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think we could call Latour’s approach toward historical science sociology “the media/communication approach”. Or more radically, “database/information approach”. The paragraph below is the trace of communication-centered appropriation.

P. 15-16, “Strong Microbes and Weak Hygienists”, in 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by Bruno Latour,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and John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同時發表於《博物館與社會》課程部落格）

雖然經過了颱風放假一週，但是王嵩山老師在中央大學演講時所提到的爭議、印象與原則還是清晰又有趣、如同精彩的標本與藝術作品一樣「栩栩如生」。他自己擔任展示主任時期，所面對「人體世界：真實人體的解剖學」（Body Worlds）展覽要進入博物館空間時，在他心中所造成的掙扎，是其中一個鮮明的例子。在表面上這個展覽帶著強大的新科技（人體塑化技術，plastination）與藝術形式，創造出

但是同時呈現他們如何透過媒體、民主程序、互動技術與公關技巧的操弄，在網路上「刊佈篩選過的評論」（p.10），試圖突圍、發揮影響力，意圖闖入世界各國博物館的「聖殿」當中。在這個一衝撞一抵擋的過程中，一下子讓人跳脫開來，深刻地反省與思考：到底博物館是什麼樣的地方？人文價值、知識權力、制度結構與商業利益在多元競逐著「體現在人們面前」的這種獨特的、現場化的存在方式。不會因為歷史悠久而失去重要性、也不會因為新技術、新想像而被拖曳離開這個特別的舞台。

王嵩山老師的文章在回顧眾多論述的同時，除了分析與整理之外，也從文字讓讀者體驗到這個舞台的特別感受。在 p.22 介紹巴黎國立自然史博物館（MNHN, Muséum national d’histoire naturelle）的「演化大廳」（The Grande Galerie de l’évolution）的展示典範時，他說：

創造這個展示場的挑戰如此多重、涉及知識權力、批判歷史，同時又如此詩意盎然，在王老師的介紹與文字的回顧中，我深深地被吸引。然而也同時在這個「人體世界」的例子中，我不由得想到一個問題，如果他們如此捍衛的內裡是這麼特殊的時空，那麼什麼是博物館的外面？

最簡單的講法是，在博物館外面搭棚子展示人體世界的展覽計畫，就是在「博物館的外面」，而非裡面。外面不是一個不相干的空間，而是一個在博物館的周圍、鄰近區域，但是卻被有系統地排除與切割釐清，被建構成為外面。外面是一個被建構出來的空間。

從這個觀點，我們能否說，工程人員、裝潢師父建造展覽廳的過程，也是一種博物館的外面？南島民族打造出航海獨木舟的過程，是在博物館的外面還是裡面？資訊工程師建立數位典藏的過程，美術設計、使用者經驗設計師（UXD, User Experience Design）規劃網路互動介面的過程，是否也是在博物館的外面？博物館的外面與裡面，是否是處在一種有系統的變遷、演變過程？

王嵩山老師的另外一篇文章〈文化的物件：大洋洲展示廳的博物館誌〉，敘述為何與如何展示、展示的內外之別、以及蒐藏品與其詮釋：物件、知識與社會，以此作為範例來「展示」如何建立博物館誌（museography）。我所好奇的是，在博物館外面的博物館誌是否有所可能？出現在 iPhone 上面的博物館導覽軟體、互動的多媒體網站等等，是否有重新把博物館外面變成一個生產意義的新歧異空間的可能？

由於我的朋友本身就是策展人（curator），所以我對於策展人與策展此事，以及他們與機構（館方）、藝術家/作品之間的張力並不陌生；但是這主要是針對美術博物館。對於其他類型的博物館，策展人的角色與脈絡也隨之轉變。一個南島民族造舟與背後的生態系統的「策展人」，在知識、權力與藝術再現等各種面向上該如何自我反省與思考？科學展覽的策展人，跟作品之間的關係又是什麼樣的差別？更讓我感興趣的是，他們與觀眾之間關係的不同，將會創造出什麼樣的可能？是否，就是那傳統被建構的「外面」，如今，真正的改變即將發生在外面，而事情將更為複雜與多元？

