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物卖版面，搞完文学搞学术

   看新闻，既怕一惊一咋，又怕不一惊一咋。

    昨天的《中国青年报》上 一则“国家级刊物《报告文学》明码标价收费发稿”的报道，就让我感觉很惊咋。报道中提到的执行主编，也是我相识近20年的老朋友。老朋友一不小心成了“新闻人物”，让我无端生出许多感慨。报道中提到的那些事，我相信大多是真的。被人抓了个正着，老朋友也无话可说。只是有一点有必要更正，不必拿“国家级刊物”作新闻唬人的噱头，《报告文学》的直接“领导”是一家省级文艺出版社，正处级，所以，如果要套行政级别，《报告文学》充其量也只一副处。

    甭管它是哪一级，这则报道能算新闻吗？刊物卖版面既不是从《报告文学》始，也不只有其一家，刊物卖版面早有历史，早就成了“行业秘密”了。文学刊物中，别说副处级的《报告文学》杂志，就是真正的省级、国家级，就是中国作协旗下那些所谓的“名门正派”，有几家能拍着胸脯说没有卖过？

    《报告文学》这次很“荣幸”地成为靶子，我猜测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前段时间因为谁挂名主编的那档子破事，得罪过中国作协的一要员，是不是这位要员的门生找人来修理，我没有证据，也不敢肯定；二是记者太年轻。我看报道署名，前面是两位实习记者，年轻人见的世面少，看什么都新鲜，抓到篮子里就是一兜菜了。所以，和我那老朋友“过招”时也没讨到多大便宜，人家说根本就没搞“有偿新闻”，一名话就能噎死你。有偿新闻是你们记者干的勾当，人家可是文学刊物，有偿文学能有多大的错？

    问题在于“报告文学”这个名称给人太多歧义。十几年前这名称很火，在新闻和文学两个领域吃香喝辣，那时的作协领导，一边抹着油嘴，一边到处宣讲：报告文学是个好东西。是什么好东西？不过就反衬了新闻监督无力、无能罢了。不过风水轮流转，现在新闻环境好多了，舆论监督要力度有力度，有深度有深度，“报告文学”就只能搞些虚头搭脑的马屁文字，谁花钱就拍谁，名声早就臭大街了。所以，昨天我还在纳闷，老朋友的刊物竟然能存活到现在，真佩服它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这是题外话。

    这则报道一惊一咋。但是，我又怕新闻不一惊一咋。没有像中青实习记者这样的一惊一咋，就不会提醒人们反省那些司空见惯的不合理东东，这些东西我们早就麻木，早就见怪不怪了，确实需要“新鲜人”来刺一刺了。

    除文学刊物外，版面买卖更多的出现在学术界。我邮箱里就经常收到这样的“邀请”：您想发表学术论文吗？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接下来就是付款方式、联系电话及账号了。这口吻就像皮条客，只要你出钞票，想嫖哪家刊物都成。

    虚荣的政绩思维，催生了文学刊物的版面买卖市场。而不合理的高校管理规定，则带来了学术期刊的“繁荣娼盛”。高校教师要评职称，就必须发表多少篇论文。虽然学术期刊不景气，但这一规定下，学术期刊的版面就注定成为稀缺资源，于是一拍即合，你情我愿，你拿钞票，我发论文，管你论文有多少学术，反正大家一起“搞学术”。据说，学术刊物的档次和收费档次成正比，一般的是一般价，北大核心期刊要高一些， 最高是CSSCI，那就有“怡红院”头牌的范儿了。

四万亿重锤，听多大响，逐多高浪？

    四万亿投资刺激经济，堪称大气魄，大手笔。四万亿，实打实的真金白银。这笔重锤砸下去，能听多大响，能逐多高浪？

    形容四万亿豪举为“重锤”，主要是因为它完全体现出“国十条”的精髓：“快”，指出手快；“重”，指力量大；“准”，就是针对性强，以投资带消费，以消费促增长；“实”，指向明确，力保实体经济。

