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好久没有写博了，只是经常去一些教师的博客上发点评论，仅此而已。不过最近发现许多人都在讨论高考，比如冉云飞、韩寒、郭初阳、蔡朝阳等，于是也受了不少启发，发了一大堆有关此的文字。现在整理一下，发在这里，只是留个纪念罢了。还请大家指正。

你往何处去

——写在恢复高考三十年边上

（作者注：这不是一篇历史论文，尽管它试图用历史的逻辑来演绎这三十年来的嬗变。）

1977年的高考，没有全国统一命题，更没有统一的考纲，所以，那是一个仓促出炉的决定。而在这个决定之前，是长达十年的文革。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一事件，可以肯定的是，文革造成的巨大人才空洞，使得当时的中央政府必须尽快找到一个办法来恢复人才的培养和上岗，而他们能够立马采用的办法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恢复高考。

而且从政治角度看，当时需要把文革期间上任的干部尽快替换掉，而掌权的邓也只有通过高考制度来选拔一批年轻干部，从而巩固自己的地位。

所以，这也决定了70年代末的高考实际承担了这样的任务，就是为新一届政府培养预备役官员。因此，沿袭1951年实行的大学毕业生包分配政策也就势在必然了。这一包差点就包到了二十一世纪。

今天如果要对这个刚刚从文革废墟上站起来的高考作一个总结的话，大概可以发现以下特征：

1、  用客观性的知识考试来取代过去唯出身论的用人制度。

* 由于要保证客观性，因此也就要求全国统一命题和考试。这点在1978年就得到了实现。

2、  通过包分配政策来保证国家对人才的利用。

* 这和文革初期人才缺乏有关，当政府不再大量需要人才之时，这一政策反而会成为累赘。因此从2000年开始，政府彻底取消对大学毕业生统一分配工作。

3、  地区差异很小，不同省市的人进入大学的机会大致相等。

* 高考恢复初期的情况是，各地方的高考录取率差别不大。因此越是大城市，录取分数线就越高。这与中央集权的需要有关，也与当时各地经济水平差不多有关。

然而对比今天的高考，我们可以发现：

第一，   全国统一命题已经出现松动。1987年起上海首先试行自主命题。至2006年，全国已有16个省市自主命题。这种松动意味着，地区可以通过自主命题来为本地区的考生提供竞争优势。

第二，   国家已经不再承担分配毕业生的义务。1988年开始实行双向选择，2000年取消毕业分配。由此，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的区别也急剧扩大，而那些重点大学较集中的地区也就是获利最大的地区。

第三，   发达城市的录取率远远高于一般地区。以北京为例，1978年，它的文科录取分数线比湖北高出30分，比甘肃高出55分，比贵州更是高出130分之多。而到1999年，北京的文科线比湖南低了77分，比贵州还低了1分。2001年，北京的文理科录取分数线仅略高于贵州，与最高的浙江省相差都在80分以上，与高考大省山东省更是相差120-140分。

以上的三个变化都再明确不过的指向一个鹄的：地区差异扩大。也就是说，今天的高考已经很大程度上有别于80年代的高考，前者首先保证的是全国的统一和分配的公平，而后者则越来越倾斜于发达地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这些变化究竟意味着高考未来怎样的走势？这正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

对于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而言，保持各个领域的全国统一，控制人才的流动及分配，维系地区间的平衡与稳定，正是其首要任务。显然，刚刚恢复高考的那段时期是与这些任务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展开，我们发现，各领域自由发展，人才自由流动，地区差异不断增大，成为一种无可抗拒的趋势。高考，也正是在这一趋势中不断进行着自我修正。

今天反思高考的人们往往只强调这一体制对于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的作用，却看不到它正越来越朝着不公正不公平发展。

或者只看到这一体制对于人的创造力的扼杀，对于思想自由独立的压抑，却无视地方自主命题权的增大，以及高考体系在意识形态教育上的破产。

    更为重要的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今天的高考已经不再是依存于中央集权下的，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维护统治者地位的教育制度了，它正逐渐蜕变为各利益群体（教育官员、学校、教师、出版商等）维护其利益的摇钱树。这绝非偶然，恰恰相反，高考的历程完全符合历史的逻辑。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分别论述今天的高考是如何背离了中央集权、意识形态以及地区平衡的。

