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金融风暴，逼使美国政府拿出了七千亿美元的救市计划。许多专家在谨慎预言：金融市场已经渐趋稳定，股市正在触底。

但是，一场更大的经济风暴正在酝酿之中。十一月十八日，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的总裁跑到国会听证，乞讨250亿美元的联邦救助，并称如果得不到这笔钱的话，三大公司都可能破产。

这让人想起了前通用总裁Charlie Wilson在1955年的一句名言。当时他被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名为国防部长，却不肯放弃自己持有的多达两百五十万美元（按今日美元价值则相当于将近两千万）的通用股票。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当被问及是否会为美国利益而作出伤害通用利益的决定时，他问答说：“我很难想象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对通用有利的就是美国有利(What is good for General Motors is good for America)。”

此话被后人反复引用，作为大企业控制美国的例证。这一方面说明了这些大企业总裁的傲慢，一方面也确实反映了通用对美国国民经济之重要。五十年代的美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而且正赶上汽车的普及，通用等大汽车公司自然举足轻重。到了今天，美国制造业大量外包，汽车业也受到来自日本和韩国的强烈挑战、失去大块市场份额。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目前以三大汽车公司为主体的汽车业仍然占美国ＧＤＰ的4%。它们如果破产，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这三家汽车公司拥有二十四万雇员，共为二百万人（计入退休人员和家属）提供着医疗保险，为七十几万人提供着退休金。更重要的是，这三大汽车公司每雇佣一名员工，实际上就间接地创造了至少七个人的工作，这包括部件商、销售商所雇佣的人员。所以有人计算，三家汽车公司的破产，将可能直接导致二百万人的失业，所造成的冲击将使不久前的金融风暴显得象是小事一桩了。

政府是否应该拯救这三大公司？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这个问题上渐成对立。对民主党来说，对这三大公司不敢不救。第一，产业工人是民主党的社会基础。如果民主党支持布什政府拿出七千亿拯救华尔街，就断无对普通的劳工阶层见死不救的道理。第二，三大汽车公司的倒闭在短期内使美国经济难以承受，可能把失业率推到两位数的水平，从衰退引发萧条。明年民主党控制了白宫和国会，主宰了政治权力，也必须承担这种权力所带来的责任。对于奥巴马政府来说，第一年的经济低迷都可以归于布什政府之过。但是，执政第二年如果经济还不见好转，选民就会找民主党问责。要知道，1929年纽约股市坍塌时，胡佛总统刚刚上任，选民并不归罪于他。但是，由于他未能挽回局面，到三年后选民就把他当成了大萧条的罪魁祸首。历史的这一课当然让奥巴马政府不寒而栗。金融恐慌可以通过强有力的联邦干预在短期内扭转。但如果三大汽车公司垮掉，整个经济就会如同冰海沉船，也许几年内看不到希望。这也难怪，三大公司的总裁在奥巴马一当选就面陈众议院议长波洛西。波罗西也立即呼吁布什政府拯救美国汽车业。许多民主党人要求从拯救华尔街的七千亿中拿出一部分钱来交给底特律。

但是，如果联邦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拯救三大汽车，美国经济将可能陷入更深、更长期的困境。这也是共和党人激烈反对的原因之一。三大汽车肯恳请政府救助的一个理由是：金融风暴使许多消费者拿不到汽车贷款，缺乏必要的购买力。言下之意，三大汽车走到今天这一步并非其本身的原因，而是华尔街的问题。联邦政府既然已经决定拯救华尔街，那么三大汽车作为华尔街的无辜受害者就更应该得到拯救。但是，批评者指出：如果真是消费者拿不到贷款买不起车，拯救了汽车公司岂不是鼓励大家继续生产谁也不买的车？这样经济岂不更糟？退一步说，如果真是消费者因为信贷问题买不起车，那么联邦政府有钱也应该先拯救消费者的信贷。一旦消费者有了购买力，三大汽车公司就可以和其他汽车公司一起在市场上争夺这些购买力。这才是市场经济。

事实上，连三大汽车的总裁们也也承认，金融市场并非他们目前的困境的唯一原因，而是其几年来的一系列错误决策所致。当然，这种决策和共和党的基本经济政策也有重大关系。三大汽车最致命的问题，是生产不出市场所需要的车来。自九十年代起，ＳＵＶ越野车型开始流行。这种车体积大、耗油多、售价高、每台的赢利边际也更肥厚。特别是在几年前房地产泡沫的峰顶，许多美国人都买了别墅，一到假期就拖家带口、扛着各种家当（如划艇、自行车等运动用品，野餐、帐篷等露营器具）奔向别墅或荒野，特别需要这种大型号的越野车。当时的低油价，也纵容了这样疯狂、浪费的生活方式。三大汽车公司虽然面临着一系列能源危机的警告，但认准美国人的大车文化，竞相投资生产ＳＵＶ，型号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日本等国的汽车制造商则竭尽全力为能源危机作准备，投重资开发小型、节能的电油混合车型。2000年在和布什的大选辩论时，戈尔曾指出日本在节能和环境技术上已经先行一步，美国可能会为在这方面的无所作为而付出惨重的经济代价。2004年大选中，共和党的宣传机器则把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和反对ＳＵＶ的自由派联系在一起，逼得克里跑到底特律宣布他家也拥有ＳＵＶ，最后落得一个反复无常的名声。总之，和自由派的“购买ＳＵＶ就等于支持恐怖主义”的口号针锋相对，共和党把反对ＳＵＶ视为反美国。ＳＵＶ简直就成了美国公路上的邪教。

