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早些时候，我去中国，待了近一个月，就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民工潮，采访了许多农民工和学者，后来在本网站编辑团队的帮助下，在FT中文网上推出了“中国城市化系列”。这套系列报道和专家访谈如今被中国的法律出版社结集成书，书名为《中国农民工调查》。下面就是我为此书写的序言。）

我虽然从小在城市里长大，但我的一生都与中国农村有着某种牵连，与中国农民有着某种瓜葛。

这也许就是我虽然最初有些犹豫、但最后还是决定采写这套农民工系列报道的原因。

我父亲来自中国山东胶东农村。他虽然小学没有毕业就去县城一家杂货铺打工，他虽然19岁就弃工从戎，他虽然一辈子是个军人，但他骨子里还是个农民。从我记事时起，我就知道，父亲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种地，工作之余，他在自家后院开拓了一块儿地，种瓜种菜，其乐无穷。后来离休，他索性成了“专业农民”：全天候种地，一直种到前些年干不动活为止。

父亲与土地的关系还不仅如此。他经常回农村老家探亲，并且带着我们兄弟几个人回去：用当时流行的话说，那是“忆苦思甜”，用现在流行的话说，那是“寻根”。我们老家确实很贫苦，爷爷、奶奶去世早，老家只剩姑姑、姑父一家人，姑姑生了14个孩子，但死了7个，只有一半活了下来。我童年和少年的回忆，自然少不了与姑姑姑父盘腿坐在农村土炕上吃海蛎子、与表兄表弟在海边钓鱼这类快活之事，但更多的则是听姑姑哭诉丧子丧女之痛、听姑父叹气没钱给结婚的儿子盖房、听表姐埋怨婆家待其不公这类伤心之事。

后来，我知道，老家清末民初闹灾荒，有很多人“闯关东”，后来定居在东北。他们的后代中，有不少人成了哈尔滨、沈阳、大连等东北城市的“城里人”。我回老家时，常常会看到这些东北“城里人”跟着父母或祖父母，提着大包小裹，坐着长途汽车，回胶东老家寻根探亲，一旦来到乡下，他们特别受到那些仍在老家务农的乡里乡亲们的尊崇和款待。

我没有赶上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但小学时，我们经常被学校组织集体去农村，帮助农民捡麦穗；中学时，我们除了每年夏收帮助农民割麦子之外，还曾全班一起去农村生活、劳动了一个多月，我们被分别安排在农民家里吃住，白天则跟农民一起干农活，美其名曰“学农”。那时，人民公社制度还没有废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农村生活的艰苦、农民对集体经济的漠不关心、以及年轻一代渴望离开农村的梦想。

中学毕业后，我当了三年兵。那三年是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之间的过渡期。我的战友绝大多数都是农村兵。我与他们同吃同住同训练同被领导抓公差，我熟悉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欲所求，就像熟悉他们的呼吸哈欠呼噜饱嗝。在那个年代，虽然中国已经恢复了高考，但农家子弟能够考上大学的仍属凤毛麟角，当兵大概是他们跳出农门的唯一可行之路。这些农家子弟兵最大的梦想，就是在部队提干，顺着军官的阶梯上往上爬；即使无法提干，也要争取入党，这样他们也许能够在复员后被安排进入城镇工矿企业内就业，转为非农户口；如果既无法提干，又未能入党，他们就只能重返农村务农，那他们在部队的这一圈就算白转了。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位刚入伍的农村兵，为了争取早晨第一个抢到扫地的扫帚，为了给班长留下好印象，在起床号吹响前十分钟就提前起床，悄悄地穿好军装，再躺进被窝里，起床号一响，便马上箭一般地窜起，直奔放置扫帚的墙角……

李明（化名）是我当兵时最要好的战友，来自河南农村。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时，李明父亲赶上了少有的城市企业去农村招工的机会，成了洛阳一家工厂的工人，但父亲无力使老婆孩子都转为城市户口，所以他们家兄弟姐妹几个只能在农村老家务农。李明在家中是老小，当兵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入党、提干，永远离开农村。他聪明能干，在报务员教导队集训时每次考核都是第一名，集训结束前，他又被评为唯一的“优秀学员”，那时他对自己在部队里入党、提干的前景非常自信。

集训结束后，我们被分到不同的部队，但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李明表现非常突出，不论是发报还是收报，他一直都是技术标兵。谁知，就在我们集训结束一年之后，中国军队发生了一项重大变化：不再从普通战士中提拔军官，而从军校中培养军官，军校则与地方普通院校一样，面向社会招生，通过文化考试录取学员。这样，那些本来就升学无望的农家子弟，试图通过当兵跳出农门的路也被堵住了。失望之极，李明决定复员。我至今仍然记得当时李明给我的来信中所流露的那种灰色的情绪。

那时中国的企业还时兴“顶替制度”。李明复员后，他父亲不想让家中最后一个孩子也困守土地，所以决定提前退休，让儿子进厂“顶替”。这样，李明父亲以自己提前回乡作为代价，让小儿子实现了进城当工人、户口农转非的梦想。

1980年，我也复员，并在同年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大学。我最要好的大学同学中，也包括几个来自农村的学生，他们学习最刻苦，待人最诚恳，成绩也最优异。但也有一个人例外。他叫赵启祥（化名），来自安徽农村。小赵性格孤僻，很少和人打交道，大学期间，我对他最深的印象就是，每次上课，他都躲在一个角落睡觉，虽然考试科科都及格，但成绩平平。最有趣的是，考试前的复习课，老师特意强调不记考勤，学生可来可不来，但每次小赵都来，但依然躲在角落睡觉。同学们戏谑地说，小赵需要老师那种催眠式的讲课声，才能睡得着觉。

他上课睡觉时，偶尔会发出浅浅的呼噜声，坐在他附近的同学可能会相互会心一笑，但不会报告老师。但有一次，他的鼾声可能过响，终于被老师听到，老师走到他面前，喊了他几声，他才醒了过来，在同学的一片笑声中，他揉了揉眼，仿佛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此后，他上课时依然故我，继续躲在教室角落睡觉，但大概因为明显改善了睡觉时的呼吸方式吧，从此我们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鼾声。

后来，我们发现，小赵绝对不是那种混日子的人。他白天上课时睡觉，但他晚上一宿不睡，自修更高深的课程，自读许多课外书，更重要的是，苦修英文。毕业时，别人都忙着活动管分配的辅导员，力争分到一份好工作，但他却凭着夜晚自修的专业课知识和英语能力，考上了北京一所名校的硕士研究生，拿到硕士学位后不久，他又以很好的专业成绩和很高的托福分数，被加拿大一所著名法学院的研究生院录取，并赋予全额奖学金。