（未完待续）

以上三个方面事实上并不是高考制度的逻辑必然，恰恰相反，它们都无一例外的是反高考的。在上世纪80年代，一个成绩不好的学生同样可以在技校职校中学习谋生技能，并进而获得一份稳定的收入，而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孩子则可以在同一张试卷上与大城市的学生竞争，但无论胜负，大家的心理落差都不会像今天那么大。是的，最后都是由国家统一分配了，最后大家的收入差不了多少，最后大家一样都是过着平淡简单的日子，不管是大学生还是普通工人，大家都一样怀着对这个国家的感激与信赖。

那是高考制度最成功的时候，但不是最辉煌的时刻。

只有今天，当高考彻底异化的时候，才是她最辉煌的时刻。

因为，她已经彻底成为一个巨大的投机市场，让人疯狂，让人陶醉，让人痛苦，让人幸福的怪物。这与中央集权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今日的高考在不断增加着社会的不稳定性。

而这一切都是历史逻辑的发展必然。

90年代初的中国政府，面对列国制裁，不开放就没有出路。市场经济是唯一选择。而开放市场则必然会导致意识形态教育的破产，这根本就没有第二种可能。最后，地区差异在市场化过程中被几何倍数的拉大，高考不但彻底失去了地区平衡的作用，甚至成为保障地区利益的工具。

那么未来的高考呢？它究竟会往何处去？

从应试教育来看，在这一层面的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这个暑假，我的一个初二学生7月25日就要开学了，而高三的学生则只有为期短短一周的假期。各种名师名校的教辅读物充斥着图书市场，很难想象这个市场还能够有多大的增长空间——这个空间的增长必然意味着学生负担的增大。教育部已经开始通过允许自主招生来淡化高考这张绷得过紧的弦，问题在于，这点可怜的名额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给这辆狂奔的欲望街车有所减速呢？

其实最后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一个：我们不可能倒退到80年代的高考，不可能再向往当时的公平和谐，所以，只有找到另一种人才培养及评估体系，并使之在市场上与高考平等竞争，这样才可能缓和这一处于癫狂状态的制度，让它重新成为一种为每个人提供平等机会的考试体系。

竞争导致公平与和谐。这么多年了，我们是否已经能够理解这一命题了？

还是《经济学人》的写手们眼光老到，一下子就看出了在最近中国媒体禁令频频出击的背后，是言论自由的迅速扩展。正如我之前就在博客上指出的，所有这一切法令都不过是政府疲弱的一种表现，而无论是纸媒还是网络对这些法令的穷追猛打，更再次证明了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
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只需要静静等待就可以喜迎收获了。我想说的是，信念只是种子，一百多年前，我们的前辈已经将这些信念撒在这片土地上，然而它们至今没有长成葱郁大树。所幸的是，这些种子没有彻底干枯，死去。如今，它们再次倔强地发芽，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生长。可是我们还必须为之付出大量的努力与汗水，方可能看到枝繁叶茂的一天。

We'll jolly well say what we want to
我们会高兴地说我们想要说的
经济学人，7月27日
出人意料之外，中国的媒体正在走向自由言论

