谈农村，或者说，脱离了城乡统筹的系列反哺机制、保障机制来谈农村，“三农问题”解决不了。这大概是许多人写文章吵来吵去，却始终抓不住重点的重要原因。
在今日之中国，要搬出一些普世的伦理来批评谁、指责谁，真是太容易了，但是真正要解决一件实事却很难。
比如，农村的水、电比城市贵，农村的电话初装费比城市高，农村的管网、道路和城市不衔接，城市的公共汽车开不进农村的道路……一个前提性的因素是，在中国，一个城市的规划局，只做城市的规划，农村的规划没人管。
比如搞新农村之前，北京城区的规划有人做，昌平的规划有人做，昌平农村的规划却无人做。这种情况不新鲜，2003年前，可能全国都找不出一个城市，把农村的规划和城区的规划衔接起来做了。
中国大学的规划系是很吃香的，但是这些大学里的规划课也从来不教城乡规划，甚至也提不到农村的发展规划。发展意识上的盲点，靠自己发奋图强面壁十年也是解决不了的。
农村要发展，首要的是必须有一个覆盖城乡的统一规划。而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筹考虑，是“城乡规划”区别于“城市规划”最大的特征。即在一个行政区域内，城市的规划和农村的规划要无缝衔接。
农村规划滞后，造成长期城乡分割体制下的“规划分治”，即城市规划只管城不管乡。比如，在城里乱搭乱建，阻断马路，有人管，但在农村，由于没规划，就比较乱了，直接导致发展无序，盲目布局、资源浪费，环境受损。
最突出的表现是不该建的建了，该建的又没建好，所以建了拆，拆了建，不停地折腾。没有规划，人为的随意性自然就有了，如今这社会，随意性一强，就让人对公共秩序放不下心，难保什么潜规则潜定律，开始成为这个社会真正的主宰。
所以，谈三农问题，先别宏大，先别悲情，请先拿出一个城乡规划来，让农民从规划上，看到自己的家乡未来是什么样。
以成都为例，2003年开始，成都市产业布局规划开始从无到有展开编制。各区(市)县的规划在此基础上陆续修编。交通、教育、医疗、物流、文化保护区等一系列指导城乡发展的重要专题规划相继完成。
城乡、三次产业、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的“三个集中”（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集中居住区集中）成为了成都规划的目标，也成为规划中统筹优化配置各种资源的方式。
此外，成都在实施“三个集中”的同时，还因地制宜推行了“三大工程”，这在城乡规划中也得到重要体现。
统筹安排城乡规划，是搞城乡一体化最首要的工作。从此，有没有工业、什么性质的工业、布局在哪里、农业是如何规划的，道路在哪里、公交线路怎么走、集中居住区在哪里、卫生院和学校建在哪里……一目了然。
当规划被人大赋予了法律地位，城乡统筹的思路和路径就从此融进城市发展的血脉，共产党的官换得快，可不论谁当官，规划的法律地位摆在那里，统筹城乡就很难停止下来。
总结起来，城乡一体的规划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方面，通过科学的规划，政府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的界定趋向清晰，另一方面，通过科学的规划，交通、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政府公共服务开始向农村倾斜。
这个道理掰开了揉碎了，很简单，再说得天花乱坠也无非一个百家讲坛的水平。可惜，在许多人气旺盛的论坛，打开精华区所有的文章，也找不出一个人把它说清楚。
如果破解“三农问题”是一趟正在艰难行进的火车，一部科学的城乡规划就是铁轨。
说起来，没什么宏大的普世的伦理可讲，说《矛盾论》也好，白猫黑猫论也好，意识形态色彩太强，今天已经很难说服谁，可无论红色经济学家和西方经济学家哪条路线，似乎琢磨中国农村的伦理时却也口舌费尽，却找不到一个共同的G点。
这几年，国内搞城乡规划的城市越来越多，成都是率先搞了，现在全国终于陆续摊开。所以说革命工作啊，天天醉是容易的，要自下而上搞改革却永远是艰难的，只有当2007年城市规划法破产、城乡规划法出世，改革才能大面积推进。
“三农问题”之难，还不在于发展的技术手段先进与否。当然，即使，我是说即使，只是技术问题，如果没有一个自上而下的强力引导和推动，会不会在实体工作中上升为政治问题，或者在实体工作中被有意无意的搁置，转而成为另一种政治问题，都让人不想去猜。
因为政府的职能是否转变，乡镇政府是不是“从取到予”，政府行政是不是更加规范和体现服务色彩，是化解“三农问题”另一个系统问题。
这是城乡统筹的制度保障，更是减少改革成本的政治保障。必须强调的是，任何一个子系统效率的提高，如果缺乏其他子系统的有效配合，“三农问题”的母系统都找不出解决之道。
所以，政府必须革命。
第二章、王安石变法因何失败
在今日中国之网络社会，凡是表现出配合政府、与政府合作的态度，均被视作投机行为。但是网民往往忽略另外一种投机，即无论真相的曲直是非、无论改革实际，一味通过尖锐的语言批评政府，来提升自己在网络和境内外的影响力。
这种投机，因为姿态更犀利、语言更大胆，且貌似戴上了为民请命的毡帽，而不易被察觉。非常遗憾的是，这种人往往比他所挑战的对象更差，他们通常自以为是摩西，只有他们才能指引人们找回故乡。
不过，对他们来说，反对本身比反对什么更加重要，只要你的名字前面加了“anti”的前缀，你就可以被引为一伙。当然，就国家、社会、空间、人群之间的全部契约和伦理而言，“纸上得来终觉浅”这句古训，他们是没兴趣的。
