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俪生先生（中）向学典老师数点山大的“八大金刚”，左一为赵先生夫人高一昭先生也已先赵先生于2006年去世。

此照片拍摄于2005年12月02日。

 

 

 

 

 

 

      2007年11月27日10时20分，一颗非凡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一个杰出的大脑停止了思维，一双闪烁着智慧的眼睛不再放射光芒！

     赵俪生先生走了，带着对此岸的若干留恋和深刻遗憾，到彼岸去寻找他那追索了一生的无缺陷的乐土去了。

     先生走了，一个理想主义者走了，一个完美主义者走了，一个自由主义者走了，一个共产主义者走了，……。                     

     先生走了，这个平庸的世界从此又少了一个“另类”，这个平庸的世界从此会宁静不少，但这个平庸的世界也从此失去了使自己超出平庸的可能！

他让人敬仰，他让人羡慕，他让人嫉妒，他也让人恐惧让人仇视：他的皎洁的人格像一面雪亮的镜子，让许多人从中照出了自己的卑污和渺小、龌龊和猥琐；这面镜子从此消失了，于是大家在没有参照中变得半斤八两，彼此彼此。

      他是一个天才，他是一个有缺点的天才。鹰有时比鸡飞得还低，但鸡永远不会成为鹰，鹰也永远不会因此而不如鸡；有缺点的天才也许会永远遭受那些完美无缺的庸人们的指指戳戳、嘁嘁喳喳，但庸人绝不会从中获得别人对自己智力水准的尊敬。

      高高者易折，皎皎者易污，天才的命运在许多时代都会成为问题。正如歌德在《浮士德》里所慨叹的那样：“那少数通晓事理的人，都有几分傻气，不知道明哲保身，只落得在十字架和火刑堆上丧命。”现代社会不管有多少功绩，它依然不是天才能从中感受到温暖的故乡。在“极左”的知识分子政策占据主流的岁月里，天才、特别是那些有骨气的天才知识者的命运，其所蒙受的苦难之重尤非歌德所能想象！

     清华大学外语系的高才生，“一二·九”学生游行中的掌旗人，“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第二战区山西抗日前线的游击战士，第二战区政治保卫队营教导员，华北大学第四部研究员，济南市市政府秘书，中国科学院编译处副处长、中国科学院学习组组长、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陈伯达等）学习小组组长，有这些光环作后盾，假如我们的先生再圆滑一点、平庸一点、低调一点、随和一点，那他绝对会位居日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高级领导人之列。不，那不是他的追求，那更不是他的性格。路见不平，拔剑而起，而不管会带来何种后果，这才是赵先生！于是，他与华北大学副校长成仿吾发生了冲突，紧接着，又与郭沫若发生了冲突，这两场冲突的结果是他从“中央”走向了地方，以后到过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最后落脚在兰州大学，而所到之处几乎都与顶头上司有若干摩擦，于是，一系列厄运接踵而至：调往兰州仍被押回补划为“右派”，革掉教职，劳动改造；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巅峰时期，爱女为采摘野菜掉崖夭亡，他本人则从死人堆里爬回家中，然后就是“文革”浩劫，浩劫之后，他依然有志难伸，……就这样，他完整地经历了一个杰出的智者所能经历的所有苦难。

      仅仅把先生所遭遇的苦难归结于性格气质本身，尽管这种看法很流行，但却是一种非常浅薄的观察。棱角分明、眼里容不得沙子的气质与体制的不兼容，才是其中最根本的因素。甚至包括先生那为人所诟病的“坏脾气”也与这种体制密不可分：先生的肉体在体制之内，先生的思想、境界和趣味却在体制之外。先生一生都在挣扎，都处在撕裂之中，这诱发、促成了他的坏脾气，他的坏脾气又加剧了他与周围人、特别是作为这种体制的物质承担者的许多顶头上司的冲突，从而导致他运交华盖、苦难迭至。

 

      先生走了，史学界的一个独行侠走了，史学圈里的一个边缘人走了，而我们更应当看到，中国当代学术史的一个卓越创造者走了。

      先生首先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学科，这是当代学术史家们公认的一个基本事实，这个学科就是“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而农民战争史研究被视为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史学的“五朵金花”之一。在先生之前，不是没有人注意过议论过农民战争，毛泽东、范文澜等不少人就发表过许多原则性的看法；在先生同时，也有不少人在从事此一研究，但没有一个人像先生那样对整个中国农民战争史作了如此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所以，作为一个学科、一个专门领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者是先生。在夫人高昭一的协助下，先生从年表和地图做起，从陈胜吴广起义开始，几乎逐个清理了所有起义、包括那些并不起眼的小规模起义，而且，从个别到一般，先生还特别提出并探讨了这一领域里的一些理论问题，如农民政权的性质问题、皇权主义问题、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农民战争与统一战争的关系问题等等，先生在这一方面的成果结集在《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中，这部著作在1954年的出版，堪称农民战争史学科诞生的标志。更为重要的是，先生在山东大学培养的两大弟子孙祚民和孙达人也都在史学界声名赫赫、风云一时。孙祚民先生从“右”的方面发展了先生的观点，把“皇权主义”和“让步政策”论系统化，引来了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铺天盖地的批判；孙达人先生把先生的观点往“左”的方向引申，提出“反攻倒算”说，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称赞。红花绿叶，“前有张保后有王横”，他们共同把作为中军的先生推向“开山”和“主帅”的宝座。严格说来，1980年之前的中国农民战争研究史基本上是以他们师徒三人为中心的历史，而1980年之后，这一学科则开始走下坡路了。

