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地震那样海量的报道中，可惜专家的声音所占概率很小。但如果作对比，我真觉得，与专家的声音比较，我们自己自以为是的声音真显贫瘠。专家之强大，就因他们所占据的知识背景。

   朱文轶这次采访了灾后安置规划总规划师吴志强，吴志强也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吴志强认为，这次造成大面积房屋倒塌、人员数量较大伤亡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农村与乡镇房屋建筑没有规划而乱盖乱建，没有建筑质量与安全检察标准。他说，不能简单将房屋倒塌归结于贫穷，大量情况是农民在建房时没有安全意识，农村也没有安全监察机制。不仅地形选择，房屋构建都没有科学的管理，农民没有将安全放在首位，钱都放在贴瓷砖这种装饰上去了。

   他的观点使我联想：这种居住安全的意识要是不能根本建立，现在盲目鼓励农民们自救，抓紧时间重建家园，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还是在鼓励农民“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那种简单以砖垒成的房子，再碰上强震，还是会被震塌。这也会构成第二次伤害。

   吴先生这个专访，使我感到，我们在知识与传统承袭两端欠债所酿就的悲剧。当农民以辛苦劳动积攒盖房的时候，不会意识到房子结构的安全对自己的生存而言是第一位的，所以他们不会有意识请一位有知识的建筑师，先来确立房子的安全。相比房屋的安全设计，建筑质量实在是第二位，农民为自己建房，也不会有在建筑质量上偷工减料的问题。实在是农民所掌握的知识，决定了他们意识不到设计与图纸是最根本的立家之本。农村那些一代代传下来的泥瓦匠们，就这样变成了杀手。

   如果古人一代代传下的营造传统还在，即使农村泥瓦匠，也不会在房屋结构上马虎。吴先生说，震后到都江堰看，古人留下延续那么多年的建筑无恙，震毁的都是后来的添加物。这充分说明，古人在营建技术上是充分考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吴先生称其为柔性关系。可惜的是，古人的柔性关系，在这一百年里被破坏殆尽了，能承袭的工匠已经被消灭了；现代建筑的刚性关系，在幅员广阔的农村，包括城市里早些年大干快上的建筑中又都未建立起来；所以这次重大灾害实际是知识贫穷的结果——如果我们重视知识，老祖宗其实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避灾的原则都讲得特别清楚。

   所以还是回到了根本的起点——一个人人尊重知识的民族与国家才是强大的民族与国家。知识才是抵御灾害的力量。

   在这次地震那样海量的报道中，可惜专家的声音所占概率很小。但如果作对比，我真觉得，与专家的声音比较，我们自己自以为是的声音真显贫瘠。专家之强大，就因他们所占据的知识背景。

   朱文轶这次采访了灾后安置规划总规划师吴志强，吴志强也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吴志强认为，这次造成大面积房屋倒塌、人员数量较大伤亡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农村与乡镇房屋建筑没有规划而乱盖乱建，没有建筑质量与安全检察标准。他说，不能简单将房屋倒塌归结于贫穷，大量情况是农民在建房时没有安全意识，农村也没有安全监察机制。不仅地形选择，房屋构建都没有科学的管理，农民没有将安全放在首位，钱都放在贴瓷砖这种装饰上去了。

   他的观点使我联想：这种居住安全的意识要是不能根本建立，现在盲目鼓励农民们自救，抓紧时间重建家园，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还是在鼓励农民“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那种简单以砖垒成的房子，再碰上强震，还是会被震塌。这也会构成第二次伤害。

   吴先生这个专访，使我感到，我们在知识与传统承袭两端欠债所酿就的悲剧。当农民以辛苦劳动积攒盖房的时候，不会意识到房子结构的安全对自己的生存而言是第一位的，所以他们不会有意识请一位有知识的建筑师，先来确立房子的安全。相比房屋的安全设计，建筑质量实在是第二位，农民为自己建房，也不会有在建筑质量上偷工减料的问题。实在是农民所掌握的知识，决定了他们意识不到设计与图纸是最根本的立家之本。农村那些一代代传下来的泥瓦匠们，就这样变成了杀手。

