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月4日至9月25日，《新周刊》与零点调查公司走访了857个京津人，年龄从18至60岁；有小学学历，也有博士研究生；月收入从1000元到10000元以上。大部分北京人和天津人仍然固守着本城生活，对未来两城关系持观望态度，相比之下，天津人对未来发展更加期待。

文/胡斐  调查/北京零点指标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在北京和天津都有生活经验的意大利建筑学教授罗杰威把北京与附近城市的关系与米兰相比：“米兰是一个省，不只是一座城市的概念。可是米兰市本身辐射力太强，很长时间内越扩越大，把周围的一些小城市都吸收了，变成‘大米兰’概念。”他觉得，北京和天津的关系，如果像米兰一样，一个被另一个吸收掉，说不定会比现在的状况好。而天津近代史博物馆创始人刘航鹰则直截了当指出：“北京应该自己当华盛顿，让天津当纽约。”
    北京人和天津人自己对此怎么看呢？或者说，在潜移默化中，他们是否有把距离不远的对方城市纳入到自己的生活方式里去？《新周刊》与零点调查公司联合对北京和天津两地市民进行抽样调查，旨在了解京津人眼中的新京津。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京津城际高铁开通之后，照理两座城市之间的联系将会更紧密，互相之间的往来会更频繁。目前可以看到，虽然普通火车和私家车还是两地居民往返的主要交通工具，但高铁开通以来几个月，已有16.1%的北京人和20.5%的天津人选择它作为出行工具。这或许对京津人固守本土、不往外跑的问题相应有所改善。
天津的刘航鹰认为天津人是“有口凉水喝也不愿意往外跑”的类型，而北京人也有“天子脚下一等公民”的优越感，死守着皇城根儿不愿挪窝的。两座直辖市距离仅137公里，如果从天津外环到北京东四环，为122公里。有65.6%的北京人和57.2%的天津人隔几年才会去对方城市一次，每周跑一趟的仅占1.6%和0.7%。我们调查的对象中，年龄段以26岁—45岁居多，31.9%的北京人在36岁—45岁，属于步入生活稳定期的中年人，而天津人中26—35岁的调查对象有33.5%，显然属于不愿意往外跑的年轻族群，近半数天津受访对象的月收入在1001—3000元，有37.9%的天津人认为天津会成为未来的国际化大都市，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们处于留守观望阶段，等待天津即将到来的飞黄腾达。
    北京人觉得北京什么都有了，天津人觉得自己也不缺啥，没有特别的理由，干嘛非要来回折腾呢？他们理想化的模式是“生活在北京，去天津放松游玩”（84.6%的北京人），“生活在天津，去北京购物、看戏、泡吧”（36.4%的天津人）。值得注意的是，有19.8%的天津人对此感到“说不清”，显然对京津一体化带来的生活改变，天津人一边觉得似乎不错，一边又极其犹豫，目前状态迷惘。
    在未来10年里，大部分北京人（71.2%）和过半数天津人（57.7%）不会去对方的城市工作。85.9%的北京人和63.8%的天津人还是愿意生活在自己的城市。有意思的是，如果选项里有“说不清”这一选择，通常都会有几十名天津人会选这个，而这个比例在北京人中则小很多。

北京是太阳，天津是月亮

    到天津去结婚的北京人越来越多了，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但仔细看来，结婚仪式涵盖了日常消费的很多层面，旅游、租车、食品、摄影、娱乐、房产……在天津物价普遍比北京低的情况下，嗅到廉价气味的北京人打起了“去天津结婚”的主意。有媒体算了一笔账：天津清真老字号鸿起顺饭店的婚宴价格最低是每桌880元，而北京的清真老字号鸿宾楼最低每桌999元；天津运河渔村包桌的价格是从580元、680元到880元不等。北京目前的婚宴平均价格是每桌1000元到1200元，而天津婚宴的价格最多比北京便宜一半，平均价格为每桌600至800元。目前天津的婚纱照价格为5000元至6000元；北京婚纱照的实际花费为7000元至8000元。天津的婚庆主持人一场价格在千元左右，质量过关，着实价廉物美。
    在我们的调查中，“天津最应该给北京提供什么”的看法上，北京人和天津人主体上都认为“低物价、低成本”是最主要的因素，分别占31.9%和25.9%。我们在这两个城市的调查总人数为北京448人，天津409人，在这个选项下，两个城市的人数都超过了100人。而在北京人眼里，天津能够提供的休闲场所也较多，有115人选择了这一项，占25.7%。相反的，在“北京最应该给天津提供什么”的选项里，“政策帮助”占主体，分别为32.6%和34.5%。
    在天津吸引北京的有三个去处——南市食品街每年吸引游客近500万人次，这其中北京游客占到了五成；在北塘和渔民一起撒网捕鱼的外地游客每年有近500万，其中北京游客占了大多数；去古文化街的天后宫烧香、买泥人张、买风筝魏、买杨柳青年画的北京人每年也有160万人次。我们的调查也印证，51.8%的北京人去天津的目的是旅游，天津人去北京的是54.3%，另有接近半数（47.5%）的北京人爱去天津逛街、购物，天津人则更多是去北京探亲访友（35.5%）。从这一点上来看，天津有点儿像是“北京后花园”的感觉。在“天津与北京当前关系”的调查里，有36.4%的天津人认为“北京是太阳，天津是月亮，附属关系”，占首位。
    事实上，天津根本不甘于此。有66.5%的天津人希望未来两城的关系能够是“兄弟城市，并肩发展”，33.5%的人希望天津能有机会举办世博会等大型博览会。不少人希望天津在经济实力方面有所提升，这样才能加重京津双城中天津的分量，因此在“天津在哪些方面有所提升”这一项上，有144人毫不犹豫地选择“跨国企业在天津设立中国区总部”，其他诸如“国际时尚元素”、“国际顶级赛事”、“重量级文化演出”都不如这一项来得深入人心。
    天津人的焦虑应该会在未来几年中得以改善，虽然对政策偏向一直耿耿于怀，认为这是天津如今在直辖市中垫底，发展甚至不如一些省会城市的最关键原因（36.4%），但对于京津一体化当中的障碍，政策已经全然不成为问题，选项仅有1%，反而“两地目前发展不平衡”才是天津人眼里最大的问题。在北京人眼里，甚至没有一个人认为政策上会产生任何阻碍作用，大家都明白，东风已向渤海湾吹来了。

