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来，在这座城市已经工作生活了四五个年头了，一千多个日夜，不算很短的日子。然而，城市对于我依旧显得很陌生，我对于城市，也依旧是个外来人。

   “客居”的意思，就是你不过做客于城市，而非城市的主人，无论你居住生活了多长时间，你也只能算个亲戚。亲戚有新有旧，有亲有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富贵亲戚，这类亲戚都有一定的身份地位，声誉名头，是主人的座上客，深受主人的礼遇和欢迎，诸如专家学者、外商名流等等，或受主人邀请聘用，或是观光旅游，投资办厂，名位客人，实为主人，对一些二三等的主人都可以呼来唤去，颐指气使；另一类亲戚是穷亲戚，或逃难躲债，或出门淘金，以种种原因或目的来投靠主人，诸如乞丐盲流，民工浪子等等，都可划归此类，这类亲戚因自家贫寒，有所索求，故不大受主人欢迎，寄人篱下，虽以劳动换钱，也不时遭受主人的冷眼相待，偶尔有个穷亲戚贪点小便宜，犯个小错误，也会被上岗上线，严厉打击，弄不好还可能殃及他人，让所有的穷亲戚们跟着遭受冷遇。

    既然是不受欢迎的穷亲戚，借住人家，混口饭吃，自是得有自知之明，谦卑之心，夹着尾巴做人，事事谨慎，时时小心，以免主人看了不顺眼，给你一番白眼讥语，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记得有次坐车买票，一问票价竟比先前高出一倍，也不知什么时候调的价（因为没钱，平时都是骑自行车上班的，很少坐公车，所以是确实不知道），不禁小声嘀咕了一句：“怎么一下子涨这么贵了？”结果被售票员听到了，便勃然色变，再看我穿的破旧，一如民工，浑身散发着乡下人的气味，便冷冷的斥道：“买的起就买，买不起就下去”。可能还嫌不解气，又加一句“乡巴佬”。我被羞的满脸通红，再不敢言，赶紧掏钱买了票讪讪的站到一边。

    后来与本市一同事说起此事，他愤然不平曰：“你怎么那么软弱可欺啊，要我早给他两个耳光了”。我愕然。想辩解一句：“我不是软弱，是自卑，一种亲戚对主人的自卑。”但终于不曾说出口。

    租住的房子，隔段时间就会有人来盘查过问，身份证、暂住证、婚育证，工作单位都要一一过问登记，审视的眼光看得你浑身起鸡皮疙瘩，生怕一紧张说错了话，被人当做在逃犯抓起来。

    某晚在朋友处借宿，适逢严打期间，半夜有警察查房，当时我除了身份证再无别物，暂住证没办（前几年办个暂住证还是很贵的），也没有工作，结果被带到派出所蹲了一夜，后来在一个稍有身份的老乡的证明和担保下，在确认没问题并补办了暂住证后才被放回，而我早已惊的出了几身冷汗，咱一个农村人，什么时候见过那阵势啊。

    至于因户口不在城市，所受的诸多不公平待遇，更是让我这个穷亲戚即悲哀又难过。有次某报招聘编辑记者，心下自个儿掂量了一会，觉得也算符合人家的要求，便兴冲冲的去报名，接待人员看了我发表的一些作品后颇为满意，但后来人家一听我户口不在本地，语气便变了，叹息着说我条件不合格，报社有要求，应聘者必须是本市户口。我赶忙解释自己可以解决住房，什么都不用报社管，再说我是农村来了，以后也会更加努力的工作，接待人还是表示不行，爱莫能助。扫兴之余只有怏怏而回。不要说参加考试，就是报名人家都不让你报。

    一直搞不懂，国人为什么对户口那么重视，一种仅仅证明个人出生或居住地的凭证，在特殊年代做过一些特殊用途后，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已逐渐失去其人为附加的一些特殊功用，正在逐渐恢复应有的面目，而一些人至今仍然把它当作一种特殊凭证，区分着人的高低贵贱。

