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的青山绿水下储藏了太多的能量，这些古代的能量也许压抑的太久，它们幻化成恶魔，在5月12日突然发泄了，一时间地动山摇，飞沙走石，美丽的四川在颤动，大山深处的汶川地区成了一片废墟。这股邪恶的能量还波及了四川周边的省市，让全中国人民震撼。要降伏地震这个恶魔就必须用另外一种力量，一场“人”与“自然”的战斗就这样展开了。

   在这个星球上在人类的历史上，人类和自然的战争就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洪水、雪灾、冰雹、台风、地震、海啸……人与自然不仅仅是在和平相处，人与自然的斗争甚至是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特别是在2008年的中国，真是一个多是之秋，春节时的雪灾把一个节日冻结在回家的路上，湖南的绿树和翠竹还没有从冰冻中抽出嫩芽，四川的地震又来了。

   四川是我的第二故乡，那里是天府之土，那里山清水秀，是国宝大熊猫的家。我曾经在四川重庆生活了十几年，那时候重庆还没有成为直辖市。当时，我走出校园在一个杂志社工作，在一个川剧团租房子住，那是一间十几平方的筒子楼，早晨会在咿咿呀呀的练声中醒来，美丽的花腔伴随着早晨的阳光让人陶醉。在川剧团住久了我就离不开那里了，整个筒子楼里的人都是我的朋友，作为一个单身汉我可以到任何一个朋友家吃饭。有时候我回来晚了，就会有阿姨来问我，想吃什么？我给你做。我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渐渐习惯吃川菜的，麻的，辣的，热烈得让人久久不能忘怀。四川人是那么豪爽、热情、善良、坚韧、倔强，他们不服输，不放弃，按四川话说“绝不拉稀摆怠”，遇事要“雄起”。后来，我又客居一所大学，还是筒子楼，咿咿呀呀的花腔被朗朗的读书声取代，那些漂亮的女生总是成群结队的，她们挺拔、灵秀、聪慧，在一个普通的地方有那么多漂亮的女孩集中，会让人恍惚，疑似在梦中。

   可是，就是这些热情、善良、美好的人如今却遭此大灾，怎能不让人痛心呢！四川给予我的很多，给了我知识，给了我友谊，给了我初恋……

当我得知四川发生了8级地震时，我的心一下就收紧了。我知道四川之所以叫四川是因为整个地形是以山为主的，特别是汶川就在深山中。四川人生活在山区，路难行，四川自古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说。四川地震伴随着的肯定是山体滑坡，又是雨季，还会伴随着泥石流。从听到四川地震的那一刻起，我就不敢多想，我守在电视机旁，几天看电视的时间相当于一年，那些被隔离在山中的兄弟姐妹，他们失去了家园，有的埋上废墟中，有的挣扎在泥水里，有的正面对着亲人的遗体哭泣，孩子没有了妈妈，老人无依无靠，男人妻离子散，姑娘没有了爱情。与世隔绝，音信全无。

   面对这么大的自然灾害，世界震惊，全中国都迅速动员了起来；面对自然灾害，人类就从来没有退缩过。我们不怕，我们不哭，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去和自然的力量抗争。我们用双手去拯救埋在废墟中生命。

在这场人与自然的战争中，国家领导人亲临前线，陆、海、空三军、武装警察、消防战士、公安干警从四面八方的赶来了，在短短的几天内十几万大军赶到受灾地区。与此同时，更多的志愿者正源源不断地奔赴四川，还有国际救援队，国际救灾物质在第一时间迅速着陆中国，这时的中国成了世界的中心。远在四川灾区的战斗当然不是孤立的，后方的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是坚强的后盾。献血的队伍排成了长龙，鲜血源源不断流向灾区；捐款箱出现在大街小巷，每一个钢崩都代表着人们的爱心。时间就是生命，人和死神开始行进第一场较量。

   “不管你在哪里，我一定要找到你。”

   “有一线希望，我们要用百倍的努力。”

   “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就这样一个个顽强的生命被挽救出来，在72小时后，在179个小时后，生命的奇迹不断的发生，废墟下的人们已经没有了呼喊，也没有了呻吟，却还有呼吸还有意志。

