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全球衰退——中国实体经济——中国金融/资产价格，这是笔者对次贷危机传入中国路线图的一个揣测。中国处在传导链末端，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来得较迟，并不等于不来。

金融海啸震撼性的破坏力，来自“去杠杆化”。在现代社会，企业经营、资本运作都离不开借贷，部分消费性支出也越来越多依赖借贷。长期过度的流动性和过低的资金成本，使人们的风险意识日趋淡薄，负债比率越来越高。一旦形势逆转，银行突然抽紧银根，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可谓触目惊心。

在金融市场，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的倒闭，摧毁了银行借贷的信心。它们不仅拒绝拆出新的贷款，甚至收回已借出的资金。金融市场运作，相当程度上依靠借贷来杠杆投资，银行突然收紧银根，迫使猝不及防的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强制性平仓套现，价格剧烈波动，又反过来加深了银行对风险的恐惧，进一步紧缩银根，造成市场恐慌性抛售。

欧美实体经济“去杠杆化”才刚刚开始。由于债市融资困难，银行风险意识高涨，美国的两家汽车销售商先后调高汽车信贷的评分标准，变相将超过46%的消费者拒之于汽车贷款的门外。美国汽车销售本来就十分疲弱，再将近一半潜在买家“去杠杆”，销售情况势必雪上加霜，失业压力势必大增。更多人失业，又会令银行进一步收紧按揭贷款、消费信贷的尺度，形成恶性循环。

次贷危机、金融海啸、全球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已经开始凸显。中国出口业已经困难重重，A股市场也受国际市场气氛影响。关于这些已有许多文章，在此不再赘述。

出人意料的是，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对中国国内经济的投资决定冲击甚大。在“直击华尔街”等媒体饱和轰炸下，企业家对经营前景日益审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非政府投资，几乎一夜间停顿，中国经济面临着失速的危险。

在需求突然软化之下，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大幅放缓难以避免，银行可能在今后两年面临2%~4%的新增不良贷款，中小企业、材料工业、房地产业均面临倒闭潮，消失多年的三角债问题也可能死灰复燃。

针对经济失速，中国政府宏观政策已由“从紧”转为“宽松”。财政政策推出四万亿人民币的刺激措施，是大手笔。尽管数字多含水分，但仍有不少新项目列入其中，在国际上获得一致好评。近来地方政府大上基建的劲头比中央政府还足，几年未被中央批准的项目现在在各地纷纷上马，而且势头甚猛。以此中国经济增长跌破6%的风险基本已经消失。但是没有了卖地收入的地方政府财力有限，一轮扩张后资金短缺必成为基建的瓶颈。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从来没有一次是依靠政府基建，将经济推到8%以上的。上世纪末朱鎔基曾大搞凯恩斯式的财政扩张，然而中国经济重新起飞还得靠房改的成功。换言之，财政政策可以稳住经济，但是重回双位数增长，需要靠强劲的消费或出口。

2009年，银行信贷额度可能有近年罕见的大幅增长，利率也会大幅下降。然而银行则可能出现惜贷现象，对政府的贷款呼吁，银行会“积极拥护，审慎行动”。换言之，中国将面临发达国家已经直面的难题：政策利率下调和流动性注入到银行便“行人止步”。银行的旧贷款到期还回，新贷款却未必批出。商业化改革上市后的银行可能第一次自主收缩银根，而时机却发生在企业最需要贷款，政府最需要刺激经济之时。银行贷款从来都是锦上添花，很少有雪中送炭的，这一点相信在今后“去杠杆”过程中，企业和个人会有所体会。

从农民工大批失业，大宗消费全面疲软和私人投资意欲低迷来看，笔者相信，中国经济明显失速大局已定。如果统计数字不受人为干扰，中国经济增长可能面对的不是“保八”，甚至“保七”的战斗。银行“去杠杆化”会加深经济调整的深度和长度。

