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如何驳斥希特勒？

傅国涌

上世纪三十年代算得上是中德关系的黄金时代，大批德国专家、军人受雇于当时的南京政府及军队，中国大量从德国进口机器、武器，不仅官方关系密切，民间的友谊往来也很多。当时正逢希特勒在德国政坛上崛起，并掌握政权，法西斯主义一度令国民党内许多人乃至一些知识精英迷醉和向往。直到1937年12月日军兵临南京城下，德国大使还在出面调停。中德关系真正出现大转折是在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向全世界做的那次著名广播演说之后。这次演讲一直持续了3个多小时，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德国内政的，外交方面对中德关系虽只字未谈，但对中国人而言，有很致命的内容，因为其中伤及了中国的主权与尊严，一是他在演说中攻击国联，说国联成了几个强国的工具，德国反对国联，现在已决定就要承认“满洲国”。二是他认为亚洲的危机就是共产党，在痛骂了一番苏联之后，他称许日本是安定东亚的力量。对于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在中国烧杀抢掠，造成南京大屠杀等惊人事件，他完全忽略不计，同时，毫不顾惜中德之间长期建立起来的关系，公开向全世界表明支持日本侵华的立场。

    第二天，“报人中的报人”、主持汉口《大公报》笔政的张季鸾就在报上发表了第一篇评

论《中德关系大变化》，他在谴责了希特勒的讲话是自食五年前“不承认”的约言，是“奖励罪恶”之后，理性地指出，这只能代表国社党，不能代表一般德国人，“我们深知多年来有不少的德国文化界、军事界的名流同情中国，赞助中国，也认识中国。并有不少的工商业家愿助中国发展实业。而在中国各公私机关服务的德国客卿，都是非常勤劳、非常努力。……德国国防军干部多年同情中国，对于中国国军的建设，与以精神的援助。这些情形，是中国国民一般感念的。”没过几个月，希特勒政府就正式召回在华的德国顾问团，理由是要严守中立，当然，在承认“满洲国”之后还说什么“中立”，自然不能自圆其说。这个顾问团在华已有近10年历史，最多时有60多人，当时还有30多人，几任总顾问塞克特大将、法根豪森大将都是享有国际声望的军事家，其他顾问大多也是学有专长的退伍军官，他们都同情中国的处境，抗日战争爆发后依然愿意做中国患难中的朋友，奉召回国实出于无奈。

张季鸾对希特勒的驳斥主要是1938年2月24日发表的《“文化”及“人道”》这篇社评， “余始终认为日本是做‘文化’及‘人道’保障的一个力量。”这是希特勒演讲中赞美日本的一句话，他为此诘问希特勒，在德语中“文化”和“人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华的德国人很多，还有使领馆、新闻记者，身为德国元首，希特勒一定知道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包括杀害大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任意地杀戮平民，奸淫中国妇女，并以残忍的手段杀死，乃至割乳毁阴、暴尸市上，这种暴行不是个别的、偶然的，在各个广大的占领区域内都是如此。难道这就是德国元首所赞美的“文化”和“人道”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保障”？他接着指斥：

“我们愿正告希特勒先生：老实说，承认伪国，中国人还不怒。因为揭穿了讲，国际上只是论利害，你们勾结日本，是你们的事，收回失土，是我们的事。……我们的领土主权毕竟在自己守不守，不在别人认不认。所以承认伪国这件事，中国人失望则有之，愤怒则不必。其所不能不愤慨，同时不能不好笑者，就是这恭维日本的一套说词。德元首的权力虽大，但断不能以一手遮尽天下人耳目，不能把世界人类共同观念中的‘人道’、‘文化’这样逆解。”

季鸾先生见识高远，能见常人不能见，足以成为新闻从业者永远的范式。在民族危亡续绝的关头，他耿耿在念的竟是这些普世公认的“人道”、“文化”价值不容亵渎，所以，他要堂堂正正地忠告权倾一时、不可一世的希特勒，要想帮助日本尽管去援助好了，却不必套上“人道”、“文化”的美名。

在真理的祭坛前

傅国涌

虚荣的花朵，无边无际，不分时间地开放，我来到真理的祭坛前，没有虔诚的香火，没有幻想如火如荼的红烛，天空辽阔得不留下一丝白云。不需要月光的装饰，也不必有白云的图案，有了天空就已足够，真理不要过多的解释和说明。

人啊，在亿万次反反复复的血与火中，早已洞穿了生死的秘密。任何假情假意的下跪，都带有太多的奢望和企图。绝望的大地总在盼望着，有一个冬天，或者每一个冬天都有一场漫天遍地的大雪，雪花一朵一朵开满黑暗、肮脏的角落，等待奇迹生长出一个纯洁的幻愿。

多少次白雪飘满世界，多少次覆盖了谎言和真理的祭坛，多少次又在白雪流泪的时候，重露出全部狰狞或善良、丑陋或美丽的面孔。雪啊雪，你徒劳地欢歌，徒劳地悲歌，你的生命只在人们望穿双眼的期盼，等来的却仍是泪水汪汪的晴天。

在真理的祭坛前，雪，一片片落满了真诚和虚伪的祭者，去者和来者，已死的和未死的。人依然活，雪依旧来，河水依依地流走，梦般消逝的是我们的生，还有什么话可说吗？——雪何时再来？雪片落满我的头发和双肩，我置身在茫茫雪野中，天渐渐地暗下来，我和雪一块等天亮、等太阳，或者下雨，诗人曾说雨下在雪地上，会泪痕纵横。我真想看看最美好的雪怎样地哀伤，怎样地哭泣……