   在地震灾区有我的同学，他们的音容笑貌一直出现在我的梦里。从知道地震的那一刻起，我一直给同学打电话，可是，他们没有音讯。时至今日，我还有两个同学没有找到，他们都是老师，我希望他们能和自己的学生在一起。从已经联系上的同学那里得知，有两个同学在地震中心，所有的房屋都已经倒塌，联系上的同学已经无家可归，成了难民；没有联系上的同学也许还压迫在废墟和瓦砾中……在校友录上同学们开始捐款，这些最直接的捐款在24小时内就到了受灾的同学手中。

    昨天，我接到了一个电话，那是从遥远的新疆打来的。我的表妹在电话中对我说，她在大街上手捧着募捐箱走了一天，共为灾区募捐了4600元。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知道表妹是一个残疾人，她的行动需要拐棍的帮助，她的行走需要架着双拐一步一挪的走。她大街上走了一天，接下来她要在家里躺三天。她的双臂会红肿，腋下会磨破出血。在电话中她说，不痛，一点都不痛，我的这点痛算什么，还有人正压在水泥块下会更痛。当她在5月18号晚上看到我在中央电视台捐款的画面时，她又给我打来了电话。

   她说：“哥，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你参加了赈灾捐款我很高兴。”

   我告诉她：“表妹，我正在向你学习！”

《桃花》：是校园生活“后青春期”的绝唱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桃花》和《桃李》被称为姊妹篇，确实有它主题的持续性，就是对中国大学文化的一种关注。大学文化是个很复杂的概念，在当今中国尤其如此，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把握它、表现它。张者的把握和表现是独特的，是不可取代的，小说中透露出的讽刺性，有一种软幽默。从《桃李》到《桃花》，张者可谓是当代校园文学创作的第一人。

    作品反映了校园中硕士博士这些人后青春期的特殊情调。

张者的校园系列目前出了两部，主要写了两类人：一类是大学教授，被称作为老板、导师；另一类是学生，包括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从这两个方面，通过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心理、他们的性格，以及他们在当今时代面临的一种价值选择来表现当今大学校园文化的状况，这种文化的状况是青春的、活力的，也是矛盾的、混杂的。

    张者本身在大学读过研究生，所以他对研究生文化有一种独特的感受。在中国研究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群体，它不像本科生那样充满青春、活力、热情，但是他们又是激进的、前卫的、反叛的。我们把这种现象作为一种文化来讨论，它应该是一种充满青春感伤气息的校园文化。从这个角度说，我把它理解为中国大学校园里存在的“后青春期”文化。这种后青春文化在中国大学里有漫长的传统，它一直存在着，但我们一直没有去表现它。

    我们过去的小说写到大学文化，要么表现一种单纯知识分子的文化，写大学的教师，写的是大学的人文精神；写大学生，写的是青春的、新兴的、前卫的姿态。比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新的《无主的伴奏》等……但是，中国的大学文化是如此的丰富，如此的复杂，当代文学表现的却很少，至少说它不是文学表达的主导方面，不是重头戏。我们文学的主题还是现实主义，还是写作乡村，一方面写作苦难，另一方面写作乡村的一种历史，即使是写作城市，也是商业社会的白领阶层、白领丽人。我们对大学文化写的如此之少，从这个角度讲，张者写作是有独特意义的，他是当代用小说反映校园文化的第一人。

    大学生进入研究生阶段，由于他们的年龄已经大了，算是青春期的后期了。研究生心态，心理，欲望，状态都进入到了后青春期时代。张者的小说写了研究生的后青春的生活，小说写的十分充分，非常独特。这样的生活经验是带有很强的中国本土性质的，因为在西方的文化中是没有这种东西，不存在压抑的、变形的、扭曲的心态，也少有一种比较矛盾的价值选择。小说中的师兄姚从新，他要寻找处女，真是莫名其妙，这和现在的年青一代开放的、前卫的价值观念不同，所以他一方面被认为是情种，另一方面被认为是傻X。

    当然，小说是反讽的，夸张的和漫画的，但从姚从新的身上反映了研究生独特的文化状态。这种状态是中国研究生中存在的真实的文化心态，由于巨大年龄落差和复杂的心理状态，他们对生活有时是迷惘的，有时是夸张的，有时是自虐的。这种迷惘和当年张承志在《北方的河》中写的迷惘是不同的。80年代的迷惘是通过强烈的进取来摆脱自己的青春的困扰或者是青春缺失的困难。张承志表达的是迷惘的一代，也是被耽误的一代，因为文革十年，他们进入大学，年龄都大了。而《桃花》表现的是研究生文化和当年张承志不同，张承志所表现的是，考上研究生就意味着拥有了一个时代，意味着他站在了时代的前列，意味着他们就是一个大写的人了，就可以与北方的四条河搏斗了。但是在《桃花》里，你可以看到姚从新所代表的这样一代青年，他们也考上了研究生，但他们的内心已经没有了当年的自信，这样的一种迷惘还在困扰着同学们，他们还在艰难的选择。

