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法啦！我国现行法律是怎样保护集体所有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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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土地流转这个问题，以前还是真没有仔细研究过，为了不闹笑话，这两天恶补了关于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相关法律，有点心得，讲出来供大家探讨。

保护一、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保护

第一、我国现行法律允许土地流转

《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
“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中第十五条规定：
“承包方依法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符合有关法律和国家政策规定的方式流转。”

这说的很清楚，允许包括转让方式在内的流转。

第二、我国现行法律对土地流转的限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十年。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承包经营土地的农民有保护和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

请注意，“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特别明确了“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就是说，你不是这个村的，就无权承包经营！

这是我国对土地流转的限制。

承包经营权只能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流转，是对集体所有权的保护，防止土地承包权流转到集体之外。

现在各方都在说土地流转，很可能大家说的不是一个概念。有些专家、学者（如厉以宁之流）说的流转，实际上想突破“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限制的流转。

以前官方对于突破“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的流转也有明确表态，予以反对。
2007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做相关说明。他指出：
考虑到目前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全面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本，从全国范围看，现在放开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和抵押的条件尚不成熟。

王兆国所说的不“放开”，就是指有可能导致承包经营权流转到集体之外的流转。

保护二、我国现行法律怎样避免产生土地高度集中

第一、承包经营长期不变的规定制造了悬念

《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
“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
前款规定的承包期届满，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

这一条规定，基本等同于承包可以无限期的继续下去；再结合有关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规定，在一个集体经济组织内，完全存在土地逐步向几个人手中集中的趋势。

这就留下了悬念，是否会产生土地高度集中呢？甚至是否会产生地主呢？

第二、关键在于承包经营权的继承权

破解上述悬念的关键，就在于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可以继承。

《继承法》第四条规定：
“个人承包应得的个人收益，依照本法规定继承。个人承包，依照法律允许由继承人继续承包的，按照承包合同办理。”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规定：
“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

现行法律只规定了林地承包权可以在承包期内继承，这是因为林地承包生产周期长，而其他农业用地的承包经营权的继承没有规定。

这就留了一个后门。目前，在一个集体经济组织内，土地高度集中的时间不会超过普通人的寿命。无论生前拥有多少土地的经营权，身后必然还是平均分配而不会代代相传。

综合来看，本质上我们现行法律还是在极力维护集体所有制。这是令人欣慰的地方。起码到目前为止还是如此！

但是，也有令人担忧的地方。这种法律间相互引用、相互钩连的规定所带来的保护十分脆弱，不经意间被厉以宁们修改了一条，那就是大变样了。

我认为，任何游走在土地私有化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做法，实际上是对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制约，不如彻底摊牌。现在对这个问题争论来、争论去，感觉真的很无聊。

中国历次土地革命的主旨是平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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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一直在考虑中国农村的问题，感觉这个问题实际上比救美国的市更紧迫得多。 

据传说，即将进行的“二次土改”了，这次土改到底是怎么定的调子，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回顾历史，我国历次土地革命的主旨是平均主义。 

当年李自成的“均田免赋”就是一种平均主义。 

1638年，李自成在渭南潼关南原遭遇洪承畴、孙传庭的埋伏被击溃，带着刘宗敏等残部17人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但到1644年李自成进攻北京时，军队已经号称百万！ 

李自成的军队不到十年的时间从十几人发展到百万之众，“均田免赋”的口号起了重大作用。这个口号不仅对当时饥寒交迫的农民有极大的号召力，对以农民子弟为主的明朝正规军也有极大的瓦解作用。在1641年李自成攻克洛阳时，就得到了城内守军的策应；在1644年进攻北京时，除在宁武关发生激战之外，太原、大同、宣府等地明朝官吏、明军纷纷来降，因此一路势如破竹。 

李自成的平均主义有这么大的号召力，从反面说明了明末的土地兼并到了惊人的程度。有人认为中国农村土地的平均、兼并、起义、再平均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循环，是我国古代不断改朝换代的内在动力。 