    而百姓关心的问题是，这四万亿投资能听多大响？我们先算“信心”账。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以四万亿拉动内需，直接鼓舞市场。A股市场虽然在18日有所调整，但连续4个交易日大涨，并带动周边股市上扬，就充分说明这笔投入极大提振了投资者信心。此外，还要算国际影响账。国际舆论盛赞中国此次方案增强了抵御风险能力。在G20峰会上，与会元首普遍认为中国的举措展示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救中国就是救世界”已成国际社会共同接受的认知，客观上为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增加“话事权”。

    百姓还关心，这四万亿投资究竟能逐多高浪？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找参照物，现成的例子是美国的救市方案。四万亿人民币当然是天文数字，但换算成美元也就5860亿，在规模上还不及美国的方案。那么，同为救市方案，为什么说中国的要比美国的更重、更实、更准，涵盖面更广呢？比较一下两国方案的差异就能看出端倪。在资金流向上，美国偏“虚”，中国重“实”。美国把7000亿美元用于购买银行体系内的不良资产，通过增加需求以达到稳定市场价格、恢复市场信心的目的。中国把四万亿元人民币用于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建设新的铁路、地铁、机场和四川地震灾区的重建工作。在救市思路上，美国急于收拾烂摊子，先求快，再求好，先救虚拟经济然后再救实体经济。中国是移稳扎稳打，先求好，再求快，更倾向于先救实体经济然后再救虚拟经济。

    两种模式的选择由两国经济现状的不同所决定。作为当今世界最为庞大的经济体，虚拟经济在美国经济中占的份量很重，所以，美国要把钱投到金融业。而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在经济中所占份量更重一些，西方经济疲软，外贸出口必受影响，此时，以救实体而拉内需，就更惠及民生，更侧重长远。以行业而论，铁路、港口、水泥业、钢铁、机械、电网建设、安居工程将从中受益，同时还新增了工作岗位，减少了就业压力。

    以四万亿投入保经济增长，利国利民。但同时也要看到，四万亿是一块“大肥肉”，百姓受惠不假，但公众更担心两个问题：一是歪嘴和尚念经，将民生工程变成政绩工程；二是馋猫忍不住偷食，速度加快了，摊子铺大了，更要严防有人偷梁换柱、暗度陈仓，牟取部门利益甚至贪污腐败。

    在14日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穆虹披露，中央将派联合检查组，分赴各省驻点数月，对投资的实施情况全程监控。这一招很有针对性。这么大一笔投入，事关百姓福祉，事关国家兴衰，没有任何理由不加强监督，没有任何理由不阳光操作。为确保这笔投入用好，用到位，用在刀刃上，既要严管每一个流程，不给任何人自肥的机会，还有必要实施更为严厉的“紧急监管条例”，谁伸手，就捉谁！这个“紧急监管条例”说到底也是在保护官员。

官员迷信并不代表缺少科学素养

    官员迷信的新闻时有耳闻，但像中国科协这样的权威机构统计出官员迷信的权威数据，还是第一次见到。据《京华时报》昨日报道，中国科协在成立50周年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2007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报告》，该报告显示，有2%的领导干部心存迷信，相信求签、祈求神灵保佑等。

    虽然身边有大把的迷信官员“现身说法”，虽然我对迷信的官员只占2%心存疑虑，但大体上讲，我是相信权威的，姑且就采信中国科协发布的这个数据吧。不过，我对中国科协将官员心存迷信与其科学素养挂钩则持保留态度。爱因斯坦是大科学家，但他相信上帝的存在，我们总不能因其相信上帝就说他缺少科学素养吧。

    我之所以对官员的科学素养这么笃定，是因为我们的官员早就年轻化、知识化了。又是“三讲”，又是学习型社会，又是信息化，这么多年了，官员们早就把硕士、博士文凭揣到怀里了，早就把客座教授、名誉院长之类的头衔往脑袋上戴了，要说这2%的心存迷信的官员缺少科学素养，打死我都不相信。

    在对待科学与迷信的问题上，一些官员表现出人格分裂的特质。既科学，又迷信，或者边科学，边迷信。对此，湖南作家王跃文在他的小说《国画》里就作过精彩刻画。而现实中的官员迷信的情节可能远比小说家的虚构还要“精彩”，阵忙于烧香的原河北省副省长丛福奎，命里缺“桥”的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用菩萨代替党组决定人事安排的海南屯昌原工商局长吴岩等。最新的例子是河南桐柏县，这么一个年人均纯收入不过两三千元的国家级贫困县，耗巨资修建巍峨的风水楼镇“河怪”，活脱脱在公然宣示该县领导们“不问苍生问鬼神”。

