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略一品”系列之一：过去30年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

                       ——熊晓鸽赵民对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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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民：你是湖南大学的？

 

熊晓鸽：对，在湖大读的本科。我们是77年恢复高考那时候参加考试的，78年入学，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一代人真的是太特别了。当时大家都在想毕业后去哪里发展，我也在想到底去哪儿呢。那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要出国，中国现在是全世界钱最多的，但是那时候中国非常的穷。所以，那时候根本不敢想到美国去。现在，外国人居然一天到晚老往中国跑，都变过来了。现在，我们的主要业务就是风险投资，现在的风险投资跟我十几年前开始做风险投资的时候又不一样了。那时候是融钱融不到，而现在的钱太容易融了，关键在于你怎么投。现在竞争也很多，用什么标准来评估成功呢，就是看你的回报率怎么样。

 

赵民：中国的风险投资有很多特征，中国的风险投资大概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国的公司总数，一开始外资公司占90％以上，而且是绝对控股。所有的行业都是这个情况，外资公司的数量是最多的。风险投资行业，如果开始是100家的话，那90家都是外资的，要有500家的话，450家都是外资的。就是这个比例说明中国的风险投资行业一直是外资占绝对主导地位，这是中国风险投资最大的特色。而且它国际化水平最高，地球是平的，真是这样的，管理咨询，投资银行国际化程度更高。

 

熊晓鸽：是，从这一点上来讲，风险投资我觉得改变了很多人的想法。像过去常讲要控股，但风险投资不可能控股，你管不过来。不控股你的回报率反而高，有的控股的反而弄不好。而且控股的话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尤其是在国有体制的改革实现以后。在国外，很多行业并购以后，股票会上市，银行、加油站、石油公司都会上市，因为它们的客户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并购了之后，客户还是同样干，而成本却有效地降低了。可是在中国，不容易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呢？中国有这样的国情，就是国营企业垄断行业，一并购，就得裁一大堆人，企业的职能就完全改变了，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
    另外，我们在中国做事，熟悉中国的国情。我当时在国内的时候，想过留学，去申请奖学金，最后做一个科学家。而现在我是波士顿大学的校董，要任命校长，决定每年拿多少钱给人做奖学金，思考的方法都不一样了，所以有时候又琢磨教育。国内现在讲创意，创意算是一个产业。那天谈起来，我说创意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国家有很多官员是77、78的，各个都做得很不错。从77年到现在，30年的教育确实为国家培养了很多人才，为经济发展做了很多贡献，大家都很骄傲，但是有一点，唯独有一点，没有办法骄傲的是，这30年中间没出一个伟大的作家，没出一部伟大的作品。直到现在，我看电视还是看《敌后武工队》，还有《半夜鸡叫》，甚至还有《林海雪原》，那些作者连大学都没有读过，有的连高中都没读完，都可以写出这么好的作品，咱们读了这么多书，却写不出超越他们的作品来。

 

赵民：而且我告诉你，这是有定论的，中国最著名的关于历史的文学作品都不是历史学家写的，都不是学术圈这些人写的，全都是老百姓写的。

 

熊晓鸽：是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从创意这个角度讲，是不是说明我们的教育也不成功？这也是我现在琢磨的事儿，就是教育应该怎么干这个事儿。所以前段时间一直做的《赢在中国》都是在说这个事情，我在《赢在中国》一直说，我说你们到北京来，都是状元，是来考状元的。

 

赵民：但是有多少状元是伟大的，留名的？

 

熊晓鸽：状元就没有一个因成功而留名的。最有名的陈世美，严如玉、黄金屋，他都有了。但是，最后脑袋都没了。

 

赵民：自古历史上的文学家、作家也都没有状元。

 

熊晓鸽：但是，李白也好，杜甫也好，他们都是参加过科举考试的，是被筛下来的。但是千百年来，做诗始终就没有人能超过李、杜的。我们讲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要看很多书，才能写好，就觉得很难。其实当时是命题作文，是开卷考试，抬着一个书箱去写一篇文章。那么，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判卷很困难，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正是由于这样的判卷困难才出现了八股文，八股文来了以后，有才气的文人就越来越少。其实现在的考试，比八股文还厉害。我记得我们公司有一个女孩子，她托福考了630，我说我当年还是学英语专业的，考了个617，我觉得我已经很不错了——当然我没怎么复习，那时候还没有新东方。我说我那时候英语水平比你现在强多了，我才考617。她说，我们就练一招就行了，完全是一种应试的教育。所以我说，考试对在有限的机会面前选拔人才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选拔出来的人才最后有多少是真正有真才实学的，最后成了才的？可能只因为一次考试，就把有真才实学的人给淘汰掉了。所以，我也在琢磨这方面的事，效率问题。
    还有就是就业难的问题，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我的朋友也好，同事也好，很多都跟我说将来小孩毕业以后，到你投资公司做，这样的事情我碰到过不少。现在的大学生跟我们那时候又不一样，那时候国家管分配，没有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就看你愿意不愿意去。其实从某种角度来看，大学生还是很缺的，怎么会找不到工作呢？那一定是在供求上出了一些问题，是不是这个地方也有一些投资的机会呢，我也在琢磨这个事儿。可是作为教育来讲，又不能作为盈利的事情来干。在美国，最好的学校一定是非盈利的。当然，非盈利的话，还是要有钱。

 

赵民：他盈利但是他不分红，没有回报。

 

熊晓鸽：他不分红，像我们那帮校董拥有的只是一种荣誉，而且觉得虽然没什么利益，但能做点好事是应该的.当年是这个学校给你创造了机会，现在你做的就是一种回报。我也一直在琢磨这个事儿。