中国经济何时才能复苏？首先必须强调的是，年均10%以上的增长并非中国经济的常态。上一轮连续5年10%以上的增长，是在两个超级因素下取得的。第一个超级因素是贸易全球化和中国加入WTO，这个因素带来经常项目顺差的爆炸性增长，带来了流动性泛滥，带来了资产价格飙升。第二个超级因素是城镇化和房地产热。房地产具有强大的乘数效应，拉动了材料、家电、金融、中介等50多个行业发展，并促成了一次巨大的重化工业产能扩张。在现在这个时点，笔者看不到让任何新的超级因素可能在近期冒起。政府推出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其它扩张性政策，也许可以将经济稳定在8%左右，不过如果没有超级因素，10%的增长很难再现。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历了三个经济周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经济增速曾有5年达到10%以上，当时的超级因素是农村改革和乡镇企业兴起。当“价格闯关”失败后，经济迅速失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又出现连续5年10%以上的经济增长，小平南巡所带来的市场化革命、外资涌入是那时的超级因素。亚洲金融风暴为这轮扩张打上了休止符。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再有连续5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加入WTO和房地产热乃是本轮经济增长的新超级因素。次贷危机爆发和全球去杠杆化，也为中国炙热的经济浇了冷水。

每次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往往有3~5年的偏低增长，伴之以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模式调整、经济体制调整。今后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会持续低过潜在增速，通缩风险明显上升，企业盈利出现倒退，失业（尤其是农民工失业）上升。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相信房市、股市都难见可持续的资产价格反弹。

本文原载于证券市场周刊，为个人观点，并非任何劝诱或投资建议。

上周市场动荡加剧，资金涌向国债市场避难。美股一周下挫13.6%，并突破关键支持位，但周五最后一小时反弹6.3%。市场正蒙受三大因素困扰：１）高风险债券市场信心动摇，在商业按揭不稳的刺激下，动荡指数iTraxx crossover升至创纪录的942；２）财长保尔森决定不再动用剩余的7000亿美元援救基金购买金融企业的有毒证券，导致金融股股价暴泻24%；３）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美国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大增，汽车业陷入危机但救援无期。

纽约石油期货价格全周跌12.3%，曾破50美元的心理大关。大宗商品市场无视生产商的减产计划，将焦点放在迅速放缓的需求前景上，工业和农业商品价格全线调整。黄金作为避难所，升7.5%。

笔者认为，市场正在消化本次经济衰退可能深过预期这一现实，信心摇摆难以避免。不过CDS(credit default swap，信贷违约掉期)市场目前的价格显示，信贷违约程度会超过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大萧条时期政策一错再错，名义ＧＤＰ缩水一半。这次经济衰退应该不至走到那一步，市场上的恐慌似乎有点过度。

本周二，美国第三季度ＧＤＰ预计为-0.5%（vs -0.3%）。周五欧洲和日本公布十月失业率，预计分别为7.6%和4.2%（vs 7.5%和4%）。

(本栏每星期日在此博客登出，周一早上于CCTV2中国证券出现。以上观点仅为个人对市场的看法，并非任何投资劝诱或建议)

欢迎莅临国家资本主义时代。我们熟识的花旗银行、美国银行、高盛、摩根士丹利、巴克莱、皇家苏格兰银行，已经统一改名为美利坚合众国银行或大不列颠王国银行。银行国有化，成为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世界性政治、经济变局，其影响将十分深远。

在过去的一个多月中，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如同海啸般震撼，威力之猛、波及之广、杀伤之大，实为1929年大萧条以来之最。在9月中之后的七个星期里，全球超过9万亿美元的财富被摧毁，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金融浩劫。

次贷危机爆发至今，已有一年多的时间。金融市场由困难变成恐慌，源自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的破产。美国财政部听任雷曼破产，令市场突然意识到没有“大得不能倒下”的银行。今天的银行普遍面临资本金受到重创的困境，手中握有的资产中又有一批无法估值的“有毒资产”。与这种对手作交易，又没有政府担保，风险甚大，资金随时可能有去无回。出于自保，银行选择“宁可不做生意，也要保住资本”的策略，于是资金市场成交骤减，价格（LIBOR）激升。

资本市场的停摆，对于现代资本主义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从企业发工资到厂家做贸易，都少不了银行的短期拆借。资金市场是资本主义的肺部，平时没有大脑、手脚那样的荣耀，不过一旦有事则可能使整个身体迅速崩溃。

恐慌开始蔓延，人们开始挤提较弱的银行，资金开始逃离较弱的国家。可是现代金融体系中，银行与银行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跨越国境、跨越资产种类，几家金融机构出事，势必拉倒其它机构，最终导致全面的、系统性的灾难。

信心崩溃，现代资本主义支柱之一的金融体制面临着全面的解体危机。英国、美国、瑞士、德国等国先后动用公币，注资入股本国金融机构，以国家信用和国家财政实力来稳定市场情绪，挽救危难中的银行，制止金融业的骨牌效应进一步扩散。