    官员之所以“不问苍生问鬼神”，并不完全是缺少科学素养，而是其前程出现了无法把握的不确实性。这种不确实性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安分守己的官员对仕途预期缺少信心。当官也是一个有风险的活计，所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被提拔就有可能被淘汰出局。但时下影响官员升迁的因素很多，有能力和政绩，有与主要领导关系的好坏，也有群众基础和同僚人缘等，还有的纯粹是运气，运气好的一两年就见出政绩，运气不好的遇上个矿难或突发事故，就活该倒霉了。这部分官员心存迷信，倒不能完全归咎于缺少科学素养或者信仰出了问题，而是“方向感”出现了偏差。而方向感的偏差，也容易助长官员买官卖官的腐败行为。

    而另一种就直接涉及到腐败了。腐败官员迷信，表现出的是惶惶不可终日的末世心态。腐败了，犯罪了，明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还要找算命先生、风水大师“指点迷津”，一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另外就是寻求心理慰藉。殊不知佛语中真正的至理名言只有四个字：“回头是岸”！

    几乎可以肯定，哪里有腐败，哪里就有迷信。此前新闻中曝光过的风水大院，风水桥，以及法院、公路局门前的镇邪石狮等，后来都陆续查出了腐败窝案。这充分说明，迷信与科学素养关系不大，而与腐败则是孪生兄弟。现在又出现了一种新动向，就是边腐败边迷信，而边迷信又边腐败，腐败官员大多是动用公款为迷信埋单。这种现象尤其值得纪检部门高度关注，要找腐败线索，就从迷信入手，保你一抓一个准。

高校夺命大火后，谁该跪地道歉？

    14日清晨一场大火，夺去了上海商学院四位女生鲜活的生命。据《成都商报》16日报道，面对悲痛的家长，遇难学生生前所在系系主任周勇跪地道歉。

    周老师这一跪，跪出了高校教师的良知，跪出了人性中对生命的敬畏和对逝者的哀悼。但我并不认为这一跪的意义就止于“道歉”，周老师作为系主任当然可以表达歉意，当然有责任安抚家长情绪，但真正失职的还不是周老师，周老师不该成为替罪羊！

    悲剧发生后，有舆论认为学生缺乏自救能力，这种能力的薄弱，折射出高校缺失起码的生命教育。这是谁的责任？是院方，至少是教务处的责任；而配置过期消防器材，当然是后勤部门干的“好事”，这要命的失责，当然应该算到院方账上。

    据有关方面通报，初步查明火灾原因是女生违规使用了“热得快”，即便如此，院方也负管理缺位之责。再者，“热得快”只是失火原因，而不是导致四位女生失去生命的根本原因。如果消防设施齐全，如果加强安全应急教育，如果救援得当，不一定就会酿成人命惨剧。正是有这么多“如果”，周老师才会在内心深处觉得内疚和歉意，才会向悲痛的家长跪地道歉。

    而真正该跪地道歉的，至少应该是学院领导。熟悉高校行政架构的人应该知道，教学设置和安排归教务处管，学生宿舍归总务之类的后勤部门管，学生管理还有学生工作处之类的机构。作为一系之主任，周老师的权力相当有限。只具有限权力的周老师跪地道歉，代表他个人对悲剧事件的感受，也表达出对院方态度的不安。遗憾的是，上海商学院“院方”并没有表现出相应的“不安”。从《成都商报》报道中可以看出，当家长在宿舍楼拿出生产日期为1999年的灭火器时，当周老师也证实灭火器是过期产品后，代表学院处理善后事宜的一位姓吴的书记仍然“并不认可”家长的说法，仍然害怕承担责任。

    要院方担责都这么难，要院长跪地道歉就更难了。这几年高校没少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故，但很少见到有学校领导出面道歉。在轰动一时的马加爵锤杀同学案后，社会期待云南大学校长能出面道歉，但社会的期待落空了； 当中国政法大学发生弑师案后，社会也有同样期待，结果同样是落空。 所以，这一次上海商学院“院方”的态度，也在“情理之中”了。