但是，石油危机随即袭来，油价不停地翻翻，乃至一度每加仑达到四美元以上。房地产泡沫也在同时崩解，众多的美国人陷入要丢掉自己的房子的财政危机。此时人们不仅买不起ＳＵＶ，甚至开不起。许多人把手里的ＳＵＶ低价卖出，致使许多旧车行因为二手ＳＵＶ过剩而拒绝买进ＳＵＶ。于是，一些人只好守着开不起又卖不掉的ＳＵＶ过起不开车的生活。在南部贫困地区，因为人口稀少，万事都必须开车。有些人因为开不起ＳＵＶ而不再去电影院和餐馆，甚至不去看病。三大汽车公司立即面临着ＳＵＶ的积压和新产品的开发不足。华尔街风暴所带来的消费者信贷危机也不过是这种长期战略错误的祸害之上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三大汽车公司辩称，面对市场的剧烈变动，它们已经作出了迅速的反应。可惜过去积压卖不出去的车使之无法收回现金，同时又必须拿出巨额投资开发新产品，目前正处于烧钱追求未来的痛苦转型阶段。以通用和福特为例，在停掉了许多生产线后，每家一个月还要烧掉二十亿美元维持目前的生产，现金储蓄已经见底，单靠自己根本熬不过明年。同时，它们已经研制开发出了能和日本车竞争的新节能车型。况且，汽车是日用品。目前虽然市场不景气，但几年后消费者使用的车都会自动折旧，必须更换，在长期销售量压抑后，市场需求会有较大反弹。如果这时垮掉，岂不是前功尽弃？

不过，这种“黎明前的黑暗”的描述未免一厢情愿。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一罗姆尼是汽车世家出身。1954年他父亲曾就任濒临破产的美国汽车公司的ＣＥＯ，迅速扭转局面，成为商学院教科书中的典型案例。他最近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指出，应该让底特律破产，破产才有复兴的希望。目前三大汽车公司早已被劳工合同等等给锁死了，和其主要竞争对手比起来，职工福利太厚，使每辆车在这方面要多背上两千美元的成本。同档次的美国车之所以总比日本车要差，一大原因就是必须偷工减料两千美元来支付这一额外负担。这还怎么竞争呢？《华尔街日报》也发表文章指出，破产是三大汽车的最佳选择。如果政府出钱拯救，钱全会花在偿还过去的非生产性义务上，比如支付过分丰厚的退休金等等，不可能用在新产品的竞争上。结果，美国车还是比日本车又贵又差。举例而言，通用一家在美国拥有七千家特约销售商，丰田只有一千五百家，本田有一千家。一家丰田销售商一年卖出1821辆车，通用的销售商仅能卖出586辆，效益差得多。这里的原因是，三大汽车的销售体系是在它们几乎垄断了美国市场时建立的。如今，由于日本等汽车业的侵入，三大汽车在美国轻型车的市场上仅占47%的分额，大致缩水一半。但是，其销售网络却无法根据市场的缩小而缩小。因为那些销售商多是世代经营此业的地头蛇，和当地的政界关系很深。他们受本州法律的保守，使三大汽车无法终止和他们的合同，或者必须为终止合同支付大量的赔偿金。一旦破产，三大汽车就可以解除这些义务，重新定劳动合同，重新根据市场建立自己的销售体系。不进行这样的减肥，日后要谈和日本车竞争岂不是痴人说梦？

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连一些民主党的议员也对拯救三大汽车感到含糊。特别是三大汽车的老板乘着包机飞到华盛顿要钱，让一些议员格外愤怒：钱还没有到手就这么奢侈，钱到手了又会如何呢？最重要的是，三大汽车并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整顿方案。再给它们钱，等于让它们继续甚至扩大过去的失败。如果这次政府拿出钱来，日后它们赔得更惨，更需要拯救，到时候政府的钱也都烧完了，还怎么个救法？所以，拯救三大汽车有极大的风险。

可见，是否拯救三大汽车可能是奥巴马总统上台后的第一大赌。成败与否，将对他这一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最近读到《新京报》上许倬云、王学泰、袁征、谢泳四学者围绕“师生关系的渊源与重建”所发表的见解。其中，许倬云先生作为卓越的中国史学家，一生大部分时间又在美国大学教书，其言论自然十分引人注目。遗憾的是，他在阐述中国古代师道之时，对西方教育有些漫画化之描述。他归纳中国传统的师道有经师、人师：“经师是纯粹把经学的学问当作知识传授，人师是做人的原则、风范。在古代，人师重于经 师。”甚至私塾里面的老师，也“并不只是三家村的学究，赚来一方豆腐和半斤猪肉，他也有责任在儿童、幼年的时候就灌输做人的道理给学生听。所以，一日为师，一生为父。”与这种优美的传统相对比，100年前西方现代大学教育制度的传入带来的变化则是“人师不见了。今天的课堂，就等于你到百货公司买货一样。一节课50分钟，教师除把知识传授给学生外，他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愈变愈烈，知识就成了一种商品。。。师生之间只有利的交换，没有益的结合。”

