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候，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都是被“异化”了的。我们现在来看那个时代，觉得不可思议。

知识分子，尤其是思想家、进行纯学术研究的学者，长期以来都以独立的人格而区别于其他人群。但是，自秦以来，中国的政权力量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从焚书坑儒开始便一步步被消磨掉了。我们看到历史记载里面那些想保有自己独立人格的，像陶渊明那样，基本上是凤毛麟角。

知识分子、宗教这些精神层面的力量都在政权的力量面前屈服，从而形成了中国的大一统。这是中国文化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与欧洲文化不同的地方。在欧洲，宗教和知识分子的力量长期以来都具有独立的人格。古希腊奠定的知识分子的地位在西方一直延续着。即使在人们一说起来就感到压抑的中世纪，欧洲的贵族也以赞助和帮助知识分子为荣。像布鲁诺、哥白尼等等，都曾经得到过贵族和教会势力的帮助。这种帮助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充当幕僚和门客是不一样的。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使欧洲文化能够承认一些拥有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奇巧淫技”的知识分子努力探索。这条路北有的学者称为西方文化的“求真”之路，也就是追求真理之路。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在古代没有了这种独立的人格，因而本身一直都是作为世俗政权的附属品存在。像沈括、宋应星等等科技兴的知识分子自然得不到认同。他们研究的成果也不会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

我想，这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莫可名状的一些行为的文化根源。

本来，经历了五四运动洗礼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已经具有了与传统知识分子不同的气质。20世纪初在中国发生的那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或者可以被称做中国知识分子这个阶层集体寻求独立人格的运动。但是，就像从诸子百家进入秦的大一统一样，在政权的强有力统治下，知识分子刚刚找到感觉的独立人格一下子又轰然倒塌。我们翻阅一下史料可以知道，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从内心深处在接受“思想改造”，很多人是很真挚地在接受。这个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的另一种品格息息相关。这种品格就是心忧天下。中国几千年文化尊儒，实际上尊的是以文为主的知识分子。当然，这种尊实际上是假的，不如说借。在整个社会文化的权力架构中，“天之子”才是权力的顶点，其他的，包括宗教势力在内，都要服从“天”。所以，几千年的尊儒，说白了就跟今天我们要向某人借钱，当然会对他客气一点，说点好听话一样。当然，“借”也不准确，严格的说应该是取用。

我们丝毫不认为五四以后那一代知识分子向救民于水火的真挚情感。而文革中很多知识分子从内心深处接受改造也是基于这种情感。我们现在用不着对他们那时候的言行去求全责备，因为该反思的不仅仅是他们。当然那是也有少数人坚持这自己的主张，但是，我们要知道，世俗的政权力量是何等强大，所以他们最多不过就是闭嘴不言。

今天，依附政权的知识分子仍然是大多数。我们无意要他们充当政权的反对派，那是政客们的事。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表现在对自己的思想世界负责。做得好当然要说，做得不好也不会有意去掩饰。

给大家抄点文革时的文章题目，供大家把玩：

社会主义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批判林贼鼓吹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

到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中去——批判林贼鼓吹的“灵感”论

批判孔子的反动思想

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为什么尊孔

孔子反动思想的核心——“仁”

孔子的反动教育思想——批判从孔子到林彪鼓吹的“读书做官”论

孔子是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敲门砖”——读鲁迅杂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秦始皇“书同文”的历史功绩

董仲舒的亡灵和林彪的招魂幡

从朱熹的“天理”“人欲”之辨看儒家思想实质

孔老二的变天账“春秋”和林彪的黑讲话“政变经”

孔子名高实秕糠——从拦车村的传说，看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

林彪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对林彪罪恶家庭的揭发和控诉

赫赫

这几天终于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将我的几千册藏书从原来的小屋子搬到了我现在的书房。

那是我读大学开始一点一点收藏起来的东西，虽然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但是对我来说也是那时候能积攒的唯一财富了。

