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闻记者协会、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媒体改造学社与传播学生斗阵等四团体今(19)日针对「反置入式营销联署」行动，发表公开联署成果，包括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谢长廷亲自签署书面承诺，以及10个国内外社团、261位社会人士在网络联署支持。但对于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马英九不愿签署一事，台湾新闻记者协会等四个发起单位对此深感遗憾。

马总部在十八日告知台湾新闻记者协会，要求台湾新闻记者协会必须先针对中国时报报导谢长廷阵营进行置入式营销一事表态，马总部才肯考虑签署。对于马阵营以条件交换方式，面对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台湾新闻记者协会等四个活动发起单位认为，反对媒体置入式营销是一个对建立专业新闻环境认同与否的问题，与个案完全无关，台湾新闻记者协会等四个单位，带头发起此运动的目的，即在透过主政者的自制以及媒体自觉，重建阅听人对台湾新闻媒体的专业信任度，反对任何形式的置入式营销手法，破坏新闻媒体专业环境，而两位总统候选人的签署，是一个重要的宣誓与带头改革指标意义。

因此我们呼吁，马英九先生身为总统候选人，应以行动支持建立媒体新闻自主环境，唯有彻底反对置入式营销的推行，才能让危害新闻专业的「置入式营销」彻底从台湾媒体环境中消失，而不应仅着眼选举目的，破坏活动发起意义，甚至以条件交换为借口拒绝签署。

台湾新闻记者协会是于3月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寄送联署声明给国、民两党候选人阵营，并且当天透过电话传达发起单位的诉求，并呼吁总统候选人进行联署；3月7日在网络上进行大众声援联署行动；并于3月12日正式发出新闻稿，告知社会大众此联署行动。到昨(18)日共有十个社团，除了四发起单位外，包括绿党、台湾促进和平基金会、屏东环保联盟、在日朝鲜侨胞总联合会等社团声援联署，以及有261位社会人士在网络进行声援，包括台大张锦华教授、南华大学贺德芬教授、公共电视总经理冯贤贤、公视新闻部经理何国华、中国时报政治组召集人何荣幸、中央社总编辑赖秀如等产、学界多人共同表态支持。

 

发起单位于3月12日开始，每天与双方候选人阵营以电话联系，确认联署态度，直到3月14日获谢阵营表示候选人虽无法亲自与发起单位碰面，但愿意支持该行动，并于3月18日以快递寄送谢长廷本人签署文字。而马英九阵营由文宣部负责联系，却迟未有结论，仅以会议讨论未定告知，直至3月18日马阵营发言人苏俊宾在电话中转达总部决定，要求发起单位必须先针对近日谢长廷与民进党政府置入式营销行为表态，才愿意考虑签署。

发起单位表示，台湾媒体置入式营销的问题，并不只限于政府对新闻报导的部分，商业力量对于所有类型媒体内容的影响，同样值得社会关注并加以节制。我们呼吁，除了总统候选人承诺当选后政府不再对新闻报导进行置入之外，媒体负责人、企业广告主与政府政策也应该共同担负起不使置入式营销扭曲媒体内容的责任。未来台湾新闻记者协会、媒体观察基金会、媒体改造学社与传播学生斗阵，会持续推动媒体反置入式营销，并对执政者进行严格监督，同时呼吁所有媒体从业者，在获知所属媒体接受政府置入式营销的要求，而破坏新闻专业之时，能向台湾新闻记者协会检举，本会将适时对外揭露。

湖南卫视继《名声大震》（Just the Two of Us, BBC)和《舞动奇迹》（Strictly Come Dancing, BBC)之后,2008年度引进英国ITV公司周六晚节目Saturday Night Takeaway 推出《快乐2008》。就这样，操着曼彻斯特口音Ant和Dec在中国变成了长沙的何炅和马可。

 

 

 

 

 

ITV is to remake its scandal-hit show Ant and Dec's Saturday Night Takeaway for Chinese TV, complete with a new version of the controversial Jiggy Bank phone-in competition using a giant hippo instead of a pig.