      如果说先生是“农民战争史”研究这朵金花的最初培育者的话，那么，先生的“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则是“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这朵金花所结出的丰硕果实。虽非“开山”，但先生在这一领域里的贡献也肯定将在当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一页。《中国土地制度史论要》则是先生这一方面研究的代表作。精义滚滚，卓见纷呈，是这部著作给人的深刻感受。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中的焦点一直是，在数千年来的历史中，国有制与私有制究竟哪一个占主导地位？先生则撇开这种非此即彼、简单绝对的思维方式，指出中国历史上既无成熟纯粹的私有制，也无成熟纯粹的国有制。在中国历史上，那种纯粹的私有财产，那种可以任意使用、滥用乃至毁灭财产的私有权力，到鸦片战争甚至土地改革前，一直都不曾出现过；私有制有其自身的浅化阶段和深化阶段，中国的土地私有制一直都处在这种从浅化到深化的过渡时期，而古老共同体和强大的国家权力的存在则阻碍了这种从浅化到深化的过渡速度，使得中国的所有制一直带有“亚细亚”的色彩；先生上述这些经典概括早已成为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领域里的不刊之论，并为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的研究所证实，先生因此使自己成为这一领域里最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大家之一。

      在土地制度史研究告一段落之后，晚年的先生又投身到与“文化热”相伴而来的“文化史”研究中去，他要从中寻找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的精神和观念动力。尽管在这一研究中，先生似乎并未尽展其才，但先生那种不知老之将至而毅然开辟新的学术天地的万丈雄心却着实令人感动，着实令后生惭愧！

      由政治史（农民战争史）而经济史（土地制度史）而文化史，若假以时日，先生的研究重点有可能还会转移。正是先生兴趣的这种不断转移，使他遭受了诸多所谓“主流学者”的疏远和排斥。他们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治学没有“老营盘”和“根据地”，是“游击主义”，不值得提倡。这实在是降低了先生的智力水准！纯粹是材质平庸者之见！说穿了，这是专家对通人的蔑视！想想黑格尔和马克思吧，他们一生研究过多少领域？谁敢因他们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而蔑视他们！他们固然没有“老营盘”，但他们却是人类智慧不可企及的高峰！他们固然没有“根据地”，但不知多少所谓的专家靠他们的著作和思想来养活！分科治学固然是现代学术的特点，但那些才华横溢的不羁之才却不受此限。先生当然无法与黑格尔马克思相提并论，但先生却绝对可以置身于以他们为代表的通人之列。但由于一段时间以来的学界是那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专家的天下，先生竟被这些所谓的专家蛮横地排斥在“博士生导师”的队伍之外，这是一次专家对通人的冷酷压制！先生不是所谓的“博导”，这绝对无损于先生的光辉和学术水准，而只能暴露出通行的所谓专家标准的霸道和残忍！

      先生长期以来即被那些所谓的“主流史家”放逐到学界的边缘，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边缘人”和“独行侠”，不仅因为先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专家，还因为先生同时获罪于“主流史家”的两个最主要部分：考据派和正统唯物史观派。获罪于前者，是因为先生公开表达了对他们的轻蔑：“我从一接触史学近著起，就憎恨琐节考据”，“让那些琐节考证的史学家们去笑骂吧，我并不是你们那里的长驻客。”不仅如此，先生还挑战了他们“论从史出”和“竭泽而渔”的行规，认为“以论带史”的提法没有错，特别对那些习染于琐节考据而不能自拔的人来说，用理论带一带并没有什么坏处；对“竭泽而渔”式的材料搜集，先生明言“我不赞成“，原因第一，鱼实际上是捞不完的，第二，舍弃那些小鱼羔不影响对历史的概括。“光考据不行还需要思辨”，是先生坚定的治学主张。这里事实上提出了这样一个认识论问题，即“史”与“论”在治学过程中的互动问题。“史”为基础，这无可怀疑，但承认这一点丝毫也不意味着“论”就始终是次要的、被动的、消极的，永远是第二位的，——“论”也同时有可能处在更积极更主动更活跃的位置上。但不管怎么说，先生的上述言行长期以来都为考据学家们所无法容忍。撇开流行的教条和二手三手的马克思主义，独立地直接地从马克思那里寻求思想资源，先生又由此不见容于那些立身于教条的唯物史观派学人。高举“教条”很长时间以来早已成为许多人的利益所在，而先生却不仅未曾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忠诚中得到过任何回报，相反，他甚至还因此受到某些海外汉学家的奚落。天不收地不留，先生遂长期漂泊于学界主流之外，忍受着难以承受的孤独与寂寞的折磨。直至去世，先生都没有获得他在学界的应有地位。门户之见有深害于学术，于此可见一斑。

 

     先生走了，他肯定是带着一种深深的“山大情结”走的。虽然1957年就离开了山东大学，但在此后的整整五十年中，先生可能未曾有一天忘却过山东大学，就像山大校园内未曾有一天没有人谈论、怀念先生一样。这里曾给他带来过巨大的欢乐，这里当然也给他留下了难以抹去的不愉快回忆。