但是这样做，实质上是将企业的信用风险捆绑着转化成国家的信用风险。国家的财政实力强过个体企业，既有铸币权又有税收的现金流，主权评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高过企业的信贷评级。在信心崩溃时，国家的介入有利于平复市场情绪，迅速制止挤提所带来的连锁反应。但是，国家资金其实根本不足以担保整个金融业。金融业是短借长贷，杠杆运作，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百分之百担保本国的金融资产。政府介入赌的是镇定情绪，将挤提消弥于未然。其实政府信誉既是庞大的，又是脆弱的。以美国政府和许多欧洲国家政府已有的巨额财政赤字，再加上金融危机可能造成的银行或然债务，挤提国家并不是不可想象的。只要一个人叫出“皇帝没有穿衣服”，国债投资者便可能一夜间消失，政府便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融资困境。

衰退风险是另一个难题。金融危机之后，哪怕银行免于破产，它们的借贷行为也必然趋向审慎，消费信贷紧缩势必导致消费的下降，就业市场恶化则难以避免，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市场动荡、资产价格暴跌，已经使得金融经济血流成河，但是美国的就业市场（非农业职位）仅收缩了0.6%，这低于过去9个下行周期平均1.6%的水平。实体经济的调整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而企业盈利的恶化又会带来新的市场动荡。

次贷危机过后的世界经济，再也不会回复到以前的格局。美国是危机的始作俑者和金融地震的震中，其经济和金融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美元的信誉也遭到难以弥补的破坏，美式（盎格鲁－撒克逊式）自由经济模式必然遭到质疑。不过笔者认为，美国可能是全球经济体中较早复苏的国家之一，其资源和科技创新能力非其它发达国家所能媲美，美国企业的变通能力也较好。欧洲金融业实际上遭到了美国的打劫，尽管政府在救市上动作迅速，其企业、社会对求变的惰性，很可能拖缓经济复苏。日本受次贷危机的正面冲击有限，但是整个国家依赖于出口，人口老化和政治无能化下，日本经济在世界上的地位势必进一步下降。不少新兴市场国家是这轮全球化的直接受益者，经济、政治也出现了结构性的进步，但是新兴市场的增长，少不了全球需求这个催化剂，短期内不是受到商品价格暴跌就是受到出口订单急降的冲击，资金出走、利率上升对金融体质本来就不强壮的新兴市场带来强烈影响。不过危机过后，这些国家仍将是富有朝气的一族。

过去20年的流动性失控和货币乘数效应，势必出现调整，信贷杠杆下降势在必行。美国消费者过度消费，也已走到尽头。随着美国经济项目赤字减少，其他多国的贸易顺差、外汇储备升势也会放缓。

华盛顿共识，是冷战之后减少政府监管、干预，企业私有化，经济市场化的标志。国家资本主义的诞生，意味着华盛顿共识的彻底死亡。经济思潮大致每20-30年有一次钟摆式的反转，上世纪50-70年代，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至80年代的里根／撒切尔革命，带来了小政府大市场的转变，其理论基础是货币主义的自由经济至上论。这场金融海啸为国家资本主义拉开了帷幕，干预不再是可耻的事。相应的政治背景，是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式微。政坛和学术精英们，今后会从加强监管入手，制造出一系列大政府理论。奥巴马当选，其实也是全球思潮转向的标志。在意大利、法国、德国之后，美国民意也转为中间偏左，国家干预成为时尚。在大政府思路走入死胡同之前，国家资本主义可能向自由资本主义那样，延续几十年。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本文原载于新财富，为个人观点，并非任何劝诱或投资建议）

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在金融市场激起的涟漪，小过英格兰银行一次过减息150基点。上周市场的最大发展是商业利率大幅下降，资金市场秩序有所恢复，看来各国政府陆续积聚下来的救援措施已基本缓解了金融机构的破产风险。目前离资金和债券市场完全恢复正常运作还有一段距离，而且也难确认不会再有金融企业出事，但是笔者相信由雷曼倒闭所带来的全球金融体系连锁崩溃的可能已基本消失。

尽管银行得救了，银行的客户仍在困境中。银行普遍惜贷，各国失业率在迅速恶化，全球衰退无可避免。衰退所带来的企业盈利下降、消费开支下降，似乎已取代金融体系破产危机，成为市场负面消息的主要来源。对冲基金的强制性平仓还未结束，仍能带来市场震荡。

