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说了扁桃，干脆顺着说芒果。
芒果原产印度，古代印度人以占有的芒果树数量来显示财富与地位。传说十六世纪莫卧儿帝国阿巴克的皇后拥有一座十万株芒果树的果园，或许是首屈一指了吧。
吴其濬在《植物名实图考》里说这种植物花多实少，像一个人光会花言巧语，没几句实话，都在诳人，因为西汉扬雄的《方言》“谓诳为杧”，所以叫杧果。和它同病相怜的是北方一种瓜菜，只开花不结果，被叫做“谎花”。
这虽然能教导我们做人不能太耍嘴皮子，但其实是吴其濬“过度诠释”了。芒果的别名有很多，比如蜜望、蚊果、闷果、檬果、莽果等，都是差不多的发音。这证明它们都是译名，和开多少花结多少果没关系。
在台湾，芒果被叫做“檨”。这是一个《现代汉语词典》里没有的字，念做shē。清代康熙年间的台湾巡察御史黄叔璥在《台海使槎录》里解释说，“因其色味似杏，或是番杏，误作檨”。
清代从内地去台湾做公务员的人都入乡随俗把芒果叫做“檨”。来自浙江绍兴的何澄写诗说“绿添水色新番檨”，他注解道，“即番蒜也。高树多荫，实如猪腰；青皮，黄肉，土人甘之”；他的朋友、来自福建侯官的马清枢也写诗说“御冬旨蓄腌番蒜”，说明芒果不仅可以鲜吃，也可以腌起来，留着冬天吃。
芒果花开得很盛，招引来很多蜜蜂，“望而喜之”，所以被叫做蜜望。不仅蜜蜂盼望，人也盼望。从清代开始，芒果就卖得不便宜，“贵之故望之”，所以《交广录》说“蜂望其花，人望其果也”。
这样看来，芒果真有些贵族气质：口花花，是财富与地位的象征，受万人景仰，“疯魔万千少女”。也难怪，人家本来就是热带水果之王啊。

遗憾的是，连扁桃这顶帽子都常常被人们戴到另一种植物头上。而且这种误解从唐代就开始了。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说，“偏桃，出波斯国，波斯呼为婆淡”，“状如桃子而形偏，故谓之偏桃。其肉苦涩不可啖，核中仁甘甜，西域诸国并珍之”。到明代，李时珍也说，“匾桃出南番，形匾肉涩，核状如盒，其仁甘美。番人珍之，名波淡树，树甚高大”。不管是婆淡还是波淡，很明显说的都是巴旦杏。
这巴旦杏如今是国际四大坚果之一，通常被叫做“美国大杏仁”，值钱得很，地位比扁桃显赫多了。巴旦杏原产于西亚，现在也多在我国西北栽培。《本草纲目》专门有“巴旦杏”一条，也说“出回回旧地”。范成大当年来的是广西，见到的当然不是它。
东莞的农史学家杨宝霖在他的《自力斋文史农史论文选集》中，经过一番考证之后说：“扁桃既明，与芒果何涉？”如果扁桃指的是巴旦杏，确实与芒果无涉；但杨宝霖不知道还有一种与芒果同属的扁桃，那当然也要算作芒果之一种的。
明代文学家李梦阳有一次遇到一个童子与他同名，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他出了一个对子——“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意思是你我虽然名字一样，分量可不一样。
童子梦阳原来也是有料之人。他的下联是“魏无忌，长孙无忌，尔无忌吾亦无忌”。你无所谓，我也无所谓。
巴旦杏无所谓，扁桃也无所谓。

广州大道中道路两旁生长着一种树冠浓密的行道树，这几个月正是挂果的时候。朋友抬头见了，大多说道，这不就是芒果吗？
差矣，那是扁桃。
从科学分类上来看，扁桃和芒果都归于漆树科芒果属。在形态上，两者也非常相像。但扁桃的个头比芒果小，果肉也比芒果薄得多，纤维比较粗，做不得新鲜的水果吃。我的家乡就把扁桃用来腌酸制成果脯。
