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开幕震撼世界。可爱女孩林-妙-可唱出来的，是小友杨-沛-宜在幕后的感人歌声。国内外——尤其是国外——的舆论骂个半死，彷佛整个精彩的演出给这「替代」全盘废了。我不认为有什么不妥，虽然自己的老婆也在骂。本来懒管闲事，但在美国作大教授的外甥，今早来邮，说：「滚美国传媒的蛋，他们只懂得报道假-唱歌、假-烟花。你怎可以不在博客上仗义陈辞，叫他们滚！」

老婆与朋友皆说，如果我替「假」唱辩护，一定给人骂死了。我从来只替真理说话，早就练得刀枪不入。无足轻重的不说，这次显得有点严重，依理直说好了。

先说计算机烟花，我认为实在好。逼真兼过瘾，烧到有那么多人的广场内，用真火岂不是近于恐怖活动？发神经！

转谈那所谓「假」唱，有什么不妥了？那不是歌唱比赛，而是以艺术表达为主的戏剧性演出。这种演出的衡量准则，是整体的视、听与内容传达的效果如何。从来没有听过舞台剧的演出要论真真假假，而事实上，无论是中方还是西方文化，以艺术为主的戏剧演出，是真是假无所谓，但求效果可取。英国的莎士比亚舞台剧，说话发音与声调的要求高，出现过幕后用专人朗诵台词，替代幕前演员发音的实例。

让我以一件五十多年前的小事说起吧。当年我们的家有一位老朋友，姓陈名绍基，比我年长不止二十岁，因为在家中我排行第九，算是同辈，称他为绍基哥。五十多年前的香港，搵食艰难，绍基哥在鲗鱼涌的太古小学任职，教音乐与体育。音乐与体育格格不入，他懂音乐，体育一无所知，但人浮于事，不二者兼教就找不到工作了。

一九五四年某天，绍基哥急着找我，说有要事相求。他说校方举行校庆，要他提供一项表演节目。该节目他准备好了，是一群小孩子舞蹈，音乐是他改编简化了的《蓝色多瑙河》，由他一个人在台上拉手风琴。殊不知早上试演，礼堂太大，他的手风琴声浪不足，完蛋了。他说市场不会找到跟他简化了的《蓝色多瑙河》一样的唱碟，但知道我曾经拿得口琴比赛冠军，要求我到场以口琴补音相助。他留下曲谱，走了。

过一天是演出之日，约好了，我带着口琴早到两个小时。进入礼堂，看看场景，知道不妙，对绍基哥说：「他们摆设得这么隆重，你是老师在台上拉手风琴，一群可爱的小孩子在舞蹈，很不错，但我既非老师，也非孩子，且衣履不整，很不对头。这样吧，口琴与手风琴的声音应该是分不开来的，你在台上拉，我在幕后吹，或有可为。」他想想也对，于是每人一个麦克风，我躲在幕后，在场工作的员工果然认为分不开，何况为了过瘾我在当时的电台吹过几次，知道口琴与麦克风的距离可以很近，要声浪大不困难。

演出很成功，台下掌声雷动。想不到，绍基哥是老实人，竟然当场公布幕后还有一个后生小子以口琴协助，把我拉了出台，掌声再雷动一次！

几天前听到林-妙-可小友的绝妙演出有幕后唱者支持，给人骂个半死。我想，为什么奥运开幕的主事人不学当年的绍基哥，演出后公布幕后还有个小英雄呢？跟着读报道，原来真的有个绍基哥，也姓陈，名字是陈其钢，开幕式的音乐总监也。可惜今时不同往日。往日陈绍基说出，掌声雷动；今时陈其钢说出，骂声雷动也。世界真的是变了。

如果陈其钢不说，可能永远没有人知道。这不对，应该说。Give credit to where credit is due，是正着。那些说小友杨-沛-宜因为长得不可爱而遭牺牲的言论是胡说八道。陈其钢说了出来，杨-沛-宜前途无限矣！沛-宜小友真的长得不好看吗？又是胡说。绝对是个美人胚子，只是孩子换牙期间往往要打个大折扣。为写这篇文章我买了影碟，再看林-妙-可的演出，认为她是真唱的，只是没有扩音，被杨-沛-宜之声盖过了。

