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虎庙 | 评论(2) | 标签:散文, 怀旧, 吕晓宁, 天籁书屋

　　吕晓宁来京，在欣欣的公司http://24hour.blogbus.com/logs/24378780.html我们邂逅，就聊了起来。

　　我们之间说话，多是三十年前的是是非非，同是那一边缘故城，那一座千年废都，有好多的人、事、物为我们共熟，我就总怕自己坠入到旧的怀思。

　　说起的人里有李平烨，有刘安，还有芦苇、宋宜昌、六子、葛岩……甚至说起了王岐山、薄熙来，又感慨那些人后来做起了官，且做得已经太大，和他们说话已不如当年，就又把话说了回来。后来不知道怎么就说道起了诗歌，自然对当年的北岛http://24hour.blogbus.com/logs/309084.html、舒婷有一番见解。就又说现在的八零后和九零后在写什么样的诗歌呢？我想说现在的“后”们还没有诗，兴许是我寡闻，但时下里对赵丽华的刻薄不恰显示了现在社会的浮躁之盛？话到嘴边，我又收口。后就说起了林牧老先生的死亡意外http://24hour.blogbus.com/logs/3589337.html，这已经是社会上一股子悄悄流行的传言，身体好极，却死得突然、黯然、凛然、不知所以然……最意外的是我发现吕晓宁竟然是我当年书店的常客，而我对其竟然不知！难怪，接触了太多的西安读者，以一挡十挡千挡万，挡不过来。吕说，他们时常还说道起当年的“天籁书屋”……http://24hour.blogbus.com/logs/5420630.html

　　欣欣http://lvxinxin.com/从MSN上及时推来一篇博文，说的就是吕晓宁当年带吕欣欣逛“天籁书屋”的事情。相信去过“天籁书屋”的千万顾客今天可以从吕氏博文里悟出点什么，当然是您自己的，算做是我这个当年不够格的书店老板的致歉，吕文转来在下——

《西安的小书店？》 [原文吕晓宁]http://ocpv.bokee.com/2446629.html

　　欣欣在博客上写了一篇小文，西安的小书店，写的很是伤感。

　　我爱书，儿子也爱书，西安城里那时没有现在这样气派，古老的街道，狭小而简陋，许多小书店都是开在这些老街上的小门脸里。

　　早年的书店，当然数钟楼的新华书店，在不同的区街，也有一些小些的分店，交大商场也有一个。不过，除钟楼外，大部分书店都没有什么好书，但还是定期把这些小店转个一圈，总觉得那宽敞的店堂和高大的书架上能藏着好书，生怕漏掉，虽然每次都会失望。

　　后来，西安有了个体开的小书店，我知道和常去的最早的是南门外的天赖书屋，田夫，一个有文化的个体户，匾还是贾平洼题的。不过，那时节大家的名气都不大。田夫我本来不认识，但他的妻子却是我家圈子里的人。我知道有这个书店后，特意跑去，买了两本书，至于买的什么，全都忘了。那个店好小呀，在路边，还要上几个台阶，那时西安南门外老街的模样，现在只在电影里才能看到。我特别向田夫说明我是他妻子家的老朋友，但田夫似乎并不买账，事后才知道，他们两口子正在闹离婚呢。当然这并不影响我和田夫的交往，他不久搬到了瑞履门里，门市大了至少十倍，象个书店的样子。田夫使了点促销手段，可以积分，我买的是费雷泽的《金枝》，两本下来八元多，还有老朋友宋宜昌写的《太平洋大海战》，共约十几元钱。对于那时月收入五十几的我，算是很大的一笔开支了。好在大学毕业留校，导师给了我外出讲课的机会，每节课从三角钱开始，算是有点私房。田夫给了我卡，算是有了积分，以后可以优惠。但后来这个书店很快就消失了，田夫再也没见踪影，这个最早的文化个体户就从西安蒸发了。不过，田夫确实带动端履门里古老的街道成为书店一条街。

　　那时我总带着欣欣去逛这里，儿子愿意和我走着去，小小年纪，因为有书而不知累，那时节，小书店一个接着一个，图书市场发展起来了，各色书籍也多了起来，有了许多好书。再不象新华书店那样古板严肃。淘书成了乐趣，儿子都买了些什么，似乎没有记忆，好象卡通居多。

　　后来，西安大学南路，也成了书店一条街，伴随着时装铺，点心屋，杂货店，商业的繁华显示着时代的变化。那时也是带着欣欣一起走着去，特别是周末，下午三点多，直逛到天黑，每个小书店都不放过，细细梳理一遍，生怕有好书会漏掉。

