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街头有卖各种各样零食的小贩，孩子是最喜欢在他们面前流连的。掏出一角的硬币，你就可以买到装在纸筒里的杨梅和李子，小贩在你手掌心倒一小撮盐，给你蘸着吃。有时是牛甘果，像下跳棋的玻璃球那么大，青黄青黄的，核很硬，有几条棱，还有小小的刺。咬下去涩得很，含在嘴里时间长了，就慢慢吃出回甘的味道来了，说不上好吃，不过在夏天含上一颗，倒是能生津解渴。
谁能想到呢，这种上不得台面的野果，居然是大有来历的。
它曾经被叫做庵摩勒、阿摩罗或者余甘子。余甘子显然是依意取名，前两个一听就知道是外来语。没错，它也来自佛国。而且它是著名的佛教三果之一（另外两种是诃梨勒和毗梨勒），这三种果子制成的药并称“三果药”，经常在西域出土的胡语医学文书里出现。
在古代的西域人看来，余甘子能治的病很多。第一是能使白发转黑，当“章光101”用。一份梵语医学文书写着，“首先用诃梨勒、余甘子洗头，然后，用绒毛戴星草、靛青与之（研成）药浆，温，涂抹头发，头发将不会变白。”
第二是能治眼疾，当“闪亮滴眼液”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说，眼盲的、患青光眼、眼睛有阴翳的，取诃梨勒、庵摩勒和毗梨勒果各一颗，捣碎研细，过程中不能让刚生了孩子的产妇以及猪啊狗啊看见，然后念着佛，用白蜜和人的乳汁把它们和起来，敷在眼睛上，七天后就重见光明了。
第三是能增强性欲，当“伟哥”用。又一份梵语医学文书教导我们，余甘子制成的药散浸泡在其汁液中，再加入酥油和蜜糖，“服食之，则能射精百次”。
……这样的宣传真像是出自老军医之口啊，无比神奇，却魔幻得令人怀疑。为了安全起见，我强烈建议你不要轻易尝试，尤其是最后一种。

小时候，街头有卖各种各样零食的小贩，孩子是最喜欢在他们面前流连的。掏出一角的硬币，你就可以买到装在纸筒里的杨梅和李子，小贩在你手掌心倒一小撮盐，给你蘸着吃。有时是牛甘果，像下跳棋的玻璃球那么大，青黄青黄的，核很硬，有几条棱，还有小小的刺。咬下去涩得很，含在嘴里时间长了，就慢慢吃出回甘的味道来了，说不上好吃，不过在夏天含上一颗，倒是能生津解渴。
谁能想到呢，这种上不得台面的野果，居然是大有来历的。
它曾经被叫做庵摩勒、阿摩罗或者余甘子。余甘子显然是依意取名，前两个一听就知道是外来语。没错，它也来自佛国。而且它是著名的佛教三果之一（另外两种是诃梨勒和毗梨勒），这三种果子制成的药并称“三果药”，经常在西域出土的胡语医学文书里出现。
在古代的西域人看来，余甘子能治的病很多。第一是能使白发转黑，当“章光101”用。一份梵语医学文书写着，“首先用诃梨勒、余甘子洗头，然后，用绒毛戴星草、靛青与之（研成）药浆，温，涂抹头发，头发将不会变白。”
第二是能治眼疾，当“闪亮滴眼液”用。《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说，眼盲的、患青光眼、眼睛有阴翳的，取诃梨勒、庵摩勒和毗梨勒果各一颗，捣碎研细，过程中不能让刚生了孩子的产妇以及猪啊狗啊看见，然后念着佛，用白蜜和人的乳汁把它们和起来，敷在眼睛上，七天后就重见光明了。
第三是能增强性欲，当“伟哥”用。又一份梵语医学文书教导我们，余甘子制成的药散浸泡在其汁液中，再加入酥油和蜜糖，“服食之，则能射精百次”。
……这样的宣传真像是出自老军医之口啊，无比神奇，却魔幻得令人怀疑。为了安全起见，我强烈建议你不要轻易尝试，尤其是最后一种。

