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究竟应向何处去？

王建勋

《经济观察报》2008-08-27　

在很大程度上讲，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两个判断：一是司法的性质和目的是什么，二是当下中国司法的现状究竟如何。从法理上说，司法是将法律适用于个案的过程，是将规则具体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官运用法律专业知识和推理技艺判定一个具体案件与抽象规则之间的差距，进而裁决当事人享有何种权利或负有何种义务。根本而言，司法是一种专业化活动，是一种以法律知识和技能为基础的职业。也就是说，不是任何人都能够从事司法活动，只有那些受过专门法律训练的人才能胜任。英美普通法史上的伟大法官库克爵士曾经将人的理性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理性”，一类是“技艺理性”。前者是天赋的秉性，不需要后天的学习和经验，而后者是人为学习的产物，需要长期的知识积累和经验。他说，司法正是这种“技艺理性”，因为它要求法律人长期研习法律知识并积累起丰富的经验后才能从事。当专横的詹姆斯一世在王宫里闲得无聊，声称要审理几个案子时，库克法官义正词严地说：“陛下虽然具有伟大的天赋和渊博的学识，但并没有研习过英格兰的法律和事关民众生命财产的案件；司法裁判依赖的不是自然理性，而是技艺理性和法律判断，但对法律的理解和掌握需要长期的研习和经验。”

西方人常将法官和医生相提并论，因为两者都需要专业的知识训练和丰富的经验，非外行人所能胜任；并且，两种职业都关乎人命，不同儿戏。没有人会主张让一个从未研习过医学的人充当医生，也没有人愿意找这样的外行治病。难道可以让一个未受过良好法律训练的人充当法官？

那些反对司法专业化和职业化的人常常主张，因为司法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应当让“人民”参与到司法中去，应当时刻聆听“人民”的声音，让“民意”成为裁判的依据。这就是所谓的“司法大众化”或“司法民主化”。且不说抽象地讨论“人民”是何等地容易导致卢梭式的专制，即便是承认司法应为“人民”（个人的简单相加）服务这一原则，也决不意味着“人民”应当直接参与到司法裁判中去，因为他们大多没有受过专业的法律训练，不具备必要的“技艺理性”。让“人民”直接参与司法，将会导致苏格拉底之死式的悲剧，因为判决依据的不是“技艺理性”而是汹涌威猛的“民意”。

也许有人会说，即使“人民”不适合直接参与司法，也应当让“人民”牢牢制约司法，如选举和罢免法官。这种主张对许多人而言颇有吸引力，在一些国家也有先例。但这种说法和实践与司法的性质和目的并不相符。司法的要旨在于，依赖专业化的法律知识裁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因而，能够胜任法官的是那些拥有出色法律知识和经验的人，而不是最受欢迎或者民意支持率最高的人，更不是政治手腕和鼓噪艺术玩得最娴熟的人。如果法官由民众选举产生，往往会选出一些不谙法律技艺而只善沽名钓誉的政客，由这些精于投机钻营的外行掌管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后果不堪设想。

并且，让法官受制于阶段性的选举将大大有害于司法独立，因为法官若不能终身任职，将无法保证超然于流俗之上，超然于外界的不当压力，尤其是来自于立法和行政权力的压力。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78篇中指出：“品行端正的法官应当终身任职，这是现代政府最宝贵的革新之一。在君主政体下，此项原则是制约君主专制的极好屏障；在共和政体下，它同样是制约代议机构越权和压制的优良保证。该项原则是任何政体中用以确保司法稳定可靠且公正不阿的最佳安排。”

还有人主张，司法独立使法官拥有太大的权力，因而应当对其道德水平高标准严要求，甚至认为法官的道德水准比其职业能力更加重要。没有人否认，法官的道德应当符合一定的要求，起码他不应当是一个道德低下的人。但是，我们是否有必要要求法官成为道德楷模呢？我认为大可不必，因为法官的职责是适用法律而不是道德教化，其最重要的能力是准确地适用法律而不是树立道德楷模。尽管一个熟谙法律但道德败坏的法官（比如培根）令人厌恶，但是一个道德高尚但系超级法盲的法官却令人绝望。而那些精通法律但道德水平一般的法官无疑是称职的，因为法律不过是最低而非最高限度的道德。没有一个病人会关心他（她）的医生是不是道德标兵，而每一个病人都关心他（她）是不是江湖庸医。个中道理同样适用于法官。如果我们要求法官道德高尚，无疑是在追求柏拉图式的“哲学王”统治，而这只存在于乌托邦式的“理想国”。那些认为法官道德水准比其职业能力更重要的人，显然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

