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薇新的电视剧是严歌苓的作品《一个女人的史诗》——随性、任性的文工团员田苏菲在红色年代的爱情悲剧。赵薇请我们看她手提电脑上的片花，当发现我在收短信时，她微笑着轻轻夺过我的手机。

记者◎孟静

　　田苏菲，又是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角色，除了《京华烟云》里的姚木兰，赵薇总在演一些靠直觉而不是理性生存的女人。而她自己的人生，也许“史诗”题目大了点，传奇却绝对是够得着的。和赵薇聊过天总会存有疑问，为什么她没有碰到一个角色，像她本人那样丰富？“嘉宝就是这样，当然她演技也非常好，只是她碰到非常会开发的导演，把她所有的面通过片子表达出来。我需要配合不同的角色，而不是角色配合我。”赵薇这样解释。
　　赵薇读研究生时的同学张珊珊说，赵薇推荐她看林语堂的《红牡丹》、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提到“会看些哲学书”这个话题，赵薇皱眉:“其实这个不值一提，不应该作为一个优点来看，不过是人的习惯，人家只是想当然认为我应该没有看书的习惯。可能演的角色关系，假如我不演傻乎乎的，演个知识分子，别人会惊讶:‘她原来不看书的？’”
　　还有她对自己外表和年龄的满不在乎。她连防晒霜也不擦，问起怕不怕老、会不会去打除皱针，她说:“一点点怕吧，怕也没办法。我是个自然主义者，打针也得到40岁以后。运动可以救我，比打针有用。”说起田苏菲这个角色要从十几岁演到40岁，她说:“你知道，我也30多岁了。”
　　张珊珊说:“赵薇是最不像女明星的女明星。”她不介意有没有化妆和吹头发，自己在镜头前是不是好看。我们坐在丽都饭店附近的一个酒吧，有位从汶川来的孩子想与赵薇合影，拍完照后，服务员过来说:“您的单已经有人为您买了。”赵薇赶紧说:“灾区来的，不要，咱们应该把她的单买了，你听我的。”服务员解释说不是灾区那个孩子，是另一个客人买的单。赵薇一挥手:“让他买。”她经常坐出租车不用付钱，“司机说:‘才10块钱，走吧。’”她开玩笑道。赵薇不是童星，但她是罕有的、观众看着长大的演员。任何一个边陲小镇，都可以看到发廊里贴着她的大头照，曾经有人在网上发帖比较:“刘德华和赵薇，哪个知名度比较高？”
　　采访期间她不断碰到熟人，和人热络地打招呼。这也许只是她的一个侧面，张珊珊眼中的赵薇还有清高、傲气和自尊的那面：“赵薇说:‘每分钱都是我自己挣的。’”“张爱玲说过，女人的钱都是自己挣的，没什么好骄傲的。”显然赵薇不这么认为。
　　在芜湖念师范学校时，赵薇的理想是离开生活的地方，飞到外面的世界，另一个安徽演员蒋雯丽也讲过同样的梦。赵薇的家庭很温暖，但她还是从幼儿园起就自己上下学，放寒暑假时在外面疯玩，直到天黑，妈妈也从来不管她。1992年，巩俐主演的《画魂》在芜湖出外景，赵薇得到一个龙套角色。回来后，她就放弃芜湖师范学校的毕业分配，“哪条路能让我最快地看到外面的世界，我就走哪条路。有的人天生就是天马星。当演员是最快最容易走出去的路，妈妈让我考大学，但我当时念的是师范，必须在两年以后，我妈又不可能让我打工，考艺术院校又得准备，我上的不是普通高中，表演能最快让我达到从小向往的流浪生活”。她考上谢晋主办的影视学校的第一届学员班，在班里，她并不是很起眼的学生，“毕竟不适应，在家里横冲直撞的小霸王，到大城市比较内向”。她的表演课成绩也一般，脸皮不够厚，没法当着人大哭大闹。“放不开”一直是赵薇的一个问题，可是在《还珠格格》里，她可以做到癫狂地大哭大闹。大家猜不到，原来的“放不开”是缘于她的“怕”。
　　10年前，港台影视比内地要发达，《还珠格格》的班底是从台湾来的，他们有很强烈的自信心和优越感。拍摄中演员来来去去被换掉是常事，赵薇也时常担心，“我很怕，生怕自己做得不到位，被请走了”。导演是武术指导出身，喜欢夸张式表演和动作戏，有一场戏是小燕子想逃出宫，她飞着扑向一棵大树，树有十来米高，她很恐惧，但作为新人不得不照做。“当时‘咚’就上去了，哪有比导演生气更可怕的事？我怕做不好，做不到，怕被淘汰，我是个新人，怕的基础上让我敢，一关机灰头土脸，一开机前呼后拥。”对于能不能红她们是没有压力的，琼瑶也没有寄希望于此，琼瑶力捧的是同时拍的另一部戏《苍天有泪》。赵薇的压力来自于“不被导演骂”。演完之后她不敢向周围人炫耀，“这种演法太夸张，这人物从来没出现过，没有参考，演完我臊得慌，不要被人骂就好了”。