比如，社会发展中，国家调节和社会自我调节，其实本无伦理上的高下之分，只能是结合社会的实际状况，作策略性的选择，但反对者通常将两者放大成意识形态的差异；再比如，民主无疑是个好东西，但是实现民主的路径或者对民主的解释却大相庭径，有人总是喜欢将民主引向民主的某一个特质，希望以此来定义民主，而事实上，他们未必真正读懂了霍布斯、洛克和密尔。
这一点，尤其在农村社会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2003年12月，成都市在新都区木兰镇尝试以“公推直选”作为起点搞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并由此产生了全国第一个公推直选的镇党委书记刘刚毅。但是鲜见那些活跃的、尖锐的批评家们关注此事，也没几个在网络上自谓关注农民利益的“反政府武装”闻风而来。
事实上，那些活跃在BBS、BLOG、媒体上的批评家，连个来挑漏眼的都没有，整个一个不关心。就像郭德纲说的，您是不关心啊，不关心啊，还是不关心啊？！
农民、农民民主……这些不是一些网络思想家的热点词汇吗，怎么没人关注了呢。我，到是因为顺路，数度流窜木兰镇。真可惜，这里鲜活无比，却远去了鼓角争鸣。
我来描述一下。根据我的记录，因为木兰镇等一些乡镇效果不错，2004年7月，成都市在全市范围推行以“群众民主推荐、党员直接选举”为主要内容的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试点。随后又将“公推直选”的范围扩大到重点企业、学校、医院等，并出台了13个相关配套文件。
2007年，成都市在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换届选举中，全面推行公推直选。
去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群众普遍对公推直选的基层干部感到满意。比如，93.9%的党员群众感觉到公推直选后基层干部工作比以前积极，更关心群众利益，更愿意听取群众意见。
民选的干部，就在我们身边，比奥巴马近得多，比布什有趣得多，关注的人却少得多。
除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成都市推进城乡一体化战略另一个重要保障是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其目的是找准政府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该怎么管，着力解决好政府“越位缺位不到位”的问题。
当然，从逻辑上说，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是这样：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通过政府职能归位较好地解决了干部规范化执政和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问题，但在具体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实践中，在基层也必须有一套符合实际需要的制度设计来解决基层干部权力规范和对群众负责的问题。
于是通过“公推直选”等一系列办法，把选举干部的权利交给群众，从而确保这些被群众选出来的干部接受群众监督、对群众负责。有效防止了基层工作中的浮夸风、面子工程等，保证了城乡一体化战略能够从城到乡、从上到下一体推进。
该项改革的另一起事件是通过机构调整和职能整合，使所有的职能部门真正形成城乡一体的发展思路。说白话，就是撤并机构、精简人员。
公务员生涯之所以近年来成为一个好职业，在于它是铁饭碗，在于每个山寨都有大王，每个坑坑都有人站岗。
但是，2004年8月，成都市首先对农业管理机构进行改革，撤销市农牧局，将原市委农工办和市农牧局承担的有关农村工作职能进行整合，并赋予其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职能，组建成都市农业委员会。
2005年6月，又将市农机局并入市农业委员会。
2005年10月，市水务局成立，负责对全市的水资源实施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统一发放取水许可证，统一征收水资源费，统一管理水量水质，由此真正实现了城乡一体的“一龙治水”。
2005年12月，主管城乡公路运输的市交通局和主管市内公交系统的市政公用局被撤销，组建统筹城乡运输管理的市交通委员会。
2006年10月，组建市林业和园林管理局。
为了解决城乡产业统筹发展的问题，也包括各区县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竞相杀价恶性竞争的难题，成都市成立全国第一个投资促进委员会，按照城乡统筹的思路，将全市各级各部门的招商引资成果统一规划和布局。
这些机构的调整和职能的整合，无不走在全国前列。城乡一体化的机构设置，极大地改变了政府部门之前存在的城乡分割、各自为政的局面。建立创新的城乡一体的管理体制机制，为彻底消除城乡壁垒、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制度保障。
