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一次接待外宾的谈话中自豪地说：“我们有个7岁的娃娃，已经能拉外国的、大的小提琴曲。”这个7岁娃娃就是吕思清。

记者◎孟静   摄影◎黄宇

　　当年与吕思清一起赴美的学友，都已转行，只有他还走在音乐这条路上，为理想而与家人长期分离，“演奏家的生活比较麻烦，都说我们是世界公民，我们的居所都不是特别固定的，比如我的一个好朋友就经常住在酒店里”。可是有了家庭后，吕思清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把“家”带到那里，尤其今年7月，他的第二个孩子出世后，更希望把时间放在经营家庭上。“对我来说家庭在哪儿，我就在哪个地方。我不能失去生活中最有趣的东西，那就是和家人相处的时光。”

　　他现在的一个家在旧金山，在北京有两处房子，分别位于新源里和郊外的“纳帕溪谷”。1991年，他和室友去旧金山的纳帕溪谷游玩，在那里第一次品到十几种不同风味的红酒，这次旅行，不仅让他养成了品酒的爱好，也让他在选择北京的第二居所时，只因这个楼盘的名字就有了购买冲动。这幢房子基调是温暖的鹅黄色，走廊墙壁上是写意金色叶子的花纹，有光时才能看见。房子两层460平方米，外观采用美国加州风格，很少有门，在分隔的地方，都使用了葡萄园拱廊设计。

　　这幢别墅的装修装饰处处显示出吕思清的职业和趣味，他周游各地，在瑞士、西班牙，都萌生过定居的念头，所以客厅的顶是木制的西班牙顶，经常在这里请好友戴玉强、汤灿来饮红酒，吃西班牙火腿。因为工作关系，他周游过世界，每到一地都会买纪念品：南非的木雕、泰国大象锡杯、日本娃娃……当然还有钢琴和数不清的红酒。“今天想喝果香味浓的还是矿物质或泥土味道的酒？”他喜欢酒中的变化，那可以赋予他音乐的灵感。

　　这些东西都是他和妻子一起淘来的。有一次他们在纽约跳蚤市场看到一个酒柜，可带不回来，于是专门返回新泽西借了旅行车，把很沉的酒柜搬到没电梯的公寓。“家是共同经营的历程，一个人经营总不够完整、温馨。”他习惯买任何东西都是两人一起决定，这样也不会埋怨对方。这个150美元买来的酒柜，后来搬家时有人出到了1500美元，他们也没舍得出手。

　　8岁前吕思清生活在美丽的青岛，“对我来说记忆是非常深刻的，两层楼的德国筒式建筑，斜斜的那条小街，在我记忆里都是非常清晰的。包括邻里街坊，我的大婶、亲戚，玩耍的同伴，现在一想起来就像黑白电影里的场景一页一页的。我们住在二楼，是跟奶奶住在一起，条件非常简陋。没有卫生间，整个楼层只有一个厕所，也没有水管，很多东西就成了生活中固定的主题，每天都要把一个巨大的缸打满水。即便这样，我还是很欢欣、很快乐。那时也没有玩具，玩就到街上去玩，也没什么车。我记忆中很细长、很陡的一条路，等我成年后再回去看，发现又短又没有那么斜”。

　　到美国上学后，他起初租的房子只有五六平方米，一张床，一张桌，“有两平方米我就可以拉琴了”。即使这样逼仄的房子也很贵，“1989年的时候，我一个月的房租不加水电费就250美元，问题是你去追求一种大的环境，追求一种最高的教育环境的话，就要为之付出代价，这也是代价之一。当时我是觉得很震惊，从来没住过这么小的房子，但我觉得人生当中不光是有鲜花掌声，你也应该经历这种波折，经历失败。关键是你要怎么从失败中得到经验，从失败中爬起来，让它成为成功的动力”。