　　小燕子红得意外，不过赵薇有一个适应期。《还珠格格》提前在台湾播出，她收到了论卡车装的观众来信，对于之后在大陆的走红已经胸有成竹，她被琼瑶视为“镇宅之宝”。上初中时赵薇就看过所有琼瑶小说，“她希望我一直演她的戏，但她非常喜欢拍《还珠格格》，拍到第二部时，我就希望她不拍那个，我觉得够了就好”。当时她是琼瑶公司的签约艺人，别人要她怎样就怎样，琼瑶认为小朋友最爱赵薇，为她出了《爱情大魔咒》等两张儿歌专辑，“我知道琼瑶对我非常好，她想把我栽培成第二个刘雪华，希望我一直演她的戏，以她的年龄、阅历，要我做什么，我没有个人意见”。
　　其实她是有个人意见的，要拍《还珠格格3》的时候，赵薇提出她要换角色，可不可以拍《海鸥飞处》，她能演书中那个女骗子。琼瑶回去翻翻书，认为赵薇可以演《烟雨蒙蒙》。只要不是“小燕子”，别的都可以。这便是《情深深雨蒙蒙》，收视也不错。可是赵薇不想再拍电视剧了，“苦到超出想象力，工作量非常大，每天最多睡4个小时，连轴5个月，大到让人受不了，我以为电视剧都是那样的”。她答应琼瑶4年不拍电视剧，琼瑶很伤心，但总好过赵薇去拍别人的电视剧。
　　她那时一心想演电影，学校替她接了张国立公司的电视剧《财神到》，她去试了妆，但没有拍，被告上法庭。“爆红现象让周围所有人都不适应，失去正常判断力，包括我的学校，认为赵薇是学校财产。学校这样想也正常，学生不都听学校的吗？学生法律权上不归学校管，但所有人找来，老师也有很多人情、压力要回馈。我不是很敢的人，即便不想做这件事。我不想演，他们说不能不演，你去定妆，去去去！我只记得一点，毕竟我是个大学生，我知道我不能签合约。”她觉得那个剧本没有太大发挥，只是站在张国立身边的一个丫鬟，于是让家人出面请学校领导出面，找了家很体面的餐厅，“也用了些人情方法”，人家觉得她一个小孩子，吃什么饭呀？啰嗦！然后她跑掉了，校长和她大吵一架。“我比一般同学要世故少得多，虽然上学前我在社会上也拍过一部戏，但先天人情世故不练达，其实我所有逻辑，都是正常的，但忽视了人情。这么多年过去，我和张大哥也很好，又回到学校读书。以我现在心态，这些都是弯路，张大哥我帮你一下，你也会提携我，校长也就不会生气了。”
　　赵薇有很多朋友，但她认为自己不懂得把朋友变成资源，“每个人和我相处都很愉快，因为我从来不伤害他们”。包括和别人有竞争的时候，她也不太意识到这种竞争。也许这是她的班主任崔新琴极其宠爱她的原因，除了赵薇自己，所有人都说她俩长得像。电影学院招生时，赵薇丢失了准考证，崔老师为她破格补办。赵薇上课迟到，“崔老师想帮我挡过去，问我为什么迟到，我说我在小卖部买了个汉堡包，老不熟”。崔新琴认为赵薇是个“大事聪明，小事糊涂”的孩子。
　　《还珠格格》让她红到同学们拍马也赶不上的地步，反而试戏时提到是赵薇同学便可以得到优待，“他们都特别高兴，都很爱护我”。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像她的老师、同学那样爱护她，她曾经结结实实地走过霉运。2001年，在新疆拍《天地英雄》时，她一下子跌入谷底。那些往事糟糕到我只敢用“不好的事”来代替，赵薇会委婉但又不是完全回避地面对不愉快的经历，“我不会去报复别人”，甚至那家使她非常难堪的杂志再约她拍照片，她也同意了。她曾经相信过命运，但当两个算命大师给她开出两个完全不同的命盘时，她决定不再相信命运的拨弄。
　　她不太会拒绝别人，外面的观念认为她在《还珠格格》之后几部戏扮丑都是转型之心迫切。在周星驰的《少林足球》中，她以一脸烂糟疙瘩的形象出现，“也是因为怕，没有看剧本就去了。开始是一点点丑，每天加一点丑，也就看习惯了。你没发现周星驰电影里除了他，其他人都很丑吗？”谢晋曾经教育演员不要计较形象，“一上道就和那么德高望重、声名远播的老导演学习，要从角色出发，不化妆也行。不像现在大家把演员和明星混淆，明星和演员的发展路线不一样:演员不断学习，渐渐被人知道；明星不表演，也可以成为明星”。前一段她拍《画皮》，导演想让她变成一个恶丑鬼，她没有答应。
　　重新回到学校也是崔老师要带研究生班，希望她回炉深造。“我的路不是我要走的，有人为我指路，但没有人教我怎么走。”赵薇不想再学表演，她有一年时间没有接戏，在学校学习导演课程，准备7月份开始导戏。女导演往往会因为事业失去很多世俗的幸福，和赵薇几次合作的许鞍华就是这样，她没有结婚，没有孩子，目前还在挤地铁。“她是很纯粹的导演。很多导演生活都很好，出去备受尊重，口若悬河，开好车，没有人像她那么艺术家。我的生活能力不是非常强，但她比我还不强。我至少知道照顾家里人，将来要结婚、生孩子，她是把艺术当成生活了。我有一天也许会离开艺术，她已经没有退路了。”赵薇说。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29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主笔◎王小峰　摄影◎蔡小川