远行之前

傅国涌

（一）

太阳底下，点燃蜡烛，微弱的光，只是一个无力的小红点，成为生活不可逃避的嘲笑。只有无知和愚昧喧嚣着，奔向幸福的无聊。

流产的梦，常常连鲜血也没有，哭泣最终谱不成或以在黄昏歌唱的曲子，而太阳每天画完一个悲壮而感伤的句号，就无奈何地沉下去了，沉在一个我们永不知道的地方。

想告诉无药可救的土地，怎样病会痊愈，怎样伤痕会弥平，怎样黑夜会过去，健康会开花，虚荣不再有果实，都是强心针在僵尸上徒劳的努力。

抬起头颅来吧，每一朵云都没有重复天空的诺言，每一阵风都朗读着秋天残废了的黑夜，月已破缺，所有星光集合在一起也补不好黑暗的完美。

点亮了蜡烛，已到早晨满天红霞的时候。打开手电，正好中午日光垂直。等黑夜和坟墓般耸起孩子的恐惧，道路模糊得象是瞎子的世界。

梦中挥手的时刻，没有太阳高照，即使告别是没有相逢的永诀，即使阴沉的脸和被乌云篡改的天空一般低沉，我手中一支光线微弱的红烛，也决没有畏缩的脚步。永远坚决地相信，心中的烛光是不会熄灭的，即使照耀不了覆盖大地的苍穹，也要点亮生命的烛火，烧成熊熊烈烈的一大片……

（二）

梧叶招展着，如风中的旗帜，坟墓和太阳并排升起，高高在上，时间曾经模糊了说不清的天空澄明的白日，我想起的只是一个阴暗灰涩的黄昏。

没有落日的悲壮，没有晚风的平静，甚至没有一只乌鸦在树枝上空飞过，我一个人来到空旷的石子滩，这是很久以来的习惯，这片世界以一片石子滩的广阔和忠诚引诱着我。

我一块一块的数着眼前的石头，数到筋疲力尽的时候，就仰头躺下，在黄昏的石子滩上，看熟悉而陌生的苍天。暗灰色的黄昏，和没有梦想的石子一般，平静得仿佛失去了全部生命。

有时也偶尔掷出一块小石子，试图投向很远的地方，最好是眼睛都望不见的地方，可惜每一次石子总是在不远的滩上或坝上落下了，难免感伤地记起卡夫卡的一句话：

石头落在哪里，路也就伸到哪里。

难道这就是命运吗？我实在无法知道，每个傍晚，每个夕阳西沉的黄昏，或者阴晦的天气，我都只能这样穿过春天和夏天热闹的草地，穿过秋天和冬天冷落、荒凉的小路，到这片开阔的石滩上来，也许是在等太阳落山，也许是在等月亮升起，或者看看星星。

因为我从来没有相信过，石头落下的地方，就是坟墓生长的地方。我只知道，石头落下了，太阳就会在那里升起，除非坟墓和太阳并排，象我一个幻觉般的镜头。

秋天最后的草地将会消逝，石子滩会永远留下来，留给我的脚步和影子，我会挣扎着茫茫宇宙中灰尘般的身躯，抓起又一块的石子，尽力扔向太阳会诞生的地方。如果太阳注定只能和坟墓同时出现，诞生即是死亡，我也心甘情愿地躺在死亡温暖而残酷的怀里，瞻望最初诞生的辉煌。

（三）

记忆里的帆，在黑夜的海上，早已如梦话般的消失。许多流泪的小女孩都长大了，白鸽在晴朗的窗台上纷纷飞走，乌鸦一群群在太阳的身边徘徊，这里已没有太多美丽的消息。

所有广阔的黄昏，都被流放为一片没有生命的沙漠。我在祝福和诅咒中站立，只有脚下骚动的海洋和头上无底的天空。都是因为夜的秘密和另一个冬天开始的诺言，我的影子才和地震般的痛苦，穿过火山爆发的一个个瞬间，想找到很久以前见过的一朵紫兰花。

也许花早落了，也许太阳还会再来，我的胡子长成了一片岁月无奈的森林。在路上只剩下说不尽的干渴，夸父曾经累死了，临死喝完的大泽水，早已是神话和历史的荒滩。我到哪里去，这条路上，只有幸福地累死，只有鲜血干裂成一朵朵小花，潮水般开在死亡的大地上。

那时夜早已无所谓，帆也无所谓，前行的路断了，眼前展开的是不可跨越的死亡之流，广袤、无垠，恐惧、颤栗。我累得只留下最后的一口气，有水吗？我问天空和大地，没有回答的沉默，我躺下了，一切许诺都变得空空落落，一切青春和爱的传说都和谎言一样可恶！自下而上的平平淡淡和这时干裂的嘴唇，终于知道，理想就是不可挽回的步入鲜血开花的路上，累死英雄般的骄傲，和懦弱者可怜、可鄙的嘲讽。你怕吗？如果不敢睁眼看着紫色的血污怎样开出花，你就不要上路，你把梦帆早一点沉入夜海！

歌声已远

傅国涌

虚假的誓约伴随着空洞的岁月，流淌在冰冷的雪地上，雪水融融，梦幻般的歌声，在天寒地冻之中渴求温暖的问候。

远走高飞是鸟儿们永远的心愿，可是最终谁也走不出大地之外、天空之外，走不出冬天之外、夏天之外，生命里除了苦守季节，只有一片天地空旷地苦守着你我。我们的真诚只是遥远的孤独，我们的激情只是无边的黑夜，夜长得没边，可是有边的白天又能如何？

