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常棒的地震背景下的故事。当然，有点被我这个笨拙的记者糟蹋了。尽管如此，还是建议你静下心读之，它与你此前看到的海量地震报道，不是一类故事。

    文章的主角，究竟是真英雄，还是伪英雄，抑或只是人们嘲笑的对象？我周围的一些朋友看了此文，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对此，你不应该感到意外。

    （此文发表在《南方周末》）

正文——

他想做英雄

“中央电视台的人说，我可能会入选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尹春龙和父母说起这个，语气中带着些许谨慎。

前些天，他嫌原来的“小灵通”信号不够好，添置了新手机，移动加联通，“双卡双待机”。他不想漏掉好消息。

因为在废墟里挖掘的时间太长，呼吸系统出了问题，6月中下旬，尹春龙住了十几天医院。“我是用生命在救人。”咳嗽轻一点的时候，他就与病友讲自己的故事。在整个地震救援中，他觉得自己做了许多别人根本不敢做的工作，不可替代的工作。

更多的时候，他躺在病床上，看着两部电话发呆，它们沉默得如同两块石头，为什么鲜有人打电话采访自己？为什么“感动中国”的事再就没了消息？

6月底，该出院了。非常不情愿地，他要回到那个与窝棚没什么区别的家。

坐在门口的马扎上，他望着右边不远处的四个种香菇的大棚，过去，大棚下扣着他的一切，将来，是不是依旧如此？

身后七八十米处，是一个铁路货运站，不断有长长的火车开过，咣当咣当，大地随之抖动，就像地震的那个下午。

“我敢拼命，肯定能立大功”

5月13日那天早晨起，龙龙失踪了——龙龙是尹春龙的小名。

他对父母说去商店买点东西，然后几天几夜没有消息，还带走了家里仅有的4000元现金。出走的前一天下午，破败的棚户里的家什咣当咣当地响了一阵，像是火车开过。意识到地震之后，一家人也没怎么惊慌，房顶只是几根木棍和塑料布搭起的，不至于砸死人。

到后来他们听说，外面震得好凶，都江堰倒了很多房子。

尹春龙没去商店，他租了一辆车，从成都郊区的双流赶到都江堰，车费370元。那天有很多成都人像他一样，赶到都江堰救援。后来尹春龙才知道，自己的这种身份，被称为志愿者。

扒废墟，抬伤员，尹春龙忙了一阵，对所做的事情产生了怀疑，这不是他要做的“大事”。

当救援工作结束，尹春龙曾对我说起，在这个社会，他除了卖苦力，没别的希望，而辛苦了多年，生活却没发生太大改变。这个生于1988年的年轻人说：“我讨厌这个时代，我更喜欢毛泽东的时代。乱世出英雄，在战场上，我敢拼命，肯定能立大功。”

对于轰轰烈烈，他实在是太渴望了。

“我听说映秀那边比都江堰严重多了，路也断了，没有人去救援。”5月13日下午，尹春龙开始只身前往映秀，很少有志愿者是独自行动的。“路上到处是塌方，还有石头在往下滚。我走得好快，一路上超过了武警部队，超过了‘铁军’。他们带着装备，我什么都没有。”

他大踏步地跑向大山深处，跑了十多个小时。这样的奔跑，是那么熟悉，而且完全算不得什么。仅仅几个月以前，刚满20岁的他也是这么在丛林深处狂跑的，他记得自己跑了三天三夜——女朋友和他突然分手，天在一瞬间塌了下来。他不够高大英俊，又始终未能如愿做成“大事”，他猜想女友失去了耐心。“那是我的初恋。唉，比要了我的命还难受。”

现在，尹春龙跑向映秀，心里想，有多少受难的人在等着他的出现，他并不知道，一个了不起的奇迹也在等着自己。

一路上全是迎面而来的逃难者。在接近映秀镇的一个渡口，上千灾民争抢着要登上救援的冲锋舟，场面相当混乱，湍急的水流里漂浮着一些鞋子和包裹。尹春龙暂时停下脚步，穿起一件橙红色的救生衣，帮助官兵维持秩序。“我在水里站了好几个小时呐，脚到膝盖泡得又白又肿，嗓子也喊哑了。”