　　三联生活周刊:曼谷机场事件，让你对明星、媒体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又有了新的感受。

　　李亚鹏:确实是。就我个人来说，我并不认为它具备拿到公众层面来讨论的价值，说白了其实它就是一个艺人与媒体之间的一些类似江湖的私人恩怨，对大众而言就只是一个娱乐事件。不论谁对谁错，法律应该约束谁，对大众来讲并没有什么影响，最多只影响到艺人，而艺人又是少数，所以对公众而言不具备太大意义。这么多年来，我对媒体其实是挺通融的，是某种意义上的合作。甚至机场发生冲突的那两位记者，我们在去不丹前先在泰国呆了一晚上，他们就已经跟到酒店了。很多记者都跟过来了，但是他俩上了楼，到我们房间门口。我们一家人住很多房间，我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看到他们在那偷偷摸摸地张望，我还拍了拍他们肩膀，跟他们笑着说:可以了，你们下去吧，老人孩子们休息呢。他们也就下去了。所以，他们来拍，从我的角度已经是认可的。机场发生冲突的原因是，他吓到了孩子，比如你在5米、10米以外，不要开闪光灯，正常的拍我是不介意的，但你吓到她、伤害到她这是不可以的。他们始终不承认。你可以看看前几天《东方日报》登的照片，实际就是这两个记者拍的，你可以看到孩子眼睛是睁着的。在医学上讲，那么近距离的闪光灯，而且他们的相机是马达连续闪的，按理说小孩的眼睛应该是闭着的，但她连闭眼的机会都没有，这对孩子的视力会造成直接的损伤，毕竟孩子还那么小。所以当时我很愤怒。后来我开玩笑说，我女儿没看过《英雄本色》，看过一定会说周润发那句经典台词:“我不喜欢别人用镜头顶着我的头。”他确实顶到我女儿的头了，当时他们是几个人在抢，使劲往上凑，我妈在躲。坦白讲，当时真实的情况远比网上流传的那个视频更过分，记者更过分，我也更过分。如果把它上升到道德层面，或是人跟人相处的方式上，我认为大家还是要有一个尺度，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正常有的礼貌。我看到有媒体说，很怀念以前艺人跟记者是朋友的那个年代，我也经历过。上世纪90年代，我们拍完戏有记者来采访，之后我们会一起吃饭、聊天，很友好的关系，很多当年采访过我的记者现在跟我还是好朋友。

　　三联生活周刊:当年你跟记者可以成为朋友，现在与记者之间的关系变得比较紧张，是什么因素让这种关系发生变化？

　　李亚鹏:大家都有些变化吧。我的变化有我自己的问题，比如天天有记者跟着你，你烦了，一定有这个因素在。我说与媒体的关系不像当年了，并不是指所有媒体，就像现在我们不还是可以坐下来聊天吗？我只是特指伤害到我孩子的记者，就算他把镜头顶到我脑门上，我也不会生气，因为他今天伤害不到我的身体也伤害不到我的心理。看到孩子照片的那一瞬，我心真的很痛，孩子的眼神是木然的。刚出关的时候有一些媒体在那等着，我跟其他媒体说，你们拍我们不要去追孩子，我已经喊了一路，追了100米才追上。我妈68岁了，抱着孩子在机场一路跑，他们在后面追。当时我二话没说，上去就把那个记者踹出去5米，当时的情况言语解决不了问题。从我单方面说，跟当年并没有太大变化，只是有点烦，因为生活的安排吧，一件事接一件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平时经常上网吗？你还经常写博客。

　　李亚鹏:我很少上网，我的博客大都是我用纸笔写，由助理或是老婆代为打字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上网的时候会关注一些你的新闻或是评论吗？

　　李亚鹏:会看，但很少，大部分是去我的官网，影迷会把一些有关的新闻贴到里面。去看还有一个原因，我的官网是和嫣然天使基金会的官网放在一起的，工作需求也会去看。很多的求助都是通过网络的，比如一些贫困家庭没有能力联系到我们，会求助一些人，会跑到县城的网吧让他们帮着搜索一些联系方式，所以这也是病人联系我们的一个渠道。很多来信都是我的一些影迷帮着答复的，比如办公室的联络电话，我们定点医院的联系方式，那些影迷都成义工了。

　　三联生活周刊:网上的评论肯定有褒扬，也有批评的，甚至挖苦讽刺、侮辱的，你看到心里会怎么想？

　　李亚鹏:最开始一定会是生气的。印象最深的是《笑傲江湖》开播，当时是创央视纪录的。央视有一个网站，当时也很热心，就开通了网络对话，一天晚上张纪中、黄健中还有我就去了央视网站。其实到今天，不是为我或是那部戏辩解什么，如果想做一个真实的调查，喜欢的人一定远远多于谩骂的，但通常喜欢的人不说话。当时黄健中他们对网上的评论有些不能接受，他们不理解一个人完全没有依据、没有理由的个人意见就可以自由发表。当时我们是不欢而散的，站起来就要走人的，我毕竟年轻一点，我就劝他们别那么在意网络上的东西，我开玩笑说我们要发挥阿Q精神，网络促进了我们的民主化进程。其实网络更多的是一个人自己情绪的发泄，今天他不开心了就去骂了，其实跟你无关，没必要太在意。但最开始我也是生气的，因为一件事被毫无理由地谩骂，不理解。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攻击与谩骂，心理上有准备吗？