Granada International, ITV's international division, has struck a licensing deal with Hunan TV for a Chinese version called Super 2008: Friday Night Takeaway.

Hunan TV will broadcast the first of 13 episodes of Friday Night Takeaway later this week.

The Chinese show will retain some games from the UK programme, including Jiggy Bank, in which the winner of a phone-in competition gets to ride a giant model pig full of cash.

In October, the Deloitte report into irregularities in ITV premium-rate competitions found viewers had no chance of winning Jiggy Bank unless they lived within an hour of where the production team happened to be with the model pig that week.

A hippo was chosen instead of a pig because the Chinese characters used in the animal's name are the same as those in the family names of the show's presenters, Jiong He and Ke Ma.

The Chinese show will also run a competition called Win the Break, in which the prizes are products from the commercial breaks, similar to ITV's UK show which runs Grab the Ads and Win the Ads.

The Deloitte report also highlighted both UK competitions for their "editorial and geographical discretion" when picking the winners.

James Ross, the regional director for Asia at Granada International, said the Chinese version would bring out all the "high production and entertainment values of the show to Chinese homes, including all the crazy games, laugh-out-loud moments and madcap antics".

ITV hopes to significantly raise revenues from selling programme formats to foreign markets. For example, it has valued the Hell's Kitchen format at £50m in international sales.

China is not the only country with a version of Saturday Night Takeaway - three series have already run in Finland.

"Saturday Night Takeaway has huge potential in China and we believe that the show will have massive appeal to audiences in China and across Asia," said Ouyang Changlin, the general manager and president of Hunan TV.

ITV is also thought to be closing in on a licensing deal for the show with another European broadcaster.

    当陈冠希先生香港记者会的实况在电视中播出，我妈妈，一个从来以前没有听说过这位明星，而且对于“艳照门”事件一无所知的退休家庭妇女，忽来一句：“这个小伙子的英文讲得真好听，可惜就是太瘦了”。我对于妈妈的这两个评价很能理解。第一，她虽然自己不懂英文，但是常常听我跟朋友讲英文，所以对于英文发音好不好颇有研究；第二，妈妈自己中年后发福，现在除了嫌我胖，还常常自责自己胃口太好，对于胖瘦很是关注。于是，“英文好”和“太瘦”很自然就成了家母对于小陈先生的评价。

    妈妈没错，陈冠希的英文很好听，很地道，一听就知道从小是在北美长大的。如果没有记错，陈冠希本人有两次在媒体上公开道歉，一次是通过网络，另外一次就是2月21日在九龙举行的这次盛大的记者招待会。两次，陈冠希用的都是英文。我不晓得是陈冠希的广东话没有英文好，还是他觉得用英文可以更加方便让非中文地区的媒体准确接受他的道歉。或许，两个原因都有吧。陈冠希的瘦，是大家早就接受的事实，准确地说，他是瘦小。可是，对于这个1980年出生的香港明星来说，这似乎成了他被众多年轻女生痴迷的原因之一。好一个清瘦调皮的香港小帅哥！

    我很少看记者招待会，主要原因是国内政府部门的记者招待会常常冗长无趣，形式大于内容太严重。可是，直到两个人的出现，我开始觉得记者招待会很好玩。一位是台湾的国民党立委邱毅先生，另一位是国内这几年忽然走红的宋祖德先生。邱先生敢怒敢言，频频揭露政坛黑幕；宋先生语不惊人死不休，肆意讽刺各路明星，至于其真实性不得而知。用流行媒体的话里说，这两位绝对属于疯狂“爆料王”。近些年来，“爆料文化”的出现跟这两位不无关系。可是，细细想来，总觉得这两位先生的“爆料”有些粗放、直接、唐突，缺乏美感。我对于法国文化哲学没有深入研究，但是对于让.鲍德里亚的东西我倒是有些兴趣。鲍德里亚认为，后工业化社会是消费社会，我们所经历的现实生活其实是“超现实”的。他把矛头直指美国，对迪斯尼乐园颇有看法，认为迪斯尼乐园根本就是美国消费社会的标志。他甚至提出，真实的美国社会已经不存在了。