　　最令人感动的是离家不远的朱雀门里，有一个小书店。最早知道一是因为离家近，二是因为报上有过报导，一个患有小儿麻痹的女孩，没有工作，靠自己的努力，开了个小书店。常在晚饭后，夜色降临，走进城门，闲步在老街的石板路上，街市已经受到现代商业的感染，灯红酒绿，小小门脸，不过十一、二平方米，只有一个文文静静的女孩，似乎不是经营，而是给你一片小小而温馨的小屋。每次去，小屋里静静的，女孩子坐在门口，总在静静地看书，我和儿子静静地翻阅书架上的书，寻找着自己的想要。后来，这个小店易主，女孩不知去向，我也从来没有打听过她的名字，只有每次去时咨询来了什么新书，以及她轻轻的声音，给你介绍她特地进的好书。这一切，留下的只有那静静的感觉，缓缓地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融入远远的记忆中。小店名叫闻达书屋，但记不得是不是从那个女孩起就是这个名字。我至今保留着小店给每本书配的名片。正面是一方印，写着闻达书屋，下面是地址：西安市朱雀门里五岳庙门90号，电话：（029）7278096。背后印着两行小字：脱离了思想 我们还能飞多远……。

　　一如女孩所在时，门口总是坐着一位女孩或男孩，象是待业青年，又象是大学生。书店实在是小，但进书确实有眼光和品味，靠门的墙上是新书栏，我的许多书都是这里买的，不仅是有意无意的一种微薄的支持，也确实因为书进的好，进的快。西蒙·波芙娃的《第二性》、重出的全译本《来自上层的革命》、《陈村故事》等就是在这儿买的。我时常感叹，这些看似普通而平常的孩子是怎样知道并且进来这些有品味的好书呢，怎样维持一个品味高雅的小小书店呢？

　　不辛的是，这个书店最终没有维持下去，成了一个时尚的小服装店，以后经常易主，换来换去，变得非常快，没有哪个能象书店那样维持了那么久的时间，留下那么多无法抹去的记忆。

　　古城的小书店越来越少了，端履门、大学南路，朱雀门里的闻达书屋，都变成了时装店和点心屋，人们越来越多地把精力和金钱放在了吃和穿上面，至于新冒出来的那些大型书店，虽然琳琅满目，但人太多了，书多的浮燥，人也多的浮燥。那种静静的感觉，再也没有了。

　　不知道这是古城西安独有的遭遇，还是一个全国普遍的现象。小书店，一个个消失在轰轰隆隆的拆迁中，消失在人们沉浸在吃穿玩乐的快感和忙忙碌碌的浮燥中。我们没有了思想，成了躯壳。

　　脱离了思想，我们还能飞多远……

　　曾经的、却是永远的，是为记。[吕晓宁，八月一日，凌晨零点零玖分]

　　注:田夫是老虎庙的曾用笔名

作者：李野航 | 评论(5) | 标签:所见所闻

　　我从杨远宏先生那里，总会感到一种为某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来自灵魂深处的深深的痛苦。这对于我而言，本不奇怪。但每当我看着有着一个痛苦的灵魂的远宏先生和一些也许根本就不关心甚至没有灵魂的人坐在一起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掩饰不住的如坐针毡般的感觉时，我就不禁感慨万端。我总会这样想：灵魂是什么，人一定需要有个灵魂吗？

　　三月十日，远宏先生在读书会上做了一次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讲座。叨陪末座的我当然不免又被灵魂的问题给折磨了一回。

　　远宏先生介绍了许多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名家及其代表作。当奥尼尔的《毛猿》被介绍的时候我的脑门上简直就象挨了一巴掌。故事讲一个形貌丑陋粗壮的黑人杨克在一条船的底舱快乐地干着粗活，直到被总经理的女儿看见之前，他对生活一直充满了乐观的想法。当那位高贵的小姐冷不丁见到这么一个“东西”时，吓得晕死了过去。（远宏先生讲到这里感慨道：大师就是大师！）这惹怒了杨克。他愤然离开了船，来到纽约，用与资本家的斗争来寻找他的自我。在经历了种种失败后，他开始在大街上横冲直撞，以求得到别人的注意。但即使这样，在这个行色匆匆的世界上，也没人留意到他的存在。他有些绝望。在冲撞了一位绅士后，他被送进了监狱。从监狱出来，他感到唯一可去寻找自我的地方恐怕只有动物园了。果不其然，当动物园里的猩猩一见到他，就上前和他热烈地拥抱。可谁知猩猩的力气太大，一下就把杨克给抱死了。奥尼尔的这部小说据说获得了很大的轰动。当记者问奥尼尔谁是杨克时，奥尼尔说：“是你，是我，是我们所有的人”。