歌声已远，草地岁岁荣枯，无视人间风景的变化，纷纷凋谢的不是落花和落叶，而是你我的青春和梦想。年华似水，在水中默默流走的难道仅仅是似水年华？

脆弱的翅膀在风雨里会变得坚强吗？然而脆弱与坚强之间横亘着一条生生死死都勘不破的河流，河流滚滚，流不动茫茫红尘。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在来去之中反复的故事都已陈旧不堪。歌声已远，花开花落一样的不再新鲜……

完成对毛**神话的解构

——读张戎等《毛**：鲜为人知的故事》

傅国涌

   毛**死了三十多年了，他留下的巨大阴影依然覆盖着广袤的中国大地，他无情的梦魇依然萦绕在十几亿中国人心头，他的神话在权力的刺刀和谎言精心编织的花环重重守护下，依然挥之不去。解构毛泽东神话也因此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问题之一，21世纪中国人要走出专制的胡同，重新找回做人的尊严，确立人的价值和生活的自信，这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如何对待毛神话和毛留下的遗产也是对每个中国人常识和人格的考验。从本质的意义上说，毛神话就是57年来一切中国大灾难的根源。57年前站毛在天安门城楼上郑重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实际上站起来的只是他一个人，因为他是“人民”的化身，他与“人民”合二为一，他是一尊古往今来、前所未有的“人民神”。1949年的历史变动被毛和他的追随者们称为“解放”，实际上，解放的只是毛一个人，他赢得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自由，超过历代君王的自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和尚打伞”，他玩尽天下美女，占尽天下风景，骄奢淫逸，却以爱吃辣椒和红烧肉和打补丁的睡袍、毯子之类的特殊癖好，编造了朴素的神话。他把天下玩弄于股掌之上，让一切党国功臣、元勋策士拜倒在他的胯下，以炉火纯青的古老帝王术，穿上“人民”的外衣，将那些自始至终对他诚惶诚恐、附首贴耳的驯服工具一个个击倒在地，再踩上一脚，甚至置之死地。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的下场众所周知，即使侥幸活到1976年的周恩来、朱德，他们的命运遭遇也一样好不了多少。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当中，也许毛泽东才是最有资格称“孤”道“寡”的人物，他是没有帝王头衔的帝王，与他无所不用其极的残忍相比，与他红色油彩涂抹、金粉装饰的愚民骗术相比，与他现代包装的权谋、诡计和统治方法相比，历朝历代的暴君都注定了望尘莫及、相形失色，包括无道著称的那个纣王，也包括焚书坑儒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在内。

毛**神话最初是在陕北的土窑洞里完成的。最早略窥其中端倪的翻译家、作家王实味，在延安的报纸上一篇杂文《野百合花》呼唤人性，遭到灭顶之灾，成为刀下游魂。那个年代，包括美国红色记者斯诺、中国民间报纸《大公报》和《申报》的记者范长江、俞颂华等人都曾造访延安，但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现，什么也没有察觉，只有五体投地的佩服，无论是对毛还是对他掌握的红色团队（也许他们到延安早了一些，毛的花花肠子还没露出）。1944年，一个耳朵有点聋的民间报纸《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到延安采访，虽然也是走马观花，但他却洞见了毛**神话的奥秘，在他的传世之作《延安一月》中有准确、传神的记录。1949年，毛泽东平定天下、登上大位之后，举国上下曾经沉醉在改天换地的欢乐气氛中，对毛的膜拜开始遍及大江南北，每个角落、每一寸土地，连世世代代贴灶神的农民灶台都悄悄地换成了毛像。毛神话成了中国有文字以来最大的神话。神话的建构和普及当然伴随着血腥和杀人不见血的精神绞杀，从知识分子阶层开始，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同社会阶层的中国人先后都遭逢了旷古未闻的洗脑、剥夺和无情的管制、无所不在的桎梏，农民被钉死在故土家园的土地上至少有三十年，号称“领导阶级”的工人也没有一天真正当家作主，即使是追随毛集团打天下的人们上至国家主席、元帅将军、封疆大吏下至普通党员、基层干部，也很少有人幸免挨整、受冤的命运。一句话，毛泽东与所有中国人为敌，与整个世界为敌，与全人类为敌。他以为自己就是神，他以为自己的智商和性格足以主宰大地万物，所以他在最狂妄的时候不惜与自然为敌，比如大跃进之类。饿死几千万生灵，他不为所动，向来乖顺、参与制造了毛神话的刘少奇紧张了，怕在历史上留下骂名，刘的悲剧由此拉开序幕。

三十多年过去了，毛死骨早寒，但毛依然是一个强有力的不可批评、质疑的神话，他的画像、尸体都停留在中国的心脏，他像符咒一般为继承他遗产的强权看家护院。当然，以中国之大，57年来也并非没有人看透刺刀与谎言曾层层保护的毛神话。在50年前那场引“蛇”出洞的大“阳谋”中，洞若观火的储安平先生在给“老和尚”提意见中，虽然温和却一针见血地把矛头指向了“党天下”。另一位在西南联大深受学生喜爱的政治学教授张奚若提出了十六字批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锋芒所向直指毛神话。在他们之后，北大才女林昭、会计学家出身的顾准先生、研究爱因斯坦的许良英先生等人，在长夜难明的沉沉黑暗中，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先后窥破了毛神话，开始探索一条新的道路。