土地革命在1946年到1949年之间再次显示了威力。 

解放战争过程中，东北、华北等老新解放区(约有1．6亿人口)已经实行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土地改革对打赢解放战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解放军在解放战争开始前有120多万人，在战争期间伤亡俘超过了150万，但到解放战争快结束时，3年内解放军已经发展到近800万人。 

解放军的迅速扩张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 解放区翻身农民的积极参军 
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仅华北就有100万人参加解放军，东北地区有160万人参加解放军，还有220万人加入了民兵组织。另外，承担后勤补给的农民达到了1500万人！难怪陈毅感慨地说，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第二、国民党军队的弃暗投明 
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被俘450多万，起义、投诚170多万，这些人绝大部分加入了解放军。 
1960年，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曾经问杜聿明：“拥有百万军队的统帅，是不应该被打败的。”“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 
杜聿明指了指坐在对面的陈毅元帅说：“我的一百万人全到他那边去了。” 

蒋介石败走台湾之后，痛定思痛也搞了“土改”。老蒋的土改，首先政府收购地主的土地；政府再卖给农民，农民则以农作物收成分期付款；政府在收到农民的实物付款后，再折合成实物土地债券和公营事业股票对地主进行补偿。老蒋的土改，实际是一次大散财，为了稳固统治，把从大陆带走的财富中的一部分分给了当地人。不论动机、手段如何，老蒋搞的“均贫富”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为什么以平均主义为主旨的土地革命总会产生如此明显的效果呢？ 

这的确是很难理解！但是看了温铁军先生的文章之后，我悟出一点门道。 

温铁军先生《“土地私有化”不是中国农村的未来方向》的一文中指出： 

“中国水土资源都严重缺乏，有600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8亩，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少于一亩。这些地方的农村土地已经基本上转化为农民的社会保障，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把社会保障私有化？那些人均耕地面积多于一亩的地方多在北方，然而北方缺水严重，旱魔肆虐，经常是数以千万亩的土地受旱，因此，尽管那些地方土地资源相对宽松，但水资源缺乏导致产出率低，耕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仍然是第一位的，也没有条件以所谓的耕地私有化来形成规模经济。” 

温铁军先生的重大贡献，就是指出了中国耕地的保障性作用。 

在当代中国，农业技术条件进步了，亩产高了，但人均耕地面积少，耕地对于农民来说是基本的生存保障； 
在古代、近代的中国，虽然人均耕地面积要比现在多的多，但是由于农业技术条件的限制，亩产则要小的多，耕地对于农民来说，同样还是基本的生存保障。 

因此，任何土地集中、兼并，必然是在逐步剥夺农民的生存条件，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是不革命不足以解决问题。 

于是，历次以平均主义为主旨的土地革命，本质上是实现对农民基本生存条件的保障。 

一个叫“克察金1”的家伙叫嚣：“平均主义在贫富高度悬殊的时候，就具备天然的道义合理性。这就是哲学的辨证。”这话听着刺耳，感觉有点道理 

学习真是很奇妙的事情，学习之后很多不明白的事往往就想明白了。 

比如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农业合作化，到后来的人民公社，从形式上看在这个过程中消灭了土地的私有化，似乎违背了中国农民拥有土地的意愿。 

后来看到一个农民网友的贴，才悟出玄机，他说： 
“我们村的土地是92年承包的，30年不变，但是现在有很多问题。有的人故去了，当初的孩子已经张大了，有的成了家甚至有了下一代，有的人家娶了媳妇，有的人家嫁出了闺女。” 

这其中原来有非常简单又容易被忽视的技术问题，农村家庭的人口是不断变化，因此，对基本保障（也就是对土地的需求）的要求也是变化的，现在如此，以前也是一样。这样，无论是“打土豪、分田地”还是“联产承包”，在起点和起始阶段的公平、平均，在一代或超过一代人之后就演变出了不公平、不平均。 

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实现了长期的平均主义。一个村子里的人共同耕作属于这个村的耕地，养活这个村子里的所有人，彻底消除任何你多我少的问题。 

