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

　　我没有想到“何志毅风波”会闹得那么大，南方一家周报用头版及二版两个版面的篇幅报道了此事。看到报纸后，我给还在成都讲学的何老师去电话，我说，你其实是一个弱者，可惜你还没有学会扮演弱者。

　　我认识何志毅有两年了，我们走得很近，是因为我们都在干同一件事情，为中国企业的管理案例留一点东西。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论坛上，他十分激动地讲他想要建立中国企业案例库的宏伟理想，他的参照对象是哈佛大学商学院那个著名的公司案例库。他已经有一个宏大的规划，并且已经用将近10年的时间完成了2500个以上的案例工作。这是一个讲起理想来眼睛会放光的人，他似乎已有一个五年的建设方案。

　　在此前，我了解他，是因为他发起主办的一些活动，如“中国最受尊敬企业评选”——我曾经听很多企业家告诉我，这是他们最重视的评选之一，还有“中国管理学院奖”，还有一个社会责任同盟。在很多人印象中，何志毅是一个活跃的社会活动家。

　　何志毅的经历不是学院派的，也不是海归派，他毕业于复旦，然后在福建当过国有企业的总经理，那是一家有数千人的大工厂，他让它从亏损变成了盈利，后来他又去复旦读博士，再后来进入北大读厉以宁的博士后。管理案例研究中心是他一手拉大的，一开始，它只是一个“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只有几十万元的启动资金，而到现在，已经在案例开发和项目运营中投了上千万元，那都是何志毅从各个企业“讨”来的资金。我知道，在他的规划中还有一些很有意义的项目，它们如果实现，将使中国公司的案例研究真正形成一个规模。可惜，他可能没有机会了。

　　案例中心是一个没有正常现金流收入的“成本中心”，我曾经不解地问何志毅，为什么不开办一些案例研究的总裁班课程，那一定会很受欢迎。他说，根据某些规定，案例中心不能从事这样的业务。所以，中心的收入其实就靠他去四处“化缘募集”了，在无比现实的中国企业家里干这种事情，难度之大是可以想见的。

　　何志毅这次惹祸是因为《北大商业评论》的事情，说他把这本杂志“出卖”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的争论都把这个事情绕过去了。据我了解的情况，之前的《北大商业评论》一直是“以书代刊”，稍稍了解中国出版法规的人都明白，“以书代刊”没有任何的商业价值，因为它不能经营广告，也不能通过邮局进行征订。所以，只有找到一个杂志刊号，它才算是真正的杂志，才能真正落地。何志毅通过跟河南出版集团合作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也给《北大商业评论》弄到了迟来的“准生证”。如果现在解除这个合作，再回到“以书代刊”，《北大商业评论》就没有什么商业价值了，甚至可以说难以为继。这么简单而明白的事情，为什么没有人好好地说一下呢。

　　有一次，何志毅跟我开玩笑说，你不容易，一个人就敢搞企业史。我说，我是那种不会进入任何“体制”的人，商业写作是我的爱好，写出来了有人买，我继续干，如果没有人要，我最多摸摸鼻子，到千岛湖上晒太阳去。而你与我不同，你背负着一个北京大学管理案例研究中心的大招牌，干不好了，是北大的事，是中国管理学界的事，其实，命苦的是你。说到这里，他就笑。现在，他笑不出来了。

　　我一向敬重那些有责任感的人。天下的事情，好就好在有那些人。不过，有时候，可悲也可悲在这里。老舍在《茶馆》里写道，我爱这个国家，可是谁爱我呢。他写的是解放前，今天，中国正逢盛世，个人只要想有所作为，做利国利他的事，都可以找到空间。只不过在一些组织里，老舍式的悲哀依然存在着，无非这次轮到了何志毅。

　　在我们社会的一些领域，有的“单位”或机构，还是习惯于轻易去动用制度资源，对那些能创造出增量价值的下属进行“管理”，这当然是它们的权力，从管理角度看也有一定道理，只是没有谁对这种“管理”的更复杂后果负责。

　　被剥夺的何志毅，现在是一个受伤的人。报纸上说“教授欺负院长”，但以我对何志毅的了解，他不是一个会欺负谁的人，他从不会欺负合作伙伴，不会欺负学生下属，又怎么敢欺负上司呢？不过，其实“放下是实地”，这对他来说未必不是一种解脱。而真正受伤的可能是中国管理案例的建设工作，它可能会推迟五年、十年，甚至更久。还会有何志毅这样的傻子吗？

〖今天发在FT中文网上的专栏。我希望这是自己最近这段时间对这起风波的最后一次评论。〗

·关起门来，好好说话

在过去的一周里，娃哈哈－达能事件愈演愈烈，伤害正像漩涡一样地蔓延开来。双方都异乎寻常地披露原本应该保密的商业合同，隔空放话，火药十足。被席卷进来的势力也越来越纷杂，有各地的经销商、产业工人、偏远的地方政府以及中央部委，而媒体也开始追踪此次合资及娃哈哈改制的种种细节，随着一条又一条的“商业下水道”被扒开，争议的主题已经离初衷越来越远了。

博尔赫斯好象说过的,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样子.在整理书房的时候老是在想这句话,因为有一半的书在办公室里,如果全部搬到一起,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图书馆了.

这几天搬家,其他的东西能扔都毫不犹豫地扔掉,可是书却很难.那么多年了,竟还没有学会扔书.

最挠头的是那么多的杂志,单是<读书>和<随笔>就有十多年的量,其实可能十多年内也不会再去翻.但一本一本的还是把它们垒起来,象一堆永远不肯扔掉的记忆------今天一下午就理了这两种杂志,很多文章真的还是好漂亮,思想好象总比承载它的纸张要迟一点发黄.

那些老书也是,一本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当年买的时候只有三块钱.一套七本<虞初志>还不到20元.每一本买回来的书都好象有留下来的理由.有时候很佩服那些记忆好的人,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那么大的三本全是在眼瞎之后完成的,成千上万的冷僻诗句拈来就是,好是了得.茨威格写昨日的世界时,人在巴西,一本书也没有带在身边,那么多的细节和人名却记得如此清楚,写完就自尽,不等校对完成.

话说回来,不过最后还是选出了几十本可以扔掉的,都是多年前采访时各地送的,或某些显赫人士的结集.

上网看邮箱,写下几个字,继续理书房去了.

新疆归来。这次专程去了德隆的总部。

文艺路上的宏源大厦，在喧闹的市中心一点都不起眼，门只开了小小的两扇，因为下大雪，挂了两条很厚的军绿色棉毯。看门的门卫好象是新来的，听到“德隆”两字，他想了半天说，“好象在23层，早就没有人了。”

23层，早就没有人了，一把钢锁锁住了所有的秘密。两年前进出这里的人大都是过亿身家。我拍了一张照，就匆匆下来了。

朋友还带我去了人民公园门口，唐万新办彩印店的地方，原来这里是一排的小店，现在只剩下一家了，朋友比划了半天，说好象就在这个位置上。当年，唐家兄弟就在这里一手拿军钢壶，一手啃着馍，与朋友们大谈商业梦想。如今门前的人民路很宽，车水马龙的，我朝四周望，白雪皑皑，恍若隔世。

还去了玛纳斯。在不远的一个裕民县，唐万新有一个农庄，他在会议室里挂了一块匾，上书，“惟我独尊”。我在车里想起这段，突然就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