他并不想留在渡口。

“映秀那边非常严重，我要去救人，一定要亲手救出活人来。”他决绝地出发，即使可以预知后来承受的巨大冤屈，当时肯定也不会退缩的。

尹春龙有一双与他1.60米的身高很不相称的、蒲扇般的大手，肤色暗红，手指粗壮。5月16日，这双手攥着一把短镐，出现在映秀湾水电厂一处高高的废墟上。听人说，这里原来是电厂的一座八层办公楼，刚刚探测出，里面还有生命迹象。来自青岛、上海等地的消防队员，本来已经放弃此地了，如今又匆忙赶回来，希望与幸存者一起创造奇迹。

尹春龙同样希望成为创造奇迹的那个人。

废墟下还有两个幸存者，电厂职工虞锦华和马元江，大楼垮塌时，他们分别在三楼和二楼的楼梯。层层叠叠的楼板、梁柱堆在一起，使救援陷入困境。

差不多有三条救生通道先后被开掘，自上而下的，自下而上的，侧翼的。在它们接近虞锦华的时候，却被迫停下来，消防官兵的意见是，情况复杂，过于危险，还要再想办法。

这时，尹春龙钻进其中的一条通道，挥动短镐，开始了孤胆英雄式的人工挖掘。

他要始终匍匐着，一下一下地刨开水泥与砖石，砸断钢筋，不时有余震袭来，堆压在一起的楼板咯吱咯吱地响，一些缝隙松动，碎砖石掉下来，带起一股灰土味儿。

在狭窄的通道里，浓烈的死亡气息比余震更恐怖，它来自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尸体横在尹春龙与虞锦华之间，必须先搬出来。

几天以后，尹春龙回到成都，依旧执拗地穿着救人时的那件米色的电工服，是他临时在电厂拣的。衣服对他来说过于肥大，瘦小的身子在里面晃荡，裤脚拖到地面，其中右腿裤脚已破碎成几根布条。他执拗地穿着它，即使睡觉的时候。仿佛只有这样，才能确认自己的那段经历，又仿佛，新的救援机会随时会出现。

棉质的米色工作服，似乎吸纳了海量的腐尸的怪异气味，五六米之外都闻得到。假如在映秀，你未必觉得那气味多么可怕，但在生活如常的成都，它实在太突兀、太浓烈，如同死亡被突然带到你身边。

尹春龙是把那具腐尸拖出通道的，它烂得好厉害，一摸皮肤，简直都快化成水了。

“废墟里救人，就像摘香菇”

被埋150小时之后，虞锦华获救了。她声音微弱地说，马元江还在里面，“他还活着”。

消防队员无法确定救援方案，还在不断论证。尹春龙急了，他通过电厂的吴书记找到上海消防救援队的一位负责人。

“你们24小时能不能救出马元江？”

“如果在上海，有50吨的吊车，就没问题，可惜这里……”

尹春龙非常肯定地说，自己保证在15个小时内救出马元江。

下午3点，尹春龙判断了一下方向，开始凿洞。当然，消防队员们也没闲着，他们在外面搬运清理出来的砖块。尹春龙没戴头盔，也没戴口罩，在外面的人看来，简直是在玩命。他匍匐着，手用不上力气，只能一点一点地敲击。后来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比喻：在废墟里救人，就像摘香菇。

15岁起，初中都没读完的尹春龙就离开家乡，到成都郊区为一个香菇种植户打工，每月工钱是240块。到了17岁，他自己租了四亩地种香菇，开始了其津津乐道的“做生意”的奋斗史。在外地打工的父亲也带着妻子和幼子赶来，帮龙龙“照看生意”。龙龙成了家里的梁柱。

收香菇要抢时间，需每天在大棚里弓着腰，干十几个小时，摘取几万朵，尹春龙真的觉得，那并不比救人轻松。

某些时候，他会为自己的身世哀叹：“我是从粪堆里长大的，从小就受苦，那种苦，你们根本想象不到。”

在映秀湾电厂的废墟里，“摘香菇”的工作累计超过了30小时，马元江恍惚中意识到，有一个不要命的小伙子正在接近自己，这坚定了他求生的信念。到19日晚10点，尹春龙已经可以够到马元江，为其清理胸部、腿部的碎瓷砖了，他把好消息传递出去：自己的方案成功了！

在场的几位记者看到，消防官兵喊出尹春龙，让他休息一会儿。“我哪儿有心思休息，我想亲自救出马元江。”事后，尹春龙如此描述当时的心情。

    救援工作胜利在望，尹春龙不情愿地歇了歇，要求再进到洞里，相关人员没有同意，让他继续休息。

20日0点50分，马元江被抬出，闪光灯拥上去一阵闪耀，现场爆发持续十几秒的欢呼。奇迹，真是奇迹，人们赞叹着，记者把英雄般的消防官兵团团围住。

马元江被埋178小时22分钟，而且在前173小时，他无法得到一丁点的营养和水分，在整个四川大地震中，这成为一个再也无人突破的极限。

马元江康复以后证实，尹春龙在救援过程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目睹救援的电厂同事们也对此表示认同。