　　“是我们所有的人”，这是一个多么让人惊心动魄的概括！到底是什么东西象疯狗般咬啮着杨克们的灵魂，以至于驱赶着他们在这世界上横冲直撞？

　　一位到场的基督徒大姐似乎想提供一个答案。就象人们经常看到的那样，布道式的言语象瀑布般哗哗地流淌着，分不出颗粒，一泄千里，且久久没有结束的迹象。其中大意乃是指责中国人自古没有灵魂，缺乏认罪的意识。而惟有基督教信仰能带给中国人灵魂。我不知道她推荐给中国人的“灵魂”是不是真正的“灵魂”；我也不知道中国人是不是真象她说的那样没有灵魂。但当这种“灵魂”被喋喋不休地推销给灵魂太多而不是太少的远宏先生时，我发现远宏先生的表情简直就象不断攀升着刻度的锅炉房里的压力表般地越来越不耐烦了。远宏先生连连示意她不妨简短一点，用不着重复早已达成共识的常识，每个人的时间都是宝贵的。可这位基督徒大姐的话匣子就象开了盖的啤酒瓶般固执地喷着关于“灵魂”的泡沫，几乎没有收住的可能。远宏先生终于火了。厉声斥道：“别以为你们基督徒才知道什么是灵魂，而别人不知道。···我希望你们基督徒‘活出’基督而不是‘说出’基督。···”就这样，基督徒大姐的言说就象瓶嘴被盖上了盖般沉寂下来，脸色显出很憋闷的样子。我忽然觉得，这时候，这位基督徒大姐倒有点象小说里那位在街上横冲直撞的杨克，只是，用来证明其存在的不是肢体，而是同义反复的言说。并且，这位基督徒大姐其实也是一个急于给自己的灵魂找出路的人。只是，当她满怀热情地推销着一种自认为是唯一的出路时，全然不思考到底什么是灵魂，被推荐灵魂的对方到底有没有灵魂。

　　同样是对灵魂的寻找与等待，基督徒大姐的方式当然不是远宏先生的方式

　　我感到远宏先生介绍这部小说也肯定不仅仅是出于一种文学上的审美癖好，从某种意义上说，远宏先生从杨克的身上也看到自己的影子。或者说，作为一个灵魂的异乡人，他来到了不需要灵魂的时代。在这个陌生的时代，70年代以后出生的整整一代人不被远宏先生这样的老一辈的知识分子的灵魂吓晕死过去的人几乎是很少的。用流沙河先生的话说，人类文明到了这一代人，一切都简化成了两个字：“哇噻”。而远宏先生总结得更妙，就一个字：“ye”！

　　我很能理解远宏先生的痛苦。这痛苦就是当孤独的托斯妥也夫斯基遇到满大街把头染黄的哈韩之群“ye”时，还没来得及发出半点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就成了一个轻飘飘的笑料，淹没在一片虚无的“ye”之海洋中了。这是个托斯妥也夫斯基们只能是个笑话的时代。

　　那么这“ye”到底是什么呢？“ye”什么也不是。也可以说，“ye”什么都是。“ye”是麦当劳，是“超女”，是大众消费文化，是一切可以象商标一样贴在人的身上的东西，它给予了当代人每一个瞬间的作为表象的存在。但它拒绝许诺给人以灵魂。它就象稀释剂般冲淡了现实生活的痛苦，让人在“ye”之合唱中似乎忘却了冷漠的现实，却机巧地规避了一个灵魂对“人吃人”之残酷现状所应抱有之惊骇与严厉地追问。

　　在这一片“ye”之后面，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又好象有些什么。“ye”们似乎天然地憎恨一切有厚度的东西和关乎灵魂的东西。因为那玩意儿太沉重了，背负着整个历史的原罪，绝非这些个如泡沫般轻盈的“ye”们扛得起。所以，“ye”们拉起了一面“躲避崇高”的大旗。从而振振有辞地把人类有史以来所积聚起来的支撑人活着的意义一股脑地甩卖给了虚无。

　　可是，“ye”们就一定扛得起虚无吗？

　　虚无是饥饿的。虚无的本质就是“吃”。当意义象废品般一脚给“ye”们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所剩下来的，就只有“吃”了。于是乎，在这无意义的世界上，群“ye”们伙同着他们历史上的所有前辈，举办起了一场空前的“吃人”与“自吃”的狂欢。“ye”们说：“干吗不吃呢？我们不是曾经被‘意义’给吃了个够吗？我们今天要吃回来！”

　　没有了意义的世界只剩下了“吃”，而对于不能没有意义的远宏先生那样的人，又将何以自处呢？

　　于是乎。远宏先生那不能没有意义来支撑的灵魂，只好独自在这“ye”之海洋中，去默默地寻找任何可以被叫做灵魂的东西。自然，号称有“灵魂”的基督徒们首当其冲地进入了远宏先生的视野。

　　前些时候，某个好象是有点“灵魂”的基督徒以一种不向这世界屈服的姿态赢得了远宏先生的好感。远宏先生仿佛从虚无的群“ye”之中，看到了一线意义的曙光。仿佛这雄辩地证明了，在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的身上，灵魂尚未绝迹，生命仍有厚度。可是，这吊诡的世界总是和远宏先生捉着迷藏。不知怎的，那个被远宏先生寄予了极大希望的拿着手里的笔和“魔鬼”搏斗的堂吉柯德式的勇士忽然在一次超级会晤的聚光灯下打起了“市场细分”的小算盘。这对于远宏先生来说，不啻一个晴天霹雳。这世界到底是怎么了？在这个群“ye”的海洋中，就连可怜的这么几个有灵魂的人，也会在灵魂里搀杂个人私利的“添加剂”吗？远宏先生实在是想不通。他一连几个晚上没合眼，用他自己的话说，心乱如麻。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从此，在远宏先生的心目中，“基督徒”这三个字变得十分地可疑。基督徒们喋喋不休的“传道”在远宏先生听来，甚至比群“ye”还要空洞和不堪入耳。终于，远宏先生再也按耐不住，一篇洋洋万言的《基督教之在中国》出手了。远宏先生要捍卫灵魂之纯粹。

