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其濬说过，“车前之名，三尺童子知之”。没错，车前草就是我最早学会辨认的一种野草。它叶子很大，茎却很短，叶子像是直接从根部长出来一样，开花的时候从中央抽出穗来。大人在空地上把它采来，拿回家煲水喝，是可以利尿的。
这种野草大有来历。它在《诗经》里的名字叫芣苢，有一首诗就老在念叨着“采采芣苢”。成书于战国时期的中国最早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也提到它，说它“久服轻身耐老”，差不多和成仙一个意思。直到南北朝的时候，陶弘景还说车前草吃了令人身轻，“能跳越岸谷，不老长生也”。
西晋的陆机说车前草喜欢长在路边和牛马的脚印坑里，所以叫车前，又叫当道，还叫马舄、牛遗。舄，就是鞋子的意思。李时珍记下幽州人对它的另一个称呼牛舌，却没有说明原因。明朝的李中立在《本草原始》里就解释得很清楚，“象形也”，他还在自己描绘的图画上注着“叶似牛舌，穗类鼠尾”，把车前草的特征概括得很清楚。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车前草能降低眼压。这个疗效唐代人就知道了。张藉在诗里写道：“开州午月车前子，作药人皆道其神。惭愧文君怜病眼，三千里外寄闲人。”
李时珍对这首诗议论说，可见五月在开州采到的车前草药效很好。其实众多本草书里都提到车前草要五月五日这一天采摘。这点不得不引起注意。
要知道，在古代，五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月份，因为从这个月开始昼短夜长，阴气占据优势，因此五月俗称恶月。而初五尤其被认为是恶日，出生在五月初五的人会被看做可以克死父母的毒命人。这就是古代人把五月初五选做划舟竞渡送祸禳灾的日子的由来。
知道这一点，就不得不为车前草喝一声彩了。那个被视为可怕的日子，就是把它迎回家里的最佳时刻。这说明它给人们带来的从来不是痛苦与灾难，而是健康与平安。把它看做是吃了能长生不老的仙草，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吧。