    张者小说却不是在一种沉重中进行推进的，他很清醒的知道当代研究生对沉重有一种消解能力，任何所谓的沉重都会在笑声中被消解。张者的表达是轻松的，阅读的过程是愉快的，语言是幽默的，贴近研究生和大学生生活的，故事还采取了戏剧化的方式，在一种似是而非的情境中去表达，整个作品带有很强的反讽特征。

    《桃花》写了一些与《桃李》不一样的坚守。《桃李》更多的是拆穿，大学的教授、大学的知识分子的一种伪人文精神选择。在《桃花》中，则主要是表现方正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人文立场。张者的作品不是一味地把方正写成高大全的人物、正面的人物。方正是一个非常可笑的、自相矛盾的、面临困惑的，同时在生活中的选择也是经常处于错位当中的这样一种状况。张者试图写出某种相对开始增长的知识分子正面的坚守的品格。这是张者的一种探索。

     从整体上上来说，张者有他很独特的一种讽刺的意味。大学中还存在很多令人痛楚的东西，同时在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当中，我们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多元关系中，应该说大学精神与大学文化是有很复杂的内涵，同时有很深切的、很有力量的东西，或者说有一种痛楚的东西。张者基本上回避了这种东西。张者为什么会回避？或者说他为什么不去表现这些呢？张者追求的是一种讽刺性的小说，这种讽刺性甚至不是一种黑色幽默。它更像一种软讽刺，不像硬讽刺，不是像鲁迅的那种悲愤性的讽刺。它是比较温和的，是在寻找一种快感。在整个叙述中，它重要的是寻找一种快感，一种乐趣，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它继承了《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一些因素。当然，这是两个完全不同时代的写作，表现的是完全不同的人，但是历史的变化在时间的跨度当中变化得非常巨大。我们可以看到张者对讽刺小说的追求，对讽刺的语感的追求、效果的追求。这种追求是有它的共性和特点的。

     文学是个多元的时代，每个人有他自己的选择。张者选择了这种一种轻松的、快乐的、嘲讽的、调侃的方式，就放弃了悲怆的、沉重的、痛苦的、直击历史深处的东西。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二者如何结合，这不只是张者面临的问题，也是是当代中国小说、中国文学面临的问题。这需要做出更多的探索。

    桃花运也许是好运气，但好运气却是让人担忧的。

    桃花是鲜艳的，粉色的，但在桃花的摇曳中让人担忧。这或者是当代现实生活的写照，好事情仿佛很多，但总是让人不放心。桃花运来了也许就是美人计，人们已经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了，因为这个世界上的美人计实在太多；财运来了可能是骗人的圈套，因为这个世界上的骗子太多。我的一个朋友买彩票中了奖，可是他就是不相信，他认为这不可能，因为利用中奖来诈骗的案例太多了，结果真中了奖也不敢相信了，结果中奖过期了。

    我写了一部书，就叫《桃花》，其实写的就是大学校园内几个人走桃花运的故事。师兄走桃花运，师弟走桃花运，导师也走桃花运……

现实生活好像就是这样了，无论是真还是假，已经是真假难辩了。况且，假的东西的确太多了，小说中无论是师兄的桃花运，还是导师的桃花运都让人不放心，大家都防着，可是防不胜防。

    所以说粉红色桃花运是一种让人担忧的运气，桃花运来得总是很突然，很意外，这种突然和意外会让人担忧、紧张、刺激、害怕、却又身不由己，因为现实生活太单一、枯燥了，人们需要桃花运，又害怕桃花运。所以在《桃花》中一直有一种紧张感，总觉得要出事。

    《桃花》作为《桃李》的姊妹篇，它们是对应的。《桃李》写的是放纵，而放纵就会偏移，会出轨；《桃花》写了坚守，而坚守可能会固执，会保守。知识分子面对社会生活是“顺”还是“逆”呢？

《桃李》是动态的，人物和整个时候生活一起顺流直下；《桃花》却是收敛的，桃花是含苞待放的桃花，而不是花枝招展开放的桃花。

    《桃李》时期的人物是兴高采烈的，是欢呼着去拥抱一切的，每个人几乎都在风头浪尖上，都是站在潮头的。校园的围墙拆了，校园从封闭到开放。这的确是那个时段的现实生活。知识分子本来就是一个社会最活跃的分子，他们热情地拥抱社会，不但是经济发展的参与者，也是推动者。