     应该说，华岗领导下的山东大学接纳了先生更成就了先生。先生最灿烂的文章是在这里写就，先生最奔放的热情和才华是在这里释放与施展，先生留在当代学术史上的那些最绚丽的华章是在“碧海蓝天红墙绿瓦”的青岛山大校园里编织。山东大学成就了先生，先生也厚厚地回报了山东大学，“文史见长”的盛誉里，谁知凝结着先生多少心血多少才情！

     先生走了，山东大学历史系著名的“八大金刚”中最后一位金刚走了，“八马同槽”中最后、也是最为烈性的一匹骏马走了，铸成山大史学辉煌的最后一位创造者和见证人走了。先生的走，可能也意味着当代学术史上的山大文科一个辉煌时代的真正结束！

     先生走了，《文史哲》杂志的最后一位创始人走了，《文史哲》杂志最后一位早期编委走了。创刊时期的《文史哲》是一份同仁杂志，先生就是当时那少数同仁之一；《文史哲》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一片江山，先生为打下这片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请看先生在“自撰学术年表”中的记载：1953年发表论文四篇，全部刊载在《文史哲》上；1954年发表论文五篇，有三篇刊载在《文史哲》上；1955年发表论文四篇，全部刊载在《文史哲》上；1956年发表论文三篇，全部刊载在《文史哲》上。除了这些有形的文章之外，谁又知道先生当年还在这份杂志上倾注过多少心血！

      先生走了，一个所有弟子门生后学小辈最好的老师走了，能有机会沐浴在先生的教泽之中，那是作为学生在今生今世的最大幸运！双目微阖、浓眉紧锁、面向墙角、双臂屈张有致、富有磁性和节律的男中音掷地有声，所有听众的情绪随着先生声音的高低而起伏，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课堂气氛，那是一种怎样的师生互动！在极大的精神愉悦中接受知识和启迪，在润物细无声中转移性情和提升境界，这在课堂讲授已被程式化的今天，怎能不令人想起先生。先生走了，先生长眠不醒了，但先生讲课时那种挥洒自如的卓越风姿、光芒四射的奕奕神采，将成为杏坛上的一种永远的向往！

     先生走了，所有的山大人希望先生的英魂在这里永驻，这里才是先生永久的故乡！

 

     先生走了，走得潇洒坦荡，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地，但先生所经历的时代所生存的社会所栖身的学界却均有愧于先生！识者同悲，故旧同哭，为先生哭，为历史上所有的冤屈者哭，为所有的壮志难酬者哭，为所有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天才哭，更为我们这个民族在一段时间内创造力的被戕害哭！

     先生走了，告别了这个复杂的尘世，往天国去了。但据说通往天国的路也不平坦，先生您走好！

 

刊载《历史学家茶座》第十辑，“本辑特稿”栏目，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也许是出于对以往教训的深刻警觉，在如何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近二三十年来，主流史家选择了自我“流放”，并为此开出了种种理由。“学问通常是那些住在荒郊野外不食人间烟火的二三素心之人做出来的”，就是其中颇为人所接受的一个。这里隐藏着的一个认识论问题是，在“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中，“现实”是否总是消极的、被动的，乃至总是负面的和有害的？

 

     大量的学术史事实告诉我们：在整个历史认识过程中，“现实”在相当多的情形之下，常常扮演着一个积极的正面的角色。譬如，著名的“二十四史”，这些“历史”的修纂本身其实根本就不是为了那些死去的人，而是为了那些活着的“历史”的修纂者们自己：通过或借助于这种行为，他们把自己的王朝纳入正统，从而把自己合法化了。“清算帝国主义的血账”，是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动机之一，而这套完全适应现实需要的资料集，却早已在中国史学学术史上占有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强大的意识形态动机却导致出巨大的学术果实，这一现象再次说明，现实、甚至是某种政治需要相对于学术史绝不仅仅是消极的因素，包括被人们视为有害的“党派偏见”，也不仅仅具有负面的意义。“党派偏见”对某些学术领域而言甚至还具有正面的价值，“从下往上看”的劳工史、底层民众史，在英国最初主要是由共产党人来写的，现在却已成为整个国际史学界的潮流，是这一点的明证。

 

      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所昭示的其实是这样两个问题：史家还应不应该对自身所在的时代承担某种责任？现在的时代，对史家来说，是不是已经到了可以马放南山袖手旁观的阶段？这的确值得学院派史家们深思……

 

 

 

 

 

 

 

 

 

 

 

 

     也许是出于对以往教训的深刻警觉，在如何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近二三十年来，主流史家选择了自我“流放”，并为此开出了种种理由。“学问通常是那些住在荒郊野外不食人间烟火的二三素心之人做出来的”，就是其中颇为人所接受的一个。这里隐藏着的一个认识论问题是，在“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中，“现实”是否总是消极的、被动的，乃至总是负面的和有害的？

 

