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事变坏事原理

    “坏事可以变好事”，说的是“可以”，是坏事办成以后再走一步的多种可能性之一。既然只是“之一”，那么其他的可能性是什么？

    我说是继续变坏事，而且越变越坏。

    坏事分两种，天灾和人祸。天灾其实只对人类才是坏事，对于自然界本身，究竟是祸是福是好是坏，还甚难说。一个极端的问题是，假使“自然灾害”毁灭了人类，地球这个自然界会更好还是更坏呢？所以本文只站在人类的立场说人祸，包括违背自然规律遭受惩罚的人造“天灾”。人祸由人造成，祸及人类，可以也必须作为人类研究的对象。

    人祸闯下以后，它“变成”好事的那种可能性是怎么来的？古来的解释是“多行不义必自毙”，这种解释的事实部分未得多少史证，坏人坏事基本上未曾“自毙”；它的逻辑部分更是一塌糊涂，只好借助“因果报应”到十殿阎罗那里去求证。现代解释是它激发了反对它克服它的力量，最终制止它消灭它，另开好事的“新局面”。这种讲法合乎辩证法，须注意的，一是它的“变成”好事，不像变戏法那样，本是一张废纸，转眼变成钞票；而是在扮演坏事的同时就担当激起自己的对立因素的角色。说它自己“变成”什么，如同“精神变物质”一样，属于“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语言，有人或者喜闻乐见，可是究竟简单了点。二是坏事的被反对被克服以后出现的“新局面”，虽然可以是好事，却未必都是，甚至多数不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典型的对坏事“压迫”之反对之克服，可是反对了克服了压迫以后就一定是没有压迫新世界了么？从陈胜吴广起义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反抗压迫”成功了多少次，哪一次出现了没有压迫的“好”历史？

    现在来讨论正题：坏事变坏事。

    坏事之为坏事，要在害人，又特别在害好人。好人者何？对于坏事不响应不配合进而反对抵制的力量，也就是通称的健康力量。坏事要得逞，必须打击摧残甚至消灭健康力量；坏事之得逞，定已打击摧残以至消灭了健康力量。而这种结果，必定为下一轮坏事开辟道路亮起绿灯。半个世纪以前的反右派就是一次反好人运动，依官方后来的描述，它使“许多忠贞的同志，许多同党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朋友，许多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许多政治上热情而不成熟的青年，由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了长期的委屈和压抑，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359页）这里提到的几个“许多”，都是因言获罪，虽然言各不同，从未串通策划组成一“派”，有纲领有计划分工合作“向党进攻”，但是他们确有相同之处，就是说自己的话而不看领导的脸色，也就是陈云同志后来所提倡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他们水平有高低，言论有对错，但是这种品格乃是抵制一切坏事特别是领导做坏事的宝贵资源。细查当年右派档案，到1957年春天，这种资源已经遍布共和国的各项事业的各级岗位，从学者专家高级干部到基层单位业务骨干，还有大学甚至中学里的优秀学生——他们“成熟”以后将是此后几年十年二十年的各种事业的中坚。可以设想，假使不把上百万的这种资源一巴掌打入另册凌辱折磨甚至绑赴刑场残忍屠杀，次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搞得起来吗？搞起来以后亩产万斤十万斤几十万斤的弱智牛皮吹得起来吗？牛皮吹破以后还从农民口里抢夺粮食导致全国饥馑可能发生吗？饥馑发生以后可能一声呻吟都没有就饿死几千万人，可能层层隐瞒以致各种声称奉行“马克思主义”什么“观”的党报、教科书、历史著作和文艺作品里都不着只字吗？这百万精英以及更多的与他们声气相通的人们的集体失声，显然为以后一系列坏事的出现扫除了障碍创造了条件。其间更在1959年收拾以彭德怀为代表的三百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2年起扫荡“三分之一”基层“走资派”，在“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诗和文学”各界大抓“裴多菲俱乐部”代表人物，1964年起在学术、教育领域清洗修正主义学者。一连串整肃好人的坏事陆续搞下来，到了大搞“文革”坏事表决清除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作为全国人民领导核心、拥有两千万党员的堂堂中国共产党之扩大的中央委员会上，居然只剩一个陈少敏同志装聋作哑伏案不起少举一只手了。这就是十年之间年年搞坏事天天整好人的结果！甚至可以说，这是自屈原老爷爷大声“哀众芳之芜秽“以来，两千多年间重重坏事叠加代代好人落难的结果！坏事摧毁反对坏事的力量，这是坏事继续变坏事的一个原因。