我喜欢创作，屈指一算，这兴趣逾半个世纪了。今天日暮黄昏，回顾一下，有四项创作玩意做到了自己可以的尽头：经济、摄影、文章、书法——后者还差一小点，但近于自己的尽头了。埋头苦干数十年，我不可能不知道创作有成的艰辛，更不可能不知道每类创作什么容许，什么不容许。

以经济研究为例吧。事实的可靠性非常重要。我对资料真实性的执着调查，四十年前就打下了名堂，而一九七二发表的《蜜蜂的神话》，高斯、巴赛尔、赫舒拉发等人皆认为是实证研究中不可能被超越的。就是不久前为高斯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自己七十二岁了，但替我打字及找资料的朋友知道，为事实的可信及其细节我搏到交稿前的最后一晚。至于理论的处理，数十年来我遵守自己熟知的科学方法，不敢有半步差池。这些皆实证科学的法门也。

艺术创作是完全另一回事。这里重视的是感情的表达、技术的层面、品味的优劣、思想的境界。于是，艺术作品只能从作品的本身衡量，没有谁管你的作品是怎样弄出来的。四十五年前在加州搞艺术摄影，有些自以为是天才的我认为是蠢才：他们认为摄影艺术作品完全不能改，连滤色镜也不能用，称自己为purist。他们的作品偶有佳作，很少，而感情的表达总谈不上。我的摄影作品绝不pure。光的处理要出术才可以搞出变化，于是在镜头、胶卷、黑房等处理上尽量打破约束，务求感情的表达因为技术变化够多而给自己多一点满足感。后来研读其它前辈大师的艺术观，没有一个不同意我的看法。当然，今天的摄影由计算机处理，程序不同，但归根究柢，作品的高下还是只能从作品看，没有谁管你的作品是怎样弄出来的。

张艺谋是搞艺术创作的。开幕式所见，大师无疑问。批评林-妙-可有幕后代唱的人显然不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看──他们可能认为妙-可小友是个人表演或参加国际歌唱比赛吧。

是不容易理解的心态。二十多年前电影《莫扎特传》是顶级好戏。记得吗？莫氏死前的一幕，歌剧演出时他在幕后弹琴，台上弹的只是假动作。没有谁认为有什么不妥。回头说开幕式，李宁升天与凌空奔跑摆明是假的，因为钢线看得清楚。没有谁有异议。但如果见不到钢线，明知不可能是真飞但怎样也看不出是假，颂赞之辞当然更高了。

结论是明显的。如果我们把「开幕式」作为一件整体的艺术作品看，不要管其中有什么弄虚作假的，因为这些是艺术的一部分，哲理上是容许的。但如果我们把这整体分割开来，以个别表演者的成败论英雄，那么幕后的「替代」愈多愈捱骂；另一方面，如果个别表演者没有幕后替代，那么假得愈逼真掌声愈多。个人认为开幕式要从一件整体艺术作品的角度看。此「式」也，没有个人表演这回事！

本博客管理员：科斯的情怀——爱上从未谋面的中国

美国时间7月14～18日的五天里，我有幸参加了科斯发起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有很多让我感到震撼的人和事，但其中之最要数科斯对中国这么一个他从未谋面的遥远的东方国度所表达出来的深沉、热烈的情怀。无论是在公开的文章、演讲，还是私下的聊天、闲谈，张五常教授以前都曾多次提到，美国经济学家大多对中国非常友善，但没有谁比科斯对中国如此关心。经过这长达五日的会议，我总算是切身地体会到这一点。

7月13日傍晚时分，我与友人飞抵芝加哥，就在入住的酒店附属的牛排屋吃晚饭。本来是因为经过长达14小时的飞行而太累太饿，无法到外面另觅吃饭的场所，却因此而遇上意外之喜——科斯竟然就在我们旁边的桌子上与张五常教授的儿子等人一起吃饭。

