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前，本站才贴出先生的访谈《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不想他这么快就走了。沉痛哀悼！

以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讣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著名的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瞿同祖先生因病于2008年10月3日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8岁。根据瞿同祖先生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告别仪式，遗体供医学解剖后火化。

瞿同祖先生，字天贶，后改天况，1910年7月12日生于湖南长沙。瞿先生出身世家，幼承庭训，奠国学之始基，少年时代先后就读北京育英中学、汇文中学，1930年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燕京大学，主修社会学。1934年，瞿同祖先生获燕京大学文学士学位后，即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在吴文藻与杨开道的指引下，从事中国社会史研究，1936年获硕士学位。其学位论文《中国封建社会》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旋即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书，并被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瞿同祖先生以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古代中国社会，引起国内学界的瞩目。

抗日战争爆发后，瞿同祖先生不甘做亡国奴，只身南下，1938年在重庆任国民政府贸易委员会调查处处员，1939年任云南大学社会、政经、法律三系讲师，后升任副教授、教授，开设“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及“中国法制史”三门课程，1944年兼任西南联合大学讲师。在此期间，瞿同祖先生撰写了《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从法律和社会的角度研究中国历史。这一专著探赜发微，独辟蹊径，既是法制史，也是社会史，成为学术界的开新之作。他认为，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其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二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社会的基础，是中国古代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在法律上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该书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文版，1961年以《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书名在巴黎和海牙出版英文版，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好评，成为研究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的必读参考书，被认为是关于中国法律研究最好的西文著作。该书中、英文版均多次再版，是中国法律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1945年春，瞿同祖先生应邀赴美国，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历史研究室研究员，从事汉史研究。在此期间，他完成《汉代社会结构》初稿，对汉代的家族、婚姻、妇女地位、社会阶级、豪族等专题进行研究，该书后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1955年，费正清教授在哈佛大学成立东亚研究中心，他被聘为研究员，继续中国史研究，并与人合开“中国法律”课。在此期间，他完成《清代地方政府》一书，并于1962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瞿同祖先生采用政治社会学的方法，既描述、分析和诠释中国清代州、县级地方政府的结构与运作，也探索了绅士在地方行政上的作用，这一研究大大推进了对传统中国政府和行政的研究，成为其学术历程中又一重要创新之作。该书英文本多次再版，其观点为不少专家所引用、接受，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962年，他应邀前往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任教，开设“中国通史”课，并讲授古汉语。

瞿同祖先生在国外任职期间，始终关心着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为了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他于1965年辞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职，经欧洲回国。不久举国罹受“文革”灾难，但瞿同祖先生始终保持对祖国前途的坚定信念。1971年，他被安排在湖南省文史馆工作。1978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二级研究员；1985年起享受终身在职的专家待遇；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在此期间，除编译出版《艾登回忆录》、《史迪威资料》外，瞿同祖先生还代表中国出席了一系列国际学术会议，如1980年8月作为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团员出席在罗马尼亚举行的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会议，同年9月出席在瑞士举行的第27届欧洲汉学会议，1983年在香港大学讲学，1985年应美中学术委员会高级学者交流计划的邀请访美，在美国多所著名学府讲学。在这些讲学与学术交流活动中，他进一步阐述了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儒家思想与中国法律发展的关系，以及法律儒家化等重要学术见解，为国际学术界所广泛关注。

瞿同祖先生是一位国际知名学者，他在法律、社会、政制史方面的卓越成就和勤奋笃学、一丝不苟、立意创新的治学精神，惠及了无数学人。

瞿同祖先生是一位坚定而忠实的爱国者，他放弃了国外优越的教职、投身祖国建设；他拥护和支持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

瞿同祖先生生性谦和平易，年高德劭，自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后，始终关心研究所的建设和后辈学人的成长，近代史研究所同仁感怀在心。斯人已去，其精神、其品德、其著述足可垂范后世，传之久远。

瞿同祖先生安息！

瞿同祖同志治丧小组

2008年10月6日

一，中国近代史，是列强殖民史——追求独立自主成为中国人的“百年共识”；

1840—1948年的中国历史，是一部饱受列强侵略的屈辱史，也是一部被殖民和反殖民的斗争历史。百多年中，中国人达成的最大共识是：中国要想摆脱被殖民的命运、中国人民要想不做亡国奴，必须快速实现工业化。1948年，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在总结“百年共识”的基础上，制定了新中国的准宪法——《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的核心思想就是快速发展国家工业化，以实现国家独立自主和人民民主富强。

二，1949——1978年的国家工业化历史，是国家对农民的“殖民”史；

新中国成立后，遭遇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干扰，国家工业化道路并不顺利。为了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中国很快被迫走上了依靠中央“高度集权和高度计划体制”剥夺农民——“内卷化”完成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工业化道路。农民在国家工业化中被迫完全丧失自主性，成为国家工业化的工具。在不长的时间内，“剪刀差”转化为中国国家工业化的巨大成就，中国建成了完整的、自主的工业体系、农业体系、国防体系、教育体系、文化和思想体系等等，并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国家自主性和自主权充分实现，被殖民的历史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但这种以牺牲农民自主性为代价而获得的国家自主性，按照毛泽东建国初期的想法，到60年代初期就应该结束，由“以农补工”转而实现“以工补农”，但直到毛泽东去世也没有改变剥夺农民的工业化战略，国家工业化最终遇到了农民的消极抵抗——出工不出力（创造性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人民公社体制失效，直接的后果是大量的城市工业品下乡不能获得等值的农产品，城乡交换不能有效进行，国家工业化陷入困境。

中国1949—1978年的国家工业化实践证明，靠牺牲农民（中国大多数人）自主性实现国家工业化是不可持续的，最终还是因为农民的自主性（创造性）和有效需求不足而失败。1949－78年的国家工业化的失败，实际上是对内“殖民”发展道路的失败。

三，中国1978—1988年的高速发展历史，是农民自主性回归的历史。

到70年代，国家工业化遭遇了农民的消极抵抗（创造性不足）和内需不足的约束，对内“殖民”的国家工业化遭遇困境。在这个时候，在安徽的小岗村等地出现了“大包干”尝试，“大包干”的核心是“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实际上是农民 “以自主劳动创造的增量向国家赎买生产经营自主权”——获得自主性，正是由于农民获得了有限的生产和经营自主权，中国进入了一个由农民自主发展、并推动中国自主发展的新时期。

1980年开始，全国各地开始试点小岗村的“大包干”模式。1982年全面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也称“大包干”），把7亿多农民从人民公社的桎酷中解放出来，农民家庭获得了组织农业生产和经营剩余农产品的自主权。随之，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得以空前释放，劳动生产率得以极大的提高，粮食单产由亩产400斤增长到了600多斤。农民在“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大约50斤/亩谷物，并完成200多斤/亩的粮食定购任务之后，剩下农产品全部是自己的。农民不仅吃饱饭了，还有了剩余产品。最初的剩余产品主要是粮食，后来蔬菜、水果、畜牧水产、传统食品和手工艺品等也多了起来，农村集市也随之活跃起来。农民作为市场主体的市场交换的出现，给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增添了翅膀。

农民很快有了积累（钱），有了购买能力。但当时的情况是除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外的所有物质都极度短缺，农民有钱买不到所需的东西。很快，农民将需求冲动转化为了投资冲动——乡镇企业、社队企业、个体户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即离土不离乡），获得了在本乡本土发展非农产业的自主权。到1985年的时候，中国农村不仅出现了卖粮难和农产品的极大丰富，一部分农民跳出农门，在农产品加工业、建材建筑业、服装加工业、流通运输业等领域大显身手，一部分有一技之长的农民首先成为万元户、十万元户、百万元户，农村涌现出一大批农民企业家，不仅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离开土地成为乡镇企业的职工，连城市待业青年和国有企业退休干部职工也加入到乡镇企业的行列。

乡镇企业的发展，很快成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河山”，小城镇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80年代中国经济新增值的70％以上是乡镇企业和农业创造的。80年代的中后期，农村区域或局部市场已经不能适应乡镇企业的发展要求，政府准许农民在城市开设窗口和销售网点成为一时风尚—— 农民企业家和农民从乡村中解放出来（离土又离乡），自主性和创造性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农村企业和农民进城成为中国当时最活跃的发展力量，并为困境中的国有企业创造了巨大的内需市场，有力的促进了国民经济整体性提升，同时也逼迫国有企业和城市不得不改革开放了。

中国80年代改革发展的成就，是在没有外资、没有中央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帮助的背景下取得的；是农民自主性不断发展，创造性也同步增强的结果。中国80年代的改革发展证明，不走对内“殖民”的道路——“内卷化”道路，中国也能自主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