 

赵民：虽然是做公司、做产业、做投资，但是已经做到了回报社会的产业上去。

 

熊晓鸽：对，琢磨的过程中也能想出很多赚钱的事情来，因为还是要讲创造就业机会的，风险投资能创造新的机会，所以还是很重要的事情。

 

赵民：我看到最近媒体上报道，有两个投资跟你们有关系，一个“一茶一坐”，先做专业化，再做标准化，再做简单化，再做标准化。我看这个思路还是很清晰的，可不可以把这个专业化、简单化、标准化这种思路用到像教育，像刚才讲的内容创意上面来？

 

熊晓鸽：标准化这种东西可能要做连锁，形成比较大的经济规模，是一个必须的过程。因为我们做这样的事情，扯得远一点，风险投资行业里所谓成功的企业90％以上的市场都是国内的，那么他创造的机会也好，它的市场也好，它的产品也好，都在国内。刚才你说真正靠对外出口挣钱的非常少，但是有一个特点是用的全是老外的钱，而且还要到海外去上市，高质量的公司干吗要拿到国外呢？因为中国的股市大家都不敢买，P/E很高，市盈率很高，但利润率很低，也就是说效率很低。股票完全是一个供求关系，资金多，并不能说明公司的质量好。所以，这也是一个矛盾。
所以，我觉得资本市场在国内，中国人不笨，本来能自己挣钱，为什么要让老外去挣呢？我也可以拿出来钱去挣，也帮国内人挣钱，问题是这个钱怎么拿出来。现在国内要成立外汇投资公司。这个钱怎么个投法，我们这些做基金的，是不是也可以来管理他们的一些钱，这也是一个值得琢磨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本来什么也不懂，现在做出一点经验，老外一天到晚求着我们，硬要把钱塞给我们，而国内的钱反而不敢去拿。

 

赵民：所以我说还是一个观念问题。

 

熊晓鸽：我觉得更是制度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制度。

 

赵民：但是民营企业也有很多有钱的，私营老板。

 

熊晓鸽：是，美国私营老板的钱都不会直接往他家里弄，他有一个公司，或者他有一个基金管理公司——美国有很多种基金会，慈善基金会，它也有一个赚钱的部分，赚钱养着慈善事业，要不搞慈善就花完了。那么它会通过一种制度，或者是基金的基金，把钱拿出来。这样的话，在管理上比较好。他们很多人，经常说，我有钱，我要投到你这里来，我说你没法投，我又不敢要你的钱。为什么呢？你的管理不规范。我拿了你一千万，好几个人会说，我给你一个亿，你帮我管，回报率是多少？工资是多少？低一点也行，不要你那么高。我说我不敢要。你的管理不规范，一旦出了差错，你打到我家里来，我不能保证每个都赢。国外有一套管理，学校也是，学校是非盈利组织，有自己的管理。一些基金管理，还有决策机制，这都是制度问题。

 

赵民：完全把所有权和基金管理分离了。

 

熊晓鸽：对，像中国的国策还是非常好的，科教兴国。可是中国的基金到底有多大，有多少钱是能用到项目上的，有多少基金是通过一些组织下发间接花到项目上的，这可是一个糊涂账。因为管理费用很高，决策变得很复杂。哈佛为什么厉害，就因为它学校的基金是最大的，而且管理得也比较规范。我们当校董一天到晚也是琢磨这个事情，把管理弄得非常规范。

 

赵民：所以说这个制度问题远比观念要重要。

 

熊晓鸽：对，当然首先一点，我觉得咱们中国人不缺观念，科教兴国多好呀。但是具体怎么个做法呢，钱是怎么发下去的呢，这个就是要靠制度保障的问题了。科教兴国提了很久，就说风险投资，国家一号提案是98年提出来的，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融资机制。退出机制也没有，所以后来的建设型基金，我估计全部都死掉了。是，所以我认为观念都不差，但是问题是怎么样用制度来保障执行。这就是你做的管理。

 

赵民：管理很重要。

 

熊晓鸽：太重要了，你想一个基金，举一个例子来说——风险投资。风险投资最后是要人治，有人治的话，可以把你的利益绑到上面，而且基金一旦建立，这十年基本上就动不了了，他不敢撤走。第二，这些人你也不能动，而且他也知道你有一个利益在驱动，所以，这十年他就会拼命的做。可是在国内，你怎么敢做，管这事儿的领导的政策改变了，或者他高升了，那你就不好办了，找谁去呢。决策的话，他再聪明也不可能懂你这个事儿，我们这些人都是十几年如一日在做。所以，我认为制度管理，效益，怎么样能够评估产品。像我们投资来投资去，最后还是一个数——年均回报率，这是靠真本事的，不是瞎扯。所以最后还是一个，可衡量的。我认为可衡量是管理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从媒体开始就是这样，因为我完全是从媒体开始来琢磨这个事儿的。

 

赵民：所以，中国也是要依靠一种制度和管理来彻底地改变。

 

熊晓鸽：对对对。

 

赵民：那么还是回到我们开始谈的媒体上面。出一个文学家或者出一个伟大的文学作品，创意的价值是不可衡量的。

 