      大量的学术史事实告诉我们：在整个历史认识过程中，“现实”在相当多的情形之下，常常扮演着一个积极的正面的角色。譬如，著名的“二十四史”，这些“历史”的修纂本身其实根本就不是为了那些死去的人，而是为了那些活着的“历史”的修纂者们自己：通过或借助于这种行为，他们把自己的王朝纳入正统，从而把自己合法化了。“清算帝国主义的血账”，是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动机之一，而这套完全适应现实需要的资料集，却早已在中国史学学术史上占有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强大的意识形态动机却导致出巨大的学术果实，这一现象再次说明，现实、甚至是某种政治需要相对于学术史绝不仅仅是消极的因素，包括被人们视为有害的“党派偏见”，也不仅仅具有负面的意义。“党派偏见”对某些学术领域而言甚至还具有正面的价值，“从下往上看”的劳工史、底层民众史，在英国最初主要是由共产党人来写的，现在却已成为整个国际史学界的潮流，是这一点的明证。

 

      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所昭示的其实是这样两个问题：史家还应不应该对自身所在的时代承担某种责任？现在的时代，对史家来说，是不是已经到了可以马放南山袖手旁观的阶段？这的确值得学院派史家们深思……

 

 

 

 

 

 

 

 

     也许是出于对以往教训的深刻警觉，在如何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近二三十年来，主流史家选择了自我“流放”，并为此开出了种种理由。“学问通常是那些住在荒郊野外不食人间烟火的二三素心之人做出来的”，就是其中颇为人所接受的一个。这里隐藏着的一个认识论问题是，在“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中，“现实”是否总是消极的、被动的，乃至总是负面的和有害的？

 

    大量的学术史事实告诉我们：在整个历史认识过程中，“现实”在相当多的情形之下，常常扮演着一个积极的正面的角色。譬如，著名的“二十四史”，这些“历史”的修纂本身其实根本就不是为了那些死去的人，而是为了那些活着的“历史”的修纂者们自己：通过或借助于这种行为，他们把自己的王朝纳入正统，从而把自己合法化了。“清算帝国主义的血账”，是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动机之一，而这套完全适应现实需要的资料集，却早已在中国史学学术史上占有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强大的意识形态动机却导致出巨大的学术果实，这一现象再次说明，现实、甚至是某种政治需要相对于学术史绝不仅仅是消极的因素，包括被人们视为有害的“党派偏见”，也不仅仅具有负面的意义。“党派偏见”对某些学术领域而言甚至还具有正面的价值，“从下往上看”的劳工史、底层民众史，在英国最初主要是由共产党人来写的，现在却已成为整个国际史学界的潮流，是这一点的明证。

 

      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所昭示的其实是这样两个问题：史家还应不应该对自身所在的时代承担某种责任？现在的时代，对史家来说，是不是已经到了可以马放南山袖手旁观的阶段？这的确值得学院派史家们深思……

 

 

《历史学家茶座》 第九辑 卷首语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中心问题是学术史问题，在这一特定的语境中，评估史观派史学的问题核心在于：唯物史观派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究竟占有何种地位?换言之，在近百年来的学术演进或知识增长中，唯物史观派史学究竟是否提供以及提供了哪些为其他学派所没有提供的真知?

所以，对唯物史观派史学而言，当前最紧迫的一个任务是在整个现代学术史的视野和框架内梳理和总结自己的研究史。这一任务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进一步确认现代学术史上唯物史观派存在的知识论意义，另一方面则是恢复唯物史观派在现代学术史上的本来面貌。

“现代史学近百年来一马当先的正是社会经济史。”③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20世纪西方学界的主要敌人的波普尔，也曾这样评价马克思的贡献：“在马克思之前没有严肃的经济史”，因此，“马克思对社会科学与历史科学”的一个“不可磨灭的贡献”，就是“强调经济条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这可以说完全扭转了先前历史学家的观念”。④另一位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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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1～232页。

②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页。

③唐德刚：《胡适杂忆》，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48页。

④卡尔·波普尔!《二十世纪的教训》，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历史哲学家说：“自从马克思以来，或者不如说自从19世纪末年以来”，历史研究的“重点已经转移到经济史和社会史”，“人们日益接受……与政治因素相对而言的经济因素乃是历史变化中真正的决定因素”的“论点”。①甚至连当年的胡适也承认：“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开许多出路。”②

笔者条举上述材料，首先意在指出这样一个现代学术史上的基本事实：唯物史观派史学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出现，既是顺应国际史学最新潮流之举，又填补了近三百年来即乾嘉以还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空白，即“食货之学”的“衰微”。③“食货之学”即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空白在20世纪的被填补，应该在20世纪学术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一页，而这一页的写就，应该说主要来自史观派的努力。“井田制”、“初税亩”、“均田制”、“地主制”、“庄园制”、“农村公社”等经济史上一系列关键史实的发覆，不能不归功于唯物史观所强调的“经济因素”的指引，其中，“铁”的发现和对“铁制工具”给当时社会所带来的剧烈变动的强调，更使人真切地感受到“生产力”，特别是其中的“生产工具”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铁器”如同“机器”一样，曾经在历史上造成过巨大的“革命”。总之，整个社会经济史研究在20世纪中国的兴起，完全可以视为唯物史观派的一大学术史业绩。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相关，史观派学人另一重大学术史业绩，是把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概念工具引入到历史分析中来，从而把中国史学带入了社会科学化的新阶段。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这两部名著可以看作是这个新阶段到来的标志。这一研究所具有的典范意义当时就已被人揭示出来，认为这“例示”了“古史研究的一条大道”，“那就是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既“替这些结论找寻中国记录上的佐证”，同时这本身也是“建设中国古代社会演化的历程”，所以，“郭先生所例示的路径是值得后来史家遵循的”。④从世界范围看，摆脱19世纪及以前的政治史精英史模式，写“底层的历史”或“自下而上看的历史”，是历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又一特征。因此，唯物史观派史学的第三个重大学术史业绩，是对“历史上的小人物”、“农民”、“奴隶”所起作用的发现，其标志就是中国农民战争史这一崭新学科的创立。正是由于这一学科的推动，使中国史学完成了从精英史到民众史的结构性转换。