    说回“爆料文化”。这些惊世骇俗和捕风捉影的新闻又何尝不是一种“超现实”呢？陈冠希的“艳照门”事件正是这些幻象之中一款新鲜出炉的热门商品。就我看来，陈冠希同那些港台女艺人的交往原本完全属于陈同学自己的私人生活。不管那些图片（或者影像）的内容多么“惊爆”，如果陈本人没有受到来自女方的指控，他即便是闷声大发财也没人去管。可是，一旦东窗事发，这个私人事件从此就被生拉硬拽到社会舆论当中了。往日“调皮可爱”的小帅哥今天成了流氓、欺骗、病态和虚伪的代名词。事发之处，媒体开始质疑陈冠希曾经在各种公益事业中的承诺，然后，开始曝光关于他的家世背景，感情生活和成长经历。前几天，我看一家湖南的电视媒体居然开始以陈冠希为“由头”展开了一个关于“单亲家庭儿童心理健康”的“连续报道”。那个辛辛苦苦从加拿大跑到香港来当明星的陈同学也许当初永远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一只被社会道德和媒体舆论解剖的小白鼠。他的私人生活被外人无休止地介入，二度诠释，直到失去意义，无人关心一切才可能结束。

    可是，陈冠希的记者见面会却完全成了这场风波当中一个格外精致的环节。同邱毅和宋祖德两位不同，陈同学的记者见面会是有秩序、安静，明亮和国际化的。当陈同学身着一身黑色西装走出，全场照相机和闪光灯顿时哗哗作响，然后陈坐定，一声长叹，接着开始用几乎母语的英文致歉。陈的语气平缓，用词贴切，很有分寸。更为诡异的是，明明是香港人，我们分明听到同声传译缓慢地翻译着他的每一句话。瞬间，那些惊艳、虚伪和狂躁的印象不见了，眼前分明是一个理智、坦诚，肃穆和带着西方文化色彩的年轻人在认真地请求公众对他的宽容。这场记者招待会俨然就是一个德里达式的“事件”，期间说出来了的和没有说出来的，看到的和没有看到的以及在场的和不在场的幻化成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万花筒。那些点点滴滴的碎纸片闪耀着伦理的光芒或者晦涩。在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里，这只万花筒折射出来各式的伦理道德选择。就像我妈妈，透过电视，当她看到坐在发言台后面那个讲着好听英文的年轻人，除了评价他英文好和太瘦之外，大概的确无话可说了！

  《新闻联播》是一个关于时间的神话。因为他的存在，“北京时间19点整”在当代中国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社会时间。康德说到经验和时间，在当代中国社会，《新闻联播》成为了某种集体共享的社会经验。不管性别，年龄和阶层如何不同，当《新闻联播》的片头音乐响起，我们会无意识地感觉一个属于“国家”的时间又到来了。这种感觉曾经让我联想起大战期间，美国人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听到爱德华. 莫罗从战火纷飞的伦敦发出“这里是伦敦”的呼号，那种沉稳和希望交织在一起成为我们个人和社会经验史的一部分。

    媒体经验往往呈现出复杂的心路历程。随着我年龄的推移和个人生活的变迁，属于《新闻联播》的7点钟被打下了不同的生命烙印。我常常回忆起我上初中第一天回家的经历。初中学校离家大概40分钟公交车路程。那时的长沙道路狭窄，交通拥挤，第一天上初中就被交通困在路上，只好跟同学走了将近两个小时才到家，回到家已经是7点40了——那是我第一次在《新闻联播》之后才放学到家。从那时开始，我开始意识到《新闻联播》是我初高中生活时间早晚的交界点。于是，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定要在《新闻联播》之前回家”成为我跟父母达成的亲子协议。从长沙到北京上大学，我放飞了理想，也把自己从父母的身边放飞了。那时的大学宿舍没有电视机，7点正是大家从食堂或者球场回到宿舍的时间。然后，大家谈恋爱的谈恋爱，上自习的上自习。在我的记忆里，除了在电视的专业课上提到《新闻联播》云云，我在大学好像从来没有再看过这个过去觉得那么神圣的电视节目。很自然地，大学四年，7点因为没有了《新闻联播》就不再那么特别了。而当这个时间再次在我的生活里焕发出意义，就是当我开始用新闻学生的眼光去看什么新闻编排、直播和卫星联机等等无聊的专业词眼，我开始觉得《新闻联播》还可以用来做如此专业的评断！！接下来是工作和留学。“北京时间7点整”的意义随着我的辗转也不断变幻或者消解。在英国，7点是普通人下班回到家的时间。英国电视会在7点播出一些当地新闻，而正式的全国重要新闻事件要等到晚上的“十点新闻”才会看到。作为一个异乡人，我看着7点的英国电视，尝试让自己了解并体会当地社会的政治和民情，而千里之外的“祖国”那时早已进入梦乡了。