当前的司法之公正性常常受人诟病，司法腐败频发，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一些人认为，原因是时下的司法改革过于强调专业化和职业化，过于强调司法独立。这种说法是信口开河还是有根有据呢？事实上，很少有人拿出系统的、有说服力的证据，大多只是笼统地指出一些司法不公的现象，比如法官恣意判案，缺乏有效监督；法官收受贿赂，贪赃枉法；不良法官不能被及时清除，还对当事人打击报复，等等。不得不承认，这些现象普遍存在，但这是司法职业化和司法独立造成的吗？

首先，这些司法不公和腐败现象其实在司法改革以前就一直存在，并不是改革后才出现的。只不过，以前人们较少将纠纷诉诸法院，对司法不公现象感受不深，知之甚少。1978-1982年间，全国法院审理的案子只有五百多万件，而在2003-2007年间，全国法院审理的案子超过三千万件，增加了约六倍。同时，以前的媒体受控相对严格，很少报道社会“阴暗面”。况且，那时候没有互联网，人们获得的“负面”信息十分有限。

其次，从逻辑上讲，司法职业化和司法独立没有理由导致司法不公和腐败。我们知道，司法职业化主要是一个提高法官职业能力和水准的过程；司法独立主要意味着司法机关不受其他权力和力量的不当干预和支配，法官仅仅依据法律独立裁判案件。可以说，没有逻辑上的理由证明，司法职业化和独立会引起司法不公和腐败。也许有人会说，司法独立不是导致法官有更大的权力，而这更大的权力不是会导致司法不公和腐败吗？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讲，司法独立会使法官有更大的权力，但是司法独立的本意决不意味着法官可以恣意裁判甚至为所欲为。相反，法官必须恪守法律，必须忠实地解释和适用规则。如果法官随意裁判，那根本不是司法独立而是司法专断。倘若认为司法独立即是为所欲为，那是对司法独立的极大误解。同样，如果以“民意”来约束司法，那根本就违背了司法独立的要义。

再次，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司法职业化和司法独立不仅不会导致而且还可以减少司法不公和腐败。司法的职业化和独立不仅会提升整个司法的专业水准，使案件的裁判更加恰当合理，而且会使司法养成中立、公正、理性的品格，确立法律至上的基本原则，实现法治和正义。成熟法治国家的经验表明，司法的职业化和独立使司法成为遏制权力滥用、捍卫宪法和法律的关键力量，使其成为运送正义的主要渠道。可以说，法治在近代英国较早地实现并非偶然，因为那里的司法职业化和司法独立一直走在前列。在英国法律家看来，没有司法职业化和司法独立，根本就谈不上法治。再看看当前许多地方的司法状况，其实不难发现，当前的司法不公和腐败很多是由于司法职业化程度低，尤其是司法不独立所致。这一点，只要我们看看法院里还有多少未受过良好法律训练的法官，看看还有多少行政官员经常对法院指手画脚便可窥见一斑。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司法改革无路可退

王利平

自肖扬卸任王胜俊上任最高法院院长后，包括法院在内的司法改革出现另一番景象。目前政法系统热闹非凡，正在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忙于推行“三个至上”。听闻这次“大学习、大讨论”的重点是法院，现就法院改革作一评析，以求教法界同仁。

一、后发劣势——肖式改革的困惑

肖扬具有法科背景，富于理想色彩，在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期间，针对司法权的地方化，司法管理的行政化以及司法官员选任的非职业化，在法院内部推动了以司法官员职业化为主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姑且称之为“肖式改革”）。针对靠模仿而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已故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曾冷静地提出“后发劣势”理论，他指出：“正因为后发国家可以轻便地模仿，一下就能快速搞经济，所以，后发国家会缺乏动力改革自己的制度。正由于来得太轻松、能以技术替代制度变革，就没动力在根本性制度上做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变革，结果牺牲了长久繁荣的机会，后发便利反成了劣势。”“肖式改革”正是后发劣势的体现。由于陶醉于所谓的“中国奇迹”，国家缺乏根本性制度变革的动力，因此，“肖式改革”只能着眼于技术层面（比如庭审方式、证据规则等），局限于法院内部，不可能以宪政为目标，这也许就是“肖式改革”的困惑。由于体制瓶径，“肖式改革”最终成了“半拉子”工程。“肖式改革”的可取之处是把握住了的真问题，看到了的真方向，遗憾的是可为的制度空间太狭小。随着肖扬的卸任，“肖式改革”落下帷幕，但“肖式改革”已将法院内部的改革空间基本用尽，继任者又该如何接着推进改革呢？