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史业绩绝不止上述三端，笔者在这里申述这三项业绩，只是为了引起人们进一步思考下面这个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即史观派和“史语所”诞生前后，“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究竟是什么?陈寅恪先生认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⑤而敦煌学的中心和正统在法国，“法国汉学”遂被看作是“新潮流”之所在，而“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角胜”，⑥则就是陈寅恪所谓的“预流”，而“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假如这一点得到确认，那么傅斯年所领导的史语所就完全“预流”了，而史观派的上述所谓业绩当然就是“未人流”之举。问题在于，从世界范围看，1930年前后的“流”究竟是什么?几乎所有的权威学术史家都一致认定，当时的“世界学术之新潮流”是“社会经济史”，不是所谓的“敦煌学”；是即将诞生的法国的“年鉴学派”，而不是所谓的“巴黎汉学”。如伊格尔斯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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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85—186页。

②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论输入学理的方法》，《每周评论》第37号，1919年8月31日。

③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傅杰编：《自述与印象：章太炎》，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16页。

④素痴：《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大公报》文学副刊第208期，1932年1月4日。

⑤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1本第2分，1930年6月。

⑥顾潮编：《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52页。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法国的、比利时的、美国的、斯堪的那维亚的、甚至于德国的历史学家们就已经开始批判兰克式的范型，并在召唤着一种能解说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的历史学了。①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哪一位学术史家把“敦煌学”、“法国汉学”看作是当时世界学术之新潮流者。假如我们能把社会经济史以及由此而派生的社会科学化和自下而上的历史看作是兰克之后20世纪初以来的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的话，那么，史观派的学术史业绩及其深远的学术史影响就必须予以重新斟酌和评估。事实上，有的学术史家早就开始了这种重新评估的尝试。这一点对唯物史观派史学来说，可谓“兹事体大”，直接关涉到这一学派的学术合法性问题。

另一个与唯物史观派史学密切相关的问题是：恢复这一学派在现代学术史上的真实面貌。提出这一问题针对的是这一现象：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叙事把现代学术史上本来是一支很雄壮很庞大的唯物史观派学术力量写得越来越单薄，直至最后只剩下有数的几个人。“学术史叙事”的“革命史化”倾向，可能是这一现象产生的主要根源。而这一点今天看来应该纠正。

这其中，有许多具体情形未能得到恰当的处置。最主要的看来有这样两种：首先，我们未能看到，被我们的学术史叙事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的敌人的一些人，也曾对“唯物史观”表示过激赏，承认过这一历史观的价值。如上面提到的胡适，他的的确确是学术界“反马克思主义”的头号人物，说过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算不得好汉”之类的话，但是，他对“唯物史观”对治学的意义的认识却十分到位，用“开一个新纪元”、“开无数门径”、“开许多生路”来赞许唯物史观的影响，这种评估可以说“无以复加”。实际上，不仅胡适如此，胡适的追随者和门下也多能如此。如陈衡哲在1924年5月28日曾致信胡适说：

你说我反对唯物史观，这是不然的。你但看我的那本《西洋史》，便可以明白，我也是深受这个史观影响的一个人……我承认唯物史观为解释历史的良好工具之一。②



至于胡适的弟子顾颉刚下面的这段话，就更是为学界所周知：

近年唯物史观风靡一世……他人我不知，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③



而胡适的其他弟子如罗尔纲、吴晗等人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则早已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从事历史研究了。

唯物史观派学术史叙事的最大缺略，也是这一学术史叙事革命史化的最集中表现，就是将那些曾经一度信从过唯物史观的人完全排除在外。其中有两个人可能最为典型：20世纪30年代的冯友兰和陶希圣。

冯友兰是一个被时人认为从“北伐成功”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近五十年中国思想之第三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这个时代“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主要思潮”，而“这个时代思想人物可以冯芝生(友兰)，张申府，郭沫若，李达为代表”。④当时的人这样定位冯友兰是有坚实的根据的。《中国哲学史》是冯氏的代表作，而“很能应用唯物史观”，当时就被认为是此书的首要特征。⑤此后的作为所谓“贞元六书”之一的《新事论》，系统而深入地表达了冯氏对社会、历史、文化的观点，而唯物史观构成了他阐发这些问题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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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绪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页。

②参阅耿云志：《胡适年谱》，《胡适研究论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97页。

③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顾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④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9页。

⑤张岱年：《冯著<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和读法》，《出版周刊》第126号，1935年4月。



观念工具。这一点至今为人们所称道。而《秦汉的历史哲学》一文则表明冯氏对唯物史观的把握已达到登堂入室的程度，以至于被许为“当代学人中，最懂得唯物史观”的人之一。①唯物史观在冯氏几乎所有述作中都有体现。无怪乎时人有这样的期待：“望冯氏在这‘风雨如晦’的时代中，作我们一个思想的领导者。”②今天看来，冯友兰在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无疑是唯物史观派学术史上的重要一页。