其中比较珍贵的是一批刊物。那是我从川大中文系资料室买回的。那时候川大中文系的图书室好像是因为要整合成文学院的资料室，所以要对原来的藏书进行整理。一大批70年代到80年代的书刊便不要了。我因为经常去那里借书看，跟资料室的老师就很熟。在处理这些被清理出来的书的时候，资料室便没有卖给收废纸的转而卖给了我。我于是欢天喜地地拉了回去。主要是杂志，以学报居多，也有一些文学类、文艺类的其他杂志。几千册的杂志费了我不少力气才弄走。因为那时候没有住房，一直租房住，所以就把书放在我爱人单位的一件小屋子里。毕业后，我没有走上学术那条路子，一直东跑西跑，书就一直放在哪个小屋子里，不少已经被损坏了，让我心疼不已。

书大概有5000来册，请朋友旁忙运了辆车，然后搬上楼，——是一项“巨大”的工程，5个全劳动力搞了一整天，累得简直不行了。

不过书终于搬回来了还是让人兴奋不已。有空了就慢慢整理吧！准备以后在孔夫子旧书网去注册一个账号，把其中的一些东西整理出来与喜欢这些东西的朋友交流。

我随手拿起一本来，是“山西师院”的学报，非常珍贵的创刊号和前3期。创刊号上有著名学者冯友兰先生在那个时期的一篇文章。我读了后瞠目结舌，同时也汗如雨下。瞠目结舌是没有想到作为哲学家的冯友兰先生竟然曾经写过这样的东西，汗如雨下是因为觉得要是我生活在那个时代还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

冯友兰先生那篇文章叫《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冯友兰先生在1973年写的两篇文章中的一篇，另外一篇的题目叫《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在这两篇文章里，冯友兰先生“深刻”反省了自己的思想，并以孔子及其“复古”思想为经，20世纪初以来复古与反复古德斗争为纬，将袁世凯、蒋介石、刘少奇、林彪串成一串，勾勒了一幅民初至70年代的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线路图！

哈哈哈，真是没有想到！要是这四个人知道冯老先生这个“门派”划分的话，估计个个都会跟老先生打官司的。袁世凯会说：蒋介石、刘少奇、林彪几个后辈，怎么能跟我比！蒋介石估计也不敢承认跟袁世凯是一伙的。刘少奇可能更郁闷了，而林彪更是不会买账。哈哈哈！真是有意思。

冯友兰先生是中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了。要说他真的从学术上会把这几个人归为一类，我觉得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冯老先生当时就真的这么做了。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不能全怪冯老先生。但是，看到这么一位学者的这样一篇文章还是让人觉得如鲠在喉。

“真实城市”其实就是基于web2的一个新媒体。这个新媒体与我们以前所看到的门户网站、新闻网站不一样。由于政策限制，门户网站和新闻网站一直没有能拿到公开的、直接的采访权。网上新闻尤其是国内新闻部份，长期以来都依赖传统媒体的稿件。而正是基于这一点，一部分传统媒体的掌门人才把“原创新闻”作为自己同网络媒体较量的武器。

如何才能获得新闻的“原创权”？这是摆在网络媒体面前的一个难于逾越的障碍。2005年我在代表重庆商报与腾讯谈合作的时候，提出过“论坛新闻”的设想。论坛新闻就是想将全国的记者组成一个圈子，记者们将及时新闻用帖子的方式发布出来。这样做的目的是不与政策向冲突，但是又能做到新闻首发，发挥网络及时、迅捷、容量大的特点。但是这个思路因为我没有进大渝网项目而被搁置了，我为此还跟腾讯的朋友讲，很可惜。

“真实城市”正是用了同样的思路。由记者将原创稿件发到博客上，博客于是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新闻博客。由于搜狐支付了稿费，所以形成一个可观的采写队伍是可能的。虽然这个媒体目前还不成熟，还显得稚嫩，但是我相信，这个思路一定将带来网络作为媒体的一个变革。这个变革就是门户网站、新闻网站乃至其他的网站，对传统媒体原创新闻的依赖将一步步减弱。而传统媒体在网络媒体获得了新闻的原创手段后，日子将会更加艰难。那些创新能力弱、应变能力弱的传统媒体将遭受到更严峻的挑战。

（这是一个新领域，欢迎有兴趣的朋友来共同探讨。）

    内地当年其实也有一个朝着李敖今日路线发展的有为青年，那便是王朔。王朔以“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痞子之勇，一骂驰名。不过，王朔终究没有能流氓到底，这些年反倒有些回归“正统”，让人不由得想到宋江的由寇入仕。这多少说明泱泱中国文化的力量。这种力量既能让外来（不管是自己旅游跑来的还是在刀枪棍戢隆隆炮声中押送过来的）的文化被融合到自己原有的体系中去，也有能力感召自己的叛逆者回归。

