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小时前，中国女足以波澜壮阔、回肠荡气的3：2比分战胜丹麦队，赢得了女足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

  

    中国女足，让中国男人扬眉吐气！

 

    扬眉吐气的，是因为三个原因。
 
    第一、是因为中国女足全场始终采用的“进攻战略”。攻势足球，不仅看比赛的球迷看了过瘾，而且，相信运动员本人比赛起来更过瘾。中国球迷已经看惯了中国队在外国队的攻势足球下被动防守的场面了。但今天比赛中，中国女足如行云流水般的进攻，不仅让我们中国球迷现场体验了一把进攻的快乐，而且还让我们中国老百姓相信，原来身体条件相对比较差的中国人，不仅是可以打攻势足球的，而且更容易打赢。

 

    第二、是因为中国女足的峰回路转打破了中国球迷的“先赢后输宿命感”。当丹麦队第二次进球活生生地发生的时候，所有的中国观众都心里被一种沉甸甸的“先赢后输”的“宿命感”压得透不过气来，真是觉得足球场对不起中国人，老是让中国球迷在关键的时候失望。多少年来，多少次比赛来，中国失望和失落让中国球迷承受了太多的精神压力。但是，今天，宋晓丽在一分钟内的一记世界波，将中国男人的怨气，吐得干干净净！

 

    第三、是因为中国女足所赢的三个“世界波”的进球。中国队这次的三个进球，不仅在女子足球比赛中可以说是世界上高水准的，即使拿到男子足球比赛中来看，按照现场评论员的评论，也是非常难以防守的、也是属于世界上高水准的。一场比赛的赢，当然是好的，但如果这种赢球的水平还是“世界波”水准的话，那么就更加让观众沉醉于中。在世界杯上，面对小组赛中最强的对手，能够打出一个这种“世界波”的进球，已经让人高兴了；如果能打出两个这种“世界波”的进球，那就更加让球迷非常高兴了；而如果三个进球都是世界波的水准，那除了能说“运气来了，挡挡都挡不住”外，还能说的，就是我们的女足队员，就是有了这点儿本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晚上武汉赛场的现场球迷，是最幸运的球迷。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女足，真可以当中国男足的榜样。

 

“正略一品”系列之三 李山：我不炒股票

——李山赵民对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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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民：你以前是做投资银行的，会有一些判断人的标准。从我们这种角度来讲的话，从年轻人的发展来看，一般你看好哪些素质？

 

李山：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首先人品是第一条的，“德”绝对是第一条的。其实国内讲“德才兼备”，我觉得这个话是对的。当然这个“德”要看怎么定义了，因时代不同而不同，但是基本的一个是诚信，特别是市场经济下，很多东西基于合同、基于诚信，这个东西是很关键的。所以你生活中的一些小做法，可以让你在公司好好做事情。

 

赵民：就是商业道德。

 

李山：对，你说的很对。但也不完全是商业道德，稍微宽泛一点讲是职业道德。然后才是跟行业有关系。“才”有几个方面。一方面是你受的教育，面试的时候，可能有的人说李嘉诚也没有读过多少书也成功了，但是我这里招的是职业人才不是招创业家的，所以我还是很看重你的教育背景的。我还是比较喜欢中西合璧的背景，因为这个是跟行业有关系的。因为金融这个行业，现代金融还是向西方学来的东西，它包括很多基本的游戏规则、基本的一些说法，都是从西方英文翻过来的。所以我是希望他有比较好的英文，至少对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经济金融有所了解。但是光是这个东西是不够的，毕竟我们是在中国做市场，我认为人才是要跟我们公司的目标是要相关的。

 

赵民：一部电视剧叫《乔家大院》，当时他做生意的三句话，义信利。就是仁义是第一位，第二个就是诚信、信用，第三个才是利益。是不是说百年来这种标准，在现在市场当中也没有变化？

 

李山：这个义要看怎么定义了，义如果从道德角度上讲的话，在市场经济的地方是不可靠的。因为现实市场的话要给予活动，给予商业活动，当然这个活动要有相关的法制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话，你完全靠“义”这种东西，我觉得不是说人世间没有义的，但是这个东西很难复制。就是我们两个之间可能是有义的，然后第三个人可能就不一定，然后有一百个人、一千个人全都靠“义”组织起来的话，我觉得是很难的。就是我们肯定会多去进行“义”方面的教育，我希望每个人都讲“义”，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商业社会不能够基于这个东西。但是反过来说也不能基于利，你要想做一番事业是需要有理想的。

 

赵民：如果从读小学、中学、高中到出国留学和你现在做的中银国际，以及现在的投资业务来看的话。什么样的经历或者什么样的事情，对你现在无论是做中银国际还是做投资都是特别有用的？

 

李山：我还是觉得知识就是力量，我觉得读书还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到中银国际，到国企里面当一把手，而且这里面很复杂。这个我没有干过，但是最后干的还行，那为什么？我认为是从理论上对国企的一些本质的问题，特别是在业务中对金融的问题是有理解的。这个理解更多是间接经验不是直接经验，这个间接经验很大部分是书本上的经验。但是我发现在实际中，比如说公司的治理机制、公司的激励机制，这些东西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学来的，这个东西我发觉我去做改革的时候，也许比过年在国企里面工作的管理者——他们靠体会、经验——我可能看得比他更深刻，所以我做起来比他更果断、更大胆，结果见效更快。

 

赵民：也就是说经验的积累是缓慢的，不一定能够超过知识积累的东西？

 

李山：经验的积累不光是缓慢的，往往是片面的。比如说你今天可能凭直觉把一件事情做的很好，你可能以为这个东西都是对的。下一个情况变了，你没有本质的理解也会做错。相反这些东西从理论、从根本上理解的话，你就可以举一反三。