因为与芒果容易相混，而经常被芒果抢去了风头，所以文献里对扁桃记载不多。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里说“匾桃大如桃而匾，色正青”是难得的一条。当今很多学者为中国是不是芒果的原产地争论不休，照我看大可不必，芒果确实是印度出产，但这并不妨碍同属芒果属的扁桃在中国有野生品种。范成大的记载就是证明。
屈大均谈到一种与芒果相近种属的叫天桃的，愈遇上荒年果子结得愈多，乃至广东人都给编成歌谣，说“米价高，食天桃”。从读音上猜想，这倒霉的天桃说不定就是扁桃。
照理说，在荒年能供灾民充饥，本来该受到尊敬才对，可天桃却因此与饥荒联系起来，被人看贱甚至在平日里避之不及了。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同样的，尝鲜解馋易，救命活口难。但是为什么人们都贵此贱彼呢？
《拍案惊奇》有一个“转运汉遇巧洞庭红”的故事，说太湖中有一座洞庭山，出产一种橘子，与名动天下、价值高昂的福橘颜色和香气都没有什么区别，“止是初出时味略少酢，后来熟了，却也甜美，比福橘之价，十分之一，名曰洞庭红”。少少的出身差异，导致日后境遇有天渊之别，扁桃之于芒果岂不正如洞庭红之于福橘吗？
这样一种不得志的植物，居然被我的家乡选为“市树”。这是家乡人的宽容还是不经意的志趣选择呢？这是我时不时会想起的问题。

要论相貌，苦瓜算是比较丑陋的植物之一了。颜色本来挺青翠的，就是果实上面布满疙瘩，正像一张男人的脸，一眼看上去轮廓还不错，仔细瞧瞧，全是瘢痕。
明代的王世懋就在《学圃杂疏》里说，苦瓜“外作五色蜂窝之状，子如鳖虫，人甚恶之”。说得恶心得很，一副厌恶之极的样子。
它的味道也不会招人喜欢。正如李时珍说的，“苦以味名”，从名字就知道了。我遇见过不少对苦瓜没有好感的人，其中以女子和孩子居多。当然这怪不得他们，谁不喜欢嘴巴甜的呢。
苦瓜丑是丑，但名声不错，有“君子菜”之名。这是因为将它和其他菜一起煮，它的苦味沾不到人家身上，犹如君子独善其身；而它的味道如苦口良药，清代的吴其濬开玩笑说它可以认“谏果”橄榄为友、“破睡侯”茶为兄了，都是一群有用的好人。
在明代，苦瓜有过两个别名，一好一坏，好的叫做“锦荔枝”——就像花荣的浑名是“小李广”、梅西被称为“马拉多纳接班人”一样，只是不知道这“锦”字从何而来；坏的叫做“癞葡萄”——依我看，这个名字更贴切些。
费信的《星槎胜览》提到苏门答腊有一种瓜，“皮若荔枝”，没剖开时“臭如烂蒜”，剖开吃起来，里面的瓤香甜可口，李时珍怀疑那就是苦瓜。
无论是荔枝还是葡萄，今天看来在外形上都和苦瓜没什么关系，至少大小就差很远。不过我们不要忘了，今天的苦瓜是经过了数百年的人工培育而成，在十六世纪的明代，苦瓜只有鸡蛋那样小。
最早在书里留下苦瓜记载的是元朝的《南海志》。在明代，“原出南番”的苦瓜已经“闽、广皆种之”，中原一带的人家也在园篱边当作野菜来种。
一个皇族子弟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苦瓜。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叫朱橚，他被朱元璋分封到河南开封做王，是个喜爱研究植物也体恤老百姓的人，于是编了一部《救荒本草》，专门教穷人在荒年如何分辨可以食用的野菜，其中就有苦瓜。这样的高干子弟真是高尚啊，有点君子的意思；听说朱元璋是个麻子，估计他的儿子也不是帅哥；就这两点看来，这朱橚和苦瓜倒有一两分相像。
朱橚了解到的苦瓜吃法是只吃里面的红瓤。想必那时候北方人都是这样吃的，真是白白浪费了最可食的瓜肉。稍晚点的徐光启纠正了这一点，亲自吃过苦瓜的他说“南中人甚食此物，不止于瓤”。他还告诉北方人，这是常年可以食用的蔬菜，不必只用于救荒。
现在，情况可都掉了个了，还有谁只吃瓜瓤不吃肉的吗？李时珍以前把“南人以青皮煮肉及盐酱充蔬”当作新鲜事来讲，如今该轮到人们诧异地听你说你喜欢吃苦瓜的瓜瓤了。时移世易，这种事真是说不准。
