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派出“大员”到新报不多久，大概半个月后，我接到南京的通知，在保留职务、保证待遇的情况下带队到南京考察学习。

所谓的带队当然不会是真的。我带的“队”，队长是我，队员是我。这其实就是南京已经宣布了对我的“驱逐令”。不过，我最不喜欢的虚伪在这时候表现的更为突出：南京方面死死地咬住是“考察学习”，而且还说我是第一批，徐辉也要带队去，是作为第二批，还煞有介事地要求我到南京晨报后要做好一些事。

这是南京人特有的虚假性格。我不是说南京人不好。南京人有很多优秀的品质。但是，心口不一，虚情假意这东西肯定是南京人的文化性格中最不好的一部分。但我那时犯了佛家所说的“执念”，总认为自己无愧于心无愧于天地，而这，总会真相大白于天下。还有就是，我是舍不得自己第一个独立操作的项目失败。鬼都知道，这对我以后的职业生涯将会有多大的影响！

徐辉等人自然是高兴极了，特派员也春风洋溢。当时我所不知道的是，斯威特实际上还有一张牌没有打，那就是南京晨报的黄荆汉先生已经整装待发。黄那个时候已经悄悄到长沙考察过，我刚离开新报不久，黄先生就坐进了我的办公室。后来我在郑州碰到原来在都市快报做发行的专家王敏先生。王先生告诉我，早在20045月，黄荆汉和戴玉松就到当时恰好在郑州的他那里去，准备请他到长沙去。而我，对此一无所知，现在想来真是郁闷！

离开的时候，仿佛示威一样，老同志唐伯勋挽着袖子亲自出马了。名义上是连带着给一位新华社的老记者接风，同时给我送行。送行当然是假的，在我面前出口恶气才是真的。我因为犯了执念，于是就狠狠地在心里讲，还不知道谁能笑到最后呢！我自己把自己灌醉了。喝醉的时候，我像个怨妇一样对唐伯勋和徐辉说，是非成败转头空，我个人的得失不算什么，但是谁要是把新报办不好，让新报几百兄弟没有了饭吃，那他就应该去跳江，我也决不宽恕他。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心里是有点恶狠狠的，所以缩了应该跳讲的话。我当时真是想说的是：谁他妈把新报这个儿子给我毁了，我就把他妈谁扔到江里去！

谢绝了中干和记者、编辑们的送行，我醉醺醺地登上了飞往南京的飞机。

那是我这一辈子活到现在最窝囊的一顿酒。我平素喝点小酒，但不喜欢心情不好的时候喝。我曾说过，我不喝闷酒和愁酒。而且说老实话，闷酒和愁酒味道真的不好，我就觉得酒里含着苦味。不知道很多朋友为什么爱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喝酒。“感时花溅泪”，花都不对头，就肯定更不对了。

我那天喝酒的时候情绪倒是很高，但是实在是窝囊。情绪高是因为我终于脱离了苦海，不在每天被一帮子让我不愉快的人围着嗡嗡叫了。我准备像伍子胥的悬挂在城门上的眼睛一样，看看他们怎么折腾，看看斯威特怎样在长沙失败，看看他们最后怎么来找我收拾残局。我相信，那个摊子，当时除了我没有谁能把它理顺了——除非再用大笔的钱推到重来。但是我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力量——我的东家的支持。没有了支持的力量，只能徒呼奈何。

窝囊是因为毕竟是被别人赶走的，而且是自己一直兢兢业业为之劳累的东家下的手。我没有败在对手的手里，而是败在了自己的背后。所以老祖宗们有一句话说的真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自家人的刀子才是最最锋利的。

有了对湖南文化的这种了解，“保卫端午节”的报道引起巨大反响才有了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做传媒的人要了解地方文化的原因。