　　李亚鹏:没有。

　　三联生活周刊:会觉得委屈吗？

　　李亚鹏:刚开始一定会有的，但就像我刚说的，想清楚那些道理就可以了。还有一点，我以前是学理工科的，学理工科的有一个共性，我们会认一个理儿。如果我认为这个事情是对的、正确的，我不会去在意那些表面的外在的东西，我不太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每人对自己都会有一个评价。就像那天在泰国警局，警方也不希望事情闹大，想我们双方化解。那两个记者想让我道歉赔他们的相机，我说没有可能，我刚打完你们就让我道歉，你以为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吗？我不会冲动到丧失理智，我打他的时候，我知道我就是要去打他的，也知道这会去坐牢的。警察说要坐48天，我还开玩笑说我们中国只要15天，到你这怎么要48天。这个事情到最后是他们先道歉的，因为我不妥协，我说我们一起坐牢，我也报案了，你伤害到我女儿，到机场调录像一定可以看到。现在是两个案子，我打了你是我错了，但你伤害到我女儿。泰国是先坐48天牢然后再审判，我说我陪着你在泰国一起坐48天，也许你判得轻。这件事对他们说就是一个工作，他们不会为了工作而去坐牢，但对我的意义是我的女儿，我愿意为我女儿坐48天的牢来表示我的态度，我需要这样一次表态，因为她以后还有那么漫长的道路。这样两种心态一碰撞，他们就退缩了，他们没必要为了工作而坐牢。后来警察说，你们先给李先生道歉，然后我也就给他们道了歉，那个相机也是警察给赔的。虽然警察不是当事人，但他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尤其知道因为李嫣，全中国已经有1400多个跟她一样的孩子获得免费治疗，这个让我特别感动。当然，第二天我离开泰国之前，又把钱给了那个警察，我不能真的让人家替我赔钱。这件事情，抛掉媒体、明星、公众，如果还有一点点价值的话，我还是觉得人心是向善的。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做记者的跟你这样的公众人物对媒体、公众的理解会有一些偏差，从你的角度理解的媒体是什么样的？而事实上的媒体跟你理解的又有什么差别？

　　李亚鹏:我跟媒体没有任何对立。公众有这样一种心态，比如前两天媒体登出来我女儿的照片，有网友留言说，“看到这个标题我真的不想看，但还是忍不住点开了”。这代表了一种公众心态，他们愿意看，这种看我不介意。我生气的是你（媒体）没必要再画一个大圈局部放大，我觉得这个行为它是恶的，这是一个分寸的问题。每个人身上都有善恶的一面，媒体要做的是去引诱人的恶还是引导人的善呢？这是媒体要去把握思考的。有的媒体它就是要去引诱人的恶，这是它的定位，这些我也可以理解，我唯一的原则是你不要伤害到小孩，拍照这个事我觉得我也好、孩子也好，我们必须从心理去克服这些事情，如果这个都克服不了，那她以后的人生道路上还会遇到很多这样的障碍。

　　三联生活周刊:其实你对媒体、公众还是有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这种心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李亚鹏: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一直都是这样的。真的，所以我说我不具代表性，这件事的发生好像把我摆到媒体的对立面上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现在的媒体越来越娱乐化？

　　李亚鹏:我觉得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方式就可以解决了，你不写是不可能的，因为大众爱看。谁也不可能为了一个道德良知，别家的媒体都报你不报。如果有一天集体的意识都提升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做到大家都不报是可能的，问题是现在市场有竞争，不可能大家都往后退吧。报我觉得没有问题，就像电影里的分级制，这篇文章如果是没有依据的，你可以在底下有一个特别注明，比如说“本消息未经证实，仅供娱乐”，我觉得可以啊。不光我们这个行业，整个社会都在娱乐化，我们没有能力去逆流而行。但是为了不混淆视听，为了保证一个道德水准，多加一句话，大家看了也就哈哈一乐。

　　三联生活周刊:李嫣的出生对你的改变有多大？

　　李亚鹏:不得不承认还是挺大的。我说了，每个人身上都有善和恶的种子，嫣儿的到来引发了我身上的善，最明显的就是做嫣然天使基金会。以我的人生阶段、财富积累，说实话还没有到让我一年拿出一半以上的时间精力来做这件事的阶段，但是因为这么个偶然的事情诱发了我去做。真的是做了以后你在当中找到了快乐，这是今天我跟我所有朋友宣扬的事情。嫣然天使基金会两年以来是做得最成功的，每一年的年度募款冠军，第二年我们募了2000多万元。第二年之后我的心态变了，不再是去感谢每一个人，当然还是感谢，只是心态变了。我是觉得大家一起做这件事，大家都得到了快乐，你们不是帮我，而是我搭建了一个平台，让大家共同去帮助那1000多个孩子。在这过程中不是谁给谁的一个施舍，而是大家都享受到了一种快乐，某种程度上应该是一种交换，你用你的钱换取了快乐。