桥按：本文照之前的《桃金娘名称考补遗》写来，那篇小文也是我起意写草木的第一次。多谢季人兄的启发与指点，其中材料也多得他的提示。

清明趁雨拜坟山，叩头洒酒烧纸钱；小儿食过五色饭，又向松间摘豆捻。
这首诗写的是从前清明时，全家人去郊外上坟的情形。小孩在山野之中是最感到兴奋的，在大人忙着铺设祭品（用天然植物染料染成的五种颜色的糯米饭是时令食品）时，就四处乱跑，折几枝松枝，采数茎菖蒲。其中最得我欢心的是豆捻，因为这种野果可以入口。在树丛中采那一颗颗指头大的豆捻来吃，吃到嘴巴都变了黑色，是清明拜山最大的趣味之一。
豆捻是岭南常见的灌木，果实曾经在市场上以商品的形式出现过，现在几乎消失了，恐怕是因为大家觉得不怎么好吃。《南宁市药物志》说，豆捻“夏秋结浆果，熟时紫红色或暗黑色，味甜微濇”，是没什么吃头。香港的锺庸在《食疗药物》里把它叫做“岗捻”，说“果实外形有点像‘鸡心柿’，比莲子大一些；成熟时外皮呈深紫色，果瓤则紫红色，内有很多果仁”，很准确地勾勒出它的形象了。
虽然不是佳果，但豆捻并非一无是处。清代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里说，岭南用花和果来泡酒，花以槟榔花为最佳，果则是豆捻，豆捻酒连猿猴都要和人抢来喝呢。豆捻酒的补血效用很好，产妇喝是最合适的。
说到底，豆捻是上不得台面的野果，“豆捻”也是个极土极俗的名字。但在很早的时候，豆捻就被记载在古籍中，当然是以别的一些名字，比如都念子、倒捻子、海漆、逃军粮等等。而说起它的另一个名字，也许你就要轻呼一声“原来是它”了。那就是———桃金娘。
三国东吴的沈莹写的《临海异物志》提到一种出产在福建的多南子，说是有指头大小，“其色紫，味甘”。北魏的贾思勰把这条记载收入《齐民要术》。虽然只有寥寥几字，言之不详，但是把“多南子”看做是豆捻的异名，我认为问题不大。理由下面再讲。
唐代的刘恂在《岭表录异》里说起“倒捻子”，这种“窠丛不大”的灌木“花似蜀葵，小而深紫”，南方妇女用来做染料；果实的顶上有四片像柿蒂的小叶子，吃之前要先把它们捻掉，这就是“倒捻子”名字的由来。那四片“小叶子”证明了倒捻子就是豆捻。
唐朝人杜宝记载隋朝事迹的笔记《大业拾遗录》也记下一段遗事，南海郡进奉了一百株都念子树，这种树高一丈多，“其子小于柿子，甘酸至美”。其中对花的描述是“似蜀葵而大”，与《岭表录异》用语相近，也同样用柿子与果实做比较，所以可以知道，杜宝说的都念子就是刘恂说的倒捻子。
只不过，从我的亲身经历来看，豆捻肯定是灌木，锺庸也说树高普通的是两三尺，简中有五六尺的，杜宝说都念子树高一丈多，真叫人惊讶。屈大均说出产于罗浮的有高丈许的，言之凿凿，看来是我和锺庸孤陋寡闻了。
其实无论是都念子，还是倒捻子，读音都与“豆捻”差不多。这也就是我把多南子也认做豆捻异名的原因。事实很清楚，这些名字都是从当地人对这种植物的叫法译过来的。至于刘恂说的要捻掉小叶子因此得名云云，都是后人的附会。
这样的情况到后来还有。清代的郭柏苍的《闽产录异》说“结子……倒捻于树”，故名倒捻，可以度年，故名冬年，赵学敏说“为用甚众，食治皆需”，故名都念，都是一样的道理。古代人似乎就是接受不了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名字，非得找出解释来不可。
据说闽南、客家等方言对豆捻还有朵尼、多莲、当梨等称呼。你看，是不是读起来都是差不多的发音？
当年苏东坡被贬谪到海南，在从滕州到儋州的半路上见到开着花的豆捻，像小型的芍药，非常可爱。走到儋州的时候就已经结果了，苏东坡尝过，觉得挺甘美的，里面的小种子嚼起来“瑟瑟有声”，还有点苦。他把豆捻命名为海漆。屈大均的解释是豆捻的皮可以做胶，和漆树有同样的功用。
苏东坡说儿童豆捻吃多了，拉不出大便，因此经常受下痢之苦的当地人会用豆捻的叶子来治病。赵学敏也说它能止肠滑。这是真的，所以豆捻不能多吃。
在这么多记载里，还没有出现“桃金娘”一词。我找着的最早出处是在清初陈淏子写的《花镜》里，他说一种出产于桂林郡的金丝桃也叫做桃金娘。但可疑的是，这本书里也记载了都念子，描述的语言与之前的古籍大同小异。
陈淏子说都念子“树高丈余”，住在杭州的他万万不可能把它移植到西湖边去。何况从文字看，他参考杜宝的痕迹太明显。因此，我怀疑陈淏子根本没有见过豆捻，而是靠想象写下了关于它的这些文字，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桃金娘和都念子是同一种东西。我的猜测得到了农史学家石声汉的支持，他说《花镜》里“像倒捻子（桃金娘）……在杭州当时是不能有实物的”。古书里口耳相传的例子太多，一不注意就要以讹传讹了。
豆捻还有一个名字叫逃军粮。《清稗类抄》引用了赵炯的一首诗：“枝生干挺叶花厚，四月之中花欲然。思嫁海棠浑不睡，梦随豆蔻好相怜。落霞片片明如绣，结实垂垂黑正涎。何有逃军堪采食，时平无那佐炊烟。”写得很臭，但是还算大致描画出豆捻的形态。
逃军粮其实就是桃金娘的讹音。外来者听到当地人叫桃金娘啊桃金娘的，自己就私自改成逃军粮，再闭门造车想出个逃军者以此为粮的说法，把话说圆了。其实是很无谓的。
那么，桃金娘的名字又是从哪来的呢？请看———豆捻、倒捻的捻，都念的念，冬年的年，多莲的莲，桃金娘的娘，它们都指向一个发音。这说明，一切的根源都是方言，所有事物只有先得到语言的确认，才能成为它们本身。