熊晓鸽：作为创意，看是什么事情了。有的创意是很好的，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洛阳纸贵”，什么叫洛阳纸贵，因为你文章写得好，但是是怎么开始洛阳纸贵的呢？一定是口碑。因为你印的时候，不可能知道这个书一定会印得很好，得先试一下。可能古时候印的都是手写版，先印一百本，一下口碑非常好，然后大家都来加印，这才形成所谓的“洛阳纸贵“。而现在，新媒体带来的东西也是同样的，传递速度可以非常快。但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好呢？就像你写博客，把你的博客出书是不是能卖得很好呢？像徐静蕾她那个博客的点击率很高，但是她的书我不知道卖得怎么样。所以每一种形式对应哪种内容一定有一个不同的选择和搭配。

 

赵民：实际上它是吻合的。

 

熊晓鸽：去年有一本书很流行，叫《长尾理论》。长尾理论就是说只要储存的代价不太大，费用不太贵，好的东西就可以先存起来，是金子总会放光的。其实长尾理论三年前就提出来了，同样的内容，三年前的书卖得并不是很好，三年后却能卖得特别好。有人说三年前那本书比这本写得还好，一下子三年前那本书也卖火了。所以说，互联网在销售、传播这方面，能带来很多新的东西。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真正好的有创意的东西，最后还是会被人发现，互联网为你提供了这么一个手段。真的金子总会发光。现在文艺作品不就流行重拍吗？

 

赵民：老电影重拍，文学名著重拍。

 

熊晓鸽：大家知道在电影史上，赚钱最多的影片就是《泰坦尼克号》。这是默多克很得意的一个事儿，他创造了一个奇迹，现在还没有人打破，《泰坦尼克号》不知道拍了多少遍了。

 

赵民：只有那种拍法才能够有那种刺激。

 

熊晓鸽：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商业运作模式可能不一样，赚钱的手段也不一样。但是从故事本身来讲，没有任何区别。

 

赵民：而且类似的事情也很多，就是同一个船很多人拍过，拍得也不一样。

 

熊晓鸽：现在的中国，最振奋人心的就是百姓有一个安定的生活，有更多的机会，而且现在钱也很多。其实，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我觉得是好事，既然找不到现成的工作，就逼着很多人去创业，这是一个好事。去开拓一些新的领域，想一些新招。所以我一直在讲，咱们中国现在是一个创业的天堂，投资者的地狱。投资就是在炼狱。为什么叫炼狱呢？钱太多了，不知道投哪个。

 

赵民：你能跟我具体的说说，钱具体多到什么程度吗？现在抢项目抢到什么程度？

熊晓鸽：所谓钱多是相对的，比较好的项目还是有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现在看来看去，还是风险投资的项目比较多，而且是在几个大的城市里。而在这几个大城市里创业的人，都是受过中国第一代成功创业的公司熏陶的，比如在搜狐做过的，在腾讯做过的，在雅虎、网易呆过的。他不一定是一把手，可能是第十把手，中层干部，甚至底层干部，反正折腾两下，他觉得也没有什么，他也会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有像张朝阳这样的人物出现，前一代还是为后代创造了榜样的。

 

赵民：特别是大部分年轻人，没有深厚的脉络，他只能勤奋工作。但勤奋工作也能够成为亿万富翁。

 

熊晓鸽：对，就像张朝阳。当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他给我打电话，正好我在，我还跑到那儿给他鼓了一通劲。当时有人不理解，说他笨，说他傻。但是现在，你要说创业没有人会说你傻，反而会觉得是挺好的事儿，不是每个人都敢去创业的。所以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对我们来讲，第一风险基金多了。我今年当上中华创业投资协会的主席，那个地方现在有100多个会员。可是当年我们成立协会的时候，说起来在中国搞投资的大概也就是20来个人，我们成立这个协会的时候比较孤单，现在就不是这样了。但另一方面，竞争比较激烈，决策要快。你不给他投，他就找另外一家，你必须缩短决策的时间。于是大家都比较勤奋。

 

赵民：你刚才说到长尾理论，我看到你们最近有另外一个新闻，就是神州数码的郭为来增加股份，这算是一个上市公司的潜在价值被发现了，也可以套用一句话，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熊晓鸽：是这样的，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个，一方面我们觉得它这个公司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另一个方面，我觉得它在股市上的价值有点被低估了。我们一起商量，决定投资试试。

 

赵民：这个要很有眼光。

 

熊晓鸽：是，现在来讲，还不能过早高兴，这才是万里长征刚走第一步。当然我们一定是看好了，才做这个事情。

 

赵民：这个应该也是在上市公司里少有的。

 

熊晓鸽：对，很少有。

 

赵民：所以你要看到联想这几家公司目前的结果都不错，至少都是投资者高兴，管理层高兴，股民也高兴。

 

熊晓鸽：对对。所以，我觉得中国还是一个创业者的天堂。当然对于投资来讲，我说炼狱是因为，不像人们觉得，有钱投就是好，其实钱越多，日子越难过。因为，最后评估的标准还是回报率。钱越贵地越贵，价格就炒高了，炒高了以后，你的回报率不一定高。另外是决策的时间太短，没有了解清楚，于是失误率就很高。作为买方，最好还应该是有点时间，能慎重地思考。我有一个好朋友很有意思，他当年投了UT司达康。他说了一件事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很喜欢收古董，他说他钱还不是特别多的时候，收的古董全是好东西，后来钱多了以后，收的东西性价比比那时候差远了。所以，钱少的时候，把钱攥在手里，会仔细去琢磨，钱一多了，决策就会比较快。

 

赵民：还有一个可以佐证这个问题，就是房地产。在北京买房子，开始的时候又便宜，地段又好——都在二环、三环，在北京的市中心。后来看房价涨了、地价涨了，就把房子卖掉再买新房子。可能房子涨了两、三倍，你100多万的房子，能卖到300多万，新房子买到四环、五环去了，结果面积还是那么大，生活质量却下降了。这其中的差价都让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公司拿去了。