得知在中国有着上千年历史的“端午节”要被别国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我估摸着湖南人的反应会比较激烈。而且当时因为没有披露是韩国，我们猜测可能是日本。一般来说，只有日本才爱做挑衅中国的事。而湖南人对于日本的反感也是相当强烈的，尤其是湖南常德的人。就是今天，日本仍然是很多湖南老百姓最不喜欢的国家。我有一个同事，她正在上中学的女儿就警告她，如果她使用日本产的化妆品，买日本车，女儿就不理她。

有了这来两个因素，我断定，将这个报道做大将获得广大的读者市场。

上午，监控网络新闻线索的人就向我汇报了这个线索，负责时政新闻的首席记者刘勇也专门来向我说这个选题而且提出了一些很好的采访思路。我当时就安排负责时政新闻和深度报道两个采访小组组织报道。

我预料到潇湘晨报肯定会把这个新闻作得很充分，因此我需要进行周密地策划。

果不其然，第二天，潇湘晨报全文转载了北京媒体对于此事的报道。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东方新报当天推出了两个版的报道，除了转载北京的报道外，还落地采访了长沙、岳阳、沅陵的市民、公务员。我估计第三天湖南的媒体都会跟进，因此组织了更大的力量对此专题进行了采访报道。第三天，潇湘晨报的专题报道出来了，但是东方新报推出的是四个版。

当时的想法是，借着这一次的机会，发动湖南省委省政府，由湖南与韩国争夺“端午节”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把端午节打造成为湖南的一个名牌旅游产品。我们的第一步是把“东亚某国申报‘端午节’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事告知湖南民众，然后通过大家的讨论逐步引导到解决问题上来。接下来是通过报道向政府施加影响，动员宣传部、文化厅、人大、政协和学者的力量，推动政府“申遗”。

所以在做了民众的反应报道后，我们主动找到了政府官员，尤其是岳阳和沅陵的地方官员。在地方官员表示大力支持之后，我们组织了“百万市民‘保卫端午节’大型街头签名活动”。签名活动在长沙和岳阳两地同时举行，场面宏大，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支持。在长沙，一部分中小学把这个活动作为重要的传统文化课外教育活动，组织了学生专门来参加签名活动。大学校园更是应者群集，一些商场和单位也组织员工来到现场集体签名。市民在多个签名点踊跃参加。

因为事关岳阳的旅游品牌，岳阳反响更为强烈。首先是岳阳的长江信息报主动承担了在岳阳的签名活动的组织。当天岳阳大雨，但是市长亲自带头，广大的市民、中小学生、工人都冒雨集中签名，场面蔚为壮观，十分令人感动。

按照原计划，签名活动完后要休整两天，接下来应该是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就湖南如何“申遗”进行研究讨论。我们想等到座谈会后，向政府写一个正式的报告，推动这项活动的进程。同时，我们已经与岳阳、沅陵两地商议好，当年的端午节要进行充分的市场化运作，争取把湖南端午节的品牌打出去。而东方新报则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了这个“推广宣传”的重责。我跟东方新报当时的旅游行业广告代理公司进行了商量，准备在当年端午节的时候，组织一个数百人的大型旅游车队，到岳阳和沅陵去进行“端午文化游”。岳阳和沅陵方面为此也开始积极准备迎接。

一切都似乎那么美好，而且前期的进展很顺利。潇湘晨报坐不住了。先是策划了一个城市联动，联合了成都、南京、武汉等几个城市的报纸，准备搞几个城市之间的端午节龙舟比赛，然后又在评论版发表评论，指责新报“保卫端午节”太狭隘，提出什么端午节是全世界人民的文化遗产，我们不存在保不保卫的问题，等等。

东方新报从出生到灭亡，只辉煌过一次，或者说只扬眉吐气过一次。那次报道曾经点燃了新报很多人的希望，是我在艰难险阻中咬紧牙关策划出来鼓舞士气的一次报道。

如果说彰显娱乐新闻、打造具有新闻和经营特征的副刊是剑走偏锋，试图用田忌赛马的办法进行单点突破的话，那么东方新报的“保卫端午节”报道则是一场正面战争，是东方新报在主流新闻领域的一次成功演练。