毛驾崩以后，毛氏权力衣钵的继承者，虽然都是文革劫难的幸存者，受过毛的非人对待，吃了无数的苦头，但是一旦翻过身来，他们马上明白毛的神话不能破灭，要尽最大可能去维护虚幻的光环，反正中国人容易欺骗，中国人天生胆小，因此才有“三七开”的官方定评。当然，“三七开”的紧箍咒不可能约束所有国人，不可能约束先一步具备了独立思考能力的部分国人。因此，二十几年以来对毛神话的质疑从来没有中断过，解构毛神话的努力有了重大的进展，张戎夫妇的这本《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就是最新的一个大收获，从文本上说，可以说，以此书为标志对毛神话的解构已接近完成。所以，我们也可以将此看成是研究毛泽东的颠峰之作（尽管此书本身还是也有一些遗憾，我后面再讲）。

这本书面世之前，在毛神话覆盖不住的香港和异国土地上，解构毛神话的中文著作已出版了不少，其中至少有五种曾引起中文读者的广泛共鸣和称道，包括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受到李慎之生前激赏的那本王若水遗作《新发现的毛泽东》，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以及何方的《党史笔记》。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这些书的先后问世，毛神话已经是千疮百孔、支离破碎。前段时间，有朋友借给我沉甸甸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原本想关于毛的书读得太多了，早已腻烦，对此书也未寄予厚望。没想到一拿起来，就放不下了，书中确实提供了大量第一次公开的史料，不时给我带来新的阅读惊喜。

毛**神话留下的遗产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负面的，他活生生地切断了中国的文脉，不光是切断了文化之脉，将绵延数千年甚至更久远的文化扯成了断线的风筝，蛮横地拒绝了中国文化中一切温暖的有人性底色的因子，更可怕的是他实际上切断了我们的文明之脉。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本来脉络是清晰的，哪怕是在战火不绝的军阀时代、日本入侵时代，泱泱民族也知道自己的位置，明白未来的方向，那就是最终要归入人类主流文明，与世界文明接轨，而毛以一己之私垄断政权、主宰山河，荒唐地把中国推向了一片无底的泥潭，还要美其名解放中国，将自己的天下称为“新中国”，将以往的中国看作“旧中国”，毫不留情地要斩断与过去的一切联系，从头开始在白纸上画画，整死多少人、饿死多少人、杀死多少人统统都不在乎。他空前地强化了现代时空下的专制帝统，本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都因为遭到举国的唾弃而昙花一现，中国开始与绵延近两千年的“秦政”告别，而到了毛手里，他不仅要学习“秦政”，而且变本加厉，自称“秦始皇加马克思”，当然在他身上闻不到多少马克思的气味，更多的是斯大林的气味，说他是“秦始皇加斯大林”恐怕更为准确。他的肉身统治这个国度长达27年，他的神话至今没有被官方抛弃，他确立的统治思维和统治方式绵延至今。他强势扭转了晚清开创的现代化进程，把中国纳入他的阶级斗争战车上，这种扭转是全方位的，从政治、经济、文化到社会各个层面，政治现代化虽屡经挫折，但追求民主的线索始终没有断过，即便是在抗战期间的重庆，只有到了毛这里，通过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然后到50年前发生的铺天盖地的反右运动，将此前接受过健康文明教育的知识分子，呼吸过欧风美雨，对法治、人权、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有着清晰认知的那一部分人，几乎全都打入了十八层地狱，这些人大多数未能熬过寒冬，活着走出“文革”，在身体上消失了。他们的离开，放在整个现代化史上，意味着上百年来本民族政治现代化的一点微弱积累归零。从顾准到许良英、方励之再到李慎之，到“文革”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从零起步，通过痛苦的反思、追寻，最后才好不容易重新摸到现代文明的门槛，重新认识到人类普世价值。他对经济现代化的摧毁，至少将这一进程推迟、延缓了半个多世纪，通过没收、改造和公私合营等手段，晚清以来成长起来的整个实业家、金融家阶层，几乎被他连根铲除。就是在面对国有化、集体化的经济发展，他也要时不时地把经济大树拔起来检验一下是否符合他的意识形态标签。与上面这些相比，最可怕的还是他对人性的灭绝和对道德的践踏，他通过一系列的自上而下、人人过关的政治运动，将整个民族带入了一个不讲人道、不讲亲情的万劫不复的深渊，在他统治下，这个古老民族的整体道德水准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其后遗症震荡至今，在可以预期的时间内还看不到好转的迹象。从这个意义上看，历史上的暴君没有一个可以与他相媲美。他嘴上念叨着什么“为人民服务”，“人民”其实就是他自己，他说谁不是“人民”，谁马上就会失去“人民”的身份，“人民”是他的护身符，是他得心应手的道具，也是他用来打人最方便的武器。他在本质上和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一样，洪打着“上帝”的旗号，他打着“人民”的旗号、“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只是他在权谋、手段上要远高于洪，他更具有蛊惑人心的一面，他的说辞、表演欺骗性更强，他遇到了一个历史契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日本侵华，所以他要“感谢皇军”。

三十多年了，尽管神话已渐渐残缺，太阳将要落山，但毛的神话仍然渗透、弥漫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无处不在，无时不能感到。这个时候，《毛**：鲜为人知的故事》的出现虽然在现实中还不能给毛神话致命的最后一击，但它对于解构毛神话无疑将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如果说前面五本书对毛神话提供的都不是全景式的、系统全面的解构，那么，此书对毛一生的各个阶段都作了新的解剖、彻底的解构，历史的手术刀所到之处，骨肉皮筋无不逼现，原形毕露，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不光剥下了毛身上的最后一件亵衣，而且把他的身体、灵魂都剖开了。在这一系列史书面前，毛神话只剩下了一堆可怜的废墟。现在的问题只是大多数同胞还没有机会读到这些书，不过这只是时间早晚问题，要紧的是解构已接近完成。