 

熊晓鸽：是。所以，我回到你这方面，回到管理的话，就是这个，是可测量的，这样把效益找出来，这才是管理。最后要决定公司的管理效率是不是高，公司有没有竞争力，还是有可测量的指标的。

 

赵民：所以还是定量为主。

 

熊晓鸽：我们风险投资也是一样。

 

赵民：《赢在中国》第一季获奖的项目，资金都已经投下去了是吧？

 

熊晓鸽：应该是，好像有一两个还没有，启动比较快。这个过程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当然我们是作为风险投资来对待的，但是中央台并不作为投资。还有一点就是在建立游戏规则的时候，也有一些不足。比如说中央台要拿一定比例的股份。在这些项目中，如果说是一钱不值的项目倒也罢了，但有一些都已经有公司了，有一定规模了，现在他给你一些钱，刚开始就想拿掉你那么多股份，太亏了，所以当时我们还是要大家来估值。有一些项目虽然公司是空的，可是一宣传，一搞，一折腾起来，很多人也愿意投钱。反过来说，别人说给我投几千万才占很少的股份，你投那么少却想占那么大的份额。

 

赵民：把心态提高了。

 

熊晓鸽：中央台说没有我这个节目，你这个东西就没有意义。所以，在第二届，我就出了一个主意，就是在进入决赛的时候，必须签一个协议，就按这个价值了。所以只要第二届一完，那就没有什么可谈了，而第一届就比较麻烦。

赵民：所以是不是可以想象，第一届的公司投完以后，两、三年以后成果也是可以衡量的了。

 

熊晓鸽：对。但是我觉得不幸的一点就是托的时间太长。我们平时做一个项目早就可衡量了，但这边用了那么长时间还没搞完。中央台原来有一个说法，说他们占着股份。我说是啊，可是我们也有个说法。不能说你不同意就要稀释，那么对我们就不公平。

 

赵民：这不是同股同权。

 

熊晓鸽：大家都可以商量。我这个项目，别人出的钱这么多，这时候中央台却说没有我这个节目。它有价值，可搞来搞去，最后可能项目还没投进去呢。

赵民：有道理。

 

熊晓鸽：所以第二届在36进12的时候，我就说必须要签这个协议，你不签的话，到时很难办。中央台他们也不拿股份了。

 

赵民：第三届呢？

 

熊晓鸽：第三届应该不会有很大问题。

 

赵民：赚到50％了。

 

熊晓鸽：对。有意思吧。不容易，但是这个事情是一个创举。

 

赵民：我觉得《赢在中国》本身也可以融资，《赢在中国》这个节目本身也是一个创意，一个很好的创意。

 

熊晓鸽：问题是作为创意的话，所有权的问题我们也没有办法解决。

 

赵民：完全可以商业化。

 

熊晓鸽：没有解决归属问题，现在百分之百是国家的。

 

赵民：其实这个项目本身变成一个投资项目的话，真是一个很好的项目，而且是创业，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应该办下去。

 

熊晓鸽：对，我们当时是一起玩儿起来的，包括你。

 

赵民：我们是抬轿子的。

 

熊晓鸽：对，而且每个人都是创始人。

 

赵民：好，今天先就这样，我们聊这么多，说得应该够了。挺好的，而且你讲的都是新鲜的东西。谢谢！

附：嘉宾简介：
熊晓鸽 (Hugo Shong)，湖南湘潭人, 1982 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外文系, 1984 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1986 年秋自费赴美留学，1987 年获波士顿大学大众传播学硕士学位，后入塔弗茨大学与哈佛大学合办的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攻读亚洲经济与国际商业管理研究生课程。1996年11 月，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高级管理班。现任美国国际数据集团( IDG )(世界最大的信息技术服务公司)高级副总裁兼亚洲区总裁。2000 年5月成为波士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 50 周年来第一位亚裔董事。 2004 年在美国波士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设立了两项个人奖项，即 “熊晓鸽新闻终身成就奖”和“熊晓鸽亚洲报道年度记者奖”。

 

    昨天，上海股市上证指数距离5000点只差1点。今天，股市没有给人以意外：今天早上上海股市一开市，不到十点就轻松突破5000点。

 

    我还记得某些股评家的诸如此类的“预言”：4500点是今年的最高点；今年最高点是4800点；今年第四季度达到5000点；当股市4000点的时候，就有人不断说中国股市已经很“泡沫”了。。。。。。但是，和现实一对比，专家也就不成为“专家”，和我们常人一样。

 

    2007年8月23日就突破5000点，再一次告诉我们中国老百姓：在中国，什么都有可能。

 

    从好的方面来看、来想、来讲，“在中国什么都有可能”意味着中国是一个经常发生奇迹的地方：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十五年前谁会想到？中国的人民币如此坚挺，不断升值，十年前谁会想到？中国游客游遍世界各个国家，到处购物，人均购买力超过美国游客、日本游客、欧洲游客，成为最受各国商家欢迎的游客，五年前谁会想到？中国企业家到处做生意，以前是有中国企业家把巴西的一个森林买了下来，现在是有中国老板把德国的一个机场也买了下来，三年前谁会想到？

 

    总有一天，中国的众多企业家中，会有人把美国纽约的帝国大厦、或欧洲的某个大城市的某个标志性大楼，也买下来。

 

    中国人在传统的文化下，想象力一贯比较差，但按照我的观察，这样的事情，大家也要敢想。在中国，敢想，也是水平的一个方面，甚至也是一种商机和资源。

 