    但李敖显然是个意外。当然这也可能跟台湾这么些年文化发展与大陆的不同轨迹有关联。总之，李敖的“流氓”要彻底得多。比如，王朔骂人的时候，至少还不敢公开地宣称自己是“老子天下第一”，骂你们是因为老子第一。李敖骂人则赤裸裸地这样讲：老子就是天下第一，老子还空前绝后，老子骂你是因为你傻。骂人实际上只是手段，主要是为了显示自己作为空前绝后的大师级地位。

    李敖最近的一次耍流氓是在接受南都人物周刊采访的时候破口大骂季羡林。

    这不是说季羡林就有挨骂的豁免权，也不是说季羡林就完美的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只是李敖大师吃骂人这碗饭实在驾轻就熟。实在不行，鸡蛋里面都能找出骨头来，何况是个实实在在、活生生的人。

    李敖说人家季羡林不配当国学大师。季羡林不配做国学大师是因为已经“有了李敖这个国学大师”。不过李大师好像骂晚了点，人家季羡林已经在公开出版的书中自己请辞“国学大师”的头衔。人家请辞了才出来骂两声，这就有点显得李大师骂人功夫荒废的意思。我估计是李大师前段时间在台湾有诸多不顺，比如在凤凰卫视的公开骂坛被关闭了，竞选台北市长失败啊之类，所以即使大师算出流年不利，带着防毒面具去立法院开会，但也多少受了些乌烟瘴气的影响，以至于脑子不如以前好使了。

    当然，可能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南都人物周刊采访李敖的时间过于靠后，一直到了季羡林的书都面市才去，这使得李敖大师一直没有找到倾诉的对象，所以耽搁了。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李大师这一次骂人的水平实在不怎么地。

    我就想，说起来李敖也挺冤的。人家不过是接受媒体的采访，说了几句平常就说着的老话，却被我等不入名流之人评头论足、家长里短，实在是有点妈妈的。像我等俗人，哪个没有在背后毫无顾忌地张家长李家短？如果媒体把我等的这些话都登出去，那我们离全民李敖的时代也不远啊！

    不过，当李大师带着防毒面具出现在台湾立法院会议上时，当李敖在电视里侃侃而谈时，我总觉得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什么呢？我想了好几十分钟，终于有一点模糊的印象了。那是小时候看到的跳神表演。神棍戴上面具，然后就说自己是谁谁谁下凡或者下山来了，然后就是跳来跳去，最后就说：你看，我终于把附在你们身上的妖气鬼气给赶走了。于是大家鼓掌，给钱。李敖说，他为知识分子扬眉吐气，让臭老九变成了香饽饽。跟神棍最后要钱的时候就是一个德行了。

    李敖这厮的市场是从哪里来的？除了媒体兢兢业业地给他提鞋外，我感觉主要就是李敖这厮第一个正大光明地把中国文化中的“负因子”当作“正因子”使用。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潜规则对于在中国做人办事的巨大作用。但是之所以叫潜规则是因为这东西是不能见光的，因为这东西和写在书上的仁义道德类文化精髓（正因子）是不相容的。好了，李敖不管这个，公开地把潜规则作为自己的营销对象，不仅仅让潜规则见光，而且当作仁义道德之类的东西来使用。就像我们其实都会对人对事进行腹诽，不过只有李敖之类才干公开叫骂一样。因为李敖作的这些事，他的行事方式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只不过大多数人把它藏起来，一边树着贞节牌坊，一边兼职做着婊子的事。做婊子来钱快啊，而且轻松。所以大家都悄悄做，都不挑明。这个时候看见有人公开地做婊子，大家便暗中叫起好来。而李敖的可爱便在于此，他和王朔就公开说：我就是婊子怎么着！总比你假正经要实在。于是一副勇者的面孔也就出来了，追随着勇气的人群便也产生了。