之前写到丝瓜，提到丝瓜“倒阳”，川藉某友不吃的事。实则某友不吃丝瓜出于个人喜好。不过丝瓜“倒阳”的说法向来有之，今日翻书又得一条。冯梦龙《笑府》有一则笑话，“有客方饭，偶谈及丝瓜痿阳，不如韭能壮阳。已而主人呼酒不至，以问儿，儿曰，娘往园中去了。问何为，答曰，要拔去丝瓜种韭菜。”
再之前写到甘蔗，说广东儿童“赌蔗”的游戏，是从李调元《南越笔记》看来的。民国陈邦贤《自勉斋随笔》也有一条“劈甘蔗”说，“四川产生一种很小的甘蔗，和下江的江柴相似，价值也不很贵。有许多的儿童以劈甘蔗做他们的游戏。各人手里拿着一把弯弯的小刀，你劈一下，他劈一下，劈到什么地方，吃到什么地方。有劈得很准确的，有一劈再劈始终不能劈到的。因为那小甘蔗不容易站得住，非有劈的经验，恐怕很不容易得胜的。”
从文中看，似乎是让甘蔗自己立在地上，然后再劈。说得不是很清楚。不过与广东儿童所为大致是相同的。
要是当初知道有这两条材料，放进文章里多好啊。

偶然间在网上搜到一篇题为《从越南的饮食看国家与地区间的文化交流》的论文，是前年发表在《东南亚纵横》上的，其中有一段“民间小食”，说到“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鸭仔蛋（毛蛋）。所谓鸭仔蛋，就是未孵化完成，即生长到一半的鸭蛋，不特别烹煮，只是将其煮熟，吃壳内的肉蛋。不过因为蛋壳内的成长程度无法得知，所以有时可能会吃到‘羽毛’，吃下去的是蛋还是肉，有点搞不太清楚。现在中国南方，江浙甚至北京郊区都有。”后面还引用了周作人的《食味杂咏注》。这段文字的注释，列出的居然是我贴在“夜读知堂”的《谈鸭仔蛋及其他》。真是吓煞人也。论文的作者是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越南语教师刘志强，为老乡尽了一份力，是值得我高兴的，而且刘君十分遵守学术规范，连我这网帖也注明出处，难得难得。
把这篇旧作贴出来。当时的回帖也附在后面。

谈鸭仔蛋及其他

周作人在《食味杂咏注》中引清谢墉《食味杂咏》“南味五十八首”之十六《喜蛋》之题注云，“元方回诗曰，秀州城外鸭馄饨，即今嘉兴人所名之喜蛋，乃鸭卵未孚而殒，已有雏鸭在中，俗名哺退蛋者也。市人镊去细毛，洗净烹煮，乃更香美，以哺退名不利，反而名之曰喜蛋，若鸭馄饨者则又以喜蛋名不雅而文其名，其实秀州之鸭馄饨乃《说文》毈字之铁注脚也。”
谢墉所说的这鸭馄饨或喜蛋或哺退蛋乃是同一种物事，我在儿时也曾经见过的，不过并非是在“秀州城外”，也不叫上面所说的那三个名目。我有个二伯极贪口腹之欲，不过他喜吃的多是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稀见的如猫头鹰穿山甲，家常的如狗肉鱼生鸡屁股，还有就是鸭仔蛋了。这鸭仔蛋便是谢墉所说的喜蛋，乃是有已经成形的雏鸭——即土语所谓之鸭仔——在壳里面的。以前卖鸡蛋鸭蛋的铺子总安装有一个灯泡，以供顾客把蛋对着光看是否透明，有无胚胎成形在内，现在的人多去超市一盒一盒的买，这个步骤想必就省略了，但在小店铺里仍还是有。于此可见鸭仔蛋本不是什么好的东西，既于新鲜远说不上，想来也必很不卫生，一般人是避之不及的，家里人除二伯外都不吃这东西，他倒是甘之若怡，所谓口杂者即此也。这都是我小时候的事了，他是如何整治那些鸭仔蛋的现在已不大记得，也不外乎“镊去细毛，洗净烹煮”，还有依稀的印象是要下不少白酒来腌，多年后想其功用大概一是除腥二是消毒罢。做出来的鸭仔蛋因此很香很逗食欲，不过大人是不让吃的，我也对它没什么兴趣，因为一想到打破壳时那些已成形而湿漉漉的鸭仔，便很不忍，并觉得肉麻。
鸭仔蛋价极贱，不及普通鸡鸭蛋多矣，究其根源大抵是蛋没有及时卖出以致几乎孵化成雏，于是美其名曰鸭仔蛋以利于贱价卖出，而平常人家没什么钱如我家者间中买回来，也算是开荤了罢。
《喜蛋》诗中又有注云，“喜蛋中有已成小雏者味更美。近雏而在内者俗名石榴子，极嫩，即蛋黄也。在外者曰砂盆底，较实，即蛋白也。味皆绝胜。”依其所言，小雏、石榴子、砂盆底是可以同存于一个喜蛋里的。我则有一疑问，小雏乃是由蛋黄蛋白孵化而来，既已成形，怎会还有蛋黄蛋白残留呢，鸭仔蛋是没有的，此事殊不可解。
去年九月因公事往江苏宿迁一游，蒙当地朋友请吃了几顿饭，有一次是在宿迁下辖的沭阳县吃的，席间有叫“毛珠子”的一种土产放在碗里端上来，摆在饭桌中间供各人取食。外表与平常所食的鸡蛋也无不同，只是在壳外还贴上了一小块纸，作商标之用，想是已经商业化了也。各人态度颇为隆重，频频向我推荐，说此乃沭阳特产美味大补不可不食云云。破得壳来见蛋黄蛋白已渐分离，蛋黄上有毫毛般纹路，毛珠子一名之“毛”字或于此而来，吃到嘴里仍然嫩如平常蛋黄，并无异样。蛋白则确实是已化得很硬，嚼之如蜡。我勉强吃了半个，终于敬谢不敏。
吃这种东西是不是我们的特色，我没有研究也说不上来，但想到中药以人或鹿之胎盘入药，“胚胎大补”的观念在中国之根深蒂固是可见的了。以前读过《三言二拍》的一个故事，说一个人在山里迷路，遇到道士留住请吃饭，道士端来的却是蒸熟的孩儿，那人惊惧不已，拒而不食。道士吃完后告诉他，那不是孩儿而是已成人形的仙草，吃了可以飞升或延寿，至于那是人参茯苓还是何首乌我也记不清了，只记得那人听完了后悔不迭，令我竟有些看他不起了。胚胎是大补的，仙草亦是大补的，如胚胎之形的仙草则更是了不得也，这种逻辑的推演不说无稽，也总有些幼稚罢，可我们就这样的信了几千年，恐怕还得这么的信下去。前几年听说有外边的客人专门到这里来高价买下医院流产的死婴，做成宴席，若说普通人家吃鸭仔蛋是没钱吃好的，乃不得已而为之，则此类行径不仅愚昧已极而且实在说得上是残忍已极了。