清代的学者周亮工在福建一共呆过十二年，可是他说还是对福建的风土人情有七个不理解的地方，其中就有一条是“于果不解羊桃”。

羊桃，现在我们都叫做杨桃，吃惯了，也不觉得有什么难以理解之处。但是在古人看来，这种水果的长相确实很怪异。

《南方草木状》把羊桃叫做“五敛子”，说它“大如木瓜”——现在的木瓜比杨桃大多了，不过“木瓜”在古代被用来指称好几种植物，这里不一定就是指我们现在常说的番木瓜。嵇含说，那时的南方人把棱叫做敛，因为杨桃有五条棱，所以叫这个名字。

到周去非和范成大在北宋来到岭南见到杨桃的时候，反应要比嵇含激烈，他们说这种水果“形甚诡异”。想了半天，他们总算从记忆中找到了与杨桃形状相似的事物，那就是农民碾谷子用的碌碡。

苏轼也吃过杨桃，还为它写过诗，可惜只有一句，“恣倾白蜜收五棱”。意思是杨桃要多放些蜜糖来腌制才好吃。周去非也是持这种意见。
苏诗的注解者为“五棱”这个词伤透了脑筋。同样是北宋人的赵次公说岭南以田为棱，“五棱”就是田里种的稻子，倒上白蜜，就是用来酿酒，所以苏轼是在说酒呢。还有人说是一种叫紫石英的矿物。可见当时的北方文人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南方居然会有植物长成这样，奇形怪状的。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神奇的传说又出现了：人们逐渐认为杨桃可以治疗岭南最让人恐惧的病症，那就是瘴疠与蛊毒。如果我们对一件事物的外表感到怪异，我们就会认为它具有怪异的效用，情况往往都是这样。