肖像史:面貌与精神

肖像摄影成为中国人在二十世纪的最重要的政治和公众文化的一部分。从人类学角度说，肖像的谱系也是民族志，集体的灵象。

文/朱其
　　
摄影在19世纪晚期传入中国，肖像摄影一直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从晚清的官员肖像，《良友》封面的名媛摄影、斯诺拍的戴八角帽的毛泽东，一直到1949年以后的工农兵半身像、劳模照、领袖标准照，以及今天各种时尚杂志的美女、明星和企业家的头像，几乎成为中国人在20世纪的最重要的政治和公众文化的一部分。
从一个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肖像照上，可以看出一个人几经沉浮的精神史。中国过去一百年的肖像摄影史，同样可以反映出中国人经历了多么大的人性折磨，而其中的黄金岁月居然很少。从人类学角度说，肖像的谱系也是民族志，集体的灵象。
中国传统历来是重视肖像的，尤其是中国传统的面相学，能从脸上读解出所有已经历过、现在的以及将要来临的富贵气和不祥的征兆。在摄影术未传入中国之前，肖像主要是采取绘画的形式，遗存至今的肖像主要是来自上层社会的帝王将相、后宫贵妃以及著名文人。他们穿着官服或长衫，王侯必须气势威严而又庄重，王侯的女人必须端庄高贵，文人则要儒雅。中国的肖像画传统并不是按写实来描绘，而是按照吉祥的脸部特征来加以美化。
随着晚清摄影术的传入，英国旅行家、摄影家约翰·汤姆森在1862年至1872年间曾经来到中国，并为中国人拍摄了不少肖像。他后来在传记中记录了在肖像观念上与中国人的文化冲突。由汤姆森所拍摄的清朝上层官员不喜欢欧洲人使用油画的阴影方式来表现脸部的立体感和光线的美感，中国人觉得脸上有光源打上来的阴影是不吉利的征兆。这使得晚清的很多官员肖像都是泛白的高光照。
中国人在晚清时期的肖像摄影大部分都是面无表情、神情严肃甚至木讷的，无论是上层官员还是底层百姓。晚清也是西方旅行家和摄影家首次大批涌入中国的时期，他们将这些中国人缺乏人性活力的肖像照带回欧洲出版和发表，无疑影响了欧洲人日后对中国人的形象的看法，比如憨厚、严肃、中规中矩。
民国是中国肖像摄影的黄金时期，在学术上可能只要用“民国摄影”一词就可以涵盖整个民国时期的文化美学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民国的肖像摄影又是民国摄影的一个最风情万种的品类，可能直到今天都很难再越过那个时期肖像摄影中的人性魅力和社会风情。民国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肖像摄影为“名媛摄影”和“精英合影”，《良友》画报除了抗战时期和个别特刊外，在二十多年间几乎每期都使用一张“名媛”肖像照作封面。一开始使用电影明星像胡蝶、周璇，后来使用了并非明星但气质优雅的“名媛”。
民国的“名媛”主要指大户世家或书香门第出身的女儿，她可能不像电影明星很有名，只是一个大学老师、记者或者大公司职员，甚至待字闺阁，但气质不凡。“名媛”的肖像一般风情绰约而优雅动人，《色·戒》的原型郑萍如也曾经上过一期封面，她的父亲是于佑任的秘书。所谓出身大户世家的概念在民国并不是指当时的大资本家，而是主要指清末的遗老贵族和文人世家，民国社会之所以会有“名媛”群体，在于有一个自诩为贵族和文化嫡传的晚清以来的末世群体，他们不仅嫡传国学和琴棋书画，还开风气之先接受西方最新的文化。尽管他们不再是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的主导阶层，但还是拥有中上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上的社会影响。
“名媛摄影”的早期代表当然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贵妃婉容。婉容在紫禁城、天津和长春拍摄了大量的半身肖像照，她气质清纯、美丽优雅，琴棋书画无一不晓，甚至英语也非常好。她的气质集古代的典雅和现代的时髦于一身，丝毫不输给后来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只是最终红颜薄命。“名媛”肖像的眼神都是顾盼流连，富有韵味，有一种柔和的女人味和内敛的性感。这种性感是现在时尚杂志中找不到的。
胡蝶、周璇等人虽然不是出身名门世家，但其气质也接近“名媛”，这可能由于电影当时还是一个比较高层的圈子，像黎民伟这样的电影老板是跟随过国父孙中山的，一些导演像孙喻、费默都是美国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上海电影界在上世纪30年代也是一个左翼成为主流的先进文化群体的聚集地，这都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女明星具有现代都市新文化和新女性的气质。今天的电影女明星的气质大都太风尘和江湖，跟民国女明星差得太远，这可能跟电影圈的男人素质有关。
民国时期的肖像摄影另一大高峰是“精英合影”。尽管集体合影之风晚清就已开始，这符合中国人的个人对集体的归属感的传统，与集体同在的文化根性。但民国时期的“精英合影”更令人叹服，从蔡元培胡适的自由派文人、黄宾虹的文人画群体，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共产党群体，甚至黄金荣杜月笙的帮会群体。民国“精英合影”的一大特色是站位成散状，比如在一个花园假山石背景前，有的人站在假山上，有的人站在水边，前后左右站得自由散漫，每个人姿势各不相同，跟解放后的单位合影那种严密的一排排秩序化的排列明显有别，解放后这种纪律性很强的合影在晚清政府的合影中出现过，比如福建水师学堂的合影，留美幼童的合影，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民国时期的精英文人以自由民主、大义救国为己任，那是一个标榜个性、破除旧文化的年代。“精英合影”的魅力不仅在于散状站位的自由派文人和革命者的相处状态，还主要体现在那些人的人性魅力，那个时期的文化和政治精英还没有像1949年以后背负着意识形态的沉重约束，他们身上一半还处在传统之中，有一种儒家或使命的自律性在内心，并且文人、名媛、精英的脸上都有一种气定神闲的沉着和满足感。有意思的是，民国时期的帮会领袖像黄金荣的肖像看上去也是气定神闲，章法有度，颇有文人气息，这也不是现在的黑社会老大所能相比。