小赵是我们同学中第一个考取研究生、第一个出国留学、并第一个在海外定居的人。后来我们同学聚会时谈起他，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小赵是我们班里最有野心、最有远见、但也最会伪装的人，他的野心和远见都伪装在白天上课时偶尔发出的呼噜声中了……

八十年代中期，当我在北京《中国青年报》工作时，正好赶上中国农村改革不断出新、城市改革却举步维艰的时刻，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乡下人比城里人富、农民比市民“牛”的时期。

就在那个奇特的“城乡倒挂”期，有一次，一个地地道道的山东农民，因经营鱼虾养殖业赚了钱，受到当地政府无理刁难，一气之下，开着自家的面包车，从山东胶东的牟平县，一直开到北京告状，他的举动打动了诸多中央级传媒的记者，于是，一批京城记者，其中也包括我，坐着这位山东农民的面包车，又浩浩荡荡地开回了山东牟平。

我还记得，我们在山东牟平采访时，为当地农民的富裕、自信、牛气深深震撼，我根本不敢相信，这就是我儿时见过的贫穷衰败的胶东老家！这位与地方政府打官司的农民，仅仅靠养殖业和副业，就盖了在我们这些京城记者看来属于“富丽堂皇级”的小楼，买了当时城里人根本不敢想象的数辆汽车，更令人吃惊的是，他的富裕程度，在当时胶东那一带的农村中，根本排不上号，因为真正富裕的，还要数那些经营乡镇企业的农民企业家。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这一罕见的“城乡倒挂”期，比当时媒体上吵得纷纷扬扬的“脑体倒挂”期还要短暂。至于中国农民为何由相对富裕转为相对贫穷、乡镇企业为何由相对繁荣转为相对衰落，海内外已经有大量的分析，不需要我再赘述。

大概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兴起了当时被官方贬为“盲流”的民工潮。本书的系列报道和专家访谈，便是描述和解读中国民工潮及其带动的城市化进程的一种尝试。

这场被后来的学者称为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是追求更好生活的中国农民自下而上推动起来的，它使中国的城市人口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净增四亿。但究其实，它不过是中国北方农民“走西口”、“闯关东”、中国南方农民“下南洋”、“漂美洲”的延续，是我的战友李明、我的同学赵启祥以及千千万万像他们那样的农民子弟梦想和拼搏的延续。

20年前，我从事新闻工作一年后，曾有一次机会去洛阳采访，我专门去拜访了老战友李明。那时，李明仍然在他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工厂工作，在保卫科做一个普通的科员；那时，他刚在洛阳结了婚，成了家，厂里给这对儿新婚夫妇在工厂宿舍楼中分了一间房，房间面积虽然不大，但他很满足：他告诉我说，我们当时在教导队一块儿集训的战友，因为赶上中国军队干部培养制度改革而无法直接提干，绝大部分人都复员回乡务农了，像他这样能够进工厂的农村复员兵寥寥无几。

李明还像当兵时那样，工作之余爱好打打篮球；与穿军装时唯一不同的是，他在工厂宿舍楼背后的乱草中开辟出了一块儿菜地，种上了萝卜和大白菜，用他的说法，“省点儿买菜钱。”

“你这么喜欢种地，为什么复员后不回农村？”我开玩笑地问。

他的回答没头没脑：“真要让我回农村，我倒没有那个闲心种地了。”

我一直在琢磨李明这句话的确切含义，琢磨了20年。

一直到我这次去中国采访了众多的农民工和农民工出身的企业家，一直到我就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疑问走访了众多中国一流的学者、专家，一直到我与平素鲜言寡语的父亲有了那番交谈，从而第一次知道了我父亲的身世和我祖父的经历，我才觉得，我大概搞懂了20年前李明说的那句话。

我写这篇文字之时，除了上述的20年，也是新中国建国58周年，中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启动近30年。此刻，英国伦敦秋风袭屋，阴雨击窗，我在地球的另一端伏案疾书，再次把我的真诚感谢，赠给这次中国之行中曾经接受过我采访或为我提供过帮助的所有人，把我内心的深切祝福，献给那些闯进城市追求更好生活的中国农民。

是为序。

2007年10月1日深夜写于伦敦

作者电子邮件地址：weicheng_ft@yahoo.co.uk

《远观中国》

一

最近，我乘坐大巴，从英国出发，经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国，去意大利玩了一周。

尽管有人抱怨大巴旅游是“上车睡觉，停车撒尿，下车拍照，回到家里什么也不知道”，但不知为什么，我却特别喜欢在欧洲境内乘坐大巴旅游。我喜欢在短短的时间内一下子穿越好几个国家，品味一种完全不同于在中国坐车很久仍出不了省境的跨国境体验；我喜欢在别的乘客瞌睡的时候睁大眼睛，欣赏车窗外的景色，认真分辨表面看来极为相似的欧洲各国在地貌、植被、建筑、人文等方面的细微差别……

让我感受最深的差别，是从奥地利进入意大利时看到那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恰如多年前我从长江入海口坐船，当轮船缓缓驶入东海时，我所看到的那条清晰的黄蓝分界线，如果你不在现场，你就根本不敢相信：那条分界线居然那么清晰、分明！

奥意边境地处阿尔卑斯山脉，奥地利一端的民宅多为木制结构，但做工精细，装饰华丽，形状各异，粉刷一新，窗外都悬挂着五颜六色的花卉，错落地分布在山脚、山腰、甚至山顶，远远望去，极为好看；意大利一端的山，也同样是阿尔卑斯山，地貌、植被基本相同，但民宅却大为不同：房子多为砖石结构，方方正正，没有装饰，有的房子瓦片灰暗，墙皮剥落，即使那些粉刷过的房子，风蚀水浸的痕迹也依稀可见。

意大利一周游之后，我们又乘大巴从意大利返回奥地利，幸亏车上意大利籍导游的解说，我才知道：确切地说，这条分界线并非位于奥意边境之间，而是位于意大利境内的德语居民和意大利语居民之间。意大利北部也居住着一些讲德语的奥地利裔人，所以，这条分界线其实始于意大利的德语自治区。

后来，听一位乘坐大巴从瑞士进入意大利旅游的朋友说，他也看到过这条分界线，但分界线不在瑞意边境之间，而是位于瑞士境内的德语区和意大利语区之间。

我不知道，这条分界线究竟意味着什么、代表了什么或说明了什么，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不敢轻易下什么结论。