许先生对当今中国大学的描述也许很贴切。但这难道真是西方影响所致吗？难道现代西方的教育真是那种把老师叫“老板”的知识交易吗？我希望这样片面的言论，是媒体对许先生的思想表述不周所至。不过，既然见诸报端，就有辨析之必要。

目前西方的大学，特别是美国大学，确实受到商业化的冲击。大学的理念和市场原则不时发生冲突。比如，专利的有偿转让和学术为天下公器的原则就很难调和。这特别体现在理工科的研究领域。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西方教育界人士对这些问题不论是在敏感性还是理解力上都比我们深刻。这有他们大量的相关研究著作为证。切不要以为我们看到了人家自己看不到的问题，更不要觉得我们有比人家更好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在作为大学核心的本科教育中，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精英大学大多能保持通才教育的人文传统。比如在常青藤，学生的学费远抵不上教育成本，况且许多学生拿着大笔奖学金。未来想当医生的学生在那里读历史、文学、艺术，未来的律师或ＣＥＯ在研究古希腊或者中世纪。这种教育的目标，首先是让学生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培养健康的价值观念和对社会的责任。这些怎么能用“知识交易”来概括呢？

当大学普及以后，知识商品化就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当今美国大量的社区学院就是用短平快的方式向学生传授一些谋生之道，但同时也有职业道德、社会伦理等方面的训练，并非不管学生的“做人”，只不过这种教育的基调非常实际而已。这也不威胁那种高远的人文理想。毕竟，你不能指望80%的人口热衷于苏格拉底，更不能强迫他们去读柏拉图。这就好象在中世纪的文艺复兴之都佛罗仑萨，精英自可以研读连彼德拉克也读不懂的希腊文。但是，在这一人口不足十万的城市中，一千多学童则在六所学校攻读算术，目的就是谋利。再看看人家出产的人才，从但丁、彼德拉克、薄伽丘、马基雅维里，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伽利略。这个商业之都照样人文兴旺。中国的“人师”传统，在哪个时代、哪个地方能创造这么高的成才率？

现代的西方教育，实际上也有严格的师道，虽然这种师道和中国的“人师”多有不同。几年前一个耶鲁毕业生回校看望恩师，主动谈起自己的信仰问题，才发现恩师原来是个基督徒。她的恩师刻守的规矩是：尽最大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价值观念；但是，教育是公共领域之一部分，要避免直接把自己的个人信仰强加于学生。这和“一日为师，一生为父”的师道对比鲜明，显然也更适合于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更何况，美国的教育主要并不是从书本上讲做人，而是经常让孩子参加运动队、从球场上的游戏规则来学习社会的游戏规则。这种自古希腊以来围绕体育所展开的人格培养，也是中国的教育所缺乏的。

许先生把西方解成“是高度的个人主义到了极端。人际的关系解体为一个一个单独的个人。满街都是人，但是，个人是漂流的，是寂寞的，是孤独的，没有群。”以我个人的经验和观察，美国从中小学到大学，教育到处都在讲“团队精神”。再看看人家的社会，也强调社区的共同体精神，颇有些守望相助之古风。我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老母打电话每问：“你们周围有没有熟人呀？”我理解她的担心。在中国你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没有熟人确实举步维坚。但是，当我到波士顿的近郊“落户”后，周围那些素不相识、文化和宗教不同的陌生人，很快就变成了可以信赖的“熟人”。在教堂（我们并不信教），在学校，大家共同讨论公共事务、分享个人经验、增进彼此的了解，让你感到有回家的感觉。在一个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的社会，个人是独立的，但更有着极强的彼此关照和连带感。个人之间的纽带渗透到各种社会基层组织和团体中。怎么能说没有“群”呢？

中国大学的问题不是受西方的影响太多，而是太少，是对西方太不了解。对此，我们这些对西方教育有亲身经验的人，有责任帮助国人摆脱对西方的偏见，而不是加深这种偏见。

在民主制度中，选票代表的就是“天命”(mandate，或为“授权”)。总统作为“奉天承命”之人，必须对这一“天命”有正确的解读，并据此施政。否则就会受“天命”的惩罚。1992年风华正茂的克林顿击败老布什当选总统，大喜之余误读“天命”，试图推行一系列自由派的政策，结果导致了1994年金里奇领导的保守主义革命，让共和党占据国会两院，自己的支持率也一落千丈。记得当时他满脸涨红地在电视上强调：“总统还是有关紧要的。”言下之意是，许多人已经不把他这个总统当回事了。好在他迅速了解到美国“中右”的政治现实，迅速放弃左翼政策，以“中左”调解“中右”，孤立极右，最后轻松连任，并以高支持率而卸任。布什以少数票上台，“天命”很清楚：选民需要温和的中间路线。但九一一后，他迅速右转，最终导致了今天共和党的全线溃败。