四，以《土地法》为转折，中国重新回到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的轨道；

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经济在农民和农村主导下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却出现了“乡镇企业”过渡论，认为中国遍地开花式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水平低、没有前途，认为中国必须补资本主义的课，要加大对外开放，以市场换资本主义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大力发展“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促进高水平的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以此加快现代化的步伐。这种思想逐步在80年代后期占据主流地位，中国悄悄地发生了三项影响深远的事件。

第一项是《土地法》出台。1988年《土地法》出台，这部法律的出台带来了三个改变，一是乡镇企业用地权收归国家了，农民集体不能直接用地发展农村工商业了；二是城市和城镇用地权收归国家，城市化用地的增值收益归政府独占；三是各地新办企业必须进入“经济开发区”——合资或外资企业特区。这实际上是剥夺了农民分享土地非农用收益的权利，剥夺了农村办工业的权利，剥夺可农民分享城市化土地增值收益的权利。一句话：农民被政府“殖民”了，农民的自主性又一次被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战略剥夺了。

第二项是1987年开始的财政体制改革。从1986年开始，各级政府开始“分灶吃饭”（下面以县（市）乡（镇）政府“分灶吃饭”为例加以说明）。县（市）和乡（镇）的财政“分灶吃饭”是以1986年为基数，乡（镇）政府每年按照7％向县（市）递增上缴财政收入。但随着90年代开始的农村经济凋敝，乡镇财政的收入并不能每年递增7％，有很多乡镇的财政收入甚至是下降的，但递增上缴是不能少的，基层政府的财政就出现了收不抵支；更为严重的是，财政改革同时，“依法治国”的改革也在不断深化，法律越来越健全，执法的部门的越来越多，基层的执法人员越来越庞大，乡镇财政供养人数有了10倍以上增长，少则300人左右，多则1000多人。上面任命干部，下面承担工资和费用，乡镇政府的合法支出超出了“分灶吃饭”初期基数的数十倍之多。 财政体制改革的结果是，中央和省市政府的钱越来越多——增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能力，县乡基层政府的钱越来越少——服从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

第三项是90年代初期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使中央财政的财力（国税收入）得到空前加强（为了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由不足30％提高到了54％左右，省（市）财政也占到 24％左右，经过县（市）一级之后，乡镇财政（合法收入）几乎处于无米之炊的状态。90年代中国农村流行的一句顺口溜叫做：“一税轻、二费重、三摊四派无底洞。”据不完全统计，河北省1996年各种收费和摊派146.15亿元，占全省财政收入的56.52%，占县乡财政收入的96.29%。这就是说，分税制后的乡镇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是“依法”向农民和乡镇企业“寻租”获得的。

乡镇政府和部门的合法支出在日益膨胀，但合法收入却在日益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乡镇政府和部门不得不“依法创收”——“合法寻租”，直接的后果是加重农民负担和乡镇企业负担，并大规模强征抢占农民土地。1987年，农民每亩的负担大约为100斤粮食；到1994年，农民每亩负担150元，折合粮食约300斤/亩。1987年前，乡镇企业大约只向乡镇政府上缴利润的30％左右；到1992年，乡镇企业所有利润都必须全额上缴乡镇财政、甚至出现贷款上缴税费的情况。在征占农民土地方面，有学者计算，数十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政府”已经剥夺了农民土地价值19万亿！尽管如此盘剥农民，全国乡镇（村）在90年代中期还出现了5000多亿的财政债务。

乡镇财政入不敷出日益严重，乡镇企业的负担和农民负担逐年攀升，农民创造能力和消费能力急剧下降，乡镇企业产品的市场也急剧萎缩；加上土地制度变革后“政府”独占土地增值收益，导致银行不再向乡镇企业和小农贷款，给了乡镇企业和小农雪上加霜的打击。在上述三重压力之下，80年底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在90年代出现了“倒闭”潮，也导致了90年代农民“盲流”潮的出现。

不仅如此，财力上收，事权下放，还导致了农村教育、医疗、养老、基础设施建设、环保等完全抛弃在“国家责任”之外了（在90年代的农村义务教育总支出中，中央和省市财政支付不足2％；在90年代的农村医疗总支出中，中央和省市财政支出不足0.5％）。1949年建国以来形成的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制度建设出现了严重的倒退。90年代的中国，不少地方的农民（包括农民工）沦为了贱民，不少地方的农村沦为国家的“殖民”地。

1949—1978年，牺牲农民，理由是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牺牲农民带来的困境，通过80年前后的恢复农民自主性得到了很好的解决；80年代后期开始，再次牺牲农民（包括农民工），理由同样是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牺牲占国民人口绝大多数 农民（包括农民工）必然再次导致困境，可是，历史并没有简单重复过去，中国并没有用恢复农民（包括农民工）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办法去应对危机，而是走上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也没有经过充分讨论（不争论）的道路。

五，邓小平南巡讲话，推动中国走上了外向依附型发展道路

在中国以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的理由，剥夺农民和农村自主性和自主权，导致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凋敝之后，中国出现农民“盲流”潮的时候，也正是“广场协议”之后的日本经济萧条时期。中国农民和国际资本都需要寻找新出路。在这个时候，邓小平92年南巡了。为了吸引外国资本到中国来——补资本主义的课，邓小平极端权威而又非常自信地给了外国资本超国民待遇——土地不要钱、税收减免、财政和金融支持、低环境成本、低工资和社保等等。邓小平南巡讲话，确实在短期内帮助中国农民——“盲流”实现了异地就业，并通过异地就业的低工资转移回农村维持了数亿小农家庭经营的简单再生产。但是，一方面是中国的中西部乡镇企业普遍生存在高税赋之下；另一方面是外资企业不仅享受低税赋、低工资低社保成本、低环境成本政策，还享受土地、金融、财政优惠政策。内外资企业根本不在一个平台上竞争，导致很多中西部的企业老板，关闭或变卖企业之后也来到了东部沿海，加入了“外资企业”或“合资企业”的行列，在加速了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崛起的同时，也加速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凋敝。

对于90年代中西部乡镇企业的大规模倒闭，当时主流的观点是乡镇企业先天不足——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必须补课。东部沿海地区的外资（资本）特权模式也在中西部乡镇和农村开始推行，国家给所谓的龙头企业（私营企业）财政、税收、土地、金融等多方面的优惠政策，普遍推行“公司＋农户”的模式，政府将帮助农民致富的责任委托给了资本家。80年代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和社队企业，几乎无偿送给了极少数“能人”和私有“龙头企业”，“公司＋农户”农业产业化的结果，是农民只能从事养殖业和种植业，农民被无情的排斥在农村经济的加工业、运输业、储藏业、营销服务业、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农村金融业、土地开发和交易等等之外了。农村经济GDP的70％以上部分被5％左右的资本家所拥有，占农村人口95％的农民只占有农村GDP的30％。中国农民的经济自主性和创造性在“补资本主义课”的过程中被资本特权给彻底剥夺了。中国农民再一次被“殖民”了。

邓小平南巡讲话更为深远的影响是，中国从此开始了外资特权化的时代，很快走上了外向依附型发展道路，中国发展经济的目的是 “在满足外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同时，让少数人（外国资本家和极少数中国人）富裕起来”，中国经济变成了蜡烛经济——消耗自己、照亮别人或“殖民”大多数人、富裕极少数人。1840年到1945年的100年间，帝国主义的舰船利炮也没有实现的战略目标，在中国无声无息（不争论）的 “自我殖民”化的过程中实现了！

从1992年以来的16年间，中国GDP确实高速增长了，中国以价值100美圆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社保代价，生产出低端产品以此换来价值60美圆的纸币，中国为这个过程中创造的80美圆GDP而自豪。如果“GDP—国民财富消耗—环境社会成本代价”之后的成果（价值）就不值得骄傲了，甚至是悲哀的。今天的中国，各种资源越来越短缺、环境和生态状况越来越严峻、全民社会保障越来越遥远、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地区矛盾和民族冲突越来越激化、精英和底层对立越来越尖锐……30年的现代化，中国农民数量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社会不是越来越公正公平了，而是越来越黑社会化了；法律越来越多了，但依法办事和依法维权却越来越难了；进来投资的越来越少了，进来投机的越来越多了；归国奉献的精英越来越少了，移居海外并向海外运钱的“先富精英”越来越多了……

中国以巨大的资源消耗、巨大的环境生态成本、低农民工工资和社会保障、低粮食价格和低农民收入等为代价，换来了巨额的外汇储备。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在美圆贬值、石油价格暴涨和次级债危机中不断蒸发。世界上有哪个主权国家，高速发展了数十年后，资源快消耗完了，人口要老龄化了，农民还占绝大多数（有9亿多），并且全民社会保障体系还遥遥无期？！只有殖民地国家才会这样，甚至连殖民地国家都不会这样！