我也是在这次大巴游的路途上最终读完了《国富国穷》这本书的。

我很早就在FT的图书馆里借出了这本书，但因为工作太忙，没有整块儿时间可供我读书，所以，这本书我断断续续地读了很久，总是读不完，一直到这次大巴旅游，我痛下决心：一定要在路途上把这本书突击读完，哪怕牺牲沿途看风光的乐趣！

谁知读书乐趣还是竞争不过观光欲望。旅途中，我仍然是看景多，读书少。最后读完这本书，还是靠晚上在酒店的挑灯夜战。

顾名思义，《国富国穷》这本书是分析各国之间的贫富差别的，是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兰德斯（David S. Landes）的晚年力作。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我猜想，前一段时间红遍神州大地的中国系列电视片《大国崛起》，其编导人员大概也看过《国富国穷》这本书，因为这本书的某些结论与《大国崛起》的某些观点颇为相似。

《国富国穷》的魅力就在于：它不枯燥，兰德斯特别善于讲故事，在历史事实的描述过程中，再穿插一些用散文笔触总结的经验教训；它像历史一样丰富，像历史一样充满了意料之外的转折。兰德斯更爱称自己是历史学家，而非经济学家。不像经济学家谈“国富国穷”时常爱构筑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或理论框架，兰德斯这本书似乎没有什么理论，他只是在谈历史，在讲故事，他从18、19世纪之交著名犹太裔金融家罗斯柴尔德的暴死讲起，一直讲到某些世界性大帝国财富方面的兴衰变化，最后再以列强聚财赛跑路途中迄今为止赢家输家的大盘点而结束。

兰德斯似乎不太在乎什么理论，但他讲的“大国兴衰”故事中又充满了理性的“闪电”、论点的“雷鸣”，作为读者的我，开卷时饶有兴味，掩卷后不免深思。

为什么有的国家富？为什么有的国家穷？为什么有的国家先穷后富？为什么有的国家先富后穷？为什么有的国家一直富强不起来？为什么历史上很少有哪个国家一直保持着首富首强的地位？我想，这些问题可能一直困扰着人类最有智慧的大脑，但即使是这些最伟大的哲人们，也一直未能给我们普通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在《国富国穷》一书的扉页上，兰德斯也引用了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1817年写给另一位经济学家李嘉图信中的一句话：“……各国富裕和贫穷的原因——政治经济学中所有探寻的大题目。”

我非哲人，尽管我也对这个大题目有着普通人的兴趣，但我毕竟不是专家。《国富国穷》这本书至少给像我这样的门外汉补了以下几条“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常识：

（1）并非白人主导的国家都先进、都富裕，某些欧洲国家或者欧裔移民主导的拉美国家不仅远远落后于日本，甚至也比不上“四小龙”等某些东亚经济体；

（2）欧洲各国贫富的原因并非完全取决于是否试验过计划经济；

（3）现在某些相对贫穷的西欧国家，过去曾经在财富积累方面一直领先；

（4）由“首富”地位跌至相对贫穷国家队伍的欧洲国家，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

（5）由“首富”地位跌至仍属富裕的第二梯队国家队伍的欧洲国家，包括荷兰和英国……

我们这辆大巴上的意大利籍导游名叫Giorgio，据说这是意大利男人最常用的名字之一，相当于英语的“乔治”（George），但意大利语的发音听上去有些像“洲洲”。他大概只有二十多岁，但留了一脸络腮胡子，性格外向，口若悬河，一路上，他滔滔不绝，不断介绍意大利的风土人情、抱怨意大利南部人好吃懒做（他自己是意大利北方人）、开罗马教皇的玩笑、骂意大利政坛的各色政客……

在“洲洲”的言谈举止之中，我感到，他似乎特别迷恋英国的文化，特别欣赏德语民族的勤奋和效率，他经常拿意大利人的懒散、不讲卫生、不遵守秩序等毛病，与英国人、德国人、奥地利人或者瑞士的德语居民相比，然后发出某种恨铁不成钢的叹息……

车上的英国乘客大概出于礼貌，无论是公开讨论，还是私下聊天，都很少说意大利人的坏话，但有一次晚饭用餐时，我听到一些英国乘客在闲谈中，聊起了英国铁路系统与德、奥、瑞士等国德语区铁路系统的对比，我能真切地感到他们口气中对德语民族办事效率的那种毫不掩饰的敬佩。

恰巧也是在意大利境内的旅途上，我读到了《国富国穷》一书中有关欧洲拉丁语国家与日耳曼语国家对比的章节。按照兰德斯的说法，曾经在财富赛跑中一度遥遥领先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拉丁语国家，之所以后来落后于北边的日耳曼语邻邦，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是文化和宗教因素：天主教历史上对异端邪说的严厉排斥、对异教徒和标新立异的思想家、科学家的残酷迫害，扼杀了这些奉天主教为国教的拉丁语国家的创新精神，而作为新教国家的荷兰、英国、德国，却对异端邪说相对宽容。

此外，兰德斯还多次提及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在塑造新教国家资本主义精神和企业家素质过程中的独特作用。

在车窗外匆匆掠过的如梦如幻的意大利海滨美景的陪衬下，我断断续续地读到了兰德斯的如下文字：

“意大利曾经一度领先，特别在意大利北部的波河河谷地区和热内亚周围地区。威尼斯和佛罗伦萨，一度是繁荣的工业中心和商业中心，后来却变成了纯粹的旅游胜地……意大利的统一（1870年）几乎没有改变早期劳动力和财富的分界线。北部混合了农业和工业，南部仍然是一片荒芜之地……南部最大的出口产品是移民：移居新世界特别是美国和阿根廷的移民以及二战后迁往意大利北部的移民。即使是意大利北部居民，也把他们的子女送往国外，通常是送到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更为富裕的工业区……”

但我不知道，兰德斯对意大利先富后穷原因的分析，与我在德语区和意大利语区所观察到的那条民宅分界线，到底有着什么联系。

在意大利玩了一周之后，我们的大巴返回了奥地利。

抵达奥地利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我们来到阿尔卑斯山区群山环抱的一个不知名的小山村，在山村客栈住了下来。

