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目前，统治这个国家的是工人阶级的叛徒、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铁托集团。南斯拉夫依赖着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所谓"援助"，工业原料、小麦甚至食用油等生活日用品也要靠美国、西德、意大利等国供给，南斯拉夫的农业相当落后，绝大部分是个体经济，私人占有土地，可以雇佣别人耕地，进行剥削，农业除个别年份，都未能达到战前（1938年）水平。
　　意大利：意大利是帝国主义国家，在非洲有许多殖民地。意大利的耕地大部分掌握在地主和资本家手中，农业生产一直处于落后状态。波河平原上有资本家的农场，南部是落后的农业区。意大利人民的生活非常贫困，失业人数居资本主义国家首位，每年有大批人到国外谋生。意大利首都罗马在半岛西海岸的中部，是历史上有名的古城，这里的工业非常落后，反动统治者害怕工业无产阶级聚集在京城里，不敢在这里建设大工厂。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二战前，德国是一个凶恶的帝国主义国家，1945年德国投降后，苏、美、英、法四国根据协议，分区占领德国，以便彻底根除法西斯势力，帮助发展民主力量，建立统一的、爱好和平的、民主的德国。当时规定苏联占领区在东部，美、英、法占领区在西部。苏联执行了协议，在东部肃清了法西斯残余，开展民主运动。而美、英、法帝国主义违反协议在德国西部扶持军国主义势力在49年9月建立了垄断资本集团和大地主统治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制造了德国分裂。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民于同年10月在东部建立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战前，德国东部工业基础很薄弱，加上战争中美、英和德国法西斯的破坏，解放初期的发展遭到很大困难，由于劳动人民的积极努力，十多年来，经济不仅获得恢复，而且发展非常迅速，现在已经成为欧洲最主要的工业国之一。（该课还配有插图：柏林的斯大林大街美景。）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是帝国主义国家，在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扶持下，西德的军国主义已经复活，庞大的正规军正在加紧重建，并在国外建立许多军事基地。它不仅日益严重地威胁欧洲的安全，而且危害着全世界的和平，已经成为严重战争危险的策源地。西德的农业比工业落后许多，粮食不能自给，只有畜牧业比较发达。
　　英国：英国是最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到19世纪中叶，它在全世界占有比本土大150倍以上的殖民地。但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许多殖民地都取得了独立，它的殖民体系正在崩溃。英国工业生产的绝大部分被少数资本家集团所垄断，工业相当落后，设备陈旧，生产成本高。英国工业发展缓慢而且极不稳定，其中民用工业长期停滞甚至显著下降。英国工农业发展极不平衡，农业绝大多数被大地主所控制，伦敦平原是主要种植区。粮食生产只够本国需要的一般，大部分田地种植牧草和饲料作物。
　　法国：法国和英国一样，也是一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二战前，它在全世界占有比本土大20倍以上的殖民地。但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许多殖民地都取得了独立，它的殖民体系正在崩溃。（我惊讶的发现这段居然和描述英国的一模一样！）法国工业生产集中在少数垄断资本家手中，法国资产阶级长期以来把大量资本输往国外放高利贷，影响了本国发展。所以法国工业生产远远落后于美国、英国、西德等国家。农业在法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农业发展很不平衡，北部地区是使用机器耕种的资本主义大农场，其余地区是落后的小弄经济，而中央高原的畜牧业更处于落后状态。
　　南非：南非联邦政府先后颁布了"通行证法""种族隔离法""奴役法"等70多种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法令，每一个法令就是一道枷锁，非洲人的权利和自由被剥夺干净。拿"通行证法"来说，这项法令规定年满16岁的非洲人必须携带"身份证" "迁移证""寻职证""纳税收据""居住证"等20多种，以备警察检查。如果证件不全或者忘记携带，就要作为"无业游民"遭到逮捕。根据南非联邦警察局的报告，仅在1958年，就有将近60万的非洲人由于违反"通行证法"和"检查法"而被逮捕。
　　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国家。密西西比河是北美洲第一大河，在密西西比平原上，由于滥伐森林和胡乱开垦草原，水土流失非常严重，密西西比河终年携带大量泥沙，造成河床增高，常常泛滥成灾。美国矿产、水力和森林资源比较丰富，但垄断资本集团为了追求利润，对矿产资源进行掠夺性的开采，他们只拣投资最小，利润最大的矿床开采，一旦感到利润小就将矿井废弃。美国本来有茂密的森林，但由于资本家的滥砍乱伐，森林面积减少一半。美国工业分布非常畸形，有3/4的工业生产及9/10的机器制造工业和钢铁工业集中在东北部的大西洋沿岸和五大湖地区。美国的钢铁工业是为军事工业服务的，产量极不稳定。美国南部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区，土地大多集中在资本家手中，耕作技术相当落后，仅在棉花产区建立了一点纺织点。