　　有人说，远宏先生的文章与其说写的是在中国之基督教，不如说写的是个别基督徒。但我却不这么看。我认为远宏先生的灵魂对发生在“圣殿”里的买卖，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反感。尤其在这个群“ye”乱舞的时代；尤其在这个连上帝的圣殿都纷纷变成了群“ye”的交易所的时候；尤其在这个人们需要来一点货真价实的灵魂却屡屡被耍弄最终彻底地丧失了对意义的信心的时候。

　　然而，生活在这个轻得不可承受的群“ye”狂欢的时代，在自己的脑袋瓜子里装一点货真价实的灵魂就那么容易吗？倘一个人真的把自己的灵魂变得货真价实会不会最终被意义吞吃而落个“自经于沟渎”的下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虚无的群“ye”之狂欢与假装成“灵魂”的样子以欺世之风盛行的今日，倘无远宏先生这样的真正的灵魂为这世界留下一点追求意义的底气，则这“率兽食人”群“ye”乱舞的世界，尚有什么值得留恋？

作者：闾丘露薇 | 评论(11) | 标签:立法会, 香港, 国鸟, 丹顶鹤, 人肉搜索

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原本为了搬家也为了调整一下，结果却和以往一样，一从工作状态脱离出来，马上病倒。而这次病倒之后产生的综合症是，对于自己每天离不开的文字，新闻资讯，包括网络都产生严重的排斥感，于是过了好几天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日子。

直到今天，因为排队等候需要打发时间，看完了一整份的报纸，发现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还真的很多，比如泰国的街头示威还没有了结，不管怎样，最受影响的当然是泰国的普通民众，旅游业受挫，政局不稳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等等。

至于香港，还是关于立法会选举，当中有关票站调查发放原来引发了一些争议。有部分候选人呼吁选民不要接受票站外的调查，或者干脆胡乱作答。这样呼吁的原因，是担心有些政党拿到了有关的数据，可以在余下的投票时间里面调整自己的布局。其实如果这个调查数据只是给媒体内部参考，而且是由独立的学术机构进行，候选人大可不必这样紧张，毕竟媒体还是有媒体操守以及政府广播条例的监管，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票站外面可以做调查的机构很多，真正的学术机构只有一家。根据政府的选举条例规定，任何人和团体不可以在投票期间发布票站调查结果，但是如果是告诉朋友，或者是付了钱的雇佣者呢？这就是不少批评者批评政府一直不修订选举条例的原因，因为这样的情况下，财雄势大的候选人，似乎要有利。

事已至此，当然也有解决的办法，那就是选民自己不要被选前的民意调查，还有选举期间的告急牌左右，把票投给自己真正了解和支持的候选人，做一个成熟的，有独立见解的选民。

再看看报纸上关于内地的话题，也有好玩的，比如国鸟的争论，原来丹顶鹤还有日本鹤的英文名称，这对于我来说倒是很新鲜，因为我记得，自己看到的动物园里面的标示，都是丹顶鹤的意思。当然，报纸上也对日本鹤这个英文名的来源有了解释，其实既然是中国的，那就是中国的，名称曾经产生过的误解，那又有什麽关系，最多多花点点时间把别人错误的印象纠正过来就行了。

还有一个话题也是关于内地的，那就是人肉搜索是否合法。这个话题另外一份香港的英文报纸前些天也有提及。之所以被关注，还是因为有全国人大常委提出，立法追究人肉搜索者的刑事责任。我个人觉得，虽然目前没有法律对网上的个人隐私作出保护，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些行为，应该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比如网友采取比较激烈的手段，打匿名电话恐吓，在别人家门口涂上标语等。至于言论自由，绝对不是毫无限制的，判定是否侵犯公民权利，那要从公共知情权的角度出发。

很多人喜欢拿华南虎的例子，在我看来，因为这涉及到了政府部门，因此是必须追查到底的，在国外，对于公众人物，特别是政治人物的隐私被曝光，往往法庭不会裁定曝光者侵权或者是诽谤，即便曝光的资料不太正确，这是因为社会普遍认为，政治人物的道德水平和他的诚信挂钩，而一个政治人物的诚信，属于公众知情权的范畴内。但是，对于普通公民，法律则对他们的隐私有着非常好的保护。我想，国外的这样的做法，对于我们也是有参考价值的，如果每个公民的隐私不能够得到尊重和保护的话，谁都会成为下一个被搜索的对象，但是反过来，如果一刀切，不允许任何人的个人隐私被曝光的话，也就谈不上言论自由。所以，当我们运用网络这样的平台，透过人肉搜索这样的手段，来对社会有更高的道德要求的时候，我们先要搞清楚，公众知情权的范畴到底在那里?当我们对一个普通百姓的错误群起而攻之，显示我们的道德高尚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应该反省一下自己，其实是在做着是一种欺凌弱者的行为?因为我们更懦弱？