二、路径依赖——王式改革的迷惑

王胜俊上任最高法院院长后，面临着是继续推进“肖式改革”还是另起炉灶的问题。若继续推进“肖式改革”，留给其改革的空间已基本没有，接着下去必然要触及体制瓶径，若另起炉灶，方向何在？从王胜俊的经历来看，其长期从事行政及党务工作，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比较熟悉，在中央高层看来属于政治上靠得住的一类。依据路径依赖原理，王胜俊的个人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司法改革的未来。第一个明确提出“路径依赖”理论的是道格拉斯·诺思。诺思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某一路径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及未来可能的选择。基于王胜俊个人的经历以及执政党固有的执政理念的“惯性”，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走群众路线，强调司法大众化，必然再次成为法院的选择，这也许就是“三个至上”（姑且称之为“王式改革”）产生的原因所在。“王式改革”既可回应民意赢得所谓政绩，又不改变（甚至进而固化）现有国家权力架构，对掌权者而言是一很现实的选择。然而“王式改革”一出台，便遭到法学界质疑，更令人迷惑不解，有人也开始担忧起“肖式改革”的命运。

“肖式改革”似乎让人看到了一线希望，而如今的“王式改革”好像又在走回头路。如果不进行国家权力架构的改革，无论是“肖式改革”还是“王式改革”，最终都无法成功，乃权宜之计。行文至此，我想到清末朝野上下的体用之争，张之洞在《劝学篇》中道：“西学之中，西艺非要，西政最要”，“政尤急于艺”。张之洞认为，中国文化要从西方吸取的，科学技术并不重要，重要的倒是西方政治制度。司法改革已无路可退，只有顺应世界宪政大潮向前推进。

（作者简介：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  副教授）

放宽司法改革的视界

福州　一刀三

法学界最近关于司法改革的争论，名家频出，观点纷陈，颇有一番热闹的景象。然而，这场争论，感觉似乎有点自拉自唱的味道，看上去很美，其实真正关注的人并不多。正如北京某土地庙那副联语所说的那样，“这一街许多笑话，我二老从不作声”――至少就司法实务部门来讲，它是绝不会去理会这样一场带有质疑与否定声音的争论的。响应中央的决定，按照最高法院的要求，严格遵循确定的轨道，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坚持司法的“三个至上”，这必定是司法实务界明确而坚决的态度，毫无疑义，不容置疑。

而在法学界，大名鼎鼎的 朱苏力教授也已投身于中政委组织的“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宣讲活动，只有远离庙堂、身处“江湖之远”的贺卫方教授，却依然独自树旗，执着地表达着自己强烈的反对声音。此情此景，忽然便让我想起当年庄子讲述的“孔老会谈”的故事来：

老子看孔子来了，便说道：“听说你是北方的贤人，是不是已经悟解大道了？”孔子说：“还没有。”老子又问：“你怎么去寻求的？”孔子说：“我从制度上寻求，已经有五年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得到。”老子再问：“那么，你是如何寻求真理的？”孔子答道：“我从阴阳变易的道理中寻求，已经有十二年了，仍未得到。”老子说道：“不错。假如道是可以贡献的，没有一个人不把它当作礼物送给国君；假如道是可以进奉的，没有一个人不把它拿去进奉给双亲；假如大道可以说给人听，那么人们早就告诉自己的弟兄了；假如大道是可以传授的，人们也早就传给了自己的子孙。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得到道，没有别的缘故，实在是因为本心还没有领受到大道的本质。本心不曾领受，大道怎会留止？何况在外没有与本心配合的对象，大道自然也难于运行。”

从这段文字里，我们可以想见，这个担任过鲁国最高法院院长的孔子先生，当时与老子会面时，心情是多么的焦虑啊。面对急剧变革的时代，他以其满腔的热情和重建秩序的大志，用尽一生的精力，坚持不懈地游说四方，其才不可谓不高，其志不可谓不坚，其意不可谓不决，其心不可谓不诚，但结果为什么竟是如此令人失望呢：