吃完晚饭，我顺着山村的主要街道信步走去。走到大概算是村中心的地方，我看到一家餐馆，招牌上写着“上海饭店”。我揉了揉眼睛：没错，是“上海饭店”，而且还是中文招牌！

在这个荒山野岭的奥地利山村，居然也有中餐馆！我走进餐馆，长着典型东方人小圆脸和丹凤眼的老板娘正在招呼几个喝得烂醉的白人酒鬼，见了我，她一愣：仿佛我是她开店以来见到的第一位华裔客人。半晌她才缓过劲来，用中文向我问好：“你是中国人吧？等一会儿，我让我先生出来招待你！”

不久，她先生出来了，给我倒了一杯啤酒。我们聊了起来。他们夫妻来自中国温州，十多年前从中国偷渡出来，投奔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餐馆的温州亲戚。“我们温州人特别抱团儿，在中国走南闯北合伙做小生意，在国外更是互相帮助。维也纳中餐馆太多，我们夫妻就想着到一个完全没有任何中国人的小地方开餐馆，当时我们没有奥地利身份，银行贷不到款，所以我们开餐馆的钱都是亲戚朋友给凑的。”他告诉我说。

临别时，我掏出几个欧元硬币，却被他一把拦住：“你是我们到这个小山村十年来见到的第一个华人，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能让你掏钱……”

《国富国穷》一书也花了很大的篇幅，谈到曾经在财富竞争“长跑”中领先的中国，为什么后来远远落后于欧美列强。

谈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外开放”，人们常常会提到英国人的鸦片和枪炮，但曾以研究钟表历史而名闻遐迩的兰德斯，却提到了葡萄牙人的钟表。“机械钟表是打开中国大门的钥匙。”——这是兰德斯谈及中国的名句之一，他讲述的这段西方钟表“中国奇遇记”的故事，形象地说明了中国由盛转衰、由富转穷的深层原因。

当葡萄牙人在16世纪把西方的机械钟表带到中国时，中国的皇帝和大臣都被这种记录时间的精巧的机械装置迷住了，但他们却对钟表背后的西方科技嗤之以鼻。兰德斯指出，即使当时中国在对待西学问题上“最为开放、最为好奇”的清朝皇帝康熙，也认为西方数学的原理都来自中国的《易经》、西方科学的方法最初都根源于中国。“所以，不想放弃西式钟表的中国人，却把它们矮化为玩具或者不具有什么功能的地位象征……”兰德斯如此引申开来：“文化上的傲慢和政治上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情愿的改善者和一位糟糕的学生。”

兰德斯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从反面寻找了中西差距拉大的原因：“欧洲人从一开始就是杰出的学生，他们从来就毫不犹豫地借鉴和模仿他人，并试图相应地改善自己。他们从中国学到了火药制造术、印刷术和其它一些重大的技术。”

也许因为《国富国穷》一书出版于大约10年前，当时中国经济上崛起之势尚不太清晰，所以，兰德斯未在此书中提及中国人如今对待外界先进事物的态度变化。不过，在那次采访中，兰德斯也谈到了当代中国的变化：“中国人现在清醒地意识到，他们将不得不向西方学习。他们可能会说，‘是的，我们过去也有过向西方学习的想法，我们当时没有把这个想法付诸实施，但是我们现在这么做了。’他们确实有个自尊心的问题，但他们清楚地知道，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世界中，他们别无选择，只有努力走在前面。”

与某些过分强调“国民性”的学者不同，兰德斯并未把中国近代的落后与华人的“劣根性”联系起来，相反，兰德斯通过对同为华人社会的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经济起飞的分析，特别赞扬了华人聪明、勤奋、节俭等优良素质：“他们（指华人）拥有使韦伯的新教伦理都相形见绌的工作伦理，而且他们把这种工作伦理一代一代地传了下去。”

兰德斯还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

他第一次到访香港时是一个晚上，他从酒店出来，经过一个开设在石阶平台上的照相机小店，他随便向店内看了一眼，店主立即问他要买什么。原本并不想买什么的兰德斯顺口问了一种特殊的照相机镜头，店主脸色沉了下来：原来，他店里已经没有这种镜头的存货了。但他的眼光随后又一亮：“如果你晚一些再来，我就能搞到这种镜头。”兰德斯说：“我现在去吃晚饭，至少要到午夜12点才能回来。”店主回答说：“不用担心，你回来时，我在这里准备好镜头等你。”

午夜12点多，兰德斯返回酒店，突然想起了这件事，但疲困的他试图劝慰自己：“别去那家小店了，纯属浪费时间。”随后，他又感到有些内疚，所以还是去了那家小店：小店仍然开着，店主守着那只特殊的镜头，等着他的到来。

讲完这个故事，兰德斯反问道：有谁能够在美国或欧洲为我找到一个愿意这么做的店主？

（作者电子邮件地址：weicheng_ft@yahoo.co.uk，其新书《所谓中产》最近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

《远观中国》

我在人群中艰难地挤来挤去，差点儿把一个中年人手中的咖啡杯撞洒，“I am really sorry.（对不起）”我不好意思地用英语道歉。“没关系！”对方却用略显生硬的中文安慰我。我这才注意到，他长着一张典型的东方人面孔。“你是华人吗？”我换成中文问他，不料他却告诉我：“我是日本人。”

他是在英国居住了20多年的英籍日裔商人……

我走到一堆年轻人中，交换名片、握手、寒暄、似曾相识地大笑、彼此用或流利或蹩脚的中文互相问候……他们之中，有男孩，有女孩，有白人，有华裔，但他们的共同“名片”是：一颦一笑之中掩饰不住的青春活力，他们共同的“履历”是：都在中国生活过一段不算短的时间。

他们是英国著名律师事务所年利达（Linklaters）的几位实习律师……

听了我上面的描述，你或许以为，我是在参加一个商业聚会。但实际上，我们都是一个学术研讨会的听众，在聆听“信息密集型”演说的间隙，在茶点室中用咖啡、聊天、大笑来放松一下自己。

上周五（11月16日）在伦敦市中心一栋看似普通的小楼中举行的这次学术研讨会，是楼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与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英国外交部威尔顿庄园国际论坛（Wilton Park）共同主办的“中国周”的首日开场活动，FT中文网则是这次活动的媒体支持者。

日裔商人、实习律师、投资银行家、商业开发经理、大学教授和学生、一个名为“筷子俱乐部”的“中国迷”社交团体的发起人……如果我不在研讨会的几次休息期间去一楼茶点室“放松”一下，我也不会认识这些仿佛“风牛马不相及”的各色人等，我也不会知道：英国的“中国迷”，其实遍布于许多出乎我意料的阶层、职业和族群。

