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王星的发现是科学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之一。1846年9月23日晚，德国天文学家伽勒在柏林天文台发现了它，但是这个发现是根据法国数学家勒威耶的计算做出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勒威耶才是海王星的真正发现者。这个发现公布之后，英国天文学界声称英国数学家亚当斯早在1845年9月就已计算出了海王星的位置，比勒威耶还早，只不过没有引起天文学家的重视。这个说法引起了一番国际纠纷，最终还是达成了共识，把亚当斯也做为海王星的共同发现者。

    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才有学者怀疑亚当斯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向格林威治天文台索取记载亚当斯的工作的档案，却被告知找不到了。最后一次借阅这批档案的是格林威治天文台天文学家艾根，但艾根否认这批档案在他手里。艾根后来到智利天文研究所工作，于1998年10月2日去世。他的同事在整理其遗物时，发现了被他窃取的亚当斯档案以及一大批格林威治天文台藏书，重达100多公斤，装成两大箱归还给英国。亚当斯档案至此才被公之于众，不仅动摇了亚当斯做为海王星共同发现者的地位，而且暴露了当时的英国天文学界为了国家荣誉，试图窃取海王星发现权的阴谋。

    这个故事要从天王星的发现说起。1781年3月31日晚，德裔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歇耳用自制天文望远镜观测夜空时，发现了一个新的天体，他以为可能是一颗彗星。但随后其他天文学家的观测证明了这是一颗大行星，被命名为天王星。1821年，巴黎天文台台长布瓦尔把天文学家历年对天王星的观测记录编辑成天王星星表，并根据万有引力定律推算天王星的运行轨道，惊讶地发现天王星的实际位置偏离了推算出的轨道。是万有引力定律有误，还是有一颗未知的大行星在干扰天王星的运行呢？

    1832年，时任剑桥大学天文学教授的艾里向英国科学促进会做了一个报告，介绍这个困扰天文学家的大难题。没有必要怀疑万有引力定律的正确性，那么更可能的情形就是存在一颗有待发现的大行星。要找到这颗大行星，需要解决“逆摄动”问题。如果知道一颗大行星的位置，根据万有引力定律可以计算出它对临近大行星的运行的干扰，也就是天文学上所谓的“摄动”。但是如果反过来，要从某颗大行星受到的“摄动”推算出未知大行星的位置，则要困难得多，当时大多数科学家认为是不可能做到的。

    1841年6月26日，在剑桥大学读本科的亚当斯在剑桥书店里读到了艾里的报告，立志要在毕业后攻克这一难题。1843年亚当斯毕业留校任教，通过剑桥天文学教授查里斯向已荣任格林威治天文台台长的艾里索要格林威治天文台的天王星观测数据。1845年9月，亚当斯获得了计算结果，推算出未知行星的轨道，交给查里斯，希望剑桥天文台能据此寻找新行星。但查里斯并不相信亚当斯的计算，不过他还是写信向艾里推荐亚当斯。亚当斯在1845年10月21日两次拜访艾里，都没能见上面，留下了一张便条。保存至今的这张便条列出他的计算结果：新行星与太阳的平均距离为28个天文单位（地球与太阳的距离等于1个天文单位）——比实际距离远了四分之一；它在1845年10月1日的位置为黄经（即天球经度。正如地理学家用经度和纬度标记地球位置，天文学家用黄经和黄纬标记天球位置）323度34分——只比海王星的实际位置差了大约2度。

    艾里以后将把这张便条做为亚当斯首先预测出海王星的重要证据，不过当时他并不相信这个大学毕业没多久的年轻人解决了逆摄动难题，何况亚当斯并没有说明他是怎么算出该结果的。但是，艾里还是给亚当斯写了一封信，想进一步了解亚当斯的工作，比如，他是否也能解释天王星矢径（即到太阳的距离）的偏差？亚当斯草拟了回信，但是奇怪的是，他没有把信发出。

    艾里没有收到亚当斯的回音，就把这事忘了，直到1846年6月读到勒威耶的论文才又想起来。勒威耶是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教师，在1845年夏天开始研究天王星摄动问题，并在一年内发表了三篇论文。勒威耶的第一篇论文发表于1845年11月10日，准确计算出土星和木星对天王星的摄动影响，说明这些不足以解释天王星的轨道偏离。勒威耶在1846年6月1日发表第二篇论文，估算出未知行星的大致位置。艾里读到勒威耶的第二篇论文后，觉得其结果与亚当斯的很相似，于是给勒威耶写了封信，问了向亚当斯问过的问题，但是并未透露亚当斯也在做同样的研究。勒威耶很快回信，回答了艾里的问题。

    勒威耶的答复让艾里感到满意，也使艾里觉得有必要寻找新行星。但艾里视力不佳，没法自己做观测。他建议查里斯在剑桥天文台秘密从事寻找新行星的工作。查里斯于7月18日开始，根据亚当斯提供的新的计算结果进行观测，但是一无所获。

    这一年的8月31日，勒威耶发表了第三篇论文，预测了新行星的质量、亮度和更精确的位置，并呼吁天文学家据此寻找新行星。令勒威耶沮丧的是，似乎没有天文学家理睬他的呼吁。9月18日，勒威耶想起柏林天文台一位名叫伽勒的年轻天文学家曾经给他寄过学位论文，于是给伽勒写了封信，告诉他如果把天文望远镜对准黄经325度的区域，他将会发现还没有人见过的太阳系第八颗大行星。9月23日上午，伽勒收到勒威耶的来信，当天晚上就开始观测，由他用天文望远镜进行观测，报出天体的位置，其助手德莱斯特则在一旁核对星图。几分钟后，伽勒报告在黄经325.9度看到一颗亮度8等的星，德莱斯特大叫“那颗星不在星图上！”第二天晚上他们继续观测这颗星的位置，发现略有移动，表明的确是颗行星。第三天，伽勒写信向勒威耶报告：“你计算出位置的那颗行星真的存在。”