我最近发现一张上世纪30年代上海美专董事会成员的合影，照片上除了有海上画家刘海粟之外，居然还有黄金荣、杜月笙、喻洽卿等上海三大亨，以及民国教育之父蔡元培，那张照片还有黄金荣的毛笔字题签，黄金荣还居然有一手好书法。民国时期精英群体流行在肖像照上题签赠言作为礼物的时尚，甚至像少帅张学良都有这种嗜好。个人的肖像摄影经过名摄影师和照相馆的拍摄，精心洗印装裱后，用毛笔在照片上题写赠我友某某，不失为将中国传统和摄影时尚结合的一种新文化。
民国时期还有两大肖像摄影不能遗忘：一个是革命者摄影，二是人类学少数民族摄影。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的社会和阶级冲突达到顶点，国际范围的反殖民地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尤其是在1927年国民党“清党”运动后，直接影响和导致了中国主要知识分子的左倾化，以暴力革命为主体的共产主义运动兴起。从各地的革命起义一直到红军长征，尽管上海、广州等当时的大城市都在传说神秘的红军，但没有多少人见过毛泽东及其战友的革命者尊容。第一个向外界发送红军高级将领的肖像的应该是美国人斯诺，他给毛泽东拍摄的戴八角帽的照片随着《西行漫记》的发行迅速传遍上海白区和世界。这张肖像的意义在于打破了外界对于毛的红军是土匪的想象，毛在这张照片上体现出一种混合的现代中国的革命者的气质，从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到很多信息：革命者、流亡者、知识分子、波西米亚精神。也许还带有点江湖气。这张照片实际上正式使毛的肖像变成中国革命的正统“符号”，在西方世界获得承认和欣赏。
民国的人类学民族摄影的开创者首推当时的上海青年庄学本，他几乎一个人单枪匹马深入四川西康，拍摄了大量人类学民族摄影。庄学本镜头中的西康藏民像是一群天堂的来客，生命从容，神态自如，并显示出一种肖像和解剖上的高贵的人种特质。庄学本的摄影技术可以跟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杰出的人类学摄影师媲美，但是1949年之后，庄学本的摄影一直被淹没和忽视。近十年才重现光芒。
1949年之后，几乎所有世家贵族都被打倒，取而代之的只有工农兵学商等劳动者和干部两种主流角色，大家拍肖像照都是穿着中山装或白衬衫，都是劳动阶级的朴实的笑容，都是一样的群众气质。文革期间的肖像则都是一副红卫兵、工人造反派的打扮，仿佛又回到了晚清穿马褂留辫子的时代。民国时期的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社会风情荡然无存。
摄影史不得不承认一种矛盾的历史现实，民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民国，一个是摄影中的民国，另一个是现实的民国。摄影中的民国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是反映中产阶级、精英阶层、新文人、名媛、末代世家的充满文化底蕴和富足风情的社会生活，从照片上看就像一个欧洲社会的中国版。而现实中的民国却还存在着镜头之外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底层民众。正因为这样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形态，才导致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兴起。才导致革命的洪流不仅推倒了政治和资本的不平等，甚至还将民国掌握文化血统的中上阶级一棍子打倒，造成中国至今还达不到文化和时尚曾经在民国达到的高度、底蕴和灵魂。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肖像摄影又开始出现本能的复苏。比如大家开始穿不同颜色的毛衣，女孩喜欢用一个手指点自己的脸颊，这很像大家现在做出的V字手势，好像不做这个动作就显得不时尚。到80年代肖像摄影开始多元化。80年代流行作家、电影演员和学者的风格，90年代以来则流行模特、美女、明星的肖像模仿，中国明星学好莱坞、港台和韩日，普通年轻人则学时尚杂志的明星形象。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成功企业家和高级白领的肖像摄影也开始模仿明星摄影。
上世纪70年代肖像摄影的一个奇迹出现在香港。香港青年蒙敏生是一个左派，崇拜毛泽东和文革，他发明了一种“摄影宣传画”，让香港女性扮演成各种大陆文革和革命人民的各种宣传艺术姿态，这种方式几乎相当于近二十年观念摄影中的“表演摄影”，而蒙敏生此举几乎比西方的安迪·沃霍尔的装扮摄影还要早几年，比大陆当代摄影中的“摆拍”则要早二十年。他将肖像摄影带入了观念艺术的范畴，但他也几乎像庄学本一样被埋没了数十年，直到现在才被认识到他的前瞻性。
与民国时期相比，今天的肖像摄影时尚中的每一个人都显得底气不足和浮于表面，甚至还比不上民国时期的黑社会老大那样的气定神闲，内心章法有度。从1949年到文革前后，中国进入了一个人人自危的时期，不仅要背负起意识形态的紧箍咒，还要彻底抛弃任何可能的人性享受。这种状况的心理惯性可能现在还没有彻底消除，尤其是现在的中国再度处在新的十字路口，正在进入一个无规则游戏和浮躁的时期。即使是经济领域的成功者，似乎也做不到气定神闲，自律自足，各种不确定性随时可能倾泻而来。这使得今天中国的肖像摄影是一个人人模仿明星的公众表情，缺乏真实流露的人性。这种肖像特征在很多企业家名人摄影中可以体现。
每一个时代的肖像摄影也反映了国运盛衰和社会起伏，近些年随着中国的大国崛起，尤其是在中国的大中城市逐步产生了中产阶层人群，这个群体尤其是80后一代的肖像照在网络、时尚杂志等媒体上，体现出一种发达国家白领和年轻人的气质，比如女孩纯净、皮肤好，表情松弛，充满自信。但从肖像照也可以看出流行文化的影响，比如男孩女孩的气质颇接近日剧、韩剧中的时尚气质，从脸相学说这是观看对气质的影响。随着中国新文化一定会在未来自成一体的出现，相信中国人的肖像气质一定会有中国自己的文化新形象。