在奥巴马当选那天，希拉里的竞选总裁在《金融时报》发表一篇文章，称美国有40%的选民自称为保守派，20%则自称是自由派。这显然是个误判。这一统计，四五年前就出现了，说明的是过去而不是现在。如果保守派和自由派是如此一个力量对比，奥巴马就不可能赢这么大。果然，选举那天的一个民调显示，美国现在有34%自称是保守派，22%自称是自由派。双方的差距只有十二个百分点，比起前面的数字来缩小了八个百分点。而44%则属于中间选民。估计这种向左转的趋势还会继续一段时间。希拉里低估了左派力量的上涨，在预选中为了维持国防鹰派的形象而不肯就支持伊战而道歉，导致了她的失败。

奥巴马当政，要重新审视一下美国的政治图景，决定自己要当一个什么样的总统。如今民主党夺得了白宫和国会两院，共和党无力制衡其权力，似乎左派政策要大行其道了。但是，美国现在恐怕还是中右的社会。如上所说，保守派选民对自由派选民实际上还有34%对22%的优势。最起作用的，是44%的中间选民。奥巴马首先要迎合这些人的利益。另外，在这次大选中的决战州俄亥俄，奥巴马赢得的选票和克里四年前输掉这个州时的选票几乎一模一样，但是麦凯恩则比布什少得了三十万张选票。可见，赢了这一关键的州，与其说是民主党的进步，倒不如说是共和党选民因为心灰意冷而没有出来投票。这些人一旦出来，结果就难说了。另外，在宾西法尼亚，20%的希拉里选民投票支持麦凯恩。所以，虽然奥巴马赢得了52%的多数票，是约翰逊总统1964年大胜以来民主党人赢得最多的一个，但他为政要十分小心。如果过左，马上会引起右翼的反弹。

另外，由于奥巴马赢得大，也给他走中间路线提供了本钱。在过去，工会可以跑到民主党总统那里说：没有我们你就不可能成为总统。你要为我们干这干那。律师协会也说：我们给你提供了大量竞选资金，你应该代表我们的基本利益。对此总统很难抵挡。但奥巴马的社会基础广泛，并不依靠几个主要的利益集团，自然可以不理会他们的要求。对民主党的国会也是如此。民主党这次扩大了在国会的优势，并有59%的选民认为民主党统治白宫和国会两院是件好事。但是，有59%的选民更信任奥巴马，只有24%的选民更信任民主党主宰的国会。如今民主党大胜之后，面临着论功行赏的问题，国会民主党各派都希望向新总统提出自己的要求。但是，看看民调就知道，他们向总统施加压力的本钱几乎没有。

奥巴马当选后，首先要求众议员Rahm Emanuel出任首席阁僚。此公是克林顿的顾问，2006年领导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从共和党手里夺回国会，其最大的牌就是推举保守的民主党人。他为政以“凶狠的胳膊肘”著称，就象打篮球一样，为了控制篮下寸土不让，不惜用胳膊肘把对方挤走。怪不得有人说，他的任命主要是对付国会中的民主党，让他们不要提过多的要求而干扰总统的议事日程。众议院议长波洛西也很知趣。她虽然是极左翼，却公开说奥巴马应该走中间路线。

奥巴马以超越党派的形象当选，也应该以超越党派的精神执政。对此，他现在真可谓是万事具备了。

“人师不见了。。。师生之间只有利的交换，没有益的结合。例如，一个实验室内，导师的学生可能不是他的助手，而是他的雇工。他不让学生自己选题目，而是他给学生指 定题目。他不是让你学到一套学问，而是完成链接上的一环工作。在一些学校经常听到一个称呼导师的名称———我的老板。这个称呼意味着，师生关系变成了雇主 和劳工。。。有些老师根本不晓得自己跟学生更重要的关系———为人、做人。这是全世界学术 界的普遍现象。”

因为许先生长期在美国教书，最后又以“全世界学术界的普遍现象”来概况，想来他说的学生把自己导师称为“老板”的事情大概也是美国的事情吧。再看上下文，他这番话是回答西方现代大学对中国的影响的。所以即使讲的是中国的事情，大概也是西方的坏影响的结果。

此事令我十分好奇。我在美国读了九年研究院，学的是历史，自己从来没有在任何情况下称自己的老师为“老板”，也没有听任何同专业的人用过这样的称呼。第一次听人这样叫，是理工科的中国留学生。当时觉得十分新奇，还曾经向他们讨教一番。对方的解释是：“我们能来这里读书，经常是因为导师申请了一大笔经费，有钱雇许多助研。我们就靠这笔钱维持生活、完成学业。所以算是导师给的工作，他当然就是老板喽。”而我接触的有限的理工科学生，都称自己从这种机会中受益匪浅，几年研究生生活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

我当然也知道，许多实验室里的博士后，确实是变相的廉价劳工。不过，你很难把这些人算到美国大学教育的正式体系中来。他们根本不在正式的研究生的编制之内。大多数留美的理工科研究生，在学业上还是相当有保证的，表现也相当好，许多人都承认导师对他们不薄；即使叫“老板”，也有戏称的成分，并非他们把导师看成只作“知识交易”的资本家。

