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牛是怎么想起向1000所小学送奶的？”询问的有媒体，也有朋友。

2005年的时候，我提出了实施“两个希望工程”的设想。“第一个希望工程”，众所周知，它是抓智力的；“第二个希望工程”，事情是原本一直就有的，但概念是我新提出的，它是抓体力的。这两个工程，都要“从娃娃抓起”。

为什么提出“第二个希望工程”？一方面，健康是前提。我国许多文体比赛，并非技不如人，而是输在体能上；一些科学家英年早逝，也不是由于智力问题，而是因为体力不支，身体如果罢了工，再聪明的脑袋也不得不划上句号。强身健体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智能型社会”需要重新彰显的议题！另一方面，一个人吃什么不仅决定他长什么，而且也决定他想什么：从直接意义上讲，人长身体需要物质元素，想问题也离不开物质元素，一个缺钙的人，个子不会长得很高，大脑神经系统的传递速度也不会很快；从间接意义上讲，优良的食物能增进健康的体魄，健康的体魄有利于产生快乐的灵魂。

2006年，总理表达了自己的牛奶梦后，我们就启动了“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的赠奶工程。

我们向1000所小学的送奶行动，既是实践总理牛奶梦的圆梦之举，也是实施“第二个希望工程”的一部分，我们把它叫做“牛奶爱心行动”，已先后有联合国粮农组织等20多个机构共同参与进来。目前这个行动仍在深入，2008年7月份，我们联合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一起成立了“中国牛奶爱心基金”，将这项公益行动纳入到基金会的管理下，并且进一步向社会开放，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搭建的平台，吸引更多社会力量的加入。

与安南邂逅是三个月前的事了，但今天想起来，仍然觉得是有一点缘分在里面。

今年5月中旬，法国巴黎银行举办“慈善与永续发展研讨会”，安南和我都是受邀嘉宾。

如果安南先生不凭借自己在联合国秘书长任上积累的影响力去致力于全人类的慈善事业，他可能不会出现在这个会议上。

我呢，如果没有捐出全部股份创立“老牛基金会”，肯定也不会成为这个会议所邀请的惟一的中国公民。
这样说来，“慈善事业”正是我与安南先生的邂逅之“缘”。

我的家乡有句老话：“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全世界的规律也是这样，每个人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同时也把自己“写”进了某一个“圈子”——生意圈，文化圈，政治圈……当然，更为关键的是，“写”进善圈你就是善人，“写”进恶圈你就是恶人；结交了善人你有可能更向善，结交了恶人你有可能更向恶。

我在会上的演讲中表达了自己的慈善观：“慈善既是一种共享，也是一种共赢。”

真的，人一生下来是个“零”，此后无论是经历高峰，还是遭遇低谷，死后还是一个“零”。但主动归零还是被动归零，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境界。

我的信念是：从无到有，满足个人，只是一种小的快乐；从有到无，回馈社会，才是一种大的快乐。

3月19日，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作为全球气候大使来到中国。

我作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轮值理事长，与其他成员一道接待了布莱尔。

本来原计划是由担任执行主席的刘东华先生致欢迎辞的，但不巧他去了日本。于是，在会见前10分钟，致辞的担子临时落到了我的肩上。

作为主人的我，对作为主宾的他，即席讲了三句话。

第一句话：首先欢迎布莱尔先生的到来！接待外国首相级人士，一对一，我这是第一次。原因我也知道，因为您不当首相了，所以我们才有机会、有资格在这里欢迎您；在您当英国领导人的时候，我们即使有这样的愿望，也没有这样的机会。我曾在APEC峰会上听过您的演讲非常棒，所以我今天的欢迎词不好做。

第二句话：我们中国的企业特别关注气候、关注环境。以我们的澳亚国际牧场为例，那里每天处理300吨牛粪、500吨牛尿，增生清洁能源，减排二氧化碳，被联合国列为示范项目……我本人也非常关注气候，2007年初还专门去了趟南极，不仅到过我们的长城站，而且去了你们英国的新站和旧站……我想，您作为气候大使，虽然一会儿东半球，一会儿西半球，但不一定去过南极。

布莱尔表示没去过。

我继续说：南极那里，1400万平方公里的地面上，终年覆盖着冰雪，最厚处4000米，平均厚度2000米，是个巨大的淡水库，却不再参与地球的淡水循环。但要是气候变暖让它融化了，那问题更严重，海平面平均上涨60米，大量的沿海城市将被淹没。

