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救灾工作的推进，地震对宏观经济及政策走向的影响引起了诸多争议。针对业界地震会使紧缩货币政策终结的看法，发改委、央行等权威部门近日表示，由于四川在全国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大概是４％左右，而重灾区所占比重大概只占千分之几，因此这场灾害并不会改变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基本面。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此前也表示，“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中，会加快GDP的增长，抗震救灾本身不是调整紧缩货币政策的理由”。
按照GDP的概念和核算方法，这个结论或许是对的，但自然灾害能拉动GDP增长这个与常识相悖的理由却很值得玩味。每当遭遇灾难，都会有经济学家抛出这个宏论，而且最终每次GDP的统计数字似乎都很给面子。
问题出在GDP核算的是流量，而灾难毁坏的大部分是存量。按照所谓的“破窗理论”，打破了一扇窗户并找玻璃工修理上，首先增加了玻璃工的收入，继而由于乘数效应使收入产生连锁性的增长，打碎一块玻璃，就等于提供了无数的金钱和就业机会，即通过破坏创造了GDP增长。
但这不过是个数字游戏而已，如果把灾难带来的存量损失摊入当年的GDP，即计算NDP（国内生产净值），这样与重建所带来的GDP增长就会抵消，事实上这也就是核算“绿色GDP”。如果再考虑到重建资金的机会成本，就必须相信灾难就是灾难，对经济体只有损失而没有虚幻的增长——这也是人们盲目崇拜GDP的思想流毒。
更重要的是，如果经济学家认为重建会带来GDP的加速增长，那么隐含的逻辑就是如果没有发生地震的话，重建的钱用作他途比如公共领域所带来的GDP增长会小于重建。
据报道，中央财政已经决定划拨700亿作为灾后恢复重建基金，主要投放在过渡安置房重建、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这些生产性投资一直是地方政府拉高GDP的主要领域，因为像社会保障支出和转移支付等严格说来并不纳入GDP，它相当于一种“负税”，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GDP挂帅的情况下，为什么财政支出用于公共领域的份额“相当”少了。当然，这并不是反对重建，而是要提醒政府在重建过程中不要过度追求GDP指标以求得心理平衡。
同时，经济学家的这种依赖财政进行生产性投资以拉动GDP的思维方式也暴露了传统财政政策的软肋。2004年以来，我们一直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对三农以及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财政支出增幅一直很“稳健”，这和财政收入的总量（2007年接近5.1万亿）和增幅（2007年接近31%）明显不成比例。但用于生产性投资、公用经费和国有企业亏损补贴等却一直很不“稳健”， 原因就在于生产性投资和公用经费支出可以一举两得，既能推高GDP，又能给当事人带来实惠。其实，许多国际经验表明，如果政府加大教育、医疗等方面的财政支出作为人力资本的长期投资，是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我们不能鼠目寸光。
另外，目前央行单打独斗已经很难对付愈演愈烈的通胀形势，中美利差的倒挂压迫了中国的利率上调空间，而且目前国有银行超额准备金率已降至0.5%，让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也已经接近了商业银行承受的极限，继续上调势必要造成央行和商业银行的利益冲突。在一季度的货币政策报告中，央行也表示了无奈，提出了既要打击通胀又要扩大内需的矛盾政策主张，这表明一刀切式的货币政策已经孤掌难鸣，而更加灵活的“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呼之欲出。
在通胀背景下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要政府消减竞争领域的生产性投资，而加大公共领域的财政支出，让城镇低收入人群无通胀之虞；增加对三农的补贴，以平抑农产品价格；加大对新能源、环保和高科技产业的扶植力度，促使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
结构性的通胀并不可怕，正如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所说，食品价格上涨是市场对城乡利益的一次再调整。由此看来，以打击通胀为目标的从紧货币政策可能只是“城里人”的一厢情愿，货币政策或许作为稳定通胀预期的符号最好，而在财力日盛的情况下加快实施合理的“积极”财政政策才是正途。而以灾后重建拉动GDP这样的论调，是无法形成科学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
删节后发自《每日经济新闻》http://www.nbd.com.cn/newShow.asp?D_ID=108962