    好人命不长，祸害一万年。这是中国文化中的正因子和负因子在老百姓心中的辩证法。正因子的作用是缓慢的，而负因子在某个特定时间里所表现出来的威力却是非常巨大。有点像武打小说里面对于正派武功和邪派武功的描述。在初期，在同样的条件下同样的时间长度内，邪派的武功总是要容易见成效一些。在金庸孜孜不倦的教诲下，我们现在对于武林中的正邪之分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那就是正邪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正派人物里有坏人，邪派人物里有好人。不过是达到成功的手段和方式不一样罢了。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对李敖之类欲除之而后快。不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还是可以的。所谓“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李敖能骂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骂？

    李敖暗合了或者有意使用了“负因子”作为武器。这是他之所以能获得崇拜与掌声的文化原因。不过，中国的阴阳学说讲究阳极而阴，阴极而阳。所以才有道中庸这样的思想产生。李大师现在就处于“阴极”的境况，这从他骂人水平的下降就可以看出。但是李大师又不想转阳。因为这样一专职他就没有价值了。所以李大师只好苦苦支撑，作作困兽斗。最后不得不说：我已经老了，我不会做长远规划。

    向李大师的“壮志不已”致脱衣舞礼！

《兵败长沙》系列至此已基本结束，谢谢大家的关心和厚爱。

成功者都有成功者只得骄傲的经验和“秘诀”，但是成功者的功夫学来却很难继续成功的神话。这大抵是成王败寇的结果出来后，成功者更多地去总结成绩去了。对于更广大多数的失败者而言，失败的经验我认为对于我们更有借鉴。这是我当初写这个系列的一个初衷。希望那些想在传媒这个领域发展的人们能够从中发现一些东西，从而少走弯路。

我现在基本上已经告别传媒，虽然还继续做着跟传媒相关的事情。有机会和条件的话，我还会在这里谈一些跟传媒相关的话题，也希望博友们多提宝贵的意见。

我的新职业是商人，做传媒生意的商人。因为我发现国内相当多数的企业不知道、不懂的怎么跟传媒打交道，不知道传媒对于企业品牌策略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发生了突发事件的时候，企业往往被动地围着传媒转，白白消耗了资源和财富。所以我想做两件事：一是给企业做媒体的协调人；一是为企业做基于媒体的品牌策略。不过我不想做那些帮企业上软文和找媒体勾兑稿件的事，我想企业和媒体之间应该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

媒体与企业的关系也不正常。一方面媒体的新闻对企业形成了巨大的威慑力，一方面媒体又在广告客户面前摇尾乞怜。企业对媒体、媒体对企业的这种关系都是不正常的，说明国内的媒体目前还没有走上一个良性互动的道路。我希望我能够以微薄之力做一点点探索性的工作。

希望朋友们继续给我以支持。

2004年10月，在终于明白了自己再也对自己的这个女儿无能为力后，我背起行囊，离开了我呆了快四年的长沙。我辞职后不久，包天雷也从斯威特辞职去一家房地产公司了。

我在谭军波的举荐下加盟重庆商报，开始了“传媒第四城”大战的两年难忘时光。在那里，我等来了我的好朋友、著名记者禄兴明的联手合作，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同他们一道，在素有传媒界“刘备”之称得重庆商报社社长郭汉江先生的带领下，同我昔日的老大哥、老领导柳祖源、张永才等进行了惨烈的报业大战。这次大战激活了重庆报业市场，重庆报业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从国内报业市场不被人关注的角落走到了前沿。其中尤其以重庆商报同腾讯网合作建网站和南非MIH公司看上重庆市场并同重庆商报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引人注目。

而我，则在报纸管理方面有了更多地思考和实践。我在重庆商报采编系统首次完整地实现了三个平台管理架构，初步完成对重庆商报的流程化、标准化管理。这些措施一举改变了重庆商报产品疲软的状况。除此之外，我还着力促成了重庆商报同腾讯网的合作，并经历了南非MIH公司投资重庆商报的艰苦谈判、曲折经历。

重庆报业2005、2006两年精彩的攻防战是同城同质化报纸竞争的经典案例，尤其是郭汉江先生和柳祖源之间的拆招对招，精彩纷呈，令人眼花缭乱、拍案叫绝。

重庆报业市场残酷的攻防战最后引来了行政力量的干涉。2005年10月，重庆商报被整体划转到重庆日报报业集团，谭军波等人离开重庆商报。这标志着重庆报业史上轰轰烈烈的空降兵时期开始衰退，市场行为让位给行政主导的新的时期逐步来临。2006年9月，我也离开了重庆商报。重庆报业市场轰轰烈烈的空降兵时代也就基本上画上了句号。而重庆报业则迎来了一个在强力的行政力量主导下的新的发展时期。