光绪年间，一个叫何澄的内地人去台湾做公务员，写下组诗《台阳杂咏》，描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其中有一句是“不特菩提称佛号，天波罗又地波罗”——不仅菩提果以佛教用语为名，还有两种植物也是这样呢。天波罗指的是波罗蜜；地波罗则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菠萝。
和波罗蜜一样，菠萝也是外来物种，不过引进时间比波罗蜜可短多了。它的原产地在南美洲，哥伦布曾经在他的日记里留下关于它的记载。之后菠萝传播到欧洲，再到非洲与亚洲。写过《中国伊朗编》的美国东方学家劳费尔在他的《美洲植物的迁移》里说，“没有其它任何植物的历史有如此充满着有趣文献的光辉照耀着”，他引证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证明，十七世纪中叶，菠萝被引种到台湾。在此之前，我们可以相信，菠萝已经由传教士携带从澳门登陆，在两广和福建落地生根了。
因为引进得比较晚，古代文献里面没有多少菠萝的影子。元代的陶宗仪在《辍耕录》里说，成都有六株金果树，“顶上有叶如棕榈，皮如龙鳞，叶如凤尾，实如枣而大”，采下来削去青涩的外皮，用石灰水洗，再用蜜糖做成蜜饯。这听起来很像是菠萝，直到如今，菠萝也大抵还要这样来吃。但是几乎可以肯定这只是出于巧合，陶宗仪生活于十四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还要再等上一百多年呢。明代的李时珍把这条记载收录在《本草纲目》的“无漏果”条目下，他说这种东西也叫做海棕、波斯枣、凤尾蕉等。
但是到清代道光年间的吴其濬写《植物名实图考》的时候，他对这种“古已有之”的胡乱比附产生了怀疑。
吴其濬说《本草纲目》把这几种名字当作一种事物，“未敢据信。或同名异物，尚俟访求”。他在书里把无漏子和凤尾蕉分开叙述，从图像上也作了明确的区分；他还为真正的菠萝画出了正确的图像，并且称之为“露兜子”。他告诉读者，这种又叫菠萝的植物，“实如萝卜，上生叶一簇，尖长深齿，味色香俱佳，性热”——没错，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菠萝。《植物名实图考》得到世界科学史学者的推崇，果真不是没有道理的。
虽然菠萝的香气很浓郁，外形也很新奇，但是只宜清供，不宜食用。一是因为它性子很热。何澄的上司王凯泰也有一首咏菠萝的诗说，“参差凤尾聚林端，染就鹅黄秀可餐；毕竟热中非所贵，只宜位置水晶盘”。二是因为真要吃起来，手续太麻烦，直接入口不仅生涩，还会把嘴巴弄得又麻又痒。就像清代的朱仕玠写的那样，“齿颊溅酸差强意，台疆六月熟黄来”。黄来，也是菠萝的别称。
不过菠萝的香是公认的。今天人们搬进新居，为了除去油漆的刺鼻气味，有时候还会到处放上菠萝。
菠萝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求子。你没看到吗，刘嘉玲就在家里挂着一个菠萝，想给梁朝伟生个儿子呢。至于这个风俗是怎么来的，我还没有找到答案，用吴其濬的话说，“尚俟访求”。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之深，在一些植物身上也体现出来。波罗蜜就是其中的一种。
最早记载波罗蜜的中国人是唐代的玄奘，他在古印度的奔那伐弹那国见识了这种生长在热带的植物，在《大唐西域记》里他根据梵文panasa把它译作“般核娑”。同样是唐代人的段成式在《酉阳杂俎》里的译法是“婆那娑”，他说这是波斯人的叫法，拂林人则把它叫做“阿部亸”。其实波罗蜜并不生长在西亚的波斯和拂林（就是当时的拜占庭帝国），“婆那娑”也是panasa的译法。
原产地是佛教的发源地古印度，是波罗蜜与佛教的第一层关系。
把“波罗蜜”这个名字用在这种植物头上，是从宋代人开始的，赵汝适的《诸蕃志》与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都这样使用。“波罗蜜”本来就是佛教用语，大意是度人由生死此岸到达涅磐彼岸的六度法门；李时珍的推测是因为果实的味道很甜，所以人们就用这个带“蜜”字的佛教用语来称呼这种来自佛教发源地的水果。我认为他是对的。
有一个佛教味道极浓的名字，是波罗蜜和佛教的第二层关系。
在外形上，波罗蜜也没有让人们失望。范成大和赵汝适都观察到了，波罗蜜的外皮与绘画与雕塑所表现的佛祖的发髻非常相似，他们用的形容词是“礌坷”。如果你吃过波罗蜜，也看过电视剧《西游记》里面如来佛的扮相，你就会理解他们的联想的确很合理。
在外形上的相似度，是波罗蜜和佛教的第三层关系。
也许是这样的三层关系，使波罗蜜具有了某种神异之处。传说佛山南海神庙里有两棵波罗蜜树，是南朝萧梁的时候波罗国的使者达奚司空种下的。但是突然启航的船舶把他遗忘在异乡的土地上，痛苦的他就站在庙前立即死去。当地人觉得很神奇，于是把他的肉身塑成泥像来祭拜，来往的商船都要向他祈求波涛不兴，一路平安。
这个故事记载在清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里。
中国种植波罗蜜树最多的城市大概是广西南宁，你可以在街上看到硕大的波罗蜜果掩映在墨绿的树叶之间，仿佛一个个蜂窝。那里也流传一个传说：老和尚去小和尚的居室聊天，无意中发现床下有一个极大的波罗蜜，老和尚以为是小和尚从庭院里那棵波罗蜜树上偷的，谁知道是那棵波罗蜜的树根伸到小和尚的居室里来了，果实从树根上长出来，成熟后就钻出了地面。
这可不是瞎吹的。玄奘就说过，波罗蜜的果实“或在树根，若茯苓之在土”。
更重要的是，这又是一个与佛教有关的故事。看来波罗蜜与佛教真是有不解之缘。