    勒威耶写信给包括艾里在内的一些天文学家报告新行星的发现，并建议命名为海王星。艾里、查里斯公开了他们对新行星的秘密寻找过程，并宣布亚当斯早已计算出新行星的位置。他们要求把新行星命名为海神星，显然觉得他们拥有一定的优先权。法国人理所当然地对此表示怀疑：如果亚当斯真的做了准确的计算，为什么不写成论文发表？为什么要在事后才来争优先权？

    随着时间的推移，争论逐渐平息。英国王家学会授予勒威耶奖章表彰其贡献，而国际上也承认亚当斯做出了独立发现。但是当初的疑问并未很好地被回答了。亚当斯并非像人们认为的那样不喜欢发表论文，他发表过其他方面的论文。亚当斯没有像勒威耶那样发表其计算结果的真实原因，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计算方法和结果并无信心，而且一直在改变计算结果，其最终的结果也距离海王星的实际位置很远。

    如前所述，艾里、查里斯和亚当斯是在获悉勒威耶的研究后，才开始秘密寻找新行星的。亚当斯根据勒威耶的第二篇论文，修改了计算结果，但是给出的是很不确定的结果，涵盖了从黄经315度到350度的范围。查里斯不得不去观测大片的领域。虽然海王星曾经进入查里斯的观测范围内，但是却没有被发现。查里斯采用的鉴别行星的方法是比较不同时间的观测结果，看有哪颗星的位置发生了变化。由于观测的范围太大，星体太多，查里斯只能挑出最亮的39颗星进行比较。不幸的是，海王星的亮度在查里斯的观测范围内排在第49位，就被漏掉了。在勒威耶的第三篇论文发表两天后，亚当斯给出了其最新的计算结果：黄经315度，仍比海王星的实际位置差了11度。所以，查里斯根据亚当斯的计算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去寻找都一无所获，而伽勒根据勒威耶的计算几分钟就搞定了。

    由于亚当斯从未发表其计算结果，也由于亚当斯的计算结果一直不确定而且偏差很大，将他视为海王星的共同发现者是不合适的。这个事件也告诉我们，在确定发现优先权时，还是应该主要看发表的论文，那是最可靠、最能说明问题的。所谓未发表的成果难免有猫腻，是靠不住的。

2008.8.27.

（《经济观察报》2008.9.1）

评论请去：

http://www.xys-reader.org/blogs/fangzhouzi/?p=10445

化妆品新规遏制皮肤风险
“这可以让消费者了解，它是否确实含有有效成分、是否含有可能危害健康的成分。对消费者来说，这是合理要求。”

记者：姜莹莹
北京科技报08/08/25

　　9月1日，《化妆品标识管理规定》将正式施行，它对标识不规范、成分标注、宣传禁用语等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其中，要求标注全成分表，在我国还是第一次。

　　国家质检总局相关人士说，这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知情权，避免消费者在不了解的情况下误用化妆品，而使皮肤造成不必要的不良反应。

　　近年来，很多知名的化妆品品牌都被指含有未标注的成分，而引发了风波。

　　2005年，宝洁公司旗下的知名化妆品品牌SK-II就曾卷入一场诉讼。原告名叫吕萍，她花840元购买了一支25克包装的SK-II紧肤抗皱精华乳，使用后感觉皮肤瘙痒、部分灼痛。之后，吕萍发现，该产品没有保质期和生产日期、生产厂家，在中文标签里也没有看到任何警示成分。

　　吕萍的律师称，SK-II成分约有38种，其中有俗称“烧碱”的氢氧化钠（NaOH）和俗称“特氟龙”的聚四氟乙烯。此外，还有以日文标注的五种成分：一种在酵母培养过程中产生的整肌保湿成分，一种清洁剂与保湿胶状物的乳化剂、为黏度调整剂，一种乳化剂，一种合成表面活性剂，一种抗氧化成分。然而，这几种成分究竟是什么，请教日本专家后，也无法获知。

　　同年，印度也检测出强生婴儿润肤油中含有液体石蜡油。当时，尽管该产品所标识的成分中有“选用优质矿物油”的字样。但很多消费者并不知道这就是石蜡油的一种，而担心不应在婴儿用品中使用。

　　著名科普作家方舟子认为，像食品、药品、化妆品这些与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产品，都应该标注全成分表。这可以让消费者了解，它是否确实含有有效成分、是否含有可能危害健康的成分。对消费者来说，这是合理要求。

　　不过，对给予消费者知情权的同时，却给了化妆品企业不小的压力。调整产品包装，首当其冲；其次，便是公开成分是否会涉及商业机密。

　　国家质检总局的相关人士告诉《北京科技报》，制定《规定》时，曾多次召开企业座谈会，也听取了几十家企业和各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意见。根据这些意见，《规定》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和调整。

　　他们认为，更换包装，确实是企业面临的一个问题。目前，一些企业仍然有一定数量的化妆品包装库存，未使用。这会对企业形成一定的成本压力。于是，国家质检总局决定，化妆品生产企业实施期限延长至2009年10月1日。

　　至于商业机密，该负责人表示，全成分表的标注是国际惯例，大多数的国家也都已经建立了这个制度。“我们在标注全成分表的时候，也尽量按照国际惯例的标注要求和成分名称进行标注。而且，我们要求标注的是化妆品成分的名称，并不涉及各种物质的含量，不存在泄露企业配方及商业秘密的问题。”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对化妆品的监管制度比较完善，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例如，美国将化妆品标签的监管，纳入了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的管制范围。相关法案除了要求化妆品标注全成分之外，还要标注产品的净含量、警示用语、生产者的名称和地址等。此外，对标签上的文字的位置、字体大小等也都有明确规定；同时，禁止在化妆品标签上使用医疗用语等。而FDA有权对错误标注的行为进行处分。