当然，这一天最精彩的内容，还是研讨会上的演说。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2020年的中国：中共17大的关键政策后果及其影响”，演说者中则有许多中外名人和国际知名的“中国通”，这大概也是英国各界许多“中国迷”慕名而来的原因吧。

根据发表演说的顺序，这些演讲者分别为：英国外交部负责亚非事务的部长马洛克-布朗勋爵（Lord Malloch-Brown）、中国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美国波士顿大学东亚研究项目主任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郑永年、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丁宁宁、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宋丽娜、美国《新闻周刊》驻华记者邓肯·休伊特（Duncan Hewitt）、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胡永泰（Wing Thye Woo）、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姚树洁与英国著名政经评论家、专栏作家威尔·哈顿（Will Hutton）。

本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右)、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中)与会议主持人、牛津大学现代中国历史讲师米特(左)在研讨会上

因为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中共17大，所以，中共著名理论家李君如自然而然地成了会场的焦点。

“一个月前，中国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熟悉中国政治的朋友都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党代会最能反映出中国的政治走向。”以中文演讲的李君如这样开始了他的演说，也的确抓住了在场所有听众的注意力。

那么，中共17大反映出来的中国政治走向是什么呢？李君如娓娓道来：“一个和平发展的中国将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大踏步走向现代化。”

熟悉和不熟悉中国政治的西方人，可能都会被李君如演说中那纷繁杂乱的数据、层出不穷的术语、叠床架屋的大一、二、三和小1、2、3搞得“一头雾水”，但我注意到，场内所有听众依然非常专注地听着他讲的每一句话，似乎这些听众都具有剥开政治术语硬壳、捡出实质内容果仁的超凡能力。

当然，一直到会场休息期间，我才知道他们这种超凡能力的奥秘：就连那位一脸灿烂笑容的年利达年轻女实习律师，也断断续续在中国学习、工作过两年，就更别提那位每年都去中国跑生意的英籍日裔商人了。

我注意到，李君如花了很多时间，用了很多数据，解释中国近五年经济发展和战略选择的“变”和“不变”。

李君如说，五年前，中国政府“曾经提出要把发展速度降下来”，但从2003年到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4%，比原来提出的目标高了很多。怎么解释这种持续了29年的高增长？李君如给出的答案有四点：

一、中国是个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市场把中国社会潜在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激发出来了；

二、中国是个内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发展呈现梯度推进的特点，由此决定了中国经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将持续快速发展；

三、中国是个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转型的国家，特别是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后，世界市场包括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

四、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有很大创造力。

在谈到第二点时，李君如用了一个比喻：“中国经济好比‘动车组'，原来只有几节车厢有发动机，现在更多的车厢有了发动机，列车肯定会增速。”

谈到中国经济发展时，美籍华裔学者胡永泰也用了“车”的比喻，他说，中国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但正因为高速，就存在着翻车的风险，他谈了可能导致翻车的潜在因素：

一、硬件故障（车轮飞出）：经济机制失灵，例如银行系统崩溃、财政管理失误等；

二、软件故障（车内发生打斗）：治理失败，例如腐败、无能等；

三、动力供应故障（汽油用尽）：环境管理失误，例如缺水等。

不过，根据李君如的说法，中国政府也并非没有意识到中国经济列车高速行驶的风险。李君如在演说中特别提到了中国决策高层所特别关注的“经济快速发展背后的问题、特别是潜在的风险”：“多年来中国经济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依靠第二产业带动，依靠大量的物质资源消耗推动，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发展不平衡；社会事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还不健全，特别是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农村还有2000多万贫困人口，低收入水平群体的生活还比较困难；等等。”

李君如提到的中国发展不平衡，是下午另一时段讨论的焦点。

中国学者丁宁宁谈了他对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理解和解决方案：“首先，我们有必要承认第一次分配过程中收入差距扩大的合理性及其对改善微观经济效率的贡献；其次，除了政府的再分配措施之外，更为重要的工作是建立一种低标准、广覆盖的社会救济制度，同时缩小地区之间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再次，由政府来严厉惩罚官员的腐败，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英国华裔学者宋丽娜通过大量的数据和图表所得出的结论，似乎佐证了丁宁宁的上述建议。宋丽娜的结论是：在中国，生产力更高的地区，收入分配更平等；政府雇员更少的地区，收入分配更平等；政府经费在本地GDP中所占份额比较少的地区，收入分配也更平等。

曾任英国广播公司（BBC）驻华记者、如今是美国《新闻周刊》驻华记者的休伊特，并没有在他的演说使用什么数据、图表或幻灯演示，而是用他在中国当记者多年所接触到的具体例子，来说明中国这些年出现的变化、进步和面临的挑战。

休伊特在演说开场白中讲了一个例子：大约与中共17大同时召开、但显然未引起中外传媒关注的一个会议，是在中国北方海滨城市大连举行的一个中国同性恋组织发起的会议，讨论如何防治艾滋病的传播。休伊特认为，这个例子特别具有象征意义，说明中国各类草根团体一直努力争取自己社群的权益，逐渐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而中国政府也逐渐从公民的私人生活和其它非政治领域中退了出来，其结果就是：中国人的社会活动空间逐步扩大，自由逐渐增多。

休伊特最近出版了一本谈中国的新书：《先富起来：生活在骤变中的中国》（Getting Rich First: Life in a Changing China）。在上周五演讲和回答听众提问的过程中，休伊特也援引了大量生动、有趣的例子，说明中国除了经济高速增长之外，也在社会多元化、法制建设、宗教自由、男女平等、甚至新闻自由方面出现了很多令人鼓舞的进步。在回答听众有关中国媒体的提问时，休伊特再次引述了自己新书的观点：中国媒体是半开放的媒体，虽然它有很多局限，但比许多西方人想象的更开放、更自由。

另外几个国际知名的“中国通” 的演说更是吸引了听众的浓厚兴趣和尖锐提问：傅高义阐述了中国在与日本和美国打交道时所面临的挑战；傅士卓则从中共17大的高层人事变动谈起，分析了中国的精英政治是否正在迈向制度化；马丁·沃尔夫谦称自己绝非“中国通”，但他对中国经济的精湛剖析，使在场的所有听众和专家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而刚刚出版了中国问题专著《凶兆》（The Writing on the Wall）的威尔·哈顿，也谈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一系列严峻问题……