我那时在编采系统已经开始尝试进行系统的流程管理，从线索的搜集、分配到采写的指挥、选题对接、编辑对接等。监控网络新闻是搜集新闻线索的重要途径之一，我要求专门的人员负责搜集整理网络线索。

韩国准备申报“端午节”为联合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息最早是北京媒体披露的。消息来源于一次学术会议。一位学者没有点名地披露了东亚某国正在向联合国积极申请“端午节”为该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北京媒体披露这件事后，长沙的媒体在第二天通过互联网也了解到了这个信息。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端午节在湖南人心目中的地位。

在全国很多地方，今天已经不怎么过端午节了。但是在湖南，端午节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在湖南的沅陵、岳阳等地，从民间到政府，端午节都是仅次于春节的重要节日，端午节划龙舟更是一个绝对不能少的内容。

历史上有划龙舟起源于屈原投江之说，而屈原的投江之地汨罗，就在岳阳境内。但是沅陵对端午的重视更甚于岳阳。岳阳每年端午的时候要主办大型的国际体育比赛——划龙舟比赛。这个比赛更多的是政府的一个与招商引资相关的现代体育竞技项目。

而沅陵不是。我曾经专门到沅陵去考察过。沅陵人对于龙舟的起源有着自己的说法。沅陵人的记载里，屈原曾经到沅陵观看过龙舟。沅陵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我曾经去考察过一个被叫做“神农洞”的山洞，被传是神农部落曾经呆过的地方。洞内冬暖夏凉，其中一处明显有过人工痕迹的地方，竟然有一根直径在1米左右，高近2米的石笋。近2米高的石笋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形成我没有研究过，但我相信那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

沅陵人认为，划龙舟就起源于神农氏。有两种推测：一是神农部落从深山延沅江支流外迁后，部落的后代为了纪念外迁而模仿当时的独木舟做成龙舟，以划龙舟作为对外迁移的宗教性纪念；另一种推测是，当时神农部落盛行水葬，划龙舟是一种祭奠仪式。不管哪种推测，沅陵人把自己作为神农的后裔，把划龙舟作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沅陵的龙舟与我们见到的一般龙舟比赛不一样。沅陵的划龙舟比赛有着很原始的民俗成分，从制造独具特色的龙舟到比赛仪式，直到今天还具有某种神秘的、祭奠的味道在里面。当地的政府官员曾经告诉我，有一年沅陵大旱，沅江水位很低，县政府决定当年不搞划龙舟比赛，让大家集中力量抗旱。可是，热爱龙舟的沅陵人竟然拿着木浆，为此到县政府“集访”，直到最后县政府同意进行龙舟比赛为止。

端午节在湖南受重视的程度可见一斑。

德隆事件终于过去了。但这个事情在长沙市委宣传部和长沙晚报说清楚后并没有在斯威特说清楚。斯威特方面认为这个事件谁对谁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未能和徐辉搞好团结。

但是，团结不是巴结，团结更不是勾结。有团结也要有斗争。团结是表明态度，斗争是团结的方式之一，是帮助人、改造人的手段之一。合作都会有磨合期，重要的是磨合期内磨合什么，怎么磨合。一个服从一个是一种磨合方式，各干各的是一种磨合方式，用斗争的手段把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变成一条道上的人也是一种方式。对徐辉，我认为应当使用第三种方式。

但斯威特似乎并不同意我的观点。从他们不给我提供支持就可以知道这一点。

我相信在德隆事件中，包天雷和斯威特其他人都认为我是不可靠的，从业务的方向上讲不可靠。徐辉对于德隆事件政治风险的无限放大让斯威特感到了害怕。他们怕因此而使斯威特受到牵连。