    有过几次碰壁经历后，以后再看招聘广告，只要是注明“需要本市户口等”字样的，不管工作令自己多么渴望，也不去自讨没趣了。非本市户口，即末等公民，作为亲戚，你不能喧宾夺主，跟主人抢饭碗，不妨想开点，就把好差事都让给主人们就是了，这叫识趣。

    受够了气，窝够了火，夜深人静，便悄悄跟自己商量，我们干脆回家吧，何苦要呆在这贵地方受这些鸟气，在自家地盘上，哥们也是一条好汉，满嘴大话，叉着腿走路，谁敢给哥们脸色？发着狠，抱着怨，便很快进入了梦乡。第二天，继续讪着脸，谄着笑，厚颜无耻的在城市流浪。

     来源:http://dmkj.bokee.com/4614479.html

    到今天，何家栋先生逝世已经69天了。

   先生是今年10月16日在北京逝世的，在此转发朋友写的文章《 他有着最干净的灵魂》以纪念先生。此刻是平安夜，想先生一生于世间无愧于天地人心，我以为他在天国定然平安吉祥. 乃一令人敬重的仙鹤。

                       他有着最干净的灵魂
                             ——纪念何家栋先生

                             章铭

    何家栋先生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１６日在北京逝世，享年８３岁。
    我是５月底得知他患上了晚期肺癌的，在此之前，他的身体一直很健康，思维十分活跃，直到发病前还常常半夜爬起来写下脑子里闪现出的想法。他写下的文章，不熟悉的人，根本读不出是８０多岁的人写的。他的观察一向敏锐，直到生命的终点，都是如此。但是自从检查出肺病，他的身体迅速衰弱了，病魔一天一天地侵蚀着他，原来使他看起来风度翩翩的头发，剪成了短发，几乎是转眼间，就换了一个人，他变得消瘦，衰老。虽然大家都瞒着他的病情，但是我想他是清楚的，以他的智慧，当然能够辨识出濒繁的来客探问意味着什么。我记得在８月４日大雨过后的下午，我去看他，他的两只脚肿得厉害，眼睛已经失明，他情绪低落。我劝他住院，他说，他不想住。家属要将他安排进北京医院，他拒绝了。他说，我告诉他们，北京医院治死了那么多的大人物，我这种小人物就算了吧。这样的何氏幽默一直到生命的终点，都伴随着他。临走，他翻出他自己编印的两本文集，在扉页上一笔一画地写下自己的名字。我说，你要坚持住啊，还有很多事情等你干呢，他回答说，我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人了，还能做什么呢？但是我听得出，他在坚持着，他还要干很多事情。他仍然有雄心。他渴望活下去。
    在他第二次住进同仁医院以后，我差不多每周到去看他。刚入院的一段时间，虽然他的身体已经很衰弱，但思维仍然十分活跃，何氏幽默依然迭出，谈起话来，根本看不出是个病入膏肓的人。但是，随着病况的加重，一天只能睡不到一个小时，漫漫长夜，只能枯坐着，好不容易等到了天亮，但由于眼睛看不到东西，所以等来的，并不是朗朗乾坤，而是灰黑的世界。这样的景象不能不影响到他的思维。不要说是一个癌症晚期患者，即使一个完全正常的人，连续几十天每天只睡一个小时，也是无法忍受的。这时，他的眼前常常出现幻觉，恍惚中病房中的沙发等静物，似乎有了生命。过去沉积下来已经忘却的事情，开始复活。大概在９月２０号以后，何先生的精神已经大不如前了，看得出，是坚强的意志力量在支撑着他，这使他在与我们谈话的那一小段时间里，保持着常态。但是这种情况一天天地变化着。当我９月２９日到医院看他时，他的手依然有力，但神志已经有些混乱，需要仔细分辨，才知道他说的话那些是正常的，那些不是正常的。好在何先生的许多思考，都已经留下了文字，因此不需要什没有“临终遗言”之类的东西了。
    他在中国大转型的阵痛中出生，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他十四岁。从这一年开始，他就离开家乡，投入了民族救亡的洪流。以他的经历，本不应该成为一个学者，不应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思想家，因为他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他常说，他是被共产党扫盲扫出来的知识分子。进城后，从事出版工作，但没干多长时间，就被打入了地狱，顶着双料右派的帽子，接受农民的改造。他在贫困、疾病、苦闷、丧子之痛中，生活了二十多年，在此期间，除了检讨，没有写过其他的文字，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在他５０来岁的时候，就已经衰老得像一个老头了。有一次我同他谈起这２０多年的空白，他说，１９４９年进城后他真正的工作时间，大概也就是三四年，刚进城的一两年加上１９７８年平反到８０年代初退休。
    这样的遭遇，使得堪称我们这个时代的活化石。最近几年，确实有一些媒体，像发现了宝贝似的发现了他。但是，无论是被发现前，还是被发现后，他从来不主动谈自己的这些经历，谈起来，也非常平静，他以悲悯甚至幽默的态度看待这些。在我的印象中，何先生从来都是平静如水的。在他身上，你看不出来他曾经有过九死一生的艰难历程。世纪的沧桑没有将他扭曲，而是把他变得更为完整，更加明澈。我没有听到过他指责那些迫害他的人，也没有听到过他向人炫耀他的正确或者斗争。他从来没有想过将自己不幸的遭遇，包装起来，谋取政治上的好处，有许多人，都从自己的那些苦难经历中谋取到了实惠，从上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开始的一段时间，这些经历是可以用作晋身之阶的，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经营一下自己。
