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金熊奖的巴西电影《菁英部队》（Tropa de Elite）或许是这些年来获得这一奖项的影片中最令人惊喜的一部，尤其是在和去年获金熊奖的那部索然寡味的《图雅的婚礼》相比较的情况下。

中国当代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情况和它在国内的票房状况往往呈剧烈的反比，剔除题材限制、艺术院线尚未建立、电影分级制度遥遥无期、强势片商欺行霸市等因素的影响，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以送审评奖为目的的影片大多不太善于用凝聚在影像中的审美兴奋点去呼应、去激活民众的情感和观念世界中最普遍的兴奋点。而《菁英部队》则完全不一样，它不但拿到了金熊奖，更在巴西国内创下了史无前例的观影人数纪录。

说来有趣的是，《菁英部队》在巴西的票房业绩还牵扯到如何辩证地看待盗版与票房收入的问题。早在该片公映之前的几个月，三个负责为《菁英部队》制作英语字幕的工作人员将影片还未最终剪辑成片的拷贝泄露了出去，很快，这部影片就开始在巴西的盗版DVD市场热销了起来。和中国一样，巴西也是一个盗版大国，虽然他们的盗版DVD做工非常之不考究，碟盒的封面通常就是一张软啪啪的黑白复印纸，但其发行体系覆盖面相当之广，一时间，连亚马孙地区的丛林小镇里的人民群众都竞相奔赴盗版碟市，购买这部强烈地唤起了民众情绪的影片。网民们更是乐于将其挂在互联网上供更多的人免费下载，甚至有很多人直接将全片上传到了YouTube。搞笑的是，民众“非法观影”的热情主要是被跟踪调查拷贝泄露案件的新闻激发起来的。据巴西权威统计机构“巴西民意和统计研究所”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影片公映之前的短短几个月里，共有1100多万巴西人通过购买盗版碟、免费下载等方式“非法观看”了《菁英部队》，创造了巴西“非法观影史”上的奇迹。

按说，遭遇这样罕见的盗版，票房大多会死翘。可是从2007年10月份开始公映以来，《菁英部队》很快又创造了票房的奇迹，上映的第一周，仅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两个州，它就吸引来了18万观影者，平均下来每个放映厅有1000多人观影。仅到2007年底，这部投资规模相当于4000多万人民币的电影，就在国内影院就创下相当于人民币1亿元的票房，2008年前两个月的统计数据我一时还没找到，相信国内的总票房不会低于人民币1.5亿元，而且从它的获奖情况和它在IMDB上的排名情况来看，它在海外的票房也非常乐观。很多人开始怀疑，拷贝泄露事件是片方有意的运作，因为在民众怀着激愤的心情看完了盗版DVD之后，导演若泽・帕蒂里亚（这个名字被中国诸多不懂葡萄牙语的娱记娱编误译出了无数个错得离谱的版本）常常站出来在媒体里叫唤：“你们看的都是没弄好的版本，真正牛叉的你们还没看到呢！”于是大家就屁颠屁颠地在公映之后走进了电影院。该片的主演之一卡伊奥・戎盖拉则直接声称，虽然盗版是件万恶的事情，但是正是因为盗版，这部影片才获得了电视一般的覆盖面。

讲了这么多，倒不是想让国内的电影人如何从中学习“借盗”之术，而是想要请大家琢磨琢磨，一部影片到底要有怎样的魅力才能让人民群众在“群起盗之”之后又力挺票房――很明显，因为《菁英部队》这部聚焦贫民窟暴力、大尺度暴露军警腐败同时也高度质疑了BOPE（特别警务行动部队）的野蛮执法风格的影片，避免了以往贫民窟题材非此即彼的道德逻辑和猎奇似的暴力美学，以一种更为尖锐、更加具有伦理悖论意味的方式，深入地探询了巴西百姓身心深处的“权力与暴力之伤”。

        很久以前，我就一直有这么一个疑惑：为什么在超市里买秋裤（南方称棉毛裤）的时候，即便是某牛某枪某而爽之类的本土品牌，包装袋里的广告图上穿着秋裤的模特也都是些毛茸茸的西人？是在暗示这些品牌的国际性还是在教育大家：即使如西洋肌肉男一般长得有牛蛙型的彪悍大腿，天冷的时候还是得穿秋裤？

