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日

“无知即力量”，这句乔治·奥威尔虚拟的标语至今仍然回响耳际。渺小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未知的地球上，而“无知”恰恰缘自我们对“未知”的无能为力。大灾难永远不会是大灾难，如果它也有“已知日”的话——只是，它永远只会在“未知日”降临。                (未知日：广东白话，意为“明天”)

文/令狐磊

拿马地峡，那群西班牙人“又困又累、又饥又渴，身边萦绕着蜇人、吸血的成群昆虫，衣服被刺芒扯破了……”最后他们克服所有的困难，爬上一条山脊，“从那山峰上就能眺望到两个海洋——大西洋和另一个当时尚不为人知和命名的太平洋。”那是1513年9月25日，是人类知道地球上未知的最后一个海洋的日子——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这样记下人类发现海洋的重要一刻。
一场大地震在印尼亚齐省发生时，整个印度洋沿岸的海滩边上，仍然沉浸在西方圣诞假期一片天堂的阳光与海风的沐浴下。海啸毫无征兆地从海底蔓延到印度、斯里兰卡、泰国、马尔代夫甚至东非沿岸。“我看到突然间大海站了起来。”一个幸存者这样描述这场突如其来的海啸带来的惊悚。这是2004年12月26日，人类迄今为止的大灾难中最新的一场。

未知即力量

“我肯定动物有未卜先知的第六感。”印度南部Tamil Nadu省的野生动物监视员巴鲁(A. D. Baruah)说，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描述着一位惊魂未定的灯塔看管员告诉他的动物惊慌逃亡的情形——在海啸冲进印度野生动物保护区10分钟前，一群羚羊从岸边惊慌逃向附近一座山丘的山顶。巴鲁称：“那个人说，他看见海边的动物逃向森林。10分钟后巨浪开始袭击。动物早已经逃到安全地带。”
我们对动物缘何能逃脱这场海啸无法解释，而史前时代遗留下的太平洋复活节岛的似人似神雕像同样无法解释——
至今为止仍然一无所知，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们——它们意味着什么、制作于何时或为什么立在那里。房龙感言道：“就算摆在博物馆里，它们也会让你悚然而惊，即使是但丁在炼狱里游历时，也不曾见过这样凝重的绝望的形象。”
这样的神秘感和未知感一直伴随着人类的航行——唯一值得信赖的是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1405年，中国的舰队便已在郑和统领下横跨印度洋，中国人的身影远达东非沿岸。1498年，葡萄牙人亦终于绕过好望角发现印度洋的存在，10年后他们抵达印度，再过40年，他们登上日本海岸。
相对于风平浪静地便发现了印度洋，接着找到了马六甲航道，随后荷兰人的“东印度公司”轻易扎根印度、东南亚，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熙熙攘攘，印度洋似乎并不存在漫长的探寻过程。房龙认为“在整个充满戏剧性的、迷人的航海、探险历史中，最具戏剧性、最迷人的一章就是发现太平洋。因为所有这些航行都是在极其孤独寂寞——太平洋的孤独寂寞——的背景下进行的”。在人类发现史上，“探寻南方未知的大陆”（后来终于找到了澳洲），便曾是整个16世纪的重要篇章。当然，这些探寻，并非只是满足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更多的只是在贪欲的想象中，鼓舞着指挥官号令他的水手奋勇穿越未知的海洋、浓雾、巨浪、暴风和各种瘟疫，探寻那个“只要用普通的铁铲轻轻一挖就能得到金矿”的“黄金国”。
对未知的太平洋岛屿宝藏的想象同时也是好莱坞经典影片《金刚》的题材——金刚本来只是野岛上的土著的神，无知（而且无畏）的冒险资本家把金刚当作可供市民观赏的奇物，于是捕来在纽约开秀，最后酿成金刚摧毁大都会的大灾难。
然而随着深海探测的进行，人们以为对海洋的了解已经足够。海洋开始变为消费主义的天堂。对海滩的想象成为一种贪欲——包括香港卡通故事中的麦兜都会对“水清沙幼、椰林树影”的马尔代夫念念不忘。香港评论人“小岛”写下《旅游与阳光海滩之想象》，指出东南亚的海滩对香港人来说，是一个“寻回的失乐园”，旅游活动中“脱离不了一些依凭想象和猎奇而设计的行程”，例如参观人妖表演、鳄鱼潭。
马克·吐温的《来自地球的信》（这部大文豪最后一部重要作品，被评论为“凝聚了他对愚昧人性和荒唐世界的全部愤怒”）对人类的无知状态进行了强烈的讽刺——故事主人公“撒旦”被造物主派到地球考察，于是他在考察后给家里的大天使写信：“这儿真是个奇怪的地方……人全疯了，其他动物全疯了，地球疯了，大自然本身也疯了。人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稀罕物。……一句话，人一直是对上帝造物的讽刺。然而，人却大言不惭，诚心诚意地自诩为上帝的最高杰作。”
如果，真的有撒旦这样冷酷的观察员，那么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为“老大哥”拟的标语“无知即力量”对人类来说，确是再合适不过。

下一个“未知日”