　　成名后，吕思清在演出中认识了妻子，他们住在纽约新泽西郊外的Townhouse，那是他最有感情的居所。“我觉得每一个家在人的生活过程中都有不同意义。我小时候的家给我一个成长的环境，包括父母兄长对我的爱，这个感觉跟你后来自己成的家、你的另一半给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每个阶段人对家的概念也是有所不同的。现在来说，新泽西的家我住了很久，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完整的家，一个完整的家不是说光有一个地方住了，还有你爱的人、爱你的人，你很多的记忆、很多的感情在里面。我的第一个小孩也是在那里出生的，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记忆，是真正意义上的家。问题不是你住在哪里，关键是那里是不是有你爱的、爱你的人，是不是有一个非常温馨的环境。对我们这种常年在外的人，家就像一个避风港，让你很放松、很舒适，可以给你很多爱和支持，也可以让你愿意付出很多爱，对一个人来说也是一个休息和充电的环境。”

　　因为工作关系，他必须居住在大城市，出生在海边的他自然是智者乐水，小时候家里洗澡不方便，他们会去“洗海澡”。所以后来，因为工作便利必须要生活在大城市的时候，他也尽量选择邻水的郊区，他在新泽西的家就叫做“水边城”。“我觉得一个自然的环境对我来说挺重要的，我一般不住在特别大的地方，当然回北京是例外了。一般我都会在一个特别大的地方的旁边住，因为我希望能有一种变化，就像我的音乐一样，能够有一种对比。我是希望能够借由大城市的繁华和文化艺术的便利，另外希望能够在自我的时间、自我的世界里更轻松、更平静、更安静地度过我的生活，我跟家人、朋友的生活，或者说是更平静地享受生活赋予我的东西，去体味生活。”

　　缺水的北京似乎不太符合他的要求，“北京非常特殊，在这里工作便利，很多时候不是说这个地方很漂亮很舒适就要在这个地方住。我8岁开始在北京上学，所以北京对我来说像是个老朋友、亲人一样，对北京有很多回忆”。但他尽量在北京郊区也选择了邻水的第二居所。

　　这个第二居所自从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吕思清和家人待在这里的时间愈发长了，因为它有游戏室，有一整面的大落地窗，有可以晒太阳的后院。每天早晨，吕思清的第一件事就是练琴，他只在长途飞行和大年初一会给自己放假，平时要保持每天三四个小时的练琴时间，练完琴再做其他事情才能安心。他从不感觉枯燥，“一个人成功最重要的条件是你要有一种自律，一种对自己的要求和坚持，前提是你必须要对它有激情、热情，你才会做好这件事。很多时候你没有激情也可以做一件事，做得也还可以，但你不会做到最好。所以，一旦我没有了这种对音乐的热爱，我这种激情也会随之消失，我也不会再从事这项工作，但我相信这件事不会发生”。

　　在美国，邻居对演奏家会很注意，怕被琴声干扰，尤其是钢琴，通常钢琴家会选择最角落的房间，蒙上厚厚的隔音设施。但在中国的第二居所，吕思清不会有这个担忧，他们的楼间距很大，私密性也好。

　　在看房子时，他喜欢很多样板间的设计，但到了那种环境有不敢坐下去的感觉，所以他的家中一切以舒适为前提。“我是一个很注重整洁、很注重环境的人，如果一个人能更多从生活中体味到很多，能把自己生活的空间、品质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达到最好、最高，我觉得这对他自己的生活也是一种提升。”

　　选择第二居所时，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这个世界好的东西很多，不能说这个房子越大越好，房子越多越好，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房子能融入你的生活，能够符合你的生活理念，最重要的是能够提升你自己的生活品质。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生活中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生活中很多的必需品，车也好，房子也好，其实它的价值体现不是多贵，你花了多少钱，它的体现是它对你的生活品质的提升是不是有了最大的帮助，是不是在你的生活中让你更多地去享受生活，这是更重要的。”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35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从高价炒牛到贱卖杀牛，从倒奶到抢奶，以“公司+农户”为主体的中国奶业扩张模式，隐患已经显露，奶农成为生产链源头的受害者，也直接导致养殖规模扩张的减缓。