虽然果实像屈大均说的那样“自苦而不以苦人”，但它的叶子则相反，手摸一摸也会沾上苦气。我种过苦瓜，这是亲身得来的经验。
清代的谢堃也种过苦瓜，他在《花木小志》里说，“当秋风夕吹，与扁豆丝瓜，延缘老圃，虫声啾唧，雁影迷离，不由人不动鲈脍之思矣。”这个谢堃似乎只是个普通文人，但是把种苦瓜的情形写得够美的。
怪我模样丑，靓女躲着走；谁知心亦苦，只与君子友。

既然说到佛教三果，接下来不妨继续谈这三种果之中的另一种，诃梨勒。
在中国，诃梨勒不是常见的植物。它又叫作诃子，大概属于与橄榄相近的种属，就连吴其濬这样广闻博识的人，在《植物名实图考》里对它也只能有十七个字可说。不过在广州可以看到诃梨勒。《广州植物志》说光孝寺就有一株，“大逾三围，信为千年之物”。根据屈大均的记载，那是三国时种的。那个地方原来是虞翻的旧宅，虞翻被罢官闲得没事，就用种树打发时间，最多时种了五六十株诃子树。因为这些诃子树，这座寺院在南朝宋武帝年间还叫过诃林寺。
像周星弛说的那样，诃梨勒实在是“居家旅行必备之杀人武器”。五代的李珣在他那部专门介绍海外药物的《海药本草》里说，波斯人航海都要带上诃梨勒若干，遇到海里的大鱼吐涎，弄得数里之内的海面都粘滑不可通行，波斯人就会用诃梨勒煮水，倒进海里。因为诃梨勒能消痰下气，所以也能把怪鱼那些粘乎乎的唾液化为水。
它之所以那么强大，只因为它是神的造物。一个亲切的神祇曾经向一个好奇的牧童详细解释过诃梨勒的由来与类别。他说当大神帝释天饮用甘露的时候，有一滴掉到地上，于是诃梨勒就生长出来了。
那个叫梵天的神祇还说，诃梨勒有七种，形态分别是葫芦瓶形状、球形、核大而肉薄、果肉很厚、金色、五边形，以及黑色。它们有五种味道，只是缺少盐味，所以能排除体内的盐分，这导致它对健康有益。光孝寺有一眼达摩洗钵泉，和尚们认为就是因为泉水流过寺内诃梨勒的树根，才消除了咸味而变得清甜。
神祇与牧童的对话被人用梵语在六世纪记录在一片桦树皮上，1889年考古学家在新疆库车把它挖掘出来。在那片桦树皮上，梵天给诃梨勒下的结论是“最好的药物”。
诃梨勒在佛教的地位很高。南宋法云编的梵语词典《翻译名义集》对“诃梨勒”的解释是“天主持来”。《众许摩诃帝经》就原原本本地讲述了这个故事——佛陀风病发作，帝释天听说了，就去采了上好的诃梨勒果，献给佛陀（诃梨勒不就是帝释天种出来的嘛，难怪他会向佛陀推荐诃梨勒呢）。帝释天推荐诃梨勒说“色妙馨香可疗斯恙”，佛陀服用之后，风病就痊愈了。
古代的“风病”定义很宽泛，皮肤病、神经系统疾病、血管疾病……都有可能。这说明诃梨勒是个多面手，正如法云说的，“此果为药，功用至多，无所不入”。它如此厉害，以至于能够成为诸多草药之中最自信的一个。《佛说杂譬喻经》有一个故事，说的是圣医王耆域去世，天下的草药都为之哭泣。他们说，耆域死后就没有人能了解我们各自的药性了，今后人们错用我们，或过多或过少，治不好病，都会说是我们没有功效啊。只有诃梨勒独立一旁没有哭，自顾自地说：
“我众病皆能治，服我者病皆当差，不服我者自不差耳。不须人明故不涕耳。”
瞧瞧这睥睨众小的气势。陈子昂若是懂得这个典故，或许他在幽州台上的吟咏会减少点悲凉之意。
不过话说回来，事实证明，其他草药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时至今日，谁还记得曾经目空一切的诃梨勒呢？失去了耆域，诃梨勒终究还是被人遗忘了。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劫梦惊魂》在斯蒂芬·金的所有作品里面的特别之处，我或许会说是，嗯，它不是那么恐怖。
读完整部小说，我在封底发现了据说是来自《纽约时报》的评论：“这是个以大师手笔创造的关于梦境、心灵感应和外星邪恶力量的变幻无穷的故事，强调的与其说是恐怖，毋宁说是共同的意志、心灵的力量……”与我不谋而合。