《毛**：鲜为人知的故事》与前面五本书，与其他的许多研究，包括对胡风案、对反右、对文革的研究一起完成了这个解构，其贡献是无须置疑的。我以为，如果将此书看作是政治读物几乎是完美的，但作为历史著作也不是没有任何遗憾，特冒昧提出一些个人看法，求教于作者和各位读者。比如作者先入为主，先将毛泽东定性为一个魔鬼，也就是观点先行，再收集资料证明这个观点，而不是先有历史事实，再在事实的基础上逐步地得出结论。这样做作为畅销书当然没有问题，作为严谨的历史著作就显得主观了一点、简单化了一点，少了一点对历史更丰富、更立体的理解和把握。比如说作者过分强调了毛个人的人品、性格等主观因素，如果把毛放在整个中国文化、20世纪动荡背景以及特殊的革命造反环境下进行考察，他个人之所以最后成了超级魔鬼，应该有更复杂的原因，其他人包括整个打天下、坐天下的集团，都要负各自的历史责任。这一点在书中并不突出。对毛的心路，他在走向革命以及掌握绝对权力过程中的内心轨迹缺乏较为贴切的理解。当然，这本书从写作到出版方式，完全都是按西方畅销书模式打造的，先有英文版，再有中译本，其用意就是要制造轰动效应，因此落笔之时处处考虑到西方人的口味。拿它与前面五本书比较，我觉得也可以看出各自的长处，比如要深入了解1949年以后的二十七年，我们还是要看《晚年周恩来》；要搞清楚毛泽东杀AB团这段历史，我们还要看《新发现的毛泽东》；要明白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运动也就是毛在党内成为神的来龙去脉，我们还要看《党史笔记》和《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从生活中近距离观察、理解毛泽东，我们还要看《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要明白1959年的庐山会议，我们还要看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然而，只有它才是一部集大成的毛传，即使有些不足和缺陷也掩盖不住它散发出的光芒。特别是在世界上已经有了那么多不同版本的毛传和研究毛的著作后，这本书还能挖掘出新材料，写出新意，确实难能可贵（当然也因为刻意求新，为了标新立异，有些史料并不太可靠，比如关于几个“红色代理人”的证据都嫌不足。）这部书在前面许多书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了对毛神话的解构，我想说，此书中文版的意义远大于其他文字的版本，毕竟解构毛泽东神话首先是中国人的事。在这个意义上，这应该是一本全体中国人的必读书，张戎这个名字将因此而进入2006年的编年史。

                                                                          2007年1月27日  

庐山上的邮电检查

傅国涌

庐山是有名的避暑胜地，因为蒋介石喜欢夏天上那里办公，各路军政要员上山汇报、请示，络绎道上，牯岭成为政治的中心，号称“夏都”，聚居三四万人，光是轿夫就有四千多人，一到夏天山上热闹非凡，而且五脏俱全，由于各路军政要人云集，电报局业务忙碌，1934年8月上庐山采访的《大公报》记者王芸生充分领教了邮电检查的厉害，在《赣行杂记》中抱怨说，庐山是政治重心所在地，邮电检查自然特别严密，但有时不免流于苛细。

那年8月30日，当时中国外交界的两颗大星颜惠庆、顾维钧上庐山，正被他遇上，第二天他就见到时任驻法公使的顾维钧，匆匆谈了十几分钟，他说：“在此外交紧急的时候，一般国人多觉得顾先生和颜先生不宜久在国内勾留。”顾听了这话不甚谓然，认为中国人没有知识，驻外公使不一定要坐在国外。旋又掉转话题道：“我们也有苦衷，我们在外边办事，等于是留声机的喇叭，若无唱片，根本无话可说。且外交也是一种战争，大本营如不决定战略，一任前线各自为战，其害更甚于不战。我这次归国，一为向政府请示方针，同时顺便到各地视察，藉以明了国内的情形。”

事后他去发电报，把顾维钧的谈话发给《大公报》，其中就有这一句：“余等仅为留声机之喇叭，若无唱片，根本无话可说。”检查员一看就删掉了。他对此很不满，认为是检查员滥用职权，按照检查新闻的范围只应该限于军事、外交的秘密，以及领袖的行踪，这个关于留声机的比喻究竟与国家大计有什么关系？

他本以为是牯岭的邮电检查特别严苛，没想到中途汉口的邮电检查更离谱。有两次他给报社发的新闻电稿，牯岭已经放行，到了汉口电报局中转却被扣留了。他在庐山接到通知，赶紧去找有关当局交涉，好不容易才下令由牯岭局电告汉口局放行，几经周折，等电报到天津，已晚了足足三天。他因此他感叹说：“一个电报，先经发报地的检扣，又经收报地的检扣，中间还要经转报地的路劫，真是难如登天。假使检查员真有见识，也还令人佩服，往往问题发生在情理和常识之外，真使你哭笑不得。”有一次汉口电报局扣留了三天经大力交涉才放行的那个电报，是他在庐山上对“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的采访，整个谈话的内容都是奖勉政府，鼓励人民，完全是有利于国民政府的宣传，他不明白为什么会被无情路劫？

他和蒋介石身边的秘书陈芷町说起检查新闻的问题，认为政府对于一个问题的发生，不要尽是消极的叫报馆不要登，应该积极的告诉报馆怎样登。政府要实行新闻统制，更非如此不可。外国通讯社及报纸遍布国内，本国报不登的事情，外报传得更厉害。譬如当时关于四川军事失利的事，最初不准报纸登载，外边揣测纷纷，甚至以为成都都已不保，及至允许报纸报道四川的情况，人心反而倒安定下来了。