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化解“三农问题”的双气囊。没有这两个保障，政府无法从上到下，头脑手脚一体的从制度上保障改革的进行。
诸葛亮说治军治国的最高境界是，如心使臂，如臂使手，如手使指，估计让诸葛亮来谈“三农问题”，首先也要改造蜀汉小朝廷的团队，没有一个良好的制度保障，别说三千年后的若干社会痼疾，连粮草运到祁山也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
社会基本的运行机制解决不了，改革无法在政府体系内部打开通道，农民生产生活中产生的焦虑更无从消解。
王安石之所以失败，大致也因为如此。
按黄仁宇的说法，在宋朝那样一个不通技术的官僚集团领导下推行青苗法，根本无法摆平土地、财政、税务、社会管理等等诸多领域的矛盾。
所谓“痛则不通，通则不痛”，我看不光可以用来比喻“三通”之于今日之台海，也与政府各级管理通道的打通非常贴切。
只有政府内部理顺了，运行有力了，解决农民切身的衣食住行看病养老入学才能如臂使手、如手使指，农民才能感到“不痛”。
第三章、“三个集中”的来龙去脉
我最早开始关注国内的“三农问题”，是在90年代中后期。
印象中，“三个集中”并不是成都的发明，而是上海或者浙江哪个城市最先搞的。但是今天在google上键入这个词，第一页的链接全部与成都有关，网页底部的常用搜索词汇中，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成都三个集中”和“成都市三个集中”。
可见，国内搞城乡统筹的城市中，声势最大的是成都。而成都搞城乡统筹的一个主要办法就是强力、持续、系统地推进“三个集中”。
这种官造的词汇，网友可能很难望文生义。
成都“三个集中”的具体表述是“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这属于统筹城乡中的技术问题，即通过什么手段把城乡统筹抓起来的问题。
“三个集中”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具体说，就是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和第三产业发展，创造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条件；农民向城镇集中，为城镇聚集人气、创造商机，农民向二、三产业转移，为土地规模经营创造条件；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推动了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和新农村建设，进而推动农业现代化。
从逻辑上讲，是比较清晰的。
目前来说，成都市基本形成了第一圈层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第二圈层重点突破工业，第三圈层努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格局。所谓圈层，就是把主城区、近郊和远郊区作了一个大致的划分。
其中，各个区县因具体情况不同，也不一定死守这个东西。比如，都江堰，本来三产发展不错，现在因为灾后重建又有了更高的起点，到不一定是以农业为主。
我是2006年回到成都的。那个时候，当地政府搞“三个集中”近3年。
根据我的观察，“三个集中”是成都结合大城市带大郊区、人多地少、布局分散、资源紧缺的市情，为保护几千年来沃野千里饥谨从人的川西农业，同时又吸取东部一些沿海城市发展中出现的分散建设、资源利用水平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教训，按照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要求，探索和总结的统筹城乡发展的一套基本方法。
根据公开文献的检索，工业向集中区集中，始于2004年。
当时，成都制定了城乡一体的工业布局规划，将原规模小、布局散的116个工业开发区调整归并为20个工业集中发展区。通过规划调控、政策引导，建立投资促进机制，强力推进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
对进入工业集中发展区的工业项目优先安排并保证工业用地，对不进入集中区的新建企业规划不审批，土地不供应，从源头上遏制了企业分散布局，避免再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老路。
这种做法在全国非常普及，应该说，除了政府可以提供节约公共产品的成本，企业可以降低成本、降低污染这些因素之外，基层政府的政绩冲动，也是显而易见的。
工业向集中区集中，现在基本成为一个各地方政府发展工业的一个原则。
农民集中居住，貌似在基层政府那里，推动速度比较慢。这个“慢”，是和工业集中的“快”来对比的。不知道是基层政府的动力问题，还是有别的因素，总之，这个问题是近年来国内较受关注的话题之一，关于农民的地位、利益、安全和未来的多数讨论，都与此有关。
我个人分析，它与四个问题密切联系：1、城市化的速度控制与成本控制；2、城市化与逆城市化的边界；3、农民有没有拒绝城乡一体化的权利；4、粮食安全。
据公开检索的资料，2004年至2007年底，该市31万多农民住进了城镇和农村新型社区，城镇化率提高到63％。这个比率应该说政府功不可没。