也正是中国的自我殖民化，才帮助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度过了90年代的经济危机。全世界发达国家享受廉价中国产品、优美的生态环境、高福利等等，都有中国自我殖民化的贡献。最近20年，中国农民在丧失自主性后的“东南飞”，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整个世界！

按照邓小平最初的想法，“让少数人和少数地方先富起来”只是短期的策略（2000年实现“翻两番”），但邓小平去世十多年了，他期待的“共同富裕”似乎越来越遥远了！这和毛泽东当初想通过“以农补工”实现“以工补农”多么相似啊！

不过，邓小平对南巡讲话还是有所担心的，邓小平晚年也曾警告过：（改革）如果两极分化了、城乡差距扩大了、东西部差距扩大了、民族和地区矛盾扩大了……，改革就走上邪路了。

如果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不争论”是改革的“合法性”，那么邓小平晚年的讲话是否已经给改革判了“死刑”！对邓小平的这个宣判是否也“不争论”、并赶快走回正道呢？

六，中国在WTO体系中仅仅只是中国体系中的中国农民；

中国农民买肥料，肥料大涨；中国农民买柴油，柴油大涨；中国农民买农药，农药大涨；中国农民需要建房子，建材大涨；一句话，中国农民买什么，什么都会大涨！

中国农民卖粮食，粮食价格不涨；中国农民卖土地（被征用），征地价格不涨；中国农民卖劳力，劳动力价格不涨；中国农民减少大豆生产，大豆价格暴涨；中国农民减少生猪生产，生猪价格暴涨。

中国农民没有养老保障、没有医疗保障、没有失业保障、没有金融保障……

为什么？因为中国农民没有自主性或自主权。中国的农民，由于丧失了自主性和自主权，在中国体系中成为了俎上之肉。

在WTO体系中，中国其实就类似中国体系中的中国农民。

中国是石油进口大国、中国是铁矿石进口大国，中国是钾肥进口大国、中国是木材进口大国、中国是飞机进口大国、中国是大豆进口大国……，中国进口什么，什么就翻番涨价；

中国是打火机出口大国、中国是服装出来大国、中国是玩具出口大国、中国是鞋帽出口大国……中国出口什么，什么就便宜！

中国投资美圆，美圆大跌；中国投资次级债，次级债危机……中国投资什么，什么就大跌！

为什么？因为中国发展的是外向依附型经济，在WTO体系中，中国已经失去了自主性和自主权！中国是WTO体系中的俎上之肉！

七，中国的危机是丧失自主性和自主权的危机

受美圆贬值、石油和铁矿石涨价、次级债危机等多种国际因素影响，中国出现了通货膨胀、企业亏损倒闭和银行坏帐、股市和楼市大跌、学生失业等经济乱像。中国确实面临很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国面临的危机和中国农民面临的危机其实是一样的，是自主性和自主权丧失的危机。中国的公民主权、生态主权、价格主权、税收主权、金融主权、货币主权、市场主权、甚至制度创新主权、教育主权、话语主权等等，都正在丧失之中。这是自我殖民化的必然结果。

面对危机的时候，中国的应对办法是什么？

中国的办法很简单，几十年没有变。

在经济方面，会进一步向农民和农民工转嫁危机，进一步压低中国农民工工资，进一步压低中国粮农的粮价，由中国农民工和农民承接全球经济危机后果，尽管中国农民工工资和粮食价格已经是全世界最低；与此同时，中国会进一步加大补贴出口企业的力度，维持外向依附型（蜡烛经济）经济增长，以期度过阶段性（自欺欺人的判断）的经济危机。这样做，实际上是用“高消耗、高污染、低工资、低福利、低粮价”为代价补贴全世界，尽管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和工人还没有医疗、养老、失业保障。中国发展经济，依然会继续“以满足外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为目的，继续牺牲本国底层人民的利益补贴外国人民和中国极少数富裕人群。这样做的结果是本国绝大多数国民的创造力不足和需求更加萎缩（内需不足），外向依附度会更加严重，贸易损失会更加巨大。这是无法走出经济危机恶性循环的！

在政治方面，中国会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会继续坚持“不争论”，会继续减少工人（包括农民工）、农民和大学生的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比例，会继续不公布官员的家庭财产，会继续“多难兴邦”的政治理念……！

这是没有出路的。只会越来越危险！

在经济上，中国现在的危机和中国农民70年代的危机是一样的，是丧失自主性和自主权导致的危机，只有靠争取自主性和自主权——创造增量和有效内需才能化解危机。80年代就是这么做的，实践证明是对的。这是最根本的中国经验！中国当前不着手解决自我殖民化的问题，什么加息还是降息、收紧还是放松流动性、CPI高还是低、减税还是加税、财政政策是积极还是稳健等等，统统都是不着边际的！这就好比：一个人的动脉上有一个洞，在不断向外输血，医生不给他将这个洞补上，而是取其卖器官换血浆给他输血，同时做各种各样的“理疗”。这样做是非常荒唐的！

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农民由于再次逐步丧失自主性或自主权，才导致中西部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迅速凋敝，邓小平南巡讲话进一步剥夺了中国农民的自主性，加速了中西部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凋敝的进程；同样的道理，今天中国在WTO体系中已经丧失了自主性和自主权，中国才面临经济危机。中国沿海的外向型企业的倒闭潮也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政府当务之急要做的不是去救外向依附型企业（只有发达国家愿意帮助救，才可以救），而是要增加国民、特别是农民的权利和收入，以增强国民的创造性和扩大有效内需，建立起有效的内循环，中国才能度过经济危机。只有在内循环正常的基础上，寻求平等、公平对外贸易，才能建立一个经济强国。中国不是不要对外贸易，中国需要的是自主的平等贸易和公平贸易。任何一个国家都只需要自主的、公平的对外贸易！

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要全面检讨9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一套“自我殖民化”的经济政策，要坚定不移地全面恢复经济自主性和自主权。

中国政府当下最要好紧的是大幅提高粮食价格和帮助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同时增加对低收入人群的食品补贴和社会保障。如果该做的不做，而是继续给外向依附型企业更多的出口退税补贴，只会更加“自我殖民化”，陷入更深的危机！

中国境内的外向依附型企业，只有中国政府不救，才有救！

在政治上，中国当务之急不是要沿着“既定方针”深化改革，而是要来一场类似“真理标准讨论” 和“反两个凡是”的思想运动，消解体制内的“自我殖民化”力量！

中国现在最大的政治是：为国家独立自主和公民自由民主而奋斗！

这是科学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前提。

此稿是根据李昌平2008年7月15——22日演讲整理的。

相关文章：
李昌平：土地私有化是知识分子有意编故事；
李昌平：中国农村将彻底走上菲律宾道路。

大江城市生活周刊 记者 金微

不要神话林权改革

城市生活：我们从江西谈起。05年江西作为林权改革试点省份之一，其经验正在全国推广，你对林权改革有什么看法？

李昌平：我觉得不要神话林权改革，但近两年，中国有意在神话林权改革。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主流媒体“一而再、再而三”的用福建、江西等地的几个典型，编创了“一分就富”的林改神话。至于哪些农民典型为何“一分就富”了，主流媒体给出的答案非常简单：因为林权改革“明晰产权，调动了林农积极性”。

我们要知道过去森林的积累从哪来？是集体林积累出来的。现在一分就富是因为有集体林的积累，你不要一改革就否定集体林，这是有问题的。集体林有优有劣，不要认为分给个人就好了。

我是主张林权改革的，但你千万不要神话它。这容易误导很多事情，你要实事求是：这个地方一分到户，老百姓发财了，但你后面要说，钱是哪来的呢？钱是前几十年，集体林管理的很好，奠定了物质基础。我们现在根据市场状况、经济状况，我们分林到户管理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

另外，今后劳动力的成本越来越高，很多地方不像江西有大片竹子，是树木。树木的经济价值比较低，当劳动力成本过高的时候，栽树是没有效率的，砍树也是没有效率的。今后到了一定阶段，不是要把集体林、国家林变成个人的，而是要把个人林变成国有林、集体林。

城市生活：未来还是要走国有林、集体林道路？

李昌平：你看日本、台湾地区都是逐步减少个人林，扩大集体林、国有林。为什么？因为维护林业成本的很高，林业本身的经济价值很低，所以个人不需要大片的林场。

城市生活：现在林改是不是有些开历史倒车？

李昌平：这要看各地情况。你说西北，你说要搞绿化，“一分就富、一分就绿”这是神话。北京四周几百万亩林地，每年就花很多钱维护，分到个人都不要，根本就没有一分就富那回事。林改要看全国各地的情况，江西的经验不可能复制到全国去，特别不能由中央媒体轰炸。