限于篇幅，我无法在这篇短文中介绍所有演讲者的精彩观点。但我特别想提到的是：这次研讨会安排了很多时间，用于听众提问，也用于休息喝咖啡，以方便听众之间、听众与演讲者之间更为轻松、随意、面对面的交流和探讨。

我还记得，我在休息期间认识的伦敦经济学院一位来自中国北京的本科生，后来得到了两次提问机会，他也没有辜负这两次机会，提出了非常尖锐的问题；我也记得，美国学者傅士卓（不要被这个地道的中文名字所欺骗，他其实是一位母语为英语的白人学者）在回答一位自称在IT业工作的华人听众提问时，非常熟悉地说出了中共17大选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的名字，不仅如数家珍，而且发音标准，更有趣的是，在谈到这些政治局成员的学历和专业背景时，傅士卓甚至纠正了那位华人听众提问中的几点错误；我更记得，在咖啡休息期间，许多普通听众把中国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团团围住，与之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是否明智，与其辩论中国股市持续攀升算不算泡沫……

《远观中国》

“亲爱的经济学家：

我是一个刚刚离休的资深政治人物。我一直相信，自己可以给某个大公司当几年顾问，贴补一下少得可怜的退休金。虽然我不懂业务，但我的关系网有着不可衡量的价值……

读者：T.B.”

这是本报专栏作家蒂姆·哈福德（Tim Harford）今年7月份写的一期《亲爱的经济学家》专栏文章。稍微了解一些英国政治的读者马上就会猜出，这是一则讽刺刚下台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恶作剧文章，因为布莱尔英文名字（Tony Blair）的缩写就是T.B.，而7月份恰恰也是布莱尔刚下台的时候。

本报中文网在发表哈福德这篇看来属于自问自答的专栏文章时，编辑还作了一个中文标题：《退休政客如何捞钱？》

好在《亲爱的经济学家》不是一个严肃的新闻专栏，我的这位英国白人同事不过是在借或真实或虚构的读者来信介绍一下时髦的经济学理论，顺带着用一堆莫名其妙的数学公式，解释一些诸如“捉奸博弈”之类的八卦经济学问题，所以谁也不在乎这封“读者来信”的真假，至于那位的确也在忙于赚钱“贴补退休金”的布莱尔，也无暇研究哈福德这篇指桑骂槐的文章和FT中文网的这个耸人听闻的标题是否损害了他的“清誉”。

我记得，哈福德当时好像还煞有介事地为T.B.先生提了一点儿关于“如何捞钱”的建议。如今，我觉着，如果哈福德有足够的远见，他更应该建议T.B.先生去中国演说。

据报载，几乎已在媒体上销声匿迹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最近突然成了“新闻人物”：他在中国东莞演讲20分钟，进账50万美元，超过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成为全球“一字千金”率最高的公共演说家。

有趣的是，如今中国成了西方过气政客“掘金”的“大金矿”。另据报载，克林顿也曾在中国“掘金”，但与布莱尔相比，似乎矮了一头：2002年，克林顿在深圳一场30分钟的演讲赚了25万美元。

难怪中国媒体上刊登了一幅漫画，漫画上布莱尔踩在一堆钞票上，得意地对身旁踩着一堆显然薄很多的钞票的克林顿说：“老兄，中国的钱真好赚啊！”

其实，下台政客靠嘴赚钱（演说），或者靠笔捞钱（写回忆录），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之处，他们只要依法纳税，总比现任政客以权谋私来的光明正大，毕竟，这些前首相或前总统是凭着自己的名气（尽管是“过气”的名气），靠着自己的劳动（不管是靠嘴皮子还是靠笔头子），通过市场来获取报酬（不管这种报酬高得多么离谱），总比在职官员通过权钱交易捞取私利名正言顺。

但为什么下台的西方政客特别爱去中国？为什么人均收入远远低于西方富国的中国却成了布莱尔、克林顿等人淘金的金矿？为什么给出最高演说费的国家居然是远非全球首富的中国？

想来想去，我能够想出的原因无非有这么几条（据说，凡写涉及经济的文章不能没有数学公式，我也不知道我这篇拙文算什么文章，但不妨学学《亲爱的经济学家》的写作手法，试着套用一个牵强的数学公式）：

一、中国人“好客”（无需解释。代码W）；

二、中国人“崇名”（崇拜名人之意，尤其是政坛名人，不管是现任的，还是过气的。代码X）；

三、中国人“重洋”（重视洋人、轻视同胞之意。代码Y）；

四、中国人如今富裕了，敢于大把大把地洒钱了（代码Z）；

五、如果把上述四点列成一个方程式，那么，方程式的解（Q）就是：Q = W + X + Y + Z，翻译成文字，大概就是：西方退休政客应该去中国捞钱。

谈到中国人的“好客”，我曾有一段亲眼所见的故事。十多年前，我在中国生活时，曾经参加过一个为期一年的涉外法律培训课程。该课程的招生广告说得冠冕堂皇，称法律专业课和法律英语课均由美国律师授课，但后来才知道，法律专业课请的老师，是一位大学法律系刚毕业的实习律师，法律英语课请的老师，则是一位普通的美国家庭妇女。尽管如此，这两位美国人在中国也享受了他们在美国根本不敢想象的超规格接待：中方按“外国专家”的规格给他们支付报酬，并安排他们在五星级酒店免费吃住；除此之外，他们每个周末的午饭和晚饭，也都被过分热情的学生提前包下来了，有的学生甚至还为争夺“请客”机会而彼此闹起了不和。

当然，某些“请客”的中国学生是“别有用心”：他们想让这两位美国老师提供经济担保，帮助他们去美国留学。但这两位美国人吃请归吃请，却没有把白吃几顿饭与提供经济担保联系起来，结果，这些“请客”的中国学生还得完全靠自己，搞定出国留学的经济担保。据说，他们后来到美国，也曾与这两位美国老师见过面，但对方并没有回请他们吃饭，仅仅请他们喝过一次咖啡。

谈到中国人的“重洋”，我也有一段亲耳所闻的故事，但时间更近。我有一个华裔朋友，在伦敦某著名大学担任系主任和教授，近几年，他经常去中国讲学，有时还会带上他的英国白人博士研究生兼助手一块儿去中国。在中国某些大学讲学时，他曾有过几次令他啼笑皆非的遭遇：不知内情的会场工作人员往往想当然地把他的白人助手当作系主任请到主席台上，而把他当作助手留在台下；而当校方宴请他们吃饭时，不明就里的餐厅服务人员也往往对他的白人助手左鞠躬、右哈腰，殷勤有加，百般奉承，对他则淡然漠然，熟视无睹。谈到这里时，他苦笑着对我说：“我倒不介意他们把我当成助手，但即使我是华裔助手，他们也应该与白人教授一样热情地接待，都是远方来的客人嘛，本应该不分肤色，不论职位，一视同仁。”