　　三联生活周刊:她对你的性格有什么影响？

　　李亚鹏:我说了，我是一个中庸的人，中庸不代表没有性格，大部分时间我是一个不太愿意计划的人。性格上的改变我觉得是让我更明白了什么是成熟。之前跟朋友开玩笑说，以前我觉得一个成熟的人应该是有教养的人、中庸的人、克己复礼的人，但是现在，突然觉得这不是真正的成熟，真正的成熟是需要你克己复礼的时候你克己复礼，需要你去做一个流氓的时候你就去做一个流氓，你应该是一个游刃有余的、圆润的人。我的两次愤怒都是跟女儿有关，就像这次我道歉归道歉，但是我也有我的原则，这个原则应该是天下所有当爹的原则吧，不是我一个人的原则，这个原则不会因为这个歉意而改变。如果再碰到这种事我还是会去阻止，不是说还要打人，但是阻止过程中如果发生了肢体的冲突我不介意。

　　三联生活周刊:你平时想过什么办法对付狗仔队吗？

　　李亚鹏:如果是我自己我就不在乎了，如果有老人孩子，我就会想一些办法，能够避免的尽量避免。这次还是大意了，因为从不丹到曼谷很多人是直接转机就走了，而且婚礼已经结束了嘛，之前我们都是分开走的，就觉得应该差不多了。我们也不是那种特矫情的人，不是那种摆出又想让人拍又怕让人拍的人，我和王菲都不是那种人，已经没有那种心态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跟王菲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公众人物，平时讨论过什么方法来对付那些狗仔队吗？

　　李亚鹏:因为你知道是不可避免的了，也就没有办法去探讨什么对策了。比如说弄一堆保镖，我们可以弄，可是我们俩又不是那种人，不喜欢。我一直主张说，不要让那些人来影响我们的生活，既然都在这个圈子里十几二十年了，从自己的角度说就接受嘛，因为你唯一能控制的就是你自己。不要因为别人改变自己的生活轨迹，我们原本要去哪儿就去哪儿，你拍就拍吧，即使拍完再编个新闻也伤害不到我们。那次告新浪网是因为我们家人不明白，尤其是童童、楚楚那些孩子们，她们都可以上网、看报纸了，她就问:叔叔你怎么跟人约会去了？你说我怎么回答孩子？包括一些亲戚看完新闻他们都会不解，因为大众对于铅字还是会有一种信以为真的倾向。

　　三联生活周刊:说实话，你个人讨厌狗仔吗？

　　李亚鹏:当然讨厌啊，演员这个职业我8年都处于一种中间状态，我怎么还会喜欢狗仔呢？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的机场事件，我看到的大部分媒体都在批评你，而大部分的公众都是支持你的。形成的反差特别大。

　　李亚鹏:我觉得这件事有意思的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现象，至于我们该不该被保护，狗仔该不该拍，我觉得没有讨论的意义和价值，讨论完了还是改变不了现状，因为大家都是在做自己该做的事。其实也不是大部分媒体都在批评，只是从法律角度讲打人是不对的，表个态嘛，而站在人的角度讲就说该打。这件事之所以在网络上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也不是说我们俩多么有名或是打人视频有多么血腥，真正原因是这个事恰恰处于法律与道德之间的那个中间地带，又是发生在一个公众人物的身上，所以就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吧。现在公众之所以那么支持，是因为他们没有把我们当成明星，因为明星打人公众是不会支持的，通常会说“哦，明星打人了”。在这件事上大家可能觉得我也是一个受害者，生活中他们可能也会遇到类似的事情，虽然不是被媒体伤害，这种愤怒可以理解为天下所有父母都会有的吧，这件事情上可能我们之间共同建立起一条心理防线吧。

　　三联生活周刊:在中国有一种趋势，就是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保护越来越弱。

　　李亚鹏:关于公民隐私权问题，我们不谈中国，全世界每个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都是模棱两可的。作为国家机器，它需要对公众有知情权，因为国家安全需要嘛，任何一个国家不会对公民的隐私权给予太大的保障，它不会给自己设置很多障碍，更不要说为了少数人物去特别设置一个法律，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有朋友说，我应该呼吁去建立一个相关的专门法规，我说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我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这件事呢，把它当成一个娱乐事件是可以的，要是真想借此有什么更深的想法，很难，这是一个很难改变的现状。

（实习生吴新叶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29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2008年第29期：平安奥运的国家能力  发稿情况如下，请作者及时与本刊联系支付稿酬事宜:

• “读者来信”专栏:
   《奥运的推动力》      作者：卢兆盛（湖南永州）
   《奥运生活》　        作者：小丸子（北京）
   《我看刘翔关注》      作者：袁先生（北京）
   《常州大米何处寻》    作者：山河（常州）
   《家乡的污染》        作者：李国忱（辽宁昌图）
• “生活圆桌” 专栏：　
    《遇见1/10大卫》     作者：手足无措
  　《新本格爱情小说》   作者：劳乐
  　《我不是宿醉主义者》 作者：邱代东
    《嫁人当嫁游坦之》   作者：阿池
• “个人问题” 专栏：
    《八百块的美好生活》         作者：小愁（北京）

链接：《三联生活周刊》欢迎广大读者给本刊投稿

2008年第29期总第491期 2008年8月11日出版

【封面故事】
平安奥运的国家能力
有朋来不亦乐乎
一场成功的奥运安保是应急和预防完美融合的杰作，它背后是强大的国家能力和人民充分享受奥运会的快乐。

从雅典到北京：奥运安保最后倒计时

“时间不允许请示来请示去”
——专访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应急办主任、北京奥运安保指挥中心军队工作部部长田义祥大校