记者◎王鸿谅

　　以呼和浩特奶牛养殖大县土左旗为例，“从2001到2005年底，奶牛数从11183头激增到大约20万头”，而2008年，“奶牛总数停留在24万头左右”。可在目前的奶业模式里，从生产链源头而来的问题，并不能得到有效的缓解。在2008年初全国范围内奶牛养殖增长速度持续减缓的大背景下，“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更像是产业链上的多米诺效应——从奶农开始，以消费者结束，企业产能过剩与奶源短缺之间的矛盾，以极端方式传递到了消费者身上。麻烦的是，这一轮波动的影响力，最终还将反作用于奶农身上。

　　　　　　　　　　　　　　　　　疯狂的奶牛

　　土墙环绕的院落里，简易牛棚挨着院墙搭建，拴在里面的7头牛是魏立芳一家最重要的生计来源。虽然她每天都会花大量时间来清扫，可即便关了门窗，刺鼻的牛粪味还是无处不在，“养了牛就是这样，每家都一样，习惯了”。魏立芳的时间从5点开始，一直到22点，都要围着这7头牛转。节奏很固定，早上5点，喂食，把牛赶去村里最近的奶站挤奶，回来以后再喂食，打扫牛棚，做家务，干农活，17点再把牛赶去挤奶，回家后再喂食，22点，最后喂食一轮。“奶牛养起来就是比较麻烦，每天固定喂饲料、挤奶，一点也不能乱，不然产奶量就上不去。”魏立芳已经习惯了这种辛苦，一家人的开销、女儿和儿子的学费都指望着这几头牛。
　　这位46岁的呼和浩特土左旗察素齐镇此老村普通村民，和呼和浩特的许多农民一样，从1998年开始响应政府号召饲养奶牛。她从3头牛开始，一度扩大到十几头的规模。“刚开始政策好，买一头牛的钱，伊利公司出1/3，信用社给贷款1/3，自己只用出1/3。”魏立芳说，“就冲着这一点，村里很多人都愿意养。”在政策扶植下，呼和浩特的奶牛养殖得以大范围推广。“家有两头牛，住上小洋楼”，成为中国奶业规模化扩张的初始阶段农民们最质朴的财富想象。
　　魏立芳只念到小学就辍学了，并不懂复杂的市场经济理论，但10年养牛下来，市场的起落，也让她给自己算了一笔养牛账。“刚开始养牛，年产奶不到3吨都能赚钱，虽然奶价不算高，每公斤1.60元左右，但饲料便宜。而且村里人均有5亩地，自己地里的玉米、秸秆用来喂牛足够了。”这也是农民最朴素的计算方式，劳动力和自己庄稼地里的饲料都不算在成本里，这样算，“一年的收入能达到3000多元”。