办报出身的陈芷町对他的话表示赞同。王芸生的用意无非是希望国民党政府放宽新闻检查的尺度，给新闻界更多的自由度，越是把真相告诉民众，越能够防止各种传言、小道消息流传。但他提出的“积极办法”也蕴涵着一种危险，如果每个新闻发生都要由政府告诉报馆应该怎样报道，各报馆的自主性同样将受到严重阻碍，自由报道的可能性未必会加大，结果很可能不是离新闻自由近了，而是离新闻自由远了。

王芸生在庐山上曾两次与蒋介石见面，第一次谈了半个小时，第二次谈了一个小时，他用了六个字来概括蒋给他的印象：“虚怀，热诚，苦干”，他了解到蒋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连吃饭的时候也要约人谈话。蒋请人吃饭很简单，常常只有几样菜，“不美而且不丰”，所以许多人都要先吃些东西再去赴蒋之约。张学良感慨地说：“他太苦了，整天的在严肃的态度下见人治事，毫无舒展个人兴趣的余地。亏得他，换个人谁也受不了。”然而，仅仅从邮电检查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蒋治下的中国与真正开放的现代社会仍有距离，他还在旧的传统中打转。

吴忠信难忘两株紫薇

傅国涌

中华民国诞生时，南京只有一辆汽车，就是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座车，有一天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司机开着空车压死了一个行人，南京警察总监吴忠信接到报告，立即下令扣押了司机和汽车。总统府总务局长打电话说情，他也不放，就是要依法办理。最后，这位总务局长到警察厅办理了赔偿手续才算了结。

吴忠信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以后是蒋介石信赖的人。他是安徽合肥人，1932年春天，正是国难当头、时局艰难之际，家乡安徽上一年刚刚遭遇大水，民生凋敝，创痍满目，匪患严重，省财政捉襟见肘，机关发不出工资，有些学校都停了课，49岁的他受命出任安徽省主席。他以“清慎廉干”四个字为自己的施政要领，第一步先从取消特种营业税，裁处米捐开始，兴水利，修公路，整顿各级学校，到当年年底就有了成效，局面得到了扭转。他于是向行政院提出辞职，没有获准。

他有一种想法，要想繁荣社会，必须从“裕民”入手，而裕民之道首先就是节约政府的开支，1933年他把全省一年的预算从一千六百万元减到九百多万元。他修了从芜湖到南京的公路，他明白只有对外交通便利，才能促进经济发展。等到一切都有了些眉目，民生得到缓解，这年5月他再次提出辞职，得到准许。实际上他辞职的原因要复杂得多，事后他曾对朋友说起此事：“我回安徽做主席，是想为桑梓服务，但是有一批人专门捣乱，不是今天要某县缺，就是明天要某关卡，我对他们一律不买账的，他们就遇事兴风作浪，来反对我，最后，摆在我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把他们抓来，依法办理；一是我只有不干这个主席。可是我考虑结果，我如采取第一办法，不但难为皖人所谅解，就是我的祖宗坟墓，也难免要被人挖掉，所以我只有辞职。”

可见官难做，即使贵为一省封疆大吏，也有许多不得已的难言苦衷，甚至不是来自上面，而是来自下属，就是整天包围着自己的这个官僚体系，要想拒绝这种包围都很难，辞职是洁身自好、保持清白之身最简单的途径。官僚政治的逻辑实在可怕，除非能跳出这个框架，产生新的制度。这不仅是吴忠信做不到的。

1935年，他受命出任贵州省主席时，和他初到安徽情况相同，也是财政枯竭，百废待举，交通闭塞，地瘠民贫则更有过之，他上任之后采取了如下施政举措，一是整饬吏治，二是发展教育，三是人事公开，财政公开，确立会计制度，四是禁绝烟毒，五是肃清匪患，六是积极修筑与邻近各省的公路。“建设以交通为先，教育以职业为重”是他立定的宗旨，全省预算的三分之一用作这两个方面的经费，地质调查所，农事试验场，都在他主政时发挥作用，目的就是要开放地下、地上的各种资源，改善当地的经济，他决心“为贵州作远大的建设”。他去南京开会，本来可以乘飞机，但他想顺便考察沿途情况，所以乘汽车从尚未正式通车的川黔公路出行，正逢阴雨天，道路泥泞，汽车在崇山峻岭之间盘旋，时临峭壁，危险无比，而且要忍受饥渴，随行的人心中叫苦，他谈笑风生，泰然自若。

他在贵阳身居省府，除了一颗大印，四壁萧然，只有庭院里的两株紫薇是他的最爱，东边的一株据说有四百年以上的历史，西边的一株也有二百多年的光景，秋天花开之时，红紫相间，芳香随风而动，灿烂不可言说，他盘桓花下，常常不忍离开。他嘱咐身边的人，对这两株花，要好好地保护，使她们能历久弥荣。

1936年，因为两广事变发生，他与桂系李宗仁等人素有渊源，本来就是蒋介石和他们之间沟通的桥梁，他主动提出辞职，抗战之前，他两度出任省主席，为时都很短。他曾给自己一个评价：“曾带军队而绝非军阀，曾参与政治而绝非政客。”他给人的印象是“做事绝不敷衍，更不肯向恶势力让步。”离开贵州后，他念念不忘的只是那两株紫薇，他说过一句话：“人生如白驹过隙，倘无贡献于社会国家，反不若此类无知的花木。”

毛的阴魂岂止笼罩庐山

傅国涌

美国的史景迁有本《追寻现代中国》的大书，前几年在大陆出版的中译本只是其中的三分之一，从1600年到1911年就噶然而止，其实这本书书一直写到20世纪末为止，时间跨度是400年，在论及安放毛泽东遗体的纪念堂时有这样一段话：