 

赵民：所以这是知识就是力量，还有什么方面你觉得读大学或者是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感受很深的？

 

李山：另外一个是做金融工作经历很重要，我毕竟在高盛等等做了很多，这个见识也是一种知识，但是这个不是书本上的东西，不是理论上的东西，是在实践的知识。这种见识就是跟我的专业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起码比我当时的同事见得多。

 

赵民：没有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

 

李山：所以这个见识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因为管理者是跟人打交道，不是说你明白就行，也不是说你能干就行，你要能带领一个团队去干，这种组织领导能力很重要。我有一点非常幸运，我在1984年成立清华经管学院时，当时朱镕基作第一任院长，我是第一任团委书记，当时我大概22岁，当时清华团组织书记都是老师，只有我一个人是学生做的。我后来回想起来，我在回国以前没有在国内任何地方工作过，但是清华的环境是培养人非常好的一个环境。这里面很多有思想政治工作、很多交流、说服，现在管理很多问题都在那里锻炼了。

 

赵民：你会发现这个NGO实质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领导力的地方。

 

李山：而且不光是这个，因为共青团受到的教育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教育，很正统的。包括对我们整个工作的环境，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的大政方针都会有比较好的理解。

 

赵民：这是1984年的时候？

 

李山：对。这种锻炼对我后来不光是回国干，我在高盛干也是一样的有用。我从麻省毕业以后一年半的时间，我做到了高盛一个部门的执行董事，这在美国人里面也没有这么快的。我觉得一个是我在麻省受的教育很好，当时我是麻省中国经济研究部的创始人，所以当时我对中国经济市场判断是最准的。这个主要是说麻省的培养好，清华的基本功也不错。但是另一方面，毕竟你是在一个大机构里面做事，要跟人打交道、跟客户打交道，我觉得当时我得到的训练是很好的。

 

赵民：换句话说就是你学生时代做一些学生社团的领导工作，对你今后事业的快速成长是有很大帮助的？

 

李山：非常有帮助。

 

赵民：那从帮助的角度来讲的话，是从一件事情一件事情逐步积累训练出来的，还是你自己摸索出来的？

 

李山：这个东西属于一种经验，但是也不完全。因为当时你每个星期都有团委议会，大家讨论很多的问题。然后有很多培训，组织学习，很多你可能会觉得有些具体的内容是跟现在没有什么关系了，可能有些方面思想还不够解放。但是毕竟它还是有一套理论的，有根基的。

 

赵民：有深厚沉淀的。

 

李山：对。

 

赵民：很多人回国或者很多人又转到新的公司、新的行业的话，他都是偶然的。但是也有一些人是跟自己少年时期、青年时期的理想是有关的，它是必然的。你觉得你发展的道路是偶然的多还是必然的多？

 

李山：看从什么时候说起了，当我从四川农村县城考到清华的时候，当然不知道我要做金融，那时候中国连股票市场都没有的。当时我自己选择了经济管理，这个父母也是不懂的。我从小学、中学一直是学生干部，好像是对管理的东西是有兴趣的。当时我更多是想做一个厂长，没想做个金融家，可能更多是想做一个企业家。但是随着到外面读书的见识，还有我充分理解邓小平讲的话，就是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所以从理论上我就有一种比较深刻的认识，或者这种理想是建立在我对世界看法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我觉得一个市场经济需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而这个配制里面金融是起到核心的作用，这是邓小平说的。如果你在这里面扮演角色了，你就可以对社会直接、间接的发挥比较大的作用。这是我的一种基于理论的规划。

 

赵民：当时也有目标向这个方向努力。

 

李山：当时也有一些偶然性。我刚到美国是在加州大学，我要在那当助教。因为那时候学费很贵，那时候中国很穷没有几个家里可以付的起学费的。我第一学期教学生，就是教企业公司财务原理，就是美国所有MBA的学生都有这本书。我当时很有意思，根本就不知道中国连股票市场都没有，我自己在那完全是照本宣科的跟那帮学生讲。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东西会成为我几乎到目前为止一生的职业。第二个学期我教的是会计，我在中国是学会计的，但是中国的会计跟美国的会计是完全不一样的。

 

赵民：特别是80年代的。

 

李山：对，80年代根本是两个不同的系统。我当时围绕着我要谋生，这个是偶然的，结果这些东西对我后来都是非常有用的。

 

赵民：那个时候你为了当助教为了挣钱，需要把课本深入、深刻的研究，才能教别人，而奠定了你的学术功底，可以这么说吗？

 

李山：那个谈不上学术，只是一些基本的知识。因为到后来我到麻省是念金融专业的博士  ，那个才是真正的学术。但是在后来实际工作里面最有用的是那些知识，我后来到麻省念的很深奥的东西倒好像没有直接的用处。

 

赵民：实际上就是说为了谋生而打下的知识功底，实际上是非常深厚的。

 

李山：是，但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

 

赵民：因为你要教别人，所以你要把这两门课仔细看，结果现在发现都是特有用的，这个是偶然的。

 

李山：对。

 

赵民：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呢。还有很多人说成功是可遇不可求，或者说做到一定程度以后，这个事情靠努力是没有办法的，只有靠运气，你怎么看？

 

李山：我觉得人生肯定是有很多机遇的，坦率的说我当时在四川农村，如果不碰上高考，我现在就是农民。

 

赵民：今年是高考三十周年。

 