我希望這個學期我可以持續關切這個主題，並且跟所念的論述有所對話。

徐文彥、王銘岳彥兩位公平貿易工作者 10月 5日發表在中國時報時論廣場的文章〈三聚氰胺還會再來…〉，是一篇處理到三聚氰胺毒奶事件背後的資訊問題的文章。

我們沒有辦法「翻開」衛生署的「三聚氰胺網站專區」，因為並沒有好的資訊、也沒有好的設計，來讓人真正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接下來要發生什麼事情。

從好處想，是我們全國人民（或者至少當中的某些人） e 化太成功，速度快到政府趕不上；政府當中作政策設計的人，沒有用網路、沒有想要在網路上尋找任何政府資訊，或者沒有比這些「網民」動作快，想要在網路上尋找公共、公開的資訊。相較於那些用網路的「少數年輕男性」，「正常的」民眾應該只會在「電視與平面報紙」上尋找政府資訊（並且恐慌，如果他們找不到的話）。為什麼是「少數年輕男性」呢？因為這些刻板印象從網路上找不到好的調查數據資料（你可以查詢的是 TWNIC 的 97 年度無線網路使用調查報告，但是我們還是看不到全貌），我們只能夠沿用早年全世界人們對於網民的刻板想像。如果依據 TWNIC 的報告，

那麼這些各地受到訪問的所有民眾，當他們想要上網搜尋政府與針對三聚氰胺資訊時，他們可以看到政府做了什麼嗎？政府正在召開、或者即將召開哪些會議，來解決什麼樣的困難呢？政府對於降低眾人的恐慌，做出了什麼樣的努力與貢獻？檢驗單位的想法、各級政府主管單位的想法、廠商的想法、民眾的想法，各自如何對這個影響甚鉅的公共政策與危機處理典範，有什麼樣的影響？

往壞處想，就是政府不見了。政府已經只能夠躺平等待立委/民意代表、媒體刺激、電擊，才會/能夠/想要做出回應。而且只是回應，不再有聰明的政府、有能力的政府、有視野的政府主動對人民做出正確、即時的服務。我們有很努力要做事的衛生署長，但是我們沒有一個有能力回應與規劃未來的衛生署、或者是整合過的行政團隊。

三聚氰胺的巨大風暴，已經脫離乳品的範圍，進入到飲料、蔬菜、洋芋片、肉品的其他領域。它不僅僅席捲中國，各個國家也不斷地得對這個風暴做出回應。從飼料（農委會）、奶粉（衛生署）到進出口管制（經濟部），跨越部會分界的難題，挑戰著公共行政的制定與管理。放棄主動出擊的能力，就是放棄著主動圍堵災難、降低受創代價的可能。就像《黑天鵝效應》作者所說的，大家會稱呼那些在 911 之後進入火場救火的人是英雄，不會有人、有鎂光燈注意到預防災難、主動防範災難的人。

災難中資訊問題的思考，就是當未來的災難來臨時，該如何處理。所謂讓人安心、讓人信任的資訊，其實也是政府如何建立跟民眾之間的信任關係的問題。在這個網際網路資訊 24 小時不停歇地流動的時代，你提供的是互相矛盾、意義不清的資料，還是令人安心、信任的資訊？任何一個懂得運用 RSS 懂得跟讀者互動的網站版主，都可以告訴你自己的各式各樣的心得。

如果連一件這麼簡單的事情，都沒有辦法找到專業的人來協助、找到對的方向，那麼我是不會信任這個系統的。無論你多麼有誠意、多麼苦民所苦、親民愛民，很抱歉，信任就是信任，發自心底，而且沒有辦法打折扣。