    《桃花》中的人物试图坚守。校园的围墙拆了又建，这是一个奇妙的象征。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时候，吃饱了肚子就开始关心精神问题了。知识分子不应该仅仅是经济生活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是不是还应该是人文精神的坚守者？《桃花》写了知识分子的坚守，这种坚守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却又产生了另一种矛盾，坚守有时候却显得荒诞甚至可笑。那个一定要找处女结婚的师兄就不正常了，就成了人们嘲讽的对象，就产生荒诞的效果。

    俗话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顺之者倡，逆之者亡。”可是，在《桃李》中，顺者却亡了，在《桃花》中逆者也亡了。当代知识分子到底是顺还是逆，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代后记）

    4月11日王小波就离世10周年了，王小波都走十年了，让人觉得他没有死，活得比他身前还热闹。无论你是否喜欢王小波，他每年都会像刮风一样来到你身边。今年是十周年，风就格外的大了。

    李银河在博客上公开声明：“要去王小波插队过的云南陇川，去看看‘王二’和‘陈清扬’一起趟过的小河，还有他们两人避难的章风山。”还希望和王小波的“粉丝”一起去。此话一出立即引起了王小波众多“粉丝”的热烈响应，现在正是“粉丝”无理取闹的时候，有了理由那这热闹“粉丝”当然不会放过，迅速有400多人报名。

    于是，一个缅怀丈夫的个人行为，成了集体行为，成了和“重走长征路”相提并论的“重走小波路”。居然还成立了组委会。

    据说李银河还充分尊重了王小波的“自由”这一精神特质，把王小波“特立独行”的风格发扬到底，参与者均按自愿、自助、自理的原则，以自己的方式到达云南陇川指定地点。

    重走小波路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希望能培养一批喜欢纯文学的读者，真正追求文学中的美。如果有更多人有对纯文学的热情，生活质量还会提高。”

    据说，在王小波逝世8周年纪念日时，就有人“重走小波路”了，还去过小说《黄金时代》的场景……云云。这很荒诞，写小说和拍电影差不多了，还有实景。大家都知道小说是虚构的人物和场景，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在现实社会中不可能找到所谓的实景。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小说，是一种无理和无趣的行为。

   李银河带领一群人去找王小波小说中的地方，这种行为有点荒谬，聪明如李银河者难到连这点常识都不知道？完全是一个妄人。

   李银河应该学习一下王小波的特立独行，一个人去“重走小波路”，这也许可以医治一下失眠，你一个人生活失眠在所难免，当初崔永元“重走长征路”据说就治好了失眠。真的，你一个人默默地去看看和王小波生活的地方多好呀，这种行为是真正的艺术，这是最好的纪念，也是对王小波的尊重，这其中有一种催人泪下的美。

   一个个人的行为弄得天下皆知，这样前呼后拥的，让人不由得就联想到了金庸小说中的人物，魔教的天下第一大小姐任盈盈来了，各路英豪一路上顶顶膜拜的。你这是要成为天下第一遗孀呀，你这样折腾连王小波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了，难到你不怕王小波在另一个世界再发心脏病。

    王二和陈清扬是小说中的人物，王小波和李银河是现实中的人物，这样把小说中的人物和现实中的人物混为一谈，你不怕有“粉丝”指着那山坡上的一处草窝问：李老师，嘻嘻――这就是你当年和王小波在野外“战斗”过的地方吗？读者都知道小说中有王二和陈清扬在山坡上干活，裸体、交媾的情节，李银河也是一些粉丝的奶奶辈了，碰到这种问题你也不怕难为情，既便你是性学家。

    你的怀念让人可疑，这样轰轰烈烈的，你有机会静下来怀念吗？这让我想起一句唐诗，真是：飞流（王小波）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李银河）落九天？

    你这样重走小波路天下人都知道，媒体那还不忙疯了，在这种闹腾中王小波的书不知不觉的又发了一轮，版税不知不觉的就进了你的腰包，你让这么多王小波的读者为你一路壮声势，还让人家自己掏腰包，还美其名曰：特立独行，这概念偷换的真巧妙，“自由”变成了“费用自理”。这不厚道，有点把粉丝卖了，人家还替你数钱的味道。