李山：所以这个机遇可能是有的。而且大家也知道我当时回国，朱镕基总理邀请我回国，这也是机遇。他是我的老师，正好我从事的职业也是国家所需要的，这也是机遇。但是另一方面来说，肯定是努力很重要的，我觉得我挺努力的。不仅是读书，努力的意思不仅是简单的读书，包括你怎么样要求自己做什么样的人，你的理想怎么经过商海沉浮宦海，你还能保持自己的理想。这个是需要自己通过不断的，对自己各个方面去学习、升华、去坚定自己的一些东西，这是一种力量。我想这个话都是实话，你要说机遇总是垂青和等待有准备的头脑，我觉得这句话是对的。你说中国金融经济改革，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扮演一个比较有意义的角色的。我觉得我首先肯定是很幸运，再就是我也挺努力的。

 

赵民：你炒股票吗？

 

李山：挺有意思的，我不炒股票。

 

赵民：你不炒股票但是你是做金融的。

 

李山：对，我是做金融的，我不炒股票。

 

赵民：没有时间？

 

李山：一方面没有时间，一方面我也是避免利益冲突。因为我在中银国际做总裁，对股市的情况了解的比一般人多一些。

 

赵民：现在你可以炒了。

 

李山：现在是可以了，但是我是养成习惯了。

 

赵民：那你看着股市那么火，这么多人赚钱你也不眼红？

 

李山：首先坦率的说我对钱不是很在乎。

 

赵民：我发现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现在很多有钱人和成功人士都对钱不太在乎，但结果反而有很多钱。你对钱不太在乎，所以你不进股市？

 

李山：对。我也投资，我职业就是做投资的。我更感兴趣的是研究一个企业，研究一个企业家。然后我要看好这个企业和企业家，我就会把钱放在他身上，然后就可以做的很大。最好的例子就是当时做“搜房”，我很看好莫天全，我们两个一起走，这个公司现在也很成功了。这个过程当然也有很好的财务回报了，但是我觉得比起我去炒股票，那种感觉、那种成就感、那种满足感远远更高，所以我觉得我不喜欢做股市。

 

赵民：所以更喜欢做投资企业，研究企业？

 

李山：对。

 

赵民：那其实你可以到我们这来做顾问。

 

李山：我不是当顾问，是到你们那去学习的。

 

赵民：好，今天就到这里谢谢。

 

嘉宾简介：1963年出生于四川威远县，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士学位、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硕士学位和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进入纽约华尔街先后担任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外区衍生证券交易经理、美国高盛投资银行国际经济学家、研究部执行董事和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国家开发银行投资银行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美国雷曼兄弟公司中国业务董事总经理、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总裁。现任三山投资公司合伙人、清华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据媒体报道，今年的９月6日到9月8日，在大连举办“夏季达沃斯论坛”，而且我们的温总理还要参加。

 

    虽然“夏季达沃斯论坛”只是一个简称，但是，按照我的观察，“夏季达沃斯”不是一个好的简称，严格地来说，是错的，是误导，是媒体的美丽误读。

 

    为什么？

 

    第一、这次会议的正式名称，按照世界经济论坛自己公布的名字，是叫首届“从达沃斯到大连――新领军者年会”，这里，没有“夏季”一词。

 

    第二、今年的８月２８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公布这个消息的时候，也说了，这是一个世界最大的非官方组织举办的“首届从达沃斯到大连――新领军者年会”。依然没有“夏季”的说法。

 

    第三、大家看看这个论坛举办的时间：２００７年９月６日－８日。这是在哪个季节啊？是夏季吗？也不是，立秋已经过了，所以，在中国，只能说是“秋季”。

 

    第四、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论坛的名字：“从达沃斯到大连――新领军者年会”，重心在哪里？在“达沃斯”吗？不是。只要稍微学过中文、具有小学毕业语文水平的人，就可以知道，这句话的前面半句的重心是，“大连”。其实，世界经济组织，就是要用一个非常中文化的、中国一个城市的名字，来吸引全世界的潜在会议参加者报名参加。

 

    第五、“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母论坛”――被媒体简称为“达沃斯论坛”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虽然是在每年的一月举行，虽然举行的时候，会场所在地达沃斯小镇的季节都是冬季，但是，“达沃斯论坛”的简称前面，并没有“冬季”两个字。母论坛、大论坛没有用季节标明，你这个子论坛、小论坛，又何来季节？

 

    第六、如果细心的读者仔细看一下媒体的报道，看一下世界经济论坛组织和大连市政府的表述，哪一方都没有说，以后是不是永远在大连举行。下一次会议，在哪个城市举行，还不知道呢。所以，“夏季达沃斯”这个说法，是一个对大连非常不利、对世界经济论坛组织非常有利的提法和简称。世界经济论坛组织随时可以把这个年会从大连搬到其他城市，乃至搬出中国，搬到其他国家。笔者已经从各个途径听说了，很多中国大城市，都在争相“讨好”世界经济论坛，象招商引资一样，开出各种非常优厚的条件，争取主办下一届。一轮新的竞争，也许正在许多中国的大城市的市长中展开。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夏季达沃斯”这个简称的说法，可以说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简称，是一个对世界经济论坛而言，非常高明的“阳谋”。

 

    高明在哪里？就是没有把大连推出来。你大连好好做，就继续给你做；但你如果不好好做，下一届就不给你做了。你大连这次投入了很多资源来推“夏季达沃斯”，但是，明年的“夏季达沃斯”，还不一定是属于你大连的。

 

    大连市长，大连人民，大连的媒体，辽宁的媒体，如果想清楚了这一点，当初签协议的时候，或者现在就应该把宣传的简称，改叫为“大连全球论坛”，或叫“大连全球新领军者论坛”。这没有什么不可以和不合适的，因为，“夏季达沃斯”只是一个约定成俗的简称，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论坛全称。

 