    另一方面，坏事一成功，必然壮大使坏的力量。坏事的策动者领导者执行者因为事业成功而更加得势，自不待言（毛泽东有言，搞什么路线的头子，要改也难。说得对极了）；而坏事之成功更能壮大搞坏事的队伍，也是势在必然。人往高处走，“高处”如果是坏事，有荣誉有地位可当伟人可称大师特别是可把好人踩在脚下呼五喝六逞威风，一定大有宵小之徒钻营逐臭，争往坏处走，形成坚决保卫坏事的利益集团。该集团当然存在强烈的继续做坏事的冲动，以新坏事去保卫老坏事，或者在不好公开保卫时掩盖老坏事。文革的坏事应该是一个最终成功地被反对被克服的例子，中共后来专门决定“彻底否定”它。可是尽全党之力举国之力“彻底”否定了几十年之后，不仅记载文革罪行的“文革博物馆”都立不起一座，倒兴出重重限制揭露文革批判文革的规定，涌起一波又一波为它评功摆好的浪潮，直至日前做决定训师资印课本制光盘教授小学生续唱“革命样板戏”。对此潮流，舆论有指为无聊遗老的怀旧自遣者，我看这太小看了别人。想想当年口唱语录歌手舞军皮带杀进千家万户“砸烂四旧”，痛打老师痛打校长痛打老舍痛打彭德怀的哥儿们姐儿们，以及割断张志新喉咙索讨林昭子弹费的各级凶手而今安在；查查名人履历中有多少人的入党，曾以衷心承认“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九大党章》）、“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十大党章》）为条件而又从未公开放弃他“遵守党的章程”的誓言，就可大致测出现在这些歪风和文革坏事所锻炼出来的某种势力的线性或非线性关系。须知损害公众的坏事摆在明处，总为人（坏人除外）所共愤，较易克服；而干坏事的坏人则相对分散隐蔽，一看势头不对，就改头换面消失于无形。瘟疫易除，带菌宿主难辨；文革易否定，文革病菌难防啊。坏事造就坏人，坏人使得坏事自我复制自我扩张，这是坏事继续变坏事的又一个原因。