    教育管理失职后不向社会道歉，对学生生命和社会期待缺少敬畏之心，可对上级部门，一些高校领导却是诚惶诚恐。广西师范大学的师生们不会忘记学校六位前辈级领导向教育部女秘书献花的丑闻，西南某重点大学的师生不会忘记校长亲自指挥如何为市领导鼓掌、喝彩的媚态——在更高的权力面前，哪怕代表权力的只是一个小秘书，我们的高校领导就会毕恭毕敬。

    因为校长们的“政绩”不是被师生评议，所以，校长们不必对师生负责，不必对教育结果负责，而只需对掌握他们仕途发展的更高行政部门负责，所以，我们只能见到校长向女秘书献花，而不会听到校长向社会道歉。

中国在G8餐桌旁凑合的时代过去了

    美国大选为世界奉献了一部堪称精彩的好莱坞式政治大片，在经历了无尽的喧嚣和莫名的骚动之后，世界舆论不得不暂时按捺住兴奋，再一次将焦距对准东方。因为，中国出台的4万亿刺激经济方案，足以令世界震憾。4万亿人民币，也就是5860亿美元，那可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

    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曾提出“中美国（chimerica）”概念，他认为“中美国”是一个单一经济体，既包括中国，也包括美国，两个组成部分之间是建立在贸易和投资基础上的“共生关系”。不管他这说法有没有道理，至少中美两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已成事实。因此，中国大手笔的十大措施，自然让美国媒体怦然心动。

    《今日美国》刊载戴维·尼可的专栏文章，称赞中国推出的经济刺激方案正当其时，还可以促使其他世界领袖为自己举步维艰的经济加大油门。“美国之音”网站也发表亚微的专栏，认为中国的经济刺激方案，旨在通过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降低全球金融风暴带来的影响。文章分析，中国这个时候推出这一计划，就是在参加G20会议之前表明，中国会首先把自己的事做好，这样参加会议时，中国就可以回应让中国更多出手挽救其它国家的要求了。

    英国媒体也不甘寂寞，《每日电讯报》发表马尔科姆·穆尔的评论，认为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政”，不仅让亚洲市场兴奋不已，也向外界传达一个强烈信号。文章分析，这4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虽然从规模上说不如美国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但它比美国的方案更广泛，涵盖面更广。《泰晤士报》也发表利奥·刘易斯的评论，标题是“正如奥运一样，北京的5860亿美元救市计划击败所有对手”，标题是长了点，但观点一目了然，就是说中国推出这项规模庞大的刺激计划，不仅使本国经济免于衰退，而且使之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发动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大博奕策略。

    “路透社”却据此判断中国经济必将软着陆，有点酸溜溜的味道。而《泰晤士报》发表的另一篇署名专栏《别指望中国拯救世界》，则太过春秋笔法了。文章暗示中国拿出3750亿英镑的经济刺激方案，给经济增长注入生气，但政治效应却不可否认。作者还提醒英国首相，中国以自己的利益为主，布朗和其他人只能希望北京和世界各地之间真的有着共生关系。

    在华尔街金融风暴刮起之初，德国和中国一样，也被很多人“期待”。这一次，德语媒体也在“期待”。“德国之声”转引《南德意志报》的评论，认为中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至今几乎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危害，但中国已可明显感受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为了减缓结构急速变化带来的冲力，中国需要快速增长。瑞士历史悠久的德文小型日报《新苏黎世报》则指出，中国对面临的经济下滑十分不安，消费者缺乏消费兴趣，所以才出台这一方案，试图通过巨额投资刺激国内需求。《商报》则评论，中国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从原则上来说，愿意防止世界经济进一步萧条，也希望在重建全球金融结构时拥有有份量的话语权。承担全球责任的国家，也想参与全球决策的讨论，“对于中国来说，在八国集团餐桌旁凑合吃一点的时代过去了。”