你可能会认为最近几个月来中国的媒体正经历着艰难时期：编辑被解雇，记者被囚禁，新的规定进一步限制了报道内容，新的互联网封锁，等等。但是情况是否真的如此糟糕呢？恰恰相反，即便是在当局企图加紧控制的时候，媒体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反击。
当前的景象要远比记者无国界组织在今年的某篇报道中描述的复杂得多。该报道说由于面临不断增长的社会动荡，政府发布了一项新的新闻管制。“传统媒体被强迫进行自我审查，互联网被净化，而国外媒体也被隔绝在外。”
然而，就在上个月，数个媒体集团，包括一些政府附属的，极不寻常的公开批评政府的审查制度。一些报纸及其网站不但没有屈服，而且还对那些新的新闻控制手段能够走多远这一议题进行了公开的讨论。
最强烈的抗议声起于六月底一部有关如何应对公共紧急事件的法律（即《突发事件应对法》，该法包括一条款，禁止媒体在未得到政府允许前对此类事件作任何报道）公开之后。该法说违反者将受到罚款。这些抗议之所以特别显著是因为该法律草案不过是描述了自中共1949年执掌中国以来被广为接受的一个统治规则罢了。事实上，介于5万到10万人民币的罚款可能很大程度上会被报道突发事件的额外新闻收益所抵消。
双周刊的《财经》杂志在其网站上引述一个学者的话说出版自由是宪法（尽管很少得到重视）所保障的言论自由权的一种。因此对其的限制应该十分谨慎。报道引述的另一个学者则称如果给予当地政府解释该法的权力，将会令中国成为一个“警察社会”。另一份著名日报《南方都市报》在一个网上评论中说新闻发布的延误可能只会助长谣言。它呼吁在对待紧急事件上，政府应该和媒体进行“健康竞争”。
7月21日，正是这样一种竞争迫使湖南省的官员修正了洪灾死亡人数。由于来自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记者发现受灾最严重地区的官员瞒报死亡数字，使得死亡人数从原先的92改到了后来的346。同样的，在最近几天，邻近广东省的报纸也正在攻击一条内部指令（被媒体泄露出来），该指令要求广州的记者如果要就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采访医院职员的话，必须提前两天申请。在7月12日，广州的一份报纸还印发了一篇惊人的文章，该文大胆比较了中国和越南的政治改革。

我一直认为，当民间组织崛起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这个民族开始承担起自己的使命——而非将担子交给政府。
王怡有句很牛的话，大意是如果教育交给国家来办，那就意味着即使活到80岁，也只是未成年。我对此有个类似的提法：如果民间组织无法成长起来，那就意味着中国人始终是政府管制下的孩子。
其实民间组织的意义在于，它意识到必须主动承担起这个国家所存在的问题，而非等待政府来解决。也就是说，人们不再依赖政府，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组织和整合资源，并进一步解决所面临的各种困难。进一步说，这意味着道德承担精神在民间的生命力——而非由政府来担当这个思考的大脑，一切都以政府的是非为是非。
所以，当我看到中国政府官员说要鼓励私人组织之时，真是万分高兴。因为中国民间组织的疲弱，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政府的压制（阅读金燕的博文时尤有此感）。若政府真的有心放开，那这个民族还有最后的机会。

Chinese Official Sees Private Role on Environment
中国官员看到私人组织在环境问题上的作用

By THE ASSOCIATED PRESS
纽约时报，6月6日

周一一位高官说，中国的环境问题令这个国家每年需要花费2000亿美元，并为此呼吁给予那些民间组织以更好的法律保护，从而使他们能够帮助治理环境。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祝光耀说，在中国私人环境组织的重要性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而他的部门希望能够推动致力于有关“保障在中国的私人环保组织的利益和生存”的立法工作。
尽管在祝的部门大约有50万公务员在努力工作，加上其他组织的努力，但是中国的环境图景仍然在恶化，没有“任何乐观的可能”。祝在发布他对中国环境现状的一份报告中用“严重的”来形容目前中国的环境危机。
“水、大地和土壤污染很严重。”该报告称，“中国政府将动员所有可以利用的力量来解决当前严重威胁到人民健康的污染问题。”
中国的环境破坏问题令政府几乎损失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2005年的GDP是22600亿美元。祝说有些当地官员拒绝——有时候甚至抵制——中央政府的那些环境保护措施。
由于地方官员没有能够实施有关规定空气与水污染的环保法规，在超过25年的飞速发展之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环境危机的一分子，而且还在继续恶化。
但环境组织提出环境局无权创立或者通过一项法律，如果没有最高领导人的同意的话。然而后者的态度至今暗昧不清。
“中国没有适应私人组织独立工作的政治环境”，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一位负责人朱纯千（音译）说。
绿色和平组织以及其官方代言人余节（音译）说那些直言不讳的环保工作者必须冒着被打击报复的危险，而且如果一个组织“有了合法的身份，那么它就可以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相关文章：
绿色中国的美好前景
今日的黄土高原与绿色GDP
为怒江寻找公众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