六张全家福 看见幸福

家与庭联，庭与宅联，大宅子就是大家庭。大宅子拆了，大家庭勉强撑着。一张全家福就是一份档案，同样记录了中国人的精神史。

文/肖锋

现在中国人照全家福的时候越来越少了。
过去，照相机是稀罕物，要照张全家福，必穿戴整齐一同前往照相馆完成这个仪式。照得好不好，全凭照相师傅的手艺和情绪。现在，照相机普及，手机上都挂照相功能，我们却懒得照全家福了。
原因何在？因为“全家”解体了，“全家”概念正在淡去。全家又与宅子相关联。在中国，家与庭是联用的。宅子都没了，全家之毛焉附？当今城里的房子只能称为公寓，不能称为宅。因为你不知道明年这里住的是什么人。

做人要身心合一，住宅要与祖宗相守

先从客家门联说起。
到客家人聚集区，第一印象是门牌，比如淮阳第江氏，柱史第李氏，爱莲第周氏。老子生前为史官，故李氏后人以柱史铭之。周敦颐酷爱莲花，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流传后世，故周氏后人以爱莲昭示。而淮阳第呢，本是贺州客家围屋的门牌，屋主江氏祖籍河南淮阳，宋代迁来，兴盛之时，方圆五里皆江氏雇工和丫环，堪称一代乡绅。
第二印象是祖宗牌位，大堂正方上书“某氏堂中历代宗亲昭穆考妣之神位”，或简化为“供奉宗亲三代之位”。在客家，每逢开年或清明，祀天、祭孔、拜祖，三者为最隆重典礼。
第三印象是祠堂。建祠堂修家谱祭祀祖宗曾被中国的不孝子孙当作封建迷信活动予以取消，唯客家人保留。比之韩日的继续提倡、保护和发扬，中国人是忘本了。中秋、端午和春节一直是韩国的三大节日，也是祭祖的日子。中国人清明、中秋放假，2008年始恢复。文革时，没收祠堂，焚烧神牌，抗战胜利六十年，许多抗日老兵的牌位都无处寻觅！忘祖的人怎么会有未来？
客家人有根，仍保留中土旧俗。好在传统慢慢回来。每年清明，祭祖游车河；每逢冬至，北方包饺子，南方烧大鹅。不只为了吃，集体仪式也很重要。
做人要身心合一。老宅子与祖先合一，每年祭拜时获取安慰和力量。频繁变故与流动，让中国人与宅、祖宗渐行渐远，大有魂不守舍的趋向。

中国人从家到国，中间没有社会

中国人没有宗教，家就是中国人的宗教。家-国，国-家，家国一体。“修齐治平”，直接从家到国，没有中间。中间是什么？是社会。“社会”一词，都是日译而来。直到引入法国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社会”才有了现代意义的核心：契约。中国人讲公关，非公关也，是私关，即拉关系。
家，按社会学家的说法是社会的最小细胞，社会和谐稳定最下面的基石。家是一个感情的港湾，一个灵魂的栖息地，一个精神的乐园。家就是你和你家人在一起的情感的全部，而房屋等物质全部可称为“庭”。正确地理解这种关系，不会迷失方向，不会只去追求“庭”而不去追求“家”。
家庭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这个“家”字可以说最能伸缩自如了。费孝通曾说，“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伯叔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真是无不可成一家。
爱是家的附属品。爱是分层次、讲差序的。如同儒家经典推崇的“修齐治平”，少一环都不可。从爱自己、爱家庭、爱社会、爱国家到爱世界，循序渐进。“爱自己”是基础，如果一个人不爱自己，什么爱都不要谈。“爱家庭”，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的文明程度折射出社会的文明程度。家不稳，国安在？“爱社会”，倡导遵循公共空间的人际秩序，倡导人与人之间的互利互爱，倡导积极参与社会组织的公益精神。然后才是“爱国家”、“爱人类”、“爱世界”。
费孝通《乡土中国》中的差序格局，每个人都是以己为核心，像波纹般向外差序推进，亲疏关系递减。林语堂《中国人》中的家，甚至可以“为了家，可以亡党；为了党，可以亡国。”

“全家”给人安全感，是中国人真正的保险公司

中国人只有在家中，才活泼、亲和、真实而安全。面对社会时，是木讷呆板的。就像民国时期的影像，中国人大多是面对社会时的不知所措。不是因为愚昧不化，实在是没准备好。对于当时的中国人，社会是什么？不过是外来的概念。古人所谓天下、所谓江湖，也都是虚拟的想像共同体，文人臆想，并不实在的。
中国文化的根基在哪里？中国文化的活力在哪里？在家庭，在乡土。家庭是中国人的宗教，乡土是中国人的根。
中华民族一向“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费孝通），基层上看在本质上是属乡土性的。中国人的这种乡土性，远非奥运开幕式上中国元素所能表达。今天，大家庭衰落，乡绅打倒，乡土中国凋敝，中国人文传统凋敝。所谓中国人的精神焉附？
中国人在文化上被连根拔起。家族观念的回归，也是近几年的事，中国人才懂得认祖归宗。
那么幸福又是什么？是飘忽不定的东西。幸福相对论就是各说各法。而中国人会简单地说，有家就是幸福。
所以全家福最能表白中国人的精神气质，看到家之变迁，国之兴衰。就一个民族而言，天地人文，合力形成一个能量场，顺则兴，逆则衰。如果家庭各单元都在各自方向上，甚至相矛盾，何谈复兴？

湖南美术出版社圣之空间艺术中心暨新周刊艺术推动计划“西成东就——知识分子的美学语境”艺术展将于2008年9月28日~11月23日在798圣之空间艺术中心与观众见面。

“西成东就——知识分子的美学语境”展览由《新周刊》主笔、诗人胡赳赳先生策划，参展艺术家共12位。其中徐悲鸿、潘玉良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第一批留法艺术家的杰出代表，他们引进并极大的推动了西方油画技术在中国的发展；林岗、伍必端、钱绍武三位先生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国家选派到前苏联列宾美术学院学习油画、版画、雕塑的艺术家。徐冰、陈箴、黄永砯、谷文达、秦玉芬、王智远、冰逸则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到海外发展的艺术家，他们代表着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种力量。本次展览旨在通过同时展出三代艺术家的作品，以此来展示中国当代艺术的渊源及发展脉络。

我们可以把参展的第一代艺术家看作是现代绘画和现代艺术的引进者，也就是说，西方绘画的美学教育和社会化运动从他们开始变得面貌清晰、体系确立，中国现当代的艺术步伐就此迈进。第二代艺术家是“共和国美学”的缔造者，在完成共和国美学的既定历史使命之后，他们回归到个体艺术家的本体，探索艺术与生命之间的新关系、新维度。第三代艺术家的经验与视域各不相同，中国的人文价值及文化溯源却是他们的创作根本，同时，他们在技术、观念、思维上又能打通与国际当代艺术的某种关系、关联和关节，他们预演与展示着中国当代艺术与国际当代艺术接驳的走势与趋向。

知识分子型艺术家面临的美学任务不仅仅是艺术语言本身，还包括知识分子身份所扮演的社会角色。这种文化身份上的自觉决定了知识分子型艺术家在艺术史上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中国的知识分子型艺术家在中国传统文人“士”的精神和西方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称谓之间面临巨大的挑战，也藉凭对美学价值的溯寻和知识分子立场的抱定，确认了其跨文化、跨语境、跨媒材的创作之路。

“West to East – The Aesthetic Context of Intellectuals”, exhibition and art promotional project of SZ Art Center of Huna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and New Weekly will be held at SZ Art Center, 798 from September 28, 2008 to November 23, 2008.