回复人：史帷  回复时间：2004-01-11 12:40
我们那里叫“抱鸡婆蛋”，念作 baojibu dan ，抱鸡婆，即是孵蛋、带小鸡的母鸡；抱鸡婆蛋，即是抱鸡婆孵了已有好些日子的蛋，若是鸡雏已经啄破蛋壳了，就不再叫蛋了。我们那里也都不吃他，如果万一有人吃，则那人便被作为乡里舆论或闲谈中代表某类人的常例或熟语：无节制地贪嘴，心思邪狠，不近常情。我父亲是吃过这个的，不过他是因为舍不得白扔东西；有些抱鸡婆蛋在孵之前，未检查准确，没有受精，所以孵不出小鸡来。

回复人：史帷  回复时间：2004-01-11 12:42
抱鸡婆，真是一个好词！

回复人：史帷  回复时间：2004-01-11 12:47
我则有一疑问，小雏乃是由蛋黄蛋白孵化而来，既已成形，怎会还有蛋黄蛋白残留呢，鸭仔蛋是没有的，此事殊不可解。
——
引语说“喜蛋中有已成小雏者味更美。近雏而在内者俗名石榴子”，似是指蛋中雏才略有其形，不是说完全变成小雏者。

回复人：史帷  回复时间：2004-01-11 12:57
有一道吸猴脑的美味，又实在看到现在有烹婴儿吃的，均系流行口味。我们论坛有资料“广西118名婴儿贩卖案”；桥兄或可顺便一看。我上课讲文革文学，谈及广西等地大屠杀及食人事，也谈到上边这些“菜谱”。有时候也诅咒，更多时候没话说；我觉得自己此生没有感觉到生命的可贵可亲，所以暂时谈这些也只是谈事实，动不了什么感情。

贩婴儿事：http://www.sowerclub.com/RepTopic.php?id=2697&ctid=1065251965

回复人：桥东里  回复时间：2004-01-13 16:49
引语说“喜蛋中有已成小雏者味更美。近雏而在内者俗名石榴子”，似是指蛋中雏才略有其形，不是说完全变成小雏者。——若是“蛋中雏才略有其形”，“镊去细毛”一语便无着落了。蛋中雏并非仅仅略有其形，这是可以肯定的。
鄙乡正是广西南宁。父亲跟我讲过武斗之惨状，是他亲眼所见，广西人勇蛮好斗，是要比别的地方惨烈得多，不过人性总是“到处杨梅一样花”，我想其情形大多全国相仿。