   如果古人一代代传下的营造传统还在，即使农村泥瓦匠，也不会在房屋结构上马虎。吴先生说，震后到都江堰看，古人留下延续那么多年的建筑无恙，震毁的都是后来的添加物。这充分说明，古人在营建技术上是充分考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吴先生称其为柔性关系。可惜的是，古人的柔性关系，在这一百年里被破坏殆尽了，能承袭的工匠已经被消灭了；现代建筑的刚性关系，在幅员广阔的农村，包括城市里早些年大干快上的建筑中又都未建立起来；所以这次重大灾害实际是知识贫穷的结果——如果我们重视知识，老祖宗其实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避灾的原则都讲得特别清楚。

   所以还是回到了根本的起点——一个人人尊重知识的民族与国家才是强大的民族与国家。知识才是抵御灾害的力量。

   在这次地震那样海量的报道中，可惜专家的声音所占概率很小。但如果作对比，我真觉得，与专家的声音比较，我们自己自以为是的声音真显贫瘠。专家之强大，就因他们所占据的知识背景。

   朱文轶这次采访了灾后安置规划总规划师吴志强，吴志强也是通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吴志强认为，这次造成大面积房屋倒塌、人员数量较大伤亡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农村与乡镇房屋建筑没有规划而乱盖乱建，没有建筑质量与安全检察标准。他说，不能简单将房屋倒塌归结于贫穷，大量情况是农民在建房时没有安全意识，农村也没有安全监察机制。不仅地形选择，房屋构建都没有科学的管理，农民没有将安全放在首位，钱都放在贴瓷砖这种装饰上去了。

   他的观点使我联想：这种居住安全的意识要是不能根本建立，现在盲目鼓励农民们自救，抓紧时间重建家园，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还是在鼓励农民“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那种简单以砖垒成的房子，再碰上强震，还是会被震塌。这也会构成第二次伤害。

   吴先生这个专访，使我感到，我们在知识与传统承袭两端欠债所酿就的悲剧。当农民以辛苦劳动积攒盖房的时候，不会意识到房子结构的安全对自己的生存而言是第一位的，所以他们不会有意识请一位有知识的建筑师，先来确立房子的安全。相比房屋的安全设计，建筑质量实在是第二位，农民为自己建房，也不会有在建筑质量上偷工减料的问题。实在是农民所掌握的知识，决定了他们意识不到设计与图纸是最根本的立家之本。农村那些一代代传下来的泥瓦匠们，就这样变成了杀手。

   如果古人一代代传下的营造传统还在，即使农村泥瓦匠，也不会在房屋结构上马虎。吴先生说，震后到都江堰看，古人留下延续那么多年的建筑无恙，震毁的都是后来的添加物。这充分说明，古人在营建技术上是充分考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吴先生称其为柔性关系。可惜的是，古人的柔性关系，在这一百年里被破坏殆尽了，能承袭的工匠已经被消灭了；现代建筑的刚性关系，在幅员广阔的农村，包括城市里早些年大干快上的建筑中又都未建立起来；所以这次重大灾害实际是知识贫穷的结果——如果我们重视知识，老祖宗其实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避灾的原则都讲得特别清楚。

   所以还是回到了根本的起点——一个人人尊重知识的民族与国家才是强大的民族与国家。知识才是抵御灾害的力量。

   史培军先生是著名的灾害风险研究专家，第20期周刊，吴琪有一篇近万字对他的专访，我以为对这次抗震救灾的思考非常深入。他在5月13日凌晨两点就分析出了这次地震的基本数据，估计死亡人数将达到5万—10万人，严重受灾面积15万平方公里，受灾人口仅四川省就将达到2000万。

   在回溯讨论这次救灾部署时，史先生认为，自救与他救的关系是一门学问，他不赞成大批人员没计划地进入灾区，还认为没必要把所有灾民都往外转移。现在这种后期的问题已经显现出来——救援人口增加了供给难度，而灾民的集中也减弱了自救的力量。

   史先生认为，应该根据地震烈度来科学地部署人口转移与安置，这次地震，处于最高等级9度以上的人口是22万，他提出一个“救灾教育移民”的思路——让各地高校吸收其中参加高考的孩子，将有技能的劳力转换成工业人口，国家就只需救济剩下的老弱病残。8度地区涉及250万人口，其中一类房屋加固后还能住，一类只能放弃；7度区内涉及777万人，70%—80%的房子加固后还能居住。这样就把灾区庞大的人数分解了，这大约是今后一段时间各级政府急需要做的深入工作，但好像许多基层政府都在强调受灾程度，很明显大家都在争援助与重建基金。