我覺得我講話簡直超白到不行，倘若有一天錄音起來一定會被點點點點。然後今天感想是都已經講到這麼白了，不只要利害分析、還要等待等待人們聽懂的時刻來臨。協助者（facilitator）的角色真是佛心發願普渡眾生啊。

上週三在清華學院參加了法鼓大學的公益論壇，與談的講題是《數位公益：技術文化、結構知識與國際經驗》。在其他與談人（如法鼓基金會的釋常法法師、清華學院的唐傳義教授與開拓文教基金會的蔡淑芳執行長）報告中，應該已經會有介紹到國內外、針對不同社會議題的數位公益個案經驗被討論；所以我設定自己的角色，是應該提出一個初步的模型，銜接數位與公益更緊密結合的國際案例，來幫助與會者釐清這四個字「數位公益」所能夠創造出來的可能性。

為什麼要模型？因為需要將實務層面的行動，與理論與其他結構性的議題接軌，找出個別案例彼此之間的「鄰里關係」（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這樣對於單獨的行動，行動者就不會侷限於必然有限的視野，能夠從鄰近的作法中取材、甚至更近一步的找到創新與突破。網路運動 Luther Blissett 將藝術理論與藝術史看做是一家超級市場，行動者自在地在其中挑選適合的（想要的）理論、自行組合與彈性運用；這樣的想像帶給後來的創作者更大的自由與天空。在數位公益的行動者找到這樣的超級市場之前，無論是否已經有所公論，總該要有人嘗試著來吆喝進貨、與勇敢地上架陳列精采動人的典範作品！

這些經典的創作行動，絕對不僅止於投影片中所提到的這些組織與計畫。Mediashed.org 與 The People Speak 是我今年（2008年）這次拜訪英國倫敦時，兩位老友所展示的、讓我深受震撼的兩個團體。如今在 Goldsmith 金匠學院教書的 Graham Harwood 從 Mongrel.org 以來一系列的作品，在倫敦南端海邊（Southend on Sea）孕育出以資源重複利用科技（recycling technologies）、衝撞政治、藝術與想像的完整作品。跟 GVO 中文翻譯小組的 abstract 一起去拜訪的老友 Saul Albert，他則專注在運用資訊科技舉辦具有魔幻色彩的公民聚會，讓與會的民眾，運用手中的意見表達色版，共同決定自己手中集體資源的運用方向。Harwood 推動倫敦大多數尋求政治庇護的剛果民眾的手機社群網路，Saul 更在跟倫敦的波蘭人合作，設計出「公民審議」聚會的商業計畫，要將公共領域中的創新變成一個公益企業。他們的計畫跟我去年所觀察的美國陽光基金會（Sunlight Foundation），都只是這個數位公益洪流與浪潮的一部分。

台灣有自己的土地、自己的生命力與自己的創新。這次演講的經驗也讓我重新仔細聆聽開拓文教基金會這十年來所「開拓」的領域，認識到法鼓基金會的長期努力、由清華校友所推動的農業網路公益企業創新；這些都該加入到這股全球的公益浪潮中，學習彼此的精采之處、也獲得應有的肯定。希望我們所對談的這些故事，只是一連串驚喜與互助合作、改變生活與社會的開始

剛剛在 CiteUlike.org 讀到《利維坦與空氣泵浦》（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Hobbes, Boyle, 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中文由行人出版社出版）的摘要。貼下來與同學分享。

[Updated] 邊讀邊翻了一下。FYI

傅大為老師在科學人網站上的文章〈實驗科學誕生的政治史〉，試圖捕捉這部經典著作的論述：「身處17世紀的亂世，波以耳與霍布斯各自主張的生活形式，如何成就今天的科學正統？」傅老師也點出了這個著作的兩個巨人對峙身影背後的歷史背景。

