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乐可能改变世界吗？这是台湾乐评人、政治学者张铁志在大陆出版的新书《声音与愤怒》提出的一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如果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可能！那么一个更大的问题随之而来：如何可能？张铁志带着这本新书和这个问题访京的时候恰逢大地震，他和我一起看了一场摇滚大义演，也每天目睹了空前的赈灾文艺总动员。

    张铁志书中提及2003年反战运动高涨之际，却有很多音乐人一反常规反对联合录制慈善歌或举办大规模慈善演唱会。当男孩团体Blue要找凯莉·米洛和贾斯汀录歌时，乔治·迈克尔公开呼吁别搞明星慈善秀：“我求你们，不要出现‘四海一家’的续集，因为我们在电台听到的，很少人是在真诚地做音乐。他们是靠唱别人的歌来赚钱，所以他们不够份量来支撑一种真正有意义的反战音乐。”

    当中国的歌星们为了翻唱一首歌来赈灾，然而录音棚却坐了一屋子的记者，甚至粉丝们也闻风而来堵在门口，这事难道不是变味了？——其实也没有变，他们就是那个味道，他们已经做作得很自然，不用做就已经很秀。

    既利人又利已，既做秀又公益，这是明星公益的两难和吊诡之处，不应一味苛求，但是明星和媒体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越来越容易把死也变成了娱乐——把死亡当作娱乐的背景，例如面对时尚摄影师，在地震废楼前大摆爱心Pose。我倒不认为明星去灾区就一定不能穿名牌，对此炮轰有仇富之嫌，但明星为什么非得要跑到灾区去？如果你悄悄去没问题，如果屁股后面长枪短枪跟着记者那就得注意分寸了。但要求明星注意分寸，几乎就是要求他们别做明星了，因为社会派给明星的一大任务似乎就是夸张和煽情。这就是为什么一面对明星，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的最高境界就是把他（她）弄哭。当媒体像搞金曲排行榜一样搞捐款排行榜，当爱心变成大PK，道德变成串串秀，以爱心、以道德介入社会改变世界，对明星来说已变成一团浆糊。

    更不用说以其职业道德来介入社会改变世界。对一个歌手、音乐人来说，道德指的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公民的道徳，更指职业道德——那就是你的音乐态度和水准，而如果你想介入社会政治，那你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和观念。乔治·迈克尔批评那些并非真诚做音乐（缺乏职业态度）又只会唱别人的歌（缺乏职业水准）的人，同时还指出，当年他们参加“四海一家”时有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鲍勃·盖尔多夫、斯汀、U2，而现在的流行歌手太年轻太缺乏政治知识。

    我非常尊重歌星们的爱心，但你能忍受每天在公交车上连续听八遍他们的爱心歌曲吗？为什么电视台、电台、网络和公交车要把这样从音乐到歌词都如此苍白（不只是直白）的歌硬塞到我耳朵里？这真的有把泪水稀释为白开水之嫌。情，不是这么煽的。

    至于什么社会观念、政治常识，什么独立思考、批判意识，似乎都是多余的。那次摇滚义演，主持人先宣布默哀，默哀完了他说：“谢谢大家”，一听这话，有人忍不住笑了。接着主持人挥舞铁拳指挥观众山呼加油中国，汪峰演出时又挥舞铁拳指挥观众山呼加油中国。这到底是一个群众爱国集会还是一场音乐会？到底口号有力还是音乐有力？汪峰的《我爱你中国》是伟大的爱国歌曲兼体育广告歌曲，而周云蓬的《中国孩子》却有卖国歌曲之嫌。

    斯普林斯汀是美国乐坛的反战斗士，对“美国梦”也时有深刻批判，不过他仍然遭到过“黑旗”主唱、朋克老炮亨利·罗林斯的讥讽。他厌恶斯普林斯汀的成名作《生于美国》，说一听这样的歌就会想到有很多士兵会听着这样的歌去杀人去为美国送死。