快乐奥运的安保代价

最成功的奥运安保，追求的是均衡
——专访国际奥运安保专家尼尔·弗格斯

“雪豹突击队”和奥运反恐精英

青岛:“世界最好的奥帆中心”的安保考察

香港奥运安保踏访——为了更平和欢乐的聚会

【社 会】

寻访巨星：没有成绩的英雄——德里克·雷德蒙德

逝者：索尔仁尼琴

调查：一个“政策性贫困”的小山村

生态：东北黑蜂在饶河

【经 济】

市场分析：重建估值体系

收藏：名画匿迹160年

商业：贿金管理人的口供与西门子“贿赂门”

商业：为了下一个55万辆

商业：龙腾光电上市与面板业升级尴尬

商业：VC为何看重博纳国际

【文 化】

话题：威彻尔先生的猜疑和命运

文化生态：歌者范竞马

会客室：李亚鹏:我会为孩子愤怒

秀场后台：赵薇:一个女人的传奇

设计：看得见故宫的驿站

讲座：执笔法:“双钩直执”和“单钩斜执”

书话：跑马拉松的村上春树

【科 技】

健康：打盹有助“今日重现”

健康：机器人:心脏外科手术新大腕

生命八卦：前十字韧带的性别歧视

【专 栏】

投资物语：A股也翻身

有关品质：亚纳切克

体育故事：北京教练锻造的美国传奇

军事夜话：奥运会与中国核潜艇

个人问题：八百块的美好生活

邓长禧因腹部主动脉瘤破裂大量出血，抢救无效，于7月23日去世。作为邓丽君的胞弟、邓丽君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他的突然过世可能会对基金会下一步的工作带来影响，新一任执行长还需董事会开会讨论决定，毕竟，邓丽君身后留下了近4亿元人民币的遗产，加上每年可观的版税收入，邓丽君的三个哥哥和弟妹邱惠珠（邓长禧之妻）谁将成为基金会下一个执行长，将颇受关注。记者在上海采访了邓长禧的三哥邓长富，他是专程从台湾过来参加邓长禧追悼会的。他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将左右未来基金会的格局。

主笔◎王小峰

　　三联生活周刊:你能简要介绍一下基金会的情况吗？

　　邓长富:妹妹去世的时候，我还在军中，大哥、二哥也不管这些事，我们就共同推动基金会的成立，由弟弟长禧具体负责，他管了十几年挺辛苦的，管理得也蛮好的。现在弟弟过世了，但是工作还是要做的。我们一直很荣幸有这个妹妹，她用她的歌声表达对民众的关心，遗憾的是她没能来大陆。对于基金会，我们原来也有构想，想从历史上来找一个定位，所以可能在明年忌日前会办一个学术研讨会，届时会邀请大陆与港台地区以及日本的学者、专家从学术上做一些探讨，到底邓丽君对民众心理有一些什么影响。当然，现在年轻的一代没办法感触到，可能40岁以上的都会有一些感受。据我所知，大陆和台湾方面都很需要这样一个研讨会。研讨会之后会举办一些巡回的演唱，这些演唱活动以社会公益为主。这次四川大地震，我们基金会也做了一些意思表示，因为邓丽君生前对社会公益事业就很关注，到时候我们会从成都开始，希望给灾区民众带来一点安慰、激励。

　　三联生活周刊:基金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邓长富:邓丽君过世那一年，也就是1995年，成立的时候是以财产法人的性质登记的。基金会成立的几个宗旨是:一是希望能够发扬流行乐曲，二是帮助一些弱势群体，三是培养一些新生代的演艺人员。

　　三联生活周刊:也就是说，这个基金会成立主要是想完成邓丽君的心愿。

　　邓长富:对。主要是完成她生前的心愿。这10年来我们也做得不错，比如每年我们都会办一个“心愿演唱会”，发掘一些新人。《心愿》是邓丽君自己写的歌词，但是没有谱成曲，后来找了一些名家把它谱成曲。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的基金会由谁具体负责？

　　邓长富:有可能会找专业的经理、执行长来推动。

　　三联生活周刊:在上海的基金会最近几年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邓长富:不避讳地讲，毕竟在这里全面推进邓丽君的活动还是有些限制的。我曾经分别拜访过相关单位，希望大家对她当时所处的时空环境，用今天的标准对她多一些谅解，如果说能得到相关部门的谅解，我们会多做一些全面的活动。

　　三联生活周刊:之前基金会一直是邓长禧在做，你平时介入到基金会的事务多吗？

　　邓长富:平常我们都有接触，因为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就由长禧专门做。每年都有几次董事会，通过董事会来看工作的方向，今后我们也会强化董事会。我们的工作不会因人而有所改变，我们会朝着目标努力。

　　三联生活周刊:邓丽君生前跟你们兄弟几个谁最亲？

　　邓长富:我们一家人都蛮亲的。在家我排行第三，她排行第四，长禧排行第五，是最小的，我们排行前面的都各有各的工作，所以邓丽君过世以后我们就把基金会的工作交给他（长禧）来做。