    以上两点，是事情的物质方面。非物质的方面其实更为重要且更难防范。每一轮坏事的成功，总要带来一套具体规矩，他们的寿命一般长于坏事本身。像《公安六条》一类的恶法，条文已随坏事的收场而被废止，但是随意把公民打成“阶级敌人”（现称“敌对势力”），随意使用警力军力对公民专政，以及对嫌疑分子动辄使用肉刑酷刑，已经成为一种并不成文的“专政文化”，深入某些执法人员的神经。现在几乎遍布城市的城管“执法”打杀良民的恶行，也是“专政文化”的一大遗风。仅以城管赶小贩为例，——请恕我离题两步介绍一幅名画《清明上河图》，它表现宋代开封城市繁荣商贸发达，请君细看各行各业八百多人，竟无一个“城管人员”，小贩们个个神态自若，并无“城管来了”的惊恐表情。再请回忆反映近百年间国民党或日伪统治下“旧社会”的若干电影（我记得的有《三进山城》），始见军警出动，民众奔逃，鸡飞蛋打，娘哭儿号的镜头，这才和现在的街景发生传承关系。从此可以判定，从宋代至今的千年中间，一定发生过什么新坏事形成新规矩，使执政当局的执政理念里面增添与小贩为敌的内容；其事究竟始于何时，有赖历史学家查考。另有一项较易查考的，就是现行的不经法庭审判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劳教制度。此事形成于大反右派的1957年，因为亟须法办右派分子又苦于并无相关的“法”，干脆由国务院总理签发一纸《关于劳动教养的规定》，把宪法庄严宣布的“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1954年宪法第八十九条）轻易扔进垃圾堆，迳由各级党委直接遴选右派分子武装押送强迫“劳教”剥夺自由几十年。以后反右派收场，右派分子“改正”，免予继续受“教”了，而劳教制度却坚守下来，几十年间不断“教”成祸害，包括它扩大到“收容审查措施”以后，至2003年还酿成的孙志刚命案。还有一桩更大的祸害，起源于两张纸条。时维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手书两张纸条一百四十一字，批评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称“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毛泽东是中央主席，但是“过去几次中央决议”既已做出，当主席的也只有遵守的份，为何发出以前还要再经他“看”？他看了以后如不满意还能改一个字吗？改了还不算违背决议“破坏纪律”吗？可是那时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副主席中，竟无一人提出这个问题，一一俯首顺从了。此例一开，一言堂或“一字堂”即刻正式开张，天下从此不太平。1958年一人推翻中央多次肯定的“反冒进”，发动胡思乱想的大跃进；1959年庐山会上违背多数与会干部的意愿，大整特整力主纠左的政治局委员彭德坏，直到夫妻二人策划于密室违背全党全民意愿一意孤行发动文革，哪个也管不住他了。以上数例，问世之初都有字据，另有一些规矩，形成之初就是只有行为未见说辞，但是影响更为深远。1955年反胡风，大索天下有关人士的私人信件，已经严重违背刚刚制定的宪法；还以信件里面的片言只语罗织定罪。这一坏事，当年只及胡案牵连人士，两年以后的反右派乃派上更大用场：不仅私人通信，还有朋友交谈，夫妻腻语，私人日记，以及“向党交心”的“心灵深处一闪念”，都成了右派定罪的证据了。所有以上重重陋规恶法，又造成公权力的无限扩张，一到改革开放，自然酿成借助权力瓜分公共财产的坏事；这样的坏事复又形成难以数计的新规则，以至有良心的官员要想“廉政”都须偷偷摸摸，生怕同僚和上司发现，俨然新时期的“地下党”了。至此，遵守历代坏事形成的坏规则，已经自成一种文化传统，也就是吴思先生发现的的“潜规则”。它们的内容千差万别，但无不形成于某种坏事施行之时，而坚守于那种坏事完蛋之后——如果后者居然完蛋了的话。只要坏事一办，必有坏事规则坏事文化留传下来；天下坏事越多，坏规则怀文化积累越甚。至于好人遭难和坏人吃香的反复出现，给社会昭示一种“逆淘汰”的心理预期，“好人难当”、“好人不可当”和“坏人吃香”、“坏人未必不可当”，更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坏事的总量与时俱增，这种意识或“无意识”的叠加效应也与时俱进，这就是世代都叹“人心不古”的原因了。“不古”的人心广泛覆盖社会各界，深入渗透社会神经，最后上升到道德层面，颠倒黑白，励行无耻，彻底破坏人们的良知。到了这个份上，坏过之后要想不再坏，就难于上青天了。

    现在可以做一小结：坏事或可偶然“变”好事，但是一定继续变坏事。善良的人们的愿望总是“否极泰来”总是“黑夜之后是天明”总是“坏事变好事”，而坏事的品格总是坚持坏事复制坏事发展坏事普及坏事。当代人们所受坏事之累，其实乃是千古坏事的发展和结晶，乃是千古坏事的“后遗症”。往者已矣，来者可追，要点是一定不可消极地等待“坏事变好事”，而要找到和创立一种机制，在坏事尚未或刚一露头的时候，就把它——用政治家们的语言来说——“扼杀在萌芽状态”。否则，坏事越积越多，总有一天出现坏事大爆炸，人类社会终究“载不动、许多坏”啊！

    读者当然注意到，本文所谓坏事，仅指依托公权力的祸国殃民之举，也就是邵燕祥先生总结的“犯下作乱”，有的先生也称国耻国难；而未及风高放火，月黑杀人，鼠窃狗偷，嫖娼卖淫诸劣行，后者虽然也坏，但是其祸害怎么也不及恃公权兴国难的大坏事，而且常常正是它的副产品。我宁愿相信，这样的大坏事能够层出不穷地干出来，仅仅是在人类社会的“初级阶段”；运用人类的智慧走出这个阶段，使它能够被制止能够停止继续变坏事，也许正是“现代化”的根本任务。当代的我们能够恭逢其盛，履行这样的任务，倒是莫大的好事了。