柚子在各种果实之中也许算得上是皮最厚的。现在人们会毫不吝惜地把柚子皮丢弃，可是在过去，它的用处还不少。
在我小时候，家里吃了柚子，长辈会把柚子皮留起来做成腌菜。做法是这样的：用火烤其外皮，烤成炭状之后刮去，将里层比较厚的白色海绵质软皮反复漂水，洗去涩味，然后切作条状，用酱油腌制。其实论味道，这道菜失之于咸，只适宜与白粥搭配；不过多年前居民生活水平不高，做这道菜只是为了物尽其用，同时也多点下筷子的去处而已。
在北宋，岭南人还用柚子皮蘸了墨，来代替拓碑的刷子。用过的人说，“宜墨而不损纸，颇便于用也”。评价不低。可惜这种既环保又便利的方法终究还是没能流传开，估计与原料的供应量太少有关，就像前人说的，“此法可传，但北州无许大柚耳”。
以前两广人过中秋会给小孩子做柚子灯玩。从顶端分四瓣切下去，须使底部相连，把果瓤剖出来以后，用线穿过果皮的顶端连起四瓣，里面放一个蜡烛头，就可以交给小孩子，让他们在中秋夜呼朋引伴，挑着柚子灯去走街窜巷、大呼小闹了。
屈大均把这种花灯叫作“柚火”。在他的记载里，柚子皮还雕镂着人物花草，在烛火的映照下“朱光四射”。小时候可没有人费心给我雕什么花样，比屈大均见到的简陋多了。不过挑着这样一个最简陋的自制花灯，我却觉得世间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事情。
果瓤食罢剩果皮，线穿竹挑付孩儿；相呼各持柚火去，溜街串巷月上时——把这首诗献给童年伴随我穿过黑夜的那盏柚子灯。

石声汉在《试论我国人民最早对甘蔗与棉花的利用》一文中说，“‘柘’字出现较早，而且，出自南方文学作品《楚辞•招魂》中。这就说明，它原来是大江以南早已应用的植物。可能是有这个植物，也有着俗名，却没有记载它的字，于是宋玉（现在大家都相信宋玉《招魂》真是当时的作品）便借用另一植物同音的名称来记载它（‘柘’字在《诗•大雅》里已经有了），大概后来因为这样的借用不很方便，而且这植物究竟还是草类，所以才又另外创造了一个从‘草’的字来专门作它的名称。”
我不是说过嘛，“我推测，随着甘蔗在魏晋人的生活中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常见，人们觉得不能再继续借用‘柘’字了，因为从春秋就开始它已经指代了另一种植物，而这种与桑树并称的乔木也是很重要的，它曾经为君主提供黄色的染料，因此无法把‘柘’字转手给甘蔗。于是人们把‘蔗’字固定了下来，给甘蔗单独享用。”
石声汉在谈到《花镜》时还说，“另外大部分的材料，仍只是炫奇赏异，决不能是亲身经验得来：像倒捻子（桃金娘）、攀枝花、古度子、胡椒等，在杭州当时是不能有实物的”。
我很久以前就说过，“在这么多记载里，还没有出现‘桃金娘’一词。我找着的最早出处是在清初陈淏子著《花镜》卷三花木类考，金丝桃（桃金娘）条云，‘金丝桃一名桃金娘，出桂林郡。花似桃而大，其色更赪。中茎纯紫，心吐黄须，铺散花外，俨若金丝。八九月实熟，青绀若牛乳状，其味甘，可入药用。如分种，当从根下劈开，仍以土覆之，至来年移植便活。’
但可疑的是，卷四藤蔓类考亦有都念子条（农业出版社伊钦恒校注本将之归入新增之花果类考卷），此条云，‘都念生岭南。树高丈余，株柯长而细，叶如苦李。花紫赤如蜀葵，心金色，南中妇女多用染色。子如小软柿，外紫内赤，无核。头上有四叶如柿蒂，食必捻其蒂，故又名倒捻子。味甚甘美。’
无论是亲身体验还是文献记载，我所知道的都是豆捻乃是灌木（杜宝著《大业拾遗录》云‘高一丈许’，在我看来这条记载并不能毫无怀疑地作豆捻的材料来使用），赵学敏当然也说过‘产罗浮者，高丈许’，就算是真的，陈淏子也万万不可能将此种移植到西湖边去。何况从文字看，参考杜宝的痕迹太明显。不过染色、软柿、捻蒂等说法则又说明，这个都念子就是以往书中的倒捻子。因此，我怀疑陈淏子在这一条上是出于想象的可能性较大。”
事实证明，我与石声汉在这两点上不约而同地取得了共识。对这小小的所得，我还是很得意的，因为总算没辜负幼时所受的教诲，读书没有水过鸭背。