  从这一篇专访中，我感觉到这位专家的思路特别清晰，这是真正能称为专家的，有幸的是，这样的专家现在越来越多。这次灾难救援，不仅不惜一切代价；而且在不计成本、不惜代价中开始重视科学决策，有一大批各类专家开始云集指挥部，参与决策，它保证了救灾的相对有序，这应该说是更重要的进步。

   这篇稿件成了我们第三期抗震救灾报道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其次两篇，一篇是李菁对空降部队军长的专访，也有8千多字，讲述了空降兵救援的全过程。另一篇是朱文轶第二次深入都江堰作的灾区调查。

   大地震已经发生三周，真有一种一切秩序都被破坏的感觉。先是那种面对无数无辜在瞬间逝去，情感上的崩溃；随后，当我们的日常生活与灾区人们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会从价值观中产生一种更深刻、无所适从的崩溃。灾区采访回来的记者，说到最深入的感受，就是这样的崩溃。上周出版的一期周刊，李菁有一篇采访北川一个老师的口述，标题是《地裂缝了，人与人之间的缝合上了》。我觉到的却是，面对这次那样真实展示的灾难，使每一个具体个人的生活，都无法回避那样逼人的残酷。这残酷在——你的真实生活与他们的真实生活形成了不该形成的对比，除非你将自己与这场灾难彻底隔绝开来。

   只要你的血是热的，也许就会感到，原来似乎很坚实的社会通行的同胞之间的关系，突然都变成了很残酷的对你自身的追问——于是，一时无法再循着原有生活轨迹，那样心安理得地享有生活的馈赠了。从这个意义，可以说，大家都被这场大地震所伤害。我不知道，城里的餐饮、酒吧的生意是否因此受影响，但我相信，那么多人捐了款，献了血，心态仍不能平静，于是只能赶往灾区，成为志愿者。成了志愿者，仍然没法平静，因为即使成了其中一员，你的生活也无法改变；因为你越深入灾区人的生活境地，就越对社会在竞争中的公平概念产生怀疑；于是，面对这些悲惨生活中人，心灵也就更会被越来越深地被刺痛。

   以我看，这场崩溃，来自城里我们这些过着比较优越生活人的良知。实际是，灾区人的生活境地，通过这场灾难，在城里我们的生活对比中被加倍地放大。这当然是非理性——灾区人其实长年累月都在那样艰难地生活，只不过这场突然被透明的灾难，把一切都真实放大了，放大到使我们无法回避，感觉到了切肤之痛。当然，也有人说，那些住在深山里的人其实并不感觉到那么痛苦，我们只不过是在用我们的痛苦，来理解他们的痛苦。

   我不知道怎样来表达这种感受，上周从发稿结束后，就一直萦绕着这样无法排斥的问题。本来想写一篇文章，却又无论怎么表达，都觉得无以言说、无法言说。现在一些人在轻而易举揭露这场灾难中的伤疤，我却觉得，如果我们每人都置身这场灾难之中，而非灾难之外，最痛苦的，大约就是对自己的追问。可惜，很多人仍将自己置身灾难之外，回避着这种追问。

   以我看，这次大地震对大家最深的影响，其实应该是真切体会到了贫富差距对人与人关系所构成的残酷。我们其实都在这个结构之中，由此可以说，我们无论怎么表现，都显虚伪。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我们太多接受了竞争中择优汰劣的逻辑，在人与人关系中建立了层层叠叠的等级。富就是成功，贫便是失败，在这样名正言顺的公平竞争话语下，大家就心安理得。这场大灾难，那种命运的冷酷变成了一个标尺，于是那些用光了辛苦劳动所有积蓄盖成的这样一震就塌的房子，就变成了对我们日常生活最深刻的质问。

   昨天看到吴琪专访这次抗震救灾专家组副组长，一位地学专家，他说，这次震塌的许多学校其实是农民自己集资修建的，这样的校舍在我们幅员辽阔的农村其实比比皆是。由此想到的是，在这些年财富分配中，多少人攫取了多少不合理的财富？这些不合理财富中的相当一部分，本来是公共可用于调节贫富差距的资本。这是对社会结构最深刻的一次反思——财富分配结构如果不改变，就还会有大量这样的房舍在灾难袭来时倒塌。