“这座纪念堂正位处昔日紫禁城向外辐射的轴心点上，是举目向南方遥望的心脏地带，是中华帝国中心力量向城外之天下黎民百姓伸展的象征。现在，毛泽东那涂满药水的尸体所散发出的耀眼光芒，却成为一道藩篱，永远遮蔽了这一权力中枢的形象。”

天安门广场上的纪念堂和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画像遥遥相对，成为中国走向现代的巨大障碍之一。毛泽东的阴魂不仅笼罩着象征中国权力中心的天安门广场，前几天，我在庐山旅游，短短不足两天的行程，就充分见识了毛的阴魂不散。

首先是旅行社安排的游览线路，几乎就是沿着毛泽东的足迹设置的，我们在山上只停留了一个晚上，到山上已近中午，第一个景点就是毛泽东的“芦林一号”别墅，第二个是庐山会议旧址，然后是仙人洞、锦绣谷、美庐，第二天是含鄱口、黄龙潭、乌龙潭等，所到之处，即使是纯自然的景观，也因为毛曾到此一游，并且留过影，而染上了他的色彩，仿佛有了神气。

其次是几乎所有的景点最佳的位置都摆着一张毛泽东喜欢的藤椅。导游戏称，毛和蒋介石在庐山上选中“美庐”别墅，而且住同一房间，这是他们唯一的共识，二楼的阳台上摆放着藤椅，那是毛泽东曾经拍照的位置，坐下来就有人要来收费。从仙人洞、含鄱口、黄龙潭、乌龙潭一路行来，这些自然景观最佳的取景位置，处处都摆放着一张藤椅，并且立有一块牌子：“毛主席留影处”。游人拍照，一是要向蹲点拍照者交费，二是常常坐在藤椅上摆出毛式POSE，到处都张挂着毛的示范照片，和男女游人的模仿照，如果你不想学样，几乎只能放弃。

好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帝王崇拜土壤，在历史的真相没有完全揭开，毛泽东的尸体还停在天安门广场，依然被当作政权合法性来源的时代，许多国人心中崇拜毛的情结是不会解开的，愿意在藤椅上留影的人绝对不缺，何况也没有更好的选择，那张藤椅是垄断的，是不能移动的，不可挑战的，权力与商业结盟，具有难以抵挡的力量。在中国，不光是庐山，许多旅游景点常常都和帝王联系在一起，以帝王作为吸引游人的招牌，利用人心中没有根除的帝王崇拜、强权迷信心理来赚取钱财不是什么新鲜事，从秦始皇到康熙、乾隆一直到毛泽东，都成了旅游业的生财之道，即使以“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去解释兵马俑、故宫、长城，也只是轻飘飘的一句，骨子里还是对帝王权力的屈膝、奴颜和向往。这背后固然有现政权有意无意的默许、纵容和倡导，也是因为这重东西在中国人中广有市场，如果无人理会、门庭冷落，惟利是图的旅游业一定也会改变运作方式。

庐山上，面对毛泽东的无处不在，阴魂不散，我感到这块土地的悲哀和无奈，一个没有经历过启蒙运动的民族，仍被愚昧和迷信困锁着。“芦林一号”别墅是专门为毛泽东上庐山中途休息而修的，建筑面积有2700平方米，庭院面积上万平方米，据导游说，别墅门前的人芦林湖是个人工湖，毛泽东上庐山，喜欢在这里游泳。“芦林一号”于1960年动工，到1961年竣工。要知道那正是中国人大面积饿死的年头。我和同行的朋友说，将来有一天，可以还原历史真相了，也不必要废除这个别墅的旅游功能，只要改变解说词，换上一些陈列的图片，比如饿死人的那些资料，让国人明白在1960年、1961年饿死数千万生灵之时，宣称不吃红烧肉的毛又在干些什么？在天下名山、避暑圣地到处修别墅、挖游泳池只不过其中之一。

旅游是最直接有效的大众教育，也最能体现国民的文明水准、认知层次，尤其是对历史、对现实，所以，旅游景点呈现出来的林林总总，正是现实的投影。在庐山走马观花，一天下来就能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导游一路走来，除了偶尔有几次提及朱元璋和蒋介石，几乎都在讲毛泽东如何如何，调子当然完全是肯定的。朱元璋和蒋介石之所以没有被完全忽略，无非他们也做过统治者，掌握过至高无上的权力。

庐山上也在卖李锐老先生被查禁的大作《庐山会议实录》，可惜是盗版本，印制粗劣，还有一本粗制滥造的《庐山风云》，也假托他的大名，并大做广告。不过，买那本《庐山风云》的人更多些。庐山号称政治山，蒋介石喜欢到这里避暑，毛泽东更喜欢在这里避暑，上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两次著名的庐山会议，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会址是一幢高大结实的石头房子，如要进去参观需要在进山门票180元之外另买一张20元的门票，我们放弃了，只在外面转了一圈。历史的悲剧曾在这里上演，波诡云谲的权力阴谋曾混合在庐山的云雾中，认识庐山的真面目，就是认识中国真实历史的一个侧面，可惜导游的解说词与真相相去甚远。与我同行的友人许锡良兄感慨地写道：“庐山的千年历史正在消亡，风景也正在演变成为一部伟人政治生活史。一个美丽的山河，就这样被一道政治神符所笼罩了。使你再也看不见大自然的风光，而只有一道被美化的政治神符。对于这个人，你不要数他破坏了什么，只能数他还没有破坏什么。没有破坏的，恐怕伸出十个手指也就可以数完了。”然而，在熙熙攘攘的上山人流中，在意历史的真相，愿意探求庐山真面目的人又有多少？我由此感到，中国要真正走向现代注定还有很长的路。自助者天助，一个超大型的国家要想摆脱噩梦般的宿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只能依靠中国人的自我觉醒，没有任何外来的力量帮得了我们。

