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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发于《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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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勒戈壁，一篇已经刊发在纸媒上的文章，服务器总是提醒我有敏感词，三番五次都找不出来何处敏感，我把自己能想到的词语全部处理，还是不行。我已没有这个耐心了，宣布这个博客停止更新！冉云飞在天涯的博客是被关，我则是自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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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文字没有任何力量了。
尤其在天涯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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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全体成年人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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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5月12日，农历四月初八，佛诞节。世尊降世2552年。
 四川阿坝的汶川强烈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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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晨报》专栏）
 北京有关部门前几天的大手笔，委实让世人吃了一惊。一批非法营运的“黑车”被集中起来销毁，有媒体刊发的一张照片很有视觉冲击力：大吊车象老鹰抓小鸡一样抓住一辆汽车，高高地往下摔。
为此海南大学的法学副教授王琳撰文给这些执法人员普及法律常识。王先生大致是说首先如果非法运营的黑车车主接受了处罚，有关部门扣押的汽车必须归还给他；其二即使依法罚没，这些车便成了国有财产，其处置有法可循，不能如此损坏国有财产；其三就算罚没的汽车到了报废的期限，也应交有专业的汽车拆解厂处理，以求废物利用和环保。我想，这三点对长期执法的京城运管部门来说，未必不了解，主持这次当中销毁汽车的官员们，没准有着法学硕士甚至博士的文凭。
那么，如此声势浩大地将那些汽车销毁，就不怕落下暴殄天物的口实？我以为这些人有一种公权力“示众”的强烈欲望，在他们看来，这种“示众”能够起到平时对一个个“黑车”司机单独执法所起不到的作用。这种公权力“示众”心理，在我国可是源远流长，说它是传统政治文化也不过分。
在现代法治社会，权力公开运行是必须遵循的规则，从这个层面来说，公权力必须“示众”，公开是公正的基础，公正只能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因此，“政务公开”、“村务公开”这类说辞才成为依法治国大背景下的流行语。法律向公众颁布，议会上的公开辩论，法庭的公开审理，这些都是公权力“示众”的方式。这种公权力“示众”表达的是：权力在此，欢迎监督，目的是为了取得公众的信任，因此其面目是谦恭的。
还有一种公权力“示众”其目的是为了产生威慑力，宣示“权力在此，谁敢不怕”，因此其表现总是一副骄横的嘴脸。这种“示众”是建立在公权力拥有者自我认知为管制者的基础上，用古代的话来说，就是牧民。牧民如牧羊一样，那需要放牧者拿出权威来震慑众民。因此“杀一儆百”、“杀鸡骇猴”成为中国古代统治者偏好的一种治理方式。王朝时期，杀人要公开行刑，甚至砍头后挂在城门口吓唬来往的百姓。袁崇焕被当众凌迟后，还要传首九边，让所有的将士从感官上认识到皇帝的无上权威。即使是民族英雄林则徐虎门销烟，其行事逻辑也是如此，要用这种大场面吓唬住吸食鸦片的奸民和贩卖鸦片的奸商。这种“示众”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合乎现实的选择，因为在几千年的皇权中国，没有现代的法律体系，没有现代公民而只有臣民，那么公权力确实就是用来威慑臣民的。
帝制在中国倾覆快100年了，中国是亚洲大陆第一个挂出“共和”招牌的国家，但一些官员，仍然没有摆脱希望依靠权力“示众”起到威慑作用的路径依赖。那些当众斩首的酷刑没有了，但无非一次次改换“示众”的说法而已。“文革”时期，当众开批斗会，给人民专政的对象挂上大牌子、戴上高帽子游街，让围观的民众高呼“打倒”口号，就是传统的权力“示众”变种；再后来，这种阶级斗争的“示众”游戏没有了，便有了公开宣判、公开逮捕，以法治的名义破坏法治。当人们普遍诟病这种侮辱人格的方式，“示众”的对象便从人变成了物，于是多了公开销毁假冒伪劣产品，公开捣毁黄色光盘，这次公开销毁“黑车”即属于此类。而且场面越浩大，好像就越能显示出法律的威严。-----其实，这显示的哪是法律的威严，无非官威而已。
这种公权力“示众”其实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执法者难以通过日常的、平和的执法来保障公民权益，维护社会秩序。于是尽管他们对现代法律的条文和文明执法的标准有的了解，但还是难以控制住靠权力“示众”威慑众人的冲动。在他们看来，新老法子，无非都是工具，哪个工具顺手就用哪个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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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新民晚报》）
 深圳一个网名叫“柳的妞”的深圳女孩，最近很痛苦。五一劳动节那天她组织网友给执勤的城管、交警和环卫工人送水。千不该万不该她把这活动的照片发在网上，很快跟帖上万，绝大多数竟然是指责甚至辱骂她。原因很简单，多数网友对城管的印象很差，而气愤她竟然送水给这种职业的人。有网友更过分，说她此行为是赤裸裸向公众良心挑战。
 城管的形象不好原因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但常识告诉我们，城管、警察作为个人，和环卫工人一样，是普通的劳动者，我相信从“柳的妞”手中接过矿泉水的城管队员，多数人不会那么不堪。柳的妞给他们送水遭来如潮恶评，是因为他们顶着一个“城管”的标签。城管作为一种职业，已到了“众人皆欲杀”的地步