这也刺激了更多村民进入养牛领域，到了2003年，“村里80%的人都养上了奶牛”，这是魏立芳记忆里最不可思议的时间，“牛价飞了似的往上涨，从1.2万元往上涨了六七千元，那些愿意卖牛的，转手就能挣到六七千，刚出生的母牛犊，也能卖到3000多元”。可魏立芳没舍得卖牛，“我就想着涨价好，牛值钱，牛奶就能更值钱，就想着再多养几头。自家的母牛犊都舍不得卖，而且养奶牛跟别的不一样，要养上两年才能出奶，自己的牛好容易养起来之后，就更舍不得卖了”。
　　舍不得卖牛的魏立芳最终还是咬牙开始卖牛了，而且是贱卖，“结果，一头产奶的母牛才卖到3000元，母牛犊只能拉去抽血清后卖肉，300多元”。这是2006年秋天，整个内蒙古，乃至全国的奶牛养殖进入最低谷，“因为饲料价格涨得太快了，但奶价没怎么变，玉米每公斤从4毛钱涨到了1块多，可奶价才几分几分地涨，每公斤刚过1.70元”。这笔账算下来，就算年产奶量在4吨以上的奶牛，到头来还是亏本，这里面同样还没有包括劳动力成本，“实在撑不下去了，只能跟老板两个人轮着养牛，剩下的那个出去打工，把生活费挣出来”。
　　不过魏立芳还是把最难熬的时光撑了下来，从2007年底开始，她能明显感觉到变化，虽然牛价并没有回升，饲料价格还在涨，但奶价从2007年开始一路增长，突破了2元，到2008年已经达到每公斤2.6元。而且国家从2007年下半年起，推出了8条政策来扶植养牛户，对不同规模的养殖户给予相应的补助。差一点就要下决心再不养牛的魏立芳于是留下了7头牛，让它们继续承载着生计希望。她的生活也在往前走，女儿已经念到“大三”，儿子再过两年也能从技校毕业。或许是心态发生了变化，魏立芳的养牛节奏开始变得有些游戏化，阳光灿烂的下午，她都会把要挤奶的几头牛赶到村口的一片杂草地，晒着太阳，闲闲地看管这些牛们自由吃草，偶尔吆喝着把它们赶离村民的玉米地。到了17点，赶去旁边的奶站挤奶，然后再回家。
　　村子里的奶站很好辨认，都刷成白色，规格相似的长方形建筑，两排栅栏，挤奶装置按照一定距离就分布在这些栅栏间。一个50万元左右规模的奶站，一般可以同时容纳10余头牛挤奶，一拨儿完了，再轮到下一拨儿。因此村民们都习惯早点出门，以便排队。奶站外的空地，陆陆续续也成为人和牛汇集的地方。一拨儿来，一拨儿走，碰到相熟的，再交流一下养牛的酸甜苦辣。奶站外的空地里，9月份会堆积上大量牛粪，让它们自然发酵，等地里的玉米收割完了，这些肥料就会都被运走，铺到地里。