    如今，我再次回到国内，回到长沙的家里，我又进入到把《新闻联播》当作时间标志的生活里，想来，这何尝不是一场关于时间的游戏呢！

    从我有记忆开始，《新闻联播》就是每天傍晚7点在中央电视台雷打不动要播出的电视节目。我想除了“春晚”之外，《新闻联播》大概就是中国迄今为止存在时间最长的电视节目了。《新闻联播》是什么？这个问题实在很难回答。尽管众多新闻学者已经对《新闻联播》的30年做出了各种专业的评论，我想对于一个普通的电视观众来说，《新闻联播》的真正意义或许就在于这种平常、延续、不变，甚至刻板。而其它一切经由《联播》带来的文化反思都应该发端于这些最为简单的特征。我想用几篇文字来表达我对于《新闻联播》的体验。

 

《新闻联播》发展史

1976年7月1日，北京电视台第一次试播《全国电视新闻联播》，播出时间10～15分钟，只有外景片，没有播音间的口播，是为《新闻联播》的前身。

 

 

    写这篇博客文章的发端是前几天跟朋友聊到李安、张爱玲和上海。这种看似毫无主题的谈话往往能激发我无限的感慨。

    那天跟朋友聊到李安的电影和他的东方情结。对方还是以他惯常的政治正确的口吻说出了，“台湾导演还是离不开中国文化的背景”这句话。这句话自然是毫无差错的，而我总免不了要绕到这个宏大的命题的背后去捕捉那些更为细致的情愫。我从来不全然相信演艺人士在媒体上的表现，原因是我知道演艺人士在媒体上呈现出来的自我与其说是他们迫于媒体压力的半真实表现，不如说是他们在镁光灯下的虚拟言说。一年以来，李安因为《色戒》又成为华人世界的文化英雄，无论社会舆论的角度如何，李安毫无疑问激发了华人世界的又一次媒体风暴。我对于狂轰滥炸的媒体报道一贯保持安全距离，习惯性地退到光谱之外。可是，因为《色戒》，李安有两次在媒体上的表现却让我念念不忘。其一是当《色戒》首次在台湾上映，当众多台湾娱乐记者在那个傍晚把话筒指到身在家乡台南的李安面前，李安哽咽着缓缓说到，“我其实最在乎的是台湾观众的感受”，情至深处，李先生忽然间泣不成声。其二是台湾金马奖颁奖典礼。当典礼终到尾声，最佳电影由陈冲和李行颁发给《色戒》，李安上台致感谢。当他说完一长串演职人员和赞助公司的名字，他说到，“我还要特别感谢张爱玲……”，那时那刻，一个远在天国的神秘女人忽然令人恍若隔世。面对那一次情不自禁的落泪和这一次有备而来的感恩，我相信李安在这两个瞬间的真诚。

    李安的这两个媒体瞬间在铺天盖地的媒体书写之中固然显得琐碎细微，但是却足以传递出来台湾和张爱玲之于李安的复杂意义。也许是从《卧虎藏龙》开始，我们开始正式接受了李安作为世界华人杰出导演的事实。虽然很多人知道李先生早年在台湾拍摄了声震国际的《推手》、《喜宴》和《饮食男女》，以及后来被欧美电影界关注进而得以执导奥斯汀的文艺小说《理智与情感》，在大陆与台湾巨大的政治阴云之下，我们理所当然地把李安当成“我们”的华人导演。这个自然而又蹊跷的“我们”于是神奇地消解了“李先生是否首先应该属于台湾导演”这样的敏感问题！当然，在一个崇尚政治正确的年代，这种涉及文化认同的问题总是显得危险而苍白。因为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原因，人们已经没有兴趣参与过于细致的人文讨论，尽管这些讨论未必只有是非两面。