至于其他地区要不要依照江西的模式去做，这还得看行不行得通？西北地区，你要他们去栽树，老百姓会一分就高兴，一分就富吗？肯定连积极性都没。假如江西没有成片的竹子，一分就富吗？不可能。

城市生活：你对林改有实地考查过吗？有媒体报道，这次云南林改对当地生态破坏很大。

李昌平：云南的情况是这样的：80年代把集体林分了，但被村民砍光了，造成水土流失，国家又提倡退耕还林，但没人去种树，于是又把把森林收归集体所有，国家出钱造林。江西福建也有这种情况，一分就砍光了。现在又林改，80年代分林失败的历史就没有人说了。现在媒体都不知80、90年代林改怎么回事，一说要分给私人，大家都高兴。

2006年，我所在的机构乐施会请安徽大学“三农”问题专家张德元教授去云南、贵州农村指导扶贫项目，张教授回到安徽后没有就乐施会扶贫项目写文章，倒是写了一篇关于林业的感想，题目是《云南农村考察有感》，大意是：云南80年代后期推行的山林承包期50—70年不变的政策，导致了当地农民大规模砍树，树砍光了之后，50—70年不变的政策也没能激励农民积极栽树。文章的结论是：“分山到户”导致了毁坏森林、破坏生态，张教授感概“邓小平时期砍的树比毛泽东时期多得多”。张教授文章被某右翼网站转载后，引来一片骂声，张教授仅仅只是将当地现实状况和农民话转述而已，他反映的是真实的情况，云南有我们的扶贫点，我也去过。老百姓为什么要砍树，他们上学、看病怎么办？为什么守着那些树守穷呢？当然要砍树了。不同的制度在不同的地方收益是不同的，所以讲制度的外部性吧。制度的外部性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在推广某项制度的时候，要事实求是地看问题，不要意识形态出发，不要认为一分就好了，一分就富了。这完全是在神话，编故事，搞一刀切。

城市生活：你担心的也是这些？

李昌平：我意思就是不要神话林改，不要搞意识形态化了。但我们现在秉承着私有化的意识形态，认为只有私有化就是好的，所以林权改革就是好的，只要一私有化，全国的山就绿化起来，全国林区老百姓就富起来。这不荒谬吗？

土地私有化是知识分子有意编故事

城市生活：除了林改，现在争论较多的还是土地私有化的问题，你是反对土地私有化的？

李昌平：土地私有化比林权改革更复杂，这是个不同的问题。林业只是副业，土地问题是关系到生命的问题。即使是私有化的林改搞成功了，也不等于土地就可以私有化。土地私有和土地私有化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要区别开来。我们一家一户一个宅基地，这是私有的，是不是一定要有私有化，把所有的土地都搞成私有的呢，我们可以允许私有，但不一定要推行私有化。

城市生活：私有和私有化最大的区别在哪？有人说私有化能维护农民权利。

李昌平：香港没有土地私有制，他们怎么会有公民权利呢？但像我们这些地方有林权私有了，那他就有公民权利吗？以色列没有私有制，但人民的政治权利比我们大。难道一定私有制就有我们的公民权利吗？没有土地私有制就一定没有权利？这都是知识分子在编故事，制造神话。

城市生活：那些提出土地私有化的知识分子他们也有道理，难道是编的？

李昌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倾向性，他们会朝着自己的倾向去编故事。我们不说外国，说香港土地是香港政府所有，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那是不是表明香港人民没有权利。根本不需要国外的例子。日本80—90%的林地都是国有，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搞私有化呢？

城市生活：你和他们的分歧主要在哪？

李昌平：实事求是。要把权利还给农民，他们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决定，同时你要搞村民自治，既然你要搞村民自治，你就要把权利真正交给农民。你不能因为没把权利交给农民，不让人家去监督，不让人家享有政治权利，最后得出腐败就说是公有制的问题，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这是两个牛马不相及的问题，你不要因为另一方面出了问题，你硬说是这个方面出了问题。这就不叫实事求是了，这是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故意编故事。

城市生活：有人认为实行土地私有化能破解收地拆迁、干部权力无监督的怪圈，因为集体所有导致了腐败。

李昌平：现在很多学者面对腐败也很着急，他们不去其他方面找问题的根源，最后只是说，因为你没有彻底的私有化，所以经济有问题。有些问题是政治问题，怎么能扯到经济上面来呢。有些是经济路线出了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扯到私有化上来呢？有些真的是产权不明晰的问题，但你不能什么都扯到这上面来。现在说村干部坏，难道说私有化了村干部就不坏了。假如基层民主做的好，政治体制改革超前或同步进行，村干部有这么坏吗，有这么大的权力吗？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怎么说是集体所有制的问题。集体林的存在不等于必然产生腐败。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国有制，一有集体所有制就有腐败，一有国有制就有腐败，只有私有制就没有腐败，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不要说这个东西好，就把这个东西说的没问题，一说那个东西有问题就把它说的一无事处，这都是极端化。

为什么要给资本特权

城市生活：《从被殖民到自我殖民—中国农民自主性与中国自主性》，这篇文章在网上引起很大反响，其中谈到外资对中国的殖民，为什么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按一般说法对外开放在引进资本时也引进了技术。

李昌平：中国缺资本吗？我们现在还缺资本吗？为什么要给资本特权呢？80年代，我们江西湖北没引进外资，但发展速度也不比现在慢。（记者：是考虑工业发展吧？）但那时工业发展也不慢啊？我们没有靠外资啊。我们今天的全球化，是因为全球资本过剩，石油价格暴涨、资源价格暴涨，是因为货币太多、资本过剩了。既然资本过剩，为什么一定要贱卖我们的土地、贱卖我们的劳动力？现在全球劳动力短缺、全球资本过剩了。中国政府为什么一定要欺负劳动者，一定要给资本特权？即使是按市场经济理论，资本过剩，资本就不应该享受特权。劳动力短缺，那劳动力就应该享受特权。全世界的劳动力短缺的国家都享受这种特权。

城市生活：但这和全球化流通也有一定关系吧？

李昌平：我那篇文章已经说，国家的自主性在哪？你还要不要国家的自主性、人民的自主性。是要大力发展国家的自主经济，还是把国民变成贱民，把国家的自主经济变成别国经济的附庸，这是一个大的路线问题。

城市生活：当时可能也有国际政治利益在其中吧？

李昌平：没办法揣测。引进资本是对的，但长期给资本特权是有问题的，你剥夺劳动力三五年是对的，但长期剥夺劳动力是不对的。你说你牺牲农民十年八年是对的，但你长期牺牲农民是不对。小平说，让少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实现共同富裕。现在少部分人富起来了，也不搞共同富裕了？我们可以接受少数人富起来，搞几年，但不接受少数人富起来，而且永远这样搞下去。一个国家牺牲人民，使人民没有自主性，国家发展很难走下去。牺牲一个国家的自主性，搞工业化也挺难走下去。讲人民的主体性、国家的主体性，这是基于人，因为你有主体性你才可能生存，你如果只是别人的工具，就不能享受各种权利。国家也一样，如果你失去了国家的主体性，你就成为别人的依附。我们当初引进资本可以当作是资本短缺的策略问题，但是作为战略问题是不可以的。

城市生活：有办法扭转？

李昌平：这就要看文章能不能接受这个观点。能不能被政府接受，能不能被主流精英接受。我们出了问题，要纠正，要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我们现在去纠偏还来得及。

解决三农关键还是放权于民

城市生活：你一直说到放权于民，包括你在文章里提到农民在80年代蒸蒸日上，90年代每况愈下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今天我们说要使农民富裕起来，要做哪些方面的调整呢？仅仅是放权就可以解决问题吗。

李昌平：放权于民，这是一定要的。权利可以划分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公共产品方面的权利，这都要一一算帐。拥有经济、公共服务、政治方面的权利，才有可能富裕起来。你不能把农民当工具，耕牛使，但实际上现在中国农民说句实话就是一头耕牛，和一头牛是一样的。现在要如何改革，这就要看既得利益者愿不愿意干？现在利益集团和利益格局形成，要看如何打破它。改革已经到了十字路口，关键是看现在既得利益阶层愿不愿放弃自己手中的利益。

城市生活：你对这个情况比较担忧？

李昌平：我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我对中国改革开放是悲观的。五年前你问我，我是乐观的，今天问我，我挺悲观。胡温政权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多大的改变。有概念提出，但具体的政策没有改变。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越来越巩固。