科斯的助手王宁先发现我们，过来跟我们打招呼。友人问我是否应该借此机会与科斯交谈并合照。开始时我有点犹豫，因为经过长途飞行，风尘仆仆的，这个样子上前，似乎有点唐突。但转念想到，明天开会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人都想跟科斯在一起，那时机会就没现在这样好了。于是我就请原在香港理工大学、现在芝加哥大学访学并照顾科斯的蔡鸿达代为传达求见之意。不久，蔡鸿达走到我面前说，科斯愿意与我们交谈，还说他记得我写的文章，对我有印象。

我走上前去，与科斯说了几句表示仰慕的话后，就跟他谈起这次会议与张五常教授的事情。科斯说：“当年张五常撰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的小书，最后作出肯定的回答，我是同意他的预言的。”听到这里，我忍不住插口说：“是的，但其他所有人都并不同意——只有您是例外的。”科斯微笑着接口道：“但我当时想的是，这预言实现将是在100年之后！”我不由得大笑起来。从这脱口而出的幽默可见，这98岁高龄的老人仍是保持着他的睿智与机敏。次日科斯在会议开始时致的开幕辞中也说到了这一句妙语。

科斯继续说：“无论从规模还是速度上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都是个奇迹，我对此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想召开这个会议。”我回答说：“中国经济在今天取得的成就，全赖对您的理论的应用。您曾在诺贝尔奖的获奖演讲中说，在80岁的时候因20岁时的工作而获奖是一件神奇的事情。我想，现在有一件更为神奇的事，那就是您能活着见到自己的理论应用于现实——那就是中国改革——，并得到证实。”科斯微笑。

本想跟科斯再多聊，而他也显得兴致正高，但蔡鸿达担心科斯的身体，催着我们不要再多谈话，拍了照就送科斯离开。

第二天星期一是会议正式开始的第一天。此次会议竟是齐集了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自己，做评论人的Fogel（福格尔，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undell（蒙代尔，199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主持Panel的诺斯（North，也是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若非Mundell没能赶上星期一的开幕、在星期二才到达，Fogel又只参加了星期一的会议，本来有可能出现同一时间在会场内有四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盛况。能目睹如此罕见的大师云集的场面，全赖科斯在学术界的江湖地位所具有的号召力，才得以实现的。

科斯率先致开幕词，开始的内容大致上跟昨晚交谈时说到的差不多。然后科斯谈到对这次会议的期待，希望能多听到争论，而不是一致的同意，因为没有争论的问题就会变成“死问题”。后来在私下聊天时，朱锡庆教授说到科斯的开幕词对他触动最深的就是这一句，因为它展现了科斯是如何的一位真正孜孜以求事实真相与知识学问的学者。

科斯的开幕词之后就是张五常教授为大会特别录制的DVD，内容是他朗读提交给大会的《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全文，之前有100秒的片头，朗读期间也不断地插播着与内容相关的图片与视频片段。来芝加哥之前，张教授就不断地提起那100秒的片头，说科斯很喜欢它的震撼性，对具体内容自然是大卖关子不肯说。此时我当然是睁大了眼睛看，竖起了耳朵听。只见一开始的时候是一幅幅黑白图片，展现着旧中国时期的人们劳苦工作的情景，没有配任何音乐，只是一片的静默。突然之间，激昂的音乐喷薄飞扬，字幕显示是年仅10岁的钢琴神童牛牛负责的演奏。图片也随之切换成彩图，展现着的是现代中国绚丽夺目的景象：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玻璃外墙在阳光下闪闪生辉，高速公路蜿蜒四射，集装箱码头繁忙而有序……。强烈的对比，强烈的反差，让在场众人屏息凝气，在短短的100秒里感受到30年来中国改革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所带来的是何等翻天覆地的改进。