在这场“12·26”印度洋地震与海啸中，即便撒旦不是观察员，大量的博客们已经在充当这样的角色。英国《卫报》便留意到：“在这些日子里，很多受灾难影响的人转而在互联网上分享他们非常个人的幸存故事、无助和失落。”网民尼尔·麦金托什（Neil McIntosh）认为：“很显然地，这些海难博客日记只是海啸故事中很微小的一部分。但海啸可能已经对博客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只要我们点击进入他们的博客中，就不难发现你也伴随着他们的情绪漩涡被吞入一个巨大的海水无底洞中。他们是私人设立的，但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角色：在告知你灾难发生之时，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惊骇，什么是让你震惊的，如今这种影响是如何持续的。这些传播力量集纳在一起，在极短的时间内让欧洲、美国都感到震惊，随后迅速在世界各地开展的赈灾行动，其中便有博客的情感煽动。相比之下，电视和报纸媒体在此方面明显黯然。
在此之前，博客的基础已经相当雄厚。在美国，已经有800万成人网民拥有自己的博客，在2004年，博客的浏览量提升了58%。著名的Pew互联网和美国生活项目发表报告说：“到2004年年底，博客已经在网络文化中成为关键一环，并建立了自我体系。”博客营救海啸大灾难——这样的评论也许显得过于乐观，但总是合适的媒体形式与合适的时代相匹配确是传媒真理，特别在“未知日”与“灾难”降临之时。
1938年，让全美国人恐慌的“《星际战争》广播事件”把广播的欺骗性和侵入生活的能力，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只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水星剧团节目，进行一个关于外星人入侵的广播剧。由于采用了打断正常广播的播出形式——让听众以为是他们信赖的是“宣布重要新闻最好是用广播”——播音员模拟的剧情听起来煞有介事，“火星人就要来了，大家要立即撤走，不要经过大桥到长岛去……那里太挤了”。结果，播出之时，全美国有几十万人惊惶地跑上街，事后调查发现有170万人相信这个广播节目是真实的新闻广播，有120万人认为“世界末日到了”恐慌得准备马上逃难。“美国人是越来越神经紧张了。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全国都搞得人心慌乱。”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这样记下。有心理暗示的是，在这事件发生前一星期，美国遭受了史上危害最大的飓风灾害。
虚假的声音，如今已经由赤裸裸“楚门”的电视摄像机所取代。在“9·11”世纪灾难的全球电视直播，把电视媒体的功能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两架飞机先后径直撞入、燃烧中倒下的世贸成为电视摄像机的焦点舞台。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口瞪目呆。而策动者基地组织和本·拉登更是把录像带作为他们最强有效的宣传工具。“Be the first to know（领先知晓）”的CNN为抢夺拉登的最新录像带和被捕人质警告录像带的发布疲于奔命。
像是某种巧合地，而这次，由于地点的分散，电视媒体发现根本无法把它们的摄像机架设到如此广泛的灾区中去，它们的报道显然不能与“9·11”相提并论。而博客，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媒体形式，在此刻证明他们是富有激情的媒体，同时在应对未知状态下保持着一种随时跟进的恒心与钻研精神：现场目睹直击、闲言碎语、救援信息汇聚以至发动捐赠行动在灾后蓬勃发展起来。“尽快把这个救援Blog串联出去”则是这些博客的共同号召，时势迫切，正是需要博客和网络链接的时候，才能让信息和数据达到跨越海洋的有效串联。
不管是否刻薄，媒体总在激情洋溢地期待着下一个“未知日”，这也是当今时代的传媒商业定律。

明日之后，明日之前

除了传媒，我们对未知的消费能力还包括——全球销售800万册的《达·芬奇密码》，借助介乎已知与未知之间的“圣杯”传说、耳熟能详的名画背后的奥秘、符号、象征、神秘数字、字谜、塔罗牌、女神、巫术、占星术等等神秘成为潮流探秘；正在筹拍中的同名改编电影《达·芬奇密码》；好莱坞精于此道，突发的产生自大众未知的灾难片从来便是票房保证题材，2004年地球日前后推出的《后天》恰逢其时；《黑客帝国》则是好莱坞大片对未知想象贩卖的代表者——我们竟然都是生活在一个由机器人掌控的虚拟程序世界中？
当然，这场海啸更是在提醒我们需要对自身的科普知识进行重新检视。事实上，我们恰恰正在陷入一个可怕的网络白痴时期。我们以为Google能带我们进入任何无知的领域，但常常在输入搜索词之前，我们一无所知，在之后，我们又变成搜索结果的迷信者与信息白痴。在中国，年轻的网民们沉浸于网络游戏、聊天或者泛泛而过的网络浏览和无聊的论坛中迷惘不可终日。当年尚且有一本研究“UFO”的《飞碟探索》，如今，再没有见过有年轻人购买这本杂志，他们手上只会是那些介绍波鞋、滑板装备、化妆品的潮流杂志。
如果你不知道在这个充满反智文化的现代社会，我们该具备多少的科学知识底蕴，让我们来看柯南道尔笔下定义的“福尔摩斯”的才智清单——1.文学知识：零；2.哲学知识：零；3.天文学知识：零；4.政治知识：弱；5.植物学知识：多种多样，颠茄的知识很丰富，鸦片和毒品的知识一般；6.地质学知识：实用，有局限；7.化学知识：深厚；8.解剖学知识：精确；9.耸人听闻的历史知识：好极了，他似乎知道19世纪一切恐怖的一切细节；10.犯罪学知识：渊博。此外，他会拉小提琴，是一位全能的运动员，又是律师。
当然，柯南道尔和他的“福尔摩斯”与他的时代一致，我们的时代需要的是既有现代社会的本事、有科学头脑又有公关意识的人。奥运金牌运动员田亮本来预定在1月初前往马来西亚拍摄写真，作为一件商业活动，这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问题。但中国的网民“敏感”地认为，“人家都在水深火热中，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怎还能去作秀？”于是，网上网下引来轩然大波。其实，可以比较的是，在欧洲，百事可乐的圣诞新年推广广告，主题便是球星贝克汉姆在海啸中冲浪。印度洋海啸发生后，这广告立即被这家公司撤回。他们也随着这场海啸而赶紧进行危机公关，一边收回广告，一边还做出捐款赈灾姿态。
对于大众来说，冲浪本身就是“及时行乐”之一种——明日之前——祈祷死后上天堂。明日之后——天堂是怎样的？
“我敢向你们保证，人从来就没真正地琢磨过那个天堂的特征，半点儿都没有。那个天堂里全是消遣，没有别的。人在地球上对那些消遣几乎毫无兴趣，却满自信地以为自己进了天堂就会喜欢上它们。”马克·吐温这样在《地球的来信》中揶揄道。