不过，所有这些感想，都是需要基于一个基础，那就是健康的身体，因为这样才能够有力气思考。所以，说到底，健康才是最最重要的。

作者：时雨 | 评论(13) | 标签:陈寅恪, 思考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先生墓志铭上的这两句话激励了无数的后来人，但凡自认为有些思考能力，并且有些学识的人，都会用这两句来自勉，以陈寅恪先生之私淑弟子自居。看来，“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真的是个好东西，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去信仰；只是，我想，“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这个法宝在任何情况下都玩的转吗？会不会“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在某些情况下不好使呢？我知道，这么思考肯定会招来痛骂，但也不妨怀着“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方法，试着讨论一下，看看能得出什么结论。

1，机会成本

经济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机会成本”，指因为选择某一项政策或计划，而失去选择其他政策或计划可能获利的机会，又称为“替代性成本”。举个例子：农民在获得更多土地时，如果选择养猪就不能选择养其他家禽，养猪的机会成本就是放弃养鸡的收益。假设养猪可以获得A元，养鸡可以获得B元，那么养猪的机会成本是B元，同样的，养鸡的机会成本则为A元。

而“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否存在一个机会成本呢？我想是有的。我们喜欢讲“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自然是希望以此为标准，期望自己做到。但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所谓“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作为一种信念，从来都不会凭空存在，更不只是一句空挂在嘴边的口号。一个人的精神/思想要免受外部舆论所影响左右，谈何容易，尤其是在当下，信息爆炸，资讯漫天，再加上个真理部推波助澜……而如果想要“逆此潮流而动”，实乃非牛人而不能为也，至少，在我看来，敢如此“逆潮流而动”的，应该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辈，读万卷书不至于对理论摸黑，行万里路则不至于成书呆子，所谓知行合一，倘若如此要求过高，也至少应以此为人生一大目标，大抵如此吧。当然了，对于仅仅是把“独立精神”顶在头上，把“自由思想” 挂在嘴边的朋友，大家又能说什么呢？

这样一来，不好意思，机会成本就来了。具体的说，在这里，机会成本就是你在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考”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所失去的可能获利的机会，也就是说，挣钱打拼的机会，休闲娱乐的机会，睡觉蓄锐的机会……不一而足。假设这些机会可以用金钱来衡量，无法否认，对于个人来说，会存在“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成本高过机会成本的可能，这种可能性至少在理论上是存在的，简单的说，就是会有可能你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划不来。

2，“我们”

扎米亚京的《我们》是反乌托邦小说的开山之作，鼎鼎大名的《一九八四》 也是步它的后尘，在《我们》的世界中，所有人只有一个由字母开头，数字殿后的编号，没有名字，姓氏，“我们”是一个整体，或者说，是一个群体……虽说这只是小说，但对于从小就被灌输集体意识的中国人来说，“我们”始终会萦绕于诸位的周围。

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在考虑问题时自我感觉从来都是良好，觉得自己无懈可击，高高在上；而作为此群体中的一员，难免又会产生懈怠之意，有群体思考的便车可搭，又何必需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呢？把“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机会成本消灭在萌芽之中，何乐而不为呢？更何况，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喜欢不同的声音。

通常的观点是，群体的决策可能会比个人单独决策更加保守。但令人“欣喜”的是， 根据社会心理学的实验，MIT研究生斯托纳在当时他的硕士论文里给出了相反的结论：群体决策往往会更加冒险。对于在最近50年里无比仇恨“封建保守”，对“四旧”咬牙切齿，大力提倡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欢欣鼓舞的了。你个人单独想要来“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保守派吧你，一顶大帽子就扣过去了。

当然了， 群体思维在事后要被证明对路才行，只是，“我们”作为一群《乌合之众》，可能做到这一点吗？

3，何必呢

其实想一想，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不是一个终极目标，只是一种手段，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思考习惯而已，从逻辑角度来讲，我们永远都无法证明这是最好的，只是还不差罢了。何至于把它升级为一个普世价值，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随波逐流莫过于最方便轻巧的习惯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鸿鹄固然可贵，但燕雀也有燕雀的生活方式，真的能将这分个孰高孰低吗？我看不见得。

无论是在金字塔型社会还是橄榄型社会，真正能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落到实处的总是位于尖端的少数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何必呢？生计才是更加值得关注的问题。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大多数人对此只能是望眼欲穿而难以企及。

本文右上角图片由贺卫方老师摄于江西庐山陈寅恪墓地，特此说明，以表敬意。

From

花间半壶酒 http://shiyuhang.org/blog/

作者：liuruifeng | 评论(0) | 标签:自然经济, 通货膨胀, 自给自足, 关注健康

此文为笔者译文,转自:http://www.yeeyan.com/articles/view/12538/11294

英文原文见:http://blogs.salon.com/0002007/2008/07/14.html#a2195

我以前曾撰文，创立一种可信赖的、可持续的、其乐融融的自然经济。并且在文中提及了实现这种想法的重重困难，因为，在目前，我们赖以生存的残酷的工业经济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的生活方式。