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这些广告图达到了一个奇异的效果，那就是每到寒风萧杀、草木凋零的时节，当我抖抖索索地穿上一条猥琐的秋裤的时候，有那么一霎那间，我会想到在辽阔的北半球处于同纬度的欧洲和北美洲，有多少根毛茸茸的西洋腿也在同时伸进猥琐而温暖的秋裤。

随着周围越来越多的朋友出国，加上后来自己也曾经出过国，我才发现，原来这秋裤跟圆底锅、电饭煲、开裆裤、酱油之类的物事一样，属于国人习以为常但在国外极其罕见的物事。一旦明白了这一点，我才回想起来，在平时看的西洋电影里面，就算是秉承写实精神有嘛拍嘛闷死你不赔命的小成本独立制片之作，也很少在当代的日常情景中看见西洋毛腿和秋裤组合在一起的情形。

西人映画中偶尔出现的秋裤，基本都是为刻划旧时代或者迟滞的乡村生活而特意安排的。在表现19 世纪末期西人日常生活的影片中，常有那种秋衣秋裤连成一片、从胸口到裤裆一大堆扣子的老式连体内衣，这玩意叫Union Suit ，1868 年左右出现，起先是为女性设计的，后来竟也在男性中风靡一时。一看见有Union Suit 的角色出现，我总会想起《大内密探零零发》里张达明的“天外飞仙装”。

从连体内衣中独立出来的现代意义上的秋裤在北美大约出现在1915 左右，它和现在中国人民穿的单层薄秋裤基本是一个模样了，但在英语中，除了学名Long Underwear ，它还有一个古怪的常用名叫Long Johns ，直译为“长长的约翰”，究其原因，竟是因为美国的一代拳师约翰·沙利文（John L. Sullivan ）经常穿一套类似的行头出没。

这种“长长的约翰”在室内供暖越来越发达、室外的主要活动空间汽车也早已有了空调的当代，在温带地区的西人世界中确实已经非常罕见了，早在上个世纪中期，它就已逐渐被视为守旧的二大爷和猥琐的“怪叔叔”们的衣着了。在当代的电影中，“长长的约翰”总是和落后地区的生活风貌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些搞怪乐手拍的MTV ，刻意穿着秋衣秋裤制造bizarre 的效果。诺奖诗人米沃什在一首诗里曾写道“在帝国的阴影里，穿着古老斯拉夫人的长内裤，/ 你最好学会喜欢你的羞耻因为它会跟你在一起。”这里的长内裤指的就是波兰人穿的秋裤，它曾被纳粹德国当作一种陋习来妖魔化斯拉夫民族。

“长长的约翰”在民国时期传入中国之后，一度被叫做卫生裤，这个命名很古怪，老是让人想到妇女用品。现在在台湾地区，秋裤还是叫卫生裤。至于大陆的北方人民何时用富有诗意的秋裤替代了卫生裤，完全不得而知，至少在五、六十年代，它还叫卫生裤。一般来说，港台地区沿用的民国词汇都要雅于大陆用语，但在秋裤这个案例上，大陆北方人民的语言创造性还是无可比拟的。

这些天网上闹起了一个“秋裤门”，说是某时尚杂志主编以西洋人和日韩人皆已淘汰了秋裤为由，强令手下员工不得穿秋裤。该主编确实太不厚道了。“长长的约翰”的确经常被国人穿得很猥琐，“秋衣露在毛衣外、秋裤裤腿袜里埋”的形象确实远离潮流达人的标准，但在供暖远不如西洋发达的中国，尤其是南方地区，不让人穿秋裤无异于想让潮人们都变成潮尸。我在网上搜到一个老美的博客，说他来中国以后看见秋衣秋裤开始也觉得很古怪，后来迫于寒冷买了一套，竟至于回国后都不习惯脱下来(http://www.redkemp.com/?p=141)。关键问题不在于穿不穿它，而在于——大多数的男式秋裤全都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没有任何设计感而言，穿上这些怪叔叔版的秋裤，再俊朗的小哥都会变得猥琐无比。
  

           这两天我很想见到一个不幸的烂人，这个烂人就是在南方某都市报写了篇球评无意中惹毛了广大重庆人民的张晓舟童鞋；见到该烂人之后我只想跟他说一句话：“不要慌，其实我是四川人，不算那三千二百万分之一！”