　　欧盟对化妆品的监管，也包括产品责任的名称和地址、全成分标注、净含量、必要的警示用语等。

　　方舟子认为，全成分表必须标识，但具体配方和工艺可以不公开，就像食品的标识一样。即使公开具体配方和工艺，也可以申请专利保护，就像药品一样。

评论请去：

http://www.xys-reader.org/blogs/fangzhouzi/?p=10444 

【标明的成分】

    熟地黄、山茱萸、山药、泽泻、牡丹皮、茯苓。

【声称的功效】

    滋阴补肾。

【真相】

    六味地黄丸处方来源于宋代太医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由汉代张仲景《金匮要略》所载的“八味肾气丸”减去桂枝、附子二味变化而来。本是儿科用药，用以“治肾怯失音，囟门不合，神不足，目中白睛多，面色晄白等症”。到了明代开始用它来给成人“补肾”，现在被当成了“补肾壮阳”的保健品。

    该药含有泽泻。泽泻因为生长在沼泽边缘，“性能泻水”，故名，中医因此比附泽泻能“利湿泄热而降肾浊”，主治小便不利、热淋湿痛、水肿涨满、消渴、遗精（有人也许奇怪为何治遗精也要“泻”，岂不越泻越遗？这是因为中医认为遗精是“相火妄动”引起的，所以要降火）等，显然是因为泽泻的生长习性或其名称引起的联想。《神农本草经》将泽泻列为“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的上品药，认为泽泻“久服耳目聪明，不饥，延年轻身，面生光，能行水上”，仿佛吃多了这种水生植物人也能变成水上飘了。现在的中医据此也认为泽泻能利尿、降血压、降血脂。

    动物实验表明，泽泻反而能让肝脏、肾脏出现肿胀。饲喂含泽泻提取物的饲料3个月，使大鼠的肝脏出现混浊肿胀和玻璃样变性，肾脏近曲小管上皮细胞出现肿胀、空泡变性[1]，表明泽泻具有肝毒性、肾毒性。曾有乙肝患者因服用含泽泻的中药，导致血液、肝、肾多种器官中毒而死亡[2]。

    有口服六味地黄丸引起药疹的报告[3]。

【文献】

[1]浙江人民卫生实验院药物研究所，中草药通讯，1976，(7):314
[2] Yuen MF et al, Aliment Pharmacol Ther. 2006, 24(8):1179-86
[3] 汪为平等，临床皮肤科杂志，1986(6):335

评论请去：

http://www.xys-reader.org/blogs/fangzhouzi/?p=10440

【按：新奥尔良又遇飓风了，想起以前写的一篇文章。】

    有笔名“林达”的“美国通”，近来在中国报刊上连篇累牍发表时事评论，有关美国政治、法律、文化、历史、社会等等，无所不谈，而且常常有标新立异的见解。比如卡特里娜飓风为何给新奥尔良造成如此惨重的出乎意料的损害呢？美国舆论一般把矛头指向美国政府救灾工作的不力，但林达认为这是“简单化和政治化的指责，并不利于真正吸取教训”。那么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什么呢？林达归咎为“黑人表现不佳”，声称这是“自律的美国媒体不会提到的问题，那就是一部分黑人暴露出来的自身问题”，事前不服从撤离命令，事后不做任何事情，甚至在市区抢劫云云。由此又扯到长期以来黑人社区自身的问题，单亲家庭多，忽略子女教育的家庭多，依靠福利生活的多，对社会救济依赖性强，犯罪率高，等等。“黑人的这些问题，在这次新奥尔良市的灾难中暴露得十分充分”，使得“这次的新奥尔良表现出的不是一个城市的平均水平，而是这个城市水平最差的部分”。

    这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言论，在“自律的美国媒体”上当然是见不到的，所以只好拿到“不自律”的中国小报上宣扬。但是这些问题，究竟是黑人自身的问题，还是社会的问题？是种族因素导致的，还是贫穷、缺乏教育导致的？是黑人社区特有的问题，还是穷人社区普遍存在的问题？难道贫穷的白人就没有这些问题？在指责有人“事前不服从撤离命令”时，有没有想过他们可能是因为没有经济能力撤离？

    这次受灾的恰好是美国比较贫穷、落后的南方地区，受灾最严重的，又是最贫穷的人群，这使得美国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悬殊的问题，一时又成为舆论的热点，甚至涉及到以前极少有人提及的“阶级问题”。至于把受害者拿来当替罪羊，把“黑人自身的问题”做为祸害的根源，只有不屑“自律”的华人“美国通”才说得出口。

    灾后不久，联合国在9月7日发布《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报告中首次批评美国做为世界上最为富裕的国家，国内发展不平衡现象非常严重，有一页专门讨论“美国的不平等和健康”问题。根据这份报告，美国是在医疗方面耗费最多的国家，占了其收入的13％，然而美国却并不是最健康的国家。美国婴儿死亡率与马来西亚的相当，而首都华盛顿黑人婴儿的死亡率，比印度喀拉拉邦的还高。在健康问题上，种族差异非常明显。黑人母亲生下体重偏低婴儿的可能性是白人母亲的两倍，她们的小孩在满周岁前的死亡率也是白人的两倍。这是“黑人自身的问题”还是社会经济的问题？收入的差异和健康的差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收入位于美国前5％的家庭出生的男孩，其预期寿命要比收入在后5％的家庭所生的男孩长25％。

    许多因素导致了美国健康状况的不平等。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医疗保障系统。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没有全民医疗保险系统的国家。一半以上的美国人由其雇主提供医疗保险，几乎所有的老年人由政府提供医疗保障，但是在2003年，还是有超过六分之一的美国人（4千5百万人）没有医疗保险。收入在贫困线之下的家庭中36％没有保险。13％的白人家庭没有保险，而黑人家庭和拉美裔家庭的比例分别高达21％和34％。如果没有医疗保险，就很难得到及时的、必要的医疗保健服务。在去年，没有医疗保险的家庭中，有三分之一由于费用问题而没有接受必要的治疗。一项研究表明，如果消除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医疗保障的差异，每年可以多拯救近8万5千美国人的生命。而医学技术的进步不过是每年多拯救约2万美国人而已。

    如果让林达来评论这一现象，不知是不是也要怪罪到黑人（或拉美裔美国人）的“自身问题”，天生就容易生病、死亡，或者由于素质差，不愿买医疗保险，有病不愿治呢？

    在其他国家生活的人，不太容易想像在这个世界首富的国家，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穷人。十几年前我初到美国，去首都华盛顿旅游时，很惊讶地发现竟有那么多的无家可归者在讨钱。即使到了美国，如果生活在比较富裕的地区，也很难接触到美国的穷人，很容易就忘了，在富裕美国的另一面，还存在着另一个美国。飓风把这一个美国暴露在了世人面前，如果从中只看到了“肤色”，这样的人，肯定是带了有色眼镜的。

2005.10.4.