The curator of the exhibition “West to East – The Aesthetic Context of Intellectuals” is Hu Jiujiu, chief journalist of New Weekly and a famous poet. There are 12 artists in this exhibition. Among them, Xu Beihong and Pan Yuliang are renowned artists studied in Franc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y introduced western oil painting to China and did much to develop it. Lin Gang, Wu Biduan and Qian Shaowu are artists who were designated by the government to study oil painting, print and sculpture in the Repin Academy of Fine Arts in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1950s. Xu Bing, Chen Zhen, Huang Yongping, Gu Wenda, Qin Yufen, Wang Zhiyuan and Bingyi are artists who went abroad to promote their art in the 1980s and 1990s. They represent the power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Through this exhibition, we aim to show the artworks of these three generations of artists simultaneously, and so reveal the origins and developing texture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We can regard artists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as the introducers of modern painting and modern art. Their contributions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clarified the social movement of western painting and they established new systems. The pace of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rt began to stride forward. Artist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established the “Aesthetic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they achieved their established historical missions, they returned to explore new relationships and new dimensions between art and life. The third generation has a different experience and purview, but Chinese humanistic values and the sources of its civilization are the roots of their art. They have created new relationships, connections and links between themselves and international contemporary art. They preview and show the directions and trends showing how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can be integrated with international contemporary art. 

The aesthetic missions intellectual artists faced are not only art language itself, but also the social roles that their intellectual identities play. The consciousness of cultural identity determines how intellectual artists have a completely different appearance in art history. Chinese intellectual artists face a tremendous challenge between the “scholar-bureaucrat” spiri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 and the modern western concept of the term “intellectual”. By recalling and exploring aesthetic values and maintaining an intellectual position, they confirm their way through trans-cultural, trans-contextual and trans-media fields.   

展览时间/Dates   2008-9-28 ~2008-11-23　　 　
开幕酒会/Reception  2008-9-28 20:00
展览地点/Location  
SZ Art Center , 798 Factory, Jiuxianqiao Road 2-4, Chaoyang Dst., Beijing , China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2-4号798艺术园区圣之空间艺术中心

Tel  +86-10-59789213　　　　
E-mail   info@szartcenter.com　　　　
Website  www.szartcenter.com 　

世界变了，对待世界的态度也变了。
30年前，北岛代表当时的年轻人喊出“我—不—相—信”，是信念坍塌后的集体怀疑；
12年前，一本畅销书为当时的愤青代言“中国可以说不！”，是新生代对世界霸权的抗议；
现在年轻人只说：好雷啊！
没有愤怒激烈的反抗，没有逻辑清晰的辩驳，没有先破后立的话语雄心，甚至没有最轻程度的冲突——只是一句“我被你雷到”，就飘过了。
事情就此转化为趣味，留下的不是意义，只是瞬间的震撼和长久的反讽与戏谑。
酷是作秀，贱也是作秀，雷既是对作秀的期待和回应，又是对意外局面的目瞪口呆。互联网文化跳到“雷”这一步，你可以认为这反映了雷民们在现实世界中真实的溃败，面对社会矛盾的幻想式的和解。但你绝不可把“雷”看作网民的幼稚病。
在多元化、全球化背景下成长的这一代年轻人，对待世界的态度是既表达又同步消解，“雷”就是这种态度的最佳注脚。
雷文化可以创意、营销、传播、复制和变异，“囧”是表情，火星文是语法，真实世界的真实人事是雷文化用之不竭的源泉。今天如此海量和高密度的观念冲突、代际冲突和人际交流方式冲突，是雷文化真正的催生土壤。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雷”区。今日世界，和为贵，雷为趣。

2008，我被你雷到

当“雷”民们在“雷”事件中陷入狂热，当“天雷教”成为日常叙事的主导形态，这些话语狂欢背后，恰是现实世界中真实的溃败，和面对社会矛盾的幻想式的和解。

文/陈旧 王明峰
　　
该如何形容已经过去大半的2008？——这样一个注定将载入史册的年份，大悲（5·12汶川之殇）继而大喜（奥运大获全胜），大起随之大落（股市、楼市与油价）——有人找到了“囧”，它是哭笑不得的一张脸，说不清是喜是悲的表情下有种委屈的无力感。
　　多年以后，人们将怎么形容当下的中国？被恶趣味熏染的网络论坛与都市报花边新闻比任何好莱坞大片都更黑色幽默，更有想象力：我们不缺主角——芙蓉姐姐和张一一比任何明星都更了解现代社会的商业本质与传媒逻辑；也不缺想象力——周正龙与贵州瓮安公安局是天生的编剧大师；更少不了语言大师——余含泪与王做鬼奉献了足以流传千古的诗篇。“雷”人“雷”事“雷”现象见怪不怪，就是当下生活的常态。
　　“雷”成了一种现象，一种文化：当“雷”民们在“雷”事件中陷入新的狂欢，当“打酱油”和“俯卧撑”变成了唾沫星子，当奥运会韩乔生式的解说语录Web2.0版再度流行，当网络沉溺在雷事和雷文的搜索、观察中，最终培养出来的是这样一种恶趣味：长久反讽、戏谑、戏拟，无限放大雷原体，主动引雷，扩大雷爆半径，制造类雷物（如面瘫叔叔、“国足欢迎你”）。“天雷教”成为日常叙事的主宰形态。
　　作为2008年的见证者，我这样为2008年留言：沙发。或：我什么都没干，我是来洗澡的。
　　
雷，是一种话语

　　开谈不说“天雷教”，读尽诗书也枉然。2004—2006年担任天涯论坛“天涯杂谈”首席斑竹的张辰亲眼目睹了“雷”如何从一个形容词，变成一个小圈子话语，继而在全社会流行的。2004年，“大家推荐一段视频的时候，说某个人真‘雷’，确实很新鲜”。
　　这个词最早来自于“娱乐八卦”版，论坛里活跃着知晓娱乐圈内幕的过气娱记、不谈政治只谈风月的资深文艺女青年和少量智商高达170情商低达5的80后宅男们，最初的议论只局限于一些或长相、或身高、或智力极有残缺美的娱乐圈明星们，这些对象包括：某活跃于央视晚会的大脸女歌手、某人高马大却常以妩媚姿态示人的男模明星、某身高不足一米六喜作处女状的美男作家等等。
　　而之后诞生于天涯，并扩散至全社会的芙蓉姐姐、二月丫头、贵族之争、华南虎、黑煤窑之争，越来越多人通过读帖、回帖通晓了这个词的用法并迅速推广。“‘雷’所表述的不仅仅是网民的认知，也是他们在认知后产生的一种急切传播渴望，我对别人说，‘某某贴很雷人’，后面很容易跟上一句，‘你去看看吧’。” 张辰说。
　　类似的词还有很多，这些新仓颉mix&match主义者们在网络上借用视觉图像、方言、古字等元素，催生了orz、囧、槑，更多的网络新符号却犹如蜉蝣，朝生暮灭。
　　“第一个把‘囧’和人脸联系起来的网民是伟大的。”“囧”的官方网站创始人杨凌说：“他发明了一个新玩法，然后为大家所接受。”同样的，第一个把“雷”由名词转化为形容词的人也是了不起的。他发现、示范了某一类趣味：找出现存事实中种种不合常理、荒诞不经之处，并经过网络的群发效应，在全社会迅速推广。
　　
雷，是一种感受