国际救援中的义利博弈
大国在此

国际大救援是各国间综合国力的比拼，也是各国树立自己国际公共形象的大好机会。在道义与利益之间，若能找到一个最佳结合点，也不失为人类新世纪政治游戏的一种进步。

文/齐莉莉

常的说法是：天灾无情人有情，岁末的这场印度洋大海啸让人类感到了自身的渺小，也让人性的光辉得以再次闪现——灾难过后的短短一周内，国际社会的援助就达到了20亿美元，并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攀升。国际大家庭的互帮互助的确让我们在天灾面前感受到了人世间的温暖，无怪乎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救援的官员埃格兰表示：“这是联合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这么短时间内收到这么多援助捐款，也是联合国在最短时间内最大规模的协调援助。”

印度洋：一次灾难和一场角力

然而，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便人世间的关怀如何温暖，这世上仍然没有免费的午餐：二战后美国人著名的援助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即为明证。当年若不是出于与苏联及共产主义阵营国家的对抗，美国人马歇尔能那么好心地提议美国政府援助西欧在战后重建吗？经验同样告诉我们，在灾难面前，人们的正常的判断力常常容易被那些包裹在某种政治利益外表那些看似纯粹的人性温情表白所遮蔽。纵使不以最坏的恶意来揣度政客们的言行，谁又敢说美利坚们、大日本们会白白的把自己的银子扔进印度洋呢？毕竟，政治家不是慈善家，“人道”常常为利益所支配而沦为煽情说辞；更何况从地缘战略角度讲，印度洋是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交通和石油输送纽带。历史上不少西方战略家有一个几乎成了公理的说法：“五把钥匙锁住世界，”而以往近百年来相对显得沉寂的印度洋就至少抓住其中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和好望角三把。难怪美国海权论鼻祖艾尔弗雷德·马汉曾断言：“谁掌握印度洋，谁就把握住了整个世界。”
因此，在整个世界因为灾难而沉痛、因为无私而感动的时刻，我们不得不从冷冰冰的国际政治的角度，理性地看待大救援之下各国的众生相。可以预见的是，围绕着紧急救援、善款到位、灾后重建这样一系列问题，以及更重要的对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战略争夺，海啸之后的印度洋，依然不会平静。远的不说，近来某些大国的表现就足以证明，印度洋海啸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施展“援助外交”的契机。
“援助外交”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并不新鲜，尽管利益是国际关系永恒的主题，但善良的人们宁愿相信，天灾面前，人类表现出的互帮互助，是可以战胜一切的。美国大兵不是说了嘛，参加救援和到伊拉克打仗的感觉完全不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张国庆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指出：某种意义上，当前的国际救援已成为一种“和平竞赛”，是国家综合国力和国家形象的展示。国际援助规模的不断扩大，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和平发展、互助合作的时代潮流的发展。“不管怎样，救援是实实在在的，没有附带强迫性的附加条件，大国的战略收益是客观上的、附带的。国际大救援是综合国力的比拼，也是各国树立自己国际公共形象的大好机会。”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庄礼伟也这样告诉我们。
国际大救援是综合国力的比拼，也是各国树立自己国际公共形象的大好机会。

美国和日本：姿态和机会

当今世界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已经把他们的航母开到了亚齐海域，并捐助了3.5个亿的美元，不可谓不慷慨大方。然而，海啸最初发生时，这个国家的总统在前往度假途中的飞机上答应只捐3500万美元（而德国赛车手舒马赫以个人名义就捐出了1000万美元），结果在遭到联合国对其“太小气”的痛斥之后，才不得不把援助提高到最初援助计划的十倍。从吝啬到慷慨，这一微妙变化的目的就是通过人道援助向世人展示，美国人的军队除了打仗，还有帮助他国人民的意愿。一些美国国际事务分析家认为，华盛顿正好可以利用这个“天赐良机”向世人说明，美国之所以发动战争，完全是打击恐怖主义和推翻独裁政权的正义之举。而通过在救援中的积极表现，美国可以改变世界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由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而对美国所持的不满态度。1月2日的《洛杉矶时报》为此发表了一篇社论，敦促布什尽快提出类似于马歇尔计划的亚洲战略，承认拨款数十亿美元用于各国的饮用水净化、卫生设施等灾后重建项目，以重新在亚洲为自己赢得一张对话牌。
同样想抓住这个契机的还有一心想在亚洲甚至世界当老大的日本。此次日本捐的最多，达到了5亿美元，此外还派出了海上自卫队参与灾后救援工作。日本的意图是很明显的，那就是通过救援凸显自己作为亚洲第一大国的地位，在势头上压过中国；而其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动机则是，显示其作为世界最主要的人道主义救援大国之一，从而为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争取同情票。应当说，日本近几十年来在国际救援活动中的表现，确实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近年来日本对东南亚印度洋国家的经济援助一直是源源不断。
自从1977年日本福田纠夫首相访问东盟，提出与东盟各国建立“心心相印”的“对等伙伴”关系起，日本历届政府都积极致力于发展与东盟的友好关系。前首相中曾根说过：“没有东盟的繁荣，就没有日本的繁荣”，“与东盟国家保持密切友好关系是日本外交最重要的基本政策之一。”日本对东盟国家提供的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援助，事实上也成为东盟经济腾飞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1996年，日本银行对东亚各国融资104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给东盟国家。日本对东盟国家的贷款占日本全部对外贷款的60% 左右。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日本向东盟国家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慷慨救助，是向东盟提供救援资金最多的国家。多年来，日本一直是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国。