其实，农民进城一直是中国社会关注的焦点。记得高加林的人就一定还记得，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农民转变为市民，除了一份工作和户籍，还有巨大的心理变化和文化落差。在我看来，农民集中居住的“慢”或许是值得回味的。
土地，是农村最核心的资源，也是十七届三中全会结束以来，最受关注的话题。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土地流转，中央在80年代就提出支持。
土地流转在成都取得显著效果。根据网络检索的数据，到2006年底，成都共实施土地规模经营153.8万亩。2007年，全市新增农用地流转面积78.7万亩，其中耕地流转面积57.6万亩。
不过呢，土地在物理上是亘古不动的（地震除外），再怎么高产，终究有个极限。要开发土地的潜力，让农民富裕起来，只能改变土地的属性，在土地的城乡二元制度上动脑筋。
人们现在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基层农村随便怎么变幻发展模式，只要不涉及到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改革在很多层面就突破不了。
这是改革到了爬坡阶段，必须啃下的一块骨头。这块骨头并不在“新农村建设”这个总纲的内容中。
但事实上，农村改革到了这一步，软的、好啃的，都找到了共识，剩下的就是一堆骨头了。
全国第一个进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的行政村！
全国第一个完成农村土地确权工作的改革试点！
全国第一个发放耕保基金的尝试！
我可以负责地说，这就是四川成都市都江堰的鹤鸣村。地震后，因为种种原因，我去过这个村六次。2008年3月份，这个村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和全国其他地方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措施相比，鹤鸣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履行了保护耕地使用性质这项义务之后，鹤鸣村的村民们可以获得每年每亩360元钱的耕保基金。而地方政府也可以假农民之手来保护耕地。
“三个集中”必然是在经济要素相对集中、资源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方才能实施。在中国许多偏远地区的农村，事实上，并没有条件来搞“三个集中”。
毕竟不是所有农村都可以背靠一个GDP超过3000亿的大城市。成都的一些远郊，其实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蒲江、金堂等地的山区农村。
这就要求，必须有一些辅助手段。
第四章、农村扶贫为何扶不起来
中国的大多数穷人都住在农村。即使某个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一样穷，也因其享有城市居民的种种待遇，略有一些回旋余地。
统筹城乡发展，一条总纲性的原则是大力推进公共资源向农村倾斜、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促进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成都将这条原则体现在经济条件相对落后，不具备条件实施“三个集中”的偏远农村，具体落实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农村发展环境建设、农村扶贫开发”。这就是当地政府所谓的“三大工程”。
将“三个集中”和“三大工程”相结合，是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的一个创举。
这些年中共一直提科学发展，什么是科学发展，我看就是因地制宜。毕竟在许多偏远农村，并不具备通过工业集中拉动人气、商气，进而吸引农民转为市民的条件。
对农村有所了解的朋友都知道，一些贫穷的山区农村，拉了电线，交不起电费，农业生产纯粹靠天吃饭。
成都市一、二、三圈层各区（市）县的情况差别很大，这样的贫穷农村并非没有。
因为工作原因，我几次下乡到成都金堂县的又新镇，一次是我的单位搞党员活动日，两次是帮两个国际NGO去考察当地的水葫芦灾害，还有一次是去又新镇的祝新村考察土地流转情况。
金堂县是成都的远郊县，经济发展缓慢，财政力量薄弱，在成都各区县中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偏后。又新镇地处成都、德阳、资阳三市交界的三角地带，镇政府距金堂县城好几十公里，省级贫困村有7、8个。在这里，扶贫工作是镇政府的主要任务。
据我的了解，2003年以前，又新镇的扶贫工作主要是抓以道路和水利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2004年开始，镇政府根据这些村的实际情况，把扶贫工作的思路调整为“打捆使用各类项目资金，集中发展农业产业，推进扶贫开发和新农村建设”。
这里面有个技术细节，值得一提。其实，上级各政府机构下发到基层农村的款项来路是比较多的。但是农村地区往往消化了就消化了，分散使用，很难产生实际效果。