城市生活：这几年中国也出台很多的三农政策，比如新农村建设。

李昌平：路线是纲。如果路线错了，走的再快也没用。

城市生活：那你觉得新农村建设路线错了吗？

李昌平：那要看是谁的新农村建设，为谁而建设？如果是为腐败分子的建设那也叫新农村建设。如果是为农民建设，为农民自主的建设那也就建设。比如说发展农村经济，如果都是搞公司加农户，那是资本家的新农村，资本家的经济。过去加工业、流通业都是农民的，现在加工业、流通业、市场、金融都是资本家的。农民靠养殖业、种植业根本养活不了自己，虽然农村GDP增长很快，但和农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经济是有主体性的，要看是谁的经济，谁分享经济的好处，是谁的政治，谁主导这个政策。所以谁主导的问题很重要。

城市生活：如果实现真正的新农村建设，最关键的是解决什么问题？

李昌平：最关键的还是权利下放。经济权利、政治权利、享受公共产品的权利、享受国民待遇等，这些都要给农民。我们80年代的农村，没有中央的财政政策，没有外资，就靠农民自己，它发展的挺好的。解决三农问题，只有一条，给农民分权，相信农民、相信基层，相信基层干部，农村就可以搞得好，没有更好的办法。从建国以来，我们多次都检验过，相信基层干部相信群众，就可以解决问题。中央搞大跃进出了问题，饿死了人怎么办，然后给地方分权，很快就挺过来了。70年代，人民公社搞不起来了，老百姓自己干吧，最后就自己干起来了。北京那些人怎么能管到全国各个地方呢，他怎么了解各地的情况呢，诸葛亮也不会有那么聪明，你一个脑袋怎么能抵过十亿人民的脑袋呢？

谁也不能告诉农民种什么

城市生活：你对农民很信任，市场经济条件下，你会不会担心农民自身的素质和文化水平？

李昌平：农民是一个主体，你只要考虑给他自主性，他就一定能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他有的是劳动力、土地、各种自然资源，也有市场，他怎么可能不创造财富呢？你只要不侵犯他的权利，帮助他完成自主性，农村一定可以发展的很好，没有其他办法。没有哪个专家学者能够给农村开出一个方子，你私有化就好了，不会有的。农村那块林要不要分，是集体经营好？还是平均分配好还是分给几户人经营好，这是微观的问题，由他们自主选择，不可以由中央一刀切。计划经济可以这样安排，但今天是市场经济了，再按照计划经济的思路来安排全国的某项政策，这依然是在搞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要完善老百姓的市场主体性，就是给他们权利，让他们自主决策。很多事情你要让某个人去开个方子，这是不可能的。你说江西有竹林的地方可以搞林权改革，70年不变，不是北京就能够搞，不能这样安排政策。

城市生活：谈到政策，现在有人说上面政策是好的，但到下面变坏了，比如说基层干部腐败。
李昌平：现在很多人都觉得村干部很坏。村干部怎么会坏？乡干部不坏，村干部怎么会坏？县干部不坏，乡干部怎么会坏？所以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毛泽东都说过：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干部。上梁歪了，下梁就歪。说村干部坏，是上面得病，下面吃药。今天中国人看问题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说村干部坏一定是推卸责任。

中央是一级政府，地方也是一级政府，政府都是一样大的，县政府不是乡政府的老子，县政府管县政府的事，乡政府管乡政府的事。都是政府，政府只有法律规定的：政府的权利是什么。不可以说，县政府想管乡政府就能管乡政府，乡政府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我们的政府是人民政府，乡政府不是你县政府的儿子政府。所以说权力是要界定的，在我国现有情况下，乡政府已经变成了你的儿子政府了，你还说他坏，这怎么说的过去。它执行的是你的命令，你要他干啥就干啥，一定是你坏，他才可以变坏。

城市生活：前几天有篇文章说，谁来告诉农民今年种什么？你觉得这没办法预知的。

李昌平：谁来告诉农民种什么？这是微观问题。农民作为市场主体，不要指望某个人某个号召能够解决农民问题。你只要完善农民的主体性，帮助他们成为市场的一个主体就行。让他享受市场主体的一切权利，他自己就会解决这些问题，即使不能解决也是极少数解决不了。如果不然，那就是大多数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全局性的问题。市场经济能解决绝大部分问题，但也有失灵的时候。失灵是个小问题，如果市场失灵了，政府去调节，去纠正。

如果不完善农民的主体性，造成一个整体问题，政府就解决不了。市场的问题市场去解决，最后市场失灵了，政府通过一只手去调节。去纠正市场的错误。你不给农民的主体性，你让农民都在市场情况下出问题了，政府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说，没有哪个政府的官员告诉农民你们该种什么，这个问题是天方夜谭。

菲律宾是个教训

城市生活：你现在对国际农业的关注也越来越多，你觉得未来我们该走何种农业发展道路？

李昌平：我认为我们应该吸取菲律宾的教训，同时要多借助日本、台湾地区的经验。

从国际视角来看，日本的经验对我们最重要，菲律宾的教训对我们最重要。我们和他们有些相信性，人口比较密度大。从发展过程来看，有些相同性。

菲律宾走的歪路是值得我们教训的，菲律宾过去是一个发达国家，现在为什么成这样子。我们可以回顾菲律宾的历史，菲律宾原来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后来成了美国的殖民地。美国资本大量进入农村，搞资本下乡，用资本来改造我们的小农，和我们现在很像。资本下乡后就大量兼并农民的土地，但当时菲律宾因为政治上学美国，日本是亚洲最发达的国家，菲律宾居其后。菲律宾被称为欧美的典范，很多国家都号召学习菲律宾的经验。后来美国很多农业企业进入当地后，农民变成农工，种植养殖成了打工式的原料基地。前阵子粮食危机，农民排队去买粮，军队站岗。一个气候条件好、土地资源不错的国家，为什么会缺粮？那是因为他们的农业没有自主性了，大米完全依赖种进口。农民没有地种了，4、50年代农民就破产了，他们实行公司加农户的模式，农民都变成农工了，于是农民大量逼入城市就业。日本不同，他们是慢慢进城就业的，是一个自我的选择。中国农村是逼进城里的，台湾日本的农民工进城，他们农民的工资水平较高，至少是我们现在农民的几倍。现在我们中国农民和菲律宾农民一样，进城进厂的工资非常低。朝鲜战争结束后，菲律宾的工业很快垮下去了，很多农民进入贫民区。于是政治不稳定，出现了军事政变。过去是台湾农民到菲律宾打工，现在是菲律宾到台湾到日本打工。

60年代，菲律宾重新搞土改，把地买回来，重新分给农民。但直到今天也没买回来，因为搞农业的是美国资本家，他们的力量很强大，所以菲律宾今天搞土改也没搞完，从65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政治上，美国可以随便主导阿罗约。我们要避免菲律宾走的歪路，他们给资本特权，用资本去改造小农，最后把小农逼进城。最后工业一进入萧条时期，就会出现社会问题了。我们现在经济是走上坡路，经济每年增长，即使这样，这种低工资既没有解决农民吃饭问题，也没解决农民住房问题，医保问题。今后城市经济一萧条，就会和菲律宾一样。另外，台湾和日本不同，农民进城是有选择性的，而且他们土地不允许兼并，虽然他们有些土地是私有的，但他们有很多限制阻止兼并。

注：本篇为对李昌平一个多月前的采访整理，因平媒对敏感部分全部删除，只留了部分问题，现把完整采访转发。

相关文章：
李昌平：中国农村将彻底走上菲律宾道路；
李昌平：中国农民自主性与中国自主性——从被殖民到自我殖民。

每天和电脑打交道，屏幕阅读是否舒适十分重要。而阅读的舒适度，很大程度上是有字体和字号决定的。微软雅黑是一款非常悦目的中文字体。如果您对它还不了解的话，可读一下“维基百科”上的这段介绍：

微软雅黑是美国微软公司委托中国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设计的一款全面支持ClearType技术的字体。Monotype公司负责了字体的Hinting工作。它属于OpenType类型，文件名是MSYH.TTF，在字体设计上属于无衬线字体和黑体。

该字体家族还包括“微软雅黑Bold”（粗体），文件名为MSYHBD.TTF。这个粗体不是单纯的将普通字符加粗，而是在具体笔画上分别进行处理，因此是独立的一个字体。

微软雅黑是随着简体中文版Windows Vista一起发布的字体，也是Windows Vista默认的字体。在使用ClearType功能的液晶显示器中，微软雅黑比以前Windows XP默认的中易宋体更加的清晰易读。另外，Microsoft Office 2007简体中文版也附带这个字体。2008年5月6日，微软发布了面向Windows XP的雅黑字体。[1]

在涵盖的字库上，微软雅黑支持GBK字符集，包含了Unicode的所有 20902个中文字符以及中国国家标准化组织添加的大约 80个中文字符，还包含了Big5的繁体中文字符和GB2312中的简体中文字符。