    在全国人民暴炒股市和房市的时候，一个消息在媒体和网上流传：国家开始同意让老百姓的外汇直接投资中国境外的资本市场了，从天津滨海开发区开始，从香港股市开始。

 

    于是，很多有钱的老板，尤其是温州人，开始排队报名，争先恐后，准备去香港“收割香港股票市场”：香港股票，你等着吧，我们来了！

 

    这是一个让人高兴的消息，但是，我却要说一句不一定让大家高兴的话：到香港去，首先要降低赚钱的期望。

 

    这是一个和大陆股市有非常大差别的地方。打一个不太恰当但可以说明问题的比喻：如果说大陆股市是征地成本很低的农村，那么，香港股市就是拆迁成本高昂的城市；如果说大陆股市是城市管理一般、你可以找到很多地方随便大小便的城市，那么，香港股市就是市政管理很好、你乱吐一口痰也会被罚款的城市。

 

    第一个差别是，这个股市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股市，因为比较成熟，所以也就没有像2006年的大陆股市的暴利的机会。那里，也没有那些基金，可以骄傲地告诉你，去年一年他们的回报超过了50%，或者给你开出诸如“保证XX回报率”一类的条件。所以，对于大陆老百姓，如果你要准备去香港股市投资，你首先要降低赚钱的期望。

 

    第二个差别是，这是一个你很陌生的地方，一个你一生可能第一次来的地方。和你一起玩股市的，是一帮经过多次熊市和剧烈跌幅的股民。这些股民，他们就是“老鼠”，在每一个角落里用力趴着他们认为有价值的小坑，而且，只要稍微听到一点点风声，就溜得比风还快。而大陆来的股民呢，你是初出茅庐的小鼠只会跟着别的早来的老鼠、早起的猫玩捉迷藏的游戏。

 

    第三个差别是，这是一个和世界资本市场结合更加紧密的地方。中国的股市，虽然也越来越和国际资本市场接轨，和世界主要股市的波动遥相呼应，但是，相对于香港股市而言，中国股市还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毕竟中国的外汇还没有自由兑换，中国的债市还刚刚开始，中国的股票数量还非常有限，中国的上市公司的来源还都很单一（都来自大陆）这一切，都会因为你到了香港股市，而全部改变。现在，美国的次级贷款按揭危机对世界资本市场包括香港股市的影响，还不能完全看得清楚，也许这种影响是有限的，也许和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差不多，也许，要比1997年的还要厉害。谁能说得清楚，说得准确？

 

    中国的官员阶层从1998年以后，就经常出国考察，所以，政府和政府官员有非常丰富的国际旅行经验；2000年以后，中国老百姓也可以自由出国到部分国家旅游了，所以，一般老百姓的国际旅游经验也开始丰富了。但是，中国一般老百姓在香港股市的“自由旅行”的经验，不要说丰富，恐怕，只是听说过而已。

 

    所以，我们今后一定会听到很多在香港股市赚大钱乃至一夜暴富的故事，当然，一定还有更多的中国大陆股民说，香港股市的钱，还不如大陆好赚。
 

                                  赵民
                               2007-9-4  13:19PM
                 到一个新的地方开拓一片新的市场，总有人要付出代价

 

    媒体最近报道，我们国家的武警特警部队，最近出国参加反恐演习了。

 

    在三十年前，我们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现在非常时髦的词汇：“全球化”。但是，由于媒体的不断鼓吹，由于经济强势的大力推进，我们现在的很多人，都有一个印象：好像经济发展到今天，全球化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和规律了。

 

    我们虽然不能否认，由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现在的经济上的很多方面出现了“地球是平的”的现象，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全球化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是被动卷入的，所以，在主动权的争夺上，和那些发达国家竞争，是处于下风的。

 

    我们中国要想随着经济的发展，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医疗、教育等各个方面取得更多的主动权、获得对中国老百姓更大的利益的话，必须要有破解全球化的对策，也就是中国老百姓所说的“招数”。

 

    很多人举起了“本土化”的大旗，用“本土化”来应对“全球化”。这是一种善良的愿望，是可以用来在某些方面，例如旅游、餐饮等方面来应对的。但是，按照我的观察，如果站在更高的高度看，站在更广的范围看，这还不是最好的应对策略，更好的应对战略是，用“区域化”。

 

    这里所说的区域化，就是一个国家和周围地理环境上的相关利益群体的整体化、一体化，就是强调世界上不同地理位置的国家，有不同的集体利益。

 

    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区域化”跳出了“本土化”的民族感情的误区，跳出了“狭隘爱国主义”的误区，避免了被对立观点指责，被对立观点戴上为“闭关锁国”、“不开放”、“观念落后”、“没有现代观念”、“老观念”等大帽子。

 

    第二、“区域化”是历史上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如果我们放眼历史长河，看看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这话的含义，不就是说，世界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文明，全世界的文明，分为了四种类型，形成了四大部分。再往后，看看从公元1500年以后的世界历史，西班牙、葡萄牙的“两牙航海时代”，荷兰的黄金时代，当时，在中国是明朝的有“永乐大典”、“仁宣之治”和中兴宰相张居正的天下大治；法德兴起和英国的日不落时代，在中国是清朝的“康乾盛世”的130年。

 

    第三、“区域化”到现在，依然是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体育等格局的主要形式。不仅在地理上世界分为了几大洲，而且，轻到体育比赛，中到科技合作，重到军事和政治的同盟，世界依然是由各个地区的国家利益集团在维护秩序，当然也是在维护世界和平。

 

    看看我们国家在过去几年中在东盟10＋3贸易一体化上的积极推动和参与，看看我们国家现在也派军队和武装警察出国参加多国军事演习，可以认为，我们现在的国家，事实上已经在这么做了，只是，没有从理论上，系统地、清晰地、科学地进行全面阐述罢了。