2008年9月1日于完稿成都不设防居

《随笔》2008年6期

数日前，从网友留言知道一位阎姓清史专家被掌掴事件。对网友提问，当时以两三句话作答：

“天天有人被打，‘专家’被打不比小贩被打更严重。小贩挨打事涉生存权，‘专家’挨打无涉言论自由。第一，言论自由有边界，哪位专家到言论自由的德国去说‘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有理’，试试去？第二，言论自由是所有公民的权利，而不是只有我说不准你说。‘专家’可以在百家讲坛歌颂满清朝和满清皇帝，反驳的观点能上百家讲坛吗？”

虽然两种情况都用“挨打”来表述，但小贩经常遭遇的是拳打脚踢，专家挨的是一巴掌。如果说被施暴，暴力程度不可同日而语。不想，后者经极力渲染，俨然成了公共事件。

一．语词放大术和收缩术

坦率的说，比起全国到处随时上演的小贩无辜被追打，我不认为清史专家阎崇年挨的这一巴掌算多大一档子事。自食其力、劳动谋生应该受尊重和鼓励，一个经常追打小贩，把小贩置于惶惶不可终日境地的社会是很病态的。环顾世界，真没听说有几处地方小贩如此狼狈。相比之下，打耳光的发生很广泛。国内国外、家庭、单位、公共场合，都常有听闻；遭受侮辱性语言的人以耳光回应，恐怕更多，即使很讲究绅士风度的国家，一些很绅士的人愤怒之下也可能冲对方甩出一巴掌，而肢体力量上的弱者用这种方式回敬侮辱，也很常见。虽然动了肢体，可还没听说什么地方把这上升为暴力事件的。

这样对比，不是说打“专家”耳光是对的，而是认为媒体上一些说法和有关部门的处理方式太过头、太失衡。首先，无论对这事本身持何种态度，都给了个“暴力事件”的定性。很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这个社会暴戾之气弥漫，拳脚相向、大打出手的场景经常有、到处有，连大学教师也动不动上演全武行，权力纵容下的野蛮拆迁、追打小贩就更频繁，已经到了不把人打死打残不成新闻的地步。这里，特别要提到一个事件，即9•18那天发生在成都的城管打人事件：下午三点，纪念这个特殊日子的三声鸣笛刚响过，就有一群城管在省艺术职业学院旁的文具店野蛮“执法”（打引号，因为这个机构本身的合法性还在未定之中，遑论作为执法的适格主体），学院一教师劝阻无效后打110报警，在向110讲述经过时被城管打得头破血流，另一试图劝阻的教师也遭同样命运。教师退回校园，城管乘胜追击、长驱直入，结果在校园内跟围上来谴责他们的学生（该校学生以女生为主，且未成年人居多）开打。这一不折不扣的暴力事件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应该引起社会关注，可消息在网上曝出后，甚至涟漪未起。在无数此类事件频频发生且并不引起重视的社会氛围下，把一记耳光定性为“暴力事件”，给人失重感。而在处理上，象城管依仗公权制造货真价实的暴力事件，只要不出人命、没致人残疾，是不会被警方拘押的，比照这个现实，无锡警方对那位打耳光青年拘留15日和罚款1000元的双顶格处理，就很失衡。

定性的失重和处理上的失衡耐人寻味。然而，不管怎样，无锡青年的确动用了肢体语言，说“暴力”，也不是不靠谱，再说，相对于年过七旬的阎崇年，他无论如何够不上肢体方面的弱者。不管什么缘由，打一个老人耳光，总是不对的。只是，失重的定性不由令人想到我们社会中常用的语词收缩术和放大术：用小字眼谈大事件，用大字眼说小事情。把掺毒说成污染，打死人说成肢体冲突诱发冠心病，这是小字眼谈大事件，目的当然是想通过模棱两可的说法稀释、淡化事件的严重性从而大事化小。大字眼说小事，把充其量相当于扔鸡蛋、扔西红柿水平的巴掌事件放大成暴力事件就很典型。

二．妙用“言论自由”和“异端”