　　三联生活周刊:邓丽君的遗产当中有一部分是音乐版权，但是感觉她的版权问题很乱。

　　邓长富:是这样的。以前大家没有版权的观念，比如邓丽君今天帮这个公司灌了唱片，版权就是这家公司的；隔了几年后又跟另外一家唱片公司签约，版权又属于那一家。邓丽君过世以后每家唱片公司都认为自己有版权，所以都会出她当时帮他们录的唱片。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邓丽君很多音像方面的版权最后是如何处理的？

　　邓长富:很多人在关心这个问题，出多少张唱片就要给基金会多少版税，基金会收到的版税统统用在基金会的推动工作上面。目前比较困扰的是盗版问题，在日本和香港地区都没问题，在台湾地区和大陆盗版比较多，实在地讲，我们在大陆几乎没什么版税。

　　三联生活周刊:邓丽君的歌在大陆那么流行，还没有版税？

　　邓长富:到目前为止，在大陆没什么版税收入。

　　三联生活周刊:没有通过法律渠道来解决吗？

　　邓长富:法律上讲这可能是唱片公司该解决的问题，不是我们该解决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邓丽君生前跟你说过她想回大陆演出吗？

　　邓长富:不瞒你说，当初邓丽君能谈的她都会跟我谈，当时的确有人跟她谈过，也做了一些安排。当年的文化部长王蒙也谈过，我也有参与，的确是谈到要到大陆演唱。但后来因为大陆方面发生一些事情，被延期了，没想到这一延期让她抱憾终生，没能过来。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是怎么谈的？

　　邓长富:凭良心讲，当时我看到酬劳相当高，安排到大陆几个大城市做大型演唱会。但是邓丽君不在乎酬劳，她希望她的歌声能够给广大民众带来生活、工作、家庭上的欢乐跟安定。

　　三联生活周刊:那是什么时候？

　　邓长富:1989年之前。

　　三联生活周刊:她当时知道大陆这边很多人特别喜欢她吗？

　　邓长富:这个她都知道，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她答应要来这边演唱的原因，遗憾的是她没能够和这边的歌迷实现面对面的接触。我们希望能接续她的心愿，在大陆进行一些社会公益方面的演唱。

　　三联生活周刊:邓丽君是在1995年去世的，去世前她的身体状况如何？有什么异样吗？

　　邓长富:从来没有，就像这次我弟弟（邓长禧）一样，是突发性的，以前从来没有什么症状。

　　三联生活周刊:邓丽君成名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邓长富:成名后在海外生活时间比较多，她知道作为中华儿女在外就要争气。当时整个亚洲歌坛竞争最激烈的就是日本，在日本没有实力就会被淘汰。邓丽君在日本也是下了很大的工夫，从语言、歌曲、生活环境都要去适应，不但要适应还要在歌艺上追求更高一层，她做了很大的努力，所以在日本很受欢迎。“有线大赏”连续三届的冠军都是她，参加红白大赛，参加各地方的比赛，她着实替中国人挣取了很大的光荣。我们也经常跟她说“返璞归真”，邓丽君演唱是名利双收的，什么都有了，家里有私家车但她出门还是坐计程车，手上没有任何首饰。我结婚的时候她当我太太的伴娘，一身打扮很朴素，没有任何的珠光宝气。我问她，她说什么都有了就等于什么都没有。我们在香港有最好的车子劳斯莱斯，但后来都不用，回到台湾进出都是计程车，有时回来了我会开车去接她。她很平常心，平时跟我们去吃小吃、逛逛街、买点东西，她知道不管你再怎么有名你也只是一个“人”。她待人处事很客气，不会让人觉得厌烦高傲，就像个平常老百姓。她也不认为她有什么特殊，所以，在歌坛这么多年从来没有针对她的恶意批评。

　　三联生活周刊:邓丽君是怎么看待金钱的？

　　邓长富:她生前就不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可能这边不是很清楚，台湾人比较了解，她在过世前的3到5年完全不做商业演出，就算给再多的钱也不会，她演出是为了社会公益，不收钱的。而按当时情况，她演出的酬劳是很高的，可能一个小时就要2万美元。她认为社会给了她很多，她取得成就后应该回馈给社会，所以她不愿做商业演出，甚至还帮助社会募款、捐钱。

　　三联生活周刊:刚才你说基金会还要培养一些歌手、词曲作者，这一块具体是怎么落实的？

　　邓长富:在台湾我们每年都会举办“心愿演唱会”，但大家知道现在整个的音乐唱片市场都趋于不景气，也没有办法，不过我们还是会努力提拔新人。大陆方面，我们在成都也选了一些人，过去的七八年来我们通过赞助，希望他们在演艺上有所提升。

　　三联生活周刊:邓丽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弱势群体的？

　　邓长富:她成名之后。她知道生活的困难，她觉得生活不富裕听歌还要花钱，那是一种罪过，所以她从年轻时候就开始做一些公益的演唱。

（实习生吴新叶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28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刘瑜（英国） 