9月底了，我正在宁波做客。突然接到黄荆汉先生的电话，说是要我赶到长沙，（斯威特）集团要对东方新报作最后的调整。

我和黄荆汉先生算是老乡。他祖籍四川苍溪（旺苍？），离我的老家不远。在南京的时候，我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是老江湖了，在新华日报先后做过办公室主任、广告部主任等职位，后来到南京晨报做了管经营的副总。当年，华西都市报的创办人席文举先生曾经带着华西都市报的人到新华日报学习，黄是参与接待者之一。黄荆汉因此与我的一些前辈、朋友有一些交情。有了这层关系，我自然觉得跟他比较亲近。

黄荆汉先生那时已经被确定以湖南东方新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的身份去新报管广告业务。他要我同他一起到新报，重新收拾旧山河。如果是其他人，我肯定会拒绝的。但是那时我有两个理由答应他的邀请：一个是我对新报的感情。新报和就像我的另外一个女儿，虽然有很多地方不如人意，但是那我是独立创业的第一站，我亲手设计了她。不管她是个残疾还是先天发育不良，她都是我的女儿。所以，只要可能，我都要救她。我相信那时候还有机会让她健康起来。第二个理由就是对黄荆汉先生的表现出来的诚意。

我们在南京见面比较多，聊得也比较多。黄荆汉先生比较详细地跟我谈起过他的一些想法，我认为可行。在这一点上，黄荆汉先生比戴玉松要好。戴玉松具有南京人性格中的虚假一面，就是当面跟你说的和他真实的想法不一样。而黄荆汉在这一点上要好得多，包括他认为我做的不对的地方，都会当面跟我探讨。人家毕竟是老江湖啊，没有用那种老同志的眼光从上往下打量我。这让我对他有了好感。

我在读三国的时候，感受最深切的就是寻找事业的合作伙伴。刘备没有形成自己的团队之前，空有关羽、张飞这些猛将，不得不四处流浪。找到团队，这对我来说是很迫切的事。我自己缺乏社会经验，所以我更想同一些有着丰富经验的人一起创业。我那时以为黄荆汉先生算是我要找的人之一。所以我匆匆忙忙从宁波赶到了长沙。

戴特派员在我走了之后并没有能改变新报的局面。东方新报除了帐上的钱越来越少之外，在市场上的影响反而一天不如一天。斯威特已经认识到了徐辉班子不可能带领新报健康地发展了，所以当时实际上已经有了调整班子的想法。但是怎么调整？那个时候，斯威特在新报的话语权已经非常微弱了。

黄荆汉是以“执行总经理”的身份进入新报的。整个9月底，我们都秘密呆在长沙，为黄荆汉的进入作准备。那个时候的策略是完全将徐辉架空，让他呆在采编系统，享受待遇，只要不捣乱就行。戴玉松依然在采编系统负责，黄荆汉负责经营和发行系统，而我则负责报社的管理、行政、对外事务。

我直到那时候才有机会把自己对于单一报社的“三平台运行架构”思路讲出来。简单地说，“三平台架构”是仿照政治制度中的三权分立设定的，核心平台是业务流水线。这个思路就是仿照工业生产的思路，设计科学的、工艺先进的新闻、广告、发行运行流水线，对节点施行标准化管理。这对于报纸生产是非常重要的。在业务流水线平台之外，独立存在着一个管理监督平台，这个平台对业务流水线的运作实施监督，发现生产异常则随时提出预警。第三个平台是业务支持平台，包括情报搜集和分析、信息支持、数据库、后勤服务等等。三个平台之间相互影响，相互监督，从而达到报纸生产的有序化，防止出现那种凭感觉和经验办报的老套路。