印度：作为大国的自救

说到大国，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印度。作为南亚地区的第一大国，印度也是在此次海啸中受灾的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印度以其庞大的权势，即居于世界第七位的地理规模，第二位的人口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资源规模以及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一直在谋取大国地位。早在20世纪50年代，尼赫鲁就抛下掷地有声的豪言："当今世界上只有美、苏、中三国雄视全球，第四个大国非印度莫属。以印度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流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在印度洋地区，东南亚一直到中东，印度也将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中心。"他还明确提出印度应成为"亚洲的轴心"。 1998年印度进行核试验后，以印度人民党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情绪又重新点燃了印度迅速成为世界大国的希望火焰。而在印度的大国战略中，东盟是一个要极力争取的目标。
此次双方又同时受灾，但印度已明确宣布拒绝援助，其总理辛格说：“我已经告诉美国总统布什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就目前来说，我们觉得我们有足够的资源接受这一挑战。如果我们需要帮助，或者当我们需要帮助时，我们将会告知他们。”新德里政治分析家拉赫尔·贝迪表示，印度的这种依靠自己的做法实际上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政治信号：“这说明印度人找到了新的信心，一种能够在贵宾席上吃晚宴的意识。印度只能依靠美国或西方国家施舍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为了证明这一点，印度已经向斯里兰卡、马尔代夫、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派出了舰只、飞机和直升机，加入到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在内的最重要的援助组织中。“印度作为一个地区大国有它的自尊心，希望与美、日、澳主导国际救灾工作，不太想美国军队介入。所以印度和美国会有一些新的实质性合作，包括协商建立印度洋地区的海啸联合预警机制”，庄礼伟说。于是，我们看到美国的军队便主要在泰国、斯里兰卡和印尼活动，而中国也较难进入印度参与救援工作。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东盟部分国家此次接受了大量援助，但不完全是受援国，这次东盟国家内部的相互援助表现得也比较好，它们也争取到了此次国际救援工作的协调中心的地位，这说明东盟这个地区国际组织有一定的实力和效率。

并非被动的东盟

历史上，印度与东南亚地区一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印度政治、宗教、文化对东南亚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印度真正将发展与东盟合作关系提升到战略高度初始于1991年。当时，为适应冷战后亚太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印度政府正式提出了"面向东方"的外交政策，以期全方位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关系，但此后受国内外种种原因制约，双方合作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可圈可点的成果并不多。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日韩与东盟确立了"10＋1"和"10＋3"合作模式，对印度刺激很大，为避免成为亚洲地区大国中惟一被抛弃的国家，印度下决心奋起直追。2004年11月，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第三次印度-东盟首脑峰会上，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与东盟领导人签署了《和平、进步与共同繁荣伙伴关系协定》，拉开了印度与东盟合作的新纪元，也标志着长达13年的印度"东进战略"取得了重大成果。
一个是南亚大国，一个是东南亚重要的地区性国际组织，印度和东盟可谓是各有所需。从政治角度看，印度与东盟不仅战略上无重大分歧，而且众多地区和全球问题上有着共识，双方进一步密切政治合作关系，印度可赢得东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更大力度的支持，有利于增大印度的外交战略回旋空间，东盟也看好印度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希望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打出"印度牌"，平衡与其他大国的关系。
东盟地处印度洋和太平洋两洋结合部，是连接亚太和南亚地区的战略枢纽。印度加强与东盟安全领域的合作，进能找到挤进亚太地区的突破口，退可改善周边安全环境。经济因素更是推动双方进一步靠拢的“粘合剂”。
印度实施经济改革后，愈发重视区域合作。印度希望通过拓展与东盟的合作关系，改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无法获得实质进展的局面。在基础设施领域，印度也迫切需要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更多的技术和投资，为经济改革增添后劲。在东盟眼中，印度不仅是拥有10亿人口的巨大市场，而且经济结构互补性较强，与东盟在能源、农业、信息产业领域均有广泛巨大的合作前景，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曾经将印度、中国形象比喻为东盟经济腾飞的"左右两翼"。
然而，在此次海啸灾难后的多边外交活动中，东盟并不是仅仅扮演一个被动角色。1月6号召开的灾后问题特别峰会就是由东盟倡议并举办的。此外，就连斯里兰卡这样不算大的国家在得知美军要把军队驻扎在他们的国土之上时，也表示强烈反对。泰国人为了保证自己的金融信誉，更是谢绝了德法减免其债务的援助。这也不得不再次让我们感到，即使遭遇大难，迫切需要“食”，但也绝不接受“嗟来之食”。
道义与利益的博弈
从此次印度洋海啸救援的各国表现来看，撇开其中存在的算计，救援总是实实在在的，没有附带强迫性的附加条件，而大国的战略收益是客观上的、附带的。
受援国接受的是道义，而绝不是披着道义外衣假惺惺的私利。“总的来说，哪个国家在这次救援工作中最积极、最有援助实力，受灾国就会和这个大国的关系更加密切。”庄礼伟分析道。
从这个角度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锡镇教授也认为，“此次国际大援助更多的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并不能带着厚重的有色眼镜来看待。该地区的国际关系并不会因为这次援助和灾后重建有什么更大的变化”。
“对于积极参与此次救援工作的各大国、各国际组织，首先应当赞扬它们所作出的努力，感谢它们的热情参与，少说风凉话。受灾国、灾民在对大国此次救援工作的评价上，谁好谁不好，是最有发言权的──我们中国人评价哪个国家好不好，不也是以它们对中国好不好作为依据的吗？”庄礼伟教授这样评论道。
关于灾后重建的国际特别峰会已召开了，各国领导人不仅做出了承诺，还就下一步如何行动、如何协调救灾行动以减少受灾民众困难和预防可能出现的类似灾难等达成了共识。印尼总统苏西洛在会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此众多的世界领导人与会，足见国际社会在应对自然灾害灾难性影响方面的团结一致。
厌倦了恐怖和反恐怖的血腥，我们更愿意为无私、团结、友爱、互助这样的字眼所感动。在道义与利益之间，若能找到一个最佳结合点，也不失为新世纪人类在政治游戏中的进步。而如何在两者的博弈中胜出，也颇值得大小各国的政客们去玩味。