大部分实现这种经济的方案都需要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来支持。是的，在理想的情形下，我们应该有进口关税，以防止奴隶劳动带来的产品的畸形增长，以及由之带来的环境破坏；是的，在理想的情形下，我们应该有一个税收制度，向那些恶人征税，从而保护那些善良的人们，使得财富得以重新分配；是的，在理想的情形下，我们应该对土地的所有权进行改革，禁止所有权流失和投机交易；是的，在理想的情形下，我们应该建立法律，以打破行业垄断和求过于供的市场状况，把那些寡头和企业的犯罪团伙与那些杀人犯和窃贼一起关进监狱。

但是，我们还没有实现它们。倘若我们在此等待，将会永远等待下去。

此外，理想的情况是，如果我们能够创建的一种非常好的工作与生活的模式，必将会引起足够的重视并被其他群体所效仿，当累积到足够数目以后，必然会对旧有的经济模式造成破坏性的冲击。但正如我的朋友弗莱明所言：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要等待旧的枯枝土崩瓦解，新的种子才可以发芽（或许，你会成为一种菌类 ）。

因此，除了等待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有一些想法：

1.列举事实：让人们知道，真正的通货膨胀率接近10 ％ ，超过2 ％ 。 对于一个拥有超过500名员工的企业，其实它破坏的就业机会比它创造的就业机会更多。在过去30年，90 ％的人的实际收入和财富净值实际上已处于下降趋势（只是高额的借贷使人们显得很富裕）。富裕的国家付出只有3 ％的成本，却为这个世界制造了一半以上的环境破坏。以详实的数据并结合实际信息（鲜为人知或误解的）和高明的评论告诉人们世界将走向何方。以尖锐的问题向人们提问，给大家讲有吸引力和启发性的故事。不听误传的信息，不听过于简单化的信息，不听信宣传，甚至不对上述内容做任何评论！大多数人都能够通过批判性的思维得到一个启示：他们脱离了实践。

2.学习（然后教）自然企业的运行方式：我们最为致命的是缺少一种创立属于我们自己的可信赖的、可持续的、其乐融融的企业模式的能力。无论在高中，在商学院，在经理培训班，在MBA课程等，你都无法学到这种技能。只能依靠非学校的自我教育。走出去，去发现并和那些曾经每周要工作80小时，抵押了自己的所有资产、出卖了自己灵魂而获得成功的企业家来会谈。读一读我的书或其它一些参考书目。去发现任何企业都需要的能力，寻求合作伙伴——他们有着独特技能、充满激情、能力与你相匹配并与你志同道合。学习如何做真正的、世界一流的商业研究，去填补那些尚未被人发现的空白。了解如何去创新，并使之充满活力、连续有效。 了解如何使你的企业形成一个有力的、有弹性的网络。然后，把你所知道的教给你所在社区的其他人。

3.启动一个“草根运动”，让人们的购买本土化，购买有机物，购买经久耐用的物品，并减少购买：诚心诚意地付出很多，你将得到的更多。告诉那些你到访过的业主（而不是销售员）如果他们的商品质量低劣你绝不会购买，并说明这既是一种赌注也会在本地工人中丧失尊严。惠顾、赞赏那些只出售100 ％的本土产品、有机产品的企业，并保持和它们有商业往来。对新兴的本地企业要有足够的耐心——高品质的工艺和优质的服务往往会缺乏一些艺术性，这只需要再学习就可以了。

4.了解和帮助他人，使其自给自足：在你的居住地工作，即使这意味着你要创立新的、地方性的、以社区为基础的企业，因此你不必依赖于汽车和石油。自给于自种的食物，学习制造和修复自己的东西，包括你自己的衣服。创作自己的娱乐生活（游戏，音乐，美术，戏剧，电影，体育），而不是依赖那昂贵的录音工作室和奢华的商业机构。在社区之间建立地方性的合作社，以保证能源自给自足（当然是可再生的）。为你自己和你的孩子提供非学校教育——教导他们如何自学，如何从他人的经验中学习，如何与他人合作学习。重视你的时间而不是你的钱财。与你所在社区的人合作，大家一起来做这些事情。 懂得如何物尽其用地利用大家的商品，尽可能做到公用、免费、慷慨。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应该是一种给予经济，它不是一种基于竞争与增长的经济模式，它是可持续发展的。

5.还清你的债务并不再去形成任何新的借贷：债务和消费使人上瘾，而相应的一些机构完全可以让你乐此不疲。而你，应该尽你所能以最快的速度，彻底打破这种习惯。这可能会要求你不要贪婪，所求甚少。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了？打破那种对自己的拥有既进行自我判断又要以别人的标准来进行判断的习惯，虽然打破它会有双重的困难，但其必要性也是加倍的。

6.建立本地网络：利用科技来组织，使你的社区之内能实现贸易往来，共享信息。使用这些网络，以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伙伴之间亲密协作。利用网络来帮助找到别人的需要，并确保它的高品质。利用这种网络大家共同创新，保证大家身心健康；利用这种网络，大家达成共识，一起建立平等、互助、互补的生产关系。