超级命大的马元江与不要命的尹春龙相遇在废墟深处，很难说，他们谁比谁更幸运一些。

“是不是命中注定……”

尹春龙前额的头发与粗重的眉毛贴在一起，上面粘满了细碎的灰土。他看着喧闹的人群，神情有些落寞。他扬起头，一口气喝光了一瓶矿泉水，然后“嘎吱嘎吱”地狠捏了几下塑料瓶。

这时，有人把尹春龙推到几位记者面前说：“他也做了很大贡献。”而一位医生也忍不住对记者徐一龙说：“他是真正的英雄！”

最先采访尹春龙的是一家外国媒体。沮丧的志愿者瞬间兴奋起来，语气高亢，目光炯炯，仿佛正面对全世界发表演说。接着，有电视记者扛着摄像机过来，并把卫星电话递给尹春龙，让他给家里通个话。他激动地抓着电话大喊：“我是龙龙，我救了两个人，你们会在电视上看到我！”

尹春龙觉得，全中国的人都通过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认识他了，他对身边的志愿者刘润全说：“有些歌星奋斗十年才达到我们今天的成就。”

转回身，他很急切地找东西，自己标志性的红色安全帽和橙色救生衣不见了——那是他在都江堰和渡口救援时，救援队伍送的纪念品。尹春龙忧虑地说，如果有人戴了那个帽子，就是冒充他。

    晚上躺在帐篷里，他睡不着，他很想去一个塌方的地方，听说那里埋了18个人，没人去救。如果救出了那18个人，“成都军区司令就会来接见我了。”

有人劝阻说，埋在土里的人，与马元江不同，是活不了的。尹春龙最终决定放弃——挖出尸体肯定不算英雄。

20日，有记者带尹春龙回成都，并安排他住进三星级的宾馆。让尹春龙宽慰的是，红色安全帽和救生衣都找到了。

在成都，尹春龙急切地买了当地的几份报纸。只有个别媒体提到他的名字，但也仅仅是提到而已，没有充分肯定他的功劳。尹春龙有些激动地指着报纸版面：“他们这是怎么写的！”他把报纸丢到宾馆的床上，气呼呼地嘟囔两句，又抓起来继续看。

打开电视，偶尔会有救出马元江的新闻回放——那确实是一个传奇。出镜讲述救援过程的，都是消防队的官员，还是没有他尹春龙。“记者拍了我啊，我还给家里打了电话。肯定是消防的人让电视台给掐了。”他愤愤地猜测着。

从出来打工的时候起，尹春龙一直被一个烦恼纠缠着：为什么别人没他辛苦，却过着富有的生活？现在他拼了命救人，为什么功劳还是别人的？

5月21日，尹春龙的心情好过那么一段。北京《京华时报》的记者打来电话，说他们用一个整版报道了尹春龙，《成都商报》的显著版面，也讲了他的英雄事迹，还配有照片。酒店总经理闻讯，送来比尹春龙还要高的大花篮。

尹春龙盼着前女友可以看到报道，那熟悉的电话号码重新在他的手机屏幕上闪烁。他还特意去买了一块电池，他觉得自己的“小灵通”会被记者打爆。事实上，当天只有包括我在内的两位记者与他联系过。

“有功就应该受禄，对吧，为什么那些记者不能客观报道（我的事迹）？”坐在宾馆里，他忍不住看报纸和电视，看完就更加生气，“为什么有些人，无功也要受禄？”

这天傍晚，尹春龙决定离开令人烦心的成都。马元江正在重庆接受治疗，尹春龙要赶过去看看，“我们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除了致意，他还想让外界确信，实际上是他救了马元江。

路上，尹春龙设想着事态的发展，他说要是被救的人给自己物质回报，他不准备拒绝，“我会用这笔钱组织一支真正能救生的队伍。”显然，在映秀看到的某些队伍的“救援不力”仍让他耿耿于怀。

在重庆新桥医院，马元江仍在ICU病房抢救，无法探视，妻子陈颖看上去极度疲惫，还是答应与尹春龙见面。她上前与尹春龙握手，略显审慎地表示了感激——在丈夫开口确认以前，她不敢肯定，眼前站着的真是救命恩人。