据讯，在微软即将推出的新一代操作系统 Windows 7 中，可能会对微软雅黑字体进行一次大升级，并采用新的字体渲染技术。

（因此如果您的电脑使用的是Windows Vista简体中文版操作系统，就不用安装了，可直接跳到星号分隔线之后继续阅读。）

我的电脑使用微软雅黑字体有一段时间了，感觉很好，特此推荐给还没有使用过的朋友（以下是Firefox浏览器1024*768屏幕分辨率下本站采用微软雅黑字体显示的效果图，IE浏览器下效果几乎一样）：

方法一：从微软官方网站下载安装程序，然后在Windows XP系统下运行之，即可完成字体安装。（笔者不知道方法一在版本比XP更低的操作系统下是否可行，建议这类用户使用方法二安装。）

方法二：从这里下载字体文件压缩包（文件安全），然后解压缩，得到两个TTF字体文件（分别是雅黑和雅黑粗体），然后这样安装：

打开-控制面板-字体；在窗口上方菜单栏点击-文件-安装新字体；在窗口左下方窗口选定字体所在文件夹，此时两个字体文件即会显示在上方字体列表中；依次点击右侧按钮-全选-确定；即完成安装。

******************

不管您使用上述那一种方法上安装，安装完成后，为了获得最佳视觉效果，最好启用 ClearType 功能：在桌面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菜单中点击-属性-外观-效果（在右下角）-单击选中“使用下列方式使屏幕字体的边缘平滑”复选框，然后单击该列表中的 ClearType（清晰）。就OK了。

然后让您的浏览器默认使用微软雅黑字体：以IE为例：菜单-工具-常规-字体，然后在简体中文中选定“微软雅黑”即可。（Firefox浏览器在工具-选项-内容中修改字体。）

Enjoy it!

按：转载冉云飞先生五篇论“有中国特色”图书馆服务的文章，以期引起更多读者对于图书馆事业的关注。这五篇文章依写作前后为序分别是：

1. 我被逼成藏书家

2. 从图书馆管理看官方愚民本质

3. 民国图书馆——以四川为例

4. 再论从图书馆管理看官方的愚民本质

5. 三论从图书馆管理看官方的愚民本质

　　冉按：本地一家杂志的朋友，要做一个“成都人为什么不读书”的选题，要我写一篇“偏颇”的文章，以耸视听。要是早几年，我会这么干的。但现在我问她的第一句话是，你这个选题结论的依据何在？有没有调查数据，如果有，请传予我，我用数据说话。如果没有，我的确不能写这篇文章（这些数据他们当然是没做的，中国做传媒的人还不习惯用板凳上钉钉的数据来胜过万千言语）。朋友深知我对中国的图书馆比较痛恨，当然也包括成都地区的图书馆。从这样的角度来批评成都的文化环境并不好，也是导致“成都为何什么不喜读书”的一个因由。我想这个角度我还可以接受，而且我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想法，当有人说我是藏书家（其实我是不配这个称号的）的时候，我就说我是被逼迫出来的。现将此文刊发于敝博，该杂志亦就这两天出来，大家可以垂注。不过，按老例，在杂志出来之前，本文谢绝传统传媒和网络媒体的转载。
　　
　　做一个明白人的方式有多种，读书是其中的一种。有许多人说，书读多了要成呆子，我一直以为这不是真懂读书的人，这是书不害人人自害。把书读得通透自如，就能纵横驰聘，不受书本及过往知识的束缚，并由此开辟自己的新天地。作为一个读书人，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自是必不可少，但博览群籍更是必须。要博览群籍，一般少不了与图书馆打交道。

　　但在中国与图书馆打交道，以我有限的经历而论，是并不愉快的。按理讲，图书馆作为花纳税人的钱所建立的公共用品，应该像国外各类图书馆一样，向所有人免费开放。但中国的图书馆却是高屋深锁，很多好的书籍，好比禁书一样，长年难与读者见面，失却了开启民智的功能。书籍收进了图书馆，大有侯门深似海，萧郎是路人的慨叹。而图书馆的服务，大多是典型的官场作风，门难进，脸难看，借书分等级且不方便。更有甚者，靠借书及复印牟利，刁难读者，服务态度极差，这样的图书馆不是少数。本来开启民智，传播知识的图书馆，却成了禁锢人们追求真知的拦路虎，真是令人愤懑不已。

　　成都市图书馆这几年开始有些改进，比如免费让市民在周末听各种各样的讲座——开过讲座的有流沙河、袁庭栋、阿来、何大草、麦家、洁尘、邓贤、朱成等人 ——让周末听讲座，成为成都人休闲及获取知识的好方式，假以时日，浸淫日久，必将培养出很好的文化氛围。不特如此，听身为成都市图书馆副馆长的肖平兄讲，他们已减化办理借书的手续，将部分图书馆的资料免费上网让民众查阅，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举措。当然我本人没有在成图借过书，不知是否真的方便民众？总之，即便是小有改进的成都市图书馆，在提高为纳税人服务的诸方面，都还大有文章可做，大有空间可为。至于那个似乎永远也难以全部开放的四川省图书馆，特藏部的书一直打包放在仓库中，任其霉烂，这便是说自己要做文化强省的政府官员们，对四川省图书馆的特别“贡献”。一个藏书量如此之巨的省图书馆一直因与商家扯皮，以及政府在公共产品营运上的不作为，减少了对民众真正的服务。一个图书馆不把为读者服务放在首要位置，这样花纳税人的钱建立的图书馆意义何在？难道仅仅是为了装点门面吗？成都人的读书环境，可改善的地方仍旧很多，那些成天喊口号要做文化强省的政府官员，多做些实事，少喊些冠冕堂皇的口号，就是百姓之幸之福了。

　　坦白地讲，我比大多数中国人都爱书，但我并不富裕，却为何聚书如此之多呢？那就是中国的图书馆当然也包括成都的图书馆，不便于借阅而造成的。为了求知，阅读更多的书籍，我节衣缩食，常年奔波于各种旧书摊及旧书店，一本一本地精挑细选，聚回家中，二十年如一日，以致成今日的规模。可以这样说，我的写作及读书生活，几乎全仰仗于我自己搜罗的书籍和资料。成都的旧书店及旧书摊是除了北京、上海之外第三大旧书集散地，但成都市的城管却将许多旧书摊撵得鸡飞狗跳，一方面是对弱势者的欺负，另一方面也是对文化建设的漠视与损伤。二十年来，旧书市场从猛追湾、二仙庵、草堂寺花鸟市场、清江北路三十一号草堂侧的成都古玩市场、送仙桥等地辗转，我始终跟随它迁徙的脚步，找寻自己心爱的读物，所获甚丰。我无法想像没有旧书市场的生活，如果没有像淘书斋、缥缃书局等古旧书店对我的帮助，我哪里能够接二连三地出版各类著作？我虽然藏各类线装及平装书籍近三万册，但不敢自封为藏书家，也不曾参加过任何关于藏书的评比，但我敢说，自己藏书质量是颇高的。我不是那种藏书等待其升值的藏家，而是藏而用之的人。但为了说明图书馆在我读书生活中的缺席，只好用这样的标题了。我是个典型的因图书馆对读者的傲慢，不好好为读者服务，而被逼成“藏书家”的人，这是我作为一个纳税人的悲哀。

　　有人担心我这些藏书的下落，我曾说要是吾家小女喜爱，当然是欢喜无尽，要是她不喜爱，我也许会在自己落气之前，选一家港台的图书馆捐献。除非大陆的图书馆能改变其为读者服务的意识，能使书籍能物尽其用，开启民智，否则我无法容忍书籍捐进图书馆，被深扃高屋，打入冷宫。我当然乐意捐献给我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图书馆，当然这得让我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它们的确变得真正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人民币服务。
　　
　　2006年7月31日于成都反动居

————————————————————————————

冉按：我曾经写过一篇《我被逼成藏书家》的文章，对中国在四九年后的图书馆管理制度深致不满。我说我为什么买许多书，就是因为中国大小图书馆和任何官府衙门的性质完全一样，门难进、难脸看，事难办。“藏书家”我当然是不敢当的，只不过是藏书比较多而已，当然为了言说的方便，就来了个“标题党”。为什么藏书较多呢，不是我富有，不是我有藏书的空间，而是因为想看书、想写点东西、想做点研究，图书馆又不方便，因此只有节衣缩食，长期搜罗，好让书们到我家中来为我所用，到目前为止，我出的十几种书与公立国立的图书馆没有关系。这不是我不想去借阅，而是这种管理方式使读者却步不前，这也是官方如此管理的目的。很多人满足于将书聚在自己家中，而不想聚书之成因。聚书当然有是自己爱好使然之因由，但中国的糟糕的图书馆管理制度，让纳税人无从去借阅，也是民间聚书热潮在中国持续不退的一个因素之一。要言之，中国几千年来的民间藏书传统，是建立在专制独裁制度下，官方用纳税人的钱建立的国家及公立图书馆对图书的垄断，不允许不方便民众借阅，以便形成知识垄断，从而造就愚民种子。