孔子对老子说：“我研究《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研究的时间够久，书中的涵义也够明白了，便去求见七十二位国君，和他们讨论先王之道，阐明周公、召公的政绩，但是没有一个国君肯听我的。”

呵呵。在这里，很显然，庄子是在奚落我们可爱的孔子了。依庄子看来，孔老先生之所以壮志未酬，完全是因为他过于注重形而下的东西，过于注重技术性制度，忘记了制度背后的因素，因而视界不够宽，不懂得如何真正去实践大道，最后难免“美之为美，斯恶矣”、 “善之为善，斯不善矣”。

我之所以花大篇幅提起这个故事，其实是想说，当我们今天面对司法改革这个重大的法治问题的时候，法学家们是不是也应当听听老子的教诲，“形而上”一些，将自己的视界再放宽一些、从更深的层次去审视它呢？

1、放宽司法改革的视界，意味着，我们不能将司法改革仅仅局限于司法机关本身。其实很多的法学家与参与讨论的读者都表达过这样的想法，司法改革只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方面，肯定需要一个全局性、整体性的把握。没有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统一跟进，要想在一个局部取得成功，那是相当困难的。在上一篇小文中，我提到了我国目前立法上的问题，应该说那就是必须引起重视的体制的一个方面。

2、放宽司法改革的视界，意味着，我们不能将司法改革仅仅局限于当下急功近利、一步到位的做法。法治的理想虽然很美、也很值得追求，但如何实现它，却有一个历史的、缓慢演进、有机发展的过程。因此，渐进式、曲折上升的司法改革更现实，更稳妥，更为可取。比如说，关于实现程序正义方面的变革，就需要一个逐步适应本土的过程。

3、放宽司法改革的视界，意味着，我们必须更加重视自身历史传统的影响。中国法治进程真正意义上的推进，时间很短，而传统的情、礼实际上从来没有远离我们而去。诸如认同婚姻效力依婚礼公示不依登记公示的民事规则、重视客观事实甚过法律事实，根深蒂固地坚持“杀人者死”的同态复仇正义观等等。正因为如此，法学界在十年前，就有了梁治平先生的法律文化论、朱苏力先生的本土资源论，强调在一个没有现代法治传统的乡土中国推进法治必须重视的制约因素。而当年的历史法学派学者萨维尼也说过：法律是那些内在的、默默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它深深地根植于一个民族的历史之中，其真正的源泉乃是普遍的信念、习惯和民族的共同意识。道理不正是如此吗？

4、放宽司法改革的视界，意味着，我们必须更加重视培育法治的信仰和共同的价值观。

可以想想，当年五月花号上的那些人，尽管个人想法各不一致，思想是如此多元，但为什么最终会形成默契？美国的制宪会议争论是如此激烈，具体利益如此的不同，但为什么最终会达成一致？――因为他们都有着共同的价值观、相同的信仰及相近的文化背景。假如当年有一批的东方人也参与其间，你能设想会是一种怎么样的结局呢？

所以在这点上，倒是应当学学当年的孔子：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是的，努力培育与建立国人共同的价值理念，比实际为政，更为本源！

5、放宽司法改革的视界，还意味着，我们要相信未来。

这一点，就不用多说了，让我们一起读读诗人“食指”的那首诗吧：

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贺卫方盘点30年法治人物

《法制周报》： 2007年，以一个孤绝的“钉子楼”为背景，一位穿着大红唐装，手中握着同样鲜艳的宪法文本的中国重庆妇女吴苹，头头是道地阐述着个人物权，并以知法守法的理性姿态坚忍不拔地捍卫个人财产的努力，把自己锲入中国城市化运动的历史，被称为“史上最牛钉子户”。您对此有何看法？

贺卫方：我们应该感谢那张震撼人心的照片，甚至感谢开发商让“钉子户”第一次从抽象走向具象。当然吴苹最终能够获得合理的补偿，虽然有《物权法》之助，不过整体而言，还算不上是法治的胜利，只能说因为媒体尤其是网络的巨大影响力，使得政府在处理某些棘手问题时必须讲规则，手段也趋向温和。

《法制周报》： 2006年7月16日，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发生10人遇害的特大杀人案件，随后邱兴华在自家门口被捕。邱兴华一审被判处死刑，提出上诉。然而，在二审时要不要对邱进行精神病鉴定的争论成为了焦点。12月28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做出终审，判处被告人邱兴华死刑。随着一声枪响，这个案件已落幕，但对我国精神病司法鉴定制度产生了影响。

