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画报》专栏）

在北京的鬼街，两个美女盯着电视上的博尔特问：牙买加在非洲吧？我说没错，牙买加在埃塞俄比亚。

不信去问鲍勃·马利，Rastafari教徒相信最终所有黑人都会重返非洲，在埃塞俄比亚建立自己的乐土。怪不得牙买加人和埃塞俄比亚人都那么能跑，博尔特管短跑，贝克勒管长跑。

北京也有Rasta，但他们只不过梳一头鲍勃·马利那样的辫发。雷鬼乐在中国诞生只是最近几年的事。罗大佑的《之乎者也》、崔健的《从头再来》、窦唯的《噢乖》算是萌芽，但只是用了点雷鬼节奏而已。Ska和朋克容易火急火燎结亲，但Reggae对多数中国人来说似乎还是难听，对中国滚友来扛着炸药包说往上冲不难，难的是雷鬼那种放松的状态——就像在满脸苦大仇深的对手面前，博尔特那种放松，雷鬼赋予牙买加闪电飞人一种柔韧的质地。当然对飞人来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而雷鬼不争朝夕，还有一万年那么漫长，一切似乎都来得及，你可以慢下来，那声声Delay犹如弱水三千，犹如绵延不绝的时间，你来得及去金斯敦，来得及去澜沧，牙买加和云南，一样令人恍惚的阳光，一样在叶子上飞翔。

王磊的泵乐队五年前解除了工业摇滚的武装走向雷鬼的幽深丛林；谢天笑现在也是如此，只是很多乐迷不答应。谢天笑喜欢的还是简装雷鬼，而泵要贪婪复杂得多，泵以及后继的三跺脚玩的是Dub Reggae。鲍勃·马利奠定雷鬼乐的世界观，而突比王（King Tubby）则搞定方法论——这个方法论就叫Dub——Reggae是根源的，Dub是无限伸展的、未来主义的，Dub是时间和空间的迷宫， Dub Reggae把雷鬼引向无数陌生的情人：王磊搓合了雷鬼与川剧以及中国民歌，三跺脚则安排了一场雷鬼与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大相亲。他们师法的与其说是牙买加的老鼻祖，还不如说是同龄的法国Dub Reggae新锐，比如与王磊合作过的里昂乐队High Tone。Dub Reggae更考验一个乐队对不同类型音乐的综合驾驭能力：雷鬼、爵士、摇滚、电音，以及形形色色的民族音乐。

三跺脚这张《寨林笙歌》成了国内第一张正式的雷鬼唱片，封面是雷鬼红黄绿三原色三个小葫芦——澜沧每年有葫芦节——乐队的灵感源泉主要是云南南部澜沧江一带哈尼、彝、拉祜、布朗、傣等族歌舞。有小海、杨二两位布朗族亲兄弟改编翻唱的民歌，更有迷人的民歌采样，其中有的是在山寨采风所录。两位原籍澜沧的布朗族乐手圈定了乐队的民间民族流域，而泵乐队前鼓手小刀（傣族）和键盘手徐颖奠定了雷鬼根基，巴黎人托马则写出了一首雷鬼国际High曲《珠江啤酒》，这也是广州最火爆的音乐酒吧“喜窝”（英文名C:Union）的镇店之歌，它显示了雷鬼无国界悠游的本色，以及广州越来越国际化但又不失平民生活亲和力的气质。纽约萨克斯手亚当给三跺脚注入爵士味，他的长笛、葫芦和芦笙是专辑一大亮色，亚当充当了雷鬼和云南民乐之间的一大桥段。这张专辑从更高标准来看可能只不过是一张急就的小样，亚当的管乐录得不错，但阿东的贝斯就录得不大理想，对雷鬼乐来说，低音不足更是缺憾。

这种雷鬼与民歌、电音、爵士、摇滚天花乱坠的混搭最大的难度是如何进出自如左右逢源和谐相处，又如何最后玩飞起来。不管是泵还是三跺脚都不能说已经找到钥匙，而只是在打磨钥匙的过程中。不同的调性不同的音阶，令云南和牙买加不搭调的危险往往更大，《花头巾》、《三跺脚》、《撒依阿卡》较为浑融，但在悠长的《云海》、《芒景》等等就有点一头扎进仙景却出不来了。最见新派Dub Reggae功力的是《山歌》，电音舞曲加一点幽默的噪声，预示了乐队在电音上新的可能性。整张唱片最为浑然一体一气呵成的，反而是并不雷鬼而用了那么一点Ska快节奏的《阿细跳月》，开头的Swing大乐队时代的萨克斯靡靡之音，加上一把摇滚吉他，让人感觉Stan Kenton和Deep Purple也窜进云南山寨来参加彝族狂欢节了，那个有趣的怪叫竟来自美国佬亚当——他说是从美国民歌而不是云南民歌中学来的。