中纪委、公安部、监察部、审计署最新一份关于公车使用情况的调查，从二OO七年十月底开始，投入近五百人，采取统一性暂封交通牌照登记等措施，至十一月三十日结束，查出全国三十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机关、国有部门，共拥有各种交通机动车辆五百二十二万一千七百五十五辆，其中进口车辆八十三万四千二百二十辆；正在办理申请更换新车四十一万三千七百十七辆，申请增购新车二十八万二千三百五十辆。

该报告指，根据一九九八年九月、二OO三年七月、二OO五年四月，国务院有关公务车使用条例和补充条例审核：党政部门超标百分之二百八十；政法系统超标百分之一百七十；国家机关超标百分之一百五十；国有部门超标百分之三百六十。

官车一年开支四千亿元以上

该报告指，一辆官车一年的开支（包括保险、牌照费、汽油、维修等，不包括司机工资支出）六万元至十万元，全国总计要用掉四千亿元以上，都列入行政开支。

官场腐败五大形象

官车超标，已是当今官场五大腐败形象之一，其开支仅次于滥发福利、补贴、奖金（约七千亿至八千亿）。列为官场五大腐败形象之三的是公费招待内宾；列第四位是住房规格超标；列第五位是公费在国内外国考察、休假（年开支二千一百亿元）。二OO六年，公费到美、欧、澳、日考察，有一百十一万人次。

过往官车情况

据档案资料：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统计，全国的公务车三万八千三百多辆，其中北京公务车仅二千四百二十五辆，中央部委办公务车三百十五辆，包括中央政治局、国务院用车一百十二辆。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统计，全国公务车二十三万七千多辆。一九九七年七月统计，全国公务车一百二十余万辆。二OO二年十二月统计，全国公务车三百余万辆。

有人做过不完全统计，百分之九十五的贪官背后，都有着那么几个"红粉娇娘"。某市车管所长查金贵虽已年近花甲，居然包养了13 个情妇。某省政协副主席庞家珏为11名情妇而忙，也因为11名情妇而倒。如此种种，说明如今贪官们包二奶、养情妇似乎已成为一种势不可当的潮流。我们在为这些贪官不耻之时，也为有这么多喜欢做贪官情妇的女人感到不解。某医院院长(副厅级)的交待很值得玩味："很多女人喜欢我，我也没办法。"（2008年1月17日《检察日报》）客观地讲，这是一句大实话。

 

从已暴光的案例中可以看出，被威逼被强迫做贪官情妇的为数不多，大多数是自愿的是主动的。作为刘松涛这句话的注解，某县原县委书记先后和22名女性长期保持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就很说明问题。他于2002年5月22日在福州一家酒店举办"群芳宴"，让22位身着华服、美丽妖娆的女人在包房里彼此见面。席间还宣布，今后每隔一年就举行一次群芳宴，还要设置"年度佳丽奖"。

 

这些情妇中，最年轻的是某副市长包养的，仅仅十六岁，文化最高的要数原某市委宣传部原部长的那些情妇，一般是大学本科毕业生。在这些贪官的情妇中，还有更可悲的，有母女相随的，有一人跟俩或数人的，有做爱还愿意录像的，她们把人性最肮脏的一面都毫无羞耻地交给了贪官。

 

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么多女人愿意并喜欢给贪官投怀送抱呢？

 