　　　　　　　　　　　　　　　　　　　　　政府的救市

　　“呼和浩特奶牛养殖起步最早的是西南面的乡镇，比如沙尔沁、毕克齐、察素齐、白庙子、沙尔营等，这些地方离市区近、离伊利近，靠近110国道，交通方便。”刚从左旗畜牧局局长位置上退下来的王树德见证了奶业的产业化扩张，他历任沙尔营乡乡长、兵州亥党委书记，一直都在跟农牧业打交道。在他记忆里，“从2001年开始，奶牛养殖进入了真正高速发展的阶段”，究其原因，王树德说，最主要是政府的资金扶植，此外“草原地区的人们有畜牧传统，对牛羊有感情”，而且“奶牛可以改变农民的收入方式”。拿种地来说，每年要到粮食卖了之后，钱才能兑现一次，但养牛不同，“只要产奶，每个月都有固定收入”。这一特点使“养牛贷款比种地贷款更容易获得批准”，在村民的现实生活中也一样，“家里养了奶牛，有急事要找人借钱都更容易”。
　　最开始的奶牛是由政府出面引进，“以上海牛和杭州牛居多”，王树德回忆，“那时候的行情是每头1万多元，虽然不便宜，但牛的品质基本都能得到保证”。到了2003年的养牛高峰，“牛就主要来自唐山和山西了，这两个地方以前并不是奶牛养殖基地，不过看到商机之后迅速发展成了奶牛买卖的中转站。”王树德说，“产奶量在4吨以上的牛，价钱一下子就被炒到了每头1.7万元以上，而且中间商多了，骗子也就多了，牛的品质反而没了保障”。惨痛的教训很多，比如某村村主任带着村民们的钱去山西买牛，结果买回来的都是不产奶的“笨牛”，情急之下寻了短见。在王树德看来，农民们的心理也是推高牛价的一个因素，按照一头母牛两年繁育一头小牛的速度，2003年呼和浩特本地的奶牛幼犊已经有了一定规模，原本可以形成一定的买卖市场，“可农民的心理就是这样，越是有人想买，价钱出得越高，自己反而就越宝贝，越舍不得卖，大量的牛还要从外地引进”。
　　但政府并没有介入干预牛价。“谁也不懂，牛价也没有任何标准可言，完全是随行就市”，结果就是“猛涨和猛跌，根本就没有个过渡期，乱了。”王树德回忆，“2003年前后平均每头奶牛价格为1.7万元，而2005年之后一头高产奶牛下跌到5000～6000元，就是这个价格也是有价无市。过去一头母牛犊能卖5000元，现在却和公牛犊一样，抽完血清当肉牛卖，最多卖到300～400元。”在这个资产贬值的过程里，农民们的心态和以前如出一辙，“越涨越买，越贱越卖”。
　　牛价跌入低谷后，产奶量在3吨半以下的奶牛陆续被淘汰，这对于奶业发展来说是好事。根据农村经济研究部、商务部综合司“当前我国奶业发展形势与对策研究”课题组2007年7月的调查，内蒙古地区从2002到2003年的购牛高峰购入的高价牛中，混入了大量劣质奶牛。“绝大多数散户的奶牛产奶量在4吨左右，有的甚至达不到3吨，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淘汰劣质低产老弱病残牛，对净化牛群、提高整体奶牛牛群质量、改善结构都大有推动作用”。可宰杀母牛犊的情况出现，却是“很危险的征兆”，王树德说，“如果连续宰杀3年的母牛犊，奶牛的繁育就会出现断层”。
　　王树德和他的同事们因此都很着急，下到农村做调研，情况很简单，如果养牛继续赔钱，母牛犊根本保不住。课题组的2007年7月调研结论也证明了这一点。奶牛养殖的效益出现了明显级差分化，规模化的牧场养殖还是能够获利的，“对于牧场化养殖园区来说，饲养年产7.6吨奶的成母牛年实现利润3562元”。按照当时的标准，饲养奶牛20头以上的就属规模化养殖了，但在整个呼和浩特，规模化的比重不到25%。“农民养殖专业户，饲养一头年产6吨奶的成母牛年实现利润331元；转产及下岗职工养殖专业户，饲养一头年产5.5吨奶的成母牛年亏损500元；无贷款农民个体养殖户，饲养一头年产4吨奶的成母牛年亏损976元；有贷款农民个体养殖户，饲养一头年产3.7吨奶的成母牛年亏损2518元。”通过以上几种养殖方式的成本效益分析得出的结论都不容乐观，“近几年，奶牛的养殖比较效益呈逐年下滑的态势。目前呼、包、鄂三市年产5吨奶、投入9000元的奶牛可保持盈亏平衡(不包括农民工投入，包括培育后备牛)，如不包括培育后备牛的费用，年产4吨奶、投入7000元的奶牛即可保持盈亏平衡。奶牛年单产每增加1吨，饲养成本增加30%～50%”。
　　2007年9月的国务院31号文件，好比奶牛养殖业的救市政策，在内蒙古奶业协会秘书长那达木德看来，“虽然这个文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他和王树德一样，相信经过了两年低谷徘徊之后，“奶业的春天已经到来”。他也因此更乐于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他说:“行业里积压的深层矛盾终于暴露出来，挑破了这个脓包，才能更好地提醒某些主管部门，重新建立管理的细则和标准。这对于奶业的长远发展来说，是更有利的征兆。”