相对于冰冷数字背后鲜活生命的逝去，这篇文章在说一个相当无聊的话题，但没办法，这就是生活，生的时候就得这么活。古人云：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希望通过这次灾难，我们都反求诸己，除了默默祈祷，更要有一颗慈悲而感恩的心，并坚持下去……

有人说，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我喜欢的，一种是我不喜欢的。如果借用到股市上，可以说，世上有两种消息：一种是利空，一种是利好。

自从5月30日的“子夜印花税”将股市从单边上涨修理为“宽幅震荡、稳中有升”后，另一个与股市密切相关的税收手段——取消利息税，被视为利空在市场上广为传播。

从2004年以来，中国经济走出了通缩阴影，各界人士都在呼吁取消或改革利息税，以使储户的存款实际收益为正。然而，这样一个对全国人民都是利好的消息却被几千万股民视为了利空，想必股民自己也会纳闷，它到底是利好还是利空？

昨日，人大常委会审议了授权国务院可停减利息税的议案，意味着这一所谓的利空即将兑现。而市场的反应则是沪深两市缩量震荡上攻，沪综指报收 4045.70点，涨1.82%；深成指报收13477.5点，涨1.95%，大有将此利空踩在脚下之势。

当然，这一现象似乎可以用著名的股谚“利空出尽是利好”来解释，但对于取消利息税对股市的实际影响或许需要更进一步的剖析。

如果取消利息税，相当于在不取消的情况下加息0.765个百分点，也就相当于加了2.83次息（假定每次加息0.27个百分点）。由于加息相当于增加了投资者的机会成本，如果把取消利息税等同于上调存款利率或加息的情况下，理论上对股市自然是利空，但仔细分析则不尽然。

尽管取消利息税相当于加息，但取消后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仅为3.06%，并没有显著改变储蓄存款与股票投资的相对收益率。货币政策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有非对称性的特点：当市场出现一次突发性的大幅下跌时，中央银行可以充分发挥最后贷款人作用，消除市场不安心理，维护市场信心。但是，当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甚至泡沫过度的时候，央行的货币政策就很难控制它，这也是目前央行调控股市的困境所在。

如果理性的投资者都有了这个预期，即央行很难控制资产泡沫，资产泡沫还会继续膨胀，通过预期的自我实现，加息反倒有可能成为短期推动资本市场上行的力量。

从金融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一个理性的投资者通常把“保命钱”放在无风险收益的银行里，会设定一个“保命价位”以防不时之需，而把所谓的“闲钱”投到高风险高收益的股票市场上。那么，取消利息税后，由于存款收益提高了，他就可以用比以前较少的本金完成他的“保命任务”，而把省下来的钱投入到其他投资渠道，这也是储蓄的收入效应。因此，取消利息税并不必然会减缓储蓄资金分流至股市。

当然，上面的分析是在假定投资者预期一致的基础上的，而实际上每个投资者都会考虑集体行动的成本，完全行动一致是很难的，那么即使取消利息税后一部分分流至股市的资金再回流至银行，结果会如何呢？

如果通过5月18日那样的存贷不同步加息，会再次缩小银行利差，对商业银行业绩的影响比较大。但取消利息税，只是财政收入减少，并不会影响银行的利息支付，这样在不增加商业银行利息成本的情况下，如果资金回流将增大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降低银行的边际成本，对银行的业绩增长是有利的。再考虑到银行股的总市值在174781亿元的总市值中，占比已经高达了26%，银行股的向好对大盘的带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此外，由于取消利息税与贷款利率并无关系，而且利息税只是个人所得税下的一项，与企业又没有关系，因此，不会像加息那样显著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经营业绩。