第三句话：您在位时，曾经听过布什不少的话；现在您下来了，布什也快下来了，等他下来后，我希望他能听上一次您的话，也做做气候环保的事……但在他做这件事之前，千万别忘了让他在《京都议定书》上签了字后再下来。

这三段话既是虚的，也是实的，听得布莱尔先生又是鼓掌又是笑，又有点无可奈何，大概心说“我怎么能跟布什去提这个事呢”。在场的人也都笑了。

在餐桌上，我给他蒙牛奶酪，他说“Very good”，全吃了。

一个半小时的会面结束了，握完手，我送给他一条蒙牛领带。对他说：“再来中国时，一定别忘了到内蒙古。”他说：“一定，一定”。

我也请他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在“地球日”举办的绿色公司论坛签贺信，他非常爽快地签了名。

真的，全世界的人虽然语言不同，肤色不同，习惯不同，立场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的利益，那就是维护绿色地球。布莱尔如此，布什也理应如此，在环保事业上，两“布”合一布，厚实！

哈佛大学演讲有感（之五）

大品牌就得负大责任。这不是口号，不是面具，而必须化作企业的“实践”与“瓤子”。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的第一要务。

为什么？

第一，无责任则无品牌。薪水微薄，员工不满意；质量低劣，顾客不买账；信誉欠佳，银行不放贷；贡献平平，政府不支持……不承担责任的品牌大不了。

第二，大品牌伴随大监督。你是大品牌，所以，媒体盯你最勤，队友跟你最紧，社会评你最多。不要说“他比我差为什么你不说他”，因为你是大品牌。不要说“你不怕死我也不怕死”，因为你是大品牌。不要说“我栽了树凭什么你也乘凉”，因为你是大品牌。你的四周布满了眼睛。怀疑的眼睛，期待的眼睛，威慑的眼睛，完善的眼睛。

第三，大品牌关联大市场。假如市场扩大一倍，你受益的比例比别人大；假如市场萎缩一圈，你受损的程度比别人深。你与整个行业同进同退，共生共荣。因此，你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你要代表行业与消费者沟通；你要代表行业肩负起产业进步的使命；你要比小品牌更多地关注全局，为了避免“死掉一个小品牌，毁掉一个大行业”的株连效应，你甚至要为小品牌充当免费的导师。

第四，大责任通向大舞台。负一省之责，你是一省品牌；负一国之责，你是一国品牌；负全球之责，你是世界品牌。责任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第五，大品牌责系大人群。你是行业领导者，最多的人信赖着你，最多的人支持着你，你的一举一动牵涉着最多人的利益——那么，你不负大责任谁负？

总之，大品牌就得负大责任。有时候，超额负点责任也不怕。下面这个真实的故事，是我3月16日在央视《中国青年创业行动》栏目里讲的：

2005年有一天，东部沿海的一个城市传来一个消息，说“一盒酸奶喝死了一个孩子！”

紧跟着，媒体来了，要报道！

我说：“不行。等查清了再说。一切后果我负责。”

大家都知道，食品安全，人命关天。一旦发生命案，要的就不是一条命，而是两条命——顾客的命没了，企业的命也没了。

最终，公安局查清楚了：是孩子姥爷下的毒。原来，这个孩子天生弱智，而女婿还想要一个孩子，就与女儿闹离婚。姥爷心疼女儿，就决定“千斤重担一人挑”，对外孙实施“安乐死”。恰恰这个傻外孙脑子虽傻，肚子却不傻，平时就喜欢喝蒙牛酸奶。这样，他姥爷就在酸奶里下了“毒鼠强”。

这个事情跟我们没关系！但是，在情况没查清的时候，我们立即回收了这个城市的所有酸奶，一共30吨，统统销毁！为什么？因为消费者的安全与健康是第一位的。是你的责任，你要承担起来；不是你的责任，你不妨也先承担起来，是是非非过后再说。

我在这里想提醒大家的是：创业难，你不难别人都要难你！即使你兢兢业业，都有可能死掉；而你要是马马虎虎，那活着是偶然的，死掉是必然的！

哈佛大学演讲有感（之四）

在哈佛打嘴仗，有提问者说美国公司“如何如何负责”，中国公司“如何如何不负责”……我说，当中国古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时，你们还没建国呢！跨国公司虽然很强，但它们在中国，财富度和慈善度是不成比例的，所做善事的比例还不如我们中国企业大。你们不是有这个做善事的习惯吗？那么为什么你们拿走我们的市场，拿走销售额，拿走利润，却不留下更多的善事？结论：外国的月亮不见得就比中国圆。一位对跨国公司有着深刻了解的政界人士曾私下对我说：跨国公司的账算得特细，他们在公益上只花一点点小钱，却用它撬出更大的蛋糕。