千真万确，我发现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凡是像我这样在重庆直辖之前出生在重庆、又在直辖之前迁出四川盆地的人，一般都把自己看作比较宽泛的四川人，他们在自己居住的地方不管遇到来自四川还是来自重庆的过客，都会同样激动地走上去认老乡。在他们的观念中，“重庆人”这个在“后直辖时代”才变得彪悍起来的概念并不十分强烈。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前直辖时代”迁出重庆的人在被问及自己的“母语”的时候，一般都回答“四川话”，很少有人郑重地回答“重庆话”。

作为一个“前直辖时代”的遗民，我对发生在重庆本土的、因为行政区划的改变带来的“地域认同加速度”深感好奇。在我看来，重庆和四川在地域文化根基上的诸多一致性决定了文化身份的“去四川化”并不能像改区号、改车牌一样“自然而然”，在短时间内通过本地化的知识生产加速建构起来的文化身份，往往具有某种危险的、具有排他倾向的狂热性，这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上都有不少先例。

如果能够摈除“地域认同加速度”所带来群氓式狂热的话，其实恶评门事件完全可以通过四川盆地人民特有的幽默方式来回应。清朝的时候，有个傲慢的下江官员来视察渝州，指着朝天门说：“你们这个码头很像个乌龟嘛！”，这时候著名的四川学人李调元就站出来拍着巴掌大笑：“哎呀，大人好眼力，这果然像一只乌龟，而且脑壳都伸到了江中，朝向下方，还是一只下江乌龟哩！”

在一个万物即将复苏、百鸟即将扑腾的冬末初春之夜里，俺去了趟俗称为“鸟蛋”的国家大剧院，怀着韦小宝景仰“鸟生鱼汤”的心情，去看西洋喜剧的始祖鸟级大师、古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鸟》。这本是一件鸟意盎然的大喜事，因为芬爷的《鸟》乃是流传了近两千五百年的、极为罕见的神话幻想喜剧，平素在各种西洋文学史论中屡屡见其威名，却始终无缘睹其剧貌，纵有罗念生罗爷译的剧本可看，也难以想像其戏剧现场。这次可好，借着希腊文化年之机，芬爷的《鸟》不但飞咱北京来了，而且还颇为应景地飞进了这个同样富有幻想喜剧色彩的“鸟蛋”，真可谓鸟鸟辉映，奇乐无穷。

在“鸟蛋”里上演的《鸟》，乃是以20世纪希腊最富盛名的戏剧导演卡罗洛斯·贡1959年的版本为基础的，这个版本据说最好地体现了芬爷的古典喜剧性与20世纪后半叶希腊知识分子在特殊时局下所感受到的当代荒诞性之结合，虽是由已届百年冥寿的卡罗洛斯·贡的再传弟子演绎，但风传其当年令雅典海罗迪·阿提科斯音乐厅的观众们大受震撼的锋芒仍有大幅度的保留。俺本抱定一睹芬爷之奇谲想象力和贡爷之大胆革新精神的期待走进了在缺水的北京因其水波潋滟而显得格外扎眼的“鸟蛋”，没想到俺的夙愿却被无情地扼杀在不靠谱字幕上了。

在北京，很多小语种的演出和影展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字幕严重不靠谱。很多承接小语种国家驻华使领馆演出和影展项目的机构都习惯于以图方便、躲麻烦为要旨，懒得花力气在各语种学科建制相对较为全面、小语种翻译人员并不十分难找的北京展开人间google，而是把对演出和观影至关重要的字幕以英语版的形式随便扔给个把稍微懂点英语的廉价劳动力去翻译，丝毫不理会该劳动力的专长是科技英语、商务英语还是旅游英语。译完之后，一般都没有审校程序，在演出或者放映的当天，通常的做法是由英翻中的译者本人亲自到现场操作字幕机。这就出现了一个死胡同：舞台上或者银幕上的对话全是小语种的，英翻中的译者经常完全找不到现场的对话和自己从英语翻过来的字幕之间的对应关系，于是往往在开始不久就陷入极大的恐慌之中，字幕像吃错了药一样，在与舞台或银幕毫无关系的情景中兀自飞溅或者淤塞。