接着是张五常教授朗读《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全文。虽然他已经读得非常快，但还是花了两个多小时，以致中途不得不插入一个Coffee Break让大家休息一下，以便舒缓舒缓一直绷得紧紧的神经，因为所有人都那么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看，眼睛也难得眨上一下。DVD制作得非常好，虽然此前张教授跟我抱怨过，说录制DVD时把麦克风放在桌下，拾音效果不理想，使得DVD里他的声音不够响亮清晰。但播放时我完全不觉得声音太小或听不清楚，显然播放时把声音调大了之后，除了有一点点电流噪音的小瑕疵之外，拾音的问题其实不算问题。插播其间的图片，有些是我帮忙在网上找来的，包括一些城镇或建筑物的面貌（如乐从的家俱城、义乌的小商品城、绍兴的市容、杭州湾大桥的壮丽外观等）、人物及其著作的图片（如孙冶方的画像及其著作、马歇尔的头像及其著作、赫舒拉发的《The dark side of the force》等）。

DVD播放完后，先是由Fogel进行评论。 Fogel的评论主要是表述他自己对于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大致上是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的见解，如FDI的作用、人力资本的提升、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和平稳定等等。接着是Demsetz（德姆塞茨）进行评论。在后来几天的会议里，我逐渐认识到他在学术辩论上是个“好战分子”，果然这时他一开口就连珠炮地提出各种异议，于是引发其他人的回应纷纭沓至，他又再一一反击。一时之间会场之内人声鼎沸，你来我往，唇枪舌战，短兵相接，好不热闹。

后来第二天张五常教授打通我的电话的时候，说科斯那天一大早的七点半就起来，在会场里撑了整整一天，晚上十一点半才回到住处，仍然兴奋地跟他通电话，告诉他这会议有多成功，大家的争论有多激烈。联系起科斯在开幕词中的说法，我理解这位穷其一生都在追求真知的老人的兴奋与快乐的源头：中国问题是活生生的问题，不是死问题。

此后的四天里，科斯以98岁的高龄，竟然天天坚持着坐在会场听讲，除了第二天上午，大概是第一天的兴奋与激动实在太消耗这老人的体力了，他不得不休息上半天。当天我有份做文章的presentation，根据会议的安排，科斯每天都会与当天有份演讲的人共进午餐。那天中午我们等在餐室的外面好一会儿，都没见到科斯，本以为经过昨天的劳累，他不会再来了，虽感遗憾，还是只好径自进去用餐。谁知吃到中途，却见科斯坐在轮椅上，缓缓而进。一时之间，我们既是感动，又是激动，赶紧调整座位，靠近科斯而坐。一位中文也能讲得很溜的美国教授向科斯表示，他在大学里主讲中国经济，常对学生们说，要理解中国改革，只需熟读几位诺奖得主的作品，其中最至关重要的，就是科斯的文章。然后他问起科斯是怎么写出《社会成本问题》一文的，科斯缓慢而优雅地追述着往事，我从旁细听，发觉内容大致与张五常教授多次写过的科斯与芝大诸君子如何在Director（戴维德，弗里德曼的郎舅，时任《法律经济学期刊》的主编）家里辩论并获胜的故事是一样的。其后又谈及他与诺斯的比较。科斯说，他的一生都是意料之外的，他从来没有期望过得到这一切，这一切却不期而至。相比之下，诺斯却是另一个极端，他对自己的一生预期得一丝不差，完全就是按着他的计划来展开人生的。这确实是很有趣的对比：完全掌控着自己的人生路向，还是一路上惊喜或意外不断的人生，哪一种更值得向往呢？

接下来的三天，科斯都大概在上午10点左右就到达会场，但他绝大部分时间里只是默默地倾听发言，观看争辩，只有偶尔才在请求下说上几句。有一次，会场里争论起中国的未来将是发展成什么的样子，朱锡庆教授发言说，他不知道中国未来是怎样，他只能谈一下自己的希望。他希望中国能有独立的大学，有独立的传媒，有三权分立，但他不希望像美国那样一人一票选举总统。哪怕是用抽签的方法，也好过一人一票选总统。一直表现为“民主斗士”形象的Demsetz马上出言反驳，为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辩护，最后请求科斯为此争论发表一下意见。这时科斯才说，他在这个问题上是中立的，但他认为像美国现在那样，为了选出一个总统而提前两年就开始选战，这肯定不是正常的。