回复人：史帷  回复时间：2004-01-15 22:29
喜蛋的事，我没见过，应该是桥兄说的对吧，以后再留心了。
武斗的事，从桥兄处又得一证人；但似乎不好归于“勇蛮好斗”？

回复人：桥东里  回复时间：2004-01-16 00:02
锋兄说的是。那种恶是被诱发出来的吧？

回复人：棣棠  回复时间：2004-08-03 12:33
文类编之一第361页《六月二十八日》有这句话：
“像母鸡抱蛋一般，一心守候他的孵化。”
是不是江浙也有“抱鸡蛋”一说。北京话叫“孵小鸡儿”。湖南话，把孵化过程称为“抱鸡崽”，称那蛋为“抱鸡蛋”，那母鸡为“抱鸡婆”，分得很细。

回复人：棣棠  回复时间：2004-08-03 12:51
大约二三年前，北京开始有卖毛鸡蛋的，大多在城乡结合部的农贸市场。一个圆柱形的小小的铁皮炉子，上面是平底锅，锅里浸着一层油，排着十多个蛋，是煮熟的毛蛋。毛蛋煎得焦黄后，洒上盐、辣椒粉、花椒粉等佐料，再用竹签子从中间穿过，卖五毛钱一个，这个价钱好象一直未变。前阵子，我看到一位卖蛋人新添一只炉子，仔细一看，煎毛蛋已经分为两种了，一种表皮光滑，和普通鸡蛋无异；另一种却是有毛露出来，有的已经看得见小鸡的模样来。看他们的生意好象还蛮好，应该有一些人以此为生吧。

 