总之，中国历次土地革命体现的平均主义，是和中国土地的保障性作用紧密关联的。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各行业综合生产能力提供的保障作用将逐步增大，消除城乡二元化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比如，数据显示，我国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比重现在为56%，已经有了十几个百分点的下降，我国很多地方的农村，城乡差别已经不是很大了。 

但这一过程是渐进，任何拔苗助长都是非常危险的，尤其要防止“一刀切”、“一阵风”的做法强行消除城乡差距。在社会综合保障能力不足情况下，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普法啦！我国现行法律是怎样保护集体所有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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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村土地流转这个问题，以前还是真没有仔细研究过，为了不闹笑话，这两天恶补了关于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相关法律，有点心得，讲出来供大家探讨。

保护一、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保护

第一、我国现行法律允许土地流转

《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
“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中第十五条规定：
“承包方依法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符合有关法律和国家政策规定的方式流转。”

这说的很清楚，允许包括转让方式在内的流转。

第二、我国现行法律对土地流转的限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十年。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承包经营土地的农民有保护和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

请注意，“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特别明确了“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就是说，你不是这个村的，就无权承包经营！

这是我国对土地流转的限制。

承包经营权只能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流转，是对集体所有权的保护，防止土地承包权流转到集体之外。

现在各方都在说土地流转，很可能大家说的不是一个概念。有些专家、学者（如厉以宁之流）说的流转，实际上想突破“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限制的流转。

以前官方对于突破“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的流转也有明确表态，予以反对。
2007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做相关说明。他指出：
考虑到目前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全面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本，从全国范围看，现在放开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和抵押的条件尚不成熟。

王兆国所说的不“放开”，就是指有可能导致承包经营权流转到集体之外的流转。

保护二、我国现行法律怎样避免产生土地高度集中

第一、承包经营长期不变的规定制造了悬念

《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
“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
前款规定的承包期届满，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

这一条规定，基本等同于承包可以无限期的继续下去；再结合有关承包经营权的转让规定，在一个集体经济组织内，完全存在土地逐步向几个人手中集中的趋势。

这就留下了悬念，是否会产生土地高度集中呢？甚至是否会产生地主呢？

第二、关键在于承包经营权的继承权

破解上述悬念的关键，就在于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可以继承。

《继承法》第四条规定：
“个人承包应得的个人收益，依照本法规定继承。个人承包，依照法律允许由继承人继续承包的，按照承包合同办理。”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规定：
“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林地承包的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

现行法律只规定了林地承包权可以在承包期内继承，这是因为林地承包生产周期长，而其他农业用地的承包经营权的继承没有规定。

这就留了一个后门。目前，在一个集体经济组织内，土地高度集中的时间不会超过普通人的寿命。无论生前拥有多少土地的经营权，身后必然还是平均分配而不会代代相传。

综合来看，本质上我们现行法律还是在极力维护集体所有制。这是令人欣慰的地方。起码到目前为止还是如此！

但是，也有令人担忧的地方。这种法律间相互引用、相互钩连的规定所带来的保护十分脆弱，不经意间被厉以宁们修改了一条，那就是大变样了。

我认为，任何游走在土地私有化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做法，实际上是对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制约，不如彻底摊牌。现在对这个问题争论来、争论去，感觉真的很无聊。

中国历次土地革命的主旨是平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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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一直在考虑中国农村的问题，感觉这个问题实际上比救美国的市更紧迫得多。 

据传说，即将进行的“二次土改”了，这次土改到底是怎么定的调子，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回顾历史，我国历次土地革命的主旨是平均主义。 

当年李自成的“均田免赋”就是一种平均主义。 

1638年，李自成在渭南潼关南原遭遇洪承畴、孙传庭的埋伏被击溃，带着刘宗敏等残部17人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但到1644年李自成进攻北京时，军队已经号称百万！ 

