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布什签署了国会提交的住房救助法案，一改了自己要否决的初衷。保守派人士大失所望，称这一背叛和共和党经济原则的法案是“共和党社会主义”。

为什么要违心签署这一法案？这一法案是否能够获得救市之效？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住房危机的起源。美国的房地产贷款市场价值高达十二万亿美元，而美国的ＧＤＰ也才十四万亿出头。房地产市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可想而知。此次住房危机爆发前，美国的房价经历了十多年的暴涨。从2000到2005这五年间，房贷上涨了82%，房价在计入通货膨胀的因素后也猛增了50%。房子越来越买不起。但是，面对每年10%的房价增长，越是买不起的人越担心：今年如果不买，明年就更买不起了。于是，许多明明没有购买力的人，也跳进了炙热的房市。

九十年代的信贷革命，又使这种自杀式的买房潮成为可能。按传统的规矩，买房要缴20%的首付。支付了这第一笔大钱，你每月支付的房地产贷款金额就会减少，在低利息的情况下，付不起的可能性很小。从银行的角度看，你已经支付了20%的房价，如果日后支付不起房贷，银行把房子收回拍卖，只要拍卖价格在原房价的80% 以上，基本就可以保本，银行自可立于不败之地。但问题是，这样的模式把许多支付不起20%首付的人排除房市之外。九十年代的信贷革命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你不仅可以用零首付购房，而且可以拿到次级贷款，即头几年支付低于市场价值的利率，过了这几年后利率跳高到市场价值以上，弥补最初的低息。这样，次贷不仅把支付不起首付的人拉进了房市，就是那些连正常房贷利率也无法承担的人也可以购房。买房的人多了，房价就越来越高。房价不停地涨，你就不用担心支付不起房贷：买栋五十万的房子，两年后还不起房贷，那就六十万卖出。银行也打着一样的算盘：借贷的人不还贷，房子收回，高价卖出，谁也赔不了。同时，信贷革命使银行可以把这些发出去的房贷在证券化后拿到股市出售。房地美和房利美这两大所联邦政府赞助的机构，不仅替这些房贷提供担保、保险，而且收购这些房贷进行证券化的经营。同时，两家机构受资助自己的政府的压力，要不停地给财政信誉低的低收入阶层提供贷款，这就更埋下了信贷破产的隐患。

这一革命产生了两个结果。第一，整个房贷市场的运营，都建立在房价不停上涨的基础上。第二，因为房贷经证券化在股市上抛售，几乎所有金融机构都进行了购买。这样，房贷市场就不仅仅关系到贷款机构，而且把整个金融市场都扯了进去。2006年房价一跌，整个房贷革命所建立的结构应声崩解：那些无力还贷的人不仅无法把五十万买的房子六十万卖出，而且发现房子只值四十万，比房贷还低。在这种情况下，他干脆把房子的钥匙往银行一仍：要钱没有，房子我也不要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银行即使能把房子按四十万拍卖，也赔了血本。而因为房贷已经通过证券化变成了股票，房贷银行的亏空就如同黑死病一样在金融市场无限地扩散。房地产危机也就引发了金融危机。

国会的法案，就是让政府出来救市，支持房贷机构为那些支付不起贷款的家庭调低利息，使之保住自己的房子。这些人不破产，房价也容易尽快止跌，那种拥有贷款的金额比自己的房子的价值还高的现象就不会蔓延。等房地产市场稳定后，发放贷款的银行也就能收得回钱来。金融危机就有望化解。

可惜，这套办法，救不了那些仅有五千的存款而买了五十万的房子的人。房贷的利息调低了，但借的钱还是要付的。所谓稳定房市，不过是稳定房地产泡沫，保存这个泡沫形成的疯狂机制。要知道，现在的房价是多年非理性上涨的结果，即使经过急跌后，还远在老百姓的支付能力以上。许多需要买房的人，依然无法进入市场。而政府救市的代价，则是250亿美元纳税人的钱。这个财政窟窿最后还要靠增税来填补，并拖累经济。布什对此并非不清楚。但是，如今正当选举年。政客为了选票，对这种“救民于水火”的事情不感说半个“不”字。国会对法案的支持是压倒性的。布什自然不愿意给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麦凯恩找麻烦，只好投降。

难道市场不能自己救自己吗？次贷危机确实严重。但是，大部分美国人的房子并不是用次贷买的，并无丢了房子的危险。一些不自量力买了本来买不起的房子的人破产后，房价会大跌，一些愚蠢的银行会破产，房价非理性上涨的机制随之而被打破。那些量入为出、经济行为负责的人，看到房价大跌后，自然会开始购房，使房价稳定在理性水平上。本世纪初ＩＴ泡沫崩解后，联储通过不断降息而救市，刺激出房地产泡沫来缓解ＩＴ泡沫崩解之痛，为眼下的危机埋下了隐患。如今伤疤未好就忘了痛，又是故伎重演。可见，政府救市，不过是要维持一个不能维持也不应该维持的泡沫，最后只会带来更大的麻烦。