                                  赵民
                         2007-9-3  10:58AM
         从北京到上海的MU5104航班9C座位上，目的地上海已经依稀可见

“正略一品”系列之二 王维嘉：创新的前提是必须自由

----王维嘉赵民对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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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民：我这是一个观点，一个人的成功是可以管理的，你现在有很多成功，背后是从小时候开始的，很多有意识、无意识积累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导致你最后的成功。

 

王维嘉：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运气了，我觉得随机性太大。当然你这个观点我想过，要说有道理肯定是有的。

 

赵民：运气是给有准备的人。

 

王维嘉：这个我同意。像我们这些人能做到今天这样的局面，肯定是与小时候很刻苦，有志向有关系。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不是很绝对。那你怎么解释，比如说黄光裕，他小时候管理自己了吗？看到没有，你想想他管理了吗？

 

赵民：我的观点是人生的整个成功是可以管理的，但并不是指小时候或者是中学以后，大学都是在自己管理。

 

王维嘉：什么是人生管理，就是可设计的是吧？

 

赵民：可设计的，有战略，管理的时候有实施。比如说大部分人，成功的最主要原因是干他喜欢的事情。

 

王维嘉：我从反方面说，不要都论证你的观点，也许不同意你的观点。

 

赵民：我的看法就是大部分人，社会的人是没有这个意识的，他觉得就是生活就是这样的，我的想法就是说，一个人一定要改变，你看很多人炒股票、挣钱，但是你要是对数据不敏感，心理素质又不好，就不能做这个事情。

 

王维嘉：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是要知道适合做什么，但是当你知道的时候，你已经晚了。小的时候就不知道。比如说我五年级的时候，我要做军事家、音乐家，我什么都想做。我相信我们这个圈子里面，至少大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企图心，有野心的，肯定都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这种东西有好处，但是如果不顾自己的特点和周围的情况去做的话，会比较痛苦。假如同样一个人，同样一个环境里，一个人非常有企图心，他肯定要比另外一个人要成功一点，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付出的多。因为我现在主要对孩子有一种思考，我觉得人生设计就像根雕一样，你不能晚挖起一个树根，雕成老虎。都雕成老虎，这样的话，你就把树根给毁了，挖出树根要反复的看，这个像头，像老虎的什么，像狮子，每一个都不一样，沿着它原来的纹路在修，这个根雕就是最好的。所以，我反对人生设计，就是说，每个人只要你足够的努力，你就能够达到目的，我觉得这个太机械化了，不够智慧我觉得。

 

赵民：你的意思就是说要因势利导？

 

王维嘉：对，人的成功一定是根雕，但是难就难在眼光，这个东西到底像什么，你觉得像猴子，但是雕了半天觉得其实不是那么对，所以一开始要看这个东西，对自己最有特点的，对于你的孩子很容易的。因为，是置身事外，对自己，就像佛家说贪，癫，痴，愚，慢，都在影响你的判断，你很难冷静的判断。特别说自己不好，这句话从内心里是说不出来了。所以，就看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样，自知之明最难，所以一定要到相当的年龄。到现在已经对功名利禄已经无所谓，你说我傻我就傻了，你说我笨就笨了。能做到这个份上的，你才能对自己了解。但是一个年轻人，不可能接受这样的说法。

 

赵民：换句话说要到40岁才行，四十而不惑吗？

 

王维嘉：对，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我是觉得五十。我看到周期的人，能够比较潇洒起来，能够放得下来的人，基本上都是45岁以上，开始往50岁走的人。20、30岁的人不能放，如果年轻人真是像我们这样的，什么都放了，像我们说董事长，交给别人做了，那就一事无成了。20、30岁就得拼命，所以不同年龄得干不同的事。所以说我觉得人生真是一个随着时间变化要变化的，一个人因时因利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很反对，只要看我们赵民的战略和实施，就能够达到目的，我觉得不对。

 

赵民：那您自己出国、后来回国也都是自己因势利导的？

 

王维嘉：我纯粹是感觉我从来没有设计过，我很羡慕我的周围有一些人，特别进入大公司的人，一进公司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因为我第一个工作就是大公司。人性都是一样的，比如说一进去需要找一个靠山，比如说某一个位置缺人任何一个位置缺人，都会有十个人来挤，因为是层级，那这十个人里面选谁不选谁，跟领导的好恶是有很大关系的。要有一个靠山就完全不一样，我就发现，我怎么就缺根弦，这些事都是从来不去想。所以，我就反感，我就离开了，就创业。我觉得这是天生大脑就不行，那个东西我不愿意研究，我愿意自己比较独立，有自主这些东西。所以说我的道路，我为什么创业是幸运的，没有什么设计。能完全静下来，听从心灵的呼唤就可以。但是，这个不等于放任，人一定要努力，有基本上进的要求，比如说我一定要做一个好学生，我一定要做一个好企业家，这是最基本的。人都是有惰性的，要克服惰性。但是，有些人，在他的人生价值系统里面，不值这么辛苦。对于他来讲，他天天操心企业，明天还有钱吗，他觉得付出太高了。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讲，也就是说我们压力承受能力比较强。就是感觉不一样，我掐你一下，和掐他一下，你觉得不怎么疼，这个人就疼得会跳起来，人的神经系统是不一样的。我最近看了很多关于幸福的书，什么叫幸福。我觉得和人的胜利有关系，和基因有关系，和你的环境，和你的家庭背景都有关系，所以我真的很信命，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做了，就是你能够和命一起，一起去奋斗而不是说去较劲，较劲一定是失败的。但是，你能够冥冥之中看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

 