与冯友兰一样，陶希圣也被看作“近五十年中国思想之第三阶段”即“唯物史观阶段”的代表人物之一。由于陶希圣偏重于研究“社会经济史”，所以在这个阶段。他被看作是与郭沫若并驾齐驱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主要代表。郭湛波认为：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以郭沫若、陶希圣二氏成绩为最佳”。而“陶氏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之贡献”，“在他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史’，影响颇大”：“中国近日用新的科学方法——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成绩最著，影响最大，就算陶希圣先生了。”③出版于1946年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认为：

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陶希圣先生对于中国社会有极深刻的认识，他的学问很是广博，他应用各种社会科学的政治学经济学的知识，来研究中国社会，所以成就最大……虽然他的研究还是草创的，但已替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相当的基础。④

美国学者德里克也将陶希圣和郭沫若等量齐观。其他学术史家也都肯定了陶氏为史观派开山的作用。

冯陶二位都曾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并取得了公认的学术成就，而且把这种成就挂在“史观派”或“释古派”的账下，也已属学界共识。问题在于，冯陶二位都与国民党、蒋介石有密切关系，换句话说，与他们在学术上信奉“唯物史观”不同，他们在政治上都处在“社会革命”的对立面。所以，逐步“革命史化”的学术史叙事就将他们删除了。被这种学术史叙事所删除的绝不只他们两人。

20世纪20年代与胡适在《建设》杂志上进行井田制有无之辩论的胡汉民、廖仲恺，也是较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人物。德国学者罗梅君就指出，“胡汉民对井田制的研究是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解释中国历史现象的首次尝试。”⑤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时期，则是唯物史观派的一统天下，是唯物史观的一次大爆炸、一次大阅兵。“新生命”派、“新思潮”派、“动力”派、“读书杂志”派等各色人物无不奉唯物史观为圭臬。他们纷纷以“历史唯物论者”自命，人们亦皆以此视之。当时王礼锡就指出：“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里，都是唯物的内部的争斗”，“论战各方都是以唯物的辩证法做武器”。⑥后来也有学者发现：“论战各方，即使不属于中共或托派，甚至是共产党的反对者，都大体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学说，并以这作为论证的理论依据。包括胡秋原、方亦如等人也如此。论战中各方共同使用的如‘帝国主义’、‘封建制度’、‘阶级关系’、‘商品经济’等概念、词汇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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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曹聚仁：《天一阁人物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55页。

②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第149页。

③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第179页。

④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6—97页。

⑤罗梅君：《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7页。

⑥王礼锡：《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读书杂志》第1卷4、5期合刊，《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神州国光出版社，1935年。



本上属于或遵循着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范围。”承社会史论战而起、专攻社会经济史的“食货”派也应归属唯物史观派，尽管他们的具体研究路线出现调整，但基本立场未变。创立于1934年、以清华大学历史系和北平社会调查所(后更名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成员为主体的“史学研究会”，也是唯物史观派的一个分支，主要会员有吴晗、汤象龙、夏鼐、罗尔纲、梁方仲、谷霁光、朱庆永、孙毓棠、刘隽、罗玉东、张荫麟、杨绍震、吴铎等，也以社会经济史为研究重心。汤象龙曾有过明确的说明：“当时大家虽然说不上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都倾向于唯物主义，主要倾向于社会和经济的分析”。①1933年的国立师范大学研究院历史科学研究会(又改名北平历史科学研究会)，编辑《历史科学》杂志，研究会的主要成员有丁迪豪、郭昭文、萧桑等人。其主导思想，明显地倾向唯物史观，但较社会史论战时期已有了进步。他们表示：“我们虽也站在历史的唯物主义方面，但我们要由历史发展之本身作深入的探究，从而以为历史之判断。我们虽也留心史料的时代价值，但我们要以新的科学来阐明历史，充实历史。”②社会史论战高潮过后，老将李季、王宜昌等人仍然表现相当活跃，继续以唯物史观为武器与当时的主流派展开交锋，在时人眼中的确是唯物史观派的代表。20世纪40年代，童书业在上海与马克思主义新史家展开论战，对手方正是李季、王宜昌等人。遗憾的是，他们或者由于与国民党渊源甚深，或者由于与所谓“托派”纠缠不清，上述如此庞大的群体都被日后的学术史研究者驱逐出唯物史观派的阵营。

于是，不断缩编的唯物史观派学术队伍就这样与唯物史观影响下的显著的学术史事实、思想史事实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唯物史观在20世纪30年代初像“怒潮一样奔腾而人”，③时人因而认为：

五四的中心思想是自由主义……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假如“古史辨”可以象征五四的史学，那么中国社会史论战便可以象征北伐后的新史学。④