谈到中国人的“崇名”，尤其是崇拜政坛名人，那例子就更多了。这里不妨引述中国媒体人白烁署名文章中的一段话：“中国人对‘名'的崇拜程度比西方人要强，无论是开学术研讨会，还是举行什么大型活动，都首先看‘有什么名人来'，媒体追逐的也是名人而非其观点和新的贡献。这正好成为商家可资利用的东西，布莱尔是名人，请他来演讲比他讲什么更重要，房地产商花大价钱做广告，让东莞市顶级别墅楼盘‘锦绣山河'一同随布莱尔到访而扬名。媒体也一样，报道布莱尔到访比报道他《从伟大到卓越》的演讲内容要积极得多。”

其实，“好客”、“崇名”、“重洋”这些倾向，并非中国人所独有，西方人也对外国人好奇，也会款待客人，也会晕眩于名人光环之中，但这些倾向在中国人身上的体现，往往夸大、突出得不成比例。

还是用我个人的所见所闻来说明这种“不成比例”吧。我过去和如今在中国采访时，经常看到中方接待外国代表团时大摆宴席、山珍海味、酒盏交错的场景，也经常看到中方赠送“外宾”豪华礼物、珍稀礼品的场面，但我很少亲眼目睹过西方人接待中国代表团的全过程，最近有幸见过一次，让我大开眼界。

那次经历发生在英国首都伦敦，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场合，英国一家著名的商业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接待中国一个大都市的市级政府高层代表团，双方洽谈重大合作事宜，但东道主招待对方的饭菜却非常普通，典型的西式三道菜吃法，做工精致，但只有三道，而且每道的量也不大。洽谈结束后，中方负责人郑重地赠送东道主非常豪华贵重的礼物：金币、玉雕、彩轴、以及每人一条高级领带，东道主则还赠对方每人一把普通的雨伞，只不过雨伞的号码略大一点儿而已。当时，我曾真真切切地捕捉到了中方代表团某些成员脸上那一闪而过的混合着惊讶和失望的表情……

再回到布莱尔东莞演说“一字千金”的新闻。据报载，布莱尔此行的收获其实不止那笔50万美金的“演说费”。据《广州日报》报道：布莱尔在东莞逗留期间，“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向托尼·布莱尔赠送了象征着东莞市市花的金制玉兰花，广东光大企业集团也向布莱尔赠送了一幅大型画卷……据一位在‘锦绣山河'打工的工人透露，传闻‘老板'要将一栋价值3840万元的豪华别墅赠送给布莱尔。”

中国人如此热情，如此好客，如此慷慨，难怪那些因“人走茶凉”而倍感世态炎凉的西方下台政客纷纷涌往中国。

据说，这次为布莱尔支付天价演说费的是一家中国的房地产公司，似乎未涉公款，而且这家房地产公司其实有着“拉大旗作虎皮”的精明的商业算计（而且是“洋虎皮”），但我仍然觉得，即使我们姑且把这笔天价演说费看成是类似广告宣传活动的私营公司商业运作，那也有着一个“成本vs.效果”的合算不合算的商业评估。从目前中英两国舆论的评判来看，这笔交易大概谈不上“合算”。

例如，在英国的“泰晤士报网”上，一位署名保罗·阿莫里（Paul Amery）的英国读者站在英国纳税人的立场上，进行了这样一番“估算”：“我住在伦敦，就在布莱尔新住宅附近，他家前门和后门有几个拿着机关枪的警察，他们的手就放在机关枪扳机上，这些警察的工资和费用都是由我和像我一样的纳税人来支付的。既然布莱尔下台后通过环球演讲挣了这么多的钱，为什么不把这些纳税人养着的警察撤下来，由布莱尔自己花钱聘用私人保镖？”

在这位英国网民看来，中国公司为布莱尔支付的天价演说费，也许能为像他这样的英国纳税人省点儿雇警察的钱。

再如，在中国报纸《中国青年报》上，一位署名“邓清波”的中国媒体人撰文，如此“估算”50万美元天价演说费的经济效益：“如果地方政商花费如此巨大的代价，不过是想请布先生讲几句地方官员自己都会讲的话，听几句客套之词，窃以为这并不能体现‘物有所值'。”

在邓清波看来，布莱尔的演说毫无新意，不过是英国式的“大话、空话、套话”，根本不值“一字千金”。

好客，绝对是一个民族值得自豪的优良素质，我写此文绝对没有讥讽这种淳朴民风之意，但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如果中国人“好客”，其慷慨豪爽的程度，大到了把普天之下所有失意政客都吸引到中国捞钱以“贴补一下少得可怜的退休金”的地步，那可能也不是一件好事。

《远观中国》

你能想象吗？当代“世界工厂”的代表，来到昔日“世界工厂”，宣讲自己产品的可信度？而昔日“世界工厂”的一位前市长，也毫不隐讳地公开承认自己使用对方的产品？

但这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发生的事：中国中央电视台组织的“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四海论道”活动，首站选择了英国首都伦敦，演说题目是“相信中国制造”。

众所周知，英国在其工业革命时期，曾经是“世界工厂”，而中国则是当代的“世界工厂”。

11月3日，位于伦敦金融城的城市大学卡斯商学院的小礼堂里坐满了听众。这场奇特的中国商使全球巡讲活动，把首场“论道”的地点选在了这所全球著名的商学院，两个主讲人物，一个是商人：2006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和当年的中国首富、中国无锡尚德太阳能有限公司总裁施正荣；一个是学者：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的主任评委、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

我注意到，讲台上的大屏幕上，“相信中国制造”六个中文大字下面，英语译文版本与中文略有不同，是“TELL YOU THE TRUTH ABOUT MADE IN CHINA”，如果再翻译成中文，就变成了“告诉你中国制造的真相”。

那么，“真相”是什么呢？

“中国制造的产品往往与低端、低质、低价联系在一起，这也许要归咎于我的中国商界朋友：他们卖的产品太便宜了”。施正荣演说中的这句话引起台下英国听众一阵会心的、但略带尴尬的笑声。

其实，“中国制造”最近一段时间之所以在西方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和担忧，并不主要因为价格太具有竞争力，而是某些中国制造的产品未能达到相应的质量标准和安全要求。