以观众的选票评选“超女”，似乎是二十一世纪的发明。其实，这一方式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就开始了。当时的“十佳运动员评选”，也是老百姓投票。郎平几乎年年当选。要说“超女”，她是中国的第一号“超女”。

如今，郎平又率领美国队击败中国、古巴等强队，出人意料地获得奥运会银牌。这次奥运会要选最佳教练的话，我肯定把票投给郎平。她的成就，并不在于作为运动员当冠军、拿金牌，作为教练又拿银牌。这种人天下还有的是。她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作为一个由计划经济式的“举国体制”培养出来的运动员，竟能在一个几乎完全相反的体制中获得巨大成功。

郎平是体校、专业队体制培养出来的运动员。这种运动员的一个普遍特点，就是只会打球，不会别的，一旦离开养育自己的旧体制，就不知所措，甚至丧失了生存能力。郎平绰号“铁锒头”，更加深了她“五大三粗”的形象。其实，她对培养自己的制度的局限性很早就有认识。当年她的头号劲敌之一是美国队。虽然她屡屡战胜对手，但也感慨万端地说：“人家可全是大学生呀！”她由此把上大学作为自己的下一个目标，开始学习英语，通过托福等考试，最后获得到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读书的机会。此时她已经为人之母，必须面对生活的挑战，读书不得不走走停停、契而不舍，最终完成了学业，有了今日之成就。

比起现在的运动明星，郎平得到得甚少。放在现在，大概她身价大概也快赶上刘翔了。但那个年代，她年年当十佳，每年的奖励就是一辆自行车。那时自行车还不是太好买。不过也从来没有听说她曾经从倒买自行车中发了什么横财。她也不象现在的明星那样被名校争夺，而是自己以一个运动员的文化水平为起点，辛辛苦苦考试赢得微薄的奖学金。真让人有何不晚生二十年之叹。

然而郎平不怨天尤人，而是埋头奋斗。在美国，一个大学的教练比大学教授挣得多得多，地位也高得多。排球虽然不是篮球、橄榄球那种热门，但在这个运动王国，国家队主教练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职位。美国男女排都曾是世界强队，自然人才济济。郎平能把这个位置拿下来，本身就是个奇迹。而在这个位置上，她必须跨越体育文化和制度中最大的鸿沟。在中国的举国体制下，一切领导安排，队员必须听话、服从组织。在美国，你必须有足够个人的奇里斯玛的魅力，一个一个地说服运动员听你的。教练的权威，是建立在运动员自愿的服从和自发信赖的基础上。她们必须相信，跟着你走有利于她们每个人的个人事业发展。这就象政治家的权威是建立在老百姓的选票上一样。郎平从一个严格的上级服从下级、一切听从领导安排的体制中，跳入一个运动员和教练非常平等、队员在排球之外还有自己的其他事业的环境中，克服文化和语言障碍，把一个大家都没有信心的队伍打造成奥运会银牌得主。看看冠亚军争夺战就知道，虽然美国不敌实力高一筹的巴西，却成为唯一一个从巴西手里拿下一局的队。在打逆风球时，郎平每次叫停后，美国队都涨几分。可见她临战指挥的效率和在队员中的威信。我等在美国教书的人都很有体会：讲英语并不难。但在危急时刻、在大家心理崩溃的关头，能够简练地几句话让人冷静看清局面、获得信心，这种扭转乾坤的沟通技巧绝非平常人所能达到的。所以在美国人们总说，一个好教练就是个上等的ＣＥＯ，一个将军。在生死关头，你必须让大家都相信你。

郎平的道路，给体制转型中的中国教练和运动员提供了一个典范。她从不抱怨自己的所得远少于付出，以一个最“火”的运动明星的身份、甘心情愿从最低层干起，终于走出一条在旧体制之外生存的道路。如果郎平能作到这些，现在条件好得多的运动员有什么理由作不到？在经济上的市场经济改革需要勇气，在体育上的市场经济改革也需要勇气。郎平，就是这种勇气的象征。说她是中国第一超女，不仅是她是老百姓最喜爱的女运动员，而且她确实也超越了自己的时代。

本届奥运会已经开始收关。回首整个过程，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不妨评出三个奥运之最，以总结其成就。