    苦难的经历，没有使他变得愤世嫉俗，相反他非常的宽容，这样的宽容甚至施予了他的那个折磨了他前半生的党。有人问过他，这个党给了他那么多的苦难，为什么不退出这个党？他回答说，我为什么要退出？应当退出的是他们！我们没有犯错，犯错、犯罪的是他们，他们才应该被开除。我们留下来是要开除他们！他将这个折磨了他一生的党，称作“地下党”，它的活动，出台的政策，都是在地下做的，六千万党员中有几个能与闻其事呢！
　　有时我想，像他这样一个宽容的人，一个心中充满了悲悯和大爱的人，为什么会不为这个体制所接纳，一而再再而三地遭遇到整肃？况且，何家栋还为这个体制塑造了人格上的纪念碑，像今天仍然畅销的《把一切献给党》等就出自他的手笔。我想，问题就出在这里。按照中共体制的标准，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战士。在他身上充盈着的人性光芒，是没有被改造好的证据。在中共树立的英雄身上，偶尔也描述一下这些人物所流露出的人性，对亲情的眷恋，比如朱德对母亲的回忆，官方史学关于毛泽东对妻子杨开惠的感情等等。但是官方史学在描述这些人性的时候，所突出的是领袖们为了原则对亲情的牺牲。再说了，这些人性是已经刻在纪念碑上的，而不是现实中存在的，不是活着的、存在于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中共需要这样的纪念碑。但是如果纪念碑上的人物活过来，他们将毫不留情地将他作为危险分子，作为敌人，予以消灭。何家栋曾经隐喻般地描述过自己的命运。在一篇文章里，他引用了萧伯纳《圣女贞德》结尾的情节：民女贞德死后被尊为圣女，后来被烧死。但当她重新现身时，那些受过其惠和迫害过她的人一起跪倒在地，称颂她的美德。贞德问他们：我要不要从死亡中复活，以活生生的女人回到你们当中？他们全都惊慌失措地跳起来，高叫着：你太伟大，我们配不上，于是纷纷逃走。她由此得出答案：如果她真的活过来，他们还会再次烧死她一次。人性可以作为圣徒的一种性格，他本人就是被圣徒所吸引而成为组织的一员的，甚至说，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何家栋就是这样的圣徒。他热情地、发自内心地参与塑造这样的圣徒。但是，他不知道，这样的圣徒必须保持虚幻的形态，必须是死的，必须是异化的，而在现实中，却必须像对待病毒那样隔离和消灭这样的圣徒性格。
    何家栋身上散发着的人性光辉，注定了他无法逃脱每次运动。他身上的那种光，成了引来猎人的标记。他从来就没有达到体制绞肉机的规格要求。面对着人，他无法在他们身上踏上一只脚而不感到痛苦。他总是希望像对待人那样对待人。
    这样的性格来自于中国农民般的质朴。对他来说，这些只是一种基于做人的常识。一种绵延了数千年的文明因子。在何家栋那里，这样的性格积淀得是如此深厚，以至于虽屡遭清洗而没有被消除。但是经过了２０多年的苦难，一种自觉的意识在慢慢地生长。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随着马克思的被发现，他获得了新的启蒙，其结果就是使何家栋成为一个自觉的人道主义者。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是一个重新启蒙的时代。其思想依据之一，就是新发现的马克思。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所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热情，打动了他。在他自己编辑的文集中，第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被误解的马克思”。对于他这样的革命者，马克思是无法绕过去的。这位生活在１９世纪欧洲的学者，构成了他们主要的思想资源。在革命成功之后３０年，他们才发现，那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原来只是被肢解了的，是专制主义和兽道主义的借尸还魂。通过新发现的真正马克思，他找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所犯错误的根源。比如，通过阅读，他发现马克思的思想来源中，不只是像列宁所的那样只有三个，而是还有一个，那就是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道主义。他指出，舍弃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成了断尾巴的蜻蜓”。他还说：“如果从马克思学说中剔除了人道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就成了为暴力而暴力的恐怖主义了”。事实也正是如此。无论是什么主义，只要是反人道的，那一定是通向奴役的。相反，无论什么主义，其最大的魅力，都来自于人道主义，这条道路将把人带向自由。何家栋正是通过人道主义，最终走向了自由主义。他说：“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和自由主义结盟，就必然和封建专制的法西斯主义沆瀣一气”。
    自由主义的基础，就是尊重每一个人，尊重他们的选择。他们反对以集体的名义，以国家的名义，以领袖的名义，牺牲个人。在我们这个世纪里，有多少罪恶是以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名义做的啊！然而，所有这些主义，都是反人道主义的。而真正的自由主义，首先是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上的。何家栋正是从人道主义出发，走向了自由主义。