在这个时代，每天映入人们眼帘的，除了另外一些人的面容，还能有什么？用一句成语来形容，真是“面面相觑”了，实在是有点审美疲劳。所以不难理解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观星、观鸟、观虫、观草的活动之中。把“人类”的身份暂时抛掉，重新融入大自然之中，是现代人避免被过度异化的最佳途径。
在这里面，观察昆虫是既便利也有趣的一种方式。说到观察昆虫，自然会想起“昆虫的荷马”法布尔。他用毕生精力写成的《昆虫记》中文版洋洋十卷，一直是包括我在内的众多博物学爱好者的案头必备书。八十多年前，同样耽读法布尔的周作人写道：“他不去做解剖和分类的工作（普通的昆虫学里已经说的够了），却用了观察与试验的方法，实地的纪录昆虫的生活现象，本能和习性之不可思议的神妙与愚蒙。”这的确道出了《昆虫记》的好处。
不过法布尔毕竟是百多年前的古人了，《昆虫记》更适合当作文学作品来读。尤其对试图在实践中对昆虫有进一步了解的人来说，若有一本带有彩色图片和简单分类的手册在手，既能增加兴趣，也能加深认识。
与市面上众多同类书籍不同，《昆虫的国度》可以当作两种用途来使用。一是精美的昆虫图册，作者李元胜多年来在重庆、云南、广西、台湾、香港等地探访自然时拍下的数百幅昆虫照片呈现在大开本上，即使你鼓不起劲去亲身体验近距离观察昆虫的乐趣，手持这样一本图册，也足以去那个“小世界”神游一番。
二是实用的行动指南。《昆虫的国度》并非是以科目分类的结构来组织全书，而是用昆虫生活的环境来进行分类，分为“市区篇”、“田野篇”、“静水篇”、“溪流篇”、“林间篇”、“草地篇”、“雨林篇”。这样无疑对观察昆虫的爱好者更具有指导意义。
比如在“市区篇”（对大部分初入此道的“城市动物”来说，这是最可能的观察场所）之中，作者根据亲身经验说：“散发着香气的花卉上，总会吸引兴冲冲的访客：食蚜蝇、蜜蜂、蝴蝶、蛾类和部分甲虫。在寻访昆虫时，最方便的地方，就是找到昆虫们喜好的蜜源植物。另外，野生的草丛，差不多是直翅目的乐园，可以找到蝗虫、螽斯等等。”
不要以为非要到深山野林才能从事观察昆虫的活动。在家里的阳台，如果那里种着植物，你照样会很方便地看到一些四处闲逛的昆虫，只要你有发现的目光。实际上，另一本好玩的与昆虫有关的书《东京昆虫物语》，就是在东京长大的泉麻人的都市观虫札记。他说：“昆虫爱好者有很多种，勉强说起来，我可以算是‘讲究情调型’的吧。我最喜欢那些出现在街道或生活场景中的昆虫。”他的书里写的都是“起居室里的螳螂”、“住宅区的凤蝶”和“灶马出现在厕所”之类的题目，别说市区，简直就要把观察地域缩小到了自己家那小小的四帖半榻榻米上了。这虽然显示出日本人的某种趋于极致的谨小细微，但是对那些嚷嚷着没时间也担忧到哪里去寻访昆虫的人来说，却是一个启示。
为了引导更多有志于观虫事业的“菜鸟”入门，作者在书的前面还专门写了一节“观察昆虫的必要准备”，介绍了观察所需的基础知识、入门读物、拍摄器材，以及提出了撰写观察记录的建议。在我看来，这两页简明扼要的内容是这本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比如作者建议，“在条件适合的地方宿营时，还可以使用灯诱的方式，吸引昆虫上灯。有一些趋光的昆虫会自行前来报到，这样，有助于你观察到一些罕见的昆虫。灯诱，就需要准备电线、灯和白布。”虽然没有深入阐明，却是没有切实体验的人说不出的。
而且，在处理一些属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科学伦理”问题上，作者流露出热爱自然的那一份情感，也令人感动。小时候上自然课，老师还教我们怎么用蚊帐布做网兜来捕捉昆虫，怎么将捕捉到的昆虫制成标本。但是作者非常明确地表明，他“个人倾向于之支持有研究水平的专业人士和机构有限地采集标本”。因为他在云南的橄榄坝看到，十多年前有无数蝴蝶飞舞的场面已经看不到了，主要原因就是人们的滥捕。我相信在很多人的观念中，把昆虫制成标本是昆虫给人类带来的唯一乐趣与用途。但是在今天，我们或许必须改变以往的做法，将我们与昆虫的关系仅仅限于看与被看。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吴兵在“编后记”里说：“看着这些生动的眼睛和真切的眼神，我既有欣喜，也有怜惜，还有愧疚。”希望越来越多的观虫者不要在亲近自然的同时也破坏了自然，希望这种愧疚能少起来。
说到底，要成为一个合格的观虫者，只要做到一点就够了。就像作者在后记里说的，“只要你对大自然还保留着敬意和好奇，这就够了。”

周作人著名的五十自寿诗有一句是“且到寒斋吃苦茶”，他还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苦茶庵”。不过他说的苦茶乃是泛指，至于特指的苦丁茶，周作人一直没搞明白是什么。有一次朋友送给他一包苦丁茶，他特意把泡在壶里的茶叶捞出来，弄得平整来仔细看，然后认为就是他的故乡浙东常种的一种坟头树，方言叫做枸朴树。
我也喝过苦丁茶，虽然苦得不得了，根本无法继续喝下去，可也算是有亲身体验的。我想，知堂先生说得既对也不对。
唐代陈藏器的《本草拾遗》记有一种出自南海的皋芦叶，据说叶子像比较大的茶叶，味道很苦，南方人用来做茶叶，止渴去痰，利尿明目，很受珍重。陈藏器还引用了南北朝沈怀远的《南越志》，说广东龙川出产皋芦，当地的俗名叫过罗或者物罗。
这种“过罗”到清代就被定名为“苦艼茶”了，这是《广东新语》上说的。
李时珍亲口喝过皋芦叶泡的茶，他的评价是“最苦而色浊，风味比茶不及远矣”。看看陆羽的《茶经》就知道，文人给茶定下的标准有多高，光是茶汤的颜色这一条，皋芦叶就入不得他们的眼。所以苦丁茶根本就不是做饮料，而是当做药来喝，直至今日仍然如此。周作人发出“这茶实在太苦，我终于没有能够多吃”，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何况苦丁茶也不能多喝，它太寒凉，李时珍说胃冷者不可用。
今天的学者都说皋芦是冬青科冬青属的大叶冬青，市面上常见的卷成条状的苦丁茶就是这种。但是周作人对家乡风物非常熟悉，他也不大可能认错。而且我以前见过的苦丁茶在晒干制成之后是展开的大张叶子，也不应该是大叶冬青。
这不是很明白吗？凡是不属于茶科的、叶子可以经晾晒后泡水喝的、味道十分苦的，通通叫做苦丁茶都是没有错的。据说中国有五科十一种的植物叶子都可以制成苦丁茶。吴其浚在《植物名实图考》里提到过一种苦茶树，也是具有类似的特征：“叶味苦，回甘生液。土人采以为茗”。
至于谁能在这场竞争中最终夺得胜利，把“苦丁茶”的帽子完全戴到自己头上，就要看各自的造化了。我们还是端起一杯茶，一旁逍遥去吧。