比如，利用扶贫款买了几百株苹果树苗，一家发两株，发完了事，对基层政府来说，算是完成了上级交办的工作，对农民来说，两株树苗对扭转家境起到的作用直接为零。
当地政府官员私下聊天时也承认，在大多数贫困农村，以现行的常规扶贫方式几乎无法实现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彻底转变，脱贫致富近于天方夜谈。
又新镇的做法是，将各种来路的扶贫资金打捆，形成合力，涓流汇海，可以集中力量解决一些大问题。
这种做法看似简单，让人产生“难道这也算创新”之类的疑问，然而在基层农村，要突破这一点，没有上级政府的强力支持，几乎也是实现不了的。
“三农问题”之难，也在于一些说起来很简单的事，真干起来，就矛盾重重。
“三大工程”的内容与新农村建设结合得非常紧密。而农村扶贫也好、农业发展也好，根本的出路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是农业产业化。
这一点，成都农村尽管有一定起色，但总体还比较薄弱。然而，这个环节对能否形成有效突破，最终打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意义相当重大。
放眼全国，凡是农业产业化发展得较好的地区，农村都相对富裕，农村社会也都相对和谐。这一幕如在成都远郊的金堂、蒲江等地出现，乐观地说，至少也在五年之后。这是和西部偏远地区的历史局限性所分不开的。
第五章、改善公共产品成为农村社会的主要矛盾？
近50年来，中国社会的一个现象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以前，我们社会是私人产品匮乏，但公共产品供应比较周全；今天，私人产品充足了，政府却因提供的社会公共产品数量和质量的有限饱受批评。
应该说，在近年来爆发的三次关于改革方向的大辩论之后，这已成为当前一个比较具有倾向性的观点。它修正了以前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而且这个观点得到不少学者的采纳。
这种观点认为，改革初期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换句话说，是解决个人私人产品缺乏的问题。而那时候，政府财政对医疗、教育、养老等管得很多，人们工资虽然少，也可以生活得不错，因为社会保障比较周全。
但是改革20多年后，全民温饱已经大体解决了。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有所提高，社会公共品开始进入了他们的视野，例如人们希望住得更宽敞，出行更方便迅速，而义务教育、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司法公正、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品，更成为人们关注甚至担心的焦点。
而社会对这些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的供给是短缺、低效的，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连皇甫平也支持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
如果说，在城市居民中，教育难、看病难、住房难，是公共产品短缺的表现。
那么，在农村居民中，如何缩短与城市居民的差距，则成为从精英到农民共同关注的焦点。
某种程度上，这比解决城市居民对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不满，更为严峻，解决起来，也更为艰难。
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最主要的工作是真正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要从经济指导型转变为社会服务型，多发展社会福利，解决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欠账问题。
其中最紧迫的，就是医疗卫生资源、教育资源的均衡布局，以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这些都与财政制度改革密切相关。
2007年4月，我和几个社科院的朋友到蒲江农村调研。当地干部拿出一份表，上面是10多个搞城乡一体化以来修建的标准化中小学校的分布图。他说，随便你们要去看哪里，随便你们去看什么，我都保证你们看了会满意。
这种大话，我们自然不信，于是我们随意挑选了四个学校，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开着车一起去看了。
结果令我们惊讶，每个学校的建设、管理和软硬件配套都让人无话可说。
我回到成都，立即咨询了在教育部门工作的朋友。据了解，截至07年底，成都建成410所农村标准化学校，约60万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走进新学校。整个工程历时3年、市本级财政投资10亿元。
同时，为了保障这些学校的软件能配套，成都市出台了系列政策，城市学校的校长大多在农村标准化学校兼任校长，城市学校的老师要竞升、评优，必须在农村标准化学校工作一定时间。