在这部小说里，斯蒂芬·金暂时放弃了让我们受到惊吓的打算。在题材似乎有点相似的《IT》（国内译作《死光》）里（几个好朋友在童年时的遭遇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在若干年之后，已经长大成人的他们重新聚在一起，完成了命中注定要他们完成的事情——你要把这两个故事都概括成这样也未尝不可），每一个段落都能把你的心抓得紧紧的；就算是篇幅很短、让斯蒂芬·金难以施展他超人的铺陈能力的中篇小说，只要他愿意，他随时可以让你吓得要死（例如收录在《肖申克的救赎》之中的《呼—吸—呼—吸》）。
更让人意外的是，《劫梦惊魂》的一些段落甚至表现得很幽默甚至滑稽。在琼西和比弗遇上被外星人侵入身体的麦卡锡先生那一节，关于麦卡锡先生时不时会放几个“惊天响屁”、以及打几个“首屈一指，绝无仅有”的大嗝的描写，实在使我很痛快地笑了一回。通常的意见是，笑料是恐怖与紧张的大敌，没有恐怖小说家愿意他的读者看着他的书笑出声来。
或许有人据此认为这是斯蒂芬·金创造力衰弱的表现。但是我不认为一个在一部厚达近六百页的小说里写作时刻保持饱满的小说家有任何被指控为“创造力衰弱”的理由。在《劫梦惊魂》里，斯蒂芬·金创造性地用“一座房子里面的一间办公室”形象地构造了一个人的身体被外来的思维夺走控制权、原有人格被困在脑海内某处的境况，他凭文字让这个虚幻的构思变得可信，变得真实。这绝不是“创造力衰弱”的作家能够办到的。
我的看法是：在1999年6月碰上差点要了他的命的车祸之后，这部写于2000年5月、出版于2001年的小说是斯蒂芬·金对自己的一个试验。他也许想看看如果自己不存心吓人，小说会写成什么样。或许他从前也试过，《肖申克的救赎》就不怎么吓人，但总有黑暗得让你感到难受的地方；《劫梦惊魂》虽然有寄生于人体之内、成熟后强行破体而出的外星“臭鼬”，有试图掩盖事实、屠杀无辜者的政府阴谋，有近乎变态的战争狂人，有在梦中杀死憎恨的人的少年们，但是调子是温暖而明亮的。用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来形容，“唯一的黑暗就是他们拖在身后的草地上的影子”。
事实是，到2003年的时候，斯蒂芬·金获得了那一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终身成就奖。这意味着他终于得到主流文学界的承认了（只有他自己在乎，他的书迷们都不在乎）。我不想暗示这个奖与他对恐怖的克制有什么关系，也许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评委们一直在等着看斯蒂芬·金能不能写出这样一部不吓人的小说，也许毫无关系。但是斯蒂芬·金又一次向我们证明了他的写作能力，这不也是很好的事吗？
对我那些关于本书不恐怖的评语感到失望的读者（毫无疑问，斯蒂芬·金的大部分书迷想从他的每本书里领略被吓坏的感觉），我劝你们不要放下这本书。除了“斯蒂芬·金式”恐怖略微欠奉之外，它仍然是典型的“斯蒂芬·金”的小说：它当然有惊悚色彩；每一个人物一如既往地面目清楚，因为斯蒂芬·金让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历史；通过多次闪回交代过去的手法；在对弱势群体的爱与关怀、对强权与暴力的批判之中流露出的温情；还有就是——从来没有那么多的美国流行歌曲名字出现在小说里过，你知道斯蒂芬·金买下了一个电台来放他喜欢听的音乐，我估计他把自己最热爱的流行歌曲都写进这本书里了。
至于《劫梦惊魂》这个名字（直接译作“捕梦网”就很好），不得不说它仍然流露了出版商对中国读者接受斯蒂芬·金程度的怀疑。他们担心如果斯蒂芬·金不恐怖了，读者就不买账了。这种做法与最早引进斯蒂芬·金的珠海出版社把《IT》译作“死光”而不译作“它”没多大区别，虽然可以理解，却让人感到沮丧。