评论请去：

http://www.xys-reader.org/blogs/fangzhouzi/?p=10430

【标明的成分】

    大黄、枳实、芒硝、西洋参、白术、青阳参、小红参、肉苁蓉、荷叶。

【声称的功效】

    益气活血、通便排毒。用于便秘、痤疮、颜面色斑。

【真相】

    排毒养颜胶囊实际上是一种泻药，其泻下成分为大黄、芒硝。

    芒硝是一种矿物，主要成分为硫酸钠。内服水解后产生大量的硫酸根离子，不易被肠粘膜吸收，存留在肠内形成高渗溶液，使肠内水分不能被吸收，肠内的容积增大，刺激肠蠕动而致泻。大黄致泻的机制则与芒硝不同，因其主要含蒽醌、二蒽酮类及其衍生物，能刺激肠道神经丛，促进肠蠕动。

    经常服用泻药反而能够引起药源性便秘。这是因为习惯了用泻药通便，会减弱直肠反射的敏感性，以后即使有粪块进入直肠，也不足以产生导致排便反射的神经冲动，就造成了便秘。2003年，有北京消费者以长期服用排毒养颜胶囊导致继发性便秘，消费者知情权遭侵犯为由状告生产商[1]。

    动物实验中，给大鼠饲喂大黄提取物3～9个月，引起甲状腺腺瘤样改变（即可发生癌变）、肝细胞退行性变化、肝静脉淤血、胃贲门上皮细胞肥大增生[2]。

    长期服用蒽醌类泻药可致肝硬化和电解质代谢紊乱[3]，是导致结肠黑变病的主要原因[4]。

    大黄所含蒽醌成分具有肝毒性，能对肝脏造成损害。临床上，有乙肝患者因为服用含大黄的中药，导致病情加重，因败血症和多种器官衰竭而死亡的报道[5]。

    大黄所含蒽醌成分也具有肾毒性，在动物实验中，能导致大鼠肾小管上皮细胞的肿大和变性[6]。

    有报道称，感冒患者因误服排毒养颜胶囊，导致严重腹泻差点脱水休克[7]。

    2005年1月19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2004年第5期违法药品广告名单，其中包括排毒养颜胶囊。2008年1月21日，北京市药监局发布近期主要平面媒体药品广告监测结果，排毒养颜胶囊属擅自篡改审批内容发布违规药品广告。

【文献】

[1] 新华社2003年9月21日《专家提醒：便秘者不可长期服用排毒养颜胶囊》
[2] 中药大辞典，上海科技出版社，1986:105
[3] 陈琼华，新医药学杂志，1974, (5):34
[4] 郑少江等，中国热带医学，2004, 4(3): 400
[5] Yuen MF et al, Aliment Pharmacol Ther. 2006, 24(8):1179-86
[6] Yan M et al, J Ethnopharmacol. 2006, 107(2):308-11
[7] 新华网2004年8月30日《假、劣药致人伤亡案件频发 凸显用药安全危机》

评论请去：

http://www.xys-reader.org/blogs/fangzhouzi/?p=10421

【标明的成分】

    水、白砂糖、仙草、蛋花、布渣叶、菊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

【声称的功效】

    清热去火。

【真相】

    王老吉凉茶据说是广东鹤山人王泽邦（乳名王吉）于1828年开始销售的产品。目前做为植物饮料销售，但含有多种中草药。

    成分中的“蛋花”不是指鸡蛋，而是夹竹桃科植物缅栀的花，因其花瓣颜色内黄外白，类似鸡蛋，故名。缅栀分泌的乳液有毒，其花的毒性不详。

    甘草的化学成分有糖皮质激素样和雌激素样作用，可引起假性醛固酮增多症、血压升高、心律失常、过敏反应。具体另文分析。

    王老吉凉茶中最值得注意的成分是夏枯草。夏枯草据说在夏至后逐渐枯萎，中医理论因此认为它生来有“纯阳之气”，所以才一遇阴气即枯，所以就可以用它来“补厥阴血脉”。《神农本草经》将夏枯草归为有毒、不可久服的“下品”药，而《本草纲目》则称其“无毒”。

    有多项研究表明夏枯草能导致不良反应。夏枯草的乙醇提取液能抑制小鼠的细胞和体液免疫反应[1]。皮下注射可使动物胸腺、脾脏明显萎缩，肾上腺明显增大；腹腔注射可使血浆皮质醇水平明显升高，外周血淋巴细胞数量明显减少[2][3]。表明夏枯草可能是一种免疫抑制剂，长期或大量服用能使机体的免疫功能受到抑制。服用夏枯草水提物能使小鼠的血清丙氨酸基移换酶和血清天门冬氨基移换酶的值都明显升高，说明夏枯草有肝脏毒性作用[4]。

    临床上，有幼儿因服用含苍耳子、夏枯草和鸡内金的中草药3个月导致急性重症肝炎而死亡的报道[5]。也有报道因服用夏枯草导致过敏，表现为皮肤瘙痒、丘疹[6][7]，甚至因过敏性休克而昏倒[8]。