到过国外那些民主国家的人，都知道国外的图书馆是如何的方便民众，哪怕你是外国人，去查看、阅读是异常的方便。而且图书馆的布局非常立体化，国家图书馆、州立图书馆、大学图书馆、社区图书馆、私人图书馆、专门图书馆（如某专业资料的典藏）等，应有尽有，遍布各州之城乡，形成相当密集的知识网，让民众随时随地去吮吸知识的甘露。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之外，完成到图书馆去学习的社会教育，从而使教育无时无刻不充溢民众生活中，让他们随时可以学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完善自身的知识储备。国家与公家图书馆（相应的博物馆、包括公园等）是用纳税人的钱建立起来的公共资源，是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托管者应该给民众提供的公共产品，任何公民均可以在规定的开馆时间范围内，随时随意地翻阅（除有些文物类书籍之稍有限制外，但中国这很容易成为一个借口），这是公民不可剥夺的求知权利。再看这些国外的图书馆的服务与便利，真正为纳税人、为读者服务的态度，是中国国内的图书馆管理望尘莫及的。

但专制愚民的中国，他们不会把开启民智作为一项把民众纳税钱用在刀刃上的举措，此点在四九年后更是层层加码而有意为之。四九年后中国大陆的图书馆，完全成为一项官方愚民工具而不是开启民智的工具。一方面销毁的所谓反动黄色武侠书籍之多，是任何朝代所不能比拟的（这方面我有资料显示，将会做一个个案研究）；另一方面完全消灭公家之外的任何图书馆，实则便于书籍借阅流传之控制，从而完成一种思想控制；再者图书馆借阅的分级（这个分级并不公开，但实则一直都有）主要是为一些提供阅读特权，在研究的名义下，实行知识垄断和思想控制（如港台书的借阅，如以前看金瓶梅等）；四是哪些可开架借阅，哪些不可开架（文革时有，现在也有。文革的开放阅读书目我手中有，非常荒唐），先入为主地替民众进行阅读筛选，也是为了愚民之必须。总之，四九年后到目前的图书馆管理，愚民是图书馆的核心，除了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以外，图书馆之配备不系统，经费之短缺，不提高服务质量，这些都是官方有意为之的愚民之一部分。中国有许多大学有图书馆系，有许多人研究目录文献及收藏管理之学，当然目前很出色的研究者也不是很多，像袁同礼、赵万里、王献唐、王欣夫、刘国钧、冀淑英等先生这样的专家，目前可能近乎绝迹。而且更为要命的是，没有人研究四九年后图书馆管理制度对于愚民的灾难性后果。中国的图书馆管理的研究出不了一两个针对实际问题有所反应的研究专家，是对不起四九年后官方对图书馆的大规模管制的。

但中国几千年来图书馆管理中，辛亥革命后至四九年前，由于诸种原因，国家没有武力的高度统一，反而成就图书馆管理诸方面于民众来讲的辉煌时期。我读毕李怀宇兄的《访谈历史》（广西师出版社2007年9月版），其中至少有三人特别提到民国、国外的图书馆与国内目前图书馆的不同。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极权政府是怎样进行知识垄断和思想控制，从而进行愚民的。

下面是李怀宇兄访问何兆武、何满子、陈乐民与资中筠四位与图书馆相关片断，特录如下，以让大家观看中共与国民党在文化管理上的区别、专制制度之中国与民主制度下的外国在文化管理上的不同。

2007年9月30日8:26分于成都

李怀宇：你在美国住的时候，看外文原版书多吧？

何兆武：我去过六次美国，访问了几个大学，开开眼界。我每天到图书馆去转，就好像我们做学生时候一样。我们的图书馆不准人进去的，我在历史所干了三十年，都是六十岁的老人了，都不能进书库，要借什么书，填个条子，管理员进书库给你拿，拿来了没有用，又拿回书库。你每次要借书，只能填三个条子，拿来的书没有用，好了，你这半天就浪费了。你要是去逛书店，半天能看多少书呀。美国的图书馆真是方便，而且真是有意思，我在历史所干了三十年都不能进书库，到了美国，我是外国人，也没有介绍信，什么都没有，可以随便进去，一天没有事的话，可以看一天，能看多少呀。

李怀宇：香港的中央图书馆也是这样，不管你是哪里人，可以自由自在地看。

何兆武：对呀，就应该是这样。这个要看图书馆的定位是怎么定，如果定位这个图书馆是个藏经楼，尽量不让人进来，是国宝，保护国家财产，尽量不让人看，这是一种办法。还有一种，这是一个救济的仓库，你们精神饥渴的人都可以来吃、来喝，越多越好。图书馆的作用应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李怀宇：你读大学的时候图书馆也是开放的？

何兆武：开放的，随便进去，你一天能看多少呀。而且设备很好，这边是书架，那边是桌子椅子。只要你有精神，可以从早看到晚。　　

李怀宇：你还有几年的时间在浙江省立图书馆里读书？　　

何满子：我大外祖父去世，我就有几年时间在浙江省立图书馆里，每天都去。历史、外国文学读得多。我大外祖父家在抗战中败掉了，房子全部让日本人炸光了。

　　……　　

李怀宇：出了什么事情？　　

何满子：我的作者都是左倾人士。正好那时皖南事变，听说黄源死了，我就写一篇《悼黄源》，因为我认识他。国民党就觉得: 怎么国民党的报纸上悼念共产党？要逮捕我，有人通知我危险，当时好在换一个地方就完事了，我赶快走了。我姐姐孙晓梅在新四军，我准备到那里去，经过衡阳，打仗，过不去，我就在衡阳定下来了，在《通俗日报》当编辑部主任。这些事情都巧得不得了！我一到衡阳马上丢了钱，五百块钱丢掉了，一点办法都没有了，简直要上吊了似的，一出来碰到陕北公学的同学程嘉哲，他是衡阳人，把我留到家里去，由他的哥哥介绍到《通俗日报》。在衡阳时我常常到图书馆，当时长沙大火以后，所有的图书都搬到衡阳的一个中学，正好我碰到一个熟人，几乎天天去。抗战时很多经历是很奇怪的。在衡阳、桂林这两三年里，我专门搞音乐，读书记笔记。在衡阳、桂林、长沙这一带来来往往，混到1944年，我回到成都。我们结婚了。　　

陈乐民和资中筠都钟爱读书。从他们的回忆中，我发现，早年两人各有一段时期几乎每天都泡在北海以西文津街那座古色古香的北平图书馆。资中筠感慨：“那时候泡图书馆太方便了，而且管理员态度好得不得了，很在行，你问他什么东西，他一下子就能拿出来。到现在为止，我对图书馆还有特殊的感情，可惜现在离图书馆太远，去不了，而且进去之后，手续太麻烦了。”

李怀宇：那一年怎么去了清华大学？

资中筠：……那一年暑假，我家在天津，可是我没有回家，住在北京的一个亲戚家，每天跑北平图书馆，那时候北图在文津街，借书特别方便。我中午就买一个烧饼，一整天就在里面读书，一个暑假就在北平图书馆。上午复习要考试的东西，下午就随便看《西厢记》那些东西。那个暑假特别享受！　　

李怀宇：当时清华大学外文系有哪些老师？　　

资中筠：……那时候的先生上课都非常有意思。首先他们不用讲义，开口就讲。我们就拼命记笔记，谁的笔记记得好的话，考试的时候就好一点。老师告诉你一些参考书，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借来看，但是他的那种讲法就有一种吸引力让你借这些书看。而且到图书馆借书也非常方便，只要老师提到的书，都是有好多本的。我之所以非要上清华不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清华的图书馆特棒。我在清华的时候就天天泡图书馆。我印象比较深的老师还有教世界通史的雷海宗。

　　……　　

李怀宇：到美国访问对资老师的学术研究有什么样的影响？

资中筠：影响很大。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我第一次访问美国，那一次还是走马观花。后来再去，我们可以挑地方，想访问哪些地方哪些人，那一次是真正去了解情况。回来以后，人家问我：你最羡慕美国人什么？我说，一个是生存空间，那时候我们住的地方窄极了，只有一间房子，跟另外一家人住一套。不仅仅是这种生存空间，是觉得他们自由得多吧。还有一个就是图书馆，我特别喜欢图书馆，发现他们的图书馆实在太棒了，你到什么地方，气氛也好，图书馆的管理员也好，整个就不一样。1982年，我就有机会去普林斯顿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在那儿呆一年，那当然了解得就更加深了。隔了近十年后又去美国访问了一年。　　