中国寻才启事

美国人不学奥数，却成就了人才天堂。
中国人精于计算，却找不着标准人才。
这应是一个最好的人才时代：生产力升级，创造力珍贵。
这亦是一个最糟的人才时代：潜规则当道，伪精英辈出。
中国最缺的是创意，创意最缺的是本土人才。
人才最缺的是心态，心态最缺的是社会土壤。
最失败的集体主义，是崇拜财富，又反感创造财富的精英。
最失败的人生活动，是不断工作，又远离兴趣、梦想与天赋。
最成功的人才生态，划分的不是精英与凡人，而是发现与协作。
最成功的寻才启事，提供的不是薪酬与地位，而是自尊与宽容。

潜规则当道，伪精英辈出
中国寻才启事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
　　　　　　　　　　　　　　　　　　　　　　　　　　　——鲁迅《未有天才之前》

文/黄俊杰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获得最后胜利之时，守卫波恩大学的一位美国士兵正进行一项伟大的工作：他蹲在马桶前面，将马桶中的碎纸片细心地全部掏出。波兰籍的他一定想不到，自己正掏出一份全世界最有名的寻才启事，足让他载入世界历史——碎纸片晾干后拼成的“奥森伯格名单”上，记录着德国科研计划摘要和科学家的家庭地址，让随后开始进行艰难寻找的美国，用软硬兼施的手段令100多位科学家前往美国。这些核能与航天领域的德国科学家，最终为世界科学中心从德国转移到战后的美国作出贡献，再次证明人才足以改变世界。
2008年，在五星级酒店数目全国第三的东莞，一位守卫酒店的保安正担忧明天的饭碗。按香港《星岛日报》的说法，受产业升级、工厂转移影响，东莞去年开始出现酒店倒闭潮，四星级以下的酒店关闭一大半。东莞旅游局长声称这个说法子虚乌有，但东莞必须转型却是无人争议的事实——“中国制造”面临升级，“东莞塞车，全球缺货”这句赞美已变成一个警告。此间，人才缺乏被视为东莞转型的最大障碍之一。在高技能人才缺口100万的广东，东莞这个百万农民尚在转变为现代市民、景观凌乱并缺乏人文气质的城市，五星级酒店与工厂流水线对人才并不具有吸引力。
有评论将东莞的成长烦恼进行了升级：“今天的东莞，便是明天的中国。”中国城市在吸引人才的道路上十面埋伏：招聘难就业难并行不悖；人才培养和人才需求背道而驰；缺劳动力也缺创造力；全球化时代缺乏全球视野人才；西方人才指标与传统文化冲突；有饭碗没事业的抱怨声起；潜规则扼杀人才；缺乏适合人才生存的都市文化……
“我终于理解了9%的经济增长率意味着什么——一个从不停止运转的经济，工作昼夜不停的轮班倒以弥补失去的时间。对中国而言，需要弥补的时间是550年。”1992年，12.8％的GDP增幅让中国人从此成为了“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国家”的居民。“休克疗法”之父杰弗里·萨克斯来到了中国，如是说道。
有研究表明，增加一名高层次人才能带动的GDP增长份额是增加专业技术人才的4.29倍。但招揽人才从来不只是经济问题，对工作环境挑剔的高层次人才与对人才挑剔的中国招聘官，其实正面对一个最大敌人：充斥反精英情绪与潜规则的中国人才文化。经历过经济高速增长的眩晕之后，人们渴望一个天才辈出、人尽其用的人才理想国，让这个国家再进一步。当中，若放任文化惯性成为吸引人才的障碍，需要弥补的时间也许就是5000年。