　　好“雷”啊，被“雷”了，略等于：好奇怪哦！他怎么可以这样？！……他难道不知道……哦，原来如此……怪不得……
　　社会学家顾晓鸣则认为，互联网时代带给了人类一些新的复杂的、微妙的感受，但公共话语并没有赋予这些微妙感受以具体词汇。同时，在互联网时代的传播逻辑里，人们倾向于：一，我要让人家听不懂（吸引注意力）；二，我要有一帮子人用，用到让你听懂（群体归属感）。
　　在著名“雷”人、以博客“胡言卵语”走红“雷”坛的北大副教授胡旭东看来，不管“雷”还是“囧”或其他视觉语言符号，都是猥琐时代的集结号： “雷”是揭开时代的头盖骨后自解衣裳，精神与肉体裸裎相见；是社会人的虚拟“出轨”，是网络匿名状态下恶情趣和破坏、毁灭欲望的大爆发。
　　胡旭东和许多“雷”人一样，每日的日常生活就是每天“用走音的、调侃的、戏谑的语调把这社会再掳一遍，从中寻求到好玩的”。于是，叶锦添的红楼造型，余秋雨的含泪劝告，山寨手机“轰天雷”，谢亚龙主席独创的“叉腰肌”，刘翔退赛，韩乔生解说，芙蓉姐姐要开个唱……统统雷倒一片。这些雷人雷事折射出新时代网络主力——80后、90后对待现实世界的某种游戏态度——瞬间震撼和长久反讽与戏谑。
　　用一秒看看，用一秒决定雷不雷，用一秒决定传不传，这就是互联网时代“雷人们”的行为逻辑。他们的感觉模式近似于草履虫，只凭简单的感觉感知社会，大脑只是游戏外挂。“雷”成为一种现象和一种标准：各种雷被引雷人通过发布帖子、PS图片以及视频剪辑手段发布出来后，严肃的社会事件、八卦的娱乐信息在被雷者心目中只有等级的差别，没有性质的异同。当所有愤怒、同情、赞叹、质疑、震撼都只用一个“雷”字来形容，你不得不感叹：时代变得更复杂了，还是更简单了？人类变得更聪明了，还是更笨了？人类之间的联系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
　　
雷，是一种表达

　　写了《你认得几个字》的台湾作家张大春把使用“雷”和“囧”视为青年的群体性表达。在他看来，年轻人既没有资本，又没有社会地位，没有权利，没有影响力，与社会的唯一抗争武器就是语言。“我怎么和你区别？就是让我说的话你不懂，我只跟我的圈子或者我的年龄层交流。”
　　最初年轻人使用一些谐仿、开玩笑的语言，作为一种手段区别于成熟社会，到后来，手段变成了目的，异化了。再到了后来，“反抗不是为了打倒，反抗本身就是目的”。
　　最终形成的结果可能是：不只青年人与成年人之间，甚至青年人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代际区分，各有语言密码与身份许可。1957年出生的张大春感叹地说：“你反应慢一秒钟，就代表老30岁。”
　　30年前，北岛代表当时的年轻人喊出：我—不—相—信，是信念坍塌后的集体怀疑，15年前，一本畅销书为当时的愤青代言：“中国可以说不！”，是中国对世界格局的怀疑，而现在年轻人说：好雷啊！
　　雷给谁看？顾晓鸣说，是“雷”给大人看的，告诉老爸老妈：“你们不要唧唧歪歪，我们是存在的。”

雷，是一种世界观

　　对于胡旭东这样的“雷”人来说，雷的世界观，也就是猥琐世界观，是他们对世界的一种“偏移”，可以把世界看做一个“雷”区，挖“雷”和触“雷”就是找乐子。“雷”是“雷人们”发现世界、寻求趣味的手段。
　　只有中国才能诞生“雷”文化，2008年对于“雷”民来讲，是一个好年份：
　　2008，是一个情绪剧烈的年份，富含种种极端之情绪体验。
　　2008，又是一个很荒诞的年份，作家余华几年前在《兄弟(下)》里预言的荒诞中国大半已经变成现实，甚至更为荒诞。
　　2008，中国试图找到些规则。当种种前现代与后现代并存，当全球化潮流遭遇中国特色，当商业文明与东方传统合流，西方人常常感叹，中国人只用了30年就走完了西方200年走过的路程。同时，他们也发现，在中国，有人好象活在100年之前，又有人好象活在100年之后。
　　2008，因为地震与奥运，中国人彼此之间的信任感与凝聚力增强了。但很多“雷”事件又削弱了这种信任感。日本人福山在《信任》一书里说过，在一个低信任度的国家里（中国被列为其中之一），经济增长的质量是很可疑的。
　　当众多网民沉浸在以雷劈作为由头的“穿越”小说中，享受现代人如何改变异界、异时代生活的意淫乐趣时，这些不过是现实世界中真实的溃败、面对社会矛盾的幻想式的和解。
易卜生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以此话与全体国人共勉。

雷人雷事榜

巴赫金曾经预见过我们这个雷人的时代，在他看来，民间表演中的强烈的感情表现并不是简单的否定，那里面包含了再生和更新，包含了通过诅咒置敌于死地而再生的愿望，包含了对世界和自我的共同的否定。最雷的事，也莫过于此。

走近科学，越走越远

　　《走近科学》曾经是一台以科学知识解释奇异现象著称的科普节目，深受各年龄层次观众的欢迎。但近年来，《走近科学》却日益变成了网民公认的“雷区”。
　　节目的开篇一般都用诡异的音乐和刻意设置的悬念吸引观众，最后却往往给出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结论草草了之。某期《走进科学》采用上下两集的片长，来探究某村每天半夜的怪叫声，传闻村里有怪兽出没，每夜里在村子里作怪，弄得人心惶惶。配以《走进科学》特有的、可与希区柯克电影配乐媲美的惊悚音乐，真是吊足了观众的胃口。等观众们咬着牙关坚持到节目最后答案揭晓的一刻，却发现是村里一个胖子睡觉打呼噜！观众在肾上腺素达到高峰的那一瞬间精神崩塌，悲愤交加，无以言表，可谓是坐了趟情绪上的过山车。
　　如今的节目想要坚守阵地、经久不衰，必须要有能够挑动争议四起、让观众欲罢不能的功力。对于娱乐时代的电视观众来说，娱乐已不是某种节目的内容，而是所有节目的形态。只有扯起观众那根尖酸刻薄的神经，让他们尽情嘲笑戏骂，你踩我捧，斗个死去活来，节目才能越做越火。最成功的炒作不过就是有人夸有人骂，越骂越撩得人心痒痒，一探究竟后一骂到底，恶气吐出，心气顿时大顺。（文/王思尹）
　　
糊涂解说韩大嘴