 这件事让我想起几十年前的极左时期，柳的妞和许多网友也许还没出生。那时候的行善是讲阶级性的，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这句话让刚上学的我困惑异常，我想如果地主恶霸掉进水里，我要是救他是不是对阶级敌人的仁慈？贫下中农帮助贫下中农是阶级友爱，地主老财帮助贫下中农则是伪善。
 当然，现在的少年不会有这种困惑了，但重“名”之习惯性思维仍存在不少人心中。所谓“名”，就是身份、概念这类标签。很简单的事情往往因“名”的困扰搞得很复杂。比如行善，无论是行善者还是接受帮助的人，都是个体，单个的事例要单个地分析。坏人也会做好事，好人也可能做坏事。穷人作为群体比富人更弱势，但在一个突发事件中，可能一个富人比一个穷人更应得到别人的帮助。行善这事本来很朴素的，就如一个人上街，看到乞讨的乞丐给点钱，公车上看到老大妈让个座，看到大汗淋漓正在工作的城管或交警，顺手递一瓶水，多简单的事呀。
 柳的妞和批评她的网友，都犯了重“名”轻实的毛病。我们的道德教育也有重“名”之癖，总希望从一件事尽可能引申出更宏大的意义。-----这是一种泛政治化的迷思。比如，三月学雷锋，老师常常鼓励孩子们去帮助孤寡老人，因为这个群体最帮助，所以才更有道德教化的示范性。再比如鼓励去慰问解放军和警察叔叔，因为这些人的职业有很浓的象征意义，象征着国家的权威，慰问他们便具有政治正确性。柳的妞选择交警、城管和环卫工人行善，未必就没有重“名”的考虑，人们也许会解读为：她希望通过宣传慰问城管、交警和环卫工人的行为，抽象出某种具有公共性的价值判断。那么公众也会顺着行善者的逻辑，同样重“名”，不将送水看成对某些单个的劳动者一种帮助，而看成有选择地对这三种职业背后的公权力献媚。更由于城管的公关形象存在危机，于是就把一次送水附加了太多的涵义。柳的妞因“名”而行善，善掺进了杂念。而公众缘“名”而对其行善进行评论，有了类似几十年前“阶级划分”的看法也不足为怪了，柳的妞不应感到太委屈。
 本应简单素朴的行善，被人为地搞得很复杂，这和行善讲阶级性有什么区别？其实，这都是人自己执象而求。这件事发生前不久，山东一位大妈在室内被人持刀抢劫，在搏斗中两人都受伤，抢劫者奄奄一息，大妈拨通急救电话将抢劫者送到医院救活。大妈说，她这样做很简单，一码归一码，无论是谁生命遭遇危险，旁人都应伸出援手。我以为这位大妈看清了行善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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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专栏）
 山西省山阴县某些官员最近很郁闷，本来要作为“治超（货车的超载超限）”先进单位介绍经验，可因为省长的微服私访发现“双超”问题严重，县长被免职，正面典型一夜间成了反面典型。（《新京报》报道）
 这真是十足的黑色幽默，原来“正面”和“反面”只有一线之差，上司没发现真相，就是“正面”，不幸发现了，便成了“反面”。那么能被省长微服私访发现真相的概率有多大？为什么到了今天，《康熙微服私访记》这类轻喜剧还要在中华大地上上演？
 照理说，现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有网络，有电视，有报纸，官方还有自己独特的内参渠道，而货车整日超载超限走在马路上，不是那种谋于秘室的勾当，要发现真相，还让省长亲自去微服私访实在太说不过去了。三晋大地煤资源丰富，如果让省长私访才能发现真相的话，恐怕学孙悟空用汗毛克隆无数个小悟空，也忙不过来。君不见，自打有了网络，人肉搜索引擎无比强大，一件事在网友的追索下，真相几乎遮蔽不住。陕西“华南虎照”的遭遇便是活生生的例子。为什么在公共权力领域，如此容易“一叶障目”呢？
这件事或许能让我们认识到，真相的显现，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是最重要的促进方式，而制度的设计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在一种相对封闭的体系中，科学技术的威力完全可能被消解。数年前当时的总理去安徽视察粮库，不也是被蒙蔽了？直到央视的“焦点访谈”曝光后，总理才明白真相。无论古今，公权力体系内部一定有一种较固定的信息传输方式，比如过去的奏折今天的报告，但是由于官员个人总有自己的利益诉求，那么他们一定会在信息传输上做取舍，很多情形下去真存伪才符合自身的利益，那么经过一道道信息遮蔽后，处于信息末端的高层被蒙蔽就很正常了。想有作为的统治者希望改变容易被蒙蔽的局面，一般只能采取两种方式，一是用严刑峻法惩治欺君之罪，二是用别的补救办法，比如微服私访或建立只听命自己的情报机构。饶是如此，精明勤政如明洪武帝、清康熙帝照样被下面蒙骗。原因乃黄宗羲所说那样：“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再贤明的皇帝哪能完全让所有的官员忠心耿耿。这是由当时的政治制度决定的。
当国家主权由一家一姓享有变成全民享有，而关键是有现实可行的制度做配套以保障人民主权落到实处，官僚体系内部的信息传输失真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主权在民一旦成为现实，人人就可能成为发现真相报告真相的志愿者。有民意机构的议员会或人大代表对官员的监督，有独立的司法体系为公民提供救济渠道，有媒体全天候地监督，谁能有瞒天过海的本事？但是，如果当官僚体系对民意机构、司法机构和传媒能够进行有效控制时，那么虽然信息技术很发达，虽然公众日夜都生活在真实之中，真相也不能自由畅通地传输到决策层。
在科技昌明的今天，微服私访的老剧本重演，我以为决不是什么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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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ecaitou.net/?p=2947又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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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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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黄山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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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乃天下奇山，余心向往久之，终未能如愿。辛巳四月廿五，始得成行。先登后山，再攀前峰，一览妙绝风光。见杜鹃红艳，溪水清澈，奇松异石，和风丽日，山峦起伏，峭壁峥嵘，云变雾幻，豁然开朗，此黄山之大观也。江山如画，令人心旷神怡，更感祖国河山之秀美，特书七绝登黄山偶感一首以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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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望天都倚客松，