“我亲自救了马元江，我们的生命是连在一起的。”在医院走廊里，尹春龙不断向别人重复着。除了见不到马元江，还有一件事让他难以接受——在新桥医院，无论医生、志愿者、门卫还是病人，每个人好像都知道马元江，却没有人知道救人英雄尹春龙。

为什么他做了这么大的事，却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上学的时候，自己脑子太笨，没人把他当回事；再大一点，意识到家里太穷，父母在亲戚间也没什么地位，感觉很难受；出来“做生意”，别人把他当作不明事理的孩子。是不是自己命中注定，无论做什么，都无法获得认可？

晚上住进宾馆，他斜着就把自己丢到床上，小腿还耷拉在床边，极度疲惫的样子。他依旧拒绝脱掉散发着尸臭的米色工作服。

他翻来覆去，午夜的时候，又突然爬起来，跑到窗户边的沙发上，歪斜着靠在上面。“我平时都住帐篷（后来才知道，他成都郊区的家也类似于大帐篷），突然睡宾馆，不习惯。”

早晨，体力极度透支的尹春龙一度出现半昏迷状态，几位住院部的志愿者找到医院政治部，希望能为救人英雄做一个检查。政治部的一位负责人说：“对不起，你们得先证明他确实救过人，声称自己救过人的多着呢。”

完全清醒后，尹春龙毫不掩饰对重庆之行的失望。“我救人的事，是不是成都满大街都知道了？要三天才能传到重庆吧？”

尹春龙没心思留下来等三天，他又想回成都了。

“咱能不能不说空话”

回成都的翌日，尹春龙异常忙碌，父亲、邻居、记者、领导，他见了许多人。这是充分表述的一天，他交替使用着四川方言和普通话，一遍一遍讲救人的经过，“我是用生命在救人”，他强调着。不过，怎么那么拧巴呢——见到父亲和老家来的人，他一本正经地说普通话；见到那些外地来的记者，他又改成了方言。

造访者中，有资阳老家来的电视台记者和几位乡镇干部。

在混杂着衣服上的尸臭味和花篮香水味的宾馆房间里，采访开始了。当胸麦别到衣领上，尹氏父子显得神情庄重。

“中国人救自己国家的人，是值得的。”

“死没什么可怕的，男人应该死在战场上，现在要是和日本打仗，我肯定冲上去。”

……

尹春龙的回答字正腔圆。

“国难当头，娃儿是在报效国家，我们支持。”尹一军的语气，与自己的孩子如出一辙。

资阳电视台的编导忍不住提醒：“咱能不能别说空话，讲点真情实感？”

吃午饭的时候，乡镇干部听着尹春龙在饭桌上滔滔不绝地讲述，偶尔会皱皱眉。其中一个中年男子比较直率，他提醒尹春龙，不要现在就忙于接受采访，要少说话，他还应该再回灾区，“这样对你的发展有好处。”

尹春龙兴奋的表述被打断，他闷头到火锅里涮菜叶，对中年人的劝告不置可否。

几位干部本来是要考察并树立英雄的，逗留了一会儿，他们有些疑惑于这个年轻人救人的动机，于是坐上面包车就回去了，什么说法也没留下。资阳电视台的片子倒是播了，只是在编辑的时候，几经斟酌，把片名中的“英雄”字眼拿掉了。

忙碌的一天过后，尹春龙的日子又平淡下来。更烦心的是，父母不断地唠叨着：把4000多块全捐了，就差把命搭上了，得到什么好处了？日子还怎么过啊？

5月下旬的一天，几位采访过尹春龙的记者都接到他的电话，说是父亲突然摔成骨折，母亲也病倒了，家里遭难了，而且这次损失了几千块钱，希望通过媒体呼吁，让社会帮他们一下。

我赶到尹家，见四口人无所事事地呆着，与几天前见到的一样。

几个马扎摆在家里的泥土地面上，尹一军拉着我坐下：“娃儿救了人，你说社会上会不会有人给我们贷款，让我们把香菇做起来？放心，钱肯定还的。”

以前闲聊时，尹春龙喜欢讲述自己怎么进料、种植、卖货，怎么被多年的朋友在生意上欺骗，怎么与市场上那些30多岁的人打交道。他有意多接触那些人，因为他们“成熟稳重”，这是适合做生意的性格。他反感和同龄人在一起，“有距离”，认为那些人只讲享受，只会乱花钱，胸无大志，没有责任感。而他本人，一心要做大事，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也不会上网。