为了保险起见，我特地给位在一个著名的理工科大学读研究生的朋友打电话，问他是否美国人也把自己的导师叫“老板”。他含含糊糊，说也许有，但自己没有听说过，美国人对他提起自己的导师，从来都叫导师。我于是又问：“那么为什么中国同学叫自己的导师‘老板’呢？”他说：“这太自然了。我在清华读书时，就称自己的老师为‘老板’，而且大家都这么叫。到了这里，周围也全是中国同学。大家说起彼此的导师，自然遵循着过去的规矩称‘老板’了。”

考证来考证去，我实在找不出西方的影响是怎么让学生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的影子。相反，这方面似乎还是我们中国文化影响了西方吧？西方固然有许多不好的东西。但是，就大学这方面，中国似乎还是多接受点西方的影响为好。比如导师教学生做人这一点，确实在中国文化中很重要，为师要为“人师”，不是传授些技艺而已。不过，你在西方大学里读化学的研究生，导师也许会告诉你这行里的一些职业道德。至于整个做人的道德，则是你自己的私事。我看这样还是比较好。你都读研究生了，还指望自己的化学导师告诉你基本的做人道理，是不是自己有些不成熟呢？我最怕的还是导师挥舞着道德大棍站在自己面前。毕竟，有学问的人未必就是有道德的人，当然也未必是能教你做人的人。西方人把这点看得比较透。在人家那里，导师对学生有着专业责任，但道德上大家还是平等的。这样师生关系也就比较平等，导师居高临下盘剥学生的事情相对也少些。总之，我们在这些方面向西方学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奥巴马当选为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刚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Paul Krugman就在专栏中说：“如果你不为此热泪盈眶、不为你的国家而自豪，那么你这个人就有些问题。”

按说，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之后，再加上风雨飘摇中的经济，媒体应该被“奥巴马的白宫之路”、“奥巴马的挑战”、“奥巴马如何拯救经济”等等话题所占满，失败者应自动淡出。但是，不久前大红大紫的佩林，竟仍然还是大新闻。比如，《华尔街日报》在大选第二天的社论是谈奥巴马和国会，第三天的社论就是谈佩林。这在大选政治中恐怕还是前所未有。

事情起源于流传甚久的麦凯恩和佩林之间的矛盾。麦凯恩的助手匿名透露，佩林在整个大选过程中，一直在考虑如何为自己2012年的总统竞选作铺垫，把麦凯恩的利益放在一边。在麦凯恩认输的集会上，她打破常规也准备了一份稿子，要在麦凯恩之后发表演讲，结果被麦凯恩的助手所制止。最糟糕的是，佩林在准备和拜登的辩论时，不仅不知道北美贸易协定覆盖哪几个国家，甚至还以为非洲是个国家，而不是一个大陆，等等。共和党内部也分成了拥佩林的一方和反佩林的一方，打得不可开交。保守派的喉舌《华尔街日报》在大选前就发表过反对佩林的文章，但大选后的社论则是坚决维护佩林。

这些争斗貌似花边新闻，实际上显示着大败后的共和党是如何在重新确定方向，对于未来共和党的走向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有论者指出，从事后的结果看，选择佩林作为竞选伙伴是麦凯恩在这次大选中最大的失误。她不仅没有帮助争取到希拉里的选民，反而把许多人吓跑，大部分选民都认为她不胜任。但另一派人则称，麦凯恩选择佩林后，支持率飙升十几个百分点，这全是她一人之功。没有金融风暴，麦凯恩可能因此而获胜。此事怨天而不尤人。佩林这次不仅贡献很大，而且代表着未来共和党的方向。

这两派谁有理且不论，我们首先应该分析麦凯恩选择佩林的意义在哪里，这张牌体现了当今美国什么样的政治文化。而“佩林牌”是针对奥巴马打的。要理解佩林牌，首先必须理解奥巴马代表的究竟是什么。

奥巴马成为总统，不仅是个人成就，而且代表着新一代黑人政治领袖的崛起。他们这一代人受民权运动之惠，借着种族平权等政策提供的优越机会，接受了最精英的教育。兹举几例：Artur Davis，哈佛法学院毕业，阿拉巴马州众议员，目前正在考虑竞选州长；Cory Booker，1969年出生，罗得学者(Rhodes scholar)，斯坦福大学本科毕业，耶鲁法学院出身，新泽西州Newark的市长；Michael Nutter，比奥巴马大四岁，美国第六大城市费城的市长，也是常青藤产品。这些“常青藤造”的黑人领袖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大多拒绝把自己定位为黑人领袖，而是作为全社会的领袖、考虑整个国家的问题，只是碰巧肤色黑一些而已。或者说，他们是不那么“黑”的黑人政治家、跳出了上一代民权领袖那种苦大仇深式的受害者政治框架。从奥巴马崛起的例子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新一代黑人领袖被开化的白人社会广泛接纳，甚至拥戴他们成为一种时尚。