就像我们现在从一些学术史叙事中所看到的一样，仅仅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几个人怎能造成一种像“怒潮”一样的学术史大势呢?而删掉冯友兰、陶希圣等人的现代学术史叙事只能给人以这种疑问。这种学术史叙事与学术史事实的冲突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其中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是：一个在现实政治立场上反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社会革命的人可否同时在学术思想取向上以唯物史观为治学工具?而要想透彻回答这个问题，看来我们又不得不走向另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本身可否分梳为作为“社会理念”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学术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笔者倾向于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在客观上就存在着这种区分。由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存在着“政治内容”与“学术内容”的两个区间，在我们的研究活动中，也理应将马克思主义析分为作为“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两个单元。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单纯的革命学说和政治理论。因为马克思要对当时所能见到的全部人类思想成果进行批判，所以马克思主义几乎集成了当时所有的科学知识。马克思主义理论架构中除了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等作为政治的内容外，还蕴含着大量丰富的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的内容。譬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的内容等等，就是其中比较醒目的学术成分。正是以这些学术成分为依托，我们才有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等学科。把上述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内容统称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以与作为“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作相对的、适度的分离和切割，应该是妥当的。假如这一点能够成立，那么陶希圣、冯友兰等人在政治上反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时，在学术研究中又以唯物史观为工具治史则就是可能的，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应该容许的；不仅是应该容许的，而且还应该在事过境迁之后如实地予以肯定：这毕竟还是在马克思的旗帜下从事学术工作，何况，其工作的有效性也能给马克思主义增添声誉、扩大影响。更重要的是，某些政治上反对革命的人在学术研究中采用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原理这一事实，这只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魅力是如此的巨大和不可抗拒，以至于连那些不赞成由它指导的社会革命的人也不得不用它来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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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汤象龙自述》，《世纪学人自述》第3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第323页。

②《<历史科学>创刊之辞》第1卷第1期，1933年1月。

③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附言》，《古史辨》第7册上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4页。

④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10期。



唯物史观参与了现代中国学术史的创造是一个朗如白昼的事实。通过唯物史观派史学，中国史学界实现了与西方最新社会科学门类如经济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初步整合，从而在观念层面完成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化转型，也可以说同样应该不存在争议。但在对这一点的认识和把握上，坦率地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史学界远不如30年前的海外汉学家看得清楚和到位。其中的纠缠在于，究竟如何判定“史料派”与“史观派”各自在现代学术史上的“得”与“失”。与近十几年来的大陆学术界一味“回归民国学术”、“回归史语所传统”的趋向相反，余英时早在30年前就已经指出：“近代中国的史学，从清代训诂考证的基础上出发，一度凑泊而汇人兰克历史主义的末流，真是一个值得惋惜的发展。”他这里所指，就是傅斯年及其所领导的史语所。问题在于，“就在历史主义正式进入中国史学研究的领域之际，它在西方已开始衰落了”。①在他看来，这一“末流”在中国产生了一系列后果和流弊：一是使“材料(或史料)便是历史的思想”占了支配地位，二是“因为要讲材料越多越好”，使得学界“太重视小的考证……注意太多的小问题，而常忽略了大问题”，另一个“就是对于时代完全不管，为史学而史学，为考证而考证，为学问而学问”。②以此一认识为基础，余英时畅论了“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的功与过：

从理论上说，这两派其实各自掌握到了现代史学的一个层面：史料学是史学的下层基础，而史观则是上层建构。没有基础，史学无从开始；没有建构，史学终不算完成。所以史料学与史观根本是相辅相成，合则双美，离则两伤的。但是在实践中，中国现代的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由于各趋极端，竟不幸而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他认为“史料学派”的问题是“为史学而史学”、“史学和时代完全脱节”，“史观学派”的问题在于“史学与时代绾合得过分密切，有时竟至达到古今不分的地步”。即便这样，他仍指出，“史观学派”治史“为他们所从事的政治运动寻找历史的根据”，“这种态度的本身是绝对无可责难的”。“对于史学应当配合时代，这种观点，我们基本上是同情的”。为何这样?因为他认为“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分别地代表了近代史学追求科学化的两个途径”，“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在史学上各有其坚强的立足点”，而且“无论我们在今天怎样不满意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他们所留下来的研究业绩终究是不可废的，并且将成为今后中国史学发展的基点”。因此，“这两派尽管在观点上都有需要调整的地方，但它们立论的核心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换句话说，即是与史学俱来的基本要素……史料与史观实同为史学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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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余英时：《历史与思想·自序》，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

②余英时：《史学、史家与时代》，《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123页。

③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文史传统与文化莺建》，第373页。



现在看来，如何估计唯物史观派史学在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界定“史学”本身。“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①如果我们把“史纂”、“史考”看作是“史学”，那就等于认同“史学即是史料学”，由此而写出的学术史当然只能是以史料考订为中心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大陆主流学人心目中的学术史可能就是如此。如果你认为“史学”的基本要素不仅有史料，还必须有“史观”，而“史学”的任务是“通古今之变”，那么，唯物史观派的学术史业绩就不仅无法回避，还必须给予充分的估量，因为这事关整个史学的未来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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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史通义·浙东学术》。



(文章原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有一个问题我思考了很多年，梁启超1902年提出的“新史学”理路为什么没有延续下去，而胡适、傅斯年等人提出的汉学却得到了迅猛发展，很快把梁启超的“新史学”排除在外？其实梁启超当年提出的“新史学”，很多理念在现在看来都是非常先进的，研究方法也采用了现在我们学科内采用的方法，如历史统计是早于国际历史学界率先提出的方法，这些为我们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但是在当时却没有沿着他的路数往下进行。在台湾，学者将梁启超以后的史学统称为“新史学”，这完全违背了梁启超“新史学”的含义，梁启超所提出的“新史学”是中国社会化史学的先驱。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延续下来，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而傅斯年、胡适、陈寅恪等人对史学的基本路数、史学经验，包括基本的研究方法与梁启超完全不同，没有任何可以融合之处。从梁启超1902年发表《新史学》到1917年胡适回国，到1928年《史语所集刊》创刊、1930郭沫若出版《中国社会史研究》，在这期间史学发展变化得非常剧烈。而这一段的学术史蕴涵了之后史学界主要冲突的根源。面对这样的问题，我认为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史学”，是完全社会化的史学从外部植入中国内部的，换句话说，它与中国原本的史学足迹没有任何的相关性，与中国的史学传统没有任何相一致的部分。进一步说，中国的史学遗产并没有提供给人们接受梁启超“新史学”方法的东西。