专栏名字叫“南方草木”，其实谈的都是木，草还没见过呢。本来爱植物的人就大多只把目光集中在花、果、树上面，肯低下头看草的没几个，这未免对草有点不公。所以今天来说酢浆草。
酢浆草真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了。拨开草丛，随处可见，它的叶子都长在茎的顶部，每根茎上都只有三张，像个直升飞机的机翼，或者小孩从前常玩的竹蜻蜓。我小时候和伙伴“斗草”（《红楼梦》里紫菱和众丫鬟的“斗草”是文斗，我们那是武斗），就是连着酢浆草的皮自下而上把叶子掐下来，两人拿着甩，把叶子纠缠在一起，互相拉扯，谁的先被扯断谁就输了。
酢浆草的“酢”字与醋通，《本草纲目》也说它“其味如醋”，茎与叶都是如此。在唐代纂修的《新修本草》里就有“酸浆”的记载，里面说这草五月采来，阴干后可以入药，治难产。以前它可是小孩子的爱物，没事摘几根叼在嘴里，自我感觉很酷，口里也津津有味。北宋的小孩子也是这样，苏颂就说“初生嫩时，小儿喜食之”。
苏颂在《本草图经》里提到一种“赤孙施”，南宋的福建莆田人郑樵在他的百科全书式著作《通志》里也说，福建人叫酢浆草做“孙施”。李时珍说“孙施”其实是“酸箕”的讹音。
历代的记载都说酢浆草开的是小黄花，但是在广州见到的酢浆草的花都是紫红色。这也许与地域的南北有关：黄花酢浆草都长在北方，红花酢浆草则是在南方。
北宋的南方人会用一大把酢浆草来擦拭鍮石器（就是铜和锌的合金制成的器皿），据说能擦得像白银一样铮亮，到明代依然应用。明代的方士则用酢浆草来做炼丹的一种原料，可惜这种好玩的用处失传了。
儿童喜欢酢浆草，还因为它的根部有时候会长得很饱满，所以又唤它作“地人参”或者“水萝卜”——后者更现实些，不过儿童为什么需要现实呢？这是他们自己的人参，挖出来与别人比较大小，然后还舍不得吃。其实根本不好吃。但又有什么要紧？
这种给我的童年带来欢乐的不起眼的小草，到现在看到也还会产生拔起它的冲动呢。