只要毛泽东的阴魂不散，在各个领域，各个角落，大大小小的毛泽东就会陆续登场，我们所追寻的现代中国就不可能到来，我们只能生活在帝王中国的现代变种之下，可以说，毛的阴影有多么巨大，一个现代中国出现的困难就有多大，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中国人都要负责任，当我们对那张藤椅趋之若鹜，迫不及待也要留一张影时，我们是没有指望走出这个阴影的。当我们开始拒绝那张藤椅，反感那张藤椅，打心眼里鄙视那张藤椅时，我们就迈出了走出这个阴影的第一步。现代中国在每个人的心中，也在每个人的脚下，学会拒绝，拒绝对成王败寇的价值认同，拒绝对绝对权力的仰视、羡慕和膜拜，拒绝在帝王阴影中自我麻醉，拒绝一切与现代文明背离的权力神话，珍爱自然山水和人文古迹，寻找历史真相，表达内心真实声音，当这一切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常态，这个时候，一个现代中国就悄悄在孕育之中了。虽然从庐山看中国，烟云缭绕之中，绝对权力的阴魂仍纠缠着老大民族，但除了摆脱它，我们已别无选择。        2008年10月18日

抗战前夕的渐进民主论

傅国涌

1936年冬天到1937年春天，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危机日近一日，《大公报》后起之秀王芸生在上海写下六封给北方青年的公开信，风行一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1937年5月18日写的《六寄北方青年》，首先谈的就是民主问题：

“Democracy这个词，从希腊语源上，应该译作‘平民政治’，它的定义亦可以此四字尽之。这个名词及其运动，都发源于希腊，在历史的演变上却形成不同解释及方式。在大陆上是一种形态，在英国及美国又各有不同的解释。”

他继续引用威尔逊的话说：“近代的德谟克拉西和罗马或希腊时代的德谟克拉西是具着极不相同的形态，而它们所根据的原则，更有天渊之别。近代的德谟克拉西的理论是权利平等，而不问血族和种别。它以社会一般的福利作为法律的归趋与目的。它并且宣称，没有一个阶级，或少数的贵族，无论他们的人数如何众多，才具如何干练，思想如何开明，能用足够的广大眼光，或能充分的屏除偏见，以认清一个民族整个的需要，或是为了大众的利益，而领导它的趋向的。凡是制造法律或执行法律的人们的行为，在每一步骤中，必须被统治者的同意，加以审核与决定。”

威尔逊的解释不免太抽象了，我们要的民主究竟是哪种形态？他自问自答说，综合时贤的论点大都倾向于立宪的民选议会的代议制度，他也赞成这种制度，但他知道实现的步骤不可能一蹴即就。胡适称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但即便是幼稚生也要达到能走路、会提小书包的年龄。“民主思想及其运动，在我们中国的历史太短浅了。我们还没有以民主思想为中心的公民教育，识字国民又那么少，土豪劣绅军阀官僚仍在支配包办着我们的国家社会，这都是实行民主政治先天的缺点。”所以，他主张中国要实行民主政治，在步骤上却须逐渐的达到，也就是走一条渐进的民主之路。在当时，就是借助孙中山设计的国民大会这个形式来推进民主，给国家树立民主政治的基础，而不是在体制外从头开始，另起炉灶。在1937年1月10写的《再寄北方青年》最后，他呼吁掌握政权的国民党确定召开国民大会的日期，并且把以前的选举法再考虑得进步一些。“经过这个阶梯，我们的政治可以更民主化一些。在一个比较民主化的政治局面下，可望团结全国力量以担当建国的任务了。”

有人批评他对民主的要求不彻底，他解释说，他在这里说的“更……一些”、“比较……的”都含有“逐渐”的意思。他认为逐渐推行民主政治，这是顾及实际的办法，这个办法虽然不是马上实行多党的议会民主，但在时间观念上，和他的民主信仰并不矛盾。在1月19日写的《三寄北方青年》最后他又一次提到国民大会，“我虽不敢对国民大会预存多少幻想，但它确是和平递嬗走向民主政治的一条大路。” 在4月20日写下的《五寄北方青年》中，他说得更详细。当时已确定在当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大会的组织法和代表选举法都已在研讨修正中——

“我们虽不敢幻想由这个大会中出现一个完善无缺的宪政，但这却是走向民主政治的一个阶梯。我们要把握住这个阶梯，不要放任使它变成一个四肢不灵意志不全的东西。

现在无论是谁，只要是中国国民，都有对修正中的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发表意见的权利。我以为要实现一个真正民主化的国民大会，除了在立法技术上注意之外，最根本的是观念问题。在观念上，应该根本洗刷掉包办的思想。这一点是应该由国民党来放大襟度的。”

他的这些主张社会影响很大，就连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凯丰都在延安的《解放》上作出回应，发表了一篇《我们所望于北方青年者》。然而，就是这样不彻底的民主要求、“顾到实际的逐渐办法”也未能实现，国民大会安排固然是被抗日战争打断了，但执政的国民党不是没有责任的。延搁十年召开的国民大会因为共产党、民盟等重要党派的拒绝参加而不可能成为推动民主化的一个阶梯。因为8年抗战，时势的变化，王芸生倡导的这条借助国民大会的渐进民主之路走不通了。