    琼·贝茨更是美国乐坛的反战圣母，但连她也遭到过苏珊·桑塔格的讥讽。她批评琼·贝茨到萨拉热窝去，却仅仅呆在坦克车里，根本没有踏上那片被战争蹂躏的土地。而苏珊·桑塔格却在战火中的萨拉热窝呆了几个月，并排演了《等待戈多》。艺术家如何改变世界？首先需要作为一个人的生存勇气，然后是作为艺术家的艺术能量。这是苏珊·桑塔格的最高标准。

    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也没问题，你可以只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去作为。但请不要随便派发爱心串串烧和艺术白开水可以吗？

   在不久前的BBC World Music年度评奖中，中国的萨顶顶击败了包括Huun-Huur-Tu在内的候选夺魁，然而图瓦乐手根本不知道、也不太关心此事，他们在1980年代就进入国际乐坛了，早已无须通过获奖来扬名。萨顶顶其实只是以“世界音乐”的制作和包装方式成功炮制出来的流行音乐或“发烧音乐”——这回发的是“全球化”的烧。朱哲琴是其先驱，而与朱哲琴何训田学院式的西藏情调相比，萨顶顶的“民族风”纯属假High——假如仅仅从流行音乐角度来说，我这么说倒没什么贬义，全球化时代的流行音乐本来就是创意多过创造，本来就是仿真的、转基因的产品——更像产品而不是作品。

   所以BBC的World Music大奖没法太当真，它确实是对中国流行乐坛一个难得的肯定，但也因此削弱了这个奖自身的权威性。这是一个牛头不对马嘴的奖，但“世界音乐”这个东西本来就是牛头不对马嘴的——应该说还远远不只是牛和马的差异，比如说将Huun-Huur-Tu和萨顶顶放在一起，大概相当于把一匹马和一个马的电动玩具放在一起决一高下。

   这就是World Music这个词固有的悖论，它一方面用于指称以电音等手段融合、炮制的“民族风”，另一方面又用于指称天罗地网无所不包的世界各地（往往是西方中心以外）的民族音乐。所谓“世界音乐”往往是一个风马牛不相及、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的大筐，真假莫辨，时尚的口红，原始的牙印……愈演愈烈的全球化只能使“世界音乐”这一概念越来越分崩离析，“世界音乐”恰好凸现了全球化与民族化之间的悖论。当然，对一个经常周游世界的现代背包客来说，不同的世界可以在他的旅行包里和平共处，他的LV包里装着尼泊尔头巾、西藏唐卡、马骨做成的骨雕……当然还装着一个i-Pod，里面存了Huun-Huur-Tu也存了萨顶顶。

   奥运年需要中国牌，全球化时代西方人的中国想象需要得到越来越多的满足，不管是小小的萨顶顶，还是大大的《卧虎藏龙》、《十面埋伏》和《功夫之王》。这需要更高明的投机取巧，西方干燥的嘴唇需要中国口红，这个时代更需要汽水泡沫，而不是酒，更需要口红，而不是血。

   然而作为国内首个真正的世界音乐节，五一期间这个以“聆听世界的声音”为主题的盛会没有邀请萨顶顶（也许以后会），邀请了Huun-Huur-Tu，邀请了新疆麦盖提县的刀郎木卡姆——除了那个年轻的卡龙琴手，刀郎艺人们都不通乐理，先锋即兴实为胡拉乱弹，但他们迷狂，他们虔诚。他们唱得椎心泣血青筋毕露眼珠暴突，他们像干渴的大地要酒喝。

   Huun-Huur-Tu骑马纵横驰聘了二十多年，而萨顶顶这位原名周鹏的解放军音乐学院歌手一夜间就坐直升机飞进了BBC。全球化时代的背包客都坐着直升机，有多少人会坐在马背上？而Huun-Huur-Tu在唱：“我的60匹马在哪儿？我的部落的定居点在哪儿？我拴马的桩在哪儿？……”这是Earth Music，不是World music，这是大地音乐，不是“世界音乐”。

   外滩犹如草原，摩天大楼成为马桩，他们无须像萨顶顶那样“创造”什么语言——萨顶顶的语言号称“梵语”——呼麦就是他们通灵的语言，当Huun-Huur-Tu的歌手跟中国乐手宋雨喆谈到他们一首歌的歌词时，讲着讲着一滴泪突然挂在他眼角。