    当然，中国投4万亿的豪举，亚洲邻国不可能不关注。日本《产经新闻》就注意到，这是中国10年来首次“放宽”金融政策。《日本经济新闻》也认为，这么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措施，目的是通过扩大公共投资来维持经济较快增长，增加在华盛顿举行的金融峰会上的“话事权”。

    与西方国家媒体的复杂心态相比，新加坡《联合早报》就显得更理性，更善意。在社论《中国救市举措有利于经济转型》中，旗帜鲜明地赞赏中国宣布的十项刺激经济措施。社论分析道，与布什政府不久前宣布的7000亿美元救市资金相比，中国的救市方案更是有本质的不同，那就是中国用自己的钱、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促进经济转型，使外向型经济向内向型经济进行战略大转移。在全球经济一片愁云惨雾的形势下，中国出台的救市方案自然就不同凡响。中国不仅具备自救能力，而且其稳定与发展就是对世界经济的实质性贡献。因此，在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中国有理由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在G8餐桌旁凑合吃一点的时代过去了

    美国大选为世界奉献了一部堪称精彩的好莱坞式政治大片，在经历了无尽的喧嚣和莫名的骚动之后，世界舆论不得不暂时按捺住兴奋，再一次将焦距对准东方。因为，中国出台的4万亿刺激经济方案，足以令世界震憾。4万亿人民币，也就是5860亿美元，那可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

    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曾提出“中美国（chimerica）”概念，他认为“中美国”是一个单一经济体，既包括中国，也包括美国，两个组成部分之间是建立在贸易和投资基础上的“共生关系”。不管他这说法有没有道理，至少中美两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已成事实。因此，中国大手笔的十大措施，自然让美国媒体怦然心动。

    《今日美国》刊载戴维·尼可的专栏文章，称赞中国推出的经济刺激方案正当其时，还可以促使其他世界领袖为自己举步维艰的经济加大油门。“美国之音”网站也发表亚微的专栏，认为中国的经济刺激方案，旨在通过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降低全球金融风暴带来的影响。文章分析，中国这个时候推出这一计划，就是在参加G20会议之前表明，中国会首先把自己的事做好，这样参加会议时，中国就可以回应让中国更多出手挽救其它国家的要求了。

    英国媒体也不甘寂寞，《每日电讯报》发表马尔科姆·穆尔的评论，认为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政”，不仅让亚洲市场兴奋不已，也向外界传达一个强烈信号。文章分析，这4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虽然从规模上说不如美国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但它比美国的方案更广泛，涵盖面更广。《泰晤士报》也发表利奥·刘易斯的评论，标题是“正如奥运一样，北京的5860亿美元救市计划击败所有对手”，标题是长了点，但观点一目了然，就是说中国推出这项规模庞大的刺激计划，不仅使本国经济免于衰退，而且使之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发动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大博奕策略。

    “路透社”却据此判断中国经济必将软着陆，有点酸溜溜的味道。而《泰晤士报》发表的另一篇署名专栏《别指望中国拯救世界》，则太过春秋笔法了。文章暗示中国拿出3750亿英镑的经济刺激方案，给经济增长注入生气，但政治效应却不可否认。作者还提醒英国首相，中国以自己的利益为主，布朗和其他人只能希望北京和世界各地之间真的有着共生关系。

    在华尔街金融风暴刮起之初，德国和中国一样，也被很多人“期待”。这一次，德语媒体也在“期待”。“德国之声”转引《南德意志报》的评论，认为中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至今几乎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危害，但中国已可明显感受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为了减缓结构急速变化带来的冲力，中国需要快速增长。瑞士历史悠久的德文小型日报《新苏黎世报》则指出，中国对面临的经济下滑十分不安，消费者缺乏消费兴趣，所以才出台这一方案，试图通过巨额投资刺激国内需求。《商报》则评论，中国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从原则上来说，愿意防止世界经济进一步萧条，也希望在重建全球金融结构时拥有有份量的话语权。承担全球责任的国家，也想参与全球决策的讨论，“对于中国来说，在八国集团餐桌旁凑合吃一点的时代过去了。”

    当然，中国投4万亿的豪举，亚洲邻国不可能不关注。日本《产经新闻》就注意到，这是中国10年来首次“放宽”金融政策。《日本经济新闻》也认为，这么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措施，目的是通过扩大公共投资来维持经济较快增长，增加在华盛顿举行的金融峰会上的“话事权”。