    看来只有等到王小波死后50年才能得到安宁，因为根据著作权法，著作权人在死后50年，其著作权就归公有领域了，也就是说，那时候任何出版社都可以出王小波的书了，而且还不用支付版税，到了那时候也就没有人炒作王小波了，因为没稿费了。

    我这样说也许有人会骂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其实明眼人早就看出来了。早在去年三月著名批评家李美皆在《文学自由谈》上就明确指出：

    “王小波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自由作者，生前许多作品都无法发表，但是却于意外死亡之后，迅速地蹿红起来了。王小波的蹿红跟李银河有重要的关系，是李银河、出版商、媒体、从众的心态加在一起，共同打造了王小波现象。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王小波，是李银河时代的王小波，是李银河的王小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王小波，是市场经济时代的王小波，是商业化的王小波。”

   “王小波在自己的时代很寂寞，在李银河的时代却又有点过于繁荣，他的身后繁华几乎和生前寂寞同样不正常。李银河的炒作更加证明了王小波不是一种文学现象，而是一种文化现象。王小波是一个拙于面对媒体的人，而李银河恰恰在媒体面前风云叱咤、大放异彩。不得不承认，李银河在炒作方面天分奇高，很懂得利用现代传媒手段。”

    “王小波已经成为一个文化卖点，王小波已经成为一个商业附庸。当年作品发布出去仍然关在屋子里执著地写的那个王小波的身影是那么重，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王小波的身影又是多么轻！王小波是否正在经历着失重的痛苦？又是谁使王小波失去了重量？”

    “不能说全部是李银河的责任，但李银河至少应该反思一下。李银河编选王小波文集功不可没，但她对于王小波的这些纪念或者说炒作，又实在有点走火入魔了。如果她认为这是对王小波生前寂寞的一个补偿的话，那无错了，王小波并没有真正得到什么，得到补偿的与其说是王小波，不如说是她本人。她现在比王小波生前要风光得多，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王小波。这样的结果甚至会令人怀疑：她到底在炒作谁、推销谁？”

   如果你是粉丝，在王小波纪念日你可以泡好茶，打开窗，借助四月明媚的阳光，手捧着王小波的小说，和他在小说中交流；如果你是遗孀，你可以在王小波的忌日，点燃三束香，坐在王小波曾经坐过的写字桌旁，闭上眼睛默默为他祈祷，让他早日托生，你下辈子还嫁他，希望他再次成为一个作家，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毕竟缺少好作家呀。

    最近有同学叫嚷着搞同学会，理由是大家毕业这么多年了，好久不见了，部分同学已经失去了联系，搞个同学会有老情人的见老情人，没有老情人见见过去的兄弟。有部分同学混的不错，教书的成了教授，从政的成了高干，经商的成了大款，媒体的成了名记，从艺的成了大腕…….最关键的是大部分同学还什么都不是，和这些成功人士见见，让他们显摆、显摆，他们显摆够了希望他们也拉兄弟一把，大家共同进步。有这种希望的同学就想搞一个新的同学录，这样将来联络起来也方便。

    在登记新的联络方式时，一位当公安局局长的同学打趣说：校友录其实就是腐败分子的联络图。大家哄的就笑了。公安局长同学说，你们还别不信，我办的几个案子，腐败分子在交待问题时就拿出了同学录。

    同学之间的名堂可多了。经商的同学和从政的同学勾结――可以搞项目，有内部消息；从政的同学和当教授的同学联系――可以读博士，将来升迁的更快；当教授的同学找媒体的同学――可以提高知名度，成了名教授好卖书；就是违法乱纪的同学也可以找当警察的同学，希望法外开恩……

   同学找同学好办事，大家都是兄弟嘛！这年月什么是兄弟？兄弟就是在一起“扛过枪的，嫖过娼的，同过窗的。”

   扛过枪的当然指的是战友，这是同生死共患难的兄弟。既便是现在没有战争但训练也很累呀，那也是一起摸爬滚打的兄弟。

   在一起嫖过娼的当然是兄弟了，说不定还是被一个小姐伺候过的“亲兄弟”。没有兄弟般的关系怎么会一起去找小姐。

   同过窗的也就是同学，这种兄弟比前两种兄弟更重要，特别是大学同学，有的还是硕士、博士的，前途无量呀，这样的兄弟当然对将来的事业大有帮助了。上大学不在于学了什么？关键是有一批同学，这批同学就是一个关系网，当然现在叫“人脉关系”了。自从叫人脉关系了，这关系网也就能摆在桌面上讲了，企业在招聘的时候特别关注这个。有没有人脉关系已经是现代社会衡量一个人有没有能力的关键因素。同学们都重视这人脉关系了，所以要搞同学会，要弄同学录。