　　进入20世纪后，一些学者将目前的史学研究命名为“后经学时代”，我认为是非常贴切的。传统的顾颉刚、傅斯年、胡适这些学者，完全是接受了中国的经学遗产而不是史学遗产，是在用治经的方法来治史，他们的这些方法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但梁启超的史学方法却没有人继承。比如梁启超提出的应该研究国民的历史，而不是研究上层的历史，这些思想并没有被继承下来，这与中国的史学传统有关，因此没有形成一种文化对接。另一方面，我认为这与当时中国引进的欧洲汉学有很大关系。据我观察，留欧的学者和留美的学者代表了当时民国时期的两种思想，他们之间的冲突其实是欧洲汉学与美国史学研究之间的冲突。欧洲汉学在中国的一个表现就是史语所（历史语言研究所）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欧洲汉学起源于中国的乾嘉学派，包括朱光潜先生等人也曾经撰文，称欧洲汉学、巴黎汉学与中国的乾嘉学派一脉相承。陈寅恪先生曾经对陈垣先生说过一段话：敦煌学，当今世界史学主流也。这里牵扯到一个对这段时间不同史学路数的评价和把握的问题。假如，巴黎汉学是当时史学的主流方向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史语所代表了当时世界主流史学的一个学派，我们今天就应该给它很高的评价，包括台湾很多学者也都是史语所学派的代表，他们研究陈寅恪、陈垣，也是完全延续了陈寅恪先生的这一段话，即当时世界的主要潮流是巴黎汉学，中国学者应该迎头赶上。但事实上，有学者已谈到，当西方历史主义成为末流之后，中国学者恰好把它引入中国作为中国史学的主要潮流。我并不是贬低非主流的学问，它们同样具有很高的价值。我只是想说，这种思想使得世界主流学问在中国的边缘化、不被重视，而这个问题在今天同样存在。这一点我们可以看90年代以来的文章，史语所所长王范森先生等人也发表过文章，其实他们的研究范式早已经超越史语所的局限，但是他们却坚持巴黎汉学是世界史学的主流。

　　其实在史语所之外，还有很多与之不同的学者，即留美的学者，像老一辈的雷海宗先生等。这些学者之所以不为我们注意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握到他们共同的特征。在我看来，在中国对社会经济史研究最好的恰恰是梁启超的继承者。但是在梁启超提出“新史学”的时候，中国并没有任何思想可以和他对接。在一代人之后，这些学者才逐渐出现。这些继承人中也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就是唯物史观派，像郭沫若等，但像雷海宗先生等恰好在1927年前后回国，开始在国内崭露头角。这两批学者的合流构成了目前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主线。于是在当时，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学者和以社会经济史为代表的学者齐头并进，一直持续到1949年（但是抗战之后，这两批学者都在反思之前的学风）。必须强调的是，1949年之后，唯物史观派成为主流，当然有很多政治方面的因素，但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它代表了世界学界的主流方向。

　　以往社会经济史的遗产我们必须继承，必须小心翼翼地抛出其意识形态性。我们目前学术界经常会批判教条主义，回归国学，但是却没有其他手段去剥除学术中的意识形态性，原因是我们从30年代以来，强调的不是意识形态就是教条主义。实际上，留美学者的研究代表着健康的史学方向。我认为欧洲汉学和美国中国学的发展框架，基本上概括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正视不同史学流派的发展，不论是对社会史的回顾，还是对未来史学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当代史因几乎与每个人的当下境况关系最为密切而倍受关注。但一个流传甚久、根深蒂固的偏见认为，当代人写不好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历史只能由后人来写，从而认为后代研究前代，隔代写史，是历史编纂的常态。这种偏见赖以流行的预设是，同时代的人、前人，自己不认识自己，自己看不清自己，只有到若干代甚至几十上百代之后才能由别人看清自己、认识自己。多年来，史学界实际上就是在这样的认识偏见指导之下自觉搁置了当代史研究的。应该说这种认识不无部分道理。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认识几乎完全抹煞了当代人写当代史所具有的后人所不完全具备的若干优势。其中最大的优势，就是当代人能直接观察、亲身感受、耳闻目染当代史本身，至少能部分地直观到历史的所谓“本来面目”。为人们所崇尚的“如实直书”的治史理念看来也只有在治当代史时才能部分地变成现实，——惟有它可以部分地诉诸历史本身来检验。所以严格地说，最可能真实的历史是当代史，因为在你描摹它时它还在，至少它还存在于你的印象和感受之中。笔者实在不敢相信，几十上百代之后的人比曾经生活在“民国时代”的人更能写好“民国时代”，正如笔者实在不敢相信，今天的史家竟能比司马迁更能写好秦末汉初的历史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