商品市场的调整仍在持续。G3国家的经济调整深过预期，加上中国需求下降，导致市场重新评估明年的供需关系。由于商品价格近两年的泡沫远大过股市，而且杠杆操作成分较大，笔者认为它们现时的价格下降风险要大过股市。石油期货价格上周五一度跌破60美元大关，全周跌近10%。

本周市场关注周末在华盛顿举行的金融峰会。周五欧洲第三季度GDP预计为-0.2%（vs 第二季度-0.2%）。同日美国零售可能降2%（vs 上月-1.2%）。

(本栏每星期日在此博客登出，周一早上于CCTV2中国证券出现。以上观点仅为个人对市场的看法，并非任何投资劝诱或建议)

中国经济告急。１０月份ＰＭＩ（采购经理指数）急跌至４４﹒６。这是ＰＭＩ四个月中第三次跌破５０大关（表明经济活动在收缩），而且这已低过ＰＭＩ历史上任何一个低位。如果ＰＭＩ指数一个月内跌６﹒６点颇为震撼的话，其它领先指标跌幅更大－－ＰＭＩ新订单指数急挫９﹒６点，出口订单指数降７﹒４点。生产要素价格暴挫、库存上升、进口大幅回落。中国的ＰＭＩ指数比较波动，但它对经济走势的前瞻性预测，多数时候证明是准确的。

１０月份ＰＭＩ大致表明，中国经济目前可能只有５﹒５％至６﹒５％的增长速度，远远低过过去３０年平均９﹒９％的ＧＤＰ增长。而且，这是在北京奥运因素消除之后取得的。笔者不排除ＰＭＩ在今后几个月出现反弹，但是相信经济显著放缓的大局不会改变。

出口放缓、房地产不景，早在意料之中。大宗消费（如汽车销售、旅行人数）疲弱也算不上新闻。笔者近来在华东、华南地区调查的最新感触是基础设施之外的民间投资似乎一夜间消失了。理论上讲中国与全球金融海啸之间有防火墙，资本管制下中国的银行并未像欧美同行那样遭受「有毒资产」的荼毒，内需不致受太大的直接冲击。但是一天两播的中央电视台的「直击华尔街」捧红了一名主持人，击垮了全国的投资信心。当企业家对经济前景感到不明朗时，推迟投资计划乃条件反射。ＰＭＩ订单指数中，机械、设备指数暴跌相信便是这种投资信心的折射。

内需放缓、出口下滑，已经导致大批农民工失业。这些在中国的城镇失业统计数字中看不到，但是对于消费却有直接的影响，并对社会安定埋下隐患。同时广东、江浙一带企业大量倒闭，银行不良资产已在上升中。至于房地产业所面临的困境，则更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统计数据不受人为干扰，笔者估计中国经济在今后三个季度的增长率只有６％左右。如果属实，这将是１９９０年以来最低的增速。２００９年下半年的经济前景会有所改善，基础投资和其它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应该可以将ＧＤＰ增长重新拉回到８％左右，但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速的机会不大。

前总理朱镕基曾在上世纪９０年代末，大力实施凯恩斯式的财政扩张性政策，使中国经济免于落入亚洲金融危机的陷阱。不过中国经济真正出现强劲增长，还是在住房改革启动之后。民间需求复苏是中国增长重回乐土的前提条件。

中国经济是大陆型经济。出口对经济影响很大，不过没有出口中国还会有十三亿人的衣食需求，中国经济还能存活（这是与亚洲其它国家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别）。而且目前中国经济的杠杆率不高，过度流动性、连续的信贷额管制，加上比较活跃资本市场，中国企业的借贷比率普遍不高（开发商、中小企业除外）。没有高杠杆，经济便不会出大事。

不过一旦经济进入下行周期，相信银行坏帐可能明显上升，银行可能出现「惜贷」，久违的三角债问题也可能重新浮现，金融环境进一步恶化。同时就业市场疲软、工资下降，带来收入增长的回落（对于农民工可能是绝对收入的减少）。需求不足，势必带来产能过剩。中国明年也许要重新面对通货紧缩。