囚徒困境：还要制造多少伪精英？

“大三开学时，我就走人了，没跟任何人打招呼。给父母去了一个电话，他们差点疯掉，但我不想再回学校了。” Roma今年 26岁，他创办的退学网上线已经快4年了，会员的数量向2万人逼近，到退学网寻找志同道合的“退友”，交流一下退学之后如何继续人生。
Roma的退学纯属自愿，2001年，他听从父母的意见，考上了大连海事大学。大二开始，专业课蜂拥而上，看着经度和纬度相互交错的教材，他的头脑开始发懵，学期结束时，他有4门专业课在30分以下。这个时候，他开始怀念自己原本想报考的广告专业，但“学费太贵，家里条件很一般，不能负担”，1万元的广告专业学费和1500元的航海课程学费最终成了他人生的分水岭，退学成了他唯一的出路。
“除了不要饭，做什么我都没意见。”后来，Roma找工作的历程从沈阳一直延伸到呼和浩特，网吧、洗碗、餐厅跑堂都干过，直到混回北京，凭着小时候积攒下来的文学功底和流浪途中的见识，被一间广告公司请去作了策划，月薪在1万元上下，并在业余时间创立退学网。Roma没有想到退学网能聚集那么多有相同经历的人，当初他在网上发帖征集各版版主，人们回应的速度让他惊讶：“我从来不鼓励人退学，这个网站只是想给那些已经选择退学的朋友一个平台，让他们一起聊聊，自己今后的生活应该怎么办。”
一个众人响应的退学网，是我们时代的尴尬。奇怪的悖论已经持续多年：大学生为什么揣着100页简历都找不到工作，企业为什么翻开100份简历找不到要招的人？也许《大学生素质》之类的新闻标题可以提供证据，但比新闻与社会调查数据更有力的，可能是一则关于大学生的笑话：年轻人第一天上班，店长给他一把扫帚，告诉他第一项工作是把环境打扫干净。年轻人很生气地说：“我是大学生！”店长连忙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大学生，请你把扫帚给我，我教你扫地！”
大学生能力欠奉，遭遇贬值。“看着小老板的脸色、拿着微薄的薪水，过着半温半饱的生活、上班半走半跑用1个小时，这些大学生都是鲤鱼——尽管他们曾经都TMD跳过龙门。”一位已经毕业的大学生如是概括自己的生存状态。绵阳的一个毕业生就业招聘会上，几十个浴足岗位甚至挺进了大学校园，贴出“服务员、浴足技师及店员80名，男女不限，相貌端庄，无不良嗜好”的招聘字样。
这对大学教育真是一种讽刺。或可想象大学生的某种人生规律：18岁前在父母与学校监督下沦为考试机器；18岁后脱离监管进入大学，以逃课喝酒打牌为主修课，考试合格为辅修课；22岁大学毕业，发现考试内容和社会需求居然并不一致。学校以素质教育为口号，最后只传授学生考试技巧；大部分毕业生从事着跟所学专业无关，跟梦想无关，甚至跟天赋才能也无关的工作。
有企业报告分析人才匮乏的原因是中国目前的教育水平落后，学生掌握的知识不适合市场需要，实践知识太少。有些企业的解决办法是开展人才培训，有些企业则将优秀人才送往外国接受教育。一家猎头公司的总经理赵杨坦言，人才缺乏导致需求旺盛，现在的猎头公司遍地开花：“多数都是10多人的小公司，甚至很多公司是那种两个人的夫妻店”。他们的公司有一个60多人的团队，去年营业额就达到1300万元。
连政府也没有找到招收人才的合理方式。两会上，“凡进必考”的公务员招录原则成为代表的一个争论话题。重庆市规划局局长蒋勇有一个意见，在考试上，有能力的人才无法与刚毕业的大学生同堂而论，这造成实用人才无法进入公务员队伍：“以前，市规划局从各条渠道都能引进人才，拿来就用。现在，通过考试招来的大学生，用来很不顺手。”
学历并未就此失去意义。“不分重点大学跟普通大学，所有的毕业证都380元一个。”打电话给上海一家“中诚证件公司”，对方透露了假文凭的行情：“有些客户要求毕业证上的全国统一编号要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上能对号入座。这种毕业证要提前半个月预订。我还是建议你不要办对号的。你们这些人来办毕业证无非为了找份工作，现在有几家公司会拿着你们的毕业证到网上去查询核对你证件号？一些公司要重点大学学历的学生完全就是撑门面、走形式，证件无非也就是个敲门砖。”
学历可能是一种误导。招聘官知道来的可能是一个高学历伪精英，但不是所有人都有抛开学历看人品的冒险精神。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的中专学历成为新闻，随之而来的正面评论代表了一种新人才观：“在当今文凭泛滥、尤其是权力文凭颇受诟病的背景下，那一纸中专学历显得弥足珍贵。”
经济学有一个“囚徒困境”的故事，两个嫌犯作案后被警察抓住，分别关在不同屋子里接受审讯。警察分别告诉他们，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1年；如果两人都坦白，各判5年；如果一个坦白一个抵赖，坦白的放出去，抵赖的判8年。这样的逻辑下，囚徒的最优选择是坦白。从“囚徒困境”或可看出大学生遭遇就业失败的困境，一是社会需求与人才教育对人才理解的不一致，正如两个不能交流的囚徒；二是所有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去参加考试是不得不做的最优选择，正如选择坦白的囚徒。
对国家而言，必须改变制度脱离囚徒困境；对个人而言，只需拥有应对人才泥沼的心态。一个在高三时选择放弃高考，一个因地理会考两次不及格而失去高考资格，80后的亿万富豪李想和茅侃侃都活得不错；郑渊洁自己不高考，也不让儿子高考，结果他的儿子开着宝马去应聘，对负责招考的总编说：“工资好说，只要能给我个车位就行”。办退学网的同时拿着1万元工资的Roma，也算苦尽甘来——尽管网站主题“大逆不道”，但信产部的工作人员似乎对此心有戚戚然，居然十分开明地给Roma办齐了所有文件，门户网站有的退学网都有。年初的一段时间，退学网莫名被屏蔽了，Roma干脆在美国找了一个服务器，把网站搬了过去，继续“退学“事业。
有时候，Roma会想起大学时代的老师，想知道他们现在在做什么，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但始终没有勇气拿起电话：“退学，毕竟是压力很大的事，我到现在也不敢说自己完全缓了过来”。他曾经看过电影《死亡诗社》，希望自己有个像罗宾·威廉斯那样的老师，但他又悲观地认为，在20年内，中国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人生导师。对于退学，Roma劝诫大家三思而后行：“我在网站上做过一个调查，发现41%的人认为退学后的生活和自己的想象差距太大，真正认为退学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人只有1/4。退学是代价很昂贵的事情，很冒险。”