　　　　　　　　　　　　　　　　　　　　奶站的变异

　　在内蒙古首创的这种“公司+农户”的产业模式里，奶站成为企业和奶农之间最关键的衔接桥梁。“奶站模式最早是伊利创建的。”内蒙古奶业协会秘书长那达木德从上世纪60年代起开始从事奶牛养殖，他回忆，“以前都是农户自己挤好奶，收奶员上门去收，到了一定养殖规模，收奶的问题就出现了。”为了保证奶源的数量和品质，“伊利就想了一个办法，从1998年开始自己出钱建立奶站，上机械化的挤奶设备，让村民集中过来挤奶。奶站直接对公司负责，同时协调与村民之间的问题”。
　　伊利每个奶站的建设成本在50万元左右，取奶量一般都设计在5吨以上。这个模式还在推广中，却在1999年开始受到蒙牛冲击。以黑马姿态起步的蒙牛，在那达木德看来，是采用“反弹琵琶”的模式，先开发市场，再组织原料生产，“蒙牛没有成本自己建立奶站，只能采用社会合作建奶站的方式，这样就让大量有钱、有权、有社会关系的人进入了收奶领域”。牛根生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也记录了这个过程:“像我们奶站，过去同行建一个奶站需要40万块钱，我4万块钱都没花。”奶站的盈利方式是收取管理费，最初的标准是每公斤奶5分钱。牛根生也不回避奶站投资者的身份，“因为每一个自然村庄里，每一个养牛的区域里总有有钱的，也总有有权的，有钱的和有权的加起来以后，完全可以做这个奶站”。当然，在牛根生的理想模式中，“做了奶站以后，大家都关心这个奶站，奶站的运作特别好，质量能保证，数量能保证，同时他有利益。市场经济既然是个利益驱动的经济，只要让别人有利益，经济驱动的速度自然就快”。
　　以社会方式建立的奶站，在最开始的确显现出了优越性，王树德描述，“私人奶站的老板们，在村里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地位与公司奶站的员工不同，公司是外人，村里人才是自己人”。当蒙牛和伊利之间形成竞争的时候，这种乡村人际关系的作用就凸显出来，“村民户会很自然地选择把奶卖给和自己情感上更接近的人，并不管是什么公司”。那达木德说，这种社会方式建立的私人奶站，因此也成了奶业规模化初期“最先进的一种生产方式”。王树德还注意到这些奶站在乡村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尤其是村里选举的时候，村民们甚至会因为不想选某个人，而不去与他有关联的奶站”。
　　在这种示范效应和压力下，伊利公司也转入社会建奶站的模式，以土左旗为例，从2003年开始，伊利公司的奶站除了规模最大的18个之外，其余全部承包给了私人。从这时候开始，奶站和公司之间没有了实质隶属关系，又控制着奶源，在那达木德看来，奶站因此成了整个生产环节中“旱涝保收和最不受约束的特权环节”。更麻烦的是，在奶站管理的环节，“没有章法，国家政策上、行业上、地方上都没有统一的管理条例，行业协会更约束不到它们”。村民与奶站之间，奶站与奶站之间，公司与奶站之间的矛盾由此都开始显现，王树德很无奈:“这个模式是呼和浩特最先开始尝试的，所以谁也没有经验，只能出了问题解决问题，可解决起来，就发现因为没有相应的管理办法，很难落实。”
　　王树德和呼和浩特畜牧系统的管理者们尝试过很多办法，比如为了避免奶站之间的恶性竞争，在奶站报批的时候，严格审查，规定区域范围。而且在一个新建奶站的收奶量达到3吨半之前，不批准同一个公司再建第二个奶站，原因是他们测算过，“一个收奶量3吨半的奶站，运转两到三年，奶站成本才能收回80%”。可这种地方性的管理办法约束力有限，办奶站的大多都有人脉，要突破这些规定也非难事。
　　在监管真空里的奶站，有太多“自由空间”。在原奶产量的旺季和淡季，奶站都有额外的盈利空间，“淡季就跟公司抬奶价，而旺季就向农民压低奶价，两头牟利”。原奶的品质，由此完全控制在了奶站手中，普通农户每天把牛赶到挤奶厅，用王树德的话说，“连一滴水都掺不进去”。原本按照规定，假如奶站供给公司的奶不合格，损失是由奶站承担的，但实际上，这些损失都转嫁到了农户身上。奶站的变异就在这种政策真空中滋生，用那达木德的话说，最终成了一个“毒瘤”。“出事是迟早的，就算不是三聚氰胺，也会是别的。”