千万不要误解，别以为我要抨击“公益背后有收益”这一现象。

我和公司管理层有过多次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衡量一个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宜用“行为标准”，而不宜用“动机标准”。不管跨国企业，还是中国公司，只要你做了好事就行，我们最好不要过分琢磨它背后隐藏的动机——第一，探讨动机没有意义，因为同样一件事你可以推测出一万个不同的动机，孰是孰非？第二，如果做了公益有收益，那叫“好人得好报”；如果做了公益的人和不做公益的人统统获得一样的回报，那事实上就等于“好人不得好报”；好人得好报，天公地道；难道非得好人不得好报，你才高兴？第三，做公益也要讲可持续发展，如果只有公益没有收益，只出不入，那就无法形成良性循环，只能进行单向性乃至一次性的“断头公益”；而只有形成“公益——收益——公益”的良性循环、永续循环，才能完成可持续发展的“千头公益”、“万头公益”。

所以，如果本着“动机论”，那么，“不为收益做公益”固然是一种高尚，但“为了收益做公益”同样也是一种善举；如果本着“效能论”，那么，“公益背后无收益”是一种“有限公益”（竭泽而渔），“公益背后有收益”是一种“循环公益”（渔养并重）。

行文至此，自然有朋友要问了：你是属于“公益——收益”式呢，还是属于“公益——无收益”式呢？

坦率地说，这两种我都做过。救人、济穷、赈灾、助学，这方面的投入我们仅最近三年就花出约两三个亿，把它归入“不为收益做公益”的范畴，大家大概没有意见。但我们扶植奶农的活动，的确是“公益”、“收益”双丰收——我们向农民发放种草补贴，投放养牛保险（1000万元），发放养牛贷款（年保持1亿元以上的规模），提供免费培训，实施胚胎移植与性控技术（母牛生母犊率高达93%以上）……这些既有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公益成分”，也有为企业获得优质奶源的“收益成分”。

（资料：奶贱于水。据报道，250ml利乐砖无菌纯牛奶，1997年的市场价为3.6元/包；1999年的市场价为2.4元/包；2007年的市场价为2.0元/包，有的月份甚至跌到1.6元/包。而2004年至2007年末，北方企业向农民的收奶价由1.7元左右/公斤上涨到3元以上/公斤，约上涨一倍。企业在产品降价、原奶涨价的双重压力下，亏损面逐年扩大，2004年的行业亏损面为1/3，2007年大概有一半乳制品企业陷入亏损境地。而原奶价格虽然攀升，但由于饲料等养牛成本不断上升，几年来奶农的收益也持续下降。这种现象，蒙牛公司在2005年乳业年会上曾将其概括为“三个阵痛”：奶农的阵痛，企业的阵痛，政府的阵痛。2008年，牛奶的市场售价开始回归，奶农的收益也开始回归。）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上，存在“公益背后有收益”与“公益背后无收益”之分，也存在“有限公益”与“循环公益”之别，这种认识我们早几年就是有的。但这次巧了，因为要去哈佛大学，我们搜集资料时才偶然发现，迈克尔波特教授2006年12月份曾提出一个理论，将社会责任模式区分为两类：一是“反应型责任模式”，企业向社会捐献，或消减自身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如环保）；二是“战略型责任模式”，企业和社会双赢（如企业由于开发出污染小的汽车而获得巨大的商业利润）——这也算世界虽大，东西一理，所见略同吧。

在哈佛，提问者最不明白的问题是：“你为什么把股份全部捐了？”“你为什么不给后代留下一点？”这和国内的提问是一样的。

现在，再回到开头的问题上吧：在中国，跨国公司与中国公司谁更“善”？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重要，但有一样东西很重要：中国人的责任自信！

“一穷二白”与“后来居上”

第三个感想：“一穷二白”与“后来居上”。

在哈佛大学接受提问的时候，话赶话，赶出这样一个回答：先富有先富的累赘，后富有后富的便利——西方人过去已经购买过的东西，像房子和房子里的贵重物品，他现在就不需要购买了；而我们中国许多人过去没买过这些东西，所以购买力就旺盛。

毛泽东说过，一穷二白也有一穷二白的好处，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这里好有一比：改革开放30年，这当中许多人曾有个“铁饭碗”，这是优势，似乎不用为未来发愁；但也是劣势，反而捆住了自己的手脚。而另一些连饭碗也没有的人，只好“自己给自己造饭碗”，于是，这些人成为中国最早的万元户、百万富翁乃至杰出企业家。