   当然，大家的生活都不可能改变，谁都期望过上更好的日子，要是向低标准看齐，就又回到了“卑贱者最聪明”。但社会责任意识可以觉醒，社会结构由此是可调整的，愿这次大地震能由此变成一种动力，如真能举全国之力，由此变成为逐步缩小贫富差距而作的努力，使富裕城市与贫困城市、富裕企业与贫困企业、富裕人口与贫困人口真正形成打开阻隔的对口与长久扶植，倒有可能形成我们这个社会的真正一大进步。

   第二批我们的文字加摄影记者共8人，想记录各路志愿者对灾区受伤害的关怀，尤其是针对被伤害的孩子们。刚开始想聚焦在孩子，后来想扩大到家园——家园残破了，如何得以慰籍与重建。这次四位女将基本都从孩子们的记录出发。李菁记录了一个孤儿与一对在地震中伤残的小学生的故事；马戎戎跟踪在一个寺庙里生下的婴儿；贾冬婷跟踪聚源中学一个失去了好友的孩子；葛维缨记录一个乡村老师与他带出的35个孩子的安置。男记者魏一平跟踪了一个村几个在地震中生还的好伙伴。在北京，陈超通过对救助中心的采访，认为孤儿领养，应为孤儿选择合适的家，因为孤儿心理呵护最需慎重。我们这一期，希望多一些在残酷的灾难已发生后的温情。死者已逝去，家园已残破，但幸存者还要活下去，生活还要继续。

   温情与温暖，我以为是两个概念。家已残破，生离死别，如何有温暖可言？我们能表达的实际只是一种无力，温情可能也是虚伪，但不给温情又怎么办呢？但分寸是很难把握的，虚饰阳光下的灿烂与让他们凝注在那悲惨中，可能都是残酷。

   这一期由此在表达难度上要难于上一期，为怕表达不好，我们在上周五专门动员编辑部人自己写，与约一些人写一些小文，表达这次大灾难的感触。收获了30多篇，从中作选择，选了十多篇。我想表达这次灾难对每个个人生活造成的冲击，所以副标题定为“13亿同胞心灵正被洗涤”，想通过这组文章表达这种“洗涤”——同胞的概念可能在这场灾难中变得那样真切，洗的是冷漠。本来想用“被”，因考虑到还有人置之度外，所以改为“正在”。

   第一个专刊我们做了130页，第二个专刊我们做了80多页，就杂志的篇幅而言，我们肯定是遥遥领先，质量上也尽了最大努力。前后方其实都是累残的感觉，但怎么办呢？非常时期，不这样真对不起受难的同胞。今天第二批文字记者撤回，马戎戎要求留下，编辑部决定下午再派出第三批，朱文轶、蔡伟、李伟、袁越、于楚众第二次去，加上邢海洋、王鸿谅、朱步冲、陈超，苗炜也打算去。这样，马戎戎与摄影记者关海彤、黄宇已经在成都，我们将有13人各自单兵作战。

   灾区报道仍然压倒一切，我们还在尽力。

   这一周的抗震救灾报道终于呈现给了读者，外地读者因运输的周期，可能还见不到刊物。如急于想读到，可电告我们的读者服务部，电话是（010）84050427，84681045，84681046。我们周末也有值班，可以办理特快专递。

   这本刊物上，表面只在导言《汶川不会消失》中有李鸿谷的名字，但他负责了整个具体的组织。我抓整个流程的落实，他负责具体与记者联络。他一方面要保证按时发稿，向我交差，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前方记者各种各样具体的困难与压力。他对我说，他天天晚上睡不着觉。这期专刊出来后，他自己心理上又充满自责。昨晚我们欢迎第一批去灾区回来的记者，他就不断说，他做得最不够是，在情感上与记者的交流，他说他为报道的落实，显得过于冷酷。人的情感与新闻职责，这总是一对矛盾。前方记者是很无助，但稿子要完成，刊物要出来，完成不了稿子不仅对不起读者，也对不起灾区同胞。我明白他内心的煎熬，在我眼里，他还是个热血青年。