林毅夫后来说的一句话也引起了听众的笑声，但这一次大概是如释重负的笑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制造的产品常常与低端、低质、低价联系在一起，但后来，日本制造与高端、高质、高价挂上了钩；七十年代，香港、台湾、韩国制造的产品也与低端、低质、低价联系在一起，但后来他们的产品摆脱了这种联系；如今，这种联系又甩给了中国大陆制造的产品。我希望，未来的中国制造，也能够像日本、港台、韩国的产品一样，与高端、高质挂上钩，但最好不要与低价脱钩。”

演讲结束后是四人座谈：中方是林毅夫与中国驻英大使馆政治处参赞刘为民，英方是英中贸易协会主席、伦敦金融城前市长白乐威（David Brewer）和英国诺丁汉大学讲师萨瑟兰（Dylan Sutherland），他们就“中国制造”的安全和质量展开辩论，然后回答听众的提问。

主持人、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姚树洁教授首先向白乐威问了一个问题：“你在使用中国制造的产品吗？”

白乐威的回答颇为坦率，又不乏幽默：“我在家里使用中国制造的微波炉，我在办公室里使用中国制造的复印机，就连我女儿穿的服装，也有许多是中国制造的。一位来英国访问的中国商业代表团的女成员曾经向我抱怨说，她曾用一个下午在伦敦购物，想买点儿英国特产送给国内的亲友，但她看中的商品，却都是中国制造。”

台下一位听众提问说，西方媒体对各类公司的产品质量有着充分的报道、评论和监督，而中国媒体却缺乏这样的监督机制，中国担心海外媒体对“中国制造”的负面报道可能对中国出口造成的影响，但为什么不去充分发挥自己国内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以提高中国产品的质量和安全呢？

中国驻英大使馆政治处参赞刘为民回答这位听众的提问时，邀请他去中国时看看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节目，称中国媒体对企业的产品质量、对消费者权益的保障确实也在发挥着监督作用。

但是，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对外出口更多优质低价的低端产品，而更多地取决于中国能否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能否成功地实现产业升级。

林毅夫在演说中预测，未来几十年，中国每年平均的GDP增长率可能维持在9%左右，这样，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就有可能达到那时美国水平的20%，但这一切都要取决于中国产业的技术升级。

施正荣则在演说中乐观地说，“中国制造”正在迈向新时代，“中国制造”已经有不一样的含义。“在新能源、节能环保、互联网、电子商务等领域，中国人有能力，而且事实也证明，中国人不会做的比外国人差。”

施正荣是个商人，但他又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人。他年仅44岁，操一口流利的、略带澳洲口音的英语，他是地道的科技学者型商人，他有博士学位，他在澳大利亚学习、生活了14年，他本人的创业经历，就是他上述那番话的形象写照：他2001年海归，回国创办了一家太阳能电力公司；6年后，他的公司销售收入超过100亿美元，名列世界光伏行业第二；两年前公司在美国上市后，如今成为全球光伏业内市值最高的企业；他的一切似乎都是那么“合潮入流”：年轻、富裕、做慈善、节能、环保、可持续发展……

施正荣希望，他们这一代中国新型企业家，能够向世界展现一种“不一样的中国制造”。

其实，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需要的是像施正荣这样的儒商和像林毅夫这样的学者，更需要的是新型的人才。

这大概就是中国中央电视台自2000年以来每年评选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初衷吧。

而“老世界工厂”英国的经验教训，尤其值得“新世界工厂”中国借鉴。在全球各国中，英国第一个开始工业革命，经济上奇迹般崛起，成为19世纪的“世界工厂”。1851年，当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在伦敦水晶宫举行时，英国人是多么的风光、多么的不可一世……但进入20世纪后，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逐渐在全球经济赛跑中落后，眼巴巴看着美、德、日等国一个一个地超过自己，眼巴巴地看着自己曾经领先的领域一个一个地被竞争对手夺走，此时的英国人又是多么的伤感，多么的落魄……

而中国的这种先领跑、后落伍的进程开始得更早，两个位置之间的落差更大，中国精英们的心理失落感也更强。与英国不同的是，中国如今迎头赶上，成了新的“世界工厂”，据说还有可能在本世纪的某个时段超过美国……

难道这就是为什么这次CCTV的“四海论道”活动把首站选在“老世界工厂”英国的原因？

读了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兰德斯（David Landes）的名著《国富国穷》，我对中国近代的衰落和现代的崛起又有了一个新的视角：最初领先、后来衰落的国家并非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至少在兰德斯的笔下，就有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西班牙、葡萄牙、大英帝国。

兰德斯引用的一个数据，说明了为什么英国的制造业后来被日本所超越。1950年至1987年，英国制造业劳动生产力的平均年增长率是2.8%，而日本是8.0%。“长期来看，这种差距将意味着什么呢？”兰德斯自问自答：“2.8%的年增长率意味着，100年后该国的劳动生产力将会增加16倍，而8.0%的增长率则意味着，一个世纪后该国的劳动生产力将增长2200倍。”

当然，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不同于体育竞赛中的长跑短跑，它是一场没有终点、因而也没有最终冠军的无休无止的较量，而在实力相当的对手之间更是如此。当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国在经济上没有希望、甚至将被开除“球籍”的时候，中国却在新世纪突然跻身于几位遥遥领先的经济大国之列，以至于某些不久前还在预言中国崩溃的西方学者如今又突然高谈起什么“中国世纪”来；当大多数人都被日本那似乎不可阻挡的效率而折服、认为日本超越美国指日可待之时，日本却突然患上了久治不愈的经济“阳萎”，至今尚未缓过劲来……

也许因为《国富国穷》这本书写于上个世纪末，那时中国的崛起之势尚不清晰（当然，中外学者对中国新世纪开始以来的经济表现是否属于真正的崛起，看法仍然莫衷一是），书中仅仅谈了中国近代的衰落和其它一些在贫富竞赛的长跑中一度领先的国家后来的落后，而没有谈及任何国家衰而复兴的例子，至少他笔下的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大英帝国，似乎至今没有显出重新领跑的迹象。这就使中国经济先衰后兴的过程更像一出史无前例、但正在人们眼前上演的华丽大戏，令当代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记者、政客乃至普通人着迷，看得眼花缭乱、目瞪口呆。

然而，中国只有认真借鉴其它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真正实现林毅夫所说的产业技术升级，才能把中国经济的崛起之势变为崛起之实。

《远观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