攀附心理。曾几何时，官就意味着权，意味着利，意味着地位。自然，攀上官吏，就可以满足私欲，分享权力带来的荣华富贵。这一由"官本位"观念形成的攀附心理，由古至今，由来已久。一人得道，就可以鸡犬升天。鸡呀犬呀，一旦攀附上"得道"之人，位卑则尊，穷者致富，古今事实摆在那里，胜于雄辩。多少男人靠此道一步登天，何况上千年养成于依附于男人生活心理的女人呢？有官有位的男人，难免不受有此心理的女人追求。纵观那些贪官的情妇，哪一个没有这种心理痕迹。

 

虚荣心理。虚荣心，或许是一些女性与生俱来的陪嫁。爱面子，好穿戴，乐攀比，总希望比别的女性胜过一筹。虚荣心催生嫉妒，嫉妒之下容易铤而走险。说得通俗一点，当满足不了自己虚荣心的时候，就会有过分的行为产生。或贪小便宜，或傍大款，或依附权贵。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今天，受西方自由思想或不健康观念的影响，什么"性解放"，什么"一夜情"，什么"只同居不结婚"等，给自己的虚荣心找出种种理由，来达到满足自己虚荣的目的。在庞家珏的情妇中，不就有为自己的丈夫谋个一官半职而委身贪官的吗？为了钱财而献身的那就更多了。

 

贪婪心理。贪官贪得无厌，是其本性所至。而有的女人要贪，贪起来更有过之而不及。不仅于礼义廉耻不顾，而且连伦理道德也不要了。陈同海的情妇李薇，后经陈介绍相识杜世杰，同侍二贪官。为什么，还不是贪婪所致，她由此渗入利润巨大的地产界。明知对方有妻子，有情人，还要做"三奶"、"四奶"甚至 "十几奶"，为什么？还不是贪婪所致，因为别墅、轿车、金钱、工作等便会想要什么有什么。一些女性的贪婪心理促使她们走上了羞耻之路。

自卑心理。现在就业紧张，妇女中低收入的弱势群体扩大，致使一些女性的自卑心理加重。为了工作，为了改善经济状况，不少女性加入到傍大款，傍官员，做情人的行列。在贪官情妇的名单中，有不少是大学生。不管对方年龄已是自己的父亲或爷爷辈，不管对方已有家室已有儿女或已有孙儿孙女，只要能解决自己的前途或"钱途"，便心甘情愿相随之。由自卑心理而走上情妇路的这些女性，更是可怜而又可悲。

 

从上述情妇所表现出的心态可以看出，情妇在贪官的生成中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至少情妇是贪官腐败的催化剂。有不少人评价贪官情妇手段非凡、人格沦丧、追求享受、嗜钱如命，一点也不为过。从上世纪初起，就开展了妇女解放运动。到今天，妇女的地位已经今非昔比，其政治地位、经济地位让人刮目相看。旧观念，旧习惯，旧风俗已为广大妇女所不耻，独立自主、自尊、自爱、自重已成为女性的新时尚，新追求，新目标。

 

愿做贪官的情妇，虽是极少数。但是，这种现象有损新时期妇女的形象，有损民族的道德准则，不能听之任之，不能放任自流。对其存在的不健康心理状态，要多层次多方位开展引导，加强教育。做到这一点，全社会有责任，精神文明建设有责任，各职能部门有责任。

 

　　孩子初升高，侥幸考上省重点。太太意犹未足，认为孩子本来可以百尺竿头，之所以不能更进一步，考进最好的中学比如华师附中，责任全在我——都是我一直纵容孩子的懒散。于是孩子初中毕业时，太太专门安排了一个饭局，美其名曰同学告别会，实际上只是请来几个同学家长——几个尖子生家长；酒过三巡，我才明白她是要给我上课。不吃这餐饭，我现在都还懵懵懂懂，这餐饭吃完，我算大开眼界了，原来尖子生都是这样炼成的呀。整个初中期间，当家长尤其是当妈妈的，基本上就没正经事儿可干，都做孩子的全陪了。给孩子每天送饭送菜；周末陪孩子上这个辅导班那个辅导班；每年寒暑假放假之前，都要挖空心思到处打听哪门课哪个老师办的辅导班最好，然后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孩子塞进去。甚至自己跟着上课，孩子坐前排，自己坐后排，这样既可以监督孩子，也可以监督老师。