    与西方国家媒体的复杂心态相比，新加坡《联合早报》就显得更理性，更善意。在社论《中国救市举措有利于经济转型》中，旗帜鲜明地赞赏中国宣布的十项刺激经济措施。社论分析道，与布什政府不久前宣布的7000亿美元救市资金相比，中国的救市方案更是有本质的不同，那就是中国用自己的钱、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促进经济转型，使外向型经济向内向型经济进行战略大转移。在全球经济一片愁云惨雾的形势下，中国出台的救市方案自然就不同凡响。中国不仅具备自救能力，而且其稳定与发展就是对世界经济的实质性贡献。因此，在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中国有理由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处长犯罪愈演愈烈”呈现出末日心态

    平静的生活永远是表象。这不，这几天的新闻就令人眼花缭乱，记者领“封口费”，警察收“赞助费”，重庆的哥罢运刚刚摆平，海南三亚和甘肃永登的出租车又来了个罢运接力……让人不消停的事多了，所以，《法制日报》一则“中国处长职务犯罪愈演愈烈，案值动辄上千万元”的报道，就很容易被淹没在新闻的汪洋大海中。

    可如今贪污腐败的事儿多得去了，论官衔，有部级和比部级更大的；论案值，则是屡创新高，A股市值缩水，而贪腐却一路飙红，还有专门买所房子囤积钞票的主。所以，处级干部们犯罪的那档子事，提不起我的兴趣。

    而我后来之所以又关注这则报道，主要是被其中的“含权量”三字所吸引。“含权量”借用了“含金量”，也等同于“含金量”，区别在于前者姓“公”，后者姓“私”，可人家就是有办法将姓“公”的东西重新注册，换上自己的户头。这本事，你不佩服都不行。

    还是回到正题。这则报道说，职务犯罪中处级干部所占的比例已居高不下，据权威部门统计，2003年至2006年，全国共查处县处级职务犯罪10431人；报道还说，处长官儿不大，腐败案值却并不小，有的职务犯罪涉案金额已达上千万元；报道又说，权力监督力量不足是“处长现象”存在乃至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有专家建议，将纪监、检察机关的部门监督和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结合在一起，用群众“雪亮的眼睛”去发现腐败的踪迹。

    报道完全符合新闻的操作原理，有“病象”，有“病灶”，找出了“病理”和“病根”，最后还开出了“药方”，就是依靠群众“雪亮的眼睛”。群众的眼睛早就是雪亮雪亮的，亮得快要夺眶而出，亮得快要变成血红血红的了，可腐败案件为何层出不穷？看来，专家开的“药方”有点问题。也不是说专家完全没有治到根本，监督也是重要的，可如果权力无限根本就不受制约，用什么来监督权力？

    报道中的“含权量”才是真正的病根。处长们官儿不大，但作为上情下达的中间层，拿出的意见往往最有分量。于是，权力在处长这个政策的执行者这里，发生了变异，成为一部分处级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败、权力寻租的筹码。“没有好处不办事，好处不够难办事。”尤其是交通、财政、规划等要害部门，权力大着呢。出租车费为什么这么贵，是因为有人从中收了“茶水费”；房价为什么这么高，是因为有人从中拿了大红包。这可不是我在胡绉，重庆国土规范部门近来曝出的腐败窝案，就直接推高了该市的房价。地产商出了血，自然要从房价中找收益了。

    问题的关键是要分权，分权就能稀释“含权量”。分权可以内部分，让一把手变成多把手，一只笔变成多只笔。也可以外部分，以制度要求公开权力运用流程，通报公文处置结果。再由人大、政协评议，由公众评判是否公正，是否最有效率，是否符合公众利益。这一点，香港的权力架构就值得借鉴。要是分权了你还要贪，廉政公署就要请你“喝咖啡”了。

    近来发生的几件有关权力的新闻，促使我又读了一遍曼瑟·奥尔森的《权力与繁荣》。这本书提到了权力分享的逻辑，当然，也提到了当权力不受制约时，权力就会变成流寇，就会呈现出一种末日心态，想尽快在权力的有效期内兑现为直接利益。而《法制日报》这则报道，将处长职务犯罪的末日心态活灵活出地呈现出来了。