   何家栋的思想中所拥有的坚固的人道主义底座，使他与他的同时代人区别了开来。这个基础从来没有动摇过。多少人都曾经为了迎合、为了躲避、为了改善处境，而输诚投降，在不同程度上成了同谋，被迫害过，也迫害过别人。比如１９４９年以来，无论被官方史学认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还是错误路线的代表，无论是无辜的牺牲还是魔鬼，都在不同阶段，不同程度上，迫害过别人。但是何家栋却是例外，他一直就是旁观者。基于他那本能般的人性，他保持了人格的独立。这个位置最终成就了他，使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清醒的观察者和真正的觉醒者。他有着我们这个时代最干净的灵魂。
    我觉得，何家栋的觉醒有着特别的意义。他的悲剧也更有普遍价值。他并不象是一个激烈的反叛者，而是一个温和的、警惕的怀疑者和思考者。相比张志新那样伟大的抗争，何家栋与体制的抵牾带有平凡人的色彩，他的独立、他的不盲从，他与体制的不合拍，都是出于对自己人格底线的维持，他总是从一个理智的普通人，从常识出发，但这也同样是困难的。体制需要的是高昂，是附和，是从众，是集体恶的狂欢。但是，他不是这样的人。他不愿在集体的名义下作恶。那些在集体的名义下作恶的人，在中国的２０世纪里，几乎都有机会成为社会的主流。而只有他，永远处于被整的状态，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处在赋闲的边缘。
    然而，他守住了自己的立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才是真正的异端，是这个时时陷于颠狂的民族的真正脊梁。
    在何家栋身上，人性和理性保持着和谐。对于像他那样经历的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坚固的人性底座，使他在看问题的时候，从来就是实事求是的。他虽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的理想，就是彻底地尊重人，实现人的价值。翻阅他写下的那些文字，你看不到高调。他总是理性的。像是一位温和的老师，不是通过呐喊，通过战斗影响社会，而是通过漫谈，通过对话，用自己的思考启发别人。他是一个启明的人，又是一个启明者。当然，这或许使他不像一个战士，类似鲁迅、殷海光、雷震等那样的战士，但是，无论什么时候，读他的文字，你都会觉得那是一位诚实的人写下的，对于我们这个总是狂躁的民族，这样的文字尤其显得可贵。
    何家栋公开发表的文章并不多。相当一部分文章，还沉睡在他书桌的抽屉里。在其生病前，仍然保持着十分旺盛精力，笔耕不缀。这些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特有的那种谈话风格。读他的文章，就象与他谈话，平实，简洁，不时出现一些幽默的句子，我们将它称作“何氏幽默”。读他的文章，常常会产生一种感觉，觉得写这些文字的人，像是一个新人。比如他写文章批评时髦的“后学”，什么“后现代”，“后殖民”等等，但是，他自己写的文章，似乎比那些后学家们还要时髦。发生在他身上的这种现象，被朋友们视作是一种奇迹，只有天才人物才具有的那种超越时代的精神风貌。阿伦特在评论雅斯贝尔斯的时候，指出过雅氏学习新的经验的能力。大多数人，到了５０多岁，通常都会变得非常固执，他们都只能看到对自己意见的确证，但是只有偶尔在少数人身上，才“不断更新着自身”，阿伦特说：“恰恰是因为他不断保持着自身——正如他一直以来都关注世界并跟随着当下事件的发展，同时永远保持着自己的敏锐和才智一样······这种当代性，或者说在这样大的年纪还能保持对当下世界的理解力，真像是一种意外的好运，它使得年老不再只是一种惩罚。”这些话也可以用在何家栋身上。我觉得，何家栋之所以在８０岁高龄还能保持着敏锐和才智，重要的是他心灵的开放性，而这种开放与坚定的人性立场相关。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由于有了这种开放性，在他的周围，围绕着的，都是思想活跃的年轻人，他与它们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他乐于同他们交流，不存在什么代沟，这样的生活，确如阿伦特所说，“使得年老不再是一种惩罚”。
    生前，他的思想传播主要是通过口口相传。他几乎从未参加过公开的会议。文章也只在很小的范围里被阅读。然而，这些仅限于一个不大范围的思想，还是引起了某些人的恐惧，他们将他视作危险分子，以至于先生刚刚停止呼吸，自费印制、准备分送亲友的文集就遭到了查封，如今一个多月过去了，这些书还被扣着。他的去世，在一些人那里引起了莫名的担忧，他们害怕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消息。先生１０月１６日中午去世，１８日一大早就火化了。除了家属，没有一位朋友得到允许，向他作遗体告别。他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悄无声息。这或许也是他的心愿吧。他生前就不重形式。是的，隆重的仪仗，总是过眼烟云，只有思想和人格，才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他是不朽的。　