第一，最伟大的奥运国家

这一荣誉，非加勒比小国牙买加莫属。一个人口两千八百万的贫困小国，已经获得六块金牌、十一块奖牌，以人均金牌奖牌获得量算，当居世界第一；而且其优势全在奥运会最有价值、竞争最激烈的短距离径赛项目上。美国在这些项目上几十年拥有绝对优势，顷刻之间被这么一个小国横扫，可谓人间奇迹。接下来最伟大的运动之国，大致应属于北欧和大洋洲的几个发达国家。澳大利亚人口两千一百万，略大于上海，已获十四金；新西兰人口四百二十多万，挪威人口四百七十多万，都各夺三金。另外，格鲁吉亚人口四百四十万上下，奥运会期间正逢战争，居然也拿三金，属于最被忽视的金牌大国。

第二，最伟大的奥运选手

这一荣誉，当属在本届奥运会上夺得三银的美国四十一岁的女子游泳选手Dara Torres。本届奥运会出了两大超人，一是菲尔普斯，一是博尔特。两人孰高孰低，是媒体热衷炒作的题目。但是，Dara Torres的成就，这两大超人都很难超越。Dara Torres十七岁在奥运会上夺金时，这两大超人还没有出生，她的绝对多数竞争对手也没有出生。Dara Torres竟能在需要高体能的项目中和自己的下一代竞争，乃是奥运历史最大的突破。她四十多岁破了自己二十几岁的美国记录。她在五十米自由泳这个“游得最快的人”的决战中，仅以0.01秒输给几乎可以当她女儿的德国选手。这一项目她八年前以三十三岁的高龄获得铜牌，如今以四十一岁的超高龄获得银牌，她的朋友开玩笑说，照这个趋势，她四年后四十五岁时，应该获得金牌了。她甚至不排除四年后参赛的可能。而她另外两银，都是在接力中获得。她为美国队游最后一棒，表现都超过了金牌得主最后一棒的成绩，只可惜队友落后太多，她无力全追回来。她的出现，激励了一代中年人投身于奥林匹克运动，打破了高竞技运动的年龄极限。要知道，菲尔普斯前有施皮茨，博尔特前有欧文斯、刘易斯、约翰逊，只有Dara Torres是真正的前无古人。

第三， 最伟大的奥林匹克人才基地

这一荣誉，是美国的大学。从游泳、田径到击剑、赛艇、乃至球类，美国的大学输送了最多的奥运会奖牌得主。这不仅包括几乎全部美国田径、游泳队，而且象获得一金三银的津巴布韦女子游泳选手考文垂、获得女子二百米短跑金牌的牙买加选手坎贝尔－布朗等等众多奥运会名将，都出身于美国的大学。美国的大学，百年来领导着体育教育化的模式，不仅提高了竞技水平，而且普及了体育运动，有助于国民的健康和年轻一代的人格培养。这一模式经历了冷战，已经被证明是最优越的体育模式。

刘翔退赛所引起的震撼，并没有因为时间而消逝。虽然媒体一片“理解”之声，但从网上的留言来看，倒翔派气势仍然甚凶。人们最愤慨的似乎是刘翔频繁高调的商业活动。有网民“小女孩”留言：“刘翔哥哥，事实证明，喝了可口可乐，吃了安利纽崔莱，刷了VISA信用卡，穿上耐克（Nike）黄金战靴，喝伊利的鲜奶，脚还是会软的。请你把做广告的时间都用心养伤吧。”当然，还有一股赞助商因为怕他输、自己蒙受经济损失、进而阴谋策划退赛之说。看来，刘翔的商业活动，还是人们争议的焦点。

我希望经过这场悲剧，中国的公众和刘翔本人，都不要学错了东西。刘翔的商业活动很成功，身价千万。这不仅给他自己，也给中国田联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这对中国体育的贡献是制度性的，比一块金牌还大。我一贯主张，中国的体育必须摆脱计划经济的模式，摆脱现在这种体校、专业队的国家包办体系，走商业化的道路。具体而言，就包括运动员自己创造自己的市场价值，吸引大量赞助商，用商业收入支付自己及教练医生等整个团队的费用。美国的体育，大体就是这么经营，也维持这世界体育强国的地位，运动员也没有因此分心。中国守着这么大的市场、这么高速发展的经济，体育应该创造自己的商业生存空间。在这方面，刘翔和姚明作为先行者功不可没。

不过，作为先行者，经验总是不足，犯错误的机会也大。特别是刘翔全无姚明的条件。后者寄身于ＮＢＡ，有一套现成的制度和习惯可以学。刘翔则必须自己摸索商业化体育的路径。这次退赛后，他和他的团队中的人士都表示，自己让大家失望了，人们怎么骂都理解接受；但是，对于所谓赞助商策动退赛的谣言，实在是难以接受。可见，他们对于一个商业化的运动员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还是不甚清楚。

运动员受伤是家常便饭。根本用不着出来为此道歉。我看体育比赛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见过运动员为自己受伤不能比赛而向公众道歉的。但是，所谓赞助商策动退赛这一谣言，不管怎么离奇，刘翔和他的团队却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