小聪明症候群：还要习惯多少潜规则？

美国有“天才儿童教育局”，英国有“天才儿童国家协会”，法、德、日、澳等40多个国家都开始发展超常教育，中国有少年班。但有报道称，中科大少年班在2008年3月举行30周年庆典的时候，面对中国少年班光环褪去的尴尬现实，老班主任贺淑曼只能哭泣以对。
这位班主任认为中国的超常教育目前缺乏理论体系。据说1988年开始，她就四处托关系申办超常人才专业委员会，但结果让人失望：“高等教育司说，超常教育应该包括中小幼人才的阶段培养；找基础教育司，说这超常教育还有大学阶段，我们管不了；找特殊教育处，说他们只管针对残疾人的特殊教育。”
有人笑言，英国福利彩票用来资助精英，中国的福利彩票用来帮助弱智。中国人偶然会陷入某些反精英的误区——企业口口声声需要人才，主管却担心出色应聘者损害自身地位；升斗百姓内心崇拜财富，却对精英没有好感。在中国的人才生态中，最难的是一条为天才或特殊人才准备的专用上升通道。
中国人不重视精英的坏习惯，其实从小学生春游的时候就开始培养——大家一起去爬山，爬得最快的人，必须等爬得最慢的人。记得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中这样说过：“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这句话其实从未过时。
“中国队再也进不了世界杯了，50年内！与日本、韩国相比，我们的身体条件好，可为什么我们踢不过人家？放到社会和文化的环境看，我们没有那种团结协作，无私无畏为集体奉献的精神；和拉美、非洲相，没有个性狂野，没有激情自由。我们是表面上看没个体，暗地里看没整体。我们不适合搞这项集体运动，对中国人来说，足球要上11个人，太多了！”
这是黄健翔一度对中国足球的评价。球迷们一边为中国足球缺乏天才而愤怒，一边看着体制让足球学校沦为贵族学校，有天赋的穷孩子都到地盘去了。世界杯其实是中国人才的世界竞争力缩影——在国际高智商的俱乐部门萨会，香港人通过入门测试比例高达80%（世界平均比例是2%），但这盛产高智商人类的国家，为什么创造力人才仍是稀缺品？
一家国企单位流传这样的一句话：“我们这里真是个‘出生入死’的地方！”据说从这家单位跳出去的职工，人人出类拔萃；从外面引进来的人才，进来后无一不偃旗息鼓，一事无成。内部人士将原因归结为“潜规则”之害：“体制内的潜规则消磨人的锐气，使人僵化迟钝，但是唯有如此才有机会得到升迁。”
一家电器公司招聘女文秘的最重要的要求是酒量好，原因是女秘书出去应酬在所难免，“帮领导挡酒的能力应该具备。”除了帮领导挡酒，人才的技能还包括拉关系、走门路、窜热烙、嬗变之术……诸多潜规则下，人的精力有着怎样的损耗？
这真是一种可悲的人才生态环境。有人论述中国人劣根性，认为特别要克服“互相嫉妒，求全责备，彼此扯皮，嫌贫恨富的酱缸蛆特性”。在一篇《不缺人才的中国企业到底缺什么》的文中，认为办公室政治在民企中表现最为明显：“企业的总裁有勇气，嗅觉敏感，灵活性强，但未能摆脱掉中国封建社会所遗留下来的行为方式，没有一套发展、培养、逗留人才的国际化人才战略，任人唯亲，重视血缘，不少还运用厚黑学以及历史中的帝王心术、阴谋诡计去对付员工、欺骗顾客、打倒对手，造成企业内部分崩离析，优秀员工离职。”
市场竞争为这一切带来改变。“过去几年，民营企业在成长过程中追求资源扩张，解决问题的办法都是资源投入式的方法，钱不够加钱，人不够加人，东西不够买东西。这种方式总会有一个极限的，会造成资源堆积，形成恶性循环。现在要从根源上解决，只有寻找高专业能力的人。”美的微波炉事业部的HR尼英丽说。
“办公室规则每个企业内部都会有，但要说成是政治有点夸大其词，那只是企业用来维持内部正常运转、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办公室规则罢了。一旦没有了这些规则，企业的利益无法实现，会陷入困境。是办公室规则保护了企业的利益。”温喜庆是职场脱口秀节目《上班这点事》的常驻嘉宾，他认为应该去理解潜规则——他以前曾碰到一个老板，要求下属唯他是从，出了成绩一律归老板，一点点错就破口大骂。“跟着他的14个月里，我感觉不到快乐、得不到鼓励、没有前途。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了跳槽。而我对下一家单位提出的要求，仅仅比我原来的基本工资高出100块——这样我又重新找回了快乐”。
“职场新人一开始都只能去适应规则：到了一家新公司，找到拥有话语权的人，藉由他们去了解规则，慢慢适应。适应规则就是一个心态调整的过程。调整好你的心态，办公室政治就不再是政治。这样，才能达到职场人的终极目标：制定规则，成为规则终结者。”温喜庆说。
即使适应规则，耽于人事的你，拥有的也永远是做人的小聪明而不是事业的大智慧。熟人社会正在全球化经济下的推动下日趋崩溃，潜规则却不会马上消失，中国人必须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在此不妨借Google的面试题来描述中国人才在潜规则下的微妙生存处境：“有5个海盗，按照等级从5到1排列。最大的海盗有权提议他们如何分享100枚金币。但其他人要对此表决，如果多数反对，那他就会被杀死。他应该提出怎样的方案，既让自己拿到尽可能多的金币又不会被杀死？”（文中部分采访由胡尧熙、陈非、汪璐、汪庆完成）

21世纪最缺人才，人才最缺心态

100家最佳公司都想招聘有团队精神的人，但应聘者在面试中习惯说的，是“我”而不是“我们”。中国的学校最应该教的是心态——自尊和宽容，宽容别人也宽容自己。

文/肖锋   图—阿灿/新周刊

网上激辩儿童学分论与儿童快乐论。后者的理由是，如果你让一个儿童有个快乐的童年，那即使长大不成功也算够本；反之，如果让一个儿童童年悲惨、考试连连，那长大了即使再成功又有何用？
说说李安的例子，其父要他功成名就，中国传统的出人头地，做大学教授，而他却选择导演。李安式困惑最终导致李安式跨界，因冲突而产生艺术张力。拧巴出来的人才，李安算一个。其名李安，其实不安。