    从坏的方面上来谈、来说、来断，“在中国什么都有可能”意味着中国是一个各种风险极高的地方：看看现在的股市，不知道新疆德隆的唐家兄弟，有何感想？看看现在的车市，看看刚刚从美国纽约股市退市的华晨汽车股票，不知道远在国外的华晨创始人仰融有何感想？看看现在的房市，看看《21世纪经济报道》报纸2007年8月17日第一版《外资上海扫楼》一文中最新报道的上海的一栋中融碧玉蓝天大厦被一个外籍客户一次性出资5.3亿元买下72套的消息，不知道失去自由的上海地产老板周正毅，有何感想？看看现在的药市，不知道已经在阴曹的前国家药监局局长郑大人，不知有何感想？看看现在的猪市，不知道在四年前“禽流感”下纷纷退出养殖业的老板们，有何感想？

 

    中国，正在以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高速度迅速发展，在中国国外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就好像看着上海浦东机场出发的磁悬浮动列车开过的路上走的、自行车上骑的、汽车里坐的行人，不断惊呼，大声小怪；而在中国国内的中国人和拿着外国护照绿卡的中国人，就好像坐在磁悬浮动列车里的乘客，只能从窗外飞过的景物中，看到已经变形了的无限风光，感受着列车的高速前进，但是，内心里，却胜似闲庭信步。

 

    中国正在无形的资本市场中，重复着有形的制造业的发展奇迹。

 

    我想说：
 
    第一、金岩石说的6000点，如果今年年底前来到，大家一点也不要奇怪；
 
    第二、“530”大跌如果再来一趟，大家也不要感到奇怪。

 

    在中国，什么都有可能，是一句最好的警句，就看我们怎么看这句话，怎么用这句话了。

                                  赵民
                           2007-8-23  11:38AM
                     于东航洛阳到北京MU5696航班12E座位上
　　　　　　

    在过去的十天中，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多事情：世界金融市场被“次按”搞得风声鹤唳，各国政府纷纷向市场投放大量资金；上海合作组织进行了联合军事反恐演习；台湾国民党小马哥“机要费”案一审无罪；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62周年，日本现任首相没去靖国神社参拜；中国股市跌宕起伏，公司债终于姗姗来迟；房价继续牛气冲天，物价也不停小幅摇摆；湖南凤凰县的大桥塌了，“凤凰”变成了某些地方领导人喉咙里的“鸡刺”；山东的河水真野，冲破防水大堤，把煤矿淹了；北京的汽车“遭殃”了，测试2008奥运会空气质量，一辆车当半辆用，还有人说这样的“单双限行要常态化”。

 

    在这十天里，我也做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赵民的播客也完成了准备，计划在本周末2007年8月25日正式推出。

 

    赵民的这个播客，和别人的播客有点不同。视频中有图像，但更多的不是图像，是赵民采访的嘉宾的聊天。嘉宾都是些什么人？是那些“有成就、有观点、有故事”的“三有人士”。在这个播客中，赵民只是一个陪同嘉宾一起说话的人，只是一个提自己感兴趣问题的听众。所以，也可以说，赵民的播客是一些关于两个人随便聊天、说话、吹牛、侃山的实况录像，只不过，这些来说话的人，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人。

 

    他们是谁呢？

 

    第一个嘉宾，是IDG的中国总裁熊晓鸽。晓鸽先生在《赢在中国》里面当决赛评委，风光无限，风采卓越。不过呢，大家在我的播客中看到的，将是一个娓娓而道、侃侃而谈的普通人。而且，说话的时候，还有很多小动作。

 

    其他的嘉宾，以后提前一集，预告朋友们。

 

    赵民的这个播客，和电视的节目也有很多的不同。这个播客中的聊天内容，侧重于一般媒体上比较少见的话题、故事或事情，尤其是侧重于“创业、管理、成功、人生”这八个字的话题。但表达“创业、管理、成功、人生”话题的内容，是每个人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的小故事，小观点，小观察，小体会。因为它们小，所以上不了大电视台的大栏目，所以，在我这播客里谈，最好了。

 

    赵民的这个播客，风格上追求的是“三简”：简单、简明、简朴。所以，录像是地点不分场合、穿着不管式样、谈话不拘一格、坐姿不求统一、长短不求一样。追求的目标是，就像在你自己家的客厅里，来了两个朋友，一个是赵民，一个呢，是赵民请来的朋友，而你呢，就坐在一旁，听着呢。

 

    由于刚刚开始，所以，现在的播客计划是，每周一集，周末播出，但是周五上线。

 

    大家听了我上面的介绍，也不能白听，下面想请朋友们帮个忙：这个播客呢，为了叫起来方便，需要一个名字，大家给我一点建议，叫什么名字好呢？我自己想了两个名字：“午后沏杯茶”，“午后来杯茶”，大家以为如何？

 

    最后的一句话是，朋友们对此播客节目的希望呢，不要太大，因为，这是一个生活副产品，是一道佐菜，给您开胃用的。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菜，因为有了播客，我才有这个机会。菜做得不好是正常的，做好了，是您的支持！

 

    今年夏天特别热，看来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趋势了，不过呢，我更相信，播客也是一个我们未来生活的趋势。

                                  赵民
                          2007-8-21  9:18AM
                        没有尝试，就没有体会

 

    这个夏天的北京的天气，变得特别的热，让人联想到火炉。

 