　　这么一来，孩子就跟职业运动员差不多了。几乎每个所谓尖子生的背后，都跟着一个专业团队，专职做生活服务，以及战略战术研究，情报搜集和分析。相形之下，我的孩子简直就是一个流浪猫，学习上我基本不管，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信任孩子，但实际上是听任孩子只身迎战一个一个疯狂的狼群。

　　还好，孩子还没有败下阵来。但我并不想吸取什么教训，高中两年，我对孩子的学习还是不太管。据说但凡省重点，现在都被家长包围了——他们在附近居民区租下房子，一家老小都住进来，专门陪孩子读书。但我的孩子，还是每天起早摸黑赶公车，中间还要转车。我儿子的同班同学，现在都没有休闲，甚至上厕所手中都攥着书。但我儿子至少每天一次篮球照打。我儿子有个同班同学，全年级排名第四，考北大清华肯定有如探囊取物。但前提是，他父母对他的时间控制精确到每一个小时。只要有一个小时孩子成了断线风筝，父母都会惊惊惶惶，不停地电话寻人，直到孩子重新回到书桌前，心里才算一块石头落地。

　　竞技如此白热化，投入少一丁点，名次就会后退大半截。所以孩子的年级排名，一直徘徊在100到200名之间。很有几个老师，很多次语重心长地给我说，孩子其实大有潜力的，这样子可惜了。我都只是笑笑。我的考虑很简单，成绩是不是最好不重要，重要的是别拼出精神病。成绩最好，精神不正常又有何益？美国爱荷华大学两次震惊世界的凶杀案，凶手不都是从咱中国去的尖子生吗？我访问美国期间，翻译也多次谈到，北大清华好几个留美生，虽然专业上一直很优秀，但由于精神原因，最终都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要么进大牢，要么进精神病院。

　　在我看来，毋宁说，整个中国教育其实就是一个精神病院。如果说运动员是牺牲身体健康来换取奖牌，那么尖子生不仅是牺牲身体健康，更兼牺牲心理健康。他们往往以心理残疾为代价来换取所谓优质学位。又岂止尖子生才是牺牲品，数量更为庞大的差生群体，他们一直在公开的歧视中生活，没有起码的尊严，没有起码的自信，他们比之尖子生更悲剧。

　　这其实是说，无论尖子生，还是所谓差生，他们的命运并没有根本的差异，他们都是千疮百孔。这种情况下，或许只有中庸之道，才是一个相对明智的选择？基于这个思路，一直以来，我都反对给孩子设定一个最高目标，而只主张给孩子划定一条底线。不求孩子跑在最前面，但求孩子别从底线上掉下来。我以为只有这样做去，孩子身体上心理上的代价才可能小一些，才是对孩子最大限度的保护。

　　但是，我们的社会却不是这样设计的，我们的教育更不是这样设计的。像我这样来培养孩子，孩子就只能做一个普通人，而在中国做一个普通人实在太难了。我们没有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来为普通人服务，除非你有警车开道，否则作为一个普通人，你的交通肯定大成问题。我们也没有完善的公共卫生系统来为普通人服务，除非你有特权或者特别有钱可以享受最尖端的医疗服务，否则作为一个普通人，你看病也肯定是一个大问题。我们的整个社会体系、教育体系不是均衡的网状结构，而是典型的金字塔，越往下机会越少，越往下资源越少。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削尖了脑袋往上钻，必须让自己成为人上人。不是人上人就会是人下人，这种风险让每个人都不寒而栗。

　　于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那么恐惧，那么浮躁。就好像背后有一个无形的血盆大口等着，谁落到后面谁就会被吃掉，我们只好没完没了地你追我赶，甚至不惜彼此践踏。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深知做普通人的艰难。所以，我既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付出巨大代价去做尖子生，又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做一个像我这样的普通人。

　　我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让我的孩子乘桴浮于海，彻底退出竞技。只有彻底退出竞技，你才有资格不服从它的一整套规则，才可以不受它的摆布。