“三跺脚”是云南西南部最为流行最为大众化的一种歌舞，多以芦苼三弦为伴奏，人人会跳，在葫芦节等节日上，常可见到成百上千人围成很多圆圈手拉手整夜狂跳“三跺脚”，“三跺脚”的唱词则纯属即兴，从古到今，演化无穷，与时俱进，唱的全是现实生活，这与雷鬼在牙买加兴起时情形相似，牙买加街头歌手以雷鬼乐形式即兴说唱生活故事和报纸新闻。现在这支广州乐队的雷鬼版《三跺脚》唱出背井离乡的辛酸：“想不通啊想不通，多少青年跑广东，一天到晚忙，到头来还不是做小工。”而在云南澜沧一条乡间公路旁的小餐馆，我曾在电视上见识了一个女声合唱版的《三跺脚》，歌词更雷人：“男人都是老嫖客，要去思茅搞按摩……”电视上字幕把“老嫖客”改成了“老油客”。

或许，牙买加其实在云南。三跺脚乐队在云南山寨与乡民一起演出后曾大放鲍勃·马利，结果根本没听过雷鬼的乡民跳得东倒西歪不亦乐乎！而在北京星光现场鲍勃·马利之子朱利安·马利演出时，中国观众的身体还是过于僵硬了。或许是因为不管在牙买加还是在云南，太阳和土地更亲近，音乐也和肉体也更亲近。

三跺脚乐团北京巡演日程：

　　9月4日 愚公移山
　　地址：东城区张自忠路3-2号段祺瑞执政府旧址西院
　　票价：30元
　　9月5日 大白船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河南路8号
　　票价：30元
　　9月6日 SONG颂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九号世贸天阶B108
　　票价：50元
　　9月7日 d22
　　地址：五道口蓝旗营13CLUB往西20米 成府路13号
　　票价：30元

闭幕式上当多明戈高歌的时候，我以为解说员又要用他们绕梁百年、催人泪下的经典朗诵腔说 “今夜无人入睡”什么的，幸好没说。从申办到举办这么多年大伙都累了，让我们都好好入睡、然后再盘算明天照常升起的太阳吧；当悬梯高高架起，那三个友邦人士深情款款回望神州大地并打开张艺谋送给他们的东方寻宝图依依不舍的时候，我希望吉米·佩吉弹一段齐柏林飞船的《天堂的阶梯》把他们送走。节日已尽，梦在何方？

我们总喜欢唱一些飞来飞去不着边际的歌，我一直想知道那首“超越梦想一起飞”是什么意思：超越现实，那叫梦想，那么超越梦想的又叫什么？经过一番庄子大战柏拉图的玄思，我估摸超越梦想之后，应该就又回到现实了吧。在51面沉甸甸的金牌吊疼了我们的脖子之后，先别多想四年后的伦敦梦吧，该想想梦与梦之间广阔的现实了——现实已经在金牌光芒的照射下腰酸背疼地醒了过来，让它好好伸胳膊动腿吧——奥运金牌梦想背后，将是中国体育现实新的跑道。

奥运闭幕前一晚，一位电视女主持激动地说“应该说北京奥运已经书写了五千年文明历史最辉煌的一章”，相信人民日报社论没有这样的话，央视也断不会如此戴高帽，这应该只是主持人可以理解的一时激动肺腑之言，主持人的潜意识也许也暴露出某种集体意识，那就是老喜欢摆一个长达一万里而保鲜期为五千年的大蛋糕，然后给蛋糕隆重安上一个奥林匹克樱桃。辉煌还不够，还非要“最”不可。将奥运变成中国的加油站也不是不可以，但有时解说员说话的方式似乎还是太像是在国庆文艺晚会上了。这种意识和思维的有趣之处是把中国置于世界的中心,又把竞技体育完全等同于文明，把金牌完全等同于国力。