到了最后一天星期五，下午的会程结束后，大家有30分钟的Coffee Break休息，众人随意地走动、交谈、吃些小点心。科斯却仍然端坐在会场之内，慢慢地在纸上写着什么，大概是在准备接下来的闭幕词。这老人的认真执着，实在令人动容。不久，致闭幕词的时间到了，但科斯不肯坐到主席的位置去，仍是坐在会场左侧的第一排上，以他一贯的缓慢节奏开始了闭幕词。

如果说开幕词里科斯表达的是对这次会议的期待，那闭幕词里陈述的正是他对中国这从未谋面的国度的奇异“爱情”：年轻的时候只因看到马可·波罗的游记，从此就对中国梦萦魂牵。中国在近代突然衰落，在近三十年又再突然崛起，这戏剧性的起起落落都让他迷惑不解却又更加深了他对中国的兴趣。在他看来，中国对世界的意义重大。为中国而奋斗，就是为世界而奋斗。（原句是“The struggle for China is the struggle for the world”，尽管其实已经在科斯为张五常教授的英语论文集写的序言中看到过这一句，但亲耳听到科斯一字一顿、语重心长地说出这一句，我仍是忍不住热血升腾。）在他出生的1910年，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可是突然之间，愚蠢的战争相继爆发，无数生灵涂炭。这让他认识到美好的东西是那么容易破碎。希望中国也能珍惜眼前来之不易的美好，不要重蹈欧洲人当年的覆辙。学者们应该多些聆听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们的话。末了，这98岁高龄的老人以一句：“我将长眠，祝福中国！”结束了闭幕词，结束了他对中国这一份奇异“爱情”的漫长历程的简短总结。会场全体人员不约而同地都站了起来，掌声如潮数分钟，向科斯致敬，向这份“爱情”致敬。摄像机的镜头前，科斯的眼睛里泪光莹然……。

当我事后一次又一次地向不同的人追述这一幕的时候，总能再次回到那一刻，总是一再地热泪盈眶。哪怕是在最浪漫的爱情故事里，一个人对另一个从未谋面的人也难以有如此炽热无尽的爱，更何况是对一个抽象的国家？就是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又有多少人能这样拼尽风烛残年来爱中国？后来聊天的时候，朱锡庆教授谈到，如果科斯能来中国，哪怕只是亲自看一眼他深爱了这一辈子的这个国家，中国应该给予他最高规格的礼遇，也不过只是回报了这老人这份痴情的万分之一而已。

或者，对科斯这奇异“爱情”的最好回报，就是中国的经济奇迹一定要延续下去，要不愧于这年近百旬的老人为她奉献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情怀！

纽约留学生 问：

个人拜读过张教授每一篇专栏文章和一些英文论文，  您提到中英文写作水平几乎一样，你的中文著作里面有一些比较口语的用法，类似“手起刀落、沙石无数、得个讲字”等用法。你在写英文的时候有可能不费吹灰之力想到equivalent的expression吗？或是说，你有另外一套藏在脑中的英文非正式词汇备用？

答纽约留学生：

严格来说，我没有受过正规的语文教育，中文英文也没有。绝大部分是自学的。你要明白我的背景。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我才开始用中文写作，那时差不多四十九岁了。少小时我对中国的诗词与古文背过很多，也读遍了金庸的武侠小说。更重要是一九五七出国之前，我在香港的西湾河长大，结交的是低下阶层。可幸当时的穷朋友不少是能人异士，其中不乏中文水平极高的，受到他们的感染。同时，算得上是粗俗的朋友也不少，所以对广东话的俗语很熟（这些与今天的香港俗语不同）。以中文下笔，借用中国的古诗词或古文是「马死落地行」，因为自己的白话文不够用。我也偶尔用一些广东俗语，增加文字的生动性，不多用，但这里那里点缀一下是无伤大雅的。

我的英语文字倒转过来，完全不用俗语——不懂得用——因为我认真地自学英文时是大学生，仿效的不是什么粗人，而是大学教授或英文大师。是的，我的英文是学院里的文字。少用英文多年了。最近为高斯写那篇很长的《中国的经济制度》，用英文，发觉退化了不少。可幸文气依旧，虽然沙石多，但文章的本身还是好的，请朋友代为修改一下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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