　　　　　　　　　　　　　　　　　　　奶业模式的探索

　　从管理部门退下来的王树德给自己找了另一份工作，“奶联社”的“设备运营总监”。因为他看好奶联社这种奶业发展模式。奶联社的名字听起来有些怪，这是几个学农业出身的年轻人花了4年多时间才摸索出的路子。1992年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的李兆林现在是内蒙古奶联科技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总经理是他的学长、同样是农业出身的李正洪。毕业后在不同领域闯出了一定成绩的两个人，决定重回农业寻找商机。因为李正洪是呼和浩特人，他们的目光更多放在了奶业上。
　　七八个人的小团队在国内外考察了一圈，总觉得奶业大有可为，李兆林回忆：“那时候的奶业模式，无非就三种，公司自办的大型牧场，把上了规模的养殖户集中起来形成养殖小区，剩下的就是农户散养。养殖小区模式可以做到集中防疫和挤奶，但喂养还是农户各家的事情，并不能做到真正的人畜分离和统一饲喂。”一开始，他们也没有更好的模式，只是决定做奶牛良种繁育，因为“国内的奶牛产奶量普遍偏低，应该有市场”。可那是2005年，也是牛价疯狂之后，农民的养牛积极性已经受挫，良种奶牛的市场短时间很难推行。于是他们又想过给农民做技术培训。当地媒体一位资深从业者见证了他们的努力，“感觉是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农村做思想启蒙了”。可结果用李兆林的话说，“动静大，成效少”。
　　到2006年底，也是奶牛养殖谷底的时候，这群人终于有了更成熟的想法，“现在呼和浩特农户手里并不缺牛，只是缺乏科学的饲养方法和模式，如果能让他们把牛集中起来，交给我们统一科学饲养，给他们固定的分红，就可以最大限度盘活现有资源，而且可以让农民也获得收益”。在李兆林看来，这是奶联社模式和公司牧场模式最大的区别，“利益直接跟农民相关”，“和国外的模式接轨”。国外的奶业发展，走的是自下而上的路子，农户经营多年之后，有一定基础，然后自发联合，结成合作关系，完成从奶源到生产的全过程，利益共享。而中国奶业走的是自上而下的路，奶农成为利益链的最底层。最后总结起来，他们把自己的模式叫做“奶联社”，而目标是做优质原奶的供应商。
　　那达木德觉得，奶联社赶上了好时机，“养牛不挣钱，农民都不想养了”。可在这种情况下，要让农民愿意把家中最值钱的财产交出来也不容易，宣传工作做了半天，利润和收益也计算了半天，最后给农民提出一个合理的奶牛估价和纯利润分红数字，可农民还是犹豫。25岁的韩斌军是奶联社第一牧场的场长，他记不清楚自己做过多少次这样的计算，不过这样的努力终于换来了第一批入社的奶牛——土左旗卫生局一位副局长家的10头牛。价码给得比计算更高，每头牛作价5000元，5年每头牛返还利润6000元。以后陆续有农户把牛牵来牧场，到2008年，牧场的奶牛已经有1000头，这也是李兆林和他的团队规划中理想的数量模式。计算当然也很复杂，要考虑到牧场半径范围内饲料的供给量，从而计算出牧场占地规模和奶牛数量的最佳组合。
起初入社的农民不放心，隔三差五会来看牛，大约四五个月后，这些人不再来了，因为他们看到了变化——“牛长得就是比以前好，产奶量也比以前多。”根据李兆林提供的数字，农户的牛进入奶联社后1年，产奶量平均增加了1.1吨。这让王树德很惊讶，“当初土左旗为了搞提高产量的吨奶工程，下了很多力气都没用，没想到奶联社这么快就做到了”。提高的不仅是产量，还有科学喂养后原奶的质量，在奶价上调后，李兆林说：“普通农户的奶最多每公斤2.6元，但奶联社的奶却能卖到每公斤3.5元，多了将近1元。”不仅如此，规模化饲养后的饲料成本还可以降低，这些都成为奶联社的利润空间，也成为李兆林们信心的现实支撑。奶联社很快成为伊利高端奶的奶源供应商，在奥运会期间，也成为奥运特供奶的三大原奶基地之一。中国奶业协会理事长刘成果对于奶联社模式的肯定，也让这个模式得以更快推广，目前有10余个标准化1000头的奶联社合作牧场正在建设中。
　　关于这个模式未来可能存在的问题，王树德也有自己的思考:“机械化模式在牧场中的提升，必然会带来劳动力过剩，这些从奶牛饲养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力该如何解决？”虽然这可能只是未来三五年后的事情，但在王树德看来，也是奶联社模式未来继续完善的一个方向。抛开利润和成本计算，从个人的角度，王树德认同“公司+农户”模式的现实合理性，“至少，在养了奶牛之后，各村的风气都变好了，大家忙着养牛，喝酒打牌闹事的人都少了”。9月底的阳光打在人身上是懒洋洋的温暖，挤完奶赶着牛回家的魏立芳，埋藏已久的心愿也在这温暖里继续发芽:“等孩子们毕业了，一定不要他们回来养牛，找份工作，怎么也干净一点，不用一辈子闻着家里的牛粪味。”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36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