尹春龙一心要把香菇产业做大。本来以为这次出了名，会有些机会。他曾为自己预设了成功年龄：30岁，从灾区救人回来后，他很有把握地说：“现在不需要（等到30岁）了。”

险些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尹春龙可能做出的最大投入，其结果却与预期那么遥远。

“有点奋不顾身”

5月底，尹春龙突然不想香菇的事了，他决定再次前往灾区，找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做。

    尹春龙回到他熟悉的映秀镇，帮当地人收庄稼，挖家具，做了两天普通的志愿者工作。5月31日，得知一架转运灾民的直升机失踪，他立刻意识到，应该马上去参与搜救。他觉得自己能把那些人救出来。

    下午5点，尹春龙再次开始奔跑，跑向卧龙方向的高山。与他同时开始搜救的，有上万名军人和民兵。

搜救持续到6月11日，坠机地点最终确认。那天上午，尹春龙赶赴大红崖。

6月11日深夜，黑水武装部副部长何惠章发现了尹春龙，他混进了自己的队伍。民兵们随后发现，这个稚气未脱的年轻人从不忌讳夸耀自己，但他确实成了这次特殊任务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指挥部要求首先把5位机组人员的尸体抬出来，而这个任务，主要由黑水县的民兵们承担起来。他们熟悉当地艰险的地形，但如此让人心悸的旅程，他们也都未曾经历过。

为了抢时间，搬运队需要连夜赶往映秀。12日傍晚5点，搬运队伍抬着尸体出发，他们翻越一个个“V”型甚至“U”型的山谷，雨下个不停，脚下的岩石异常湿滑。尹春龙说，有很多次，要么是差一点被滚落的石头砸死，要么是自己险些像石头一样滚落到山崖下。“比救马元江那次危险多了。”

一双强有力的大手，加之敏捷的腰身，使尹春龙拥有令民兵们羡慕的攀爬能力，而更让民兵们吃惊的，是这个志愿者如此玩命，那些最危险的任务，都被他承担了。“有点奋不顾身。”黑水武装部部长徐阳说。

　　13日早晨7点，5名机组成员的遗体全部运抵映秀镇。

    在休息的帐篷里，民兵们惊魂未定，大口地喝着啤酒。干杯的时候，尹春龙就举起一瓶矿泉水，表示一下。宽大的迷彩裤子挽到膝盖处，腿上全是磕碰划擦的外伤。

　　“映秀镇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有他。”在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黑水武装部副部长何惠章毫不吝啬地赞誉尹春龙。

这时，坐在不远处的尹春龙伸出右臂，挑起粗壮的大拇指：“对，你说的太对了。我是用生命在救援。”

更私人的场合，他会很自豪地说：“别说是志愿者，就是那些专业救援的，谁有我勇敢？谁有我的功劳大？”

又有几个记者来采访，兴奋与昂扬重新占据尹春龙的内心，一切都像极了20天前的故事。略有不同的是，他总算得到了一位首长很正式的评价——

阿坝州军分区副司令员冯毅写下一段话：“尹春龙同志作为志愿者，在清理和搬运烈士遗体工作中，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参加了第四位烈士遗体在最艰难、最危险地段的搬运，第五位烈士遗体全程的搬运工作，其间多次整理遗体包装袋，是一位优秀的志愿者。”

尹春龙出院了，他回到那个与窝棚没什么区别的家。

电视里，一场接一场的抗震救灾英模报告会，没有看到志愿者的身影，当然也不会有尹春龙。他想不通，到底要做出什么事，才配做英雄，才会得到英雄的待遇？

光线黯淡的窝棚里，一部老旧的VCD机连着电视机，构成他们家仅有的高档家电。尹春龙跟着卡拉OK曲子唱了几首歌，《我是一个被爱伤过的人》之类，音调找得不是很准。

与街坊聊天时，尹春龙说，什么英雄啊，还不是得回到平常的生活。但事实上，他已不习惯这么呆在家里了。总该发生点什么吧，要么是媒体的电话，要么是下一个轰轰烈烈的机会。

7月8日下午，马元江打来电话表示祝贺，他刚在电视上看到消息，尹春龙被团中央评为“中国十大杰出志愿者”。尹春龙正在大棚里栽种香菇，对于这份荣誉，他表现出的是有限度的惊喜。几天前，资阳市也请尹春龙参加了一个抗震救灾的表彰会，随行记者董燕注意到，尹春龙并不是很兴奋。

“要是中央领导能做个评价，就好了。”尹春龙向我表达了内心的愿望，“你想想，全国有几个人敢冒这样的危险，而且是志愿者，而且只有20岁?”