据我看，打耳光（“掌掴”一说不过文雅一点）跟扔鸡蛋之类相似，羞辱的意味远甚于暴力。把一记耳光说成“暴力事件”，部分人多少有些不假思索。但某些评论，怎么看怎么象是倒着说。种种说法中，最有意思的是 “反对言论自由”说和“不容异端”说。比如，“这一掌打在阎崇年的脸上，实际打在言论自由的〈宪法〉上”；“阎崇年的遭遇还让我们看到了思想与言论自由之难”……

真是这样吗？

阎崇年在百家讲坛系列播讲《明亡清兴六十年》、《正说清朝十二帝》等。此讲坛可不是哪位学者只要成果丰硕就可以上的，更不是不同观点可以进行平等论争的地方。中央电视台的这个讲坛名曰“百家”，其实一言堂——至少在那些想要舆论“导向“的问题上是一言堂。阎崇年可以上去吹捧满清政权，为那个时代的杀戮和文字狱辩护，但针锋相对的观点肯定跟这讲坛无缘，正如于丹可以在讲坛上把《论语》《庄子》讲成阿Q式的精神安慰术，可以错误百出，却不会让对《论语》《庄子》确有研究的学者上这个讲坛指谬。

阎崇年在百家讲坛一讲就几年，宣扬的一套跟近年爆满荧屏的辫子戏精神相通，都不遗余力颂扬满清王朝。不同的是，影视作品多了些戏说和胡编乱造，而阎崇年在学术包装下以“维护了社会稳定”为文字狱辩护，把剃发易服美化成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还要中国人对满清十二帝抱有感恩之心，等等，较之影视剧，阎崇年有恃无恐地直接挑战人类文明的底线——掌掴之后，他对这些挑战文明底线的说法采取了不承认主义，但从网友给出的连接找到河南大河网对他的长篇综合介绍，介绍中，他那些说法一条不少，全可以找到。而这篇综合介绍出现在今年四月，于今已有半年，决非什么人现造出来栽赃他的。同样的说法，阎崇年近年接受其他媒体访谈时也反复表达过。

阎崇年歌颂满清政权、为大屠杀和文字狱评功摆好，以这种言论侮辱和伤害当时受害的一方。在这方面，他的言论自由太充分了，无须谁去保护。反倒是维护受害民族尊严的言论因缺乏同样的平台和自由度而十分边缘。

有感于学界、影视界吹捧满清王朝的无限自由，去年谈两会议案提案时，笔者曾写下一段评论：“近十几年最突出的文化现象是什么？是歌颂满清皇帝的影视节目走红，十个满清皇帝连同祖先一一发掘出来，制作成一席又一席满清文化大餐。而十皇帝中顺、康、雍、乾外加垂帘听政的西太后慈禧，更是从婴儿到老年，从爹妈后妃阿哥格格乃至家奴，从三宫六院到外面拈花惹草留一夜情……每一年龄段、每一次风流韵事、或者一些包衣奴才发迹史，都可以翻来覆去给弄出个几十集长剧——相比之下，倒是那位想通过改革使国家融入世界潮流的光绪有些受冷落。十数年来，文化禁令虽然时时下，可对满清朝情有独钟，给这类图书、剧目简直就像开通了绿色通道。这么得天独厚的创作环境，经影视界一批大腕编剧、导演不懈努力，外加一批文人学士妙笔生花、热情宣扬，满清时期深入人心，大有成为效仿榜样之势，它的影响从若干方面进入了许多人的潜意识”。

在涉及满清王朝的问题上，主流媒体呈一边倒局面。我很赞成刘松萝先生评掌掴事件时表达的看法：“不断地为民族压迫辩解，并且不允许另一种声音出现，迟早要出问题的。”可以说，无锡青年的不当举动也是这种有强烈偏向性并纵容无良文人大放厥词的文化政策激出来的，说得不好听，也是以辫子戏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些戏不不就特别喜欢展示“掌嘴”场景？这类戏中，“掌嘴”说得很响亮、也演示得很响亮。

在这样的现状下，一些反对阎崇年的说法但主张言论自由的人引用了伏尔泰名言：“我坚决反对你说的每一个字，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段名言用在这里，令人哑然失笑。人家占据着主流媒体不停宣讲，拥有大得不成比例的话语权，受了一巴掌羞辱，话语权就升格到钢盔护驾的水平，哪里用得着你去“誓死捍卫”？