别看蕹菜现在再家常不过，从前它可神奇得很，是最厉害的解毒剂，专门对付令人闻风丧胆的断肠草。
这个说法从魏晋时代开始流传。西晋的嵇含在《南方草木状》里说，把蕹菜的汁滴到一种叫冶葛的巨毒植物的幼苗上，冶葛立刻就枯萎了。南方之奇蔬也，他感慨道。在这段记载的最后，他写道：据说曹操能吃下一尺长的冶葛，都是因为先吃了蕹菜的缘故。
曹操吃冶葛的故事出自《三国志》裴松之的注解。裴松之引用嵇含同时代人张华的《博物志》说，曹操热衷于方术之道，自己也懂点药物学知识，时不时吃些冶葛喝些鸩酒也死不了。鲁迅讲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现在我们都知道，曹操的这种行为与年轻人服用软性毒品类似。不过话说回来，张华可一个字都没提到蕹菜，这个传说只建立在嵇含的“据说”之上。
冶葛有什么来头呢？嵇含说它又叫胡蔓草，服食的人如果没有解药，“半日辄死”。北宋的周去非则说得更恐怖，把叶子揉出的汁滴一滴进嘴里，“百窍溃血而死矣”。明代的李时珍把它归入毒草类之中，他遇见的南方人告诉他这就是断肠草。
蕹菜能解冶葛毒的说法一直流传着，在各种本草书里都能找到。不过到了清代，人们就不怎么提起这个比较玄乎的功用了。只有吴其濬在他的《植物名实图考》里说，当时烟毒泛滥，社会上有人提议用蕹菜来治大烟瘾，因为人们怀疑鸦片膏里掺有冶葛的成分。这真让人啼笑皆非。
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只是介绍了广州西园用浮田种植蕹菜的方式，还引用了自己为蕹菜写的一首诗，在诗里他称蕹菜为“仙人绿玉蔬”，压根没提解毒的事。徐珂在《清稗类钞》里也只说蕹菜是外来品种（他连这一点也说错了），在上海叫“空心菜”。要么是清代人的科学知识比前人更丰富，要么是他们比前人更注重口腹之欲，总之他们只关心作为蔬菜的蕹菜。
到了现代，蕹菜的地位又下降了一些。叶灵凤说许多人不大喜欢蕹菜，说它没有什么好吃，但他以为蕹菜的好处就在于“没有什么好吃”，“因为它没有什么特殊气味”。这样的话实在难说是什么好话。如今广州人还把蕹菜叫作“抽筋菜”，说它因为是生于水上，所以味平性凉，容易引发抽筋。
从解毒之仙人蔬到抽筋之家常菜，蕹菜的境遇真是每下愈况啊。