奥运开、闭幕式焰火设计者蔡国强的个展“我只能相信”眼下正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作为艺术家，蔡当然比张艺谋、陈其纲、谭盾等人优秀，尽管大众可能只知道他的“历史大脚印”。蔡国强个展首当其冲的就是开幕式首都上空的焰火“大脚印”的巨幅照片。蔡国强玩脚印由来已久，这次只不过从以往的作品中挪用一点创意罢了——当然，大脚印被放大了很多倍。但1991年他的《大脚印——为外星人所作的计划》却跟这次大异其趣，开幕式的“历史大脚印”很容易被说成是东方巨人扛着五千年文明一步一步踩上去的，它提供了一种爱国主义神话和历史寓言，这多少是为中国人而作的大脚印，而1991年的大脚印却是为外星人而作，或者说那就是外星人的大脚印：在两国的边境，以200包炸药引爆一连串脚印，每个脚印2米长，巨人的脚步以20秒时间迅速跨越国境线。要完成这一作品必须经两个国家的同意——这正是这一艺术行动的政治意涵，或者说超越政治、超越国别的意涵，对外星人来说没有国境线，真正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设想一下，如果蔡国强这个大脚印也能跨越俄罗斯和格鲁吉亚边境、朝鲜和韩国边境……这是一个伟大的乌托邦梦想，它是艺术的梦想，当然也是奥林匹克的梦想。

不过奥林匹克的天下大同梦想从来就与国家主义神话存在悖论。看看奥运男足的颁奖礼就知道这真是一个难以消除的有趣的悖论：巴西人不得不忍受阿根廷球员近乎羞辱的庆祝——在巴西球员领取铜牌的时候，阿根廷球员故意继续大呼小叫活蹦乱跳；更要命的是在领奖台上还要奏阿根廷国歌，升阿根廷国旗，这可是世界杯、美洲杯、世青赛都没有的，奥运会实际上比世界杯更像一个国家主义的神话舞台。巴西球员似乎从来没受过这样的折磨——尽管马拉多纳拥抱了小罗。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奥委会决定在明年创办的青年奥运会上将在颁奖后改奏奥林匹克会歌升五环旗。

说了半天，无非想说：低调一点。东方巨人的奥运金牌神话，是13亿人扛起来的沉重的杠铃，现在该是将目光从巨无霸的东方巨人身上，转移到我们每个个体身上了。“伦敦8分钟”正是一个绝佳的启示，那辆红色双层巴士，哪有咱的革命宝塔辉煌？但茫茫人海中五颜六色的普通个体脱颖而出，令威而刚的集体神话顿时有了人味。当然英国人尽可以尽情嘲笑自己的8分钟甚至看扁4年后的伦敦奥运，但对中国人来说，最可笑的就是去跟英国人比较并洋洋得意――已经有爱国媒体在津津有味地渲染英国媒体对北京奥运的赞美和对伦敦奥运的悲观了。爱国记者还在叹惜中国没什么人知道吉米·佩吉，然而请问友邦人士有认识刘欢的吗？罗格说北京奥运“让世界了解中国，也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这个做到了，但要让中国了解世界，还任重道远。

其实北京奥运还应该“让中国人了解中国”。在奥运男足女足无关中国的半决赛、三四名决赛甚至决赛上都能听到“谢亚龙下课”，“谢亚龙”仿佛成了金店门口的垃圾筒，一个让儒雅的梁文道都骂出三字经的反面典型。谢亚龙这个人是可笑又可悲，但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背后是一个生锈的体制，“亚龙”是一个符号，狗尾续貂，龙的尾巴后跟着“亚龙”，龙种之后难免有跳蚤。魏纪中先生将中国的金牌第一归功于举国体制没错，但他认为足球落后是因为“过早推向市场”却令人无法苟同。

李宁在奥运之前在电视访谈节目上说过：“中国人不需要体育，只需要金牌，中国不需要运动，只需要冠军。”

比方说，你在奥运金牌中国第一的伟大成绩鼓舞下满心想投身体育，锻炼身体，建设祖国，但发现你家乡的体育馆早就被当地体育局租给私人承包了，你根本没有运动的场地，或者付不起一小时几百的场租，只好回家接着看奥运回顾。

我知道洋人再也不敢骂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了，中国本来就是一条猛龙，只是我还是既怕“亚龙”，又怕亚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