李自成的军队不到十年的时间从十几人发展到百万之众，“均田免赋”的口号起了重大作用。这个口号不仅对当时饥寒交迫的农民有极大的号召力，对以农民子弟为主的明朝正规军也有极大的瓦解作用。在1641年李自成攻克洛阳时，就得到了城内守军的策应；在1644年进攻北京时，除在宁武关发生激战之外，太原、大同、宣府等地明朝官吏、明军纷纷来降，因此一路势如破竹。 

李自成的平均主义有这么大的号召力，从反面说明了明末的土地兼并到了惊人的程度。有人认为中国农村土地的平均、兼并、起义、再平均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循环，是我国古代不断改朝换代的内在动力。 

土地革命在1946年到1949年之间再次显示了威力。 

解放战争过程中，东北、华北等老新解放区(约有1．6亿人口)已经实行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土地改革对打赢解放战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解放军在解放战争开始前有120多万人，在战争期间伤亡俘超过了150万，但到解放战争快结束时，3年内解放军已经发展到近800万人。 

解放军的迅速扩张来自两个方面： 

第一、 解放区翻身农民的积极参军 
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仅华北就有100万人参加解放军，东北地区有160万人参加解放军，还有220万人加入了民兵组织。另外，承担后勤补给的农民达到了1500万人！难怪陈毅感慨地说，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第二、国民党军队的弃暗投明 
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被俘450多万，起义、投诚170多万，这些人绝大部分加入了解放军。 
1960年，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曾经问杜聿明：“拥有百万军队的统帅，是不应该被打败的。”“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 
杜聿明指了指坐在对面的陈毅元帅说：“我的一百万人全到他那边去了。” 

蒋介石败走台湾之后，痛定思痛也搞了“土改”。老蒋的土改，首先政府收购地主的土地；政府再卖给农民，农民则以农作物收成分期付款；政府在收到农民的实物付款后，再折合成实物土地债券和公营事业股票对地主进行补偿。老蒋的土改，实际是一次大散财，为了稳固统治，把从大陆带走的财富中的一部分分给了当地人。不论动机、手段如何，老蒋搞的“均贫富”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为什么以平均主义为主旨的土地革命总会产生如此明显的效果呢？ 

这的确是很难理解！但是看了温铁军先生的文章之后，我悟出一点门道。 

温铁军先生《“土地私有化”不是中国农村的未来方向》的一文中指出： 

“中国水土资源都严重缺乏，有600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8亩，有三分之一的省人均耕地少于一亩。这些地方的农村土地已经基本上转化为农民的社会保障，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把社会保障私有化？那些人均耕地面积多于一亩的地方多在北方，然而北方缺水严重，旱魔肆虐，经常是数以千万亩的土地受旱，因此，尽管那些地方土地资源相对宽松，但水资源缺乏导致产出率低，耕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仍然是第一位的，也没有条件以所谓的耕地私有化来形成规模经济。” 

温铁军先生的重大贡献，就是指出了中国耕地的保障性作用。 

在当代中国，农业技术条件进步了，亩产高了，但人均耕地面积少，耕地对于农民来说是基本的生存保障； 
在古代、近代的中国，虽然人均耕地面积要比现在多的多，但是由于农业技术条件的限制，亩产则要小的多，耕地对于农民来说，同样还是基本的生存保障。 

因此，任何土地集中、兼并，必然是在逐步剥夺农民的生存条件，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是不革命不足以解决问题。 

于是，历次以平均主义为主旨的土地革命，本质上是实现对农民基本生存条件的保障。 

一个叫“克察金1”的家伙叫嚣：“平均主义在贫富高度悬殊的时候，就具备天然的道义合理性。这就是哲学的辨证。”这话听着刺耳，感觉有点道理 

学习真是很奇妙的事情，学习之后很多不明白的事往往就想明白了。 

比如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农业合作化，到后来的人民公社，从形式上看在这个过程中消灭了土地的私有化，似乎违背了中国农民拥有土地的意愿。 