莲花始信两飞峰。
且持梦笔书奇景，
日破云涛万里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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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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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巳四月廿七于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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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网5月7日讯 (福建日报记者 兰锋) 4月24日至5月7日，JZM同志在我省考察。5月1日在武夷山考察时，他高度评价了武夷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美的自然风光，欣然题词：“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武夷山”，并赋诗一首，赞美武夷山，全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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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子暮春武夷感怀(五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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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落瑶池，天游著武夷。
流光凝玉女，翠色染笙诗。
万崮云追动，群舟风逐移。
渔歌听唱远，坐爱晚山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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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界近年来有一种“西政现象”，全国政法、法律教育研究以及行政管理领域，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生十分强势。原因说来很简单，改革开放以后全面恢复法学教育，西南政法于1978年复校招生，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和华东、华北、中南几所政法院校1979年才开始招生，短短的一年就让西政的毕业生占了先机。
“西政现象”只是中国社会“77、78级现象”的一种缩影，《北京日报》5月5日刊发专文《中国政坛77、78级现象：“文革”中成熟的一代》论述之。本来，人事有代谢，长江后浪推前浪是一种社会规律，但由于“文革”十年的浩劫，人才凋零，77、78年凭考试进入高校的群体，在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各领域，显得风景这边独好。可以说，无十年文革对中国各方面事业的耽误，也不会有77、78级大学生如此惹目的成绩。阮籍发牢骚说，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其实哪一代没有俊杰？只是某一代人成英雄的机会被耽误了，而另一代人成为英雄的机会更多而已，因此说77、78级的大学生，是国家不幸个人幸也无不可。
如果将1949年以后的干部培养选拔放在中国的大历史视野下考察，我们会发觉77、78级大学生恰逢一种政权转型，当政者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而各级官员也从以革命者为主转向有专业技术的官僚。汉代开国后不久，统治者就明白“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之”，这种传统政治思想其实和改革开放后不久提出的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暗合。任何一个新政权建立后，刚开始必然会有一段时间论功行赏式的官员任命方式，但若希望长治久安，这种官员选拔制度必须让位于系统的文官制度，无论是汉代的察举，还是隋唐开始的科举，王朝必定会遵循一种规范的官员选拔制度。因此往往新王朝开始转型、采取科举制选拔人才之初，躬逢其时的读书人总会占便宜。明代和清代初期，许多文墨欠佳的人都能进入仕途，而到后期，官员的培养、选拔和更替途径固定后，新科进士出头越来越难。
1949年建国后，前十几年干部选拔很有论功行赏的味道，大批军转干部进入政府管理层是很自然的事情。新的文官集团还没有培育成，又碰上了十年“文革”，直到改革开放，韦伯所说的现代官僚体系才开始形成，无疑，77、78级大学生是这个体系中最活跃最容易脱颖而出的一群人。
 这群人今天的成功，是中国的大命运和他们个人的小命运聚合而成，回首他们的成功之路，自己不值得自豪，别人也不用艳羡。靠社会剧变而获得的机遇，是很难以重复的，一个人的成功或一代人的幸运，靠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时运决定，在现代社会本身就不正常。
我以为，更年轻的一代人，不要希望因前一代人被耽误或者社会出现动荡，而使自己获得更多的机会，这非国家之福，况且谁能保证上天不会安排你这一代人给别人做垫脚石呢？机会均等、程序公正的制度才是最可靠、也最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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