7.合理饮食，关注健康：工业化的卫生系统已接近全面崩溃，我们要尽快脱离它，越早越好。我们要尽可多地学习如何研究健康问题，如何预防疾病，如何进行自我诊断和治疗。做一个素食主义者：所用食品应该大多是植物性的。但也不可太多，适可而止。倘若你去实施，你就在做着正确的事。

如果有足够的人们做着这些相同的事情，会不会使我们的生活转向一个可信赖的、可持续的、其乐融融的自然经济呢？大概不会。但是，当工业经济走出蒸汽时代（和石油时代）以后，它无疑会使我们处于更为有利的境地。

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削弱工业经济从中获得价值的四个因素（税率，廉价的顺从的劳工，消费廉价的进口货，被诱导去关注政治与商业上的宣传），气候变化带来的灾害，持续不断的日益扩大的战争，人口过剩，石油枯竭，水枯竭，海洋的死亡，森林的破败，人类传染病，养殖动物的流行病的威胁和植物种植的单一化，以及恐怖生物的袭击，这些因素将共同使经济瘫痪。

它不会很容易达到预期效果，然而，正如它慢慢地崩溃一样，穷人和年轻一代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并且要持续地去承受这场战争所带来的冲击——在海洋和北极圈绝望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开采，翻天覆地式的挖掘煤炭和沥青，稀缺的水资源私有化，大规模的监禁和限制公民自由，像新奥尔良一样更多的城市被注销，国家在可怕的饥荒和洪水中挣扎，毕生积蓄和养老金被消除，崩溃的卫生系统，人个财产被征用，自杀率飙升……不可想象的贫困无处不在。

在这一点上，那些已经开始在向自然经济过渡的将能够承受工业经济崩溃带来的冲击，并马上成为这一过渡阶段的先驱。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这个过渡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不幸的是——所有的“正态曲线”都有突发性、急速下滑的一面，其实，对过去经济与文明的过热的研究早已经暗示我们：经济的规律也不会例外。似乎，我们从来没有从历史中汲取教训。

作者：老虎庙 | 评论(5) | 标签:宣言, 言论, 中秋, 学者

　　对于一些天然存在的物事尚且须得争取，这件物事的运命就已属悲哀了。现在这件物事被叫做“言论权力”。

　　现在就有了这样一次为争取这种物事的机会，尽管我说这个争取本就是悲哀，但认识清楚的实际做法是——我们是要一起来做的，我谆谆请求于我们的父老乡亲们。

　　《中秋节文化宣言》—— 一份由多名文化学者、作家、媒体人联名签署的倡议，是偶然在我的机器通讯系统里发现的（来路不明），因此我就有了对于如此倡议的一些思想：我知道这样的文字迟早会在中国出现，却未曾想到它是以如此载体出现，因此我想到随之而来的就必然是人们对于它的运气的揣测……

　　我想说的是：无论《宣言》的命运如何，文中所及之中秋深意却是值得思想的。无论如何，戊子年之后，中秋其内涵得以深化，深为此幸！

　　　　　　　　　　　　　　凌沧洲等14位中国学者呼吁把中秋节过成言论自由节

　　　　　　　　　　　　　　　　　　　　　　　　联署发表

　　　　　　　　　　　　　　　　　　　　　《中秋节文化宣言》

　　一年一度秋风劲。在中国大陆第一个中秋节（９月１４日）法定公休日来临之际，我们放眼世界，回看历史，追溯我们祖先追求自由的传统，召回他们追求自由的勇气。

　　中秋节的传说中，最震撼人心的，莫过于传说月饼曾传递人们追求自由、反抗暴政的信息。

　　历史记载：公元１３世纪到１４世纪中叶，在蒙元汗国暴政的统治下，奴隶大杂院中人分四等，第一等是征服者阶层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指中原先征服的各族），第四等为南人（江南人），蒙元汗国实施种族歧视和剥夺自由政策，不仅每隔几年就重申禁止汉人拥有兵器、养马、炼铁等禁令，也禁止汉人学习蒙古文。蒙古人殴杀汉人不必偿命，赔一头驴子的价钱即可。在这种暴政之下，人民奋起反抗暴政。

　　中国传说：朱元璋联合各路反抗力量准备起义。但蒙元官兵搜查十分严密，传递消息十分困难。军师刘伯温便想出一计策，命令属下把藏有八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入月饼里面，再派人分头传送到各地起义军中，通知他们在八月十五日晚上起义响应。到了起义的那天，各路义军一齐响应，人民抗暴势不可挡。

　　这个追求自由平等，反抗强权，用月饼作为媒体传递信息的故事，寄托了中国人民美好的期望。

　　今天，当人们在购买、食用中国传统美食——月饼时，有多少人能知道蒙元汗国种族歧视的野蛮史和中华祖先反抗暴政、追求自由的智慧？有多少人能思考：当文字狱疯狂的年代，别说月饼传递反抗的信息，吟一首诗歌、写篇文章也会锒铛入狱、身死名裂、凌迟处斩、株连九族？有多少人能思考：在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互联网上，每天蒸发、屏蔽的帖子有多少？有多少防火墙和网管、五毛在偷偷摸摸地行动，阻断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传播，把我们民族弱智、恐吓、退化为野蛮人？！