校长和老师们在农村的工作成绩，直接与他们本人的业绩考核挂钩。据公开报道，成都搞教育均衡发展的一套办法和成果，几次受到陈至立的表扬。
令人更为吃惊的是，成都市修建的410所标准化学校中，没有一所因“5•12大地震”损坏。
我使劲在google 和baidu上检索当地媒体的公开报道，均没有找到这个说法。但是，这个事实却在成都教育界广泛流传。
与此相称的是，从震后的情况来看，成都市建设的乡镇标准化卫生院多数完好无损。
据初步统计，成都市处于龙门山脉地震断裂带的有48个乡镇公立卫生院。地震灾害发生后，此次标准化建设的新迁、扩建卫生院的住院部、门诊部等业务用房内的病员和医护人员无一人死亡。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曾指出，推进城乡一体化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农民进城的就业问题，第二是社会保障问题。
在这两个方面，成都也有许多在全国创先的尝试，取得不错的效果。这里，我就不给地方政府打广告了。
在和成都市社科院林成西教授交流时，他也认为，中国农民是很理性的，他搬家到一个新地方，换了营生，如果当地没有好的产业好的项目作支撑，不能实现稳定增收，会大大动摇他们的积极性，身份的转变将变得很不稳固。
我个人认为，要稳固农民的身份转变，持续的经济发展、可靠的社会保障都是必不可少的，此外，还有一层值得重视，就是从守土千年一朝变为雇工，其心理变化对农村社会是何影响，需要高度关注。这也与城市化的速度控制关系密切。
第六章、三驾马车，城乡统筹的体制保障
成都的城乡一体化最鲜明的两个特点分别是：
一、2003年以来，从没有停顿过，一直是作为全市党政部门的中心工作在推动。
一个强有力的信息是，2003年以来，成都各大报纸包括市场类的都市报，齐刷刷地连篇累牍地报道城乡一体化，而且不惜版面，不惜成本。
这种媒体几年如一日紧密围绕政府工作来报道的情况，并不多见，说明有关部门抓得很紧，内容很多。
二、从一开始就并非某一领域的单兵突进。“城乡一体化没有局外人”是成都各报纸上经常提到的一句话，按照中国官场的一般逻辑，这句话一定有其权威的出处。
从字面上理解，成都城乡统筹的范围被定义为囊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变革。显然，这是一个全面统筹推进的过程。其中，改革不适应城乡和谐发展的农村上层建筑是重要的一部分。
围绕农村综合改革，成都主要推动了三个事。一是乡镇机构改革促使基层政府职能发生转变，而乡镇机构改革实质是基层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二是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增强基层财政保障能力。
事实上，要加速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就必须加快财政体制改革，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各基层政府提供相对公平的财政能力，使基层政府具备相应的财政能力去执行政府职能；三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逐渐完善。
有了钱才能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彻底改革二元化的教育制度。这其实也是成都市统筹城乡公共服务的核心内容之一。
我曾陪同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大名鼎鼎的陆学艺老前辈在成都调研城乡一体化。他老人家研究得出的数据表明，成都的城乡差距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结语：
我本人在北京、成都和上海都待过，因为个人兴趣以及工作上的一些原因，经常和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有联系，也曾为了解这个事，在东北、河南、四川等地长时间下乡。
2006年以来，常住成都。2007年成都市推进城乡统筹改革的基础和经验获得国家认可，成为全国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个事情之后，我开始比较系统地研究城乡一体化。
这几年来，我在网络和媒体上看很多报道、很多评论，一个强烈的感觉是“三农问题”其实并没有专家。
因为大多数学者专家都浮在纸上，几乎没有谁真正有机会在一个形态丰富、地域广袤的农村，用实践来寻找真知。
特别是到了改革的啃骨头阶段，开始涉及到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矛盾的时候，我支持辩论，相信真理越辩越明。
但也必须指出，在实践之前，一切理论上的质疑、担心或者否定，都有虚妄的嫌疑。
正因如此，我觉得有两个原则可以指导地方政府进行“三农问题”的改革探索，一是摸着石头过河，二是猫论。其实，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一个总纲性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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