后来看到一个农民网友的贴，才悟出玄机，他说： 
“我们村的土地是92年承包的，30年不变，但是现在有很多问题。有的人故去了，当初的孩子已经张大了，有的成了家甚至有了下一代，有的人家娶了媳妇，有的人家嫁出了闺女。” 

这其中原来有非常简单又容易被忽视的技术问题，农村家庭的人口是不断变化，因此，对基本保障（也就是对土地的需求）的要求也是变化的，现在如此，以前也是一样。这样，无论是“打土豪、分田地”还是“联产承包”，在起点和起始阶段的公平、平均，在一代或超过一代人之后就演变出了不公平、不平均。 

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实现了长期的平均主义。一个村子里的人共同耕作属于这个村的耕地，养活这个村子里的所有人，彻底消除任何你多我少的问题。 

总之，中国历次土地革命体现的平均主义，是和中国土地的保障性作用紧密关联的。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各行业综合生产能力提供的保障作用将逐步增大，消除城乡二元化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比如，数据显示，我国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比重现在为56%，已经有了十几个百分点的下降，我国很多地方的农村，城乡差别已经不是很大了。 

但这一过程是渐进，任何拔苗助长都是非常危险的，尤其要防止“一刀切”、“一阵风”的做法强行消除城乡差距。在社会综合保障能力不足情况下，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山雨欲来风满楼!“要想改天换地，就要分给农民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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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左派前锋张宏良和右派主将厉以宁先后对农村“土地流转”这个问题发表了有关文章和言论，从而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关注。 

这个问题在这个时候提出来，绝对不是偶然或者是巧合，而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实际在讨论《物权法》的时候，农村土地几乎流转起来。当时，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农村土地所有权调查，就等物权法颁布之后予以发证、流转。但是，在一些坚持传统理论的专家、学者和民众的反对下，在最后关头被踩了刹车。  

最近，据传说，关于农村土地流转的问题再次被提起，而且可能有重大举措出台。 

在这种情况下，懊悔自己在国企改制、金融改革两个重大问题上放了“马后炮”的左派们当然要抢先开火，而“厉以宁们”也要断然反击了。 

因为中国的农村是中国最基本的经济基础、因为中国农民是中国最庞大的群众基础，因此，农村问题一直是中国的核心问题。 

中华网的网友对此一针见血的指出：“要想改天换地，就要分给农民土地！” 

此言有理！回顾历史，“均田免赋”、土改、“联产承包”，无一不引发中国社会深刻的变革，蒋介石跑到台湾后也搞了“土地改革”，稳定了偏安一隅的局面。因此，对于农村即将发生的变化，我们必须高度关注。 

目前，对于农村土地流转之后将引发的趋势，基本上没有分歧，但是对这些趋势是否是正确的、积极的还是有重大分歧，两派的解释尖锐对立，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总结了几点： 

第一、关于土地有价问题 

土地流转，土地就有了市场价格。无论一亩地3万也好、5万也好，拥有几亩土地的农民理论上手握了几万资产。 
有人认为，全国农民一夜之间都成了“万元户”，都脱了贫； 
也有人认为，这和当年几万元钱买断国企工人工龄、彻底割断工人与企业的联系一样，彻底割断了农民与土地联系。 

第二、关于土地逐步向少数人集中的问题 

土地流转之后，由于资金、劳动力、经营能力、家庭负担等方面的差异，土地将呈现逐步集中的趋势。 
有人认为，这将有利于于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也有人认为，生产资料向少数人集中，是导致贫富悬殊根源；而且，贫富分化逐步加剧，类似地主和贫下中农的分化将很快出现！ 

第三、关于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农民种地获利微薄，种地是赔本的买卖。土地流转之后，除了迫于生计被迫流转之外，不排除农民主动出卖土地的行为。两种力量结合，很可能产生大量的失地农民。 
有人认为，失地农民进入城市，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足、廉价的劳动力，这样有利于消除城乡二元化经济，促进城镇化进程； 
也有人认为，失地农民失去了在农村务农的退路，又被高房价、高物价、可婚配女性缺乏等因素阻隔于城市之外，将成为“流民”，酿成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四、关于耕地保护问题 