    在中国老百姓的口头文化中，有一个“中国三大火炉”之说：这个说法是说，沿着长江从上游到下游，先后有三个城市：重庆、武汉和南京，由于城市地形中有山包围的原因，一到夏天，就特别热，而且是那种让人难受的闷热。这成为这三个城市的一个重要短处和缺点。很多高中毕业的学生报考大学的时候，中学老师在指导学生填志愿的时候，经常会提到这一点，提醒有意向报考在位于这三个城市中的大学的高中同学，要想清楚，有承受闷热的能力。因为同样的原因，南京成了中国空调行业每个夏季开打“促销战”、“价格战”的“领头城市”之一。流传在空调行业的一句话：要在全国领先，就一定要拿下南京！颇有点１９４９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的味道和气势。

 

    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北京的北京人，我在最近的几年中，随着北京汽车的增多，家庭轿车的增多，开始慢慢有点担心，北京是也会成为“中国第四大火炉城市”？

 

    应该实事求是地说，夏天气候温度越来越高，天气越来越热，不是北京一个城市的现象。从媒体的报道来看，很多城市也是越来越热，当然，重庆武汉南京就更上一层楼了。但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环境下，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原因。

 

    按照我的观察，北京的酷暑之热，是和北京的汽车数量没有控制地增加，是有关系的。

 

    由于北京的城市面积很大，而且，长期以来，地铁等公共交通也不完善，所以，北京一贯对轿车没有控制，因此，北京也就成为了各大汽车公司最喜爱的城市市场之一。这种汽车数量的增加，按照我个人的观察，在一开始的时候，对北京城市上空的云层，没有太多的影响，因为本来的汽车数量很少，基数小，增加了也还小，影响不了城市上空的云层。但是，现在北京有３００多万辆车了，对大气的影响，就不是从前的样子了。如果我们大家有机会在一个天气一般程度的白天爬香山，然后从香山顶上遥望一下北京市区，就会很明显地看到，在距离地面不高的地方，有一层淡淡的雾在空中萦绕。这不是一般的云层，而是“工业雾”。工业雾一般比较难以散开，就好象我们北京人有的时候，生活在一个有害的工业雾的面罩下。

 

    北京由于要开奥运会，所以地铁和公共交通的建设这几年上得很快，应该说，北京市政府为了办好奥运会，为了老百姓出行的方便，还是投入了巨大的财力，虽然对城市老百姓来说，这种投入如果能够早一点就更好。当这些公共交通逐步建成投入使用以后，北京普通老百姓的出行问题会大大缓解，到那个时候，北京市政府是不是可以考虑，对北京城市内的机动车数量，有一点总量上的控制呢？

 

    在过去几年中，在北京的历史上，为了提升城市竞争力，北京有过几年，对应届大学毕业生非常欢迎，只要是个本科生，只要你找到工作，就可以落北京户口，以后的子女就可以享受北京居民的教育和医疗保障服务。这是非常好的一种良好的愿望。但是，北京的城市容量毕竟是有限的，在经过了短短几年的放开后，北京马上感到受不了了，于是不得不采取措施，限制应届毕业生的北京户口的总量。当然，在其他城市诸如上海，也是一样的。

 

    按照我的观察，北京户口从放开到控制的这个过程，是北京对机动车管理和控制，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家家有房、人人有车”只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美好愿望，我们不能不面对气候和环境的现实。所以，按照我的观察，最终有一天，北京市政府将不得不采取和户口控制一样的政策，来控制北京的机动车数量，差别只是具体什么时候，以什么理由提出来。

 

    一旦北京真的成为“中国第四个火炉城市”，北京就很难让人“宜居”了。

 

    今天早上看中央电视台二套的《第一时间》，听到昨天２００７年８月９日，中国沪深股市的总市值达到了２１。１４７万亿元，第一次超过了中国的ＧＤＰ（中国最新公布的２００６年的ＧＤＰ是２１。０８１亿元人民币）。

 

    这真是一个好消息。

 

    中国的企业家，在全球的企业家当中，是属“牛”的。我这里说的牛，不是“很牛”的意思，而是“当牛作马”的意思：在全球的商业价值链中，做着最辛苦的制造业生产环节的活，附加值很低，缺少核心技术，没有高端品牌，或给世界名牌当代工，赚很少一点差价，还把污染留在了本土本乡，给自己的农民和工人同胞的工资待遇也很低，有的甚至十年没有涨过钱。少数企业有点专利，或挣的是技术的钱，日子也很难过。这是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在过去的十年中基本的群体形象。

 

    为什么会这样？

 

    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发达，中国的股市不发达，中国的股市的融资不方便，中国企业难以利用股市的杠杆作用，通过增发配股等手段来提高自身掌控的现金流，因此收购兼并也就不发达，最终，企业赚的钱，还都以经营性的利润为主。那又能有多少钱？利润率最高，也不会超过１００％吧？这样一来，中国企业的新产品研究开发的投入就很有限，开发新市场的眼光就不得不短视，最终的结果是中国的企业在战略上是机会主义的，是急功近利的，不敢冒大风险投入，不敢大赌大赢，最终在全球的商业竞争力就很有限。

 

    还是根据媒体的报道，一直到２００５年的８月１日，中国股市的总市值也只有３万亿元人民币，短短２年７００多天，总共涨了７倍，相当于１００天涨１倍，换句话说，三个月一个季度就涨一倍！

 

　　这是一个大好事。

 