必须申明，我个人不信这样的谣言。因为赞助商如果真这么精明，就不会在他身上下这么大的赌。不过，无风不起浪。事情出得太突然，让人们猜测也在情理之中。刘翔应该明白：这么多企业在他身上投资，他实际上就是一个风险极大的股票。或者说，他个人就是发放这一股票的公司的ＣＥＯ。看看华尔街的规矩就知道，任何上市公司，都要经过各种财政审核，按季度向投资人报赢利、解释运营情况、回答各种问题，并且发布自己对赢利前景的估计。这中间有任何弄虚作假，都可能负法律责任。有了这种透明性，股市才可能有效地运行。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大公司的ＣＥＯ，在没有到报季度赢利的时间抢先出来唱低自己公司的股票，比如说什么赢利前景不乐观等等。这样作的目的，是宁愿让自己的资产缩水也必须给投资人合理的预期。从长期看，能这么作的公司，都比较有信誉，也有比较好的表现，自然能够稳定地融资。

刘翔除了比赛外，要学会做这样负责的ＣＥＯ。比如，当媒体拼命炒作自己将在鸟巢夺冠、赞助的价码越来越高，而自己伤病缠身、对前景并无把握时，就应该向负责的ＣＥＯ一样面对投资人，降低人们对自己的预期。这样，短期内收入也许少些，但长期来看信誉更好，反而容易引来投资。比如，如果几个月前就告诉公众脚的状况不佳、能否参加奥运会没有把握，那么即使是退赛，商业信誉也不会象这次这样受到如此大的打击。

刘翔毕竟年轻，相信他能从这一挫折中学到经验教训。同时，投资刘翔这一品牌的企业，大多感到自己被咬了一下，以后投资于体育明星就会加倍小心。这就对明星运动员维持自己的商业信誉提出了更高的挑战。这才是我们从刘翔退赛中应该学到的东西。

博尔特包揽男子百米、二百米冠军，两破世界纪录。牙买加选手包揽了男女百米的前三名，男女二百米的冠军。博尔特领衔的牙买加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夺金并破世界记录，接下来的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如果不是牙买队掉棒失误，几乎肯定还是她们的天下。如今这个人口仅二百八十万的小国，竟拿了六金。如果按人口平均，显然是世界第一奥运金牌大国。美国在短距离径赛项目上几十年近乎垄断的优势，已经被门口这一弹丸小国给荡平。这，也许才是本届奥运会最大的奇迹。

这一奇迹如何形成的？这当然有天赋和制度两个因素。我曾经讲过，黑人运动员的短跑天赋优于其他人种，这在几十年的田径场上已经不证自明。不过，非洲运动员虽然垄断了长跑，却在短跑上毫无建树。这大概是因为有天赋而无制度之原因。比起长跑来，短跑训练更加精密、更实验室化，对训练条件的依赖决不比游泳等项目弱。这种条件，是非洲不能提供的。在非洲之外，黑人最集中的地区也许就是加勒比了。当年美洲殖民地开发时，加勒比是经济的中心地带，那里的甘蔗种植园是当时美洲最先进的经济。作为美国前身的十三个殖民，则在这一殖民体系中唱配角，承担着给加勒比地区的生产中心供应物资的责任。而加勒比的气候和地理条件远比十三殖民艰苦，劳工往往几年就死，乃至欧洲白人再也不敢再去了，形成劳动力短缺，最后只有靠运送黑奴来维持。结果这个地区90%以上的人口都是黑人。黑奴买卖贩运，自然要挑选最健壮的，否则死亡率过高，种植园主赔钱。而在这样的人间地狱能存活下来的，一般也是在身体素质具有超人水平的，否则欧洲人怎么就活不下来呢。

除了物竞天择而造就的这种超人素质外，制度也是个原因。加勒比地处美国的后院，受美国的影响非常大。以牙买加为例，因为国家贫困，孩子们脱贫的一个捷径就是靠着超人的身体赢得美国教练的青睐，拿体育奖学金到美国大学读书。牙买加的高中田径比赛场外，每年都坐着许多美国的教练和探子，发现人才马上出价。率领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赢得今年全美大学径赛项目冠军的主教练Dennis Shaver颇为感慨地说：在路易斯安纳州（人口四百三十万左右），我们每年能发现一到二名合格的女选手，但在牙买加，你一下能发现五十名！牙买加选手就是我们夺冠的主力。

美国大学是奥运会田径游泳等项目最大的人才生产基地。在全美大学生田径赛上占得头筹，在奥运会田径赛上自然也要数一数二了。牙买加选手一直为美国的大学打工，自然也因此出现楚才晋用、最后代表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出战奥运会的情况。不过，日子久了，牙买加人也开始尝试制度移植。早在三十年前，牙买加的短跑世界记录保持者Dennis Johnson根据自己在美国的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所学到看到的东西，决定在牙买加建立美国式的大学田径比赛制度。这就使许多本国人才有了留下来的可能。