在应付增长不景和通缩上，北京有大量的政策选择，中国政府在政策上的回旋余地大过任何一个西方政府。笔者相信基础设施建设，是财政扩张政策的主打，铁路建设、政策住房建设、医疗卫生改革、南水北调将成为政府投资的聚焦。增值税改革、出口退税加码和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能够将更多的资金返还到民间。

至于货币政策，信贷额度将大幅增加，甚至额度本身在２００９年也可能被取消。贷款利率有２４３基点下降的空间，存款利率估计２００９年底会下降１８９基点。存款准备金率预计下调３００基点。人民币在近期由升值转贬值的势头已定，因为这不仅是货币／汇率政策的一部分，更是北京对民众的一个政治信息。笔者认为人民币兑美元在六个月内重新见７。

刺激政策的全面推出，应该可以稳住经济，２００９年全年ＧＤＰ增长估计为７﹒２％，２０１０年回升至８﹒５％。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很好（在全球衰退、金融海啸的大环境下）。不过与自己过往的成绩相比，中国似乎进入了一段缓慢增长期。

（本文原载于经济通，为个人观点，并非任何劝诱或投资建议）

在对冲基金强制性平仓放缓后，全球股市迎来了一个久违的强劲反弹。不过十月份对于绝大多数投资者来讲，仍是灾难性的一个月。股市出现了1987年以来最大的单月跌势，新兴市场（尤其是金砖四国）更是惨不忍睹，石油价格爆出历史上最大跌幅，黄金创25年来最大跌幅，商品价格一月内重挫23%,许多货币跌幅也十分惊人。

目前市场的好转，更多似技术性反弹。日元劲升所带来的套利盘平仓暂告一段落。联储为部分新兴国家提供美元流动性，纾缓了那里的资金压力。但是LIBOR回落速度慢过预期，银行仍在收缩银根。美国最新GDP数字表明全球衰退无可避免，由此带来就业的恶化，消费支出的恶化，银行资产质量的恶化，企业盈利倒退刚刚开始，非金融企业的破产压力尚未开始。同时笔者相信，对冲基金的强制平仓仍未结束。

美国联储上周减息0.5%，估计欧洲（周四,0.5%）、英国（周四,0.5-1%）、澳大利亚（周二,0.5%）央行本周均会行动。不过今天的难题不是央行是否减息，而是银行是否借贷。

本周市场关注十一月四日美国总统大选，相信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黑人总统即将诞生。各央行后续减息及其言论也受关注。周五美国十月非农业就业人数，预料降175K（vs 九月-159K）

(本栏每星期日在此博客登出，周一早上于CCTV2中国证券出现。以上观点仅为个人对市场的看法，并非任何投资劝诱或建议)

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最近比较烦。这位前美式足球明星，在自己的主场和镁光灯下一再掉球。被誉为华尔街王子的保尔森，在金融海啸造成全世界恐慌时，在全球市场最需要他作出决断时，却在他最熟悉的领域里一错再错，几乎令整个金融体系一夜间崩溃。

保尔森的噩梦始于在雷曼兄弟破产问题上的政策处理。次贷危机本身，是十年来监管疏忽、流动性失误的结果，格林斯班乃众矢之的。危机爆发于一年多前，联储行动缓慢、错失良机，批评的矛头基本指向伯南克。市场和经济学家对保尔森多持中性态度，期望着华尔街的内行可以带领世界走出困境，避开陷阱。的确，保尔森与联储合作，在拆除贝尔斯登炸弹上干净利落，化解了一场潜在的危机。

但是保尔森在处理雷曼危机时，却出现了致命的误判，犯了低级错误。这位美国财长有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经济思维，认为政府应该避免干预市场，更不应该奖励过度冒险者。在为贝尔斯登保底和接管“两房”之后，保尔森决定从雷曼救援案开始改变底线，不再为因自身利益而承担过量风险的企业担保，打破市场上“出事有人保”的心态，不再用广大纳税人的钱来填补华尔街银行家们金钱游戏所制造出来的亏空。保尔森本人出身于交易员，并有长期的风险管理经验，不救雷曼是经过计算的。财政部长认为，雷曼财困在几个月前已经浮现，多数金融机构对此已有所准备。此时雷曼出事，CDS市场（信贷违约掉期市场，雷曼是大庄家）不至崩溃。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雷曼破产，CDS有惊无险并未崩盘，可是危机却从另一个窗口爬了进来。雷曼有6130亿美元债券，其中1600亿为无抵押债券。破产消息传出，雷曼债券跌至票面价值的15%，全世界大量基金、银行、保险公司和个人持有雷曼债券。其中一家大的货币基金，更因此而账面录得亏损。这在货币基金中极其罕见，触发了投资者挤提，货币基金迅速陷入危机。货币基金是资金拆借市场和公司债市场的重要买家，它们有难，资金市场成交迅速萎缩，拆借利率急升，银行更加担心风险。于是金融机构抱着“宁可不做生意，也要保住资本金”的态度，资金市场迹近断流。