芬爷的《鸟》饶是在规格最高、硬件设施最好最强大的“鸟蛋”上演，也没能逃脱这一“京城小语种字幕瘟疫”。和常规的“小语种字幕瘟疫”稍有不同的是，这出戏据说连翻译的蓝本英语字幕都不靠谱。开场没几分钟，俺就开始发懵了。舞台上的希腊语对话已经进行到如火如荼的地步了，字幕却仅仅只懒洋洋地爬出来一行字。又或者，台上的演员已然收声了，字幕却像春运时期的广州火车站一样，挤进来一大堆激昂文字。更郁闷的是，古希腊戏剧嘛，歌队的唱词是重中之重，可一到群鸟组成的歌队大段大段地引亢高歌的时候，字幕要么彻底消失，要么抖抖索索地冒出一句“歌词大意为鸟儿们很高兴”。俺被活生生地逼出一个完全秀逗了的冲动——想要在舞台的右上方找个打着叉关闭按钮把这出戏关闭了，然后像网上的字幕组成员一样去调整时间轴，甚至还想去射手网再下一个字幕……

在这样的字幕之下，朝拜“鸟生鱼汤”的愿望化作了泡影。实在是不明白演出结束之后为什么有些媒体会称“观众们仅凭演员们的肢体语言就能体会到古希腊喜剧艺术的精湛”，反正俺是觉得，在“字幕瘟疫”的隔绝下，无论是芬爷的经典性还是贡爷的强悍性都无法传递到观众那里，大多数人仅仅只能从肢体语言看见半个星爷。从此之后，俺下了一个决心，为了免生怨念波，北京的“小语种字幕瘟疫”一日不治，小语种演出我一日不看。

1990年代初，我去西南一带背包旅行的时候，适逢一种叫做自动扶梯的玩意第一次进入到一个大山深处的小城市，这个城市完全像炸了锅一样兴奋了起来，成千上万的人从四面八方，甚至从周边的县城，涌到第一个装自动扶梯的一家商场里，什么东西都不买，就是为了去体验一下传说中外国或者国内大城市才有的“电动滑竿”。那截自动扶梯是单向的，只能上不能下，所以很多人被自动扶梯送到楼上之后，又欣喜万状地跑下楼，继续踏上扶梯往上蹿，如此反复无穷，直到肚子折腾饿了，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吃酸辣粉去。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是星期天，很多家庭是全家出动来看“梯神”的，出于我国人民强烈的家庭观念，小一点的家庭，比如两口或者三口之家，全都要挤在同一级台阶上站着，一家三代或者四代全都扑过来的，则奋力在刚刚踏上扶梯的刹那之间，以肉搏战的方式努力实现让全家人都挤在上下相邻的两级台阶上的天伦之乐，所以在那天，那家商场的自动扶梯从开门到打烊始终被挤得满满的，任何一级台阶上都不可能找到任何一丁点立足之地。那天碰巧我走进这家商场的楼上去买电池，一下子被人民群众拜“梯神”的场面吓懵了，以至于从此对自动扶梯这种物体产生了浓重的心理阴影，每每第一脚踏向自动扶梯的时候，我总是万分惴惴不安，生怕因为没有踩到正确的位置而被汹涌的人流挤倒。

将近20年过去了，我对自动扶梯的恐惧变成了厌烦。在我娘子幼儿园阿姨一般的循循善诱之下，我现在倒是不怕第一脚踩不准了，但是依然能不上就不上，因为大多数的自动扶梯总是显得太慢、太长、太挤，尤其是在有急事需要疾走的情况下，前面水泄不通的人群就会像一大砣黑铁一样砸得你无限绝望。记得在《猫和老鼠》有一集里，猫被老鼠干掉了，要去天堂报到，去天堂的路就是一条怒长无比的自动扶梯，上面嘛也没有，就只有那只傻猫。我顿时感叹，要是北京所有的自动扶梯都像这样空，我就不烦它了。

前些年，我开始注意到有些自动扶梯的台阶中间有一道黄线，但是从来没去细琢磨它到底是个啥意思，有时候隐隐觉得，那道黄线会不会像交规里面的黄色实线一样表示严禁越线赶超？一出国以后，我立马明白那黄线是做嘛的了。线的一侧（通常是左侧）是专门用于疾行的，无需疾行的人全都自觉地站在缓行的一侧，将疾行的一侧空出。即时在最拥挤的时候，也见不到俺们这边司空见惯的俩人合站一个台阶的情形，疾行道始终畅通无阻。神啊！原来除了中国大陆以外，其他所有地方的人民群众都是这样乘自动扶梯滴！我试图在回国之后身体力行，一上自动扶梯就站到右边的缓行道去，可左边总是瞬间就被堵上。我和娘子坚持一上扶梯就分站上下两级台阶的缓行一侧，结果有一次被一朋友远远看见，还以为我俩在闹矛盾使小性儿……