实际上，这是因为斯威特太外行。我们都知道，宣传部对于媒体报道的批评是很正常的，也是比较常见的管理手段之一。而且，宣传部的批评是有程度之分的。像东方新报当时的那种情况，不听招呼的确是犯了大忌，但是也没有严重到让宣传部门动真格的地步。相对来说，湖南的媒体环境是很好的。相对而言，湖南省委宣传部和长沙市委宣传部，在我看来，是非常开明和关心媒体的。这跟文化产业在湖南的支柱性产业地位，以及湖南卫视在全国巨大影响力给湖南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密不可分。这一点从斯威特能够拿到东方新报和女性频道项目就可见一斑。民营企业那么大动作与东方新报和女性频道合作，如果没有他们敢于创新、勇于开拓的精神和务实的作风是不可能的。宣传部门的批评，有时候是不得已而为之，这要媒体的掌门人能够听得懂其中的玄妙所在。

实际上，在后来我与宣传部的官员们的交流中，我明白地感受到的，不是责难，而是关心。这让我很感动。徐辉以及别有用心的个别人对斯威特夸大事件的影响，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过，傲慢的、封闭的斯威特是不会知道的。

就在德隆事件逐步平息的时候，一件因为我的疏忽而出现的事件把我和新报原班子之间的矛盾推向了新的风口浪尖。

具体时间记不得了，大概是在5月中旬到5月底之间的某一天。那天首先是发生了一场让我很生气地事。发行中心的几个中干集体弹劾分管的副总孙治中。孙治中是新报唯一从市场中招聘来的高管，使新报项目所为市场化操作的标签。弹劾的理由是孙管理粗暴，不熟悉业务等等。

即使这些中干们反映的是事实，用一种要么你走要么我们走的威胁态度跟报社摊牌，这首先就是我不能接受的。有问题可以通过正常途径提出来，提出问题的目的也一定是为了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而不是针对某个人的。更何况报纸才复刊不久，很多的管理措施、战略战术都还没有完全地展示出来。对于某个人的能力，我们应该在对其充分授权的基础上充分让其展示后才能得出结论。刚刚被聘的中干就能团结起来炒分管老总的鱿鱼，我认为这事不正常，而且极其不正常。如果没有人在背后指使，我相信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于是我分别找几个干部谈话，了解真实的情况。同时还要稳定住孙治中。因为他是唯一一个通过招聘进入报社班子的成员，我觉得更应该关心。不然斯威特那一点点市场化运作的尾巴都回没有了。即使能力有不足，我认为也是可以通过学习和努力得到提高的，用这种方式搞人事斗争实在是莫名其妙。

这样就搞到了晚上。

编前会开过以后，编辑中心把晚上的广告安排拿过来。我看头版有一个医疗广告，就让通知广告中心给换走。虽然广告经营很重要，但是，医疗广告在头版非常影响报纸的品牌形象，即使没有广告也不能让医疗广告上头版。这个原则我在前期已经和班子成员们都沟通过了，大家也认可了。后来，分管广告的樊光祥直接找到了徐辉，要求一定要上头版。徐辉亲自出面，我也看了广告的样稿，是一个美容医院的广告，想了想，用不着为这个再激化矛盾，于是同意了仍然上头版。

但是解决发行的人事问题牵扯了我主要的精力。而徐辉在给我打过招呼后也就回家去了，广告中心没有人去跟踪执行，我又忘了给编辑中心讲。结果就是广告被撤后没有恢复。直到签样我也没有记起来。

这样的事在其他地方不会发生。因为广告会有人审订广告在版面的最后安排，对于异动更是会追到底。但是东方新报是没有管理的，也没有流程，广告中心的相关人员也没有责任心关心自己的广告最后落实的情况，反正就是东西一扔过来就不管了。这样就漏登了这个广告。