这个思路得到了黄荆汉等人的认可。于是我们呆在一个同事的家里，将一应的方案准备妥当。这个同事就是陈渡风，后来陈渡风创办中国报业网，在网上介绍了那个时候的一些情况。

那是东方新报最后的机会。东方新报其时在广告市场上的声誉已经跌到底了，最后的机会就是从内部改革着手，在理顺内部关系后重树形象。虽然会很艰难，但那确实是最后的一个机会。只要产品有所改观，不打大败仗，而内聚人心，外树形象，让新报走向健康的发展道路，新报还有一线生机。那时候新报的帐上还有1000多万资金，虽然被挪用着，但钱还在，能够拿回来用，同时还可以通过一些办法融一点资，比如同有有、女性频道之间进行相互的拆借，只要坚持半年，到2005年4月的广告小高潮，新报就有了喘息的机会。

可惜，这一次的机会也丧失了。

因为徐辉（我想还有唐伯勋所“代表”的长沙晚报集团）的强烈反对，我未能回到长沙。在我和徐辉之间，斯威特再次向徐辉妥协。新报当时绝对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对新报不知根知底是无法将其调顺的。戴玉松和黄荆汉都因为对长沙市场的陌生和对新报问题的复杂性缺乏足够的重视，无法改变根本的局面。即便我当时顺利回到新报，要解决问题也很困难。黄荆汉先生独自一个人到新报后，在没有理顺内部关系的情况下贸然发动市场攻略，最后的结果当然不会理想。

如果黄荆汉先生是在8月上任，那么暂时不管内部的事，先用市场手段打开市场是有可能的。因为众所周知，9月是一个广告的黄金季节，市场攻略容易产生明显的效果。9月过后的10月，对于报纸广告来说是不太好做的。新官上任后，如果第一把火烧不旺，对于继续推行新的策略将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新报的经营队伍当时士气低落、管理混乱，对内人心不齐，对外缺乏有效的办法，黄荆汉先生当时所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虽然有我善意的提醒，黄荆汉先生那时看来还是踌躇满志的。只是他扣住我在南京的费用不报销，而且继续拖欠我的工资，这让我对他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也最后失去了我这个盟友。黄荆汉先生坚持了没有多久，也跟我一样黯然而去。戴特派员也呆不住了，春节后就再也没有去长沙。

后来是梁勤俭先生接手。梁先生也踌躇满志地准备大干一场。梁先生面对的局面有好有坏。好处在于斯威特终于向长沙晚报施加了足够的压力，徐辉也终于离开了东方新报。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徐辉离开新报后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新报去讨要当月10多天的工资。当初这人扣发我的工资的时候，可能从来没有想到他也会“讨要”工资。梁先生获得了新报所有的权利。这对于他调整内部关系是很好的。但不好的局面则更为严峻：新报的帐上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钱了。在徐辉和一帮人的共同努力下，斯威特投进去的3800来万终于要被挥霍一空了。

传说斯威特将为梁勤俭先生追加投资。究竟投没有我就不知道了。只知道梁先生也没有坚持多久，到2006年的春天，我听到了梁勤俭先生也挂印而去了。2006年8月，东方新报停刊改周报。东方新报终于在这一年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

在我手里出生的、被我视作自己的女儿的、新生的东方新报，就这样走完了她才两岁的路。这个早产的畸形儿，在一个寒冷的季节获得新生的机会，却在一个并不寒冷的季节含恨而去。我在初到新报时给发行员们讲话时说，希望他们能在新报获得人生的机遇，希望新报能培养初步一批百万富翁。这话就这样成了一个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泡影。我在离开新报是说，谁要是把新报办垮了，谁让新报几百弟兄丢了饭碗，谁就是新报的罪人，谁就应该去跳江。但是我知道罪人们现在活得很逍遥自在，也没有人去跳过江。新报从2005年就开始拖欠的员工们的工资至今还有很多人没有领到，其中包括欠我的。我作为新报曾经的执行总编和常务副总，尽然还被拖欠工资，弄得像个怨妇似的，这样的情景在中国媒体界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

从2004年我离开新报开始，就不断地有新报的员工，包括采编系统的员工和发行系统、经营系统的员工给我打电话，讲他们的心情，讲他们的郁闷。当然，更多地是讲他们被拖欠工资。每当这时候我就无语。

痛心疾首！痛心疾首！

一种叫“熊猫”的电脑病毒滋扰了我一个星期了！现在家中的机子连开机都实现不了，实在是郁闷至极！

就像中国古典哲学所讲的，世间万物都是太极生阴阳两极而后化出的。自从有了个人电脑，人类的生活方式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是，伴随着电脑发展的，同时就有病毒。所谓因为有了美才有了丑，有了善了有了恶。电脑病毒也可以说是促进网络技术不断进步的推动力量之一。在中国哲学里，负面的要素对于正面的要素从来都起着这样的作用。