甘蔗，这个名字我们现在叫惯了，觉得很平常。其实里面大有学问。
先说甘字。别那么肯定地以为这个字是在形容甘蔗的甜，实际上《南方草木状》里写作“竿蔗”。明代的谢肇淛在《五杂组》里肯定地认为《南方草木状》的作者是在形容蔗“挺直如竹竿”，人们写作甘蔗是错误的。他的同时代人李时珍也采纳了这种说法。
不过谢肇淛和李时珍究竟是不是正确的还很难说。因为《南方草木状》的作者嵇含尽管确实写了“颇似竹”这句话，可他接下来就说，“断而食之甚甘”。谁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再说蔗字。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借用“柘”字来指称蔗。战国的宋玉在《招魂》里写到“柘浆”，后人注解说，柘就是蔗的意思；也有说“柘”、“蔗”两字根本就是通用的。《离骚》和《汉书》提到蔗这种植物都写作“柘”，可见在东汉以前是没有“蔗”这种用法的。
上一篇我说到甘蔗是魏晋人常吃的水果之一，从现存的记载来看，他们也都已经习惯于使用“蔗”这个字。为什么要用这个字呢？北宋“王安石变法”的第二号人物吕惠卿向宋神宗解释：“所有的草木都是从正根和主干上长出来的，只有蔗是侧着种、从侧根长出，所以从‘庶’字。”——庶子就是侧室生的儿子的意思嘛。
我推测，随着甘蔗在魏晋人的生活中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常见，人们觉得不能再继续借用“柘”字了，因为从春秋就开始它已经指代了另一种植物，而这种与桑树并称的乔木也是很重要的，它曾经为君主提供黄色的染料，因此无法把“柘”字转手给甘蔗。于是人们把“蔗”字固定了下来，给甘蔗单独享用。
取名字真是一门大学问啊。

甘蔗在历史上可不仅仅是解渴的物事那么简单。它曾被当作比武的木剑和射箭的靶子，被当作博弈的器具，还被当作毒害身心的杀人枪。
魏文帝曹丕有一次和他的几位将军一起喝酒谈兵，喝高了，谈high了，正啃着甘蔗呢，就拿着甘蔗当武器，来来来，咱们比试比试。结果打了几个回合，三次击中以通晓武艺著称的对方的手臂。他对这事还挺引以为豪，记在他的《典论》一书中。
南朝齐宜都王萧铿善于射箭，经常抱怨靶子太大，说何难之有。于是让人取甘蔗来插在地上，他在百步之外射箭，十发十中。
这两件事说明甘蔗是魏晋人常吃的水果之一，就连皇帝亲王这样的高层人士也喜欢喀嚓喀嚓地咬甘蔗，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现在的甘蔗成了走夫贩卒的专属品，连白领也嫌鼓着腮帮子吐渣子的吃相见不得人。
在清代的广州，儿童没有电子游戏打，就自己发明一些田野游戏。其中有一种叫赌蔗，就是用刀从蔗尾破到蔗头，谁破得正、破得直、破得快，谁就赢。试想一群乡村小孩，面色凝重，各持利刃，嗤的一声，甘蔗劈成两半，路人经过看见，只怕也要心惊惊面青青，绕道而行。
到了清末，鸦片之害蔓延中国，台湾人居然用他们盛产的甘蔗做起了鸦片枪，而且在上面镶上金玉珠宝，最贵的一根价值数金。有人写诗讽刺说，“灵根转眼化枯荄，毒火销磨百事乖。学得顾长康食蔗，漫云渐入境能佳”——顾恺之（也是一个魏晋人）吃甘蔗总是从尾到头，别人问为什么，他说渐入佳境。
第四个魏晋人、曹丕的弟弟曹植也写过甘蔗，不过没什么好话。他说，“都蔗虽甘，杖之必折；巧言虽美，用之必灭”，把甘蔗比作巧言令色的小人。可是，人家本来就是拿来解渴的，你非得拿来作拐杖，甚至作大烟枪，是你的错还是人家的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