    2005年，职业打假人刘殿林以王老吉凉茶含有夏枯草中药成份、擅自添加《食品卫生法》所明令禁止的药品为由起诉王老吉凉茶的销售商和厂商，被法院以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夏枯草有毒副作用等理由驳回[9]。2007年，重庆市法律工作者况力彬称喝了王老吉凉茶后出现头晕，该凉茶添加了夏枯草，违反了《食品卫生法》，再次起诉王老吉凉茶的销售商和厂商，被法院以夏枯草能否作为凉茶配料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为由驳回[10]。

    被告辩护称：在2005年，卫生部卫监督发（2005）189号《关于王老吉凉茶有关问题的批复》，同意《关于普通食品添加夏枯草有关问题的请示》，其内容为“在食品卫生法生效以前，传统上把药物作为添加成分加入，不宣传疗效并有30年以上连续生产历史的定型包装食品品种，可以经售。”王老吉凉茶开始于1828年，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所以该饮料中添加夏枯草，没有违法[11]。

    卫生部的这一决定似乎更多地出于保护商业利益的考虑，并无科学上的依据。很显然，一个药品如果能导致不良反应，并不因为它被一家老字号公司使用就失去了其毒性。例如，雄黄传统上做为酒的添加成分，其历史比王老吉凉茶悠久得多，但是雄黄酒有很强的毒性，那么是否就可以允许某家老字号销售雄黄酒供消费者为了“驱邪”、“解毒”在端午节时饮用？

【文献】

[1] Sun HX et al, J Ethnopharmacol. 2005, 101(1-3):31-6
[2] 马德恩等，山西医药杂志，1983，12(2):67
[3] 蒋岩等，甘肃医药，1988，7(4):4
[4] 张善玉等，时珍国医国药, 2003, 14(11):658
[5] 亚太中医药网，11/10/2003，http://www.aptcm.com/aptcm/RealTime.nsf/ByUNID/D0784E15A233ADC048256DDA0011D764?opendocument
[6] 韩明道，上海中医药杂志，1983, 17(3):34
[7] 黄永华，河南中医，1985, 5(3):12
[8] 夏时令，四川中医，1992, 10(11):53
[9] 新华网北京2005年5月12日电
[10] 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7月12日
[11] 重庆晚报2007年5月16日

评论请去：

http://www.xys-reader.org/blogs/fangzhouzi/?p=10369

【按：偶见《科学时报》“科学网”编辑重点推荐杨玉圣的同党黄安年教授的博客文章攻击我“浮亏打假出名”，想起2002年写的一篇批评他的文章拿到现在也还很能说明问题，重贴一下。】

                 “学术批评”切忌拉帮结派
                       ——答北京师范大学黄安年教授

    我写了一篇《“中国学术打假第一人”的“学术规范”》，揭露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杨玉圣出于个人恩怨，暗地里乱改转载文章，里面说了一句“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自己亲手打过什么假”，该系教授黄安年为此写了一篇《学术批评重在言而有据》批评我。读完这篇文章，不明白一个如此胡涂的人，何以能在一所名牌大学当教授：

    第一，黄教授说我那篇文章是“学术批评”，不知我批评了杨玉圣的什么学术？偷改别人的报道也叫学术？是不是发生在杨玉圣身上的什么鸡毛蒜皮都成了学术，任何对杨玉圣的批评就都成了“学术批评”，必须以学术批评的标准来衡量？

    第二，黄教授指出杨玉圣曾经在1994年、1996年自己揭露过抄袭，据此批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自己亲手打过什么假”的说法“与事实相悖”。这都是五、六年前的事了，当时国内互联网未起，我远在美国，自然无法看到，所以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自己亲手打过什么假”，有何不对？我如果见过了而假装没见过，才叫“与事实相悖”，黄教授一口咬定我的说法“与事实相悖”，莫非我的眼睛是长在他的脑袋上的？

    第三，杨玉圣近年来以“学术打假第一人”的面目在学术界内外上窜下跳，当然不是因为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以黄教授与杨玉圣关系之亲密，也说不出近年来杨玉圣亲自打过什么假，那么我说我见到的他的所谓打假“都是在别人首先出来揭露后，他再跟在后面耸人听闻地鼓噪，吸引媒体的注意力”，又有什么不对？

    第四，我那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在于揭露杨玉圣本人造假，有根有据，黄教授凭什么教训我“要言而有据”？黄教授是跟在杨玉圣后面大谈学术规范的，那么请问杨玉圣那种偷改别人文章的做法，符不符合黄教授的学术规范？对主要内容视而不见，抓住开头一句话胡搅蛮缠，这是哪门子的“学术批评”？

    我查了一下黄教授的发表纪录，发现他也热衷于“学术打假”，不过和杨玉圣一样，也属于跟在别人后面鼓噪的一类，而且是跟在杨玉圣后面鼓噪的。学术打假需要有人发难，也需要有人鼓噪。然而，如果是为了出风头，是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对自己人的假不仅不敢打而且还要百般维护，那么，对这类打群架似的打假的真实程度，就值得我们加倍的警惕。

2002.1.15.

附：
学术批评重在言而有据
时间:2002年1月16日 作者：黄安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学术批评网

在学术批评中，有不同意见，这是很正常的。开展与人为善的健康的学术批评，有利于学术事业的发展。学术批评要言而有据，如果没有根据地随意指责甚至上纲上线，对于健康学术批评是不利的。

今天看到一位远在美国加州而从事大陆“学术打假”的先生在网上撰文批判杨玉圣，其中充满情绪化的用语。我觉得文章开头第一段话就与事实相悖。该文称：“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自己亲手打过什么假”。（见方舟子：《“中国学术打假第一人”的“学术规范”》2002.1.15）