张晓舟专栏

欧盟女官员本尼迪克特·拉佩尔曾用发生在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的一幕来说明欧洲各国不同的国民性：各国10岁左右的孩子在老师的组织下去上滑雪班，为了方便辩认 ，每人要头戴小红帽，结果，她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欧洲！

德国孩子列队整齐，帽子戴得很规范；荷兰孩子虽聚在一起，但并没想到要站得更齐一些，有的个子奇高；旁边的法国孩子很难排 好队，个子有高有矮，头发有带卷儿的，有褐色的，有棕色的，老师在那里维持秩序；再远一点的是意大利孩子，他们的老师还没到 呢，帽子的颜色也不一致，有红的，有粉红的，还有橘黄的，有的甚至连帽子都没戴；英国孩子很守纪律，但也很冷漠；西班牙孩子则在那里东张西望。

现在，列队整齐的德国孩子要与东张西望的西班牙孩子在维也纳抢一个杯子了。

足球时常被当作国民性最好的一面镜子，德国足球是最有说服力的，而西班牙足球，很不幸的，也为其国民性提供了过多的不那么令人愉 快的佐证。西班牙在大赛仅仅拿过一次冠军——1964年欧洲杯，大多时候是屡战屡败并染上心病，1982年在本土举行的世界杯上，如果不是靠裁判送给他们一个离禁区还有好 几米的犯规造成的点球，西班牙甚至小组赛就被淘汰了。西班牙差不多是一副经典落魄倒楣鬼形象。

如果非要从国民性去分析，那么西班牙人确实太过个人主义，缺乏协作精神，从其地理分析，西班牙国土被崇山峻岭分割得支离破 碎，强化了文化的隔阂和民族分离主义倾向。我倒不是要在国民性上褒德贬西。西班牙天生个人主义当然也很好（在足球上 ，也反映为出众的个人技术和即兴表演的天分）。史学家德马达里亚加在《西班牙现代史论》中对此一语中的：“西班牙人与英国人一样讨厌 抽象，与法国人一样放纵；不像法国人那样感到自己是一个平等主义国家的公民，不像英国人那样觉得自己是一个民族社会的成员 ，也不像意大利人或德国人从前那样认为自己是一个帝国的臣民的臣民。西班牙人是人。”

德国人的整齐和服从也可以通向悲剧。如果说德国的国民性是他们太国民、太“大国民”了，那么西班牙的国民性就是太不国民了 ，如果说德国人如同一架高速高效运转的机器，那么西班牙人绝对不会轻易成为机器的零件。西班牙人的地方主义往往胜过（至少是冲淡了 ）爱国主义，或者说，他的爱国主义更体现为对所在民族、地区乃至小村庄的爱。

直到现在，西班牙国歌才刚刚确定了歌词，而西班牙球员还没有学会唱这些歌词，这在德国人看来肯定是不可思议的——西班牙队为什么不能 像练点球一样练练唱自己的国歌。只能说，西班牙人更尊重差异和多元，尊重个人选择。博扬因为觉得自己心理上没有准备好 ，而拒绝了国家队的征召。如果是在中国，他会死得很难看。

然而，足球终归是最讲究集体主义的，而集体主义精神和纪律，向来是德国人第一，德国队已经无数次证明他们可以凭此战胜几乎每 一个个人天分在其之上的球队。

但是从西班牙大破俄罗斯之战，德国人不单应该看到西班牙人超凡绝伦的个人技术，还有他们不断加固的整体战术，更可怕的是这样的一幕 ：当大卫·席尔瓦攻入第三球，替补席上的西班牙球员围成圆圈抱成一团狂跳，不管是早早被换下场的托雷斯，还是受伤无缘决赛的比利亚 ，或者在卡西利亚斯阴影下永难有出头之日的塞纳，不管他是加泰罗尼亚人，还是马德里人、瓦伦西亚人……他们抱在一起，不再东张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