因阎崇年被掌掴而想起异端权利，也甚为好笑。

近一二十年的中国语境下，阎崇年很主流，否则决然上不了中央电视台，决然不可能在百家讲坛开讲，须知，中央电视台对思想言论的倾向性审查，肯定不是对奶粉的检测能比的，起码不可能免捡。有些维护“异端”权利的评论者也注意到了阎崇年很主流这个事实，所以作了点限制：“一位主流人物说了几句异端的话”（韩浩月《阎崇年遭袭与异端的权利》新京报）。然而，他那些话真的异端吗？这么多年的影视剧不就这个调子？中国影视审查之严，举世闻名，偏偏颂扬满清王朝的戏源源不断，不主流，行吗？而这地方对批判质疑的声音警惕性之高，简直神经兮兮，阎崇年却可以一个系列又一个系列讲个不休。这就证明，他的言论很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只不过说得更彻底，说出了这种意识形态想表达但又不便直说的话，或者认为可做不可说的（比如用文字狱——现代说法是以思想言论定罪——来“维护社会稳定”）。遭一个没什么话语权的青年掌掴，就想起异端的权利了？网上屏蔽、过滤“敏感词”，报刊枪毙“敏感文章”，怎么没见这些伸张阎崇年“异端权利”的论者出来伸张一下异端的权利？

诚然，如一位教授说，“容忍荒谬容忍异端的程度，实际上是检验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试金石。”可是这位平时还挺明白的教授忽略了，第一，如前说，阎崇年引起许多人愤怒的说法跟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默契证明它们并不异端；第二，容忍荒谬不等于容忍侮辱、容忍挑战文明底线。没人否认阎崇年有权说错话、屁话、混帐话，但无权说伤害人的话。剃发易服是清政权以“留发不留头”的大屠杀来强制推行的，当阎崇年把这种用屠杀来消灭被征服民族在衣着外形上的文化记忆美化成民族文化交流形式时，他既侮辱了大屠杀的受害者，也践踏了最起码的人性标尺。这在言论很自由的国家，是要麻烦上身的，轻则道歉、辞职，重则蹲监狱。

三．一巴掌打出来的反省

事情已然被放大。放大也有放大的好处。起码，话语权极端不平衡的问题被推到了公众视野之下；异端、言论自由的问题也从遮蔽状态走到台面上——尽管以反向性的怪异方式出现；更直接的好处是，激起人们质疑自己置身其间的病态文化氛围和成王败寇的病态历史观。

前一种病态，但凡有自尊的人早有不满。病态文化政策纵容着一批无良文人和艺人歌颂帝王、美化主奴关系，他们凭借话语霸权用这套东西喂食人的大脑，毒害人的精神，更使孩子从小就浸润在对帝王百般赞颂的精神氛围中。

这批人在歌颂王朝、美化帝王的同时，强化了原本就灌注在历史教科书中的成王败寇历史观。有网友针阎崇年美化清军入关和其后的统治，提出：如果日本侵略得逞，是不是也得歌颂日本的“共荣”“共建”？这不是语言抬杠，而是一个发人深省的质疑，对成王败寇史观极具挑战性，完全不是用“历史不可假设”这样的断言可以打发掉和回避掉的，因为，日军曾占领我国大半国土达8年之久，而所谓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就是侵略者冠冕堂皇的借口。

掌掴事件引发的争议把这些问题挑在了明处，可以成为一个推力，推动对历史真相的探究和反思。

探究历史真相不是要清算谁，而是不要让历史成为按胜者要求编排的戏剧。对每一个民族来说，历史是一位伟大的老师，从它那里可以获得宝贵的智慧。但经过伪饰甚至伪造的历史，历史提供经验教训和保存智慧的功能也就丧失殆尽。历史也需要反省，不是只要成了史实就合理了，于是就只有歌颂的份。反省历史不是要挑起历史旧账，民族间的相互尊重是要建立在勇于反省和诚实面对历史的基础上的，缺乏对历史的反省精神和诚实态度的民族，只会迷失在历史怪圈之中，而且也缺乏建立良好民族关系的智慧。象阎崇年们那样一味为满清政权辩护，实际上是在挑起民族矛盾。有人说他挨了民族主义一耳光，可是从他那些骇人听闻的言论看，他倒更是一个失去理性的极端民族主义者。