二０００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何家栋
    1923年9月出生，2006年10月16日逝世。1938年7月参加抗日战争，曾任平汉铁路破坏队指导员，八路军南岭支队小队长，129师太岳纵队文工团员。1945年抗战胜利后，奉晋察冀军区城工部之命，在北平做地下工作，从事文化出版及学生运动等活动，在“北平中山公园音乐堂事件”中，捕获捣毁会场的特务一名，延安《解放日报》第一版头条曾作报道。1947年撤回解放区，在华北联合大学行政学院学习一年；1948年毕业后，分配到华北新华书店、《新大众报》任编辑。  1949年初，被派往天津军管会新闻处参加接收工作；后又调到北京工人日报任工务科长、出版科长，创办工人出版社；先后出任工人日报工厂厂长、编辑、记者，工人出版社办公室主任，编辑室主任。1954年执笔整理《把一切献给党》，1957年执笔写出《我的一家》，此二书现被列入“爱国主义教育读物”一百种。  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出版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一书，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职务，连降四级。之后又陆续执笔写出《赵一曼》、《方志敏战斗的一生》及《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记毛主席在陕北战争中》等书。1959年被指派为《刘志丹》小说责任编辑，1962年在中共8届10中全会上，该书被毛泽东点名批评：“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又被打入“习仲勋反党集团”，成为“反党分子”。1965年，经康生点名，下放到山东成武县，交地方管制，长达14年之久。“文化大革命”又被揪回北京批斗，殃及家人，致使母及二子非正常死亡。  1979年，“右派”改正及为《刘志丹》小说案彻底平反后，任工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83年创办《人生》月刊，任主编。1984年创办《开拓》文学杂志，任主编，因发表刘宾雁《第二种忠诚》被查究。1985年辞去职务，办了离休手续；同年应邀担任中国行政函授大学校长。1987年，任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顾问。1988年，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接办《经济学周报》，被聘为总编辑，1989年后停办。  1990年代以后写了一些论文与杂文，发表在各种报刊，其中一部分被收入李慎之、何家栋著：《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喻希来、王思睿、何家栋著：《21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1年版），王思睿、何家栋著：《今日中国政治思潮评析》（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1年版）。