这次事件我负有很大的责任。因为是我撤的广告，而且我又同意了继续在头版刊登。徐辉这一次吃死了我，把这个事件上升到破坏报社广告经营的高度，说我有意增加了广告经营的难度，使得报社无法按照原来的计划完成预期的经营目标。这个罪可就大了。我解释是没有用的。徐辉、樊光祥、包天雷在这件事上面达成了高度的一致，漏登以后没有一个人找我，完全就像没事一样。

但是我知道，每人说这事说明这事糟糕透顶了。我主动找了樊光祥、徐辉，并向包汇报了这个事，作了检讨，并电话给广告公司，表示歉意并愿意承担损失。我没有因为广告管理的问题而去推脱，是因为我觉得这毕竟给报社带来了损失，我想自己也确实有责任。对于这件事情可能出现的恶劣后果，我有一些感觉。但是，我那时还是相信包天雷会基于斯威特地利益对我进行支持。我已经做了检讨，也讲明了原因。而且，一次的失误并不能说明什么。重要的是要从失误中总结出经验来。包天雷至少在口头上也是这样讲的。我相信了，于是，我开始对报纸各个环节运作在流程中的问题进行了思考。

不过，后来的事情发展表明，这种思考是徒劳的，这种信任也是唐吉坷德式的。我后来听斯威特的人讲，我所犯下的严重错误之一就是这件事。

    据新华社的报道，负责组织此次采购事宜的是江西省高等级公路管理局机务处处长陈雪飞。据陈雪飞同志介绍，本次政府采购是江西省高速公路路面养护等设备的首次公开招投标，也是江西省高速公路建设的世行贷款项目之一，采购设备总值约3000万元。

　　陈雪飞表示，本次设备采购完全是按照“国际惯例”进行的，质优价低者中标。之所以大范围拒绝国产自主品牌的设备，主要原因是国产自主品牌虽然价格低廉，但质量不过关，远不如国外品牌设备质量相对稳定可靠。

    这个女人还表示，国外品牌的设备在购置费用上普遍比国内品牌高出30%甚至更多，为防止国内一些小厂商以“价低质劣”的设备恶意低价中标，只能在招标文书中预先设槛，将这些国内小厂家拒之门外。

    我读了这新闻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应该把这女人拉出去枪毙，然后把江西负责高等级公路局分管方面工作的、在招标规划上签字同意的一应人等都关入“天牢”，等候发落。

    即使是国内没有路面设备生产厂家，在文件中也不能这样公开地崇洋媚外。这不是商业领域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吗？！况且这是政府的招标项目，还不算纯粹的商业行为。就不说在世贸组织框架内的贸易保护了吧，美国呀什么的每年在这方面玩的花样已经让人眼花缭乱了，谁愿意谁留意一下或者去网上查一查就知道了。

    我要说的是，人总还有一点廉耻之心，尤其是政府官员。按照中国官场和民间的“潜规则”，做见不得人的事总还要盖一块遮羞布吧。这下好了，终于把遮羞布都拿掉了，赤裸裸地在街上叫卖起来。

    新华社的报道特别提到：

    一些报名时就被拒之门外的国内厂商反映，江西此次政府采购所称的“国际知名品牌”概念模糊，容易出现人为的操纵；另外，所谓的“国外厂家在国内投资组装”早已花样翻新，一些厂家打着进口品牌的幌子，在国外注册一家公司，作为企业形象宣传使用，而所有的生产都在国内完成。

    一位专业人士告诉记者，有些招标条款已露出了“马脚”，比如能够满足“国内投资组装”这一条款的，全国只有一到两家，江西的开标结果甚至可以“精确预测”。

    原来如此！并不是简单的崇洋媚外。崇洋媚外不是今天才有的，也不是某一个人具有的，虽然有点问题，但不是原则性问题。反正招标都要出问题的，不如拿一个雷声大雨点小的，安安稳稳做完了勾当，最多名誉上受点损失，无所谓啦！