赵民：那你是不是更看重努力过程中的幸福，过程幸福重要还是结果幸福重要，中国的老话说要“立言，立行，立德”。立言是比较容易的，但是立行就要做，现在讲领导干部应该怎么做才行，有规划。还有就是立德，这就不是一时的做，就像雷锋一样，要一辈子的做好事。看很多过程可能是痛苦的，但是结果是好的还有一类，很多人结果不好，但是这个过程挺不错，这是两种不同的成果，或者说幸福观不一样。

 

王维嘉：我觉得是这样的，结果肯定很重要，因为你做事的结果跟生命的意义有关系，没有结果的话，这个事儿做就没有意思了，结果肯定重要。但是过程必须是不能痛苦的。我觉得过程如果痛苦的话，这个事情做不好。比如说做企业，做企业当然有很多痛苦，但是整体来讲，你把它全部平衡起来，感觉还不错，很多事是我在中国第一个做了，这时候给你的回报就是好的。当然还有员工和部门打架，都是头疼的事。如果整体觉得都是痛苦的，是煎熬，说明你不适合这个事情。

 

赵民：有的人有这个想法，希望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有现实的制约，最典型的就是大学里读书，读的什么专业，很大程度上就是一辈子的事。比如说很多人读研究生，或者是第二学位，第一专业有垫底了，发现不好使。

 

王维嘉：为什么，就是因为家长让他读的。

 

赵民：在日常生活当中这种事情很多。小孩学习钢琴，有几个是自己愿意去学的，大部分都是家长逼着他们去学的。

 

王维嘉：我的大女儿她就特别不喜欢钢琴。但我们小女儿，确实喜欢弹，她对音乐的感受，就是她一弹起来就特别的高兴，学得也特别快，她也高兴，就让她弹了。所以说，我觉得人真的是放不下，为什么你孩子不喜欢弹钢琴，你还要让他弹呢？你想想是为什么，是为了家长的虚荣心，对孩子没有实质性的作用。

 

赵民：教养在里面。

 

王维嘉：什么叫教养？还可以有别的，他不喜欢弹钢琴还可以画画，是不是所有的东西琴棋书画都得会，现在中国有几个人会做古诗的。你还是在追潮流，追潮流就是虚荣心。

 

赵民：就跟现在留学生回国不能开车，很多人就不相信了。

 

王维嘉：开车不一样。比如说小孩不喜欢数学，或者不喜欢语文，那你得教他，因为它是基本谋生的。钢琴不是基本谋生的。

 

赵民：你还要分一分。

 

王维嘉：当然要分，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是最基本的。

 

赵民：就像网上那个作家韩寒，他的数学…。

 

王维嘉：我刚才指数学语文是基本功，你不能什么都不会。他数学不行，他语言很好。

 

赵民：你指的是语言。其实我认为大部分学英语的人都是没有天分。

 

王维嘉：我觉得英语是一个基本的技能，像电脑打字，不学打字行吗，不行，因为打字就是写字，你不会写字，就相当于文盲。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东西，每个人首先要独立，要有自己的人格尊严。如果喜欢就学好，快，不喜欢就学得慢。

 

赵民：你分得就不一样，你说钢琴不是，数学就是，到了韩寒就相反。

 

王维嘉：我没说数学是，我说数学或者是语文。

 

赵民：对。

 

王维嘉：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你总得会一个，比如说你数学不喜欢，语文我也不喜欢，电脑我也不喜欢，什么都不喜欢，那你就成废人了。所以说做家长，作为学校，就要发现孩子的特长。现在的问题就是，都要高考，考试，没有办法了。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教育体制又很难改，因为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办法。现在是解不开的。没有一个家长敢于说孩子不上学了，就自己在家教，将来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很少有这样的。

 

赵民：我最近看广州有手机可以在坐公交车的时候，当成刷车卡，是不是手机就可以改变，手机上面什么都有，可以学习，什么都可以。

 

王维嘉：电脑可以。

 

赵民：电脑感觉还是工作用的。它跟电视机不一样，电视机没有工作，除非是搞媒体的人。

 

王维嘉：我觉得手机变成那样还早，现在看不到。

 

赵民：你不认为现代的科技技术可以改？

 

王维嘉：我认为人的知识是大幅度增长，人的智力是没有变的，要测智商的话是没有变的，人的智慧应该是下降的。

 

赵民：为什么呢？

 

王维嘉：很简单，因为智慧需要融会贯通，现在的分工越来越细，智慧就不可能高了，所以说人的智慧，比老子和孔子肯定是下降的。现在中国社会能找出几个像老子这样的人，根本就没有，不是下降一点，是下降相当多。但是，智力，我觉得在3000年人类的演进过程当中，应该是很短的。因为人类有一百万年，所以，大的基因应该没有变化，细胞也没有变化，所以我们的智力应该是一样，也就是说孔子现在一觉醒来，可以和赵民执行公司做一样好。但是，知识肯定是增长的。

 

赵民：对，他不懂的我都懂了，但是懂了也没用。

 

王维嘉：但是，他一醒过来，你懂的他也能学。

 

赵民：所以，人类是退步的。

 

王维嘉：我觉得是退步的，总体来讲。整体肯定是进步的。我觉得智慧是退步了。

 

赵民：因为有了孔子和孟子，他们就发现了这些东西，我们就没有机会再发现，就跟汽车的发明创造，在美国，欧洲，都发完了，现在日本人做汽车做得好，是在利用上面。

 

王维嘉：现在社会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解决，人类还有很多疑问。就你刚才说的问题，幸福、成功，大家都解决不了，没有人有高屋建瓴的智慧。

 