贺卫方：我是呼吁给邱兴华一个司法鉴定机会的学者之一，可惜建议没有得到采纳。无论邱兴华杀人多少，只要他在犯罪时属于精神病人并且是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就不负刑事责任。但是陕西省高院最终没有给他一个鉴定机会。

《法制周报》：2005年4月13日，因“杀妻”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在狱中度过了11个春秋的佘祥林，被当庭宣判无罪，法律终于还佘祥林清白。此事件直接推动了最高院死刑复核权的收回，以及慎用死刑的呼声。您对此有何评论？

贺卫方：难得的一起得到纠正的冤案。河北的聂树斌案到现在还是泥牛入海！湖北省高院难能可贵，在“疑罪”的情况下选择了从轻，而没有判决死刑立即执行。问题是，假如佘祥林当年也被“立即执行”了，冤案的纠正还会那么顺利么？另外，是什么因素让我们难以做到疑罪从无？

《法制周报》：2003年3月20日，在广东打工的湖北大学生孙志刚遭到收容站毒打致死，他的死引起了社会对收容制度的关注，随后国务院颁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

贺卫方：事件最后的结果可以多少告慰冤死的孙志刚。但是，人们呼吁建立违宪审查机制和启动特别调查程序却悄无声息地落空了。当然，那部恶法被废除已经是了不起的历史进步了。

《法制周报》：2003年8月18日，延安新婚夫妻张林与李巧花在家看黄碟被警察闯入盘问殴打，后来还被刑拘，引起了人们对公权侵犯私权的讨论。

贺卫方：又是一起受到全国关注、学者议论纷纷的案件。“住宅是我们自由的堡垒”，群己权界的清晰划分仍然是法治建设的艰巨任务。

《法制周报》：1999年12月22日，中纪委严肃查处了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经中央批准，中纪委给予胡长清开除党籍处分，有关部门将其开除公职。江西省委及省人大常委会分别免去其省政府党组成员及副省长职务，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将其逮捕。2000年3月8日，胡长清在南昌被执行死刑。这是被执行死刑的第一个高官，标志着中央反腐败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贺卫方：胡长清临刑前跟记者说，假如江西的媒体能够像美国媒体揭露克林顿跟莱温斯基的事那样监督尚处高位的他，又何至于让他落到这个境地？此言最值得反思。

《法制周报》：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20户农民迫于饥饿，聚集在一间破旧的茅草屋，冒着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抑或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风险，秘密开会签订协议。到会的21个农民，3人盖了私章，18人按了血红的手印。他们这次的“秘密行动”，引起附近村子群众的偷偷效仿，后来受到邓小平同志的支持，接着拉开了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序幕。

贺卫方：30年过去了，假如现在出现新的小岗村，那里的农民会做什么？

《法制周报》：从1995年8月开始尝试“疑假买假”（即“知假买假”）引发“王海现象”大讨论至今，王海成为第一个吃螃蟹打假索赔进入公众视野，成了打假和维护消费者权益的代名词，也唤醒了许多消费者和企业的维权意识。

贺卫方：王海的遭遇提出的最具法治意义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我们法律的含义能够有一个确定的解释，法官的裁量权能够受到这种解释性规范的约束？

《法制周报》： 江平先生是较早研究民法之法治价值基础的法学家，在改革之初窒息的学术空气中，他冒着政治风险，以罗马法和西方民商法为媒介，进行民法启蒙，传播私法自治的思想。他在1981年撰写了《罗马法》讲义，在1984年撰写了《西方国家民商法概要》一书，在中国政法大学设课讲学，领国内法学教育之先。

贺卫方：感谢江平先生，如果没有他的卓绝努力，过去30年中国法学将失去多少色彩！江先生的名言是“只向真理低头！”作为晚辈，我要向江先生鞠躬！

原载《法制周报》2008年8月29日，采访者：郭薇灿

就司法改革求教贺卫方老师

司法改革：国家垄断抑或民间参与？

王利平

（福建省委党校法学副教授）

当前政法系统正在大力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推行“三个至上”，即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和宪法法律至上。“三个至上”在法学界引发了司法改革方向的讨论，司法改革向何处去成了问题的关键。