当你1 岁的时候，她喂你吃奶并给你洗澡；而作为报答，你整晚的哭着；
    当你3 岁的时候，她怜爱的为你做菜；而作为报答，你把一盘她做的菜扔在地上；
    当你4 岁的时候，她给你买下彩笔；而作为报答，你涂了满墙的抽象画；
    当你5 岁的时候，她给你买了漂亮的衣服；而作为报答，你穿着它到泥坑里玩耍；
    当你7 岁的时候，她给你买了球；而作为报答，你用球打破了邻居的玻璃；
    当你9 岁的时候，她付了很多钱给你辅导钢琴；而作为报答，你常常旷课并不去练习；
    当你11 岁的时候，她陪你还有你的朋友们去看电影；而作为报答，你让她坐另一排去；
    当你13 岁的时候，她建议你去把头发剪了，而你说她不懂什么是现在的时髦发型；
    当你14 岁的时候，她付了你一个月的夏令营费用，而你却一整月没有打一个电话给她；
    当你15 岁的时候，她下班回家想拥抱你一下，而作为报答，你转身进屋把门插上了；
    当你17 岁的时候，她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而你却抱着电话和你的朋友聊了一晚上；
    当你18 岁的时候，她为你高中毕业感动得流下眼泪，而你却跟朋友在外聚会到天亮；
    当你19 岁的时候，她付了你的大学学费又送你到学校，你要求她在远点下车怕同学看见笑话；
    当你20 岁的时候，她问你“ 你整天去哪” ，而你回答：我不想像你一样；
    当你23 岁的时候，她给你买家具布置你的新家，而你对朋友说她买的家具真糟糕；
    当你30 岁的时候，她对怎样照顾小孩提出劝告，而你对她说：妈，时代不同了；
    当你40 岁的时候，她给你打电话，说今天生日，而你回答：妈，我很忙没时间；
    当你50 岁的时候，她常常患病，需要你的看护，而你却为你的儿女在奔波；
    终于有一天，她去世了，突然你想起了所有从来没做过的事，它们像榔头般痛击着你的心。
    如果母亲仍健在，那么别忘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地爱着她。如果她已经不幸永远离开了你，那么你必须记得，母爱才是天底下最无私的爱。