赵民：但是我觉得像幸福和成功是哲学的东西，永远没有答案。就是因为它永远没有答案，才有意思，大家才要探索。因为有了答案以后，就没有积极性。所以，有先知，后面就是后来者，完了以后就是信徒了。是这样一种定位，如果是信徒，这个东西不好的话，可能延续了两百年，三百年就灭亡了。我的看法应该是被孔子、老子都发明完了，我就没有什么好发明的了。

 

王维嘉：还有很多简单的，你没有发现，我觉得发现和发明是不断的过程。没有人来投，谁能想到。其实很简单。所以，我觉得还是不断的发现。

 

赵民：但是哲学家、思想家大的问题现在都有，包括在德国的咨询界，最兴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包括波兰的数学发明的灿烂的时代，都是那个年代的。

 

王维嘉：是，也就是说中国是思想贫乏的年代。

 

赵民：思想都被发明完了。海边鹅卵石上面漂亮的都洗掉了。

 

王维嘉：人类历史才三千年都发明完了…。

 

赵民：我是有一个直觉，现在经常讲四川的三星堆文明、金沙文明，包括南美洲的玛雅文明，我认为生物有几百万年的历史，如果从鱼，从水里面的生物去看的话，有上亿年的历史。所以有了人类以后，我认为有可能整体毁灭过，再来一次。因为，你看我们有记载的，包括史诗和神话有上万年，我们中国文明五千年，埃及文明上百年。比如说我们第三次世界大战了，核武器大战，毁灭了，毁灭完以后，就没有生命了，我跟你说，可能一万年以后又有生命了。很简单，是有太阳照着呢，有水，再演进一遍。按照自然界演进的规律解释不通。最后你看这个问题又跟牛顿一样，就是上帝在说。但是，现在没有理由排除这种可能性，地球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高度发达的文明。这都是可能的，包括现在探测的火星，火星上面还有水，可能是没有文明。本身就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或者说这才是真正读书读多了以后才要想的问题。我觉得书读作了以后，连联想的养分土壤都没有了。

 

王维嘉：我觉得读书是破坏，我觉书读得越多，我每次到机场，书店的电视里放的全是台湾人培训的那些内容。谁要听那个能把公司办好，那就不要企业家了。我觉得人是这样，读书从年轻的时候读，读到一定程度，书每读完这些内容，都会对你的思想形成束缚。到了一定年龄，一定要把这些书都忘掉，书都是扯淡的东西忘掉，最后回到赤子之心。

 

赵民：精神上的裸体。

 

王维嘉：对，比如说，一开始一摊米，你要把它包起来，它不成形了，所以你必须把它包起来。你要塑造它，所以年轻的时候要包，要蒸，等成形了以后，一定要把皮剥掉，否则越活越圆。我觉得读书肯定是有用的，要不然大家读什么呢。包括我现在也在读书，但是现在就知道，第一你翻开这书你就知道这书有用没用，或者你喜欢不喜欢，第二，你会有选择性的读。就像你说的如果什么都不读，像小孩一生下来之后，你教他什么是黑，什么是白都不知道，那他不能谋生。所以，我觉得人生基本的矛盾就是谋生和自由。

 

赵民：人生的基本矛盾是谋生和自由。

 

王维嘉：对，就是这样。

 

赵民：你成了哲学家了。

 

王维嘉：对，要活着就要回答这个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像我们这些到了这个年龄的人，要争自由，不能再让任何东西束缚你了。

 

赵民：换句话说是不是就要有创新，要是没有这些束缚你的话，才能有创新。

 

王维嘉：那肯定是，创新是一个前提。创新必须是自由的结果。

 

赵民：创新的前提是必须自由。

 

王维嘉：是。

 

赵民：你这句话比较经典，从来没有人说过，人生的基本矛盾是谋生和自由，就是当你求生的问题解决了之后，就追求自由。

 

王维嘉：比如说像我们这些人，现在就不上班，不工作，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会满足的，为什么呢？我不能住什么样的房，不能开什么样的车，不能和朋友享受类似的生活。所以，人总是要往上走的。觉得自己钱不够，还得工作。实际上是想不开，要真正想开的话…

 

赵民：就跟出家，当和尚一样。

 

王维嘉：没有问题的，其实我挺反对出家的。一边带着企业还能一边休息，因为企业是特别让人烦燥的事情，让你能心情不安的。你能在这里面面对这些大的压力，你还能静下心来，你比和尚的道行高得多了。和尚吃喝自己不愁，别人供着，自己在那儿念经，那容易。

 

赵民：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基本上读书选择都是在漂移中，大学毕业以后，基本求生能力，不找工作，自己在家里工作，做一点动漫，做一点小玩意儿，卖给网站，挣钱了以后要花掉，再继续干，没有职业生涯设计。

 

王维嘉：我觉得挺好。至少他比我们这一代人要幸福得多。我是77届，我们当年选择了理科，我其实喜欢文科，所有的人对我报理科都很吃惊。我的哲学是非常好，但是那时候哲学是指马列主义。70年代的时候哪能学文科，全是扯淡。理科是有东西的，是数理化，就是谋生。现在小孩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选了，至少有一部分城里的孩子，你刚才说的都是城里的孩子，农村的孩子和我们当年一样，我哥哥为了我都不上学了，我爹妈为我砸锅卖铁了，我一定要选一个将来能挣钱的专业，还是不一样的。

 

赵民：所以说，有人说MBA读书的这些人都是进笼子。笼子还没进去，就赶紧想着挣钱，真正的富家子弟，和你说到精神境界自由的人，他们是不会想这些东西的，不会想去挣钱。

 

王维嘉：你看美国的富人，他认为理工是有毛病的人学，你看克林顿学什么，学的是历史的，学政治。你看我们留学生都学什么，学的都是理工，是劳力者。

 