　　这其实更辛苦，乘桴浮于海的经济代价，不是工薪阶层能够承受的。但我宁愿多熬夜，孩子也宁愿课余多打工。

　　退出竞技之后，孩子终于可以学学如何做菜，如何洗衣了；终于可以开始长途旅行了。这些其实是我早就想安排的。我对我的孩子其实有过很多安排，我想让他去武术学校学拳击，去急救中心学救生，去体育馆学游泳，去孤儿学校做义工。总之我认为我的孩子需要全方位的基础知识，尤其需要学习与人相处、与社会融合。但是，所有这些安排都只能是纸上画饼，而又与学校教育绝缘。当我有机会出访美国和俄国，在剧院看到家长们带着三三两两的孩子一起看芭蕾舞，在美术馆看到老师们给成群结队的孩子讲解原版世界名画，我的感受非常复杂，既羡慕，又绝望：这才是人的教育，爱的教育。可人的教育、爱的教育的春风阳光，什么时候才能普降到我们中国孩子的身上呢？

　　只是因为我的孩子即将乘桴浮于海，我才发现，原来有那么多的家长、那么多的孩子都在用脚投票，用这样的选择来抗议中国的教育。这样乘桴浮于海的孩子，应该每年不下10万之众吧。按每人每年消费15万计算，那么我们国家一年流失的教育投资就在150亿元左右。这种经济上的账，尤其是人心上的账，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人算过？

　　在北京的大学区，每到周末，有些青春洋溢的大学生情侣们就会到学校的小旅店或者放映厅预订一个钟点房。在大学的周围，这样的去处比比皆是。

　　这是经济发展和政府放松对私生活监管的副产品。但这个革命是悄悄进行的，关于性的话题也只能在亲密朋友间才能谈起，有时候甚至是窃窃私语。

　　因此，性教育跟不上性行为，也带来了一些不良后果。据官方媒体去年报道，在黄金周期间，上海的某些节育诊所有８０％的患者是高中女生。

　　上世纪８０年代，情侣在公共场所手牵手会遭人侧目。现在，政府对于利息率的关注远大于对国民婚姻问题的关注。收入的增加也允许城里的中国人追求生存之外的目标。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性学专家李银河的调查显示，近年有６０～７０％的中国人有婚前性行为，而１９８９年仅有１５％。

　　在此期间，中国城镇居民平均结婚年龄也在逐步升高，去年上海男性的平均结婚年龄已达３１岁。这也是上世纪８０年代出生的年轻人身上一个显著变化。２３岁的高尔夫球教练蔡俊杰（音译）说：“如果两个人真的想在一起，时间不是问题。”他在和陌生人聊天时仍避开“性”这个字眼。

　　２１岁的杨春燕（音译）说，她曾去过一个著名的“一夜情”酒吧，只是为了看看是不是名副其实。“他们把电话号码写在小纸片上。如果你和他喝一杯，他们会给你一张纸片。改天你就可以联系上他了，也有人当晚就一起离开去酒店开房。”她补充说，维持一段关系要困难得多，“比如吃饭时为他夹菜，如果有一天我不这么做他可能就会发脾气。这些小事情真的很烦人。如果只是一夜情就简单多了。”

　　家庭和学校仍然很少触及性方面的话题。十几岁的年轻人却在尴尬和沉默中放肆着自己的性行为。北京第二医院的心理学家邓俊专门为青少年开通了一条热线，每天都会接到１５～２０个电话，其中大部分与性有关。大多数咨询者都是上高中或大学的年纪，也有１０岁左右的孩子。５２岁的邓俊说：“我们的社会正在开放，我们对待性的态度也在改变，成年人不赞成婚前性行为，因为这会带来一系列不可避免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断累积的话会变成社会问题。”

　　人工流产被视为避免成为十几岁未婚妈妈的一种快速、可行的方法。在中国，年轻人流产的数量在上升，这警示教育工作者应该重视性教育。但对于性本身的讨论仍然是含混的，安全套的使用也几乎没有涉及。

　　也许这就是变化中的中国，一只脚陷在传统里，另一只脚已经迈进“现代自由恋爱”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