　　一提起央视解说，人们十有八九会想起韩乔生。早在韩乔生解说足球的时候，就有网友为其汇编了一套《韩乔生语录》。如今2008奥运年，韩乔生一如既往地保持他“眼睛看着A、心里想着B、嘴里说的C”的惯有风格，坚决意识流到底。
　　最为著名的言论莫过于对水立方的评价：“为什么世界纪录能在水立方不停地被打破？是因为泳池的水好，经过净化的水不但可以浇水、洗衣服、洗地板，还可以三次利用去冲大街和建筑物……”正当观众们以为韩老师最近家务缠身连工作都不忘浇水扫地之时，身边的女搭档向他解释：“是因为水立方泳池比其他的深了0.5米，其他泳池是2.5米，水立方是3米”。他恍然大悟，马上接口：“哦，深了5米。”真让人不得不感叹韩老师是艺高人胆大。
　　有人说，韩乔生对解说事业的最大贡献在于发明了“意识流解说法”，充分衬托和渲染比赛场面的意境，引导观众天马行空地跟他一起进入异世界畅游。自古以来中国就讲究一个意境，山水写意画可以形不似，但神必在。韩老师可谓是写意派的解说界传人，通过韩老师的解说，观众完全可以掌握他当时的心神状态，是飘渺飞仙，还是俗世纷扰，通通显现于他的解说词当中。大批的央视解说员承袭了韩老师的解说风格，大嘴一张，往往让电视机前的观众神经骤然紧绷又轰然倒塌，刺激不已。如今观众们的骂声是越来越少，乐呵呵看笑话的人是日渐增多，听奥运直播解说也就“华丽丽地”再次被证明是国民共享的超级娱乐大餐。（文/王思尹）

“余含泪”与“王做鬼”

　　5·12汶川大地震后，余秋雨于6月5日发表一篇题为《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博客，以双眼饱含泪水的悲情态度，劝告请愿的灾区民众以大局为重，不要因为一两座倒塌的学校让外界反华势力找到口实。此种言论遭到近百页反对者留言炮轰。
　　无独有偶，6月6日山东《齐鲁晚报》副刊发表王兆山（山东作协副主席）的“词二首”，第一首《江城子 废墟下的自述》尤其遭人诟病。该词以废墟下遇难者的口吻，感叹国家人民抗震救灾的努力，发出了“纵做鬼，也幸福”和“亲历死也足”的感慨，并表达了“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的愿望。此词一出，立刻引发全国上下对作协之工作性质的大讨论，甚至有作家以退出作协表示抗议。
　　对于这两件事情，民众的态度出奇的类似，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反对的人认为两人是站在“死者身上跳舞”，或炒作或拍马，总之是万人唾弃的投机之徒。而赞同者则认为二人各有道理。
　　不管怎样，民众吵得沸沸扬扬，被讨论者或表示沉重遗憾，或一副清高任凭说的态度。民众敞开了怀大骂炒作，却不知，对方真若有心炒作，效果已然达到。（文/王思尹）

恒源祥广告猛力升级

　　“恒源祥，羊羊羊”。多年前，这则短小的广告以3遍连播的开创性方式，给电视观众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今年年初，恒源祥在全国好几家电视台播出的广告突然攻势大涨，把十二生肖轮流呼唤了个遍，以至于许多观众以为电视“卡带”，上前强力猛拍，最后发现卡带还能换个动物，好生奇怪，才骤然醒悟此乃广告创意。该广告可谓是吸收了连播类广告的精髓，以恶心震撼反复轰炸为卖点吸引人们的眼球，骂的人越多广告主越是沾沾自喜。
　　有知名度不代表有美誉度，中国的广告主仿佛永远也不会明白这个道理，前有脑白金、后有葡萄糖酸锌。然而这种现象能够单怪广告主都是山寨之人土得掉渣吗？广告主都是商人，商人自然不会是木鱼脑瓜，个个都精明得很。若不是观众们对于此等强力灌输型广告总是骂声不断又津津乐道，并且还就真的去购买使用这些产品，广告主又怎么会乐此不疲地无限重复这种遭致骂名之事？观众们哭着喊着要创意，张开了自己的嘴巴却不知道控制自己的钱包，纵容了谁苦了谁，还不都是因缘果报？（文/王思尹）
　　
俯卧撑风靡网络

　　贵州瓮安事件的传播，来势汹汹、去势也快。7月1日晚，贵州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整个事件却在网络传播中转向了另一个让人始料未及的方向。新闻发言人陈述案发过程时，作了以下陈述：案发当晚8时许，死者欲投河自尽，男性友人相劝过后以为其情绪平静，遂在旁做起俯卧撑，三个俯卧撑过后，死者跳下河中，友人施救失败，女孩溺死。
　　夜色阑珊，凉风习习，河边漫步，三个俯卧撑引发血案，如此画面仿佛出自后现代风格的荒诞电影。“俯卧撑”一词迅速走红网络，如今“俯卧撑”已经替代了“打酱油”成为新一代网络流行语，表达了对时事不关心、不评论，只做自己事的态度。
或许，城镇青年的无聊生活并不亚于网络人群的无聊生活；也许，于当事人、于新闻发言人而言，“俯卧撑”并没有任何不妥之处。但有一点可以确认，社会流行文化的变化似乎永远和新闻发言人绝缘，他们永远在自己的语境里表述，却全然无法理解话语在不同语境下的效果不同。（文/王思尹）