西方人富了，富有富的副作用，食利阶层逐步扩大，许多人是在“用钱挣钱”，那种为工作“殚精竭虑，废寝忘食”的“原始图景”在他们的生活中渐行渐远。但我们没有钱，我们还得艰苦创业，我们还得把自己的脑力和体力挖掘到最大化，“别人睡觉的时候，我们得走着”——而这，正是我们可以后来居上的理由。

众所周知，新建企业的设备一般总是比先建企业的设备要前卫一些，而先建企业又不可能一夜之间把所有的旧设备统统扔进垃圾场。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之间也往往面临着同样的际遇。这也是后来居上的理由。

每一个后发国家的崛起，都与新的历史潮流有关。在互联网、信息化这个历史潮流滚滚涌来的时候，全世界所有国家几乎一下子站到了同一起跑线，这就是机遇。

我们中国创业者最大的幸福，就是坐拥全世界最大的市场。

而且，你对这个市场的脉搏最有可能把握得最准。

所以，还是我老说的那句话：你只要做成中国第一，那你就有机会成为世界第一。

远离战争，也要拒绝“斗争” 

第二个感想：远离战争，也要拒绝“斗争”。

美国的崛起，与一战、二战都未在其本土上“腥风血雨”是有关联的。

哈佛大学的传奇，从源头上讲，也可以说是哈佛先生所捐财富催生出的灿烂奇葩。据介绍，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中，共有六位曾当选过美国总统，他们是约翰·亚当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拉瑟福德·海斯、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连任四届)和约翰·肯尼迪；哈佛大学的教授团中，总共产生了34名诺贝尔奖得主。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经济与文化就是这样循环渐进的。

不管是被迫，还是主动，当我们“与别人较劲”的时候，收获的是“零和游戏”；当我们“与自己较劲”的时候，你赢我赢，没有输家。

20世纪的中国，我把前半叶看作“负数”，后半叶看作“正数”。为啥？旧中国的50年，战火纷飞，人死物伤，积累何来？新中国的60年（加上本世纪的8年），基本没有战争（起码是本土上没有战争），于是，我们累积起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也累积起了前所未有的尊严——国泰才能民安，民安才能有为。

新中国建立60年，我把前30年看作“虚数”，后30年看作“实数”。为啥？前30年有“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外斗修帝主义，内斗地富反坏，直斗得天昏天暗，是非难辨，人身不保，生产力的创造自然也就退居“二线”了。后30年虽有竞争，却没“斗争”，所以，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空前解放，我们成为全世界最为耀眼的一个“增长极”！

下一个30年，“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怎么处理？“和谐”怕是硬道理。

序：2008年3月9日，我受邀在哈佛大学就企业社会责任发表演讲。据有关媒体的同志讲，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受邀在国际上讲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家”。缘何？原因大概有三：第一，中国有企业（现代意义的企业）的历史太短；第二，中国讲企业社会责任的历史也不长；第三，国际舞台上某一领域话语权的让渡标志着该国在这一领域的崛起——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崛起了！

在哈佛演讲后，我有五个方面的感想。

第一个感想：“财富权”往往决定“话语权”。

马克思曾说，资本主义在它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所有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还要大。

看了这句话，由不得要问：中国生产力创造的黄金时代是落在哪个区间了呢？它与我们的国际话语权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国际上的发言权，在某种程度上是取决于财富、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的。人类历史再往前推516年，在“西半球不知道东半球，东半球不知道西半球”的那个漫长时代，古中国曾经拥有过世界上最强大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但由于时代所限，祖先们没怎么在国际上发出过声音。

接下来的“屈辱近代史”大家都了解了，列强瓜分中国，“八国联军”所在的每一国，都用中国人的血汗钱垫高了自己的“脚跟”——最早的掠夺者大英帝国自不必说，法、德、俄、意、美也不必说，就连此前追随中国几千年的日本小兄弟也“回刀屠师”，用大清帝国的巨额赔款充实了百年维新的底子。

从这个意义上追本溯源，我们甚至可以说：发达国家的“长城”是用发展中国家的“砖头”砌成的！（再说得委婉一点：发达国家的“长城”中有我们发展中国家的“砖头”。）

那时，被人一只脚踩住左肩、另一只脚踩住右肩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只能切肤痛感一个真理：“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无话语权）

新中国改革开放30年，是财富创造最快的时期。套用马克思的句式，我们可以说：中国在最近30年所创造的生产力，比它过去300年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还要大——这，正是我们今天获得话语权的源泉所在。

把生产力搞上去，是我们赢得国际“话权语”最为根本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