更重要的因素，也许是体育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而全球化。各跨国公司，特别是体育用品商，为了建立自己的世界市场，纷纷走出国门，锁定有世界感召力的“代言人”。于是，天赋突出的牙买加选手，自然得到了大量的赞助款，可以不靠给美国大学打工而独立了。

应该说，杀入美国的大学体育，是以牙买加为代表的加勒比黑人运动员登上世界舞台的最关键一步。如今虽然牙买加选手靠骄人的成绩开始独立于美国，但仍许多牙买加和加勒比地区的运动员运用美国的大学体育作为走向世界的跳板。比如包括本届奥运会女子二百米冠军坎贝尔－布朗在内的许多牙买加选手，以及包括获得男子百米银牌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里查德·汤普森在内的许多加勒比选手，仍然还是美国大学出身。

牙买加如今已经横空出世、可以独挑天下。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获得这样的成就，首先要寄身于先进制度，然后把这种先进制度移植到本国来，并且积极地迎接全球化的大潮。靠闭关锁国，把自己封闭在旧制度中，在没有太多竞争的项目上还可以表现，但是在田径这种高竞争的领域，颗粒无收也属正常。

当博尔特即将破百米记录时，他在最后三十米就开始左顾右盼、最后干脆用手捶胸，人称百米决赛他仅跑了七十米，居然也破了世界纪录。这一方面令人惊异他的潜力究竟有多大，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批评。论者指出，领先者放慢脚步、左顾右盼，这种不把对手放在眼里的牛劲儿，是对其他竞争者带有污辱性的动作。博尔特赛后也因此受到一些记者的“追击”。不过，这位年轻气盛的超人学得很快，二百米决赛时再无此动作，甚至冲刺时奋力向前探头，使尽全身力气。

然而，在男子四乘四百米半决赛中，不愉快的事情又发生了。英国和牙买加分在一组。英国队最后一棒在胜局已定的情况下，居然回头向身后的牙买加选手作手势，意思是有本事你就超我呀。这种侮辱性动作，比博尔特跑百米时可过分多了。百米是径赛之王，博尔特知道自己胜局已定，喜出望外下有些过分的动作，还可以理解。英国队所处的，不过是个半决赛，前三名都可以晋级。况且，四乘四接力的跑道安排并不太重要，没有必要靠个好成绩死拼决赛时的最佳位置。这时大家都留有余地。谁比谁跑得快，还两说着呢？此时如此得意忘形，挑衅对手，作得也太低。

奥运会的比赛不仅要拼体力，而且还要拼意志、拼心理。许多运动员在决战之前，总要作出些小动作，让对手心理不得安宁，影响发挥。比如游泳比赛出场前的等候室，就是这么一个心理战场。各方对手在狭小的空间静候出场，无事可干，心理上很脆弱。于是，许多选手会利用这一机会向自己的主要对手施加心理压力，比如恶狠狠地盯着人家看，或者作出些不友好的动作。这些不违反规则，但可以让对方很不高兴，没有经验的选手甚至因此不能集中精力而输掉比赛。

英国队知道牙买加在决赛中是自己的对手，想来也是希望用这种挑衅占点心理上的便宜。大家知道，牙买加在四百米上远不比其在短距离上那么有优势，而英国受其中长跑传统的影响，在四百米上颇为强劲，希望以势压人。但是，牙买加人也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用这一套大概很难占他们的便宜（他们甚至会觉得这是英国人不自行的表现）。相反，英国队在世界面前如此趾高气扬，定会受到恶评，反而可能决赛前给自己带来压力。这种自作聪明的小算盘，还是不打为好。

在这方面，最值得人尊敬的还是美国四十一岁的老将Dara Torres。她的主项是五十米自由泳，这是游泳项目中最需要集中精力的，心理因素也最重要。可想而知，在等候室里，一些对手互相的小动作一定不少。但是，在半决赛时，Dara Torres突然从自己的起跳台后走向池边的裁判官解释个不停。原来，她的一位对手穿“鲨鱼皮”耽误了时间，还没有出场，她竟在那里给人家求情呢。这下急得美国的评论员大叫起来：“这可是五十米呀！这么走来走去，说这说那，怎么能集中精力比赛？她实在让人太担心了。”在Dara Torres和裁判们交涉了一通后，那位对手终于出现了。Dara Torres这才如释重负，马上回头比赛。她不仅得了预赛第一，而且最终拿了银牌，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年过四十而获得奖牌的奥运选手。