   某种意义，社会部的记者要承担更大的新闻突破的压力，我很欣赏李鸿谷这种有时充满新闻理想，经常为这种理想激动不安。他本是周刊最早的作者，后来我因喜欢他身上那种新闻的进取精神，在我们变周刊时说服他加入了这个团队。李鸿谷的新闻理想培养了社会部的整个团队，这是我以为，他对周刊所作的最大贡献。

   我总觉得，一个团队如果没有理想主义，这个团队就很难有一种凝聚力。人无法背离个人利益，但人不能没有牺牲个人利益的理想主义，当个人利益与理想主义冲突时候，我宁可选择理想主义。

   这期刊物中我们另外两位副主编都没有记下名字，但苗炜负责了对“第一时间”稿件的搜集，他一直问我，还要做什么；舒可文不仅调度了文化部记者的配合，而且一直在负责后期版面。周一晚上的排版，她一直盯到第二天早上，她的身体本来就不好，我对她的理解总是不够。

   这期刊物我们的图片是弱于文字，我原也要求我们只用自己摄影记者拍回的图片。但后来还是没办法，到周一晚上十点后，我们才决定要借用别人的照片，这时时间已经不够。摄影记者3位也不是没尽力，蔡小川自己一人带着两瓶水，背着包括灯光在内的全部器材从都江堰一直走到映秀镇。但我们毕竟只有3个摄影记者，如果保证这一期我们自己发稿，而且质量上乘，也许我们最起码需要十个摄影记者——他们没有任何汽车、飞机等等新华社记者所有的资源支持呀。对摄影的要求肯定高于文字，周刊的摄影刚刚起步，读者们，体谅他们，体谅我们吧。

   当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为自己开脱，面对这次大地震那么多受难的生命，怎么要求我们都不过分。我们所要做的，只能是如何以更充沛的情感投入这场大救援。周刊同事们，调整自己，更多地投入吧！让我们这个团队在这次特大灾难面前变得更加坚强。

   我们全本打通的抗震救灾专刊今天开始在北京上市，全国各大城市因昨天才通过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的分印厂发货，所以会陆续上市。我们的声音来晚了，在此向广大读者与灾区人民致以深深的歉意。

   这本刊物我们撤销了所有栏目，也适当撤销了广告。其中成都半山卫城的广告，我是在印刷打样时才看到，它感谢全国、世界各地对震区的援助，最后一页是“大爱不言，大恩不谢”，是广告中感人者。我要是早些知道，大约就将它调到前边去了。

   这本刊物凝聚的是周刊全体的心血。虽然我们的队伍中，只有7个文字记者、3个摄影记者去了震区，但留在北京的大家都惦记着前方，编辑部的策划每天都在讨论选题方向调整，还一些记者在北京采访后方的救援，一些给前方提供支持。图片编辑、美术编辑一直在紧张的工作状态。没有一个团队的齐心合力，这本刊物的质量是不能保证的。我们是一个无法拆散的整体。

   任何一个单位都有分工。我总说，编辑部是整个刊物的发动机，这发动机由各部零件组成，各零件都有各自位置，正是这些零件各自的忠于职守，才保证了周刊正常运行。负责社会报道、经济报道、文化报道，这就是不同的位置。眼下是抗震救灾非常时期，一切确实应以震区灾情为重，所以编辑部很多岗位的重心都作了调整，以配合这个中心。但不可能所有人员都去灾区，没有在这一期刊物上留名的同事，不等于没有参与抗震救灾。参与大救援与情系灾区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据我了解，周刊全体的血都是热的，没有一个冷血动物，没有一个自以为是的袖手旁观者，大家都心系灾区受难同胞。周刊全体所凝聚的智能，是这期刊物最坚实的基础，正是在这智能基础上，才诞生了朱文轶、吴琪、李翊、王恺，他们这些感人的文字。离开了这个土壤，也就没有他们。我一直以为，如果没有限制，周刊对所有重大事件，都有能力通过各种力量整合，给广大读者奉献这样令你们感到合格的答卷。

   周刊是一个整体，只不过每一期，都有一些人唱主角，有一些人唱配角。主角是重要的，但每一配角的努力都丰富着这本杂志的可读性与可选择性。不同的读者总有自己的喜好，你不能要求每人都是一种趣味，不能要求每人都是一种声音。那样，即使主旋律突出了，也可能是万马齐喑——读者不会再满足于这种单调。