　　中国的老百姓，在全球的老百姓中，也是属“牛”的。我这里说的牛，不是“当牛作马”的意思，而是“奶牛”意思：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国老百姓，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这十几年来的全部收入和积蓄，最后大部分都献给了不断上涨的房价，献给了我们亲爱的房地产公司，献给了我们可爱的房地产老板：现在在城市里的老百姓，工资涨得不多，甚至非常有限或基本没有涨，银行储蓄利息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就是这样，象中国银行等几家这样的国有大银行，还一个月按３０天来给老百姓计算利息，能少给老百姓一天利息就少给一天，省下来的，就是银行“赚”的利润。还不如那些股份制小银行呢。你让中国银行的员工自己一个月按３０天来拿工资看看？）不管你挣多少钱，都赶不上房价的上涨速度。

 

　　为什么？

 

　　按照我的观察，中国城市老百姓的工资的一年３６５天的涨幅，和城市里住房的１个平方米１个季度大约９０天的涨幅是基本一致的：一个北京白领一年的工资的增加幅度，一般是５％－１０％，而现在北京１个季度大约９０天的房价的涨幅，是５％－１０％。这样一想，房奴的压力就出来了：一家两口没有孩子住一套房子，建筑面积至少是５０平方米吧，一年四个季度，房价的涨幅岂不是相当于工资的４＊５０＝２００倍吗？所以，最后只能是一家三代一辈子的钱，一起来买一套房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股市，就成了普通老百姓的“救星”，一个买得起房的一个最大的希望：希望股市涨高点，老百姓通过炒股票能够把在银行里损失的利息补回来，能够把买房子的钱“炒”出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希望股市继续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只要股市涨，房价高一点，社会也还可以保持稳定。真正构成社会大问题的是，股市大跌，而房价继续飞涨。

 

　　２００７年８月９日，简写是０７０８０９，是一个很吉利的数字，但愿这个日子，是中国股市的一个新起点。

 

    昨天是２００７年８月８日，全国人民都在为距离２００８年８月８日北京奥运会的正式开幕倒计时一周年而欢庆。今天，我们在庆祝之余，来谈点现实的小问题：北京奥运会期间，飞机航班能否准点？

 

    飞机能否准点，从道理上来讲，是一件平常事，关系到的是平常的飞机乘客的事情，和北京奥运会好象并没有关系。不过呢，由于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年这两年北京首都机场的飞机航班，每到７月和８月，就经常性地出现误点，所以，这也就成了一个非常自然的担心：明年２００８年的７月和８月，北京的飞机航班，是不是能够准点？

 

    有朋友会嘲笑我多事，或者是杞人忧天：现在“算”明年的天气，算啥？神仙也没有本事可以“算”出来。也有朋友会说，明年北京首都机场的新机场就会建成投入使用了，条件设施大大不同了，所以根本不用担心，也不用来讨论。还有的人说，国家民航总局公布的飞机航班误点率，并不高啊。如果有误点，也是打雷、下雨闹的。

 

    不过，其实这些理由我也都知道，笔者我在这里想讨论的是首都机场的管理水平。飞机航班是一个机场管理的最重要和最主要的业务，也是最反映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的一个方面。从现在首都机场的服务来看，我们是完全有道理担心的。

现在北京的老百姓，在谈到北京首都机场，都有一个说法和形容：北京首都机场的每天早上七、八点钟，是北京市最拥挤和热闹的地方之一，可能仅次于地铁，一定比公共汽车站要人多拥挤。地上的人多，那代表什么？一定是天上的飞机多，飞机航班多。可以这么说，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临近，北京的飞机航班已经日益增多，多到了运用简单的管理改进手段，已经不能充分保证飞机准点起飞的时候了。所以北京老百姓抱怨说，飞机正点是不正常的，误点是正常的。

 

    当然，这是一句牢骚话。但牢骚背后有道理。

 

    如何改进？

 

    需要进行机场管理的流程优化。通过使用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等科学原理为基础的一些方法,通过优化某些关键节点，改进部分关键流程，从而提高合理性和科学性，从而提高效率。这里，除了纯粹的管理技术手段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改进对于机场飞行指挥塔台的人员的考核和激励，使这种个人的工作努力和提高机场航班准点率紧密结合起来。

 

    我听我的一个在机场飞行控制中心工作的朋友说，现在他们一上办，非常忙，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应该和著名大医院的著名专家出门诊时候的工作强度是有得一比。同时，我还有个在航空公司的朋友告诉我，现在各大航空公司都要经常和北京首都机场的工作人员搞交流活动，交流感情，建立友谊，这样，当飞机太多的时候，掌握着飞机起飞降落大权的机场工作人员，就会对这些航空公司更加友好些，飞机航班就能提高准点率。

 

    我们相信友好沟通的力量，但我们更期待流程优化的能量。

 

    明天是2007年8月8日，距离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的正式开幕，正好提前一周年。今天的文章，就来继续谈谈北京奥运会。

 

    从全世界和全人类的角度看，在最近的500年中，从公元1500年开始到现在，在亚洲大陆东部那片960万平方公里、人口从不到1亿发展到13亿、被称之为中国的古老大地上，先后经历了明朝、清朝、北洋政府、国民政府、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这5个大的历史阶段。在这5个历史阶段中，先后发生了明朝灭亡、清兵入关、收复新疆、收复台湾、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清朝派小留学生留美、中日甲午战争、被迫开埠通商、戊戌变法、割地赔款、终止科举考试、辛亥革命、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中国参与共同发起联合国、外蒙独立、新中国成立、因朝鲜战争（抗美援朝）而台湾孤悬海外、改革开放、恢复高考、重返奥运会、香港回归、加入WTO、TCL首开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等重大历史事件。

 