有人认为，有基本农田保护政策，耕地可以有效保护； 
但是，有也有人认为，暴利的诱惑将无情蚕食耕地。 
在土地流转之前，农村“小产权房”的出现实际上已经显示了资本对土地贪婪； 
土地可以流转之后，即便有基本农田保护政策，但是，当基本保护农田被城市人口、市政设施、城市垃圾山和排污工厂包围的时候，我们的农田即便面积不减，也会失去绿色！ 

第五，关于外资进入的问题 

土地流转之后必然导致投资主体多元化，其中也包括外资。 
有人认为，外资的进入有利于提高我们农业的经营水平、技术水平，促进与国际接轨； 
也有人大声疾呼，外资将利用他们技术、资金和公关能力上的优势，大肆圈占我国耕地，彻底掌握中国经济的命脉！ 

第六，关于腐败引起政策不落实的问题。 

由于我国目前存在的腐败、以权谋私的问题，导致中央很多政策不能落到实处。土地流转政策即便是一套非常好的政策，难保在各地不会遇到歪嘴的人。面对一次百万亿资产的重新分配，没有非常公开、严格的监督机制，谁敢保证不出现当年国企改制时的巧取豪夺？ 

上述几个问题，方方面面的人士都看到了，分歧就在于对后果的判断，因此，有人在鼓与呼，有人在悲与泣！ 

笔者生活在城市，有亲戚生活在农村，略知农民兄弟的艰辛，我认为事关农民兄弟利益的重大决策，一定要听农民兄弟的意见。我们可以不听张宏良的危言耸听，也可以不听厉以宁的煽风点火，但是应该象老毛那样有一个全面“农村考察报告”。 

关于土地流转问题，我感觉只有一个结果，城乡一体化：要么一起富、要么一起穷！只要农民兄弟愿意，所有后果我们共同承担，大不了重头再来。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人民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困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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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调一点！说说神七为什么备上俄罗斯的舱外航天服！！ 

阿二 

看着国人对“神七”的热情，我早就想说，“要低调一点！”但是这话在“神七”彻底圆满成功之前不能说，不能给人添堵。 

现在“神七”是彻底的成功了，俺也就可以畅所欲言了。 

这次“神七”进行的第一次舱外活动，备了两套宇航服，中国的“飞天”和俄罗斯的“海鹰”。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这是中俄两国载人航天领域合作的重要事件。他说，为实施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中国研制了“飞天”舱外航天服，并从俄罗斯引进了“海鹰”舱外航天服，这是迄今为止中俄载人航天领域最重要的合作项目之一。  

为什么备一套俄罗斯的宇航服，主要是为了安全方面的考虑。 

我国的“飞天”舱外宇航服是第一次投入实际使用，是有非常大的风险的，一旦是“飞天”宇航服在舱外发生问题，可以肯定我宇航员将立刻失去活动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断然不会让第二名宇航员穿着同样宇航服冒着同样的风险实施救援。俄罗斯的“海鹰”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的，性能是否先进不说，起码是非常可靠的，所以，要备上一套“海鹰”，以备在关键时刻能够实施援救。 

事实上就是如此。 

在神七进行舱外活动的时候，01号身着“飞天”出了轨道仓，进行了中国人第一次太空行走；而02号此时也在轨道仓，他身着“海鹰”，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意外。尽管此时02号所处的环境实际和01号没什么区别，但是他此时的任务就是保护01号的安全；而且，此刻需要展示的是01号和他的“飞天”，因此，02号也是很少在镜头里出现。 

同时派两名宇航员进行开仓条件下的活动，也是有安全方面的考虑。从实际过程看，吸氧、排氮、减压一系列过程需要几个小时，如果等到发现危险时才考虑派02号穿“海鹰”出仓，根本就来不及！。 