   周刊这个整体中，各种各色人可能都有自己不愿被别人影响的个性，我珍惜这种各色个性。我一直认为，个性是自己的色调，自己的色调总是值得尊重的。各色是五彩纷陈的基础，保护各色才能保证周刊整体的丰富性。所以我强调，社会、经济、文化，各有分工，各有配合，但每一岗位每人的色调对周刊整体极为重要，彼此缺一不可，所以不能厚此薄彼。当然，每个色调都有可能有人不喜欢，这是正常的，关键在这色调在周刊整体中它是怎样画面中的一部分。这是我这个主编调色、校正色彩的工作。

   重大事件对一个编辑部的整体意识是一次提升，这次抗震救灾专刊实际提升了周刊的一个台阶，我不知周刊所有岗位的同事是否都已敏锐地意识到了？我们这个团队在这次大震中是不是经过了一次洗礼？每个岗位可能因此都要产生提升的动力，这是下一个大家都需要沉思的话题。

   这次汶川大地震，应该说，媒体的信息传输能力达到了空前未有。在贡献方面，首先是电视，然后是互联网，报刊的能力在电视与互联网的强势面前，真是显得薄弱。

   震后这一周多，我一直在通过电视与互联网牵挂灾区。24小时新闻滚动播出，央视实际出动了100多记者，奇怪的是为什么传输回来的报道重复率还那么高？大约是精选的缘故。好在还有四川台与重庆台的24小时滚动可选择。在我看，当全国人民每时每刻都在牵挂灾区的时候，信息量的需求还是第一位的。先求信息量，再求信息质量。互联网，比如新浪博客的许多个体记录，为这种信息丰富提供了平台。个体所提供的信息，我以为还是不够丰富。

   如果将电视与新华社发布的信息、各地媒体自己去采集的信息，再加上网络提供的个体信息累计，这次最可喜就是向全国人民供应了足够的信息量。那么，为什么我们在具体面对信息时，还是感觉信息重复率高，更新速度不够呢？我想，可能原因是媒体报道技术，也就是选择报道角度的方法不多所致。这种方法或手段不够，可能是因后方力量不足，通讯联络不畅，前后方的沟通很难深入。再说，即使派出了足够的记者，在策划与调配方面也显力不从心。

   媒体从业人员如果没有情感冲动，是可怕的。一个充盈着情感的记者到现场，会在悲剧面前心灵折磨到逼近崩溃。比如王恺，他说当他看到孩子们在预制板下的求助而无能力去拯救这生命时，真是心理崩溃。真是真实的记者现状，如果没有这样的情感，就不能完成充满着情感的文字。

   那么，新闻的价值与生命哪个重要？我反感“记者添乱”这个词，但我也认为，新闻绝不能高于生命。也就是说，作为记者，在面对生命的时候，要清晰意识到，你低于生命。也就是说，你不能以新闻的神圣而对生命而居高临下，无论他是怎样的生命。当一个生命奄奄一息等待救援的时候，你难道应该用采访去消耗他的生命吗？当一个救援者经历千辛万苦救出的生命害怕光线时，你难道应该将闪光灯损害他的视力吗？同样，对那些已经逝去的生命，你在拍摄他们的时候，是不是意识到了你损害了他们的尊严，惊扰他们的安宁而增加了他们的苦痛？

   我以为，这种种意识欠缺，还是因为我们总将自己摆在一个居高临下的位置。如果这次灾难报道能使我们更清楚媒体自己的位置，那对中国媒体今后的发展，将是一次重大的进步。

   媒体应该成为对生命充满情感、充满敬意的深入记录者。这种记录先应建立在倾听的基础上，在倾听中你的姿态比被采访对象低，只有尊重了采访对象，才能得到深入的记录。我们总是抑制不住要自以为是，这是因为有一种明显的优越感，于是往往反而阻隔了采访深入。这次报道中少了一些疑难的解答，比如宋晓军给我们写了一篇文章，使我明白了，为什么当时无法向汶川实施空降或直升飞机降落。比如鲁伊的文章使我知道了，从废墟堆里刚救出的人要注意什么。媒体应该帮助读者去理解一些东西，而不应妄下结论。我以为，这才是丰富、感人报道诞生的基础。

   我们愿意在实际操作中不断地反思自己的行为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