前些天，我见识了一段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强悍的自动扶梯，它不是一段物理意义上的扶梯，而是一段幻视状态下的扶梯。那天我在西直门从地铁十三号线换二号线，在那段屈折到变态的露天换乘通道上，我遭遇到罕见的大拥堵。在遥远的前方，因为栏杆的阻挡，我恍惚看见连绵不绝的人头和上半截身体在一齐向二号线入口做缓慢的匀速运动，和地铁出口扶梯上的情形一模一样，也就是那种所有的人看着都不像一个人，而像一个庞大的毛毛虫的一根根脚的那种情形。于是我向娘子惊呼：“强啊！居然安了自动扶梯了！”再定睛一看，原来是被挤晕之后的幻视而已。

大概在5年前吧，我回老家看望二老的时候，在家乡给我老爷子买了一台组装的台式电脑。由于我不能常年居家尽孝，买电脑给老爷子的目的，无非是想让他有这么个家什消磨消磨闲暇时光。电脑的配置并不高，料想中，老年人多少都是有点新事物恐惧症的，能上个网看看新闻发发电子邮件什么的，兴许也就满足了他们的IT好奇心了。

万万没有想到，我老爷子在新生事物上的求知欲和进取心竟然因此而被激发了起来，并且开始以我难以想像的蓬勃之势，一步一步将我推到了目瞪口呆的境地。一开始，老爷子每每遇到电脑问题的时候，都会找我一个堪称本地IT精英的发小相助。该发小在与我联系的时候，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对我老爷子的赞叹，说其他的老年人请人来修电脑的时候，大多退避在一旁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唯独我老爷子一直伺候在旁边问长问短，像一根生机勃勃的老问号一般，久而久之，竟也积累了不少的IT基础知识，虽然使用得较为生涩和混乱，但也能够凑合着说出一些“硬盘转速”、“虚拟内存”、“武藤兰”之类的词语。

在这期间，由于每次回家的时间都比较短促，我没机会像我的IT发小一样对我老爷子IT技能之突飞猛进产生发自肺腑的惊诧。今年春节，好容易在家呆了上十天，我终于全面目睹了老人家老当益壮的IT生活。5年前给他买的电脑，早被他自行升级了n次，拆机箱是他最热爱的锻炼项目，主板、内存条之类的玩意被他捣腾了不知多少遍，连风扇坏了都是他自己修好了强行绑上去的。他的电脑桌面非常具有震撼力，一个六旬老人居然用的是一个连我都不知道的日本少女偶像组合写真，几个幼齿小妹的勾魂笑脸像向日葵一样呈放射状在屏幕上花哨地铺开。至于程序列表，更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msn、QQ、迅雷、BT、电驴、暴风影音、千千静听、photoshop、nero、联众、金山快译等等，都是他自己装的。他会使用ghost，会用超级兔子优化系统，会钻各种空子获取卡巴斯基的半年免费激活码，有些诡诈的小技巧玩得比我还溜。

我深深地后悔把电脑带进了他的晚年生活，因为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标准的高龄宅男，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几乎全部耗在电脑前面，联网打牌、视频聊天、加工自己拍摄的相片和录像、突破各种限制浏览重口味网页或另类新闻、追踪各类全国性或本地性的公众事件、下载各种或流行或诡异的音像制品……不过，于养生无益的IT生活终于也修成了正果，去年他居然作为内容总监，牵头搭建了当地的一个小型官方网站。

我以为我家老爷子彪悍的IT宅男生活只是一个罕见的个案，没想到回来以后跟朋友们一聊，竟发现彪悍的IT老年们遍布祖国大地。我一朋友的六旬老妈先是特别迷恋在淘宝上买东西，后来干脆在淘宝上开了个店，专卖她自己做的泡菜和辣酱，生意极其火爆，我朋友的男友完全成了她的专用快递工；我一哥们儿的老爸是个深度ppt爱好者，平时没事儿就求着儿子把在公司会议上的发言拿给他做ppt玩，就连给孙子讲小红帽的故事也要做个超炫的ppt；更有一小友的奶奶，都年过古稀了，不但爱打CS，还爱跟着一帮屁孩儿一起玩cosplay，而且扮演的还是《三国无双》里的貂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