现在，无锡青年已经为他的卤莽行为付出了代价。该是阎崇年为自己那些挑战文明底线、侮辱文字狱和大屠杀受害者的言论付代价了。我国对这类言论宽纵无边，但起码该道个歉吧？然而，却让阎崇年享受起了售个书保安林立且个个头戴钢盔的待遇。钢盔可是一种货真价实的暴力象征，在把掌掴当暴力事件谴责之后拿此等场景作回应，实在很幽默。全世界怕找不出一个地方的文人售书有这般光景。现在不是有个中国版诺贝尔奖吗？要是增设一个另类创造力指数诺贝尔奖的话，可以考虑该场景的发明者。

也许，钢盔护驾不一定是阎崇年的本意，但对于网友发出辩论挑战书，阎崇年以极端傲慢的学霸态度设置了三大门槛：一是清史专业，二是在清史研究领域上有学术专著，三是必须有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经历。说穿了是拒绝辩论，傲慢之下其实很露怯，同时也透出骨子里的庸俗和势利——面对网友发出辩论挑战，把什么专业、出版专著、参加过国际学术会议作为条件亮出来，无非是炫耀自己一应俱全。然而，中国有句老话：“英雄不问出身”。不是清史专业、没有出版这方面专著、没有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不等于相关问题上的见识就浅。学术从来就是在自由公开的辩论中进步的。任何领域，都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民间也从来就藏龙卧虎。任何人只要有正常智力且具备理性的质疑探索精神，就可能对清史有独到见解，而且远比阎崇年这样把研究对象当崇拜对象的更能接近历史真相——老实说，以阎崇年这种对清王朝无限热爱的态度，去当个满清王朝发烧友比作研究更合适。

不过，我相信无论阎崇年应不应战，网友已经发出的挑战都会成为一个新的推力，促使人们去关注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

末了，就这次掌掴引起轩然大波顺便提醒，其一，“给了谁谁谁一记响亮的耳光”也是我们若干著名外交辞令之一。其二，擅长拳脚功夫的城管无须报名无须考试就可以“打”进公务员系统。广州市三千城管一夜之间成公务员，已经为此开了先河；再有，前天成都城管又打人了……

这种易“暴”的社会背景下，处理和讨论一记耳光的“暴力”，真要事事比照这个标准拘人，拘留所非爆满不可；比照这次的规模讨论“暴力事件”，不累死人才怪。

2008-10-25

“三中全会总是最重要的”？

说“三中全会是最重要的”，可能符合某一段（不是全部）中共历史，但是当作八卦来预测以后党的会议，或者即使评价刚刚开过的本届三中全会，说它“总是”最重要的，则一定属于胡说。两届党代会五年之间，年年都开中央全会，第三届以后还会出现什么事情须要讨论，那些事情是否会更加“重要”，不是三仙姑二诸葛，会先知吗？

用三仙姑二诸葛的胡言去宣传严肃的党的最高会议，不算“核心价值观”吧？

趣味文字（001）

主流媒体的主流文字其实未必通篇训人，它也有幽默的时候，只是我们这些观众聆训的时候心无旁骛，把开心的话语忽略了。今谨贡献一句，还网网友举一反三，随时用心撷取，陆续公布，以收调节空气、娱乐身心之效。今天的一句是：

李长春观看霸王别姬  在《求是》发表重要文章

——《新华网·要闻》，2008年11月15日

http://www.xinhuanet.com/foucs_gd.htm

官员观摩“美式民主”，究竟所为何来？（新闻点评·2008年11月11日）

点：美国大选当天，九名中国官员和四名学者兵分两路，分别在弗吉尼亚州和加州的县市观摩。早上5点半，他们就从酒店出发，前往设在教堂、社区建筑、市政厅和学校内的投票站，零距离观察美国人如何实践他们的选举权。一直到晚上8点半投票结束，这些特殊的中国观众马不停蹄地走了不下10个投票站，结果令他们大感意外。