我觉得我的思想是一点一点地解放的。假如当时思想解放到现在这个程度的话，我那一年的收获会更大一点。我现在又觉得那一年有点可惜，在那儿就是一心钻图书馆和档案馆，就没有留出一点时间来，到处去看一看，了解一些生活上的东西。另外，我当时还是比较守纪律的，那时候他在加拿大，从美国到加拿大是非常方便的，我就不敢去。

——李怀宇：《访问历史：三十位中国知识人的笑与泪》

————————————————————————————

　　一个大图书馆就好比是一本人类的日记　　——（加）道森
　　
　　似乎因集体的自卑，不够自信，加以不少研究者秉承官方意识形态的旨意，全身虚火的民族主义发炎，我们总是患有“文明独有症”。一旦别人说到某事物的时候，总是说我们古以有之，实则二者扞格凿枘，少有相通之处，却强加比附，以逞老子先前阔过的优越感。说到大学，就提到汉朝的太学，其实太学与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可谓牛头不对马嘴；提到图书馆，自然也免不了老子也当过图书馆馆长的陈词滥调，且视东汉白虎观、唐之集贤院、宋之崇文馆、清之文渊文澜诸阁等为现代图书馆先驱等“长我志气”的无稽之谈。我无意抹杀中国历代官方为保存书籍所作的努力，但保存书籍的目的却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流通，而是为了更好地控制知识的传播，以利愚民之需。中国官方的图书保存所，只是皇亲国戚、一些高官或者少部分大学者的“自留地”，而非民众求知的图书馆，其特征无非是高扃深锁，禁止一般人之借阅。再者从隋唐启韧，而至明清极盛的书院，其所藏书也多是应举业之考试的书籍而已，所藏有限，非该书院的学生也没有阅读之机会。正是因为如此，一般有点钱的读书人，千方百计都要搜求和转抄书籍，以便自己或者少数亲朋好友读书研求之用，从而形成中国私家藏书之风比较盛行的内在动力。换言之，中国私家藏书之发达，是建立在官方对图籍为少数人所垄断的基础上的，很多人以此为文化发达之征，其实应该反向思考，这正是文化专制未能捂死所有生存环境之残留结果。这就像岩缝里拚了老命长出的几棵小草，在一无所有的荒凉土地上，看上去格外美丽，但却是令人心痛的无奈结果，并不值得我们多么骄傲，除非我们没有看到过别人的满目青山。

　　也就是说，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理念，正是从西方传布而来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个基本事实。因为真正的图书馆，保存图籍只是其功能中的一项，而非全部。 1897年北京通艺学堂最早用图书馆之名并制订章程，图书馆的称呼在中国至今刚好110周年，而四川省第一个图书馆便是1912年四川省立图书馆。当然由于僻处西南，和任何其它文化项目的情形一样，民国时期四川省的图书馆并不发达，与全国相比尚有差距。但就是这样的差距里，也可见出难得的欣欣向荣之势。现在我们从几方面来看，民国时期四川图书馆界在许多方面的努力，来对比一下今天四川的图书馆为什么在许多方面让我们纳税人不满意。
　　
　　 一：图书馆管理者构成
　　
　　一个机构的管理者，其管理理念，管理之人选，都可以显示出该机构何以如此而非如彼的实质。因为许多机构，事在人为。进而言之，管理之理念，是由管理制度及人选之确定而决定的。图书馆管理制度太多，大多的我们不说，只说两项，窥一斑而见全豹。一是图书馆的董事会管理制度，二是馆长的任命。

　　民国时期四川图书馆的管理设置，不论国立、公立还是私立，和全国其他图书馆一样，都是由著名的学者、社会贤达、军政要人等联合组成管理委员会或者董事会，由管理委员会或者董事会任命馆长。如1945年5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重庆通过成立罗斯福图书馆，以纪念罗斯福二战时业绩的决议。1946年7月的筹备委员会由教育部长朱家骅兼任主任委员，由部聘之张群、朱家骅、翁文灏、王世杰、陈立夫、蒋梦麟、蒋廷黻、胡适、傅斯年、吴有训、袁同礼、蒋复璁为委员，严文郁为秘书，负责直接的筹备工作。为了显示其四川本身的力量，吸纳四川本地人参与管理，10月并增聘张笃伦、朱叔痴、朱必谦、向传义、龙文治、胡子昂、张洪沅、卢作孚、晏阳初、严文郁为委员，无论从全国的委员还是四川的委员，都可谓彼时文化及军政界的一时之选，非滥伍尸位之辈可比。馆长之产生需得他们中大多数之推荐和选举认可，方能上任，不能搞独裁专断，更不可能变成一党一派之私产。

　　1927年根据《四川图书馆委员会简章》之规定，四川图书馆委员会由三至五人组成，馆长为委员，其他委员由市政公所指派和聘请富于图书馆学识者担任，每周开会一次，讨论馆内应该兴革之事件，馆长不得一人独断， 1928年四川图书馆更名为成都市立图书馆。1938年四川省教育厅成立以蒋复璁、沈祖荣、刘国钧等15人为省立图书馆筹设委员会常务委员。蒋、沈、刘尤其后二位，都是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的图书馆学专家。而卢作孚所办的私立北碚图书馆，自从1928年开馆（开始名之曰峡区图书馆），取得不俗的成绩。 1945 年卢作孚将北碚管理局民众图书馆、西部科学院图书馆、民生公司图书馆这几个他一手创办的图书馆合起来成立“北碚图书馆”，北碚图书馆理事会选出晏是初、卢作孚、卢子英、袁守和、杨家骆、何北衡、郑壁成、何廼仁、陈可忠、卫挺生、熊明甫、李庚扬15人为理事，晏阳初为理事长，聘请张从吾为馆长，这些人一为社会名流贤达，二为专门家如教育家晏阳初、图书馆专家杨家骆，三为民生公司关心文化发展之高级领导。到如今为止北碚图书馆已发展为上百万册的著名图书馆，卢作孚先生开辟草莱并使其发展壮大，居功至伟，让我们永世不忘。当然，民国时期图书馆的管理方式尤其值得特别纪念，只有这样良好的有制约的管理方式里，才可能避免购书之乱吃回扣，买书质量之受学者名流的监督，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能够获得购书之自由，并不因为任何党派的不同而干扰购书买书之自由。与此同时，可以有效地保证所进之人员，不因党派与思想的差异而有所歧视，只要热爱图书馆工作，勤于职守，钻研业务，便可得到相当之重用。

　　没有好的制度之选择，不可能有好的馆长，没有真正热爱图书馆建设之馆长，就不可能有好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因此才有可能出现一些图书馆的书籍随便流落到市场上—— 有一些图书馆内部的工作人员与旧书商之间勾兑倒腾出来的——三年前我曾收到两册二十世纪著名的图书馆专家杜定友先生所写的书《图书馆通论》（1928年7 月再版）、《图书馆学概论》（1935年6月二版），上面盖有“四川省立图书馆藏”的印章，大抵是现在的四川省图书馆因为好书过剩，剔旧注销（但没有注销章），清扫出门被我捡回来的吧。
　　
　　 二：民国图书馆馆长
　　
　　民国时期的许多图书馆的馆长，乃至省立图书馆，都不一定是官方任命的。但即便是官方任命的，也不一定具有官方背景，更不可能一定是国民党党员，许多图书馆馆长与国民党没有任何关系。图书馆馆长的任命有几种，一是董事会任命，二是委员会任命，三是教育部或者教育厅任命。但无论任命谁，有一定的学问声名及社会威望，是一人担任图书馆馆长所必须的，否则会被认为滥垂竽充数，而遭传媒及社会各界的抨击。如北京图书馆的前身，其馆长分别有缪荃孙、江翰、夏曾佑、梁启超、李四光（副馆长）、马叙伦、丁文江（未到任）、袁同礼、蔡元培、周作人、王重民等，无一不是著名的学者与对文化建设深有瓜葛的专家，绝无苟且之人入选。至于馆务委员包括委员长陈垣、傅增湘、胡适、任鸿隽、傅增湘、马裕藻、傅斯年、赵万里等也是当仁不让的一时之选。地方图书馆如浙江任馆长者有俞陛云、钱恂；安徽图书馆馆长有邓以蛰、陈东原、李辛白、蒋元卿等，真可谓一时俊彦硕学，指不胜屈。

　　民国时于四川当过图书馆馆长的名家学者有祝彦和（著名学者赵少咸之师）、蒙文通，著名社会教育家、实业家卢孚。1924年，卢作孚先生任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下设博物、体育、图书等部，其中图书又分成人图书馆和儿童阅览室。1941年蒙文通先生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但这里我主要讲第一任四川省立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