    如此这般，作为文化符号的李安在一场沉默的文化认同争论之中被形塑成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文本，其中暗含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和“华人”在内的繁杂指涉。盛名之下的大导演固然不会轻易参与这场无聊的认同辩论，但是终有一天在真情流露之下，他会用自己的方式戳穿这场言说的非理性和暴力——李先生在因为《断背山》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的领奖台上有过一次，而第二次面对全体华人媒体大概就是那次因为《色戒》而落泪台南。还有就是张爱玲。这位在上个世纪末客死他乡的忧郁女人留给后世太多的想象和猜测。早年的她游走在上海和香港两地，用苍凉的文字和凄美的生活书写着一段繁华落尽的挽歌，晚年的她撤离到美国，在东西两岸之间辗转，远离喧嚣的尘世，逃遁于外界的无端打搅。对于这位据说独居了几十年的张姓女人，我们因为无法介入她晚期的人生细节，只能用捏造和拼凑去感知她的一切。如果说李安那两个瞬间的真情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那么，晚年的张爱玲是完全“不可见的”。当我们津津乐道于她那张叉腰抬头的风情图片，殊不知，那不过是这位活过了古稀之年女人的人生掠影而已。张爱玲的“不可见”毋宁成为了德里达式的“不在场的在场”，随时等待着今人的召唤。

    李安先生实在是张爱玲再好不过的后世访客。当李安貌似淡定的疯狂遇到张爱玲无边的忧愁，这完全成全了一种可以杀人的绝世诱惑，而这绝世的诱惑又被呈现在旧上海这个经历了太多历史变迁的华人文化空间。于是，李安、张爱玲和上海就这样永远地纠结在了一起。上海之于张爱玲就如同台湾之于李安一样蕴含着太多无法言说的悲情，而张爱玲之于李安又是什么呢？是末世悲凉中的知音，还是共享后殖民体验的精神伴侣？猜测在此时又变成了无聊而丑陋的东西。现在香港任教的李欧梵先生醉心于书写中国的现代文学和现代性。他比较香港和上海的现代发展历程。张爱玲是他研究得非常精彩的文化专题之一。我从欧梵先生的文章里读来的今日上海似乎已经是一座被置换了的文化空城。繁华的现代景致已经让上海一跃成为了世界城市的典范，而过去那个张爱玲生活的上海则逐渐淡出了历史的尘埃。

    写到这，李安、张爱玲和上海仿佛都被我蒙上了一层悲情。纵然，在宏大的言说之下，他们都是美不胜收的：一个是风靡全球的华人大导演，一个是出生优渥、资质甚佳的资产阶级大小姐，而最后一个则是和平崛起中国的国际大都会。这种宏大的言说正是光彩照人的流行媒体传达给我们的认同方式，而生活在政治正确风尚之下的我们也更加愿意选择这样的认同方式去对待周遭的社会。然而，当在某一个瞬间我们无意中看到李安先生默默留下的眼泪，想起在美国消失了几十载的张爱玲，或是在某位港台导演的电影里瞥见旧时的上海，我们也许会忽然意识到还有真相的存在——那个虽然藏匿深邃的真相，却在百转千回之中隐约出现，似乎永远等待着人们去揭示！

http://blog.sina.com.cn/u/1218806201（這是美女喵的博客）

 

    George博士的新部落格开通，命题为“你不得不说的媒体印象”。这个部落格名字是借用了世纪初音乐横才周董掌机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也将“媒体”这个本行业用语的词加了一些流行元素，倒不失是一个赚人气的好想法。到了不得不说的地步，就像是藏在裤管里的老鼠，怎么着要探出头。饶颖如此，喻可欣如此，黄圣依如此，奇怪的是曾经威震八卦江湖的宋祖德先生显然有金盆洗手的态势，久久不见其出来放炮。