　　“Formal Hall”是剑桥、牛津的特色：夜黑风高的晚上，在一个黑咕隆咚的大厅里，一群穿着黑袍子的人，一边窃窃私语，一边吃一场匪夷所思的漫长的晚饭。
　　Formal Hall是由各个College组织的。College在这里翻译成“学院”，但它不是专业划分意义上的学院（比如法学院、商学院），而是一个个地理意义上的“学生生活住宿区”。剑桥有三十来个学院，其中的三一学院、国王学院很有名。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学生住宿区（一般都是四四方方的格局，中间围着一块很大的草坪）、围墙、图书馆、草坪、食堂、财政来源和行政管理机构。每个学生（和大部分老师）不但有一个学术上的系院，还有一个生活上的学院，是剑桥、牛津独有的特色。
　　客观地说，作为一个“外来者”，我觉得College除了平添很多官僚主义的层级和条块，没有多少意义，就是个传统而已。但是College有个意义重大的功能，就是“组织”吃饭。除了提供日常的食堂功能，还有就是周末或其他特殊场合组织师生吃Formal Hall。
　　之所以说Formal，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大家要穿得比较正式，男的打领带领结，女的袒胸露背，总之大家都穿得跟去参加奥斯卡颁奖似的。但是比较奇怪的是，大家同时都要穿一种牧师式的黑袍子——既然外面都要穿黑袍子，还要求里面穿得活色生香，这不是存心“逗你玩”吗？一直没想通这一点。
Formal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吃得特别正式：餐前酒，面包，开胃菜，正餐，甜点，水果，餐后酒，咖啡和茶，一样都不能少。所以一次饭吃下去，怎么也得战斗3个小时。我吃过最长的一次近6个小时，最后活活给吃饿了。
　　Formal还意味着吃饭比较繁文缛节，比如饭前大家聚在某个神秘大厅喝酒，然后到一定钟点由某神秘人物敲一个大锣，“咣”的一声，大家才在“院长”带领下纷纷走到餐厅。有时候还要按一定顺序座位坐下。坐下之前大家整整齐齐站着，默哀一样低着头，等另一神秘人物用拉丁文嘟囔一段“感谢邪教教主赐予我们食物”之后才能入座。有一次我去三一学院吃Formal Hall，吃到一半，还必须停下来，又像默哀一样起立，听旁边一个唱诗班唱几段拉丁文歌曲，然后才能坐下接着吃完。正式吃完的时候，大家再站起来默哀一段，听神秘人物念完另一段拉丁文，然后才鱼贯而出。
　　餐厅的布置当然也很正式。剑桥那些古董房子都有几百年的历史，个个都像皇宫，餐厅也不例外。一般饭桌都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长条形桌子，桌子上方是枝形吊灯，桌子上面每个人眼前都摆着四五种酒杯，不同的酒用不同的杯子。为了增加情调，有时候还一人面前点个蜡烛。来剑桥9个月，由于同事和朋友的邀请，我已经吃过十来个不同学院的Formal Hall了。昨天这个，是社会学系一个同事邀请的，在Emmanuel College。
　　老实说，像我这样一个在县城街头啃甘蔗长大的孩子，是非常不适应吃Formal Hall的。前面一两次尝个新鲜还行，后来都是出于人情。
　　穿个黑袍子，起立默个哀什么的，也就罢了，主要是不喜欢那种“强制性的谈话”过程。一般来说除了带你去的那个朋友，前后左右都是陌生人，谈得来谈不来都得不停地扯淡。昨天那餐饭，放眼望去，都是一些头发花白、胡子拉碴的中老年白人男子，我身边也不例外，导致我昨天一整个晚上三分之一时间在和我同事讨论哈耶克和吉登斯（确切地说是我在忍受他老人家痛骂哈耶克）；三分之一时间和某物理系教授探讨正负电子对撞机和英国城市规划问题；另外三分之一时间和某卫星学家探讨卫星手机行业的最新进展以及台湾地区政治的走向问题。
　　兴趣爱好广泛的我，并不介意了解一下卫星行业和电子对撞机的发展动态，但是，4个半小时啊，在大锣被“咣”地敲响之前，我们又必须马不停蹄地说下去。所以我就说啊说、说啊说，说到两眼发直、不省人事、花儿都谢了为止。
　　问题是如果你停止讲话独自枯坐就会显得过于反社会。这不像是国内那种圆桌式饭局，七八个人里面有一两个“主讲人”就行了，其他人可以洗耳恭听。这种长条形桌子造成了讲话必须两两进行（偶尔三人四人进行）的强制局面。这种必须两两进行的对话格局，加上身边的人基本都是陌生人、一餐饭要吃上三四个小时的事实，再加上坐在你旁边的人很可能跟你根本谈不来的概率，使得每次吃Formal Hall，都构成一次马拉松式的耐力考验。
　　据说Formal Hall是牛津、剑桥特别自豪的东西，因为它让背景不同、专业不同的人有一个交流的机会，这听上去自然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当谈话进行到“So，How many grandchildren do you have”这样明显没话找话说的地步时，我开始深深地怀念在国内小火锅店里吃火锅的情形。想吃什么吃什么，想跟谁吃跟谁吃，想吃多久吃多久，想聊什么聊什么，什么都不想说的时候，往椅子背一靠，伸个懒腰，看大街上的人来人往，那惬意，哪是穿着黑袍子坐在皇宫式建筑里和白人老头子聊卫星手机能比的。自由主义者有自由主义者吃饭的方式，追求的无非是低调、简单、随便、温暖、私密、惬意，而Formal Hall，好像正是这一切的反义词。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28期个人问题专栏，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