在京甘肃籍传媒人新年联谊会，欢迎老乡们积极参加

在北京的甘肃老乡们、同行们、朋友们：

大家好！

新年将至，感慨良多。每逢佳节，思乡会友。

这些年，我们见到过许多在北京工作、生活的甘肃老乡，尤其是咱们甘肃在京同行。每每老乡相遇，彼此不仅亲切而且感慨良多，许多人都有一个同感：“咱们在北京的甘肃老乡们应该好好聚聚，彼此不仅可以沟通，还可以相互给予支持与力量！”

仔细浏览网络，我们也看到，大家一直以来期盼着有一个老乡大聚会！让大家有认识、交流、联谊的充分机会。

    有的网友建议：“各位把自己的单位、地址、手机、座机、邮箱、MSN 、QQ 、博客地址等发到我们其中一个人的邮箱，等整理好一个通讯录再分发给大家。”

    还有网友因失望而发出了这样的抱怨之声：“这么多甘肃的传媒人，就只知道在网上交流，似乎在生活中蒸发了一样。口口声声要聚会，口口声声老乡情深似海，但到头来还是各居一方，老死不相往来。”

的确，尽管如今与以前相比是一个连国家和民族的边界都有些模糊的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但是，作为群居之社会动物的人类，毕竟离不开赖以厕身其间的族群生活，毕竟还需要在由与其有相似特点的人群组成的一个个“圆圈”中消解孤独感、不断激发生活的热情，毕竟还需要在以各种方式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深层互动中体验“人类关系的温暖”。

当然，身处五湖四海的甘肃籍传媒人同样需要一种“公共生活”，我们也无法割断自己与祖籍地的血脉地缘关系。正是基于这种“天然”的地缘和血脉联系，才使得我们之间因某种“相似性”而获得了较之别人更多的交流语言。

    事实上，在私人空间之外，各种层次不同、场域各异的公共生活对于我们至少是同样重要。正如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中所写的，“如果公共领域的功能是提供一个显现空间来使人类的事务得以被光照亮，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可以通过言语和行动来不同程度地展示出他们自己是谁，以及他们能做些什么，那么，当这光亮被熄灭时，黑暗就降临了”。

我们认为，为了这样的光亮不被黑暗完全吞噬，为了经由这样的“显现空间”以便温暖别人同时温暖自己，是到了我们相聚的时候了！

为此，我们倡议在辞旧迎新之际，让我们在京的甘肃籍传媒人来一个大聚会，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的乡情、友情、同仁情在一个新起点上有充分的交融与发展，让每一个人在以后的岁月里多一份来自乡亲的力量与温暖、多一份友谊与关怀！

请大家拨冗莅临，共叙乡谊！

                                   甘肃老乡：

王克勤、崔克亮、王子恢敬邀

                                                2006-12-12

活动发起人：王克勤、崔克亮、王子恢。

活动主题：在京甘肃籍传媒人2006 岁末迎新联谊会。

参会人员：生于甘肃、曾经在甘肃工作过的在京传媒人。

活动时间：2006 年12 月31 日 （星期日）下午15 时至晚上22 时。

活动地点：待定（提前一周以发邮件或短信等方式通知各位参会）。

活动内容：茶话联谊会、晚宴、歌舞晚会。

活动经费：采取AA 制方式，预计每人100 元。

报名方式：发送短信或电子邮件（报名时请注明真实姓名及各种详细联系方式）。

报名截止日期：为了便于我们提早根据参会人数安排这一大型聚会的活动场地，请要参加的老乡务必在2006 年12 月26 日前 将报名申请发给总联络人。

总联络人：邱黎斌（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联系方式：13401182877   MSN ：qiulibin@hotmail.com    E-mail:qiulibin@126.com

活动回报：会务组准备把大家的详细联系方式制作成通讯录，用电子版分别发给每位参会者。

备注：欢迎部分老乡报名担当此次聚会的志愿者，为聚会提供报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