参加奥运会，奖牌是要拿的，但更要当君子。英国人的丑态令人不耻，而Dara Torres的君子之风则会留在奥运史册上。

在男女足球的惨败后，中国女排输给巴西，女篮败于澳大利亚，全与冠军绝缘。其中女排之败和郎平带领的美国女排出人意料地冲入决赛最为刺眼。在中国代表团跃居金牌榜首已成定居的历史时刻，中国的集体项目也实现了完败。

中国集体项目的末落，是个很少有人注意的问题。四分之一世纪之前，中国在奥运会还正在实现“零的突破”，但那个时代的集体项目，比现在好得多。在高端一侧，女排成为了世界的几连霸；在低端一侧，足球曾经身居亚太四强，甚至踢出从零比二到四比二那种极富刺激性的大逆转而战胜沙特，只差一步就进了世界杯决赛圈。如今呢，按奥运会金牌奖牌总数算，中国几乎是世界第一体育强国；可是，集体项目的成绩还赶不上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处于二流体育国家时的状态。

这一切，不能用119工程这样的金牌战略来解释。固然，119工程着重于金牌投资的效率，集中在的冷门个人项目上，比投资于足球等热门的集体项目花钱少、见效快。不过，国家对一些大项目的投资并没有减少。比如排球、女足等等，中国队员保持着良好的专业训练条件，在这方面明显优于国外的主要竞争对手。带领美国队战胜了中国队又战胜古巴队的郎平，就不断感慨美国这些业余的大学生运动员训练是多么不正规。至于男足，现在的条件也比四分之一世纪前好太多了。四分之一世纪前中国国家足球队主力的月薪，大概仅够沙特队员一天的饭钱。如今呢，大家至少在收入上足以分庭抗礼吧？为什么四分之一世纪前能作到的事情现在反而作不到了呢？

这里的一大原因，还是集体项目与市场经济的转型严重脱节。在四分之一世纪前，队员教练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奉行的是“服从命令听指挥”的行为准则，讲究集体主义，服从组织安排。那时没有洋教练，但土教练就是队员的领导，权威甚高，再大牌的队员也不敢不听。队员的角色、职务，全由上面指定；定了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队员全封闭训练，“三从一大”，不敢有二心。

进入市场经济后，外面的诱惑多了、机会多了，队员心眼儿也活了、不听话了。洋教练能怎么样呢？当年董方卓因为洋教练在世界青年杯中不把自己及时换上场，竟公然用身体冲撞教练，不仅不受惩罚，而且足协领导还说这是着急、有责任感的表现。你就是把玉皇大帝请来，也镇不住这群骄兵悍将。八十年代后期，中国足球队屡屡受挫，人们开始怀念起八十年代初险些带队冲出亚洲的苏永舜来。远在加拿大的苏永舜也频频摆出姿态，愿意回国执教。但足球界内一些人士不无同情地说，苏永舜先生还在做梦呢。他绝对有才能，但出国多年，已经不知道现在的队员不象他手下那些人。他根本管不住！

国外的集体项目，则按另一套逻辑运行。以美国为例。郎平带美国队，纯属一帮散兵游勇。平时大家在各地上大学，每年短期集训时才照面。而且今天这个功课太忙，明天那个要谈恋爱，后天可能有人不想干、要改行沙滩排球等等，一切都是个人自由选择，教练管不了，你简直不知道自己的队员在那里、明天还来不来。毕竟，人家是业余的，不靠排球吃饭，要奔自己的生活。但是，在美国的校园里，这种集体球类项目却有独特的教育功能，即培养队员的团队精神、领袖才能。平时大家散归散，但真凑到一起，就能以团队精神自我组织起来，并产生自己的领袖。这帮散兵游勇，一下子也居然可以一战。

中国的集体项目则不具备这些精神气质。市场经济中的“团队精神”和计划经济中的“集体主义”貌似神离，因为前者是所有参与者自发的凝聚力，后者则是行政命令所塑造的“服从组织”的行为规范。“领袖才能”也和我们小时候当班干部不一样。当班干部是必须迎合老师的欢心，老师叫谁当谁就当。领袖才能则要有对同伴的个人感召力、能说服大家甘心情愿地接受自己的领导，就和选举一样。我一位在美国搞教育学的朋友到中国的名校帮助评估，最后他说该校学生“缺乏团队精神”。该校人士则面面相觑，仿佛没有听到过这个词汇。

长期在计划经济下运转的社会和个人，往往习惯于一切听上面的，丧失了自我组织的能力。一旦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威结构随着计划经济的瓦解而动摇，人们面对必须把自己组织起来的前景就会不知所措。这也是中国集体项目衰落的精神面向。这里的唯一例外，也许就是男篮。男篮的崛起，不仅归功于懂得团队精神的美国教练，更归功于以姚明为首的ＮＢＡ球员能够把在外面学到的团队精神带回来。姚明对中国男篮的贡献不仅仅是弄几个“两双”，而是他最终成为队里的精神领袖。