目前司法改革徘徊不前，甚至出现回潮之势，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垄断司法改革，民间力量无法参与其中，国家与民间难以形成良性互动。近年来的实践证明，在没有民间力量参与，缺乏必要制衡的情况下，司法改革必然沦为部门利益之争，同时，以国家或政党为本位的司法改革，必然出现极端政治化的趋势，结果改革举措不断，司法却离正义越远。

依据人民主权宪政原则，司法改革不能没有民间力量的参与。从它国或地区司法改革的经验来看，民间参与是司法改革得以成功的重要保障。日本在司法改革中，将司法改革委员会的每一次研讨活动公开，欢迎民众参与旁听并发表意见，对每一次会议形成的书面文件，通过网站和新闻媒体对外公布，广泛征求意见。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改革中，公众通过组建专门民间性的组织予以参与。早在1987年台湾地区的部分律师就组建了“司法改造运动委员会”，作为民间力量推动司法改革，此后陆续成立的民间组织还有“司法改革运动联盟”、“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司法改革监督阵线”等。这些来自民间的力量，极大地推动了台湾地区的司法改革，被台湾学者称为司法改革的第三条路线。观察中国三十年改革历程，大凡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就莫不得益于民间力量的积极参与，这一成功经验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司法改革。因此，惟有打破国家垄断，积极倡导民间参与，司法改革才能走出徘徊不前的局面。现提出如下建议，与法界同仁探讨。

一、由人大牵头，以法院为龙头，凝聚社会各阶层力量，推进司法改革。

1、由全国人大牵头，尽快成立以法律人为主（包括社会各个阶层人员）组成的司法改革委员会，提出全面详尽的司法改革方案并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结束司法改革举步不前的现状，打破司法改革各自为政的格局。

2、改变目前法院人事和财政受制于地方党政部门的管理体制，严禁党政部门直接干预个案审理，确保法院和法官的独立地位，彻底改变行政权高于司法权的现状，突出法院作为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使法院不再是配合地方党政官员追求政绩的一个部门，而是向社会输送正义的场所。

二、以影响性案件为契机，国家与民间实现良性互动，共同推动司法改革。

1、开放舆论，破除执政党和国家垄断司法改革话语权的局面，让全民都能参与司法体制改革，强调律师、法学研究人员等法律人在其中的主导作用，逐步形成理性探讨司法改革的制度空间，促进司法改革的公开透明。

2、鉴于目前全国有重大社会影响被广泛关注的个案不断出现，比如聂树斌案、许霆案、杨佳案等，其案件价值超越案件当事人，能够对司法完善和人们的法律观念转变产生较大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尽快就有影响性的个案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借助有影响性的个案发现其中的制度价值，推动司法改革。

3、律师、法学研究人员等法律人不仅应关注个案正义，更应以个案为契机推动制度变迁，在法律的框架内发起一场法律人运动，与国家形成良性互动，凝聚朝野共识，共同推动司法改革。     

4、以国家名义有条件宽恕冤案的责任人员（多数冤案的责任人员也是现行司法体制的受害者），在全国人大表决通过的司法改革方案中，明确宽恕的时间界限，为司法改革推进减少人为障碍，避免体制内外引发尖锐的矛盾冲突，促使体制内外良性互动而非走向对抗。

三、为避免佘祥林式的冤案发生，全国人大应以人权为本位，积极回应民间诉求，促进司法改革。

1、全国人大尽快启动修宪程序，依照国际公约，将刑事诉讼被告人的重要诉讼权利上升为宪法性权利，并建立公民宪法性遭受侵害的救济机制。

2、全国人大不应一味迁就所谓国情，而应以人权保障为目标导向，尽快修订《刑事诉讼法》，使修订后的该法切实成为被告人权利宪章。

（感 谢王教授惠寄并授权发表）

司法改革的方向何在

与高一飞教授商榷

贺卫方

《经济观察报》（2008年7月12日）发表了对我的长篇访谈，题为“不走回头路”，对中国司法改革的现状和前景进行了坦率的讨论。之后，该报又发表了一系列持论各异的文章。其中陈忠林教授和何兵教授更多地强调通过司法的民主化挽救目前走向误区的司法改革，而张千帆教授则明确地指出所谓司法民主化是个“伪命题”。近年来，关于司法改革是走民主化抑或职业化的路径，我与何兵教授已经有过几个回合的商讨，甚至包括在天涯社区的“法律论坛”上一起与网友之间的交流，虽然所谓“理越辩越明”的效果并不明显。至于陈教授，我们已经商定不久的将来在重庆大学法学院开展一场辩论。我很高兴高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