何以说该文一开头就言而无据呢？

我清楚地记得杨玉圣先生所著《美国历史散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时，德高望重的美国史老前辈刘绪贻教授写序，我也曾为该书写序。我在《序》中写道：“杨玉圣的一部分文章是书评, 他力图在较高层次上提出自己的一得之见, 实事求是, 即好处说好, 也不讳缺失。围绕〈沉重的思考〉一文的发表, 曾有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在美国史研究界引起了反响,因为这篇文章对学术领域中某些严重不良倾向作了曝光性的批评式评论, 这是很不容易的。以愚之见, 只要是与人为善, 持之以故,就可以明辩是非, 端正学风, 从而有助于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 （这篇序，曾以《谈〈美国历史散论〉》为题，发表在《博览群书》1994年第7期）

我在《〈学术批评丛稿和实话实说〉——兼谈学术书评的开展》一文中，又再次提到杨玉圣的这篇文章。我在文章中写道：“三十而立的杨玉圣何以被个别人看作‘恶人’或者‘歹人’？这大概与他在书评中的实话实说相关。”“《沉重的思考——评<移民与近代美国>》一文发表于1991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美国史学界最早揭露某位学者著作中大规模抄袭、剽窃行为的长文。该书抄袭了南开大学某教授的论著10多处，却居然还请这位教授为他的‘著作’作序，可见何等地肆无忌惮。杨评指出：‘《移民与近代美国》所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它大规模的抄袭、剽窃行为，骇人听闻。如果视作40多年来中国美国史学界的最大丑闻，恐非过甚其辞。这本书及其所反映的学术界泛起的弄虚作假等不正之风，不能不引起严重关注的。’‘对史学著作的评论，亟待加强，并应认真提高到严肃的学术水准。好书要评，坏书更应评。像《移民与近代美国》这种不道德的非法侵权行为，应通过正常的评论加以监督，并及时、有针对性地予以澄清。只有这样，才能扬是抑非；只有这样，弄虚作假者才能曝光；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本来已够艰难的史学研究健康开展。’

笔者在文章中还说过：“但是抄袭者不因学术上的劣行被曝光而有所收敛，反而散布流言蜚语。有的同行则以为内部教育了事，不主张公开曝光，个别的则把杨当成‘闹地震’的专家。现在事情过了快10年，是非曲直已经分明，某些剽窃和抄袭者已经不敢那么明目张胆，而某些地方和单位的保护行为也需考虑到可能承担的严重后果而有所收敛，有的曾经犯过这类错误的学者已开始吸取教训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这些积极成效还得感谢当初勇于曝光的‘恶人’或者‘歹人’。然而，迄今抄袭剽窃之风仍未刹住，‘打假’依然任重而道远。”（《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

笔者不解的是，难道1991年《移民与近代美国》一书抄袭案不是杨玉圣“自己亲手”揭发出来的？如果不是，那么究竟是谁揭发出来的呢？难道凡是这位海外从事大陆“打假”的先生当初“没有见过”、而且迄今也“没有见过”的事就等于不存在了吗？或者难道他以为《移民与近代美国》一书还不算了抄袭吗？笔者身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长，对此事 “第一手的资料” 的真实性有着充分的了解。方文 “自己根据第一手的资料”证据何在？有何根据指责杨玉圣“从来没有”“自己亲手打过什么假”？

此外，据我所知，杨玉圣在《中华读书报》1996年11月20日发表的《“博士论文”与“文抄公”——一种值得注意的非学术现象》，也曾第一次揭露、明确批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的博士论文《论美国国际地位的历史趋向》（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山东大学毕业的博士论文《现代化的战略与模式选择》（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所存在的抄袭剽窃问题。可能，方先生也“没有见过”罢？

写于2002年1月16日

评论请去：

http://www.xys-reader.org/blogs/fangzhouzi/?p=10364

    波格丹诺夫兄弟是法国的一对孪生兄弟，出生于1949年。他们并非科学界人士，而是电视明星，从事电视科普工作和科幻小说写作，拍摄了一些深受欢迎的科普、科幻节目，被法国大众视为天才的“爱因斯坦兄弟”。1991年他们出版了一本畅销书《上帝与科学》。据说他们在写作这本书时来了灵感，对宇宙创生过程有自己的想法，想到大学进一步深造。但按某些人的猜测，由于这本书的作者介绍中称兄弟俩获得博士学位，波氏兄弟害怕被人揭穿，才急着去拿一个博士学位。

    不管怎样，兄弟俩在1990年代初年逾40时先去法国波尔多大学读了两年书，转学去了法国名校布尔戈尼大学一个研究理论物理的著名研究小组。1999年，弟弟以最低等级通过答辩获得数学博士学位，哥哥则未能通过答辩，但答辩委员会决定，如果他能在学术刊物上发表3篇论文，可以再试一次。在2001～2002年，波氏兄弟在《物理年刊》、《经典与量子引力》、《捷克斯洛伐克物理杂志》、《中国物理学刊》等物理刊物上发表了6篇论文。2002年7月，哥哥也以最低等级通过答辩获得了物理博士学位。

    兄弟俩本来也没打算在学术界混下去，仍去干他们的老本行——拍电视。他们的论文多发表在级别不高的学术刊物上，本来也会像绝大多数科学论文一样无人注意。但在2002年10月22日，一位德国物理学家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向一些同行透露了波氏兄弟获得博士学位的内幕。他认为波氏兄弟的论文是有意捏造的伪科学论文，是波氏兄弟为了暴露学术期刊审稿机制的弱点而搞的恶作剧。这封电子邮件被转来转去，迅速成了物理学界的重大新闻。这个“内幕”有一些不实之处（比如说波氏兄弟的论文答辩是同一天在摄影机前进行的），所以该物理学家后来向波氏兄弟公开道歉。

    许多人听到传闻后才把波氏兄弟的论文找出来看个究竟。这些论文研究的是宇宙大爆炸之前的状态，属于量子重力论、超弦理论的领域。据专家评论，它们其实是用一些术语拼凑起来的毫无意义的垃圾论文。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轰动一时的索卡尔事件。1996年，纽约大学理论物理学家索卡尔向后现代派文化研究著名杂志《社会文本》投了一篇用量子重力论研究社会文化的论文。论文发表后，索卡尔在另一杂志上宣布那是个恶作剧，那篇论文是用量子力学的术语拼凑起来的毫无意义的垃圾，目的是为了让这份对科学一窍不通却喜欢抨击科学的后现代派代表刊物出出丑。