但是，这些人的公共形象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几乎是一色的常青藤、过度精英，而且也不太掩饰自己的精英品味，和布什等受了精英教育却要装“土”的白人政治家大异其曲。因此，这些人在蓝领的白人中，容易引起怨恨。首先，白人劳动阶层对常青藤自由派精英的自负十分厌烦。第二，白人蓝领一方面把这些黑人领袖看成是精英文化的新时髦，一方面对种族平权等自由派政策产生怨恨，觉得自己成了受压迫者。比如，这些精英黑人的孩子上大学，比起自己的孩子来在奖学金、录取分数等方面还要因肤色而受到种族平权的照顾。这不是富人欺负穷人吗？所以，这些白人蓝领把“黑”看成自由派的流行色，把这些黑人精英看成大政府用自己的税金培养出来控制自己生活的统治集团。他们要对之进行反抗，也就自然成为共和党最可靠的社会基础。

佩林之所以被麦凯恩看上，一大原因就在于此。大选后有消息说，麦凯恩选择佩林不能完全说是凭直觉作出的即时决定，而是其身边保守主义谋士反复谋划的结果。这种处心积虑选择，背后肯定有其文化战略。佩林是政客中最接近这些普通的白人老百姓的，女性又是个被压迫的性别，很容易被包装成小镇美国人的化身，让她领导起反精英的小民反叛运动。这也是她一下子把麦凯恩的支持率提高了十几个百分点的奥秘所在。如今仍然拥护她的保守派们的算计是，民主党控制了国会两院和白宫，必然会以精英治国的理念推行一系列自由派的政策。这一套如果不灵，共和党就会有机可乘，需要佩林这样的人领导保守主义的反叛。一句话，美国的主体还是小镇的美国，真正的保守主义运动还是草根的小民运动。过去种族主义的一个经典宣传画面，就是黑猩猩般的黑人大汉抱着一个纤弱美丽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旨在唤起白人社会对结束种族隔离的恐惧。如今这种画面也与时俱进，以土味十足、如猎手般强悍的白人女性对峙斯斯文文、精英气十足的黑人男性，主题是平民百姓对高高在上的统治阶层的挑战。对保守主义运动而言，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煽动力的文化暗示呢？

从这个角度分析，奥巴马一代的黑人领袖确实有弱点。他们外黑内白，在文化上更接近于白人精英，和充满了贫困、犯罪的下层黑人社区实在属于两个世界。久而久之，他们和黑人社区的关系也可能紧张。而对蓝领白人而言，他们则很容易被塑造成一个用纳税人的钱培养出来对百姓指手划脚的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这次佩林效应一度大到能决定大选胜负的程度，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自由派在她一出来的瞬间、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对之用不屑一顾的态度大肆攻击，仿佛这样一个人根本不配参与国家政治。于是许多白人百姓和她认同，发誓决不让精英们再欺负“我们中的一个“。自由派在大选后沉浸于胜利的狂喜之中，大多忘记了佩林刚刚亮相的九月，麦凯恩的支持率扶摇直上。如果没有金融风暴，确实还不知鹿死谁手。更何况，佩林如果万一是个素质出人意料的新手（这种可能性在美国政治中还是相当大的，奥巴马本人就是一例），那就会给民主党致命一击。对这一痛楚没有记忆，日后就容易犯同样的错误。

就佩林本人而言，经过一系列的电视采访和辩论，她已经显示出缺乏起码的政治智慧和知识担负领导国家的大任。不过，共和党如果能够找到一位具备她这样的“小民”气质、又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的人出来，那么还是日后翻身的一张硬牌。

第一夫人的争夺战 (旧文)

2008年2月18日，米歇尔.奥巴马先后两次在威斯康星州公开讲演中说：“这是在我成人的生活中，我第一次为我们的国家感到骄傲！”其时，她的夫君巴拉克.奥巴马正在预选中击败希拉里，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越来越接近于现实。此言一出，已经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麦凯恩立即在演说中指出：“我出来竞选总统，不是认为我有什么理所当然的权利。我是出来为我们的国家服务。我欠国家的，永远比国家欠我的东西要多得多。”麦凯恩的夫人的话则更是针锋相对：“我一直、而且永远为我们的国家感到骄傲！”第一夫人的争夺战，由此打响。

如今，奥巴马已经获得了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他和麦凯恩在大选中的撕杀已经不可避免。两位夫人，自然也都被搬上媒体，成为大选中的热点。而这两位夫人的鲜明对比，则更使夫人之间的“斗艳”显得格外有趣。