美国人为什么不学奥数却成为人才天堂

还是从儿童开始说起。学校让儿子做《黄冈小状元》数学题，二年级就拧他们去奥数班。奥数班上，有的小孩无所谓，有的小孩大哭，我那俩属于死皮无所谓的，结果当然是回来被骂得要哭。让儿童强拧来长“智慧”，其实是长痛苦。试举这样的题：“甲加乙120，乙加丙110，问甲比丙大多少数？”这种题一列方程就出来了，可对于一个小学二年级的、满脑子卡通的顽童来说无异天书。他们更喜欢做这样的题：“一桶可乐共8升，甲乙要平分，但只有两个5升和3升的杯子，问如何平分？”有思维的乐趣。笨点的可以用家里的杯子比划比划，一比划就出来了。
本人没有参加过跨国公司的面试。如果出题，我想不会是第一道那种而是第二道“分可乐”，最佳答案也许不是如何平分了，而是甲对乙说：你看着分吧。这样才是teamwork，才是今后团队之间的信任吧。
《财富》发表文章“教你应聘最佳公司”上说，即使在经济衰退时期，全球100家最佳公司也在不断求贤纳才。在简历上强调义工经历，并热衷于社区服务；你要拿出讲故事的本领；做一些有创造性的调研，上网搜索没有用。一位招聘者说：“极少有人做细致的调研，包括跟我们的客户交谈，如果你做了，那你几乎肯定会被录用。”
“独行侠”免谈。大体上讲，100家最佳公司都想招聘有团队精神的人。另一位招聘者称：“我实际上会数应聘者在面试中说‘我’的次数。我们更愿意听到‘我们’这样的词。”
盘点个人所学，一生学了17年，基本都在考试，考试内容呢，95%是用不上的。讽刺点讲，不如机场两大热门图书，工具类和励志类更“有用”。大学时做过整整一本《李米特洛夫高数集》，结果现在成了个码字匠，高深的数学题一道都未用上。
回想起来，学校里最应该教心态，自尊和宽容，宽容别人也宽容自己。归国朋友说，美国小学课本是代代相传的。美国是个浪费的国家，人口占人类5%却消费地球1/3能源，却会跟一本小学教材较劲。这届学完传下届，一种精神，一种传承，一种心态。反观国内，小学生书包鼓得像旅行箱，带拉杆的，众多书学完一丢或当废纸。实在惭愧。“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重点班或奥数班是学校的一场阴谋。为维持这项阴谋，老师们想出一系列刁钻的题来折磨学生。我们杂志社的美术顾问是个“不合格产品”，如果按当今考政治英语来考学，他肯定毕不了业。难怪陈丹青退出，质疑艺术类学科怎么培养起数字尖子来了？
据说广州番禺的祈福中学有个“发现才能法”，即使某个学生有9个缺点，只要抓住他一个优点，鼓励并发扬光大，最终也能成才。所以这个学校收费很贵。多年来一直疑惑，美国人为什么不学奥数却成为人才天堂。

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是什么都不做，除了自己感兴趣的

人生最大的幸运，就是在这个世界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然后再在里面找到一个饭碗。这是香港作家李碧华的忠告，想必她自己是达到了。
依李的话，假如感兴趣的事情做不了，不能拿来当饭碗，这便是人生最大的不幸。不幸的是，我们大都沦为了这种不幸。
不是吗，问问有多少人是喜欢当下工作的，又有多少人牺牲了少年时的志向。现实的情况是，被攻击得最多的垄断部门是大学生们最想去的；被攻击得最多的官员是大学生们最想当的，录取比例可以是几百比一、几千比一甚至几万比一。为了饭碗牺牲兴趣，这是多数人的现实选择，多数人的悲剧。而悲剧下找到的工作怎么能有个正常心态呢。
不妨改一改黎叔的台词：21世纪最缺的是什么？是人才！人才最缺的是什么？是心态！现在的老板抱怨最多的是80后员工的频繁跳槽。其实雇佣双方心态都不对。
初中时班主任讲过一个励志故事，大意是某顽童不成器，长大后犯罪判了死刑，究其根源是母亲的宠溺，此子上学了还在吃母亲的奶，宠溺可想而知，临了，吃奶的逆子提出最后要求：想再吃一口妈的奶，结果怎样呢，他把妈的奶咬了下来，说：“就是你，让我落到这个地步！”当时听完这个故事只能用震惊来形容，后来知道是部电影。彼时的初中生听不到多少关于奶的话，哪像现在奶在网上满天飞。清楚地记得当时男老师一边在胸前比划着，一边咧咧嘴说：“把这个给咬下来了。”本人中学、大学、研究生17年，老师教的知识几乎忘光，唯记下了这个段子。
现在想起来，这段子仿佛是讲给80后、90后、千禧后们听的。如果混得好是因为有个好老爸，就像石康的《奋斗》描写的，家长们非权即贵，都够开房地产公司的了。如果混不好呢，就是我初中老师讲的那个“咬下来”的故事，“活该，谁叫你们当初不教我奋斗呢？！”中国人的成功心态就是这样，寒窗苦读或万般溺爱，最后都希望出人头地。可世界上哪儿那么多出人头地的位置呢。
学校里最该教的没教，那就是自尊和宽容。当下中国人最缺的资源不是石油和资金，而是心态。个人也好、国家发展也好，都可当做上面那道分可乐的题，都愿意看到对方说，“你看着分吧。”其实这个世界的资源是不能够被平分的。
眼下梁文道的一篇“寻找民族和解的最大公约数”引发众多跟贴。一位立场中立的老外用英语回贴：欧洲人不愿看到中国人分享世界财富，那是一个庞大的需求。欧洲人或者西方人更愿意看中国的笑话，因为这对他们有利，满足他们一贯的“道德优越感”。我注意到，开年以来，官媒中“大国崛起”四字消失殆尽。
老子教我们“柔顺似水、道法自然”，这个“自然”就是自己的天性，觉得不舒服的事就不要做。中国当下“急吼吼”的心态，最需要二千多年前的良药。南怀瑾曾妙喻，佛家是开米店的，提供精神食粮；儒家是开杂货店的，应有尽有；道家是开药店的，有病治病。当代中国人吃下一颗名叫“成功”的毒药，需要老子来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