八十年代初有一部武打电影叫《木棉袈裟》，风靡一时，少年人都学着里面的少林和尚互相打闹。电影的名字听上去好像是说袈裟的原料是木棉树，实则不然，纵使木棉树确实能纺布，也做不了袈裟这类高级衣物的材料。
古时候人们口中的木棉，说的时而似乎是棉花，时而似乎是我们广州的市花木棉树，时而又似乎两者都不是。夹杂不清，含糊得很，一笔烂账令人头疼。我试着梳理一下其中的关系。
木棉树在植物学分类上属于木棉科木棉属。李时珍说它也叫斑枝花，因为讹音的关系，又叫攀枝花；屈大均则说它枝条长得贴近地面，“人手可攀”，所以叫攀枝花，至于斑枝花则是因为枝条上的青苔形成鳞甲的图案而来。
《本草纲目》说它“结实大如拳，实中有白绵，绵中有子”，古代的岭南人就用这些白绵来做成布。但它其实不是优秀的纤维作物，用《广州植物志》的描述来说，“乏韧性，无弹力，不合于纺织用，只可供垫褥、枕头的填充物”。《广东新语》也说，“然脆不坚韧，可絮不可织”。徐光启在《农政全书》里也指出这个弊病：“攀枝花中作裀褥，虽柔滑而不韧，绝不能牵引，岂堪作布？”
其实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木棉纤维在明朝就被淘汰，是因为那时候已经出现了更适于纺织的植物纤维；明朝人自然有理由说木棉纤维不堪作布，但是在特定的时代与特定的地区，它也许就不得不成为一种制布原料了，哪怕它不能令人满意。
东华大学纺织博物馆副教授曹秋玲有一个解释。她说：“在古代手工机械出现之前，还有更简单、更原始的纺纱方法，如徒手搓捻和纺坠纺纱，这些方法对纤维性状的要求就较低，不能排除木棉纤维能够纺纱的可能。”
尽管如此，我仍不能相信靠“徒手搓捻”可以制成华丽的木棉袈裟，袈裟的原料必定另有别物。但那又是什么呢？
徐光启在提出木棉“岂堪作布”的疑问之后，自己试着回答说：有人怀疑木棉确实可以织布，只是方法失传了，我认为不是这样，古籍说可以织布的木棉应该是吉贝。
先来看古籍对吉贝的记载。
三国万震写的《南州异物志》说吉贝果实成熟时，产生的纤维像细鹅毛，比丝还细，往外抽出，无有断绝。
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专门有“吉贝”一条，说吉贝树干像桑树，枝和花都像芙蓉，花心里都是细小的茸毛，有半寸那么长。南方人用铁条碾掉茸毛里包藏的种子，然后“以手握茸就纺，不烦缉绩”，做成布料，最为坚韧。《现代汉语词典》说，“纺”指的是将纤维拧成纱，或将纱捻成线：“绩”指的是把纤维披开接续起来搓成线。由此可知，吉贝纤维的质量也不怎么样，经不起精细加工。
古人经常把木棉和吉贝混在一起。晋朝的张勃在《吴录·地理志》说，交趾定安县（就是现在的越南北部）有木棉树，“实如酒杯，口有绵，如蚕之绵也。又可作布”。可以肯定，这个“木棉树”就是吉贝，因为张勃说它“高丈”———木棉科木棉树的高度可不仅仅如此啊。
徐光启看出了这一点。他说，有人听到张勃所说的木棉树有一丈多高，就怀疑是攀枝花，那是不知道攀枝花高有十数丈的缘故。确实如此，你走上街头四周看看，就可以知道吉贝绝对不是“英雄树”。
周去非说吉贝“木如低小桑”，北宋方勺在《泊宅编》里说“闽广多种木棉，树高七八尺”，这证明他们和张勃说的都是同一种植物。
在海南，现在还能看到吉贝。在一篇介绍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的报道中，记者写到一种“一米多高的灌木，有些开出了粉红色和浅黄色的花朵”，黎族妇女织锦的原料正是来自它们。这种海岛棉在黎语中就是被称为“吉贝”。
海岛棉“吉贝”与如今广泛栽培于全国各产棉区的陆地棉同属于锦葵科棉属，不过原产于南美与西印度群岛的海岛棉比棉花更早地被引进中国。别忘了，著名的黄道婆就是在海南岛学会的高级纺织技术，然后才把它们传到内地的，这说明当时海南岛的纺织技术已经很发达了。当初在她手中穿梭的就是“吉贝”啊。
然而问题还没有解决。大概从元代开始，古人把今天的棉花也叫做木棉（或写作木绵）。元代的王祯写有《农桑通诀》，里面说木棉应该在谷雨前后栽植，立秋收获，“其花黄如葵，其根独而直，其树不贵乎高长，其枝干贵乎繁衍”，元代政府颁布的官方农书《农桑辑要》有“栽木棉法”，明显都是在讲种棉花。
李时珍说江南、淮北所种的木绵，“茎弱如蔓，高者四五尺，叶有三尖如枫叶，入秋开花黄色，如葵花而小，亦有红紫者，结实大如桃，中有白绵”，见过棉花的人都可以看出他是在讲哪种植物。
棉花引进中国的时间与历程是一个聚讼纷纭的学术问题，我在这里还是回避为好。看来在古人眼里，能作为纺织原料的植物都可以叫做绵，如果是木本的就加个木字旁叫棉，或者直接叫木棉。至于更细致的分类……就等到用得着的时候再说吧。
最让人晕倒的是，木棉树是木棉科的，吉贝是锦葵科的，而吊诡的是，木棉科里居然也有吉贝属！
这种“吉贝木棉”又叫做爪哇木棉或者美洲木棉，乃是从原产地得名。它与木棉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花是白色的，而且树干上会长出瘤刺。它的果实里也有茸毛，也可以作为初步纺织的材料。
这简直让人无所适从了。所以你能了解我为什么会对这个问题感到头疼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