先说奥巴马的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从一开始，就知道他当总统最大的对手是美国的头号女强人希拉里.克林顿。美国的总统选举中女性选民远多于男性，而且女性多投民主党的票。要在有女权主义传统的民主党中击败希拉里，奥巴马就必须“过女人关”：和希拉里争夺女性选民。这时他最好的武器，就是自己的夫人米歇尔。于是，米歇尔被包装成女强人，是奥巴马家庭中真正的主心骨。当年她在芝加哥的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认识奥巴马时，奥巴马不过是位夏季的见习生，她则是负责监管奥巴马的“老板”。奥巴马在预选中刻意围绕着这一“老板”的形象来包装自己和夫人的关系，甘当一位“气管炎”（妻管严）的丈夫。比如，他在政治上刚出道儿、临上台演讲时米歇尔告诫说：“别玩砸了！”好象是母亲教训自己的孩子。奥巴马想竞选总统，必须请示米歇尔，最后不得不同意戒烟，这才换得妻子的许可。而米歇尔则在电视上对全国公众说：“谁看见巴拉克（奥巴马）拿着支香烟，就立即告诉我。”管教之严，可窥一斑。

米歇尔被打造成这一女强人的形象，主要是在民主党的预选中向女性选民展示：虽然奥巴马是位男性，但他是对女人最听话的那种男性。这样多多少少平衡了一些希拉里在女性中的优势。另外，奥巴马实际上是个白人女性和一位非洲权贵生下的孩子，由白人的母亲和祖母养大，和苦大仇深的美国黑人本来自不同的文化。在他竞选之初，许多黑人对他是否能够体会黑人社会的苦难很表怀疑。更有黑人领袖批评他的言谈举止太“白”。而其对手希拉里，则通过克林顿的关系在黑人社区有相当的政治基础。在这方面，米歇尔同样是奥巴马可贵的资产。因为米歇尔是美国传统的黑人，“根正苗红”。黑人社区至少相信：奥巴马的“另一半”至少是属于自己这一边的。

然而，当选举从预选转向大选时，米歇尔这样的形象就有了几分危机。首先，奥巴马的对手是政治经验和资历都远超过自己的越战英雄麦凯恩。他的弱点就在于年轻、缺乏经验。这也是共和党阵营集中攻击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一副“气管炎”的面目就有伤他作为未来三军统帅的领袖形象。同时，米歇尔的“这是在我成人的生活中，我第一次为我们的国家感到骄傲！”一句话，也使她成为众矢之的。这意思仿佛是说，只有美国人拥护自己的丈夫，她才感到为美国骄傲。特别是奥巴马的牧师Jeremiah A. Wright Jr.发表了一系列黑人种族主义的激烈反美言论后，许多选民把米歇尔的话和Jeremiah A. Wright Jr.联系起来，甚至拿奥巴马不戴美国国旗的爱国徽章而大做文章。一时间，奥巴马是否爱国也成了问题。这就逼着奥巴马阵营不得不把米歇尔的形象软化，重新包装。

在这一格局中，一向低调的麦凯恩夫人辛迪渐渐显示出了优势。麦凯恩年过七旬，个子矮小，其貌不扬，更无奥巴马的口才。听他演讲，难免令人打磕睡。不过，不管他走到那里，比她小将近十八岁、身材苗条、面目姣好的夫人辛迪都默默地站在身边，两眼含情脉脉地望着夫君，一言不发。她是属于典型的政治花瓶型的夫人，几乎从来不代表丈夫发表政治演说，永远当陪衬。要知道，在共和党中，麦凯恩本属于桀敖不驯的左翼，被保守派恨之入骨。在预选中，赢得保守派的支持或者至少是容忍就成了当务之急。保守派是女权的敌人，更不喜欢爱招摇的女人。布什的夫人劳拉这种贤妻良母才是他们理想中的第一夫人。我们只要回顾一下战后的总统政治就可以发现，共和党的总统夫人几乎都是这一类型。而在大选中，不显山露水的辛迪虽然知名度不如米歇尔，但招惹的政治麻烦也有限。

当然，这些不过是这两位女人的公众形象。在真实的生活中，她们对自己丈夫的影响又如何呢？这就不能仅仅看她们上镜时的表现，而要追踪她们个人的历史。

奥巴马阵营虽然反复为米歇尔所说的“这是在我成人的生活中，我第一次为我们的国家感到骄傲！”而辩护，称这不过是别有用心的误解，但这句话本身恐怕还是透露了她真实的感受，体现了黑人融入主流社会的艰难历程。故事还要从四分之一世纪以前讲起。1981年，17岁的米歇尔进入普林斯顿大学。那年普林斯顿有1141名新生，其中包括94位黑人学生。米歇尔的兄长Craig Robinson在两年前作为一位篮球明星被招募到普林斯顿，后来成为该校历史上得分第四高的队员，这也使米歇尔进入这所名校容易了不少。

从一个黑人区四口人一居室的家庭一下子进入美国最贵族的学校（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这三所顶尖大学中，普林斯顿最保守），本是个巨大的挑战。而种族问题，则是这种挑战变得异常艰巨。她的第一个同屋，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白人女孩儿。当这个白人女孩的母亲知道自己的女儿的同屋是位黑人后，第二天就闹到学校的办公室，要求给女儿换房间。这女儿的外婆知道消息后更是难以容忍，要自己的孙女立即退学。虽然这位白人同屋没有在母亲的压力下立即换房间，但当有其他宿舍腾空后，她立即搬了出去。自此以后，她和米歇尔很少说话，甚至在校园里碰到时也是如此。第二年，米歇尔和另外三位有色人种的学生住在了一起。如今已经快当第一夫人的米歇尔说，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当年的第一个同屋的母亲的行为，只是凭知觉感到和这位同屋很难成为朋友。那位母亲如今已经年过七十，是一位退休教师。她后悔当年的行为，并称今年准备投奥巴马的票。