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股市还不具备市场经济的特征，国有股成分偏大，无股不庄的现象十分明显，散户的资金流入与流出其实与股市走势并不完全相关，幕后的庄家才是决定力量。只有显著影响到庄家操作成本的政策才是真正的利空，利息税显然难以担此重任，投资者一定要擦亮眼睛，否则就会成为庄家洗盘的牺牲品。

6月28日广州日报专栏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07-06/28/content_30039256.htm，，大家别骂我，哈哈。

腐败和管制是万恶之源。在中国的经济转轨进程中，公共权力 “掠夺”了巨额租金已是不争的事实。近日，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主持的研究报告《灰色收入和居民收入差距》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数字——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总和比现有数据多出4.8万亿元（可视作“灰色收入”），相当于GDP或国民总收入的26％。

报告认为，统计收入的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阶层，占全部遗漏收入的四分之三。公共资金的缺失、金融腐败、土地收益流失、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支出、垄断行业收入等是形成灰色收入的重要渠道。

这是一组令人震惊的数字，它表明中国经济管制和腐败的成本，几乎可以完全抵消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增进。

此前，高辉清等曾对2004年由于腐败和管制导致的损失进行了详尽的估算，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在2004年，中国经济运行中的腐败和管制的窟窿为4.6万亿元，占当年GDP现价比重为29.3%。

其实，经验事实和统计数据的自相矛盾也告诉我们现有高收入居民的收入状况被严重低估。比如，根据现有的统计数据，2005年城镇10％最高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还不到2.9万元，这与目前汽车的普及率、房地产市场上的强劲购买力以及高收入人群在出境旅游和奢侈消费等方面的消费能力完全不相称。

这些都足以与王小鲁的结论相互验证，灰色收入的巨大黑洞正吞噬着中国经济、拉大了贫富差距。

种种迹象表明，通货膨胀的阴影正笼罩着中国。尽管从表面上看，近期肉蛋类食品价格的上涨推动了CPI，并不会引发整体的通货膨胀。但从长期来看，随着劳动力、土地和能源等要素资源从政府管制定价向市场定价的转变，在价格修正后必然要经历一个全社会商品价格上涨的过程，适度的通胀在未来不可避免。

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大量的灰色收入会孳生和繁衍。以土地出让为例，目前各级政府左手通过权力低价征地，右手通过权力在以“市场化”的方法出让土地，而被征土地的收益分配，按照钟伟教授的排序依次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地方政府、村级组织和农民。

据统计，地方政府以每年超过5000亿元的速度把属于全民的土地资源无偿转让给开发商和用地企业，地方政府在土地征用开发过程中的中间获益至少2080亿元。这部分本该用来补偿失地农民和用于社会长远发展的土地收益，在多数情况下是作为地方政府的额外收入花掉。由于产权的缺失，农民在土地的“价值回归”过程中几近“一无所有”。

不仅如此，劳动力作为最重要的资源，在这一轮水、电、天然气等要素资源价格改革中被忽视，直接的表现就是工资增长的乏力。诚然，伴随着工资或财富增长的通货膨胀是符合经济学逻辑并可以接受的，但中国的资产分布是“八八率”，即8%的人掌握着80%的金融资产，这样，如果仅仅依靠一小部分人巨量财富推动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膨胀则只会让绝大多数人无辜受过，这也是公众对通胀的担忧和不满所在。

值得思考的是，这几年我们一直津津乐道的流动性过剩，也就是钱多了，到底是谁的钱多了？是否仅仅是结构上的流动性过剩、是政府的寻租收入和靠压榨劳动力为生的企业的“灰色收入”的过剩？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近几年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的增长速度已经明显超过了居民储蓄。

当灰色收入遭遇通货膨胀，不仅暴露了我们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严重滞后，导致了公共资源的巨大损耗和收入分配的混乱无序，而且还暴露了中国经济在总量繁荣下结构的失衡。而这些都不能仅仅靠政府的二次分配来弥补，如何在初次分配中保证机会平等，限制政府的“掠夺之手”，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个向往和谐的政府的义不容辞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