所以我一直说，中国的体育要教育化；中国的教育部门，也应该理解如何用体育塑造学生的人格和行为规范。体育的竞技就是市场竞争的模拟演习。进入市场经济的教育体制，至少要学会如何运用这个模拟器。至于中国体育界，就更应该理解这一点，否则集体项目很难再有前途。

本届奥运会的女足决赛，巴西队重蹈四年前雅典的覆辙，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在加时中以零比一输给美国。这个“无冕之王”仍然没有获得自己应有的荣誉。在世界足球史上，还很少见到这么出色而不走运的队。这不仅是巴西的悲剧，也是世界女足的悲剧。

本届奥运会的女足比赛，本来一直充满了天助巴西的迹象。按实力，巴西队四年前就力压群芳。当时在雅典对美国队一战，连侥幸拿了冠军的美国队员都说：“那场比赛属于巴西！她们控制了比赛，表现明显优于我们。”果然，接下来的世界杯，巴西队以四比零大胜美国，显示了自己真正的实力。可惜，这支本该拿冠军的队，在决赛时又负于德国，再次推迟了“无冕之王”加冕的日期。本届奥运会中，巴西队一直表现出色，冠军相十足。特别是在德美之间，巴西更怕德国队，美国队不仅打法陈旧，而且在奥运会前头号主力Abby Wambach受伤，锋线火力至少损失70%。当巴西队令人信服地制服德国队后，战胜美国当是十拿九稳。

更有利的局面是，巴西男足在半决赛中惨败给阿根廷。巴西是个大男子主义国家，男足又是世界之王，全国的关注点全在男足身上，女足得不到支持。当男足失败后，只有女足可看。这无疑为巴西女足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舞台。如果她们如愿夺金，巴西人对女足就会刮目相看、提供更多的支持，使巴西女足进一步跃进。

而这一切，也是世界女足迫切需要的。虽然世界女足的发展已经使其观赏性大为提高，但唯一能把女足的观赏性提高的和男足媲美的程度的，就是巴西队。德国队、美国队虽然不乏精彩表现，但看她们的比赛，最终人们还是会说：“这毕竟是女足。”巴西队的几个主力则都可以上演连过数人的贝利式的技艺。被称为“穿着裙子的贝利”的玛塔，上届世界杯的一连串精彩动作在男足世界杯中也属罕见。没有她们的存在，世界女足很难具有真正的商业价值。

当然，巴西队在奥运会两败于美国，在世界杯败于德国，这么多的偶然中有某种必然的成分。论实力，巴西明显高于德美一筹。巴西队前三名主力的技艺，在其他队中恐怕一个也找不到。但是，巴西女足的基础设施太差，除了玛塔等个别主力尚能在国外俱乐部踢球外，许多队员长年没有正常的比赛和训练。每次这样仓促组队踢这么高水平的比赛，很难保证每场都发挥正常水平。德美天赋略输，但都有着非常正规的训练和比赛，纪律严整，经验丰富，每次总是有一个队能抓住巴西缺乏比赛经验的弱点将之搞倒。而对一个想拿冠军的队来说，这一场失败也是承担不起的。

明年世界女足将面临重大变革。美国的职业女足在前几年倒闭后，计划明年重新开张。当年倒闭前，职业联赛的平均上座率已经达到六七千人，如果经营得当，应该可以维持。但是，美国女足当时作为世界冠军，自视过高，对前景估计太乐观，支付过多，最后预算难以平衡。这次有了前车之鉴，相信能够重新起步、站稳脚跟。作为女足最普及的国家，美国目前尚是唯一一个能维持职业女足的地方。目前在瑞典的俱乐部已经有年薪十六万美元的玛塔，也表示有意进军美国职业联盟。也许，这个联盟的成功，受益最大的就是巴西的女足队员。一旦她们进入美国的职业女足体系，就会获得宝贵的比赛经验和规律的训练，日后必将主宰世界女足。不过这里的危险是，她们如果长年效力美国的职业联盟，服从美国那种橄榄球式的打法，就不容易保持她们那种最具有观赏性的个人风格。所以，还是女足能在巴西扎根最好。

二十二岁的玛塔，而与她同样年轻的天才队友，应该还有成长的空间。我相信她们早晚会东山再起、抓住机会。不过，她们的成就，在四年前就应该是世界冠军。如今的加冕里又要推迟四年。哪个运动员的黄金时代可以承受这八年的煎熬？这也实在是苍天无眼。