这一故事，反映了美国最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历程，也塑造了米歇尔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当时的普林斯顿，实际上处于种族分离状态：黑人只跟黑人社交，白人只跟白人社交。米歇尔当时曾经指出：“无论白人的教授和学生思想多么开放，我在校园里一直都感觉到象一个过客，就好象我不属于这里。”她大班的一位黑人同学称，他们经常被人称为“红糖”。最后，学社会学专业的米歇尔把“普林斯顿教育出来的黑人与黑人社区”作为自己毕业论文的题目。在这一论文中她指出：普林斯顿的整个教育体系都是为了白人的需要而设计的；全校只有五位黑人终身教授；“非裔美国人研究”是全校最小、人员最为不足的系之一；各种学生组织也很少考虑黑人学生的要求。而她论文的核心，是对普林斯顿的黑人校友的调查，试图检验普林斯顿对黑人的教育是否增进了黑人社区的福址。她惊讶地发现：这些黑人在来到普林斯顿时，都非常认同自己所来自的黑人社区；但是，当他们毕业时，他们对白人社区的认同则增强了。这无疑让她对自己在普林斯顿“变白”的经验开始质疑。

不过，米歇尔绝不是一个“政治动物”。她在学期间，普林斯顿发生了许多关于种族问题的政治事件，她基本都置身事外。甚至黑人民权活动家杰西.杰克逊来访，她虽然是杰克逊女儿小时候的朋友，也没有参加他的集会。她的课外活动大多集中于典型的“女人事务”。比如她即使手头拮据也一直打扮入时，并参加了两次慈善性质的时装表演；她还在“第三世界中心”的学后课程中给当地的穷孩子志愿服务。当年的一个孩子至今还记得她给自己弹琴的情景。

经过这样一番挣扎，米歇尔最终还是决定走白人成功的路。她毕业后即考入哈佛法学院，在哈佛毕业之后回到芝加哥，成了当地最有声望的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如今，她是芝加哥大学医院的律师，年收入达二十多万美元，早已进入上流社会。她的历程，代表了一代黑人精英的经验：他们切身体会到了黑人的苦难和美国社会对黑人的歧视，但他们自己则从这样的社会中得益，最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他们这个阶层中，也自然发展出两种不同的政治态度：一种是向后看的算帐派，认为自己所获得的一切是理所当然，同时社会还欠着黑人社会许多需要偿还；另一种则是向前看的乐观派，认为虽然种族歧视是个现实，但他们自己的经验则证明了一个更重要的现实：黑人在这个社会上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机会；随着社会的飞速进步，黑人要自己努力改善自己的命运，不要等待别人的照顾。在预选中，米歇尔给人的印象是倾向于前者，奥巴马则倾向于后者。这种奇妙的结合，一方面使奥巴马赢得了对美国尚心怀怨恨的黑人社会的信任，一方面也让对种族主义充满罪感的进步白人感到解脱。这是他赢得预选的原因之一。不过，如今进入了大选，奥巴马面临着赢得中间选民的挑战。米歇尔就必须把自己的公众形象从向后看的算帐派改为向前看的乐观派。而“这是在我成人的生活中，我第一次为我们的国家感到骄傲！”这句话，虽然是她生活经历所塑造的肺腑之言，也非常值得人们的同情和尊重，但保守派则会利用这样的“证据”，把她塑造成对给了自己机会的社会不知恩、把自己得到的一切都视为理所当然的傲慢的黑人精英。

相对而言，美国媒体对麦凯恩的夫人辛迪客气得多。而辛迪和麦凯恩的关系，也和她的公共形象差得甚远。每当麦凯恩夫妇出现，老迈的麦凯恩和风姿绰绰的辛笛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人相差一代人的年纪，而且辛迪总是花瓶的扮相，让你觉得她也许是在老麦功成名就后抓来的“小蜜”吧。实际上，没有比这样的猜想离现实更远的了。事实上，麦凯恩能有今天，没有辛迪几乎是不可能的。

麦凯恩和辛迪是在1979年四月相遇。当时辛迪二十五岁，地道的美女，而且是亿万富翁的独女。她的父亲James Hensely是著名的Hensley & Co. 的创建人，负责Anheuser-Busch啤酒的批发销售。她在南加州大学拿了特别教育的学士和硕士，然后放弃了参与家族企业的机会，运用自己的所学对残疾儿童进行运动理疗，并在1978年出版了专著。麦凯恩当时则已经四十二岁，是位海军中级官员。他虽然是越战英雄，但正处于中年危机。他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象父亲和祖父那样成为海军上将，在事业上陷入迷途。他的家庭生活也不如意。他那当过模特的妻子，在他当越战战俘期间独自抚养了他们的三个孩子，且在1969年的车祸中几乎丧生。是著名的企业家、慈善家、后来在1992年大选中以独立候选人搅了局的佩罗特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