    你看看，这就是高智商。只有高智商的人，只有对官场规则烂熟于心的人才能想出这样的妙招。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最多是挨挨骂，顶多了咱就一直做处长不做厅级，但好处是实实在在的。第一，最多被上级骂一顿，说业务不熟悉。不会因此而鸡飞蛋打竹篮打水一场空，甚至赔了夫人又折兵，在牢房里度日子。第二，即使被人骂了，还可以还嘴：不与国内企业打交道避免了收受贿赂，也是没有办法呀！好像是被“我腰痛没办法干活”逼的无奈才出街拉客的暗娼一样，让不知就里的人免不了给点同情。至于有没有拿好处费，那天知道地知道，你去找国际法庭调查吧！

    当然，这事不是陈雪飞同志一个人能搞定的。这么一个东西堂而皇之地出来了，说明江西有一群掌握着权力的人都默许了这样做。这可就麻烦了。

    圣诞夜从郑州回到成都，郑州晚报的项目总算是交了差。

    接下来一个多星期，为了弟弟的婚事在乐山和绵阳之间奔走。好不容易这事办完了，家里的网络故障又不断，让我总是没有上网的机会。直到今天上午才把网络接通，我与这个世界之间的“隔绝”状态才算解除。

    在这段时间里，萨达姆被绞死了。一位朋友问我怎么看这件事。我说我没有什么看法。美国要萨达姆死，萨达姆就死了，这就是强权。我们能有什么看法？有看法有如何？美国出兵伊拉克以来，我们的看法还算少吗？我不知道该怎样去对这件事发表意见。

    其实可以说的还有郑州一家公司策划的圣诞裸奔活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一次商业秀，策划者和操办者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能裸奔。只要稍微对郑州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即使郑州再开放，也不可能在二七塔附近搞这样的活动。据说这次裸奔主要是为了反对白酒行业的过度包装。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这种低层次、小模仿的商业秀败坏了策划人的声誉，不说也罢。

    另外一件事就《满城尽戴黄金甲》的上映。一位朋友给我发来短信说，把乌龟壳染成黄色叫黄金甲，把所有的乌龟都染成黄色就叫满城尽戴黄金甲。这自然是一种揶揄。但是，我对《满城尽戴黄金甲》的确是腹诽不少的。联想到陈凯歌去年的《无极》，冯小刚搞的《夜宴》，你在联系《满城尽戴黄金甲》一起想想，这几部片子代表什么？代表的是第5代导演的集体意淫，也代表着地5袋导演的集体江郎才尽。想想，除了通过糟蹋美丽自然山水和可爱的钞票换来的几个漂亮镜头之外，这些片子就整个的是垃圾。剧情是无聊之极的剧情，表演时矫揉造作的表演，思想是下流媚金的思想。真不知道中国的电影怎么走到了这一步！还有一点让我深恶痛疾的，就是冯小刚们、张艺谋们对于剧情的剽窃。《夜宴》对《哈姆雷特》的剽窃，《满城尽戴黄金甲》对《雷雨》的剽窃。连编故事的本事都“江郎才尽”了么？

    期间还听说北大女生公开“裸浴”照。我不知道北大怎么了，北大的文化怎么了。大学与世俗社会之间，虽然不至于格格不入，但是总还是要为世俗社会保留一点精神家园的根吧？不然为什么不叫职业学院而叫大学？大学者，乃是有大智慧之地，可供世人学习之地也。如果在大学里所学到的就是书本上的那些文字、符号所代表的东西，那么，有图书馆就够了，要大学干什么？诚然，北大女生也是女生，她们有选择怎么公开自己隐私的权利。我之所以发出感慨，是因为她们做了这样的选择。她们选择的举动是没有问题的，她们选择的内容也没什么大不了，只要她们自己愿意。但是，是什么导致了她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我想这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   

    《兵败长沙》其实早就写完了，因为其中涉及到的一些人和事而一直没有讲完。这段时间我会整理一下，争取把其中的主要部分都先登完。

    算是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