在女子体操个人全能比赛中，美国选手柳金和约翰逊击败所有中国选手，包揽了金牌银牌。对我来说，这多少是个意外。虽然赛前美国的电视评论员和体操专业人士都看好她们俩，我则觉得中国运动员肯定赢。毕竟，我们的运动员是举国体制培养出来的，从小层层科学选拔，封闭训练，一切国家包到底，个人除了专心训练外，不用为别的事情分心。可是，美国的体操运动员，要到一般的公立学校上学，一般放了学才训练，并要为自己的生计操心。她们是业余选手。她们这次获胜，实际上是业余的击败了专业的。这当然是个奇迹。

柳金和约翰逊之间，一直互有胜负，这次也是毫厘之差。不过，两个人的背景截然不同。约翰逊是艾奥瓦州普通劳动阶层的孩子，从小就矮矮胖胖，象个艾奥瓦的小土豆，若生在中国，你很难想象她会被作为体操苗子被选进体校。但是，因为她从小就对体操着迷，父母为了女儿高兴而不惜代价，欠了一屁股债支持她在俱乐部训练、到处比赛，才有了今天。

柳金的经历则独特得多，对中国更有启发意义。她本来自俄罗斯，父母都是前苏联的体操名将。父亲柳金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体操冠军，我们这代人对他还记忆犹新。母亲也是艺术体操的世界冠军。俩人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按说，她的先天优势无人能比。但事情并不这么简单。柳金的父母，象中国运动员一样，是举国体制的产物。但是，九十年代初赶上苏联解体，举国体制崩溃，不得不自谋出路。这和我们的一些金牌运动员退役后赶上市场经济的大潮也有些类似。于是，两人带着两岁多的女儿来到了美国创业。他们虽然是世界冠军，但毕竟不是李宁那样的大牌，况且到了美国，世界冠军多入牛毛，谁还能记得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从头干起，当教练打工，最后和一位俄罗斯朋友一起建立了“世界奥林匹克体操学院”，其实就是三所连锁的健身房。

小柳金就是在这个学院中长大的。不过，她并不是被父母手选的“苗子”。相反，父母象许多在举国体制中成长起来的运动员一样，干一行伤一行，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自己这样的苦命。但是，他们因为太穷，请不起人来看孩子，自己创业又太忙，没有时间管孩子，只好让孩子每天在自己的健身房了泡着。久而久之，竟泡成了奥林匹克冠军。而她自己也没有条件象我们的运动员那样干“专业”。她去年高中毕业，已经进了大学。今年为准备奥运会休学一年，完了后还要回去读书。她已经开始拍电影，并拥有一家体操用品的小公司。

本届奥运会后，中国的体制肯定需要大规模改革。在一个市场经济社会，靠计划经济的方式办体育是难以长久的。但是，改革以后，运动员的出路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早已经提出来了。国人都知道女子举重冠军最后当了搓澡工的故事。不过，到美国看看，我们就会受到不少启发。柳金的父母就是一例。我在波士顿近郊家边的健身房中，也有个俄罗斯的教练，女儿也是因为没人看跟着他在健身房里泡着。中国体操队的退役队员，也在周围的夏令营里教孩子们体操的。出路多得很。这次的亚军约翰逊，就是前中国体操运动员乔良一手调教出来的。他退役后跑到美国当助理教练，最终在艾奥瓦开了体操馆，也和柳金的父亲差不多，也算是自谋职业的“个体户”。

举国体制的问题是，眼睛仅仅盯着几个运动精英，把他们从小圈起来，与世隔绝。他们在奥运会上的成就，无法反映一般老百姓的体育运动水平。甚至奥运会水平越高，老百姓的体育水平越低，因为体校、专业队的体制抢走了基层社会的体育资源，导致运动场地和设施的奇缺。民间体制的长处，则在于有教无类。民间的体育运动越普及，约翰逊这样的艾奥瓦小土豆也好，柳金这种名将之后也好，也就越会不拘一格地冒出来，最后转化成奥运会的奖牌。为什么那么多的前苏联、东欧、乃至中国的运动员，退役后到了美国还能找到饭碗？根本原因，还是人家体育普及。我见过的美国任何一个高中，都有标准的奥林匹克式的运动场。那当然不是鸟巢，但进行奥林匹克田径比赛、足球比赛，绝对是合格的。有的看台也大到能容千人以上。我在国内只会游蛙泳，到了美国才学自由泳。但是，我这么个初级水平的人，竟有幸与美国奥林匹克游泳运动员同池训练过。故事是，我当年读研究生时，在学校的游泳池学游泳，边上就是校队训练。我经常先看他们五分钟，然后下水模范他们的动作。后来得知，这些人中，就有位美国奥林匹克游泳队的选手。在中国，别看冠军退役会当搓澡工，平时可是高高在上，有几个老百姓能接近他们？怎么能靠他们带动全民体育？

打破举国体制，也是将把专业运动员赶到民间去，让他们走柳金父母的路。要知道，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体操全能金牌的得主Carly Patterson，也是在柳金父母的私人体操学院里训练出来的。人家能，为什么中国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