“巴士底狱”，就是陈水扁坐巴士抵监狱

    陈水扁终于猜中了自己的命运。台北地方法院合议庭漏夜开庭，于昨日上午7时许作出裁决，认为陈水扁所犯最轻本刑为有期徒刑5年以上重罪，同时有串证之虞，裁定将陈水扁羁押禁见。

    在被送进台北看守所的那一刻，陈水扁再一次制造了“历史”，成为首位被收押的卸任台湾当局领导人，同时也完成了他由“钱”途无量到前途无“亮”的人生转型。台湾民众多以“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的感慨来欢呼司法践行正义，更有市民燃放鞭炮以示庆祝。

    可陈水扁毕竟是陈水扁.尽管被特侦组以充足的证据点封了“命门”，尽管明知黔驴技穷，但他仍负隅顽抗，使尽“奥步”，出尽花招，做足了颇具“扁特色”的丑陋表演。在应讯前，陈水扁先去办公室，然后再徒步前往应讯地点。此举意在抓紧时机一路招摇，试图孤注一掷获取支持。之后又大放厥词，呼天抢地说自己正在遭受“政治迫害”，试图扮成“悲情英雄”。还声称将被关进台湾的巴士底狱，临了，又狂呼“台独”口号。当他被戴上手扣送往台北地方法院时，陈水扁高举双手，再次大喊“政治迫害”。

    所谓“政治迫害”，纯属一派胡言。陈水扁及其家族涉嫌多宗贪腐大案，东窗事发已有两年之久。在其家族洗钱案曝光后，特侦组经过将近三个月的搜证追查，掌握了其大量贪污受贿和洗黑钱的证据。当过律师的陈水扁自然知道逃不过司法一关，才会另辟战场，大打“政治牌”，试图浑水摸鱼，模糊焦点，转移视线。

    可台湾民众的智慧不容轻侮！昨天，台湾媒体纷纷发表社论对陈水扁的言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台湾《中央日报》在社论说，陈水扁以政治犯即将下狱自居，而且极尽歪曲事实之能事，彻底显露了这名贪污犯的极度恶质。陈水扁扯上巴士底监狱，“更是疯人疯语”。《联合晚报》在社论中强调，陈水扁身上背的是贪污罪，不是十字架 。特侦组忍辱负重。如果已握有扁家海外账户、企业家自白送钱、叶盛茂坦承泄密、污点证人供词等证据，务必把这个案子办成一个清楚的贪污案，让证据说话，用司法明镜让扁家污钱的事无所遁形。

    让司法回归司法，让扁案消除杂音，由司法单位依法处理。这是台湾人民的心声。台湾民众非常清楚，将这个司法案件政治化与冲突化，是陈水扁迄今的自保策略。陈水扁自知在司法面前有太多难以辩解的漏洞，因此必须尽量制造社会对立冲突，让此案的社会成本高到足以换取政治解决。但这一次，他打错了算盘，就连他当年的政治盟友也表态，扁案中没有政治，只有司法。

    昨天，台湾就有“民意代表”以诙谐的语言对扁案作了精辟的总结：什么台湾之子，只有台湾之耻；什么“海角”，只有海外洗钱的“检角”；什么巴士底狱，陈水扁是坐着巴士抵达监狱！由此可见，陈水扁打“政治牌”只不过是最后的疯狂，骗不倒台湾人民。此前他多次声称将被关进监狱，这一次司法终于以正义兑现了他的预言。陈水扁的命运，是自作自受！

公安局长宣示“花钱买平安”，抹不掉的流寇习气

    陕西神木县公安局大柳塔分局收取煤老板300余万赞助费被《三秦都市报》披露后，陕西省、榆林市公安部门要求严肃查处。据《华商报》报道，目前，榆林市公安局督察部门介入调查，神木县公安局表示，“赞助费”如数退还。