    对于全世界来说，大部分事件，都是中国内部自己的事情。其中大多数的政权更迭、内部革命、国土离归，对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是没有太多关系的；少数事件，例如抗日战争，香港回归，有关系的也只是个别和少数国家；而且，就事件的性质来讲，在全世界范围内，表现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和平发展、和平共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良好愿望的重大历史事件，比较少，很有限。

 

    在从1500年以后的最近500年的历史中，在纷繁众多的历史大事件中，还没有哪一件事情，可以和601年以前的郑和下西洋那样，表达出中国人对世界和平的愿望、对世界贸易的贡献、对世界文化交流的贡献。

 

    现在，北京奥运会来了！这是占世界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在过去的500年中，用全世界各个民族、各种肤色、各种语言的老百姓都能够看得懂、读得通的语言，来表达中国老百姓和中国政府“和平发展、和平共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一次重要努力和重大事件！

 

    人类的演变进化的历史，从来就是一部战争的历史，所以，人类对友好和平的追求从来就显得更为难得、更加珍稀，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这种全世界各民族的努力中，奥运会逐渐成为一种最被广泛接受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柏林墙两侧的德国人、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三八线南北的朝鲜人、战火纷纷中的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都在同一面五环旗帜下进入赛场，用自己的成绩和风格，来表达善意、相互学习、共同欢呼，建立友谊。人类也在一次又一次的奥运会中，不断发展，不断前进。

 

    601年以前的中国明朝的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人为主的一次和平大交流；602年以后的北京奥运会，同样也是中国人做东的世界人民的大联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北京奥运会和郑和下西洋，是同胞姐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回首500年，还真的没有哪一次重大事件，可以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一样，可以和郑和下西洋同样向世界人民表达中国人民的善意和友好，展示中国老百姓传统的好客和热情。

 

    尤其是，北京奥运会是在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中国GDP在全世界坐四望三、中国股市开始有点“世界蝴蝶效应”、中国国内建设和谐社会、国际推动和谐世界的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发生的一件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北京奥运会比郑和下西洋，更加难得，也更加引人瞩目、更加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

                                  赵民
                           2007-8-5  23:55PM
            北京奥运会，和郑和下西洋比，是后来居上，有过之无不及

 

“正略一品”系列之五：傻读书也能赚大钱

 

——莫天全赵民对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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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本次访谈的完整视频，请点击http://you.video.sina.com.cn/zhaomin

 

 

赵民：今天我们请搜房网的CEO莫天全莫老总来聊一聊。我知道你是广西人，是来自西部地区的老总。现在中国的企业中这应该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很多企业家在早期成长的过程中，都是来自于一些相对来说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但是最后做事业做得都很成功，而且做得都很大。对这种人生的经历有没有什么感受和体会？

 

莫天全：首先我很高兴参加你们搞的这个“正略一品”对话活动。我确实是从广西贵宁崇阳县走出来的，现在还保持每年都能够回去一次。

 

赵民：那里现在变化很大？

 

莫天全：对，变化很大。最近想做点事情，因为毕竟是从那儿出来的，有一种乡情的维系。而且那个地方的山水、资源确实还是相当不错的。你刚才说现在有一批企业家或者说创业者是来自西部地区，而且有些已经做得不错，我想我不认为有什么非常特别的原因。因为他们从西部来，所以他们成功？我觉得还不一定。

 

赵民：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比如说从小在那个地方生活的经历，和后来的成功有没有什么关系？

 

莫天全：我自己觉得好像并不是有必然的关系。如果你要真正去统计的话，看看现在中国的企业家，或者企业管理人，这些老总们的分布，我没有这个统计数据。跟地域性有没有关系这个事情还是很难说。但是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不管是从东部、西部、北部还是南部出来的人，应该还是有他们自己的一些风格的。就是因为出生地的关系，或者成长的过程，他们的地方还是给他们打上了烙印。比如西部出来的人，如果能够从相对欠发达的地区走到一个全中国的层面，说起来应当要相对困难一些，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相信从西部走出来的这些人，他们的经历相对会更加丰富一些。因为他们毕竟是从西部的经济欠发达状况起步，逐步发展起来，再达到经济高度发达的状况，阅历必然会更多一些。

 

赵民：很多人在初中、高中这段时间里，无论是个人的兴趣爱好还是其他方面的锻炼，对后来的经历都有一些帮助。我不知道你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这个阶段的生活，对你现在做的管理、创业有什么影响？

 

莫天全：可以这么说，针对我自己来说，整个学习过程是挺傻的。傻到什么程度呢？只会读书，只想办法把书读好，仅此而已。不管是小学那时候年纪小，还是到了中学以后，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那时候上中学就是为了想办法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到大学之后——我是在华南理工大学，在广州——我还稍微特殊一点。有两件事情我觉得挺有意义的：第一个是跳了一级，从二年级直接跳到四年级，三年我就毕业了；第二个是在华南理工的时候，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参加武术队，就是学散打。这两件事情，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是挺有意思的。

 

赵民：那你现在还练打拳吗？

 

莫天全：偶尔。

 

赵民：这个可能对你身体的强壮是有帮助的？

 

莫天全：我觉得当初练武术实际上也不是为了天天出去打架，或者成为拳击高手，并没有这么想。当时有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想法就是跟你刚才说的一样，这对身体有好处，强身健体，这是基本的；第二它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有用的方面，就是它能让你这个人成为赢家，能让你更加自信一点。我觉得这对锻炼人还是有用的，因为你要是有一些功底，而且还比较深的话，你就会觉得能处理很多事情，就不怕了，有一点自信的感觉。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这是我大学本科两件有意义的事情。

 

赵民：华南理工也是很好的学校。

 

莫天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