前段时间看艺术人生，朱军同志正在访谈陈忠实。

陈忠实是90年代文学陕军东征的主帅之一，和贾平凹算得上是文学陕军的代表性人物。《白鹿原》是陈忠实的代表作。小说写了黄土高原一处村落从清末明初到文革之间的一段历史。

不过我怎么看都绝那时陈忠实先生着意构建的一片说明文，一篇演绎中国传统文化在民间生存、发展的说明文。其演绎的核心就在于被定义为正面的文化因素怎样在被定义为负面的文化因素的推动下向前发展的。白嘉轩、白孝文、白孝武、小娥等等一系列人物都是太极图上阴阳鱼里跳动的元素。如果只有一极，比如说只有正面的元素存在，这个文化系统就会是高度有序化，并会因为高度的有序化而逐渐衰老。但具有内在冲突的正面元素的相互撞击和冲突，使得这个自足的系统能够生生不息。而且只要有一点外在力量的推动就会产生剧烈的变化。而这，正是文化前行的推动力量之一。

呵呵，从电脑病毒跑题到文学，可真够离谱的。不过这真就是我一刹那脑子里想到的问题。《白鹿原》是我非常喜爱的一部小说，曾经下过苦功夫研读。以后整理一下以前的读书笔记，跟到分享一下那个时候的文学情愫，算是和杯普尔小憩一下。

我在南京的日子倒是非常逍遥自在的。如果不是徐辉有意违背承诺克扣我的工资，说不定那种逍遥自在的日子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

我的职位不变、待遇不变是换取我让步、不出意外的离开长沙的条件之一。我走的时候没有让中干和基层的员工来送我就是条件之一。当然这里面也不排除包天雷还念及了我推动斯威特文化传媒产业并为之开局的功劳。

我当时的职位有两个，一个东方新报的执行总编，一个是东方新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后一个职位在2004年年底被董事会“终止”（颇有点台湾“废统”的味道）。而说起来可笑，我的执行总编职务，由于东方新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没有权利干涉，直到今天我还没看到正式的解除职务的文件。

我在南京的公开身份依然是东方新报的执行总编，主要的工作是在南京晨报考察。为了听起来顺耳，包天雷用了“罗谦到南京晨报，黄荆汉到东方新报”的说法。但我在南京晨报是无所事事的。

斯威特与南京晨报的合作当时已经开始了，但是彼此之间合作的非常别扭。按照双方的协议，斯威特要支付南京晨报的采编等运营费用，南京晨报则将发行、经营权委托给斯威特下属的公司运作8年。斯威特的公司要保证南京晨报的发行量和经营业绩，但是斯威特集团对南京晨报的发行、经营并没有人事权和独立的财务权。南京晨报在新华日报的办公大楼里办公，原来的场地租用费是很低的，而且是内部结算。斯威特与南京晨报合作后，场地的租金、包括内部网络的使用费都大幅上涨。南京晨报高层对于斯威特集团推出的30万中干计划颇有微词，如前所述，中干们其实也不买账。我在这个时候到南京晨报去考察会引起什么样的猜想可想而知。包天雷没有交代怎么个考察法，我也不会傻到真正去介入人家南京晨报的业务和内部事务。我可不想再做冤大头了。因此我就成了一个天不管地不收的“闲人”。

我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各个办公场所露露面，表明我还存在。偶尔与斯威特其他公司的朋友吹吹牛，然后就去玩游戏，或者参加旅行社去旅游。斯威特下属的企业之间，一般来说是不让串门的。原因嘛，我估计跟斯威特的资本运作有关联。但我是闲人一个，跟谁都没有利益冲突，反倒成了与串门最多的人。

最大的收获便是在此之间玩够了江浙一带的小镇。我非常喜欢同里，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星期。

我为什么没有拂袖而去？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奇怪。

那是因为我的一个误会。斯威特的一些元老跟我讲，长沙的局面可能严晓群并不知情，包天雷一手遮天，这个谜底迟早要解开。一些朋友鼓励我等一下，静观局面的变化。他们认为，没有把我彻底打倒那就是留了后手。我想也有这种希望。因为毕竟我到斯威特是与严晓群亲自见面的，包天雷只是后来分管我而已。