这件事情表明了，航天活动是高风险的活动的，当我们热情澎湃的看直播的时候，我们的专业人员实际上应该是非常紧张。 

太空行走时轨道仓内的传感器反复误报火警，天地之间的紧张对话通过CCTV的直播让我们听的真真切切，我们对此也该有一定的体会。 

我想，在轨道仓误报火警的时候，在返回仓里的03号应该是相当紧张的。我们地面上的专家可以说“没有氧气，那来火灾”；但对于03来说，他是飞行员出身，“相信仪表”是飞行员多少年练出来的本能，他当时面对闪烁的信号，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对于电视导演来说，这样的情节的确象大片一样精彩，但是我却紧张的无法承受，神七的全过程，我一点直播也没看。有人说全程直播显示了自信，说这种话的人，说到底骨子里还是想刻意的显示什么。这完全没有必要，只要有圆满的结果就足够了。 

科学研究是非常严肃的事情，离各种形式主义远一点，安全系数就大一点，成功的几率就高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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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政府20条房产救市措施终于公开出台了，具体这20条政策合理不合理、合法不合法，我不讨论，我只感觉这个南京市政府有点欺负人，欺负南京老百姓手里没有选票！

若论中国楼市那里跌的最狠，非深圳莫属，据说有的楼盘价格遭到了腰斩。深圳的炒房客也闹过“断供”这样事，但是至今好象深圳市政府还是没有“救市”。

为什么呢？

假如我是深圳市长，我就不会救市。因为深圳马上要搞试点了，一旦在这个时候搞所谓的“救市”，那么起码有超过50%的可能下届政府就要换人。

现在深圳市政府是不是也是这样的考虑，我们也是瞎猜，也许这只是一个巧合。

如果说发生在深圳的事情是巧合，那么发生在南京、西安的事情就是必然了。

在中国目前的中心城市，房地产对GDP的贡献达到了30%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了一半，当地政府当然把开发商当成祖宗一样的供起来。至于反对的声音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即便反对的声音再大，你又能怎么样？你还敢怎么样？

南京市政府你还别不服气，有胆你们可以搞个民意调查或类似的调查，你们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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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20条房产新政救市 购房市民可获财政补贴 

搜狐房产 house.sohu.com 2008年09月28日07:25 中新网 发表评论(共116条)

王国安  
 
 　　房地产市场遭遇“寒冬”。南京市政府昨日正式出台《关于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意见》共二十条政策，力挽寒气逼人的楼市。 

　　南京市房产局副局长郭宏定说，出台这个房地产新政，就是要表明政府的态度，目的在于稳定市场的信心。 

　　据了解，今年以来，南京市商品房成交量明显下降，房地产市场开发投资、土地成交、新开工面积等主要先行指标均出现了明显下滑，其中新开工面积今年一至七月出现百分之二十的负增长，土地出让成交下降五成以上。 

　　郭宏定表示，对于当前的房地产市场状况，如不采取措施，则必然导致今后供求关系失衡，进而导致市场出现大起大落，影响房地产业长期稳定发展，进而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 

　　昨日公布的二十条新政，从“优化住房消费环境”、“优化投资环境”、“优化行政管理服务环境”三个方面，给走向疲弱的楼市注入“养分”。 

　　新政给予开发企业多项“利好”。其中一条规定，开发商可缓交或分期缴纳开发涉及的基础设施配套费、人防费等建规费，最迟可延期至办理销售许可证前。有关人士分析认为，仅这一项就好比给开发企业提供了数千万元的高额无息贷款。 

　　而对去年南京市为抑制房产商乱涨价而制定的“一房一价”的管理方式，新政也予以明令取消，直接为开发商操控价格松绑。 

　　为鼓励买房，新政也对购房者给予若干优惠，其中规定；从今年十月一日起，凡购买九十平方米以下商品住宅（含二手房）的，给予房款总额百分之一的补贴；凡购买九十——一百四十四平方米以下的商品住房（含二手住房）的，给予房款总额百分之零点五的补贴。补贴按现行财政体制分担。 

　　郭宏定称，对于此次出台的政策，房产管理部门将密切关注实施效果，不排除出台进一步措施的可能性。 
10:02 2008-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