    ……

    黑人奥巴马的当选也令中国官员惊讶不已。九名中国官员大多为出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年人，小时候都接受过这样的教育——“美国是一个种族歧视的国家”。“40年前，马丁·路德·金被刺杀的时候，中国的主流声音是，华尔街控制了美国政府，马上就要被黑人和穷白人推翻。”卡特中心中国项目部主任刘亚伟说：“他们（中国官员）对美国政治生态演变有了近距离的观察之后，想法应该会有所改变。”

    大选结果出炉后，当地人忙着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几乎没人注意到这些中国官员和学者在做什么。在华人聚集的旧金山，张小劲和几名中国官员走进一家星巴克，以已投票选民的身份，要了一杯免费“Vote Coffe”(投票咖啡)，度过了他们抵美十天来最震撼的一天。

                                      ——《中国官员低调观摩美国大选 不是为了学美式民主》，《国际先驱导报》2008年11月1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11/11/content_10340910.htm

评：十几名中国要人远渡重洋，“马不停蹄”地参观“美式民主”选总统，却赌咒发誓“不是为了学习”它。难道只为冒充“已投票选民的身份，骗一杯免费‘Vote Coffe’”来喝吗？丢人啊，先生们！

勿让友党敌党“掠丑”（插嘴网评）

原文：……猥亵女童的男子是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纪检组长林嘉祥。

——《警告——别包庇你的“林嘉祥同志”》，黎明：星空评论，2008年11月2日

评论：“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建议对于恶棍们的党派背景，宜写全称，例如此处就该写“中国共产党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因为现在世界上党派甚多，中国两岸三地就有十几个。党官里面出恶棍，特别是出林嘉祥一流的恶棍，究竟不是党的光荣，还是谁的“同志”谁负责为好，别让友党或敌党“掠丑“了。

猜猜《2008年美国人权纪录》怎么写？

    每年3月，美国国务院对世界各国人权状况的评估一出台，我国政府立即做出反应：发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撰写的美国人权纪录的年度报告，表示美国人权纪录极差，不能和我们比。明年3月已不远了，想来那个办公室的写手们应该打主意怎样编文章了。好在美国没有宣传部禁止登载“负面新闻”，所以遍翻该国报纸，总能找到今年美国人权坏得很的内容。只是有件不翻报纸也全球皆知的大事不好迈过，就是一个从领取食品券的贫民堆里走出来的非洲移民的孩子，居然当选了美国总统。这就使我国创作的那个“纪录”里年年都少不了的两件“钢鞭材料”：“虚伪的选举制度”和“严重的种族歧视”，遇到了怎么继续编下去的问题。以下的内容摘自今年发布的《2007年美国人权纪录》：

    在美国，金钱是政治的“母乳”，选举是有钱人的“游戏”，凸显美国民主的虚伪性。2008年总统选举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参加美国总统选举的“金钱门槛”越来越高。据埃菲社2007年5月18日报道，打算在2008年竞选美国总统的大约20多位政治人士中，至少有10位民主党或者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是百万富翁。……

    种族歧视在美国根深蒂固，一直是美国的一大社会痼疾。

    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处于美国社会的底层。……

百姓在高官的心里究竟算个啥

    交通部高官林家祥涉嫌猥亵女童一案，据深圳警方调查后“认定，该案猥亵罪不成立，仅为酒后行为不当”。一个警察局就可代替法院判决什么罪成立什么罪不成立，尽管滑天下之大稽，看来也确属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也只好由它说了算吧。

    此处且不议林某的“酒后行为”，单说警方根本没有提到的以下酒后言论：

    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跟你们市长一样高！

    你们这些人算个屁！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酒后行为“和”酒后言论“的相同之处都是醉酒以前不会发生，不同之处却是前者在醉前未曾预演，醉后才随机爆发；而后者绝非醉后临时学习的结果，不过是醉前不便示人的“心里话”。所以他能正确地说自己是交通部而不是——例如——国安部派下来的，比较职务高低也只比深圳市长而不比——例如——北京市长或国务院总理。所谓“酒后吐真言”，那“真言”早就藏在肚子里，借醉倾“吐”而已。

    那么他最后那句话“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就是堂堂中共深圳海关党组书记的一句心里话了。我们头上层层叠叠堆着多少堂堂高官，谁知道“你们（即我们）这些人”在他们的“酒后言论”里究竟“算个”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