　　为此，我们在中秋节前夕发出三点呼吁

１，我们一方面要把中秋节过成中国人尊重传统、尊重家庭亲情的节日，一方面也要把中秋节过成中国言论自由节。我们要冲破一切心灵内外的枷锁，自由地表达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一切钳制言论自由的屠夫与掠夺者，必将遭到我们的唾弃。

２， 我们认为，体育上的金牌固然是中国人竞技体育进步的标志， 但言论自由的金牌，民选票选的金牌，才是每个中华民族的儿女应该努力追求、无比渴望的。传说我们的祖先曾经用月饼来偷渡他们追求自由的信息，他们的月饼是他们勇气和自由当之无愧的金牌。当我们回忆祖先追求自由的光荣传统，在未来若干年，如果言论自由节的设想能付诸实现，言论自由金牌的模样一定要参照月饼设计。

３， 鉴于几年前韩国端午祭成功申请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朝野不仅有了对传统节日申遗的紧迫感，也在张罗把中秋节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特别提醒中国朝野诸公：中国中秋节的文化传统的精髓就在于这个作为自由媒介的月饼。塞了起义字条的月饼，就是中国式的莱克星顿的枪声！

　　对于我们来说，言论自由甚至比衣食更加重要，言论自由是区分一个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的显著标志。

　　幸福是自由的果实，自由是勇气的果实。我们在年年中秋节的夜晚，想起我们祖先追求自由、反抗暴政的勇气与智慧，我们确信我们的呼吁尽管是争议性话题，但终将被人们讨论。

发起人、执笔人：凌沧洲（北京学者，资深媒体人）

联署人：凌沧洲（北京学者，资深媒体人）／ 田路（北京期刊主编）/ 滕彪（北京学者）/ 昝爱宗（浙江作家）/ 冉云飞（四川学者）/ 赵国君（北京学者）/ 许志永（北京学者）/ 张星水（北京学者）/ 杜兆勇（北京学者）/ 李愚（北京期刊编辑）/ 张亦刚（广州期刊编辑）/ 黄梓峰（北京报纸编辑)

作者：魏英杰 | 评论(3) | 标签:梁展文, 权力期权化, 过冷河

日前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增加了离职官员贪污受贿相关条款。如果通过，这将是离职官员受贿行为首次进入刑法。《公务员法》在这方面也有明确规定，即通常所称的“三年两不准”。应该说，约束离职官员，惩治权力期权化、影子腐败等贪腐行为，现有法律并非一片空白。

但在现实生活中也可以看到，已离职官员到企业任职，或利用在职时形成的影响力牟取不正当利益的现象并不少见。而这让我想起了最近发生的梁展文“再就业”风波。

现年62岁的梁展文是香港房屋及地政规划局前常任秘书长、房屋署前署长。刚退休一年多的他，今年8月初准备发挥余热，到香港地产巨擘新世界发展的子公司新世界中国担任高管。没想到，此举随即引发一场关于“利益输送”的争论。舆论质疑，梁退休前负责房屋政策及发展，退休后又到曾有直接业务联系的地产企业任职，并不妥当。8月16日，梁展文和新世界宣布双方无条件解约，风波方告平息。

必须指出，梁展文和新世界是否存在不当利益关系，至今仍无确实证据。值得关注的是，当地对退休公务员的政策，已是十分详尽。具体来讲，属于第8级首长级人员的梁展文若想从事外间工作，必须经过1年的禁制期和3年的管制期。在此期间，不论他所欲从事的外间工作有无薪水、全职或兼职，均须事先向当地公务员事务局申请批准。即便获批，其工作范围也会受到限制。这一段绝缘期，当地通称“过冷河”。

梁展文的“再就业”，即按上述程序处理。当时批准他的申请，还附加了4项限制条件，将其工作范围严格限定于内地事务，而不能与公司的香港业务有涉。可在如此清晰的制度框架下，事情还是引起了舆论的“合理猜想”。这或者就像有专家所说，关键不在于程序设计，问题在于对政策的把握。

相较之下，内地在相关法律上还不单是政策把握的问题，法律细则本身也有待于完善。且不说尚未出台的新刑法相关条款，“三年两不准”规定一直没能形成有效遏制，就是明证。另一方面，当地在这起事件中所呈现的公开、透明的监督体系，也值得赞许。处于问责风暴中心的公务员事务局并没有刻意回避，后来还就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质疑表示歉意。即便深受非议的梁展文以及新世界，也表现得很有理性和风度。梁展文表示将在其他领域寻求新挑战之余，以“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自澄清”作为自己声明的结语。这恰恰证明，香港的“过冷河”及相关制度，还是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制度设计的相对完善，对制度的坚决执行，再加上公开、透明的舆论监督，这就是我从梁展文风波所想到的。倘若我们能够像对付梁展文那样去约束离职官员，权力期权化等形形色色的贪腐行为，一定会有所遏制。当然，这样的监督和惩治原则，并不仅适用于约束离职官员。说起来，对任何腐败行为的惩处，亦应作如是观。

2008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