我本惯做“桥打油”，谁知更有打酱油。
价值闭嘴谈普世，文章袖手写自由。
瓮安三撑人不见，江城一曲鬼亦愁。
同一世界同一梦，待得梦醒已残秋。

自注：“打酱油”者，“关我鸟事”之今谓也；“普世价值”一语，已禁止付诸报端；“三撑”者，三个俯卧撑也；“江城一曲”者，“纵做鬼，也幸福”也；“同一”云云，不说你也知道也。

如果上一篇文章让你觉得余甘子像老军医一样靠不住，那么我必须道歉。余甘子是一种可贵的植物，尽管它在某些方面确实显得有点“靠不住”。比如说，如何判断它是否已经成熟。
掌握余甘子的成熟期似乎超出了古人的能力范围，在他们眼里，余甘子明明已经成熟了，第二天却又重新变得生涩，奇怪得很。就像苏轼说的那样，“老夫聊发少年狂”。
广西灵山县有一个姓宁的人进山砍柴，偶然碰见一大片熟透的余甘子，果子都成了红色的，于是就爽快地饱餐了一顿（在我看来，余甘子吃多了嘴巴和肚子都难受，怎么能吃得饱呢）。谁知道转眼间果子又恢复了青脆，幸好他手里还有几颗熟透的果子，为他在乡亲们面前述说这个故事作出了证明。
这事被北宋的周去非记载在《岭外代答》里。他说獐这种动物也有类似的奇怪行径，一天肥一天瘦，所以人们说，“余甘一时熟，獐一日肥”。
这种挺有性格的的野果虽然难以捉摸，但是人们还是把它比喻为有德行的君子。这倒不是因为它包治百病，而是因为它是硬骨头，别的水果成熟了就变软了，只有它和橄榄“虽腐尤坚脆”——这一点我能以我的一口好牙证明：出于某种癖好，我曾经咬碎果核无数，但这两种果核往往得以在我的虎口下全身而退，它们甚至连锤子都难以砸开。
看来大多数人虽然在长大之后都会变得圆滑和软弱，但是他们的内心深处仍然在敬佩那些永远拒绝向社会妥协的不识时务者。
何况余甘子还总是带着一股子苦涩，除非你愿意长久地咀嚼它，否则就无法见识到它真正的味道。
这不就是一个酷劲十足的老男人的写照嘛，这不就是植物之中的高仓健和克林德·伊斯特伍德嘛。

小时候，街头有卖各种各样零食的小贩，孩子是最喜欢在他们面前流连的。掏出一角的硬币，你就可以买到装在纸筒里的杨梅和李子，小贩在你手掌心倒一小撮盐，给你蘸着吃。有时是牛甘果，像下跳棋的玻璃球那么大，青黄青黄的，核很硬，有几条棱，还有小小的刺。咬下去涩得很，含在嘴里时间长了，就慢慢吃出回甘的味道来了，说不上好吃，不过在夏天含上一颗，倒是能生津解渴。
谁能想到呢，这种上不得台面的野果，居然是大有来历的。
它曾经被叫做庵摩勒、阿摩罗或者余甘子。余甘子显然是依意取名，前两个一听就知道是外来语。没错，它也来自佛国。而且它是著名的佛教三果之一（另外两种是诃梨勒和毗梨勒），这三种果子制成的药并称“三果药”，经常在西域出土的胡语医学文书里出现。
在古代的西域人看来，余甘子能治的病很多。第一是能使白发转黑，当“章光101”用。一份梵语医学文书写着，“首先用诃梨勒、余甘子洗头，然后，用绒毛戴星草、靛青与之（研成）药浆，温，涂抹头发，头发将不会变白。”
第二是能治眼疾，当“闪亮滴眼液”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说，眼盲的、患青光眼、眼睛有阴翳的，取诃梨勒、庵摩勒和毗梨勒果各一颗，捣碎研细，过程中不能让刚生了孩子的产妇以及猪啊狗啊看见，然后念着佛，用白蜜和人的乳汁把它们和起来，敷在眼睛上，七天后就重见光明了。
第三是能增强性欲，当“伟哥”用。又一份梵语医学文书教导我们，余甘子制成的药散浸泡在其汁液中，再加入酥油和蜜糖，“服食之，则能射精百次”。
……这样的宣传真像是出自老军医之口啊，无比神奇，却魔幻得令人怀疑。为了安全起见，我强烈建议你不要轻易尝试，尤其是最后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