赵民：这是有道理的，发达国家的读书人，也就是上层社会的家庭，不管总统还是像比尔盖茨，他们的孩子学的都是什么，看看巴菲特的孩子学什么，再看看我们这些人学什么。

 

王维嘉：你做过统计吗？

 

赵民：没有。现在的领导人子女，基本上是没有不出国读书的。这是基本的事实。毛主席那个时候，领导人子女都当兵，下工厂。周恩来他的侄女就在内蒙插队。

 

王维嘉：周恩来的人品是没得说的。

 

赵民：朱德也是，董必武…。

 

王维嘉：这是少数，绝大多数都是当小兵。

 

赵民：到军队里面的中将、少将，他们的孩子就不一样了。这是两种不同的层次。

 

王维嘉：我从来不相信自我约束，或者是什么人格修养，像周恩这样的是极少数的。统计上是属于坏数据。

 

赵民：有道理。这是个案。

 

王维嘉：绝对是个案，你可以做一个调查，这是极少数的。

 

赵民：好，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您！

 

附：嘉宾简介：

王维嘉和他所创立的美通公司在全球第一个提出并开创了无线互联产业，并将个人移动信息服务的革命性技术和产品带给了全世界。同时美通掌门网也成为国内最早，至今最成功的专门为无线互联接入和电子商务提供无线应用技术全面解决方案的无线网站。　　1984年获硕士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专业硕士学位，1985年赴美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系攻读博士，1987年毕业获博士学位。之后，先后就职于美国太平洋贝尔公司、蜂窝数据公司、英特威尔公司。1994年在硅谷创建美国通用无线通信有限公司，并任总经理至今。
　　

 

 

    随便问任何一个18岁以上，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中国人一个问题：中国最著名的大学是谁？可能有人会说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等，但是，我相信，被提到得最多的，一定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再问你一个问题：北京大学的历史上，最著名的校长，是谁？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马寅初，丁石孙，等等，但是一定会有很多很多人说，是蔡元培。

 

    对了，蔡元培是北京大学历史上最有名望的校长之一，也是对北京大学影响最大的一个校长。

 

    北京大学之所以有今天，是由于北京大学在中国的历史上，在中国的社会中，有着唯一的独特作用。这种独特的作用，是和北京大学学生参与推动了“五四运动”这一中国近代史上的伟大爱国运动分不开的。而之所以北京大学和这样一个伟大的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和北京大学的独特的“兼容并包”价值观和文化分不开的。

 

    而蔡元培老先生，正是奠定了这一“北大文化”的最初的主要奠基人。
　
    但是，如果我们查一查蔡元培的个人简历，我们就会看到：这是一个老同盟会会员；他为了推翻清政府，刺杀清朝大臣，自学化学，自制炸弹；辛亥革命成功以后，他当过实业总长；除了出任过北京大学校长之外，后来又一手创办了南京故宫博物院。他还干了很多其他好事，但是，你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他当选学部委员，或者，他是一个院士（当然，在1949年以前，学术权威的名字不是叫学部委员）。总之，他是一个被后人称为“教育家”的大学校长，而不是一个当时的某个方面的学术权威。

 

    继续问你一个问题：清华大学的历史上，最著名的校长，是谁？不同的人也同样会有不同的回答：蒋南翔啦，等等，但是，一定会有很多的人说，是梅贻琦。

 

    对的，梅贻琦一生办了两个清华：北京的清华，和台湾的清华。他是清华大学历史上，对清华大学影响最大的校长之一。大陆的很多40岁以下的年轻人不知道他，是因为这个梅贻琦1949年以后，跟着蒋介石跑到了台湾。政治上，不正确也。

 

    北京的清华大学在梅贻琦的手中，不重学历重学识，破格用人，而且事实证明很多破格所用之人均是大师级的学术大家。在他手里，北京的清华大学迅速崛起，加上其他各种原因，清华大学最终成为中国学术上第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也是世界上各个大学同行最为认可教育质量的中国大学之一。

 

    1952年他在台湾又办清华，从几个人开始，在短短的几年内，就使台湾的清华大学初具规模，在十几年后，就成为有相当影响力和美誉度的在台湾和亚洲领先的大学。当然，话说回来，这过程中功劳也不全是他一个人的，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背景。

 

    但是，同样地，如果我们查一查梅贻琦的个人简历，我们就会发现，虽然他是个化学博士，但他一生查得到的、留下来的论文只有两篇，他本人在学术上，既不是学部委员、也不是院士，当然更不是化学界的学术权威。他同样是一个被后人称为“教育家”的大学校长。

 

    我在这里举这两所最著名大学的两位最有贡献、最有影响力的大学校长作例子，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在一个组织中，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对于一个大学教授，他（她）的评价标准是专业的学术水平，是学部委员、院士、博士学位点，但是，对于一个大学校长，他（她）的评价标准，就不是学术水平，就不是学部委员、院士，而是对大学教育的战略眼光、对人类知识发展的战略水平、对管理一群有很高学历但又很有个性的大学教授的管理水平、对如何找钱、对如何引进顶级教授的办法，这才是一个大学校长的真正“岗位绩效说明书”的内容。

 

    今天，在进入新的一个世纪的时候，在大学教授越来越多、越来越年轻的大背景下，我们的大学校长，当然不可能再是一个没有获得博士学位、没有教授职称的普通人。但是，如果回过头来看看蔡元培和梅贻琦的故事，我们就能够知道，在提倡“中国创造”、“创新中国”的大时代背景下，一个知识型的组织，一个知识型组织的领导人，应该看的，是他的什么能力。

                                  赵民
                               2007-8-30  13:16PM
        　             于北京到河南古都安阳的火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