現代實驗科學之所以可能出現，因為波以耳提倡了一種 Latour 所謂的「雙重生活」，這就是作者謝平與夏佛所謂的「實驗生活」。邏輯太好的霍布斯選擇公共、擁抱群眾，站在理性的基礎上批判波以耳，卻不懂得理解波以耳所倡導的型態之奧義廣泛流傳影響迄今的重要意義。作者的結尾時的結論與論點非常清晰而有力：

在台灣圖資論壇（Ning!）的活動「陳亞寧談機構典藏（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IR）」中，看到待討論議題之一有「國家圖書館遠距系統盜賣四千期刊」這樣的字眼，在英國開會的我不禁驚訝地說不出話來。

趕緊上網查了一下：在新新聞週刊（無法連結，Yam 天空新新聞專區） 1118期〈【封面故事】 國圖館疑以公帑圖利特定廠商〉，報導了民進黨立委林淑芬辦公室（正式部落格，8月7日文章〈【剪報】立委指控國圖圖利廠商帶頭侵權〉）針對民眾檢舉國家圖書館圖利凌網科技，致使在遠距期刊系統上不當獲利的新聞，其中未獲得授權的知名雜誌如天下等「皆為受害者」。依照中央社 8月 5日的新聞稿〈林淑芬質疑圖利凌網　國家圖書館否認〉，立委林淑芬是這樣說的：

在新新聞的文章〈帶頭侵害著作權，變造名目收費 國圖館疑以公帑圖利特定廠商〉中，作者李彥謀更對凌網科技做出了進一步的「分析」：

凌網科技特別做出澄清的嚴正聲明：

在檢視這件事情的發展時，我「幾乎」全文摘錄。我再一次地感受到溝通上的「羅生門」與台灣數位內容政策發展的失去方向。從 1994 年起 NII 計畫所推動的「遠距圖書館服務」，台灣的記者與專家其實真的應該從歷史與國際發展的角度來看待這項政策成果利弊得失，再檢視是否執行這樣的案子的過程，從工研院到凌網科技，是否遭遇了不當的轉折與發展？四千份期刊的授權未取得，是否意味著發展政策規劃、執行、修正上的問題？智財權這種商業權利，遭遇侵害是否應該歸屬在貿易爭議的範疇；意味著需要由各方的說法加以平衡剖析才能做出判定。民意代表以替受害者發出聲音的方式來切入這個議題，是否低估了國家圖書館在數位落差與國家數位內容政策發展上的角色，而僅將這樣的問題傾斜倒向被「侵權」的雜誌刊物？

這件事情，複雜啊。倘若國家圖書館沒有辦法說清楚、當事人凌網科技沒有辦法說清楚，是否就代表著民意代表手中的民眾投書是正義的一方，這些公家單位「盜賣四千期刊，圖利特定廠商」？甚至，法官有辦法好好仲裁嘛？還是就像高鐵減震事件一樣，又變成兩造各說各話的「圖利他人、貪污瀆職」，造成科學發展倒退，全面施政規劃發展一切以「清廉」為依歸的「正義國家」？

看著這樣的指摘中間牽涉到許多社會心理學的「想當然耳」 認知偏見（cognitive bias），我這次在英國的 dConstruct 研討會（dConstruct 2008）中，尤其是 Joshua Porter 的演講「在社會設計中運用認知偏見」（Leveraging Cognitive Bias in Social Design）特別運用很多社會心理學的研究釐清了社會網路設計（social web design）裡面的一些迷思。我在閱讀這些正義的指控時，一方面替政府計畫的全面「清廉優先」忍不住冒冷汗，另一方面則替那些不知道何年何月才有機會見天日的數位內容政策與檢討….憂心他們的未來。