    现在理论物理学家们不能不担心，波氏兄弟事件会不会也是个恶作剧，是人文学界人士对索卡尔事件的报复，目的是要出理论物理学的丑？10月23日，美国加州大学河边分校理论物理学教授贝伊兹即以《物理学被逆向索卡尔恶作剧骗了？》为题，在互联网物理研究讨论组公布此事，引起激烈讨论，有数百个跟贴，包括波氏兄弟、索卡尔以及索卡尔的主要论敌之一、科学知识社会学（一个认为科学知识只是文化建构而非反映客观存在的社会学流派）的头面人物柯林斯都参与了讨论，波氏兄弟并多次以真名和化名答复了对其论文的质疑。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英国《独立报》、《自然》杂志，法国《世界报》等报刊也纷纷报道了这一风波，成了一个社会事件。

    从那以后，波氏兄弟未再发表过任何论文。但是他们并未放弃“科学研究”。他们创建了一所“国际数学物理研究所”用以研究其物理理论，并制作了一个电视节目和出版了一本书介绍其“学术成果”和对该事件的看法，均被批评充斥着低级的科学错误。2004年12月，他们起诉法国天文学会损害其名誉权，因为该学会出版的科普杂志《天空与太空》发表了一篇批评他们的文章。2006年9月，法庭判决波氏兄弟败诉，命令他们承担法国天文学会的诉讼费用，并赔偿2500欧元。

    这场风波的焦点是，波氏兄弟是恶作剧还是真诚地在做科研？他们的论文是毫无价值的垃圾还是虽然有不少错误但是也算正当的论文？这样的论文怎么会通过审稿发表？他们怎么能靠这样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等等。媒体更感兴趣的是，理论物理学的研究是否已玄到了这种程度，以致连理论物理学家自己都难以分清垃圾论文和正当论文？而后现代派反科学人士却想利用这一事件，为索卡尔事件挽回点面子。柯林斯做为一个人文学者，跑到物理学家扎堆的物理研究讨论组发表高论，用意即在此。但是他歪曲了论敌的观点，被一位物理学家以及索卡尔指出之后，不得不向索卡尔道歉。

    国内某些追随柯林斯的人文学者也试图把这两个事件混为一谈，怀疑波氏事件是人文学者对科学界反咬一口，暗指这回是轮到科学界出丑，并质问“科学是否与人文一样，发展到了相当深的技术层面，非一般人所能理解？”，“科学家对科学就天然有判断力吗？部分声称的科学工作者对人文就天然敢说三道四，甚至说人文就是胡说吗？一种持老旧科学观的人仍然始终有权以科学权威自称吗？”

    我们必须看到，由波氏兄弟事件而联想到索卡尔事件，只是传闻刚开始、事实真相还不明朗时的一种推测。波氏兄弟断然否认自己是在搞恶作剧并尽职地回答对其论文的学术质疑，他们也没有搞恶作剧的动机。做为以科普为业的公众人物，这项丑闻对他们没有任何益处，反而有损其形象（相反的，索卡尔通过恶作剧而成了科学界的英雄和公众人物）。我读了波氏兄弟与理论物理学家在网上的交流，虽然看不大明白其专业内容，但从措辞看，也可以感觉到兄弟俩是很真诚地相信自己做出了重大科学发现，不屈不挠地捍卫自己的观点，而专家们则认为其基本概念不清、专业训练缺乏。这和我见过的一些“科学妄想家”很相似。

    其实我们中国人在见多了“假的真文凭”后，并不难理解波氏兄弟的所作所为，无非是娱乐界名人想拿个博士文凭镀镀金而已。其答辩委员会的成员也明白这一点，他们很清楚兄弟俩的学术水平并不够格，只不过或者是觉得不拿报酬读了十年博士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何况现在有个博士学位又没什么了不起的（其导师的话），或者觉得可以表彰一下兄弟俩对科普的贡献（一位答辩委员会成员的解释），就勉勉强强让过了。至于其论文竟能在数家学术刊物上发表，那只能是怪编辑、审稿者太不负责任，没有认真看稿，也许兄弟俩来自著名研究小组这一点让编辑和审稿者有了先入为主的正面看法。不够格的、假的、伪科学的甚至“科学妄想家”的论文出现在正儿八经的学术刊物上，并不是很罕见的事。反正现在学术刊物这么多，一个被拒就换一个，总有刊物标准不高或审稿者看走眼的时候。

    真要拿这种不够格的论文和文凭的例子攻击科学界，还有的是。这个事件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一开始被怀疑是恶作剧。但是即使真是恶作剧，也无法用于证明科学家已失去了对科学的判断能力，毕竟个别科学家无法代表科学界，就像个别人文学者无法代表人文学界。索卡尔也一再声称，他的恶作剧“并没有证明文化研究的整个领域，或对科学的文化研究——更不要说科学社会学——是荒唐的。也没有证明这些领域的学术标准是宽松的。（也许是如此，但是这必须建立在其他依据之上。）”他只不过用这个戏剧化的事件吸引大家的注意，随后用“其他依据”证明的确“如此”：出了一本专著《学术欺诈行为》详细揭发了后现代的反科学“大师”们对科学不懂装懂的面目。显然，反科学主义者如果想拿波氏兄弟事件说事，也该去写一本类似的专著揭发科学大师们不学无术的面目才行。

    反科学主义者对科学的质问问得实在是本末倒置。科学（特别是前沿科学）已发展到非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相当深的技术层面，这应该早就是个共识，也许只有“科学妄想家”才不买这个账。该问的是人文是否已发展到了像科学这样的专业化程度。某些人文学者自以为如此，而索卡尔等人已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了他们不过是用欺诈手段故弄玄虚。人文学科由于缺乏自我修正机制，所以欺世盗名者可以横行，不学无术者甚至能被尊为大师——即使是索卡尔等人的揭发，也无损于他们在人文学界的地位。