尹春龙这几天在想一件事：无论什么荣誉，自己恐怕还是要继续种香菇。

               （感谢《京华时报》徐一龙、《南方人物周刊》林海提供帮助）

我不知道奥运火炬会不会停下欢快的脚步，希望它可以体现更多人性。至于我自己，也许要暂缓其他的奥运相关采访，把天灾的报道作为关注的焦点。如果我们真的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那么就应该确立这样的判断：四川大地震肯定超过奥运，成为2008年中国最重要的事情。

昨天在牛博放了一篇讽刺网宣部门的转贴，还曾把MSN签名改为“还有什么一起来吧”，现在我带着歉意把它们收回。它们确实不合时宜。

1976年，我还没上小学，只能后来从钱钢老师的文字里体会其惨烈，这一次，同样的震级，而震源（10公里）比唐山大地震的（12公里）还要浅。我无法想象它的惨烈。与1976年那个随大人跑到街上避难的我相比，现在我可以承担一点责任，记录与传播的责任，资助与抚慰的责任——尽管它卑微如尘土。

同意王佩老师的倡议，大家暂时放下一切争执、埋怨吧。

假如要挂红心，现在我支持。同时，我支持南方周末林楚方的提议：降半旗志哀，允许群众发起纪念活动，比如到广场点蜡烛。。。

爱奥运，爱中国，爱什么都随便，但是请首先爱自己，爱人类，并把人类作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西方对中国有道德优越感，也有偏见（也可以把它们称为歧视），这些我都是承认的。不过我要说的是，这东西始终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而不是令人无法容忍地仅仅存在于西方与中国之间。

我出国的次数不是很多，但也去过几个地方。在马来西亚，当地华人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不成比例，他们认为马来人享受着更多的政策保护，自己受到了歧视。不过在与我交流的华人中，却普遍存在这样的对马来人的评价：他们很懒很笨，只能靠政策的护佑生存；在卡塔尔，当地人富得流油，华人在那里只是打工者的角色，不过我接触的每个当地华人都告诉我：卡塔尔人很笨，也不会享受，完全是石油暴发户（而我看到的情况却是卡塔尔人有很高的文明素养和很开放的心态）；甚至在美国，当地华人也愿意强调美国人（什么才算美国人？美国华人不属于美国吗？我很奇怪）的迂腐、教条。在世界绝大多数地方，中国人都会以自己的精于算计、工作勤勉，建立起对其他人群的某种“歧视”。

当然，在日本，情况有所不同，你很难找理由怀疑日本人的头脑和勤奋，不过当地华人与日本人的互斥，却无须赘言，甚至严重于我上述提到的那些国家。

即使在那些生活条件、社会制度貌似比我们优越的国家，中国人尚且如此心态，可以想见，优越感并非是单向度的。我想，优越感是一种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本能心理需求，或者是压抑状态下的心理平衡机制，所以，我尽可能地理解和尊重在上述地区接触到的华人的心态，只是不希望他们夸大自己受到的歧视。

换一个角度，对于非洲黑人的肤色与贫瘠的生活，对于近邻朝鲜的压抑、封闭、饥馑，作为中国人，又有几个人可以肯定地说：我没有产生过任何的优越感，我视他们的态度之平等，就如同对待我自己。。。

再说所谓欺凌。美国有美国的国家利益，中国有中国的国家利益，法国、英国、苏丹、缅甸，谁都一样。没有哪个国家担当着国际主义战士和正义化身的角色。强势一方在争取国家利益的时候势必获取更多，并伤及弱势一方。如果谁把这个简单解读为欺凌，那他真是太值得同情啦。

我们认为美帝欺凌了我们，MD之类的也可以认为我们欺凌了他们，甚至美帝也可以认为我们总对其口诛笔伐，道德谴责，也是在歧视、欺凌他们。何止是我们，世界上的相当多的人，也都一直在“歧视”着美国啊。

连世界第一超级大国都要被歧视，所谓的“以强国捍卫尊严”的说法，看来是靠不住的。假如费了吃奶的力气终于自强不息了，到头来发现是徒劳，伤心尤甚今日。

所以，还是要事先提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