雷曼一夜间倒闭，还加深了金融机构对交易对手风险的疑虑。各个银行、投资银行手中都握有难以计价的金融资产，金融价格大跌之下，说不清谁是下一个雷曼。为规避交易对手风险，资金开始撤退纯投资银行，几乎令高盛、摩根斯坦利遭遇灭顶之灾。

雷曼破产，使资金对金融体系的信心一夜间崩溃，银行间的资金流动陷于停顿，最后迫使政府不得不全面打救金融业。拯救雷曼的成本，应该不超过60亿美元，保尔森当时不出手的决定，却使全世界最终营救金融体系的成本超过1.3万亿。

保尔森在营救方案上的失策，就更离谱。雷曼危机爆发后，财政部先是隔岸观火，并制止联储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期待市场能够迅速触底。当恐慌出现时，推出了7000亿美元TARP(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方案。这个方案不仅在国会审议时一波三折，思路也很奇怪。方案要动用公款，在“合理”价钱下收购金融公司的“有毒”资产。本意不错，但是世界上很难有“合理”价格。价格高了要揹滥用纳税人钱的骂名和被国会追究，价格低了银行没有兴趣参与。每个衍生产品的资产质量、杠杆比率都不同，政府不可能有能力对所有资产订出既顺得哥意又顺得嫂意的价格，而且价格也许今天看上去合理但以后人们可能又有不同想法。在金融危机火烧眉毛的时候，保尔森的救市案可行性差、时效性更差，最终导致市场绝望中爆发出恐慌性抛售。

与美国“慢郎中”方案形成对照的是英国的救市案。英国政策斥资500亿英镑入股本国最大的四家银行，同时为资金市场拆借提供担保。英国以国家信用来支援受质疑的个体银行信用，力挽金融体系狂澜于不倒，稳住了市场信心。之后多过的救市方案，基本以英国模式为版本。保尔森在G7财长会议上坚拒英国方案，可是三天之后几乎全盘照搬了此方案。保尔森拥有哈佛大学工商硕士学位，在华尔街上和市场中打滚了三十余年，做到投资银行高盛的主席和ＣＥＯ。英国首相白高敦是历史学博士，从没有在金融公司工作过（当过英国财相）。

随着英国方案的铺开，金融机构的财政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全球金融机构危机的最坏时间，可能已经过去。这不代表今后市场动荡不再剧烈，金融价格的下跌和银行收紧银根，令对冲基金面临着强制性清盘，而此带动价格暴跌，掀起赎回浪潮。对冲基金年内可能有三分之一（甚至更多）倒闭／关闭。需要对外举债的新兴市场国家，都面临者现金流的困难，资金外流，随时可能导致汇率或银行危机，并触发新的全球震撼。美国的经济衰退才刚刚开始，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同时进入衰退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企业盈利倒退是必然的。自雷曼倒闭至今，全球财富总共损失了10万亿美元, 超过以往所有危机时蒸发掉的财富总和。

保尔森的噩梦还没有完。美国的财政部长必须去底特律解释，为什么政府要斥资100亿打救45000名高薪厚禄的（玩火的）摩根斯坦利投资银行家，却不愿为挽救汽车行业面临失业威胁的260000名工人花一分钱。财政部长必须考虑万一海外投资者对政府财政能力提出质疑，如何应对国家信用危机。财政部长必须研究银行国有化后，政府既当裁判又是球员所带来的利益冲突（尽管房市下跌未了，国会已经要求银行支持按揭市场）。最重要的是，这场金融危机和政府干预，标示出盎格鲁-撤克森式自由资本主义的破绽，保尔森所信奉的市场经济模式，如何在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环境下生存。

不过对于多数噩梦，保尔森也不必太费神。再过两个月，财政部长就要易主。球赛结束的哨声快要响起，明星球员已经等着退场了。

（本文原载于经济通，为个人观点，并非任何劝诱或投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