    我的同学却把同学录说成腐败分子的联络图，这种说法狠了点。本人还是坚持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同学都想搞腐败，人脉关系反正是现在社会不能少的，特别是我们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特别是我们正大力提倡和谐社会的今天，通过这人脉关系可以更好的干好本职工作嘛，也可以帮助他人呀！嘿嘿。

   如果这位同学的说法成立，校友录成了腐败分子的联络图，大学岂不是成了培育腐败分子的基地。这样推理会让人吓一跳，让人流冷汗的。（摄影：廖韦佳）

一谈到学术腐败问题人们都会鼓足了干劲在那里捶胸顿足，大声疾呼。喊声就像雷鸣；叹息犹如刮风。愤怒、感慨、诅咒、谩骂、无奈等等……各种情绪化为冰雹，化为了及时雨，漫无目标、铺天盖地而来。可是，当雨过天晴之后，你发现那腐败之花还在开放，而且开得更加妖艳，飞沙走石，电闪雷鸣，倾盆大雨对其没有作用。这是什么原因？原来是这腐败之根在大学校园里，在这个被全社会精心呵护的温室里。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去年的一件事，我的一个学弟很郁闷地告诉我，在毕业时他曾干了一件“傻事”。班上的一个同学毕业论文完全是抄袭的，他发现后揭发了，结果那同学受到了学校的处罚，没拿到文凭。于是，同学们把我的这位学弟当成了异类，当成了不光彩的告密者。毕业前同学们相互告别聚会，喝酒。大家互相请客，可是没一个人请我的学弟，而那个抄袭者由于没拿到文凭，成了同学们同情的对象，大家都请他喝酒，问寒问暖的。同学们对我的学弟却敬而远之，他成了孤家寡人。

学弟在我家喝酒时，他说起了酒话。学弟说大家花那么多钱来上大学都不容易，告发同学剽窃论文，害得他拿不到文凭，找不到工作，实在内疚。再说抄袭论文又不是他一个人，这对他不公平。学弟走的时候有点醉了，说回去给那位同学道歉……目送喝醉了的学弟离去，我无言以对。

如果说大学校园是培育学术腐败的温室，那么导师的职称评定方式和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方法是培育学术腐败的两大园地。

在大学校园里老师评职称已经成了日常生活，评职称已经成为了常态，无论你所谓的成果有没有价值，只要论文发表了，只要出了书，再加上在校园里的年限，职称自然而然地就评上了。一个大学生毕业留校，二十多岁吧，几年下来就是讲师，过五年就评上了副教授，再过五年就评上了教授。从一个大学生到教授也就十来年吧，四十来岁就功德圆满了，伴随着这个四十来岁的教授也就著作等身了。从表面看这是可喜可贺的，因为我们有了这么多这么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教授，中国的发展后继有人，而且人才济济呀。

可是，你不能认真研究这些教授们出的书和发表的论文。论文虽然都是所谓核心期刊发表的，但大部分都是垃圾，都是东拼西凑的。过去拼凑一篇论文总还要用剪刀、胶水，总还要到图书馆泡一段时间查资料，现在基本不用了，有了电脑，把自己需要的关键词输入，在电脑上搜索一下，什么都有了。然后就是复制、粘贴，一篇论文在食指的点击下，通过鼠标很快就出来了。要把这样的论文在所谓的核心期刊上发表并不难，只要交版面费，一篇垃圾文章几天后就能收到录用通知，根本没有什么评审。对个人来说为了评职称交几千块钱算什么，职称评下来后各种待遇都有了，要不了多久版面费的钱就赚回来了。对核心期刊来说，靠发行量无法支撑自身的生存，收点钱刚好解决办刊经费紧张问题，这真是双嬴呀。

论文是花钱发表的，那书呢？书更不用说了，让自己的弟子每人负责一章或者一节，自己写个序，组装在一起，署个主编的名一本书就出来了。当然弟子也要署名的，而且是一长串，因为将来弟子毕业了也要评职称呀。导师用了弟子用，师哥用了师妹用，一本书可以在评职称时一用再用，这算是多嬴。

评职称世俗化后，职称已经无法衡量一个人能力，更显现不出职称应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