    反应不可谓不迅速，态度不可谓不鲜明。但仔细琢磨《华商报》的报道，这个“反应”更像是“太极”功夫：一是强调了收取“赞助费”的现实必要性，无非“经费紧张”、“案发频繁”之类；二是转移了主体，将主动收取“赞助”转化为被动接受神木县煤焦协会的“集资”，这就好比将被告改为了原告。人家毕竟是“法律工作者”，凡事讲究证据，于是拉来神木县煤焦协会副会长郝志昌作“证人”。

    两则来自陕西当地媒体的报道出入较大。一个说是大柳塔分局召开的“座谈会”，另一个说是煤焦协会邀请大柳塔分局；一个说分局收了300万元“赞助费”，另一个说协会交了219万“集资款”。说句心里话，凭多年的新闻从业经历，我更相信“三秦”的描述。因为整个事件有太多诡异的疑点：一是地点为何选择在内蒙境内，二是在场干警为何没有一人身着警服，三是为何还要以羊绒衫作回礼？我只能理解大柳塔分局还知道有羞耻两字，还知道这事见不得太阳，只好躲躲藏藏暗箱操作——我这是“不惮以最大的善意”来揣测别人了。

    权力部门向下辖百姓收取“赞助费”的新闻时有耳闻，“大柳塔版”的情节也没有多少新鲜之处。但在时下矿难频发的语境中，煤老板这个称呼给人太多的联想。好听点的代表了资本，不好听的就是“黑心矿主”的代名词。于是，“大柳塔版”就被时评人解读为权力与资本的合谋。在众多的评论中，不是“集体寻租”、“资本赞助”，就是强调“公安沦为金钱的保安”、“公权蜕变为资本奴仆”，甚至连香港媒体的评论也是“自动卖身当打手”。

    是要警惕权力寻租，公安沦为资本奴仆现象也确实令人担忧。但我们再仔细揣摩大柳塔分局魏局长所讲的“花钱买平安”这5个字，权力寻租只是选项之一，而更多的可能则是权力勒索和权力敲诈。“三秦”和华商的报道都提到魏局长对台下的煤老板们的讲话，魏局长说，“根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原则，倡导花钱买平安，平安促发展，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我们期待你们的大力支持。”“期待支持”是什么含义，局长大人开口了，能不支持吗？

    公权宣示“花钱买平安”，透出一股抹不掉的匪气甚至流寇气。你花钱了，我保你平安；你要是不出钱，我不仅不保你平安，还可能让你不平安。这一点，本来“出身”就不好的煤老板们自然心知肚明。所以，一煤老板当即表态，“保障煤老板人身、利益不受侵犯就要靠公安队伍。”这个“靠”又是什么含义？有主动的投靠，还有被动的依靠，更隐蔽一层的意思则是，我要是不“靠”，你就会找我更多、更大的麻烦。

     前马里兰大学教授曼瑟·奥尔森在其名著《权力与繁荣》中，将类似“花钱买平安”的宣示形象又精辟地比喻为“流动匪帮”。他认为，在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与此同时，它还受到各种约束而无法剥夺和侵犯私人权利。而当公权力不受约束地从事自利行为时，公权就形同“匪帮”。“匪帮”只是个比喻，并不是对公权的妖魔化，百姓交税，匪帮治下的臣民交保护费，同一个道理。他还将匪帮区分为固定和流动两种。因为存在共容利益，固定匪帮收取保护费后，能够保护臣民免遭杀害和肉体伤害，还提供公共产品。怕就怕流动匪帮，予取予夺，拔光鸡毛，更不可能提供公共产品。奥尔森有点文绉绉，他所说的“流动匪帮”，东北叫“胡子”，山东叫“响马”，直白点说就是流寇。

    流寇大多具有末日心态，原因在于其权力有“有效期”。所谓“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官员在任时大摆宴席收礼金，临走前突击提拔干部得好处，都是流寇习气，都是想把有效的权力兑现为直接利益。而大柳塔分局则以单位的名义公然宣示，你在我的辖区，你就得花钱买平安，同样流寇气十足。当然，以单位的名义，并不排除其中也有私利的成分。陕西方面是得好好查一查。

    要说明的是，不管煤老板有多少“原罪”，他们也是公民，既有可能是与权力合谋的不法公民，也有可能是被流寇勒索的守法公民。他们与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一只只撩拔流寇胃口的好肥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