中国版威廉黄，香港制造张如城

　　香港乐坛的奇葩，无论身在何处，都亮得那么鲜明，那么出众，永远是香港人不能忘却的“亚洲神童章鱼城”。
　　2000年，只有13岁的张如城自费推出首张唱片，成为香港最年轻的创作歌手。唱片一经出街，雷倒700万港人，有网民评价“他那广东式的国语，悠长的懒音，都意味着他是香港乐坛的希望”。同年，张如城到广东省吴川市参加“五四青年运动比赛”，演唱自己填词的“爱意”，当地的公安局长颁发了“最佳勇气奖”给他。单纯的张如城可能没有理解这些评语和奖项背后的含义，仍旧坚持歌星之梦，随后又发行了“真爱是真”专辑，销量未能突破两位数，创造香港纪录。
　　2004年，张如城突然从公众视线中消失，直到今年奥运前夕才重新现身，并上电视演绎了自己耗费4年心血为北京奥运创作的歌曲《友谊的光彩》，此歌一出，全港恐慌，有观众投诉TVB邀请张如城上电视是抹黑了港人对北京奥运的期待。平心而论，《友谊的光彩》歌词积极向上，的确表达了张如城对奥运的祝福。唯一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字幕，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在台上做什么。如想亲身体验这颗港式惊雷，请上YouTube搜索“张如城”或“章鱼城”，不会令你失望。（文/胡尧熙）
　　
中国足球的叉腰肌

　　奥运会上的惊天雷，仅次于刘翔退赛，创作者是即将下课但强烈要求留任的中国足协主席谢亚龙。中国女足败给日本队后，谢亚龙怒其不争，未能完成夺牌任务，让自己进一步滑向下课深渊，在总结会上悲愤地喊出了“向男足学习”的口号，并号召姑娘们要苦练叉腰肌，增强体质。
　　所有人都被叉腰肌雷倒了，问题在于这块肌肉过于神秘，大家都不知道它位于身体的哪个部位，应该用哪种方式锻炼。所有的人体使用手册上，叉腰肌都全无踪迹，Google和百度也对它无能为力。梁文道在演播厅里问候了谢亚龙后，也无法揭开这块肌肉的谜团，尽管他读过很多书。最后还是由网友解开了谜底，叉腰肌学名髂腰肌，由髂肌和腰大肌组成，谢亚龙终于沉冤得雪。
　　中国足球是永远的雷区，球员教练到高管都无一幸免，在李毅大帝的光芒逐渐淡去之际，谢亚龙顶了上来。从拒绝特鲁西埃到聘请杜伊，从解雇杜伊到启用殷铁生，谢亚龙一直在努力维护中国足球的传统，制造一颗颗巨雷。足球在中国早就是夕阳产业，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释放更多的雷，是球迷对它的最后期待。从这个意义考虑，我们应该支持谢亚龙留任。（文/胡尧熙）

夺命女记冬日娜

　　自2004年刘翔在雅典奥林匹克体育场拿到中国第一枚田径项目金牌并追平名将科林·杰克逊在1993年斯图加特世锦赛上创造的世界纪录开始，赛后采访刘翔的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田径专项记者冬日娜便日益受到国人瞩目。与一般记者不同，冬记者采访风格飘忽不定，但往往让人觉得很“雷”，她曾提出著名的“幸运数字”理论，令人叫绝。“你有没有信心得亚军？因为冠军已经是刘翔了。”“刚才的比赛你尽力了吗？”等“以翔为贵，以史为贱”的铁面式提问更遭人诟病，更有甚者，直接喊“冬日娜下课”。
　　人不是神，谁不想拿出高质量的采访，备战在风云变幻的田径赛场，神经紧张、体力煎熬、压力大，非一般人能忍受，反应要快速、问题要独特、口齿要清晰、交流要人性，高曝光率意味着高要求，将赛场状况切割到日常语境来分析，“攻击型人才”往往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对“合适的提问方式”并不能说出所以然。拿到独家采访权，熟练的外语采访能力并没有让冬日娜得到应有的掌声，相反，因“革命友谊”独霸刘翔让众多飞人粉丝生妒，“太感性的”的冬日娜，不能就具体问题进行具体沟通，问题是好是坏先不管，反正你站在刘翔旁边就是错。（文/谢蕤叶）

《红楼》造型惹争议

　　新版《红楼梦》人物造型率先在中国娱乐网全部曝光，剧中人物王熙凤、元春、秦可卿的“红眼妆”；妙玉、薛宝琴头戴红牡丹；袭人头插羽毛，甚至贾母元宝头里藏着“热得快”，贾琏穿上了皇家专用的明黄色，袭人穿上正妻才配的大红，被评述为“乱了纲常”的叶氏创意在网络上引起剧烈反弹，遭到了普遍的质疑，认为根本不尊重原著，让古人乱穿衣服，基本上不能确定小说的年代。一篇篇声讨檄文应运而生，具有强烈视觉感和文字冲击力的戏作三昧的《红楼雷话》成为其中的杰作，一时间，《石头红了》、《红雷梦》等别称也被叫开。
　　《红楼梦》角色深入人心，人人都可能是红学家，还原名著，艺高才能胆大。与87版《红楼梦》策划、拍摄、制作长达三年之久、邀请众多红学大师作指导顾问的严肃认真相比，钟情于选秀、换角、炒作、包装的新版《红楼梦》剧组无疑太过矫情与浮躁，这只是当下社会的冰山一角，就像易中天品《三国》而不能写《三国》一样，当代人已不满足历史再现，而是沉迷于自我发挥，按该剧造型师叶锦添的话说，他的红楼造型是以孙温绘全本《红楼梦》为依据，不还原《红楼梦》，坚持创作原则。无知者无畏，拍原著却抛开原著的结果是：红楼造型一出现，基本雷倒一大片。（文/谢蕤叶）
　　
《魔幻手机》飞天遁地

　　号称我国第一部现代神话科幻喜剧电视剧的《魔幻手机》登录央视八套，人们恍然大悟：原来2060年“手机中的战斗机”穿的是露脐装；中国特色奥特曼的腹肌原来是长在衣服上的，要多少块有多少块；梳着中分粟米头的猪八戒一出场不是穿低V露胸毛，就是着皮衣骑哈雷摩托……据说此剧被几个美国人看到，老外惊呼：“Oh My God，They certainly crazy！”
一部剧毁掉这么多人，真的很好很强大。“被雷到崩溃”的网友痛惜，该剧参演演员完全是自毁前程。尽管《魔幻手机》主创表示，拍摄初衷是创新，剧中造型是为了向施瓦辛格致敬，但Cos到恶劣的事实证明，知道你很想高科技，但与好莱坞的差距也太大。骂归骂，该剧在央视八套所播现代剧中收视稳坐第一，《魔幻手机》剧组因此也自信爆棚，“如果反应好，计划拍五部，做中国自己的《哈利·波特》”。据说，《魔幻手机》续集剧本初稿已经完成，名字定为《傻妞归来》，已经可以想见，中国未来版的手机，是怎么的寒碜。（文/谢蕤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