但是斯威特的管理混乱到此种程度简直令人匪夷所思。我认为，长沙的局面可能会失控，我去长沙是由严晓群亲自定的，我必须要给他做一个深入的、到位的交代。我把长沙发生的情况详详细细地给严晓群写了一个报告，包括我对怎样解决新报问题的思考，怎样让斯威特在长沙利益最大化，共计好几十页5万多字，厚厚一大摞。我把这东西交到严晓群的办公室，然后便被退回来了，说是我的报告要有包天雷的签字才能送上去。后来想了办法，办公室终于把报告接了。但是严晓群有没有看到这个报告便不得而知了。

后来有人告诉我，办公室的人都是严晓群的亲属，给什么不给什么是有讲究的。而我一直认为我是为斯威特负责任的，我没有什么对不住严晓群的地方。所以我一直倔强地没有给严晓群打电话。如果他不知道真实的情况，那是他的管理的问题，信息渠道不通怪不得我。而我坚信，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在电话里不可能把事情给严晓群讲清楚，只有等他看完了报告后才有交流的基础。当然，如果他明知道真实的情况还是把我闲置起来，那只能说他不值得我为他工作。

我离开斯威特几个月后，因为长沙晚报新任掌门人张可夫先生通过我给严晓群传话（当时斯威特与长沙晚报集团之间的沟通渠道几乎已经关闭了，所以不得不通过我这个渠道）。严晓群在电话里面对我说：长沙的事你没有责任。我听了不禁愣了一下。不过严晓群这句话说的太晚了。当时，斯威特在长沙的局面已经接近崩溃，东方新报病入膏肓，大罗金仙也难以挽救了；女性频道推动不了，有有卖场的问题也表现得比较明显了。不过严晓群的这番话最终避免了我和斯威特之间的一场官司。

我要和斯威特打官司是因为东方新报的欠薪。我离开新报的时候，在保证职位和待遇的前提下，徐辉像送瘟神一样送走了我。但我一离开，徐辉就停发了我的工资。到9月，徐辉面临董事会半年考核，有传言说斯威特要下他。这时候，我给董事会写了一封信，要求按照承诺执行。迫于压力，徐辉补发了两个月的工资给我。但董事会开完后，我的工资又被停发了。我在南京有一段时间身上只有几十块钱，天天我在租的房子里不敢出门。后来找到朋友借了钱才从南京离开。想起来真够狼狈的。

对于新报拖欠我的工资，戴特派员好像无能为力。所以我厚着脸皮硬是在他那里借3000块大洋。虽然后来戴特派员也同我一样灰溜溜走掉并来索要那3000大洋。但我没有还给他。我让他在新报欠我的工资里面扣除。这又一点耍赖的味道。但是东方新报欠我一个多极度的工资，说来也不少了。戴特派员帮着徐辉克扣我的工资，他不负点责谁来负？

继银行追债后，会不会形成民间对斯威特的讨薪现象？我不得而知。斯威特糟糕的管理和迟钝的嗅觉估计会迎来那么一个时候罢！

当然跟花掉斯威特在东方新报3800多万银子，我的那点工资自然也算不了什么。

当然，为了工资，我何黄荆汉先生的友谊也断送掉了。我曾经在黄荆汉的办公室当着黄荆汉先生的面给包天雷打了电话，讲了工资被拖欠的情况。包天雷也明确要求当时已经是湖南东方新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的黄荆汉先生按照承诺支付工资给我。但是黄荆汉先生好像一会就忘了。

此后，讨要工资成了我与斯威特之间持续联系的唯一纽带。

不过最搞笑的是，我听说最后好像包括黄荆汉在离开后也被拖欠了一些银子。2005年年初，新报的员工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发行部门的员工集访讨要工资。而与此有一些关联的最近的讨要工资的行为则发生在开拓了长沙市场的功臣谢敬玲身上。听说为了给长沙的项目善后，斯威特最后起用了谢敬玲。但是严晓群贤生明显已经不知道要信任谁了。谢敬领导了长沙后，严晓群先后又派了两拨“长沙事务大臣”。谢在大臣们那里终于再次无所事事。据说从去年开始，长沙善后小组也开始拖欠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