究責一定是必要的，但是在羅生門解開之前，能否多花點時間與心力，無論是媒體與學界、政策規劃與執行者，多花點時間溝通呢？

1.
在英國 Brighton 進行 ISC 國際指導委員會議會前的準備工作：確定圓桌會議的規模、同時將舉行的平行會議、會議主題草案。在這同時 Jane 告訴我 NZlive.com 與 LabforCulture.org 的新消息。我們討論了會議主題草案（「入口網站的未來」對政策制定者來說，未必是一個正確的問題…），這中間如何讓各個國家文化入口網站的架構可以彼此互聯？歐盟的計畫 Europeana：歐洲數位圖書館、博物館與典藏的入口網站，也許就是一個已經進行中的例子。去年 2007 dConstruct 當中 disambiguity.com的 Leisa Reichelt 提到將 IA 資訊架構整合進設計流程的作法：〈瀑布很糟糕，洗衣機才是王道〉（Waterfall Bad, Washing Machine Good），相當值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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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近 Leisa 女士才在土耳其的 Gnome 研討會介紹 UXD，使用者經驗設計：

在她這個針對 UXD 「使用者經驗設計」的投影片中，有一句話她引述諧星 Benny Hill 的話，引述得超讚：「沒有人抱怨，並不代表所有的降落傘都沒壞…」（just because nobody complains doesn’t mean all the parachutes are perfect）。

3.
也許我們該問的問題（重新檢視準備工作之後），是「網路世界中的文化，未來會是什麼模樣？」

從泰國曼谷機場轉機，到英國布萊頓（Brighton）開會；在途中很擔心泰國示威之後的現況。所以在上飛機前趕緊 sync 了一些關於泰國情勢的 RSS 新聞。在飛機上讀了 The Nation 跟 Bangkok Post，覺得事情的發展並不簡單。

第一，這個事件並不小。數萬人參與示威，政府採取鎮壓行動，更多的團體工會組織（特別是鐵路、航空公司等交通相關工會）號召罷工抗議政府違反「非暴力」的承諾。而且在 30 日晚上，人民民主聯盟（PAD, People’s Alliance for Democracy）已經造成三座機場的關閉（後來部份有重新開放）。第二，許多上街參與示威的是一般民眾，既非先前流亡英國的總理塔克辛（Thaksin Shinawatra）支持者，也非現任總理 Samak 的支持者，所以不是我原先想像的兩派對決，反而是先前社會運動的延續。第三，現任總理 Samak 被要求下台，也看到他氣急敗壞地拒絕下台；這表示這些力量大到他無法忽略。根據維基百科條目的報導：

軍方將領 Anupong Paochinda 將軍拒絕接受戒嚴命令，並且要求總理應該由政治方式解決這個危機；所以首都曼谷執行政府維持秩序勤務的是鎮暴警察，而非軍隊，這樣的作法將低了衝突的死傷人數。

飛機上除了其他的旅行團之外，坐在我前面的是中原大學醫學工程學系的同學們，他們來泰國畢業旅行七天….希望他們一切都平安。

延伸閱讀

• GlobalVoicesOnline.org: Thailand: People’s Coup or Putsch

1.
以往我們所讀的東西都在談人們如何想像國家，例如想像自己身處一個共同體當中；但是，我們常遭遇到的不是我們如何想像國家的問題，而是國家如何想像你：你是誰？尤其是當你擁有自主活動能力，跟他們所期待的方向有所交集時，你是「什麼」？

最常見的例子，就是你是一個研究助理。無論你過去有什麼樣的經歷、資歷，你都必須依照國家過往的歷史來「計價」，重新計算自己的人力價值。你作為一個研究助理，等於研究人員手下的一個員工，這讓研究人員成為一個小團隊的 leader；如何防範這個團隊的 leader 濫權貪污，將研究經費以助理名義來做利益輸送？除了從監督的審查過程來去預防之外，更釜底抽薪的就是把每一個單位可「運載」的金額限定。失去了彈性，這樣的載具也就喪失了利益輸送的價值。所以無論這個研究助理的工作能力與表現是另外一位「載具」的 50 倍或 100 倍，在國科會底下他就是一個固定意義的容器與載具。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