    言归正传，刚看到George的MSN问题签名时，确实用5秒钟的时间仔细思考了一下雪灾或甚至说灾难时刻媒体对于人的意义。遂得出简单的三个要点：

1.        信息通道

2.        情感纽带

3         政府喉舌

   “26号早上8点我从沪返家，8点半在通往沿江高速的国道上天降小雪，此后沿江高速封闭，近百辆大小车辆被堵在入口关卡。司机大哥（曾叫他师傅，差点被痛扁）第一反应是打开收音机，调至江苏省台广播调频。因天气情况而时连时断的收听信号里，主持人的声音显得格外悦耳动听：沿江、沿海、南京长江二桥三桥、宁连部分路段.....全部封闭。很长串的名单，如今我是记不得了。只记得当时的心情，是，哇凉哇凉的。好在主持人最后说道10点30分，沪宁高速开通。司机大哥调转车头，曲线救国直奔沪宁匝道。回头的路上，看着还在等待的车水长龙，我们心底里默默祝福他们。天空的雪花越飘越大，从四棱形飘成了六棱形，不知他们为何不幡然醒悟，在这个道口前等待得先备足三天三夜的口粮。一路开着无线收音信号，根据交通调频路况最新信息的指引，我们一路向北，10个半小时后到家。”

    这一段雪灾天气当天的记录，记得仅500公里之外的连云港万里乌云晴日高照，等待我的老母无论如何无法想象我正身处大雪纷飞的阴霾天气中。那时的媒体，如果说是路上司机的救命稻草也不为过。有人说媒体的第一功能是“娱乐大众”，在一定程度上我不以为然。“传递信息”，无论是教育性功能的、维持性功能的、还是刺激性功能的，都无疑是媒体最首要的职能。这也是为何在“传播学”研究中，信息科学的三论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只有建立在这个基本职能上，“教育”、“娱乐”等其他的职能才能够展开。雪灾天气，千里之外的亲人盼望知道还在火车站等待回家的亲人的电话，这所谓个人信息；而通过电视、广播等媒体获得关于被困地的气候及交通状况，这所谓社会信息。雪灾，是交通瘫痪的原因，交通瘫痪是个人不能归家的原因。归家是个人需求；要归家交通就得恢复正常，是社会需求；交通要恢复正常，雪灾天气的预知尤为重要。环环节节，无不是需要媒体的信息传递。

    所谓“情感纽带”。便也不言而喻。

    再说“政府喉舌”。每逢国家危难时刻，政府的形象树立往往要仰仗媒体这个忠实的外交内交大臣来完成。美国“911”时布什先生的英雄主义如此；贝布托遇害身亡时巴基斯坦政府如此；台湾大选国民与民进双方亦如此。哪里有媒体，哪里就有政客为黎民百姓头破血流、义正严词、慷慨激昂。2008年开年雪灾，湖南是重灾之地，温总理亲临火车站慰问滞留群众；胡主席发表电视讲话.....搜索google词条“雪灾视察”可以得到213,000个结果。除了正面宣传之外，还有诸如“电力工人殉职”“交通警察累死”之类的侧面报道，一方面让人们惋惜并悼念为公职殉职的烈士们；另一方面缓解了因交通瘫痪而带来的民怨。“感动”是可以化解一切“劳累”、“病痛”、“疾苦”，使人心甘情愿吞咽黄连的最有力武器。媒体，正是我们伟大的媒体，担当了如此重要的说客。古有苏秦、毛遂，他们能说动的也只是百万雄狮，如今的媒体却能稳定几亿人民的心，真可谓21世纪“三寸不烂之舌”！

    关于george的“理发店事件”，应该算是David Morley曾在其家庭电视受众现象研究中专门提到的冷漠篇吧。电视，伴随80年代后出生的小孩成长，与之青梅竹马的家庭成员，它的存在早已成为一种生活中的必然。没有人问为什么我们要听它说，为什么我们要看它演，甚至我们并没有在看它。它只是在那里，难道我们要为“它的存在”做些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