    但是正是因为科学最终必须建立在客观存在的基础之上，有自我修正机制，所以在国际科学界很少有人会因为假论文而成名，即使欺诈成功引起了注意，最终也会被科学界自己的人揭穿而身败名裂。林肯有句名言：“你可以欺骗多数人于暂时，你可以欺骗少数人于永久，但你不能欺骗多数人于永久。”这只有在科学界才无比正确。即使科学某个领域已发展到只有极少数人才懂的地步，也没有学术骗子横行的空间。波氏兄弟事件由物理学家首先揭发，引起注意后又由多位物理学家加以评议，正是科学有自我修正能力的一个证明。

2008.8.20

评论请去：

http://www.xys-reader.org/blogs/fangzhouzi/?p=10356

    今天一般人知道胡克（1635-1703）这个名字，是因为在初中物理学到的胡克定律：在弹性限度内，弹簧的弹力和弹簧的长度变化成正比。其实胡克在多个领域都做出了杰出贡献：首次用显微镜看到并命名细胞，首次观察到火星和木星的自转，发现双星，首次测量恒星的视差，发明了轮形气压计、液体比重计、风速计里程计、现在还在车辆的传动装置中使用的万向节、钟表的游丝、后来用于相机的可变光圈……，并且还是当时有数的建筑设计师，如此多才多艺，难怪后来有人称之为“英国的达芬奇”。但是在胡克死后两百多年间，他几乎被人遗忘了，直到20世纪他做为大科学家的地位才被确认。这主要是由于他惹恼了一个人，一个比他更伟大、更有势力、最不该去惹的人——牛顿。

    牛顿其实是胡克的晚辈。早在1662年，胡克已成为英国新成立不久的王家学会的实验主管，负责演示王家学会的实验，并在次年成为学会会员。而此时牛顿还是剑桥的本科生。1669年，牛顿当上剑桥的教授，开始讲授他的光学研究。1672年年初，牛顿被选为王家学会会员，做为见面礼，他给学会寄去一篇证明白光是不同颜色光的混合的论文，提出光是由粒子组成的，遭到了认为光是一种波的胡克的猛烈抨击。牛顿无法忍受，威胁要退出学会。在学会的书记劝说并提出免去牛顿应缴纳的会费的条件下，牛顿留了下来。

    但是在1675年，牛顿发表的另一篇光学论文招来了胡克更猛烈的抨击。胡克认为牛顿论文中的大部分内容是从他在1665年发表的《显微图谱》一书中的有关论述中搬来的，只是做了某些发挥。两人进行了一番貌似彬彬有礼其实暗藏讥讽的通信。牛顿在1676年2月5日致胡克的信中，写道：“笛卡儿（的光学研究）迈出了很好的一步。你在一些方面又增添了许多，特别是对薄板颜色进行了哲学考虑。如果我看得更远一点的话，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后面这句话被认为是牛顿的谦虚，后来被许多人当成座右铭，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牛顿其实看重实验和数学计算而蔑视胡克的哲学思考，并且胡克身材不高、驼背得很厉害的话，就可以明白牛顿的这句话并不是在恭维胡克。这场争论的结果是，牛顿疏远了王家学会，而且决定等胡克死后再发表有关光学的论著，在这部1704年——胡克死后的第二年——出版的著作中，牛顿完全不提胡克对薄板颜色研究的贡献。

    但此时牛顿还是个崭露头角的年轻教授，面对前辈的批评他只能忍气吞声。1687年《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出版才确立了牛顿做为英国科学界第一人的地位。这本书是在哈雷的鼓励和资助下出版的。哈雷、胡克和著名建筑师雷恩都在研究万有引力，也都认为引力的大小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但是他们都无法从引力反比定律推导出开普勒行星定律。1684年，哈雷为此到剑桥大学拜访牛顿，牛顿告诉他他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公开发表。在哈雷的劝说下，牛顿于1686年将其研究成果写成专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交给王家学会审阅。

    在王家学会的会议上，胡克指出引力反比定律是他告诉牛顿的，牛顿应该在专著的前言中提到他的贡献。胡克早在1674年曾经发表过一篇有关引力的论文，提出三条假设：所有天体彼此之间都存在引力；如果没有引力的作用，天体将在惯性作用下做直线运动；物体之间距离越近，则引力越强。这几乎是在定性描述万有引力定律。1679年，胡克写信代表王家学会向牛顿约稿时，进一步提到引力的大小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牛顿没有参加那次王家学会的会议，从哈雷的来信知悉胡克的要求后，牛顿承认胡克曾经在1679年的信中告诉他引力反比定律，但是胡克对这一定律的描述并不准确。他本人早在大约20年前（1666年）就发现了这一定律，并写信告诉了他人，并不需要从胡克那里获悉。从其他资料看，牛顿所说的是事实。他在1665年就已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并试图用它计算月球的轨道。可惜当时测定的地球半径是错的，牛顿未能获得满意的计算结果，就暂时放弃了这一研究。1670年之后有了更准确的地球半径数据之后，牛顿才重新研究引力问题。在哈雷的斡旋下，牛顿的态度软化，进一步承认胡克的来信刺激了他重新研究引力问题，并且承认胡克告诉了他一些他不知道的实验结果。做为妥协，牛顿提出在《数学原理》的有关部分加一条注解，说明引力反比定律也被雷恩、胡克和哈雷独立地发现。

    《数学原理》的出版给牛顿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也越发让胡克觉得自己的贡献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他在1689年2月15日的日记评论此事时，抱怨“利益没有良心”。1690年2月在王家学会的一次演讲中，他讽刺道：“牛顿帮了我大忙，我本人多年前首先发现并向学会展示的引力性质被他当成自己的发明印